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报里的大社会——上海大学博物馆藏近代上海小报特展”在新启用的学校博物馆举行-上海大学新闻网

在诸多专业史中,新闻史属于冷清的一类,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而在新闻史中,小报又长期被忽视,早期的一些新闻史甚至没有小报的任何叙述和评价。近年来,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有所改善,有关小报的硕、博士论文及相关专著也时有出现。这是一件虽然姗姗来迟,但却值得大加肯定的事情。

12月12日,“小报里的大社会——上海大学博物馆藏近代上海小报特展”开幕式在上海大学博物馆里举行。校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段勇,市教卫工作党委宣传处副调研员俞真,全国高校博物馆育人联盟办公室主任沈丽丹,学校各相关部门、系统、学院领导,上海各博物馆和高校博物馆同行,媒体代表以及社会各界合作人士一百余人出席开幕式。仪式由上海大学博物馆馆长刘绍学主持。

旧上海哪段时期的小报最繁荣?
吴承惠:我首先声明,我谈的是印象,因为旧上海时期我还是个资历很浅的小青年,文化水平也有限,想事情和看问题都是即兴的、表面的。我还有个缺点,就是没有在这方面做过资料搜集的工作,报纸随看随丢,都没有留存。解放前,我是上海市银行的职员,并不在小报工作,虽然喜欢看小报,也看得不多,偶尔也写写文章、投投稿。当时小报很多,水平参差不齐,报摊上摆列出来的小报,看看五花八门,其中虽有办得比较好一点的,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每家小报的寿命都不长,有的甚至很短。小报虽多,内容往往大同小异,加上客观形势的变化,办小报的人又都不是有钱的大老板,经济常常出现困难,所以真正能挺立住了办多少年的小报是很少的。
抗战胜利前,龚之方先生在上海办过一份《光化日报》,跟他合作的叫唐云旌——诗写得非常好。龚先生最初是在电影公司做宣传,又办报纸,又在戏馆做宣传,是一个很有经营才能的文化人。解放前的小报一般都是旧的小报文人吟风弄月的地方,而龚先生起用了几位懂外文的大学生,比如沈毓刚和徐慧棠就被吸收进来编译海外新闻。因此《光化日报》当时是比较突出的,比较新颖,很受欢迎。当时日本人也管制舆论,而且管得很凶,却又有缝子可钻。《光化日报》的头版有很多从外国报刊编译过来的新闻报道。当时正在发生太平洋战争,到了1944至1945年间,日本败局已定,舆论也管不住了,从大后方和国外流传进来了不少消息。比如,那时候上海人还不知道吉普车,《光化日报》首先披露了,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同时它也带来了胜利的希望。读者既感到新奇,又很受鼓舞,所以这份报纸一时很受欢迎。
1945年抗战胜利后,办报需要国民党政府颁发的执照,有的小报拿到了,有的就没拿到。龚先生也没拿到,《光化日报》就停办了,于是他就连夜在家用一张报纸横折竖折,折出了一种方型周刊,是小报的变种,名字就叫《海风》,变身为期刊,内容还是小报式的,一周出一期,很快风行一时。那时上海还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报刊,销路大好。于是,原来的小报从业人员,甚至非从业人员群起而效尤,想趁机捞一票,一时之间,什么《海光》《海星》《海晨》等纷纷在报摊上出现,一下子有了几十种。有的报摊就乱堆在那里,三钿不值两钿,卖也卖不掉,形成一种灾害。于是,《海风》首先自行停办,当时唐大郎写了一篇文章叫《始作俑者的罪孽》,表示自责。因为,在1946至1947年间,小报数量虽然不多,但这种方型周刊却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形成畸形发展,是令人料想不到的一种乱象。想想《海风》初创的时候,内容还是蛮好的,很多名家化名写文章,吴祖光就写过,但后来办的一些方型周刊内容越来越糟,甚至语涉下流,理应遭到读者唾弃,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要问旧上海小报最繁荣的时期,我确实说不出来,当时我二十岁不到,抗战胜利前固然不知道,胜利后的也说不清楚,大概有五六家,或者七八家,办得比较出名的有三家:《铁报》《飞报》《罗宾汉》。《铁报》可能执其中的牛耳,老板在日伪时期是国民党的地下党员,后来倾向共产党。其他还有些印象的,比如《诚报》《辛报》等。当时办这些报纸的人,现在大多去世了,知道的人不多了。
1949年上海解放后,小报情况如何?
吴承惠:解放后,很多小报都主动停掉了,最后批准出版了两张新的小报,即《大报》和《亦报》,由新闻处主管。之所以还是要办这两家小报,我猜想有两个原因:一是用旧小报的形式教育当时的上海市民;二是维持小报从业人员的生活。而其中,我估计,夏衍同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当时在上海管文化,很博学,也是办报出身,对旧上海很了解,各方面结交的朋友也多,懂得利用上海的各种文化形式开展宣传,适应各种人的要求。
《大报》的主持人是冯亦代和陈蝶衣。抗战胜利后,从大后方重庆来上海的冯亦代和姚苏凤合办过一份《世界晨报》,由一位姓钱的资本家出资。《世界晨报》创办之初颇有雄心,想办一份与上海的小报有所区别的小型报,写稿的都是思想进步的文艺家,左派色彩比较浓。冯先生虽是党外人士,但思想进步,为共产党做了不少事,与左派文人关系很好,人称“冯二哥”。夏衍当时也在该报头版上开设了一个言论专栏,叫《蚯蚓眼》,都是一段一段的匕首式文字,三言两语、一针见血,很受注意。诗人袁水拍好像帮忙编过副刊,他又化名马凡陀写讽刺诗,就叫《马凡陀的山歌》。编辑有袁鹰等。可惜曲高和寡,脱离上海当时的现实,吸引不到更多的读者,销路一直往下跌,最后只好停刊。陈蝶衣当年是《铁报》的总编辑,也编过杂志,《万象》最早就是他编的。后来冯亦代去北京工作,《大报》的工作就由负责接收上海广播事业的党员李之华(也叫李一,以前搞影评,也是剧作家,在《世界晨报》当过采访主任)来协助陈蝶衣,主要的任务是负责与新闻处联系、沟通,上情下达,下情上报,具体编辑业务是不过问的。《亦报》则由龚之方和唐大郎主持。
那在小报的具体管理方面有什么政策吗?澳门新浦京娱乐游戏
吴承惠:大概是有的,但我不知道。宣传口径以《解放日报》为榜样,重要报道送到《解放日报》去审。那时我们办报都守住两条底线:一是歌颂新社会,二是痛恨旧社会。而在发行方面,解放后刚开始还是由发行商自行解决,后来才收归邮局管理,当时报纸发行集中在望平街,《大报》由一位姓田的负责发行,《亦报》由一位姓武的负责,他们原来就是小本经营的发行商。当时发行得好的,也就两万多份。
现在回过头看,《亦报》好像比《大报》办得好,能请您谈谈《亦报》的具体情况吗?
吴承惠:《大报》是1949年7月创刊的,《亦报》稍微晚一些。两份报纸在内容安排上差不多,头版是上海本地新闻,重要的新闻由《解放日报》来发,轮不到小报来抢先发;第四版是影剧和体育,《亦报》第四版的上半部分是体育,下半部分是影剧;翻开的二、三版是副刊。这跟当年的小报是一样的。
二、三版的副刊,《亦报》比《大报》好,这得益于它的作者群很强大,有周作人、张爱玲、张慧剑、陶亢德、金性尧、许姬传(梅兰芳的秘书,《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记录者之一)、柳絮、冯凤三、沈苇窗(后来也去香港办《大成杂志》,本人是学中医的)等。以前的小报文人分两种,一种是自身有职业的,也喜欢在报纸上写文章,写出名了,在很多报纸上就有他的专栏;另一种就是专门为小报写文章,以此为职业,比如冯凤三既写小品,也写洋场小说,就很有名。周作人、许姬传等也给《大报》写,但总体上还是《亦报》好看。
头一年,两张报纸的销路都很好,广告也很多,创刊一周年的时候,两张报纸在电台上做了三天的特别节目,很有声势,邀请上海的京剧、越剧、沪剧、评弹、滑稽界的名角到电台上来演唱,听众要听什么人唱什么戏,可打电话来点播,同时订一份报纸。后来报纸就不景气了,《大报》首先让人感到了颓势。因为报纸最重要的还是新闻信息,最好能采访到独家新闻。副刊虽然有优势,像周作人、张慧剑等作者都赫赫有名,懂行的人要看,但一般读者兴趣不大。其次,广告少了,内部管理也不健全。《大报》的行政人员,就是一个经理、一个会计,发行和广告都是有人承包的,他们不算报社的正式员工,也不拿固定工资。到后来,客观形势越来越显示出这两家小报的内容大同小异,两张再办下去就嫌多了,于是《大报》和《亦报》就商量合并,新闻处也有这个意思。当时看趋势是《大报》并到《亦报》去,因为大家普遍觉得《亦报》的质量好一点,内部管理也好一些。我当时是代表《大报》参加谈判的,但一直谈不成功,这里既有人事安排上的复杂原因,还因为《大报》负了债,《亦报》的经营状况好一些,但也没有钱来帮忙还债。如此僵持了一段时期,《大报》为表示决心,先主动停刊,债务好像是新闻处帮忙处理了一些。这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政府在必要的时候还是要施以援手的。后来就并入了《亦报》,那是1952年的事情。
两报合并后,陈蝶衣没有去《亦报》,也没有安排别的工作,后来就去了香港。陈蝶衣是个文人,不会算计,也不懂得管理,他只会编报、写文章,也适应不了新社会对报纸的改革要求,只好远走他乡了。
1952年合并后,上海新闻界就开始思想改造了,参加的全是民营报纸——《亦报》《大公报》《新民报》《文汇报》等。整风后,《亦报》部分人员并入了《新民报》,《新民报》从此变成了公私合营;《大公报》计划迁至天津;《文汇报》计划改成教师报。
哪些小报编辑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吴承惠:《亦报》的龚之方先生本来也可以进《新民报》,不过后来去了北京的《新观察》;唐大郎后来在《新民晚报》做编委,兼副刊组组长,他在从前的上海小报界号称“江南第一支笔”,朋友们都喜欢他,又感到他为人落拓不羁。夏衍很了解他,为促使他进步,特地安排他去北京的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了一年后再回来。他诗写得好,好多文艺界的名人都愿意跟他做朋友。此外,陈亮是《大报》新闻版编辑,后来在《新民报》做本地新闻。沈毓刚原是《亦报》副总编辑,后来是《新民报》编委、新闻编辑组长,负责头版。吴崇文是文艺版的编辑。冯小秀自然负责体育版。胡澄清还是编副刊。胡平和我是记者。还有董天野、乐小英负责美术工作。还有一些人我想不起来了。
您多年从事小报或小型报的工作,能谈谈吗?
吴承惠:我很惭愧,我高中也没有毕业就出来学生意、做事了,学历不高。生性喜欢文艺、看报、看书,进行自学,后来开始投稿。在《世界晨报》时期,我和一位姓吴的朋友包了一部分版面谈股票行情,他负责写稿,我就去报社编辑排版,不算正式员工,像是合同工,也给一个记者的名义,同时也去采访其他新闻。《世界晨报》销路一直不好,内容也不断改革更新,但总是与上海当时的现实格格不入。副刊编辑换过好几个人,最后请刚由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李君维编过一段时期,好像出现了新的内容,但大家的评价也不怎么样;后来他请假,随父亲去南京出差,就由我代编了三四天。后来《世界晨报》接洽了一个新投资者,但资金没到位,姚苏凤先生一怒之下索性就把报纸停掉了,去了《东南日报》担任副刊“大都会”的主编。冯亦代先生原在中原公司当高级职员,也在《联合晚报》编副刊,他对我们几个小青年还是非常关心的,正是在他的介绍下,我得以向《新民报》《联合晚报》投稿,认识了不少文化人。冯先生还经常约我们一些人聚会、喝咖啡,有李君维、董乐山、何为等。1947年,经我父亲朋友的介绍,我进了上海市银行当职员,在提篮桥分行,待遇不错,一年要多拿几个月的工资,逢年过节还有奖金,我的生活开始好起来,西装都是那时候做起来的,也有钱请朋友喝咖啡了。
解放后,上海市银行被接收,同事大多已被分配,我留在分行负责清理工作,感觉非常无趣,也有点惶惶然。忽有一天我遇见了翻译家董乐山,他告诉我,解放后的上海新出版了一张小报,叫《大报》,是陈蝶衣办的,他被吸收当记者,可他没有兴趣,因为他原是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现在想去北京新华社。于是,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我当然愿意。他就去跟陈蝶衣一说,陈听说我原来是冯亦代的人,一口就答应了。于是我就这样正式进入了上海新闻界。进《大报》以后,因为报纸需要多登社会新闻,所以我天天不是跑浙江北路的人民法院,就是跑几个公安局。一年后,美国电影被禁止放映,民族戏曲趁势兴起,于是我的采访重点转向了戏曲界,从此看了不少戏,认识了不少名演员,也写了一些可以保存的东西,如《盖叫天演剧五十年》等。
事情总在不断地起变化,大概到了1956年,《新民报》在赵超构先生的主持下进行改版,我又去跑社会新闻,其中有一篇《她在转变中》,写周佛海的小老婆在妇女教养所接受改造,激起了反响,被指责为大逆不道的黄色新闻,噩运似乎从此开始,直到1957年被打成右派。这以后二十年多年的遭遇,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现在不说也罢。“文革”后,《新民晚报》于1982年复刊,我被调回来参加编副刊。但我积习难改,止不住又开始写东西,其中“秦绿枝”这个笔名用得比较多,还出了几本书,这也没有什么好夸耀的。倒是退休以后,这二十多年来,日子过得很是安闲,可以说是水波不兴,这是我一生最值得珍惜的日子。回首前尘,恍如一梦,什么银行职员、小报记者、下乡劳动、进厂做工,苦也罢,甜也罢,统统不在话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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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一张小报《游戏报》

开幕式上,段勇首先致辞。他指出高校博物馆是服务学校教学和科研的重要机构,是校园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上海大学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的新的载体和平台。作为以上海城市命名的大学,上海大学建设海派文化博物馆,建设展现老上海大学校史的溯园,要通过收藏、展示、研究、传播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推动上海建设三大文化品牌的规划与目标。

上海是中国“小报”的发源地,自1897年6月第一张小报《游戏报》创刊,到1952年11月《亦报》的停办,前后存续达五十余年。小报一问世,就秉承“记大报所不记,言大报所不言”的宗旨,尽可能远离政治,将视角下移,大量刊登社会新闻,专述市井小事,从衣食住行到吃喝玩乐,将市民百姓的开门七件事一网打尽。小报“自由”、“消闲”的特性,反而让它的销售量远高于一般“板起面孔做文章”的大报,在上海市民的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在利润的驱动下,也造成小报从业者良莠不齐,办报格调高低不均的状态。小报的老板和主笔,既有洋场名士、文学作家、编辑记者,也有喜欢舞文弄墨的医生、律师、商人等等。有些小报,注重社会责任,洁身自好,作风正派;而有些则专挖名人隐私,打压同行,宣扬低俗,以拍马舔痔为能事。小报的庸俗浮夸,低级趣味,也成为在历史上屡被查禁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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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立报》《辛报》的崛起,给小报界吹入了一股新风,其对时事政治的重视和副刊新文艺化的革新,与以往小报相比均有所变化,给人以格局更新的感觉。尤其是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以后,以《救亡日报》为代表的一批小报,秉承办报与救亡图存相结合的方针,给民众传递了坚持抗战,绝不当亡国奴的信心,书写了小报界光辉的一页。

俞真从高校博物馆的视角,指出上海目前二十多座高校博物馆各具特色,为城市文化增添了靓丽的色彩。她希望上海大学博物馆在实践高校育人功能的同时,更进一步将文化育人工作推向广大中小学校,推向社会公众,发挥高校与高校博物馆服务社会的教育功能,成为上海文化的新地标和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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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大郎和龚之方创办的《海风》

开幕式上,上海市收藏协会集报专委会会员杜永平向上海大学捐赠了从晚清时期的《申报》、《时务报》、《消闲报》,到当代《申江服务导报》创刊号等各类上海发行的报纸,共计5000余份。尤其是《申报》创刊次年,即1873年清代同治年间的一份早期《申报》,非常珍贵。段勇代表学校接受捐赠,并向杜永平先生颁发了捐赠证书。

抗战胜利后,上海社会局颁布公告:凡沦陷时期的各类报刊一律停刊,同时令沪上欲办刊的报社重作出版登记。1945年11月17日,一种逢周六出版的小型周刊在上海报摊悄然出现,其十二开本的新颖版式,立刻引起一贯喜新厌旧的上海人的关注,而雅俗共赏的版面风格,和传统小报既有几分相像,却又和以往小报的格调有所不同,成为阅报者的“抢手货”。
主办这份名叫《海风》周刊的,正是海派小报的代表人物唐大郎和龚之方。《海风》的一炮打响,让仿效者蜂拥而起。有的已经发行的期刊,立即改版,仿其方形外观;有的连刊名也一并仿制,如《海涛》《海晶》《海星》《海光》《海声》等等。人们很快将这一类形制的期刊称为“方型周刊”,又因其在上海发源并主要在沪出版,故又称“海派方型周刊”。它们可谓是当时上海的另类小报。

由上海大学博物馆馆长刘绍学担任丛书主编,郭骥副研究馆员等主编的《近代上海小报图录》同步首发。上海图书馆张伟研究馆员、沈丽丹主任、上海大学统战部曹为民部长、上海大学出版社戴骏豪社长等向上海大学图书馆、一间书屋和学生代表捐赠了《图录》。该书为博物馆海派文化研究丛书之一,收录有80种重要小报的图文信息,为近代上海新闻和报刊研究提供了参考。

《海风》的特色,受到过夏衍等人的影响。夏衍当时在《世界晨报》上开辟“蚯蚓眼”栏目,所发文章都针砭时弊,且短小精悍,妙语警句传诵一时。唐大郎“天天读‘蚯蚓眼’,击节称赏了几个月”,表示“这些文章,都是加重小型报本身分量,及提高小型报水准最好的材料,好在它是短小,所以合符小型报的风格”。《海风》走的正是“蚯蚓眼”式的道路,它标榜的“说真话,敢批评,针对社会现状,为老百姓作喉舌”的办刊特色,受到老百姓热捧,读者群迅速扩大到大江南北。但随着《海风》的畅销,跟风而起的“方型周刊”鱼龙混杂,很多甚至以色情庸俗作卖点,故很快遭到当局“一窝端”的查禁。这种“一扫帚打杀十八只蟑螂”的野蛮做法让《海风》无端受累,唐大郎悲愤控诉:“我是方型周报的发行人之一,因为没有造过谣,也没有用色情来戕害过读者,向来无愧于心。……遗憾是力争上游的结果,遭受到一网打尽的取缔,早知如此,我们也会色情,也会造谣,在当时乐得昧一昧良心,多销几本,纵然发不了财,至少不至于赔出肉里钱来。”

本次展览展出了从1897年至1952年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近代上海小报,包括《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宝嘉于1897年创办的中国小报鼻祖《游戏报》,曾创下当时小报发行记录的《立报》,抗战时期由10家小报联合创办的《战时日报》等新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小报。《晶报》、《金刚钻》、《福尔摩斯》、《罗宾汉》等小报界的四大金刚也悉数登场,其中《晶报》被誉为三日刊小报的“开山祖”。近代上海滩闻名遐迩的娱乐场所大世界、永安天韵楼都有自己的“游戏场报”。《开麦拉》、《无线电》、《范朋克》的报名就体现出时代特征和流行元素。而以《海风》为代表的“海派方型周刊”,是小报史上不可略过的特殊小报形式。展览最后以《大报》和《亦报》收尾,这两份报纸与当时的《新民报》合并,是为今天《新民晚报》的前身。

其实,《海风》遭禁的真正原因还是它刊发的那些抨击时局的文字,唐大郎的真情流露正代表了小报界当时的艰难处境。1949年后,唐大郎、龚之方、冯亦代等人在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夏衍的支持下,创办《亦报》和《大报》,吸收了小报界的很多人加入,也延续了传统小报的最后一线文脉。1952年11月,《亦报》停刊(在此之前,《大报》已与《亦报》合并),随后由《新民报》晚刊改刊的《新民晚报》,开启了上海小报的新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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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从“消闲”和“游戏”、“大上海”的“新生活”、“社会”的“响”与“轰”等三个视角,展现了近代小报既具有娱乐休闲的一面,也具有揭露社会黑幕,关注人民疾苦的一面。尤其是一份珍贵的《上海报》极为罕见,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指导工人运动,于1929年以小报的形式在上海出版的通俗性报纸。报纸申明“是上海唯一替大众说话的报纸”,“是上海工人阶级——特别是工人群众之阶级斗争的工具”,内容着重反映“工人、农民以及士兵、贫民的生活状况”。该报屡遭查禁,多次更名,后来与中共中央机关报刊《红旗》合并为《红旗日报》。这与当时的《社会日报》、《立报》、《辛报》、《昌言报》等,都是那个时代具有正能量的报纸。

民国初年望平街清晨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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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中国新闻界的重镇,尤其在晚清民国时期,几乎撑起了新闻界的半壁江山,而这半壁“江山”,其实是由大报和小报共同打造而成的,大报的庙堂气象、党派博弈与小报的江湖地气、民间纷争,两者合一才组成了完整的社会面貌,要洞察社会的大局,缺大报不可,欲了解民间的心声,少小报也不成。大报的“滔滔江水”和小报的“涓涓细流”,
汇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有着丰富细节的“江天一景”。可以说,少了这一泓“涓涓流淌的鲜活泉水”,我们的新闻史就是残缺不全的。一些重视小报、认真查阅的研究者,已经先行一步尝到甜头,写出了不少充满新意、富有特色的学术论文。小报里面有“富矿”,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的共识。以往大家对小报重视不够,这不仅反映在思想观念上,各大文博机构甚至连一份比较完整的小报目录都拿不出来,基础不稳,建造的大厦难免倾斜,这直接导致了学术研究的缺陷。现在正是补课的时候。

此外,展览还以实物和数字化的形式,展示了数百种各具特色的小报,既有《铜报》、《血报》、《小晨报》、《时代报》等珍贵的创刊号,还有《鸣报》、《物质救国报》等难得一见的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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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博物馆位于宝山校本部东区钱伟长图书馆大楼的一、二层,目前已开始试运行。博物馆面积近5000平方米,以海派文化、上海方言文化,以及存在于1922年至1927年的老上海大学的校史为主题,讲述海派文化,弘扬红色文化,将建成上海的又一文化品牌和文化地标。

上海小姐竞选前奏曲——1946年8月8日《铁报》

“小报里的大社会——上海大学博物馆藏近代上海小报特展”的揭幕,标志着上海大学博物馆正式启用。以后,博物馆将陆续策划推出新的展览,欢迎广大师生前往观展。

上海大学博物馆以打造海派文化为特色,平时尤其重视包括电影、戏剧、新闻、美术等在内的海派文化藏品的征集,在同类博物馆中堪称翘楚。如他们馆藏的上海小报,数量巨大,品种丰富,时间跨度涵盖晚清民国,其中既有被誉为小报鼻祖的《游戏报》及其同时期的《笑林报》《采风报》等清末著名小报,也有创刊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福尔摩斯》《罗宾汉》《金刚钻》等一批最有代表性的民国主流小报,更有被新闻史界视为“新派小报”的《辛报》《立报》《铁报》《救亡日报》《世界晨报》等;而且其中的创刊号占到了近十分之一,并且还拥有《申报》《新闻报》《大公报》和《字林西报》《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自由论坛报》等中外主流大报。这批报纸的收藏,使上海大学博物馆今后既能为学校师生的学习研究提供服务,也使博物馆今后在筹备各类综合展和专题展时显得游刃有余,如虎添翼,为博物馆多元化服务社会奠定了扎实基础。

展览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6:00。联系电话:66133465。

现在,毕业于上海大学的郭骥、黄薇两位年轻研究人员,以上海大学博物馆的这部分馆藏为基础,编选了这本《近代上海小报图录》,选录近现代上海地区出版的小报达八十种,每种皆附有实物图影,辅以详实的解读文字,一册在手,犹如拥有了一本上海小报的简明辞典,对了解上海小报的发展历史和其在新闻史上的地位影响,以及随着社会发展而导致的业态变迁,均能有所裨益,可以说是对目前新闻史写作的一个很好补充。

(本文为《近代上海小报图录》序言,此书由刘绍学、郭骥、黄薇等编著,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年9月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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