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哉游哉:一种灵魂的状态

在闲暇时写一篇有关闲暇的文章,应该是比较惬意的吧?2018年7月23日,应邀赴贵州民族大学做学术报告。此时京津地区的学校早已放假,学校开始变得空旷起来,并且已经进入一年之中最为炎热的暑期。报告结束,凉爽的贵阳让人不忍离去,所谓“赴汤蹈火”,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决心和毅力,于是便在贵阳住下了。没有课业负担,著述可快可慢,享受着贵阳的美食美酒,譬如花溪牛肉粉、酸汤鱼、青岩卤猪脚、辣子鸡、肉饼鸡、丝娃娃、米豆腐等,加上董酒、习酒、米酒,甚至于茅台,与三五贵阳的学生和朋友漫游贵阳附近的景点,突然感受到了一种难得的闲暇。在夕阳西下时驱车出行,吹着习习的凉风,满眼青山绿水,沐乎溪流,饮而归。这或者就是真正的闲暇么?也许真该为眼下的闲暇写上几句了,于是突然想起了德国当代著名作家伯尔的一个短篇小说,名为《优哉游哉》。

“不要理会有人说,人就要想人的事,有死的存在就要想有死的存在的事。应当努力追求不朽的东西,过一种与我们身上最崇高的部分相适合的生活。”——《尼各马可伦理学》1177b30

现在的人们,好像集体患上了不进步焦虑症。上班忙忙碌碌之外,还要关注各种学习型公众号,业余时间不听个课、报个班,就觉得落后了,荒废了,陷入深深自责。

小说记述一位渔民与一位游客在欧洲西海岸某码头的一番对话。一位衣衫褴褛的渔民躺在船上睡觉,此时海上景色美不胜收:蔚蓝的天空、碧绿的大海、雪白的浪花、黑色的渔艇、红色的渔帽。游客面对美景喜不自胜,咔嚓咔嚓不停地拍照,于是惊醒了安睡的渔民。渔民面有愠色,游客讨好地问道:“如此美妙的天气,如何不出海捕鱼?”渔民答道,他已经出过一次海了,捕获了“四只龙虾,还捕到差不多两打鲭鱼”,这些足够他吃两天了。游客追问道:“如何不乘着好天气,第二次、第三次出海呢?那样不是可以捕到更多的鱼吗?”渔夫问:“然后呢?”“然后你可以换掉你的船。一艘更大的机动船。”“再然后呢?”“你可以有更多的属于自己的船,有自己的加工厂、自己的冷藏厂、自己的公司、自己的酒店……”“那么,再然后呢?”“再然后,您就可以优哉游哉地坐在码头上,在阳光下闭目养神,再不就眺望那浩瀚的大海。”渔夫回答说:“可是,现在我已经这样做了,我本来就优哉游哉地在码头上闭目养神,只是您的‘咔嚓’声打扰了我。”游客一时语塞,然后若有所思地悄悄离去。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不是一种属性或者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实现活动。如果幸福是一种状态的话,处于某种状态的植物人就可能是幸福的。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植物人不可能获得幸福,因为只有在做的过程中,在实践之中才可能获得幸福。人有许多种实践活动。每种实践活动都出自于某种欲望或我们的某个部分。我们的动物性会产生吃饭、睡觉的活动,我们感情会产生喜爱、厌恶的活动。但是,幸福是一种最高的善,与幸福相关的实现行动一定是人的最高的实现行动。努斯是人的最高部分,因此努斯的实现活动,即沉思,就是人能够产生的最高的实现活动。

但是行动的方向?学习的目的?是否真的有所长进?如何才能于己有用?很少能想明白。

什么是“优哉游哉”?优哉游哉指的是一种悠闲自在、怡然自得的样子。该词最早出现于《诗经·小雅·采菽》:“优哉游哉,亦是戾矣。”这两句诗的大意是“从容自得很满足,美好至极多逍遥”。以后魏晋阮籍《咏怀》诗之一有:“优哉游哉,爰居爰处。”晋潘岳《秋兴赋》云:“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旷乎人间之世。优哉游哉,聊以卒岁。”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中写道:“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优哉游哉地度过的一生应该就是幸福的一生吧。

幸福就是沉思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第7章和第8章中,为这一观点提供了相当充分的论证。主要的理由大致上可以分为五个方面:

好像打从农业革命起,我们就迈进了这样飞速发展的“进步车道“,发展速度一日快过一日,用不过一万年时间,把过去几十万年的采集部落生活远远抛在身后。

与“优哉游哉”有些类似的词有悠闲、悠游、闲适、闲暇等。1947年德国当代哲学家尤瑟夫·皮柏(JosefPieper,1904—1997)出版了一部书,名为《闲暇:文化的基础》(Leisure,theBasisofCulture),汉译本更名为《闲暇:一种灵魂的状态》。这是一本专门探讨闲暇与工作、崇拜之间的关系的书。美国著名新批评理论家泰特说:“工作和闲暇的截然两分,现代人视为理所当然……皮柏的书讨论的主题,正是重新寻回闲暇和沉思默想合一的生活,这个古老的传统可追溯至先基督教时代的古希腊,也就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果然,该书首先从词源学上探讨了“闲暇”一词的由来。

首先,正如上面说的努斯的实现活动是人能够产生的最高级的实现活动。当我们思考神的实现活动时,我们就会发现,众神不可能实现公正、勇敢、节制等等活动,因为说神之间会进行交易、买卖,或者说神需要勇气、需要克制欲望来做某事,这些都是荒唐的。神的实现活动,只能是沉思。而人因为从事类似神的活动而能够获得神的喜爱,得到福祉。低等的动物,不可能获得幸福。因为低等的动物不可能进行思考。人要获得最高的善,即获得幸福,就必须实现自身中最高的实现形式,而不是进行等级的活动。

我们已经完全忘记,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大多数时候我们依赖采集为生,并不务农。

在西方,“闲暇”一词最早见于古希腊。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第一章,就有关于闲暇的说明。“闲暇”(Musse,亦即英文中的leisure),在希腊文中叫做σχολἠ,在拉丁文中叫做sola,其原意是指“学习和教育的场所”。在古代西方这种场所被称作“休闲”,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校。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写道:“我们闲不下来,目的就是为了能悠闲。”(X,7,1177b)在《政治学》中他写道:“一切事物都围绕着一个枢纽在旋转,这个枢纽就是闲暇。”(VII,3,1337b)柏拉图说:“众神为了怜悯人类——天生劳碌的种族,就赐给他们许多反复不断的节庆活动,藉此消除他们的疲劳;众神赐给他们缪斯,以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为缪斯的主人,以便他们在众神陪伴下恢复元气,因此能够回复到人类原本的样子。”可见,闲暇在古希腊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概念。

其次,幸福是愉悦的。德性是所有事物的尺度。真正的愉悦一定是对有德性的人来说是愉悦的,而不是对恶人来说是愉悦的。这正如某个东西是宜于健康的一定是对健康的人来说的。不能因为药能够改善病人的健康,就一般地说药是宜于健康的。对有德性的人来说,合于智慧的活动是最令人愉悦的。因此沉思是最令人愉悦的。而且相对来说,与愉悦相关的活动中,沉思是人能够最持续地去做的活动。所以沉思能够获得最持续和最高的愉悦。

也忘记了以采集为生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讨论“闲暇”,我们必然会说到工作。然而,“‘闲暇’这种观念的原始意义,早已被今天‘工作至上’的无闲暇文化所遗忘,如果我们现在想进一步真正了解闲暇的观念,那么我们势必要面对因过分强调‘工作世界’所产生的矛盾”,“在皮柏博士指控当代世界的各项罪状中,最让人心情沉重的一项,莫过于是说这个世界已经伤痕累累,已经臣服于‘工作神明’(idolatryofwork)的脚下,只知不停运转而失去了目的感”。

第三,其他德性的实现,如公正、勇敢、慷慨甚至节制都与其他人有关,而沉思是自足的。所以由沉思到达的幸福是不依赖于他人的。与此相关的是第四点,即沉思是因其自身而被人喜爱的活动。在其他活动中人们或多或少都是因为某个什么东西而去做这个活动,但是除了沉思的问题和思考外,沉思不会产生任何东西。

在《人类简史》中,这样描述采集人类生活:

我们再回到伯尔的故事。该故事讲述的也是工作与生活,或者说工作与闲暇、享乐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故事似乎还有很多不同类型。譬如,有些人从小志向远大,或刻苦读书或下海经商,总想干一番事业。最后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摸爬打拼终于功成名就,然后在年迈体衰时落叶归根,又回到自己的家乡“选一个好社区,买一套好房子”(顺便问几句:如果所有人都选一个好社区,那么坏社区谁去住呢?社区的好坏又是如何评判、由谁来评判呢?一个社会被分为诸多好社区和坏社区,这个社会还有可能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吗?),过起优哉游哉的生活。而更多的人则在家乡生活了一辈子,生于斯,长于斯,早已在家乡购房置地,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那么,哪一种生活更“悠哉”呢?前者还是后者?天天“悠哉”,其实并非“悠哉”。悠哉是相对于忙碌而言的,没有忙碌就没有悠哉。就闲暇而言,“它包含了人的内省行为,他看到了他在现实世界的工作完成之后,感到心满意足”。因此,悠哉总在忙碌之后,而不应该在忙碌之前。

最后,一般认为幸福要包含闲暇。所谓的闲暇无非是进行消遣和沉思。但是消遣不是一种幸福。因为消遣不是目的,不是因其自身而被喜爱和欲求的。消遣是为了获得快乐,但是消遣所带来的快乐是不持久的。真正的快乐是有德性的人的快乐,类似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正的幸福应该是有德性的人的幸福。对有德性的人来说,消遣只是为了追求的比消遣更重要的东西,因为人不可能一直工作。

采集者大约早上8点离开部落,在附近的森林和草地上晃晃,采采蘑菇,挖挖根茎,抓抓青蛙,偶尔还得躲一下老虎。等到中午过后,就可以回到部落煮午餐,接下来还有大把时间可以聊聊八卦,讲讲故事,跟孩子玩,或是放松放松。当然,有时候是会碰到老虎或蛇没错,但他们不用担心车祸或工业污染。

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有一段类似的描写,引人深思。小说叙述者“我”“从北地向东南旅游,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就到S城”。“我”在酒楼上巧遇自己的旧同窗,也是旧同事,即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在简单寒暄过后,吕纬甫一手擎着烟卷,一只手扶着酒杯,似笑非笑地说:“我一回来,就想到我可笑。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我们曾经为了各自的志向,从家乡起飞,有人飞得近,有人飞得远,但大部分人最终又都飞回来了。如果结局都是飞回来,那么飞得近和飞得远有区别吗?飞出去与一直停留在原地又有区别吗?飞出去又飞回来与飞出去不回来又有区别吗?

亚里士多德还讨论到幸福的物质条件。一个幸福的人必定需要健康的身体、足够的食物和一定的照料。德性是要靠实现出来的,如果缺乏基本的财富,就难以做出一些行为高尚的事情。但是对获得幸福来说,中等的财富就足够了。

而且,因为采集的活不那么繁重,所以妇女也能干,甚至比男性而言,是更为主要的食物来源者,于是男女平等。所以,从远古起,小家庭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了。

我想区别当然是有的,因为生活的意义并不在于结果,所有人的结果最终都是一样,而生活的过程却千差万别,没有完全一样的人生。这就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所强调的:生活的意义就在于生活本身,绝不在生活之外。生活之外的意义脱离了生活本身,那是“本质先于存在”,也就背离了存在主义的基本哲学理念。在存在主义者看来,飞得远近或者是否飞回来都与“悠哉”无关,重要的是放飞的过程是否精彩。

“自足与实践不存在于最为丰富的外在善和过度之中。做高尚的事无需一定成为大地或海洋的主宰。只要有中等的财产就可以做合乎德性的时。普通人做的公道的事并不比那些有权势的人少,甚至还更多。”(1179a1)

诚然,采集生活也不是天堂乐园,采集人类面临很多苦恼和困境,甚至很残忍。比如因为采集人类需要经常迁移的缘故,断舍离也就成了必须,而老弱病残就常常成为断舍离的对象。

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卡夫卡的人生轨迹或许也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启示。卡夫卡是一个生于布拉格,长于布拉格,最后又安葬在布拉格的作家。他一辈子没有真正离开过布拉格。弗里德里希——一位著名的犹太学者,卡夫卡后来同他学习过希伯来语——说道,“那时,我同卡夫卡站在窗前俯瞰旧城广场,他指着那些建筑物说:‘这是我的中学,对面的建筑就是我的大学,办公室就在左边稍远一点的地方,就是这个狭窄的圈子……’他用手指划了几个小圈,说,‘这个狭窄的圈子包括了我的全部生活。’”布拉格很大,但是属于卡夫卡的布拉格其实很小。世界那么大,然而卡夫卡的人生轨迹划出的圆圈却那样小。卡夫卡一生都充满焦虑和不安,为学业、为工作、为婚约、为写作,似乎从来就没有“悠哉”过。因此,说到底,悠哉的生活属于悠哉的人,悠哉的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可以找到“悠哉”;而焦虑不安的人不论何时恐怕都难以找到悠哉的心境。工作固然与悠哉生活关系密切,但并非因果关系,且不同人也不能一概而论。

毕竟,按照亚里士多德认为的,真正的幸福来自于沉思的生活。我们需要财富,只是因为我们不是自足的,我们需要食物和睡眠,以使得我们的沉思继续。

农业革命的到来,解决了采集者的很多难题。

现在我们该追问工作与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了。工作是为了什么?生活又是为了什么?究竟如何看待或对待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些并不是什么新鲜问题。但迄今为止,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标准的、完满的答案。显然,通常情况下,不工作我们没法生活,或者说我们的生活就失去了意义;但人活着并不就是为了工作,工作从来就不是生活的目的,正如悠哉或闲暇并非手段一样。对此,马克斯·韦伯说:“人活着并不是为了工作,但是人却必须为自己的工作而活。”

比如,务农使我们能够养活更多的人,不需要时常舍弃自己的亲人。

我们可以说,今日工作是为了有朝一日不必再工作;但我们不能说,今日生活是为了将来不再生活。生活必需工作,但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幸福的生活并非等于不工作,正如优哉游哉的生活并不等于幸福的生活一样。为了将来的幸福,牺牲现在的幸福,正如为了现在的快乐,牺牲了将来的快乐一样,都是不可取的。将工作与生活分隔开来,要么走向“工作至上”,要么走向“享乐至上”,都不可能获得真正幸福的生活。为了将来的闲暇而拼命工作,或者为了现在的闲暇而拒绝工作,这种闲暇一定都是短暂的。在伯尔的文章中,游客选择了前一种生活,他曾经拼命工作,于是有了眼下短暂的闲暇;渔夫拒绝持续工作,尽情享受眼下短暂的闲暇。游客为了晚年的闲暇牺牲了一生的闲暇;渔夫为了每日的闲暇牺牲了晚年的闲暇。游客衣着时髦,似乎居高临下;渔夫衣着寒碜,但已经心满意足。游客试图教育并改变渔夫的生活,但教育者最后变成了被教育者。如果说追求“悠哉”的生活就是生活的目的,那么,显然一生的“悠哉”要高于某一时段的“悠哉”。

再比如,可以不再那么频繁的搬迁,于是装饰扩大自己的房屋,修建文化娱乐场所,建筑、文化、艺术得以快速发展。

我们期待着愉快的工作和适度的闲暇,二者互为手段,又互为目的。不过,当二者同时均为手段时,它们的目的就是幸福的生活。“优哉游哉”,并不就是不工作,也不是工作后的短暂休憩,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和生活境界。“优哉游哉”无处不在,又无迹可寻。“闲暇是一种精神现象,是一种灵魂的状态!……一种内在的无所忧虑,一种平静,一种沉默,一种顺其自然的无为状态。”“不管是感官的感觉或是知性的认知,都一样具有一种感受性很强的‘观看’能力,也都一样具有‘倾听’事物之本质的能力。而适巧观看与倾听正是拥有闲暇的最大两个特质,我们追求闲暇并不是为了休闲和娱乐,也不是什么都不做,我们要处在‘沉静’状态中去观看和倾听这个世界。”“我们释放自己,专注对着一朵盛开的玫瑰花、一个沉睡中的婴孩或是一樁奥秘的神迹沉思默想时,这时一股新的生命气流便立即流向我们……我们对许多伟大真知灼见的获得,往往正是处在闲暇之时。在我们的灵魂静静开放的此时此刻,就在这短暂的片刻之中,我们掌握到了理解‘整个世界及其最深邃之本质’的契机。”总之,闲暇是一种无法言传的愉悦状态。这种闲暇,这种“优哉游哉”,或许接近于庄子所说的“逍遥游”吧!

但是硬币的另外一面我们却很少去想。

务农能养活更多的人,那是劳作时间更长换来的。一个农民一年四季每天从早劳作到晚,少有闲暇,需要养活的除了家人,更多的是贵族、官吏、僧侣、国王等养尊处优娇生惯养的精英分子

而且,虽然不需要搬迁,但是土地无法移动,于是农民也被土地绑在一处,历世不移,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成了孕育疾病的温床。

除了劳作、疾病,我们还深陷自己发明出的这个复杂庞大的世界体系,神经高度紧张,失眠、抑郁、焦虑接踵而来,无法自拔。

电影《上帝也疯狂》在描述城市时说:

人们不甘心屈服于自然环境,反而要环境来迁就他们,所以,他们建立都市、道路、交通工具、机器,为节省人力而绞尽脑汁,却不懂得适可而止,越想改进生活环境,反而令生活变得更复杂,小孩子被迫用十年或十五年在学校学习如何在这复杂危险环境下生存,不甘屈服于自然的文明人,发现他们必须无时无刻去适应自己所创的环境。

所以《人类简史》认为,“农业革命是史上最大的一桩骗局,真正的本质是让更多的人以更糟的状况活下去”。

虽然看上去先进了,快乐和闲暇却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虽然人类整体人口膨胀,占领地区扩张,取得了进化学上的胜利,却很难说个体是否更幸福了。

很多时候,我理想的生活其实是每天读书,看报,喝茶,弹筝,自由自在,不用上班,干喜欢的事情。可是为了糊口,不得不每天十几个小时绑在同样的地方,干很多重复的事情。

原本我们生活在采集部落中,与大自然和睦相处,悠哉乐哉,没有那么多强加的义务与劳作。

现在我们生活在自己建造的钢筋水泥丛林里,为了生活疲于奔命,偶尔才能偷得半日闲。

这让人想起那个农夫和富翁的故事:

在海滩度假的富翁看见贫穷的渔夫也悠闲地晒着太阳,问他:“你为什么不去工作呢?”

渔夫:“我今天已工作过了,打上来的鱼已够我一天所用。”

富翁:“那你可以多打一些鱼,多赚点钱啊。”

渔夫:“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富翁:“可以买更多的船,打更多的鱼,……然后可以有自己的船队,然后建立远洋航运公司……最后当上百万富翁。”

渔夫:“当了百万富翁又怎么样呢?”

富翁: “那时你就可以什么事都不用做,可以躺在海滩上晒太阳啊。”

渔夫哈哈大笑:“我现在不正在这里晒太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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