年画

  虽然是最严寒的季节,但蓝天是那样明媚高远,风中挟裹着隐隐的寒意,但我们小小的心里充满了欢愉,嬉戏,奔跑,打闹,像出笼的小鸟。

一听见这个消息,小伙伴呼哧呼哧跑了去。

……

  我仔细地一一看过,当看到那两幅年画时,目光便粘在那里。一幅是原野雪景:天地之间银装素裹,粉雕玉砌,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有些地方在白雪的覆盖下,隐隐露出褐色的石头和枯草的断茎,整个画面雄浑壮美。还有一幅是喜鹊登梅:冰天雪地中,一树腊梅傲然开放,点点红花给整个画面增添了无限的暖意和诗意,最妙的是梅树枯瘦的枝上还站着一只喜鹊,嘴巴半张。整幅画栩栩如生,惟妙惟肖,似乎能闻得到梅花吐出的幽幽芳香,能听得到喜鹊动人的歌声。

盼呀!大队终于送来了。全家人都饶有兴致的围过来,摆在炕上议论,看贴在哪里,看还缺几张。

后来我长大些,秋天就到生产队的大场院里去扒苞米,有时与姐姐一起编制马车上用的套包子,换些钱来,选购年画时,也不必顾及年画的价格了。

  接下来,妈要剪窗花,还要准备一家人过年的食物,爸要负责买红纸和写对联。而买年画则交由姐姐负责。那一年,姐姐要在家温习功课,我便毛遂自荐主动承担了买年画的任务。爸妈相视一笑,塞给我两块钱,我便和小伙伴一起兴高采烈地出发了。

贴年画讲究喜兴,将就色彩,将就对称性。如果家里有贴两张的位置,一般要选择,底色接近,画风一致,最好画面上的景物,方向相对。这要依房间的大小格局而定。

我买年画从不随便买。自家的墙壁面积较小,最多能贴下七八张年画。

  我出神地盯着这两幅年画,不知为什么,一颗兴奋躁动的心竟渐渐沉静。周遭是一片喧嚣,我却充耳不闻;身旁是摩肩接踵的人流,我却视而不见。

贴的时候,两个人举着,后面几个人指挥,“高点,低点,左边,
右边。”屋里洋溢着欢乐的笑声。

第二天,我向父亲要了两角四分钱,等不到村供销社开门儿,就赶了过去。可惜还是去晚了,年画《毛主席万岁!》卖没了。后来我又跑到八里以外的黄金供销社,才如愿以偿。
打那以后,每年的年终岁尾
,我就得早早的把积攒了半年的旧鞋底儿、骨头棒儿、麻绳头子及碎铜烂铁什么什么的,用土篮子装好,挎到八里以外的黄金供销社卖掉,顺便抢着把最好看的年画买回来。

  等买东西的人渐渐少了,售货员问我:“小姑娘,你想买哪幅?”我才清醒过来,赶紧掏钱买下了这两幅年画。回到家里,爸展开一看,笑着对我说:“买年画要买那些红色调的,这样看着喜庆,白色给人以萧瑟之感。”我红着脸辩道:“我就是感觉它们特别美,美得令我心动。”

炕头一般能贴两张,或一张横开画。两张常常选择连环画,图案配有文字内容。有绘画板和影印版。《西游记》系列颇多,多是绘画板。影印版多是戏剧,《花为媒》,《桃花扇》《白毛女》还有《天仙配》等等。是我最喜欢的,不知一年之中,反反复复看上多少回。就是去别人家,也要一定看看人家的年画,如果有连环画,也一定要看两遍。

孩提时,伙伴儿都盼过年,盼能吃上年猪肉,盼能穿上心衣服,而我最盼的莫过于贴年画了。

  儿时的记忆里,一进腊月,年的气氛就浓烈起来了。吃过糯软甜香的腊八粥后,妈就牵着我们的手奔走于邻近的几个供销社,扯上几尺好看的花布,请村里的裁缝给我们做上一件新衣。

贴上年画,年的味道更浓了,年也更近了。

每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三,是农家祭灶、大扫除的日子。

  而今,几十年过去了,年画也渐渐被各种装饰画和十字绣所取代,而当年那个站在年画前痴痴张望的小姑娘也步入中年。隔着几十年光阴的冷暖回望,顿觉时光呼啸,可儿时的年画仍历历在目,那样温馨,那样美好。

“供销社来年画了。”

选年画,要先下手为强。买晚了,自认为好看的年画就买不到了。剩余的年画多半是价格稍贵的,或者是些戏剧连环画。这种连环画,规格是两条屏或四条屏,竖开版,张贴位置受限,且画面不够鲜亮,贴在墙上效果不好,只有那些老年人,懂得戏文,才愿意购买。

  爸爱怜地看我一眼,便和妈把这两幅画贴到了墙上。洁白的墙壁,素雅的年画,浑然一体,没有色彩对比,确实不好看。但是当我注目这两幅年画的时候,就是莫名地喜欢,一种说不出的喜欢。就这样,这两幅年画一直贴在我家墙上,直到下一个年来临前才被取下。

家里贴年画的位置就那几处,年画准备多了,一点用处也没有。

文革期间,所有的年画都停止销售,只有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及样板戏剧照当做年画来卖。由于种类较少,没有可供选择的余地,若年年重复张贴,也没有新意,让我很是苦恼。

  很快,供销社到了。进得门里,我们便四散开去,寻找各自要买的东西。我站到了摆放年画的地方。年画很多,令人目不暇接。有嫦娥奔月、鲤鱼跳龙门之类的神话故事,有面相威严的历史人物,也有花鸟虫鱼、梅兰竹菊,还有寻常百姓的烟火生活,瞧,这一个肥嘟嘟的胖娃娃多可爱啊。

还有内心中,一家人,其乐融融,欢声笑语的荡漾。

每当糊完了墙,也贴好了年画,心里别提有多敞亮了。

把不怎么喜欢的,一致意见贴在了里屋,但不管怎样,所有能贴的地方,一定全贴上。

自从母亲生病那年开始,过小年儿这天,我和姐姐都得起个大早,赶紧吃一口凉苞米饼子,或干脆什么都不吃,系紧衣领,再拿破衣服把脑袋包得严严实实的,绰起大竹笤帚,登上方凳子,开始扫房糊墙贴年画。

因为父亲是抗美援朝的老兵,每年大队作为慰问军烈属,都要充满敬意的送来几张年画。家里也就因为这个原因在等,要先看到送来几张,是什么颜色,内容的画,是横画,还是竖画。

年画是较早前就买好的。

回家后,不厌其烦的讲着,眉飞色舞的说着。眼看着邻居家都在往回买年画,急得就怕喜欢的卖没了。每天跑去看几回。

197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年画《毛主席万岁!》,也有人叫他《剪窗花》。堂姐买回来一张。画面上女孩盘坐在针线笸萝跟前儿,双手展示窗花,我见了爱不释手。

年画对于家来说,是一年的文化,是一年的内涵。是365天,天天看在眼里的喜庆和希望,是至今难忘的年的念想,是无忧无虑的童年和故乡。

吃过晚饭,我提着煤油灯,端坐在屋中央,端详着那几张不知翻看过多少遍的年画。

跟门相对的墙上,或者跟炕相对的地方,也就是家里最显眼,最敞亮的地方,一般贴上底色淡蓝,亮丽的年画,连环画就不能贴在这里,不眼亮。画面要选好看的,《龙凤呈祥》《吕布与貂蝉》这种相亲相爱,美女俊男的古风系列。或者可爱的大胖孩子,抱着鱼的年画娃娃。侧一点的位置一般贴山水和动物,山水画小时我不喜欢,也看不懂,因为孤陋寡闻,总觉得不会有那样的地方。动物多是《东北虎》,不知为什么,母亲总是剪一方红纸,把嘴贴上,忘了是啥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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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空阔的供销社柜台前,瞬间拥挤不堪,悬挂在半空的年画,贴着号码标签,在头顶上飘荡,让人目不暇接。穿行在其中,默默地记着喜欢的号码,仿佛看见它贴在我家炕头的样子。

有一年,只好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及孙中山的画像贴在室内的墙上,整得跟教室似得。奶奶见了,责怪不止。“啧啧,这贴的都是谁呀?胡子拉碴的,怪吓人的。”

终于计算好,急匆匆的跑到供销社,姐几个串来串去,瞬间挑花了眼,看哪个都好,又不能多买,陷入选择的疑难大战中,争执最后,记住号码跑到柜台前,小心翼翼卷好,顶着冷风,一路热情的往家走去。到家后,全家人又摆在炕上,又议论一番。把画比划在墙上,大家各抒己见,定好哪张贴在哪里。

那滋味,比年三十儿,穿新衣、燃红烛、点灯笼、放鞭炮;吃冻梨、煮饺子,还要高兴,还要香甜。

盼年,盼父亲赶集回来一样一样的年货,盼母亲熬夜在清晨摆在柜顶的新棉鞋,盼姐姐缝纫机前的花衣服,盼厨房飘荡的肉香……

贴年画儿的那些事儿

孙成功

糊墙纸,有多种多样。最好的是糊墙的专用纸。这种纸多半是青花白底儿,大大的网格儿,不易糊歪了。用这样的纸糊过的房间颜色素雅,墙壁与棚顶渾为一体。可成本高,我家的经济状况不好,很少买,印象中只用过一次,大多的年份都选择用报纸。报纸便宜,两毛多钱一斤,买上五六斤,使不了用不尽。后来我和弟弟都读中学,报纸也不用买了。我把用过的课本一页一页的拆开,拿来糊墙。课本的纸页面积较小,糊墙有些费时费力,但比报纸白些,也结实些,还省得花钱。

每年的元旦以后,只要推开供销社的房门,年画便铺天盖地。那一张张编上号码的年画,像万国旗似的挂满了墙壁和房梁,任人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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