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剧《芦荡火种》在松江区新浜镇文体活动中心小剧场火热上演

1963年5月3日,在南方养病的江青在杭州胜利剧场观看了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演出的《芦荡火种》,派人要去了剧本,后来通过文化部推荐给北京京剧团改编成京剧。北京京剧团接到任务后,决定由汪曾祺、杨毓珉、萧甲、薛恩厚改编剧本。此剧由萧甲、迟金声导演,李慕良等设计唱腔,赵燕侠饰演阿庆嫂,高宝贤饰郭建光、周和桐饰胡传魁等。改编本初名《地下联络员》。

改编后的《沙家浜》上演以后,更加受到观众的欢迎。江青要拍摄样板戏影片展现她京剧革命的成果,自然会锁定这部戏。当时全国比较有实力的电影厂主要是上影、北影、八一和长影。由于20世纪30年代混迹上海滩演艺界的那点事,上影厂成了江青的忌讳。而北影、八一已经相继有样板戏影片问世,于是在1970年,江青经过对长影厂的考察,决定把下一部样板戏的拍摄基地挪到长春,而且一次就分配两部戏在这里拍摄,这就是《沙家浜》和《奇袭白虎团》。

本剧故事发生在1939年,新四军转移时将郭建光等18名伤病员留在阳澄湖畔的沙家浜,他们同以春来茶馆老板娘的身份为掩护的地下党员阿庆嫂和当地群众一起与胡传奎和刁德一的忠义救国军进行了顽强机智的斗争并取得胜利。此剧矛盾错综复杂,情节环环相扣,结构严谨,个性突出。

就在此时,剧组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中央领导要来观看京剧《芦荡火种》。1964年4月27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前来看戏,演出的还是公演的那个版本。领导们对此剧表示了肯定和赞赏,致使江青不得不有所收敛,只好悻悻地说:“算了,等有了时间,再慢慢磨吧。”

这场戏讲述的是指导员郭建光等18名伤员被困在芦苇荡里十多天,没吃没喝,但革命斗志始终不减的故事。在戏的编排上,一方面要强调环境的艰苦、险恶,另一方面又要突显英雄人物开朗、乐观。改编者特别对郭建光在这场戏中的主唱做了增改。唱词在简单的要鼓励战士察全局,观敌情,坚守待命,紧握手中枪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毛主席党中央指引方向,鼓舞着我们奋战在水乡。要沉着冷静,坚持在芦荡,主动灵活,以弱胜强。河湖港汊好战场,大江南自有天然粮仓。漫道是密雾农云锁芦荡,遮不住红太阳万丈光芒。等唱词。改编者在谈创作体会时说,这样改,郭建光所表现的革命乐观主义就有了更充实的内容,胸怀也显得更为开朗豪迈。

本次演出分上下午两场,每场都吸引了近300多名社区居民及沪剧爱好者前来观看,演员精彩生动的表演,把铁骨铮铮的沙老太、临危不乱的陈天民、善于斗争的郭建光、阴险狡猾的刁德一及草包司令胡传奎等角色惟妙惟肖地塑造了出来,一个人物形象无一不闪烁出个性的光彩。令台下观众连连鼓掌叫好,有几位沪剧爱好者连喊过瘾。

京剧《沙家浜》成功后,江青将之窃为己有。张春桥则要求上海的沪剧完全照京剧《沙家浜》路子改。当时陈荣兰曾表示:“沪剧不擅长武戏,没有武功演员,沪剧《芦荡火种》最后的武装开打要适当变通处理。”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也认为“沪剧还是有沪剧的特点”。“文革”中,这些就成了陈丕显“对抗毛主席”的重要罪行而遭批判,陈荣兰也被勒令在沪剧团的电视机前陪斗,继而陈荣兰又被非法关押,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文革”结束后才得到平反。

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上海市人民沪剧团将革命回忆录《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改编为沪剧《碧水红旗》,1960年公演时更名为《芦荡火种》。1963年秋,江青在上海观看了演出,将它推荐给了刚从港澳演出归来的北京京剧团,要求他们尽快改编成京剧。1964年元旦,江青接见剧团的主创人员,送给每人一套
《毛泽东选集》,提出要求,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把这场具有世界意义的京剧革命进行到底。

8月25日,沪剧《芦荡火种》在新浜镇文体活动中心小剧场火热上演。这是由松江区永丰街道立韵沪剧演出队带来的红色经典剧,演员们一早就入场做准备工作,社区居民及沪剧爱好者更是热情满怀,早早就找座位入座。

在上海第三届沪剧艺术节上,我们又听到了《芦荡火种》脍炙人口的熟悉唱段:“芦苇疗养院,一片好风光”,它不仅将我们带回到了当年血与火的战斗岁月,同时也使我想起了关于创作《芦荡火种》的那些故事。

不可否认,江青对这出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给予过具体指导。她要求,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加强新四军指挥员郭建光的英雄形象,突出武装斗争的主题。改编后的《沙家浜》有了两条线,主线是以郭建光为代表的武装斗争,辅线是以阿庆嫂为代表的秘密工作。在全剧的整个结构布局中,特别突出了武装斗争,而其中又以第五场坚持为全剧的核心。

1964年6月5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在北京开幕,京剧《芦荡火种》参加了演出,得到了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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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汪曾祺、杨毓珉等创作人员加强了本来是配角的郭建光的戏,为他设计了成套的唱腔。充实了“坚持”一场,又把原本中阿庆嫂带人化装成送亲队伍、混进敌巢、一举歼灭胡传魁等顽敌的结尾忍痛割爱,改成郭建光等养好伤杀出芦荡、连夜奔袭、攻进胡府的“奔袭”“突破”“聚歼”三场戏。这样,阿庆嫂的戏削弱了,郭建光成了主要英雄人物。

在如此沉重的压力下,摄制组的艺术家们是无法很顺畅地将自己的艺术思想贯穿到拍摄之中的,所以几乎所有的重场戏都经过了反复重拍的几个回合。加上长影厂又远离首长,摄制组不能随时聆听上面的指示,只能一次次派人进京送样片。一直折腾到1971年8月,历经了种种波折,《沙家浜》总算封镜完成了。相比拍摄过程,审查过程还算比较顺利。一个月以后,彩色影片《沙家浜》作为第四部被搬上银幕的样板戏,在全国公映。(刘一凡,江沂)

接下来,江青又来“关心”《芦荡火种》了。她提出了一通修改方案,限时要演员把戏词、唱腔背出来,但是排出来一看,江青发现还不如原来的好,于是挥挥手说:“咳!这么改不行,算了,你们还是恢复原来的戏吧。”如此朝令夕改,折腾得剧组人员苦不堪言。

拍摄样板戏影片,这是政治任务,长影厂自然不敢有所怠慢。他们选定曾经拍摄过《英雄儿女》的武兆堤做导演,舒笑言担任摄影,腾出厂区内最好的房子小白楼,让《沙家浜》剧组居住,甚至还专门开了一所小卖部,以解决样板团成员的生活之需。

文牧笔下的江南水乡

出品时间:1971年

首场彩排时,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和罗瑞卿、江青等观看了演出。因仓促上马,演出效果并不理想。江青看了大失所望,上台接见演员时,绷着脸,一言未发。之后就撒手不管,自己去南方疗养了。倒是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认为此剧基础不错,应该继续修改加工。市委特别安排剧组到颐和园住一段时间,集中精力修改剧本。后来剧中出现的“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和“一日三餐有鱼虾……心也宽,体也胖”等著名唱段都是那时候写出来的。市里还安排剧组下连队体验生活。为了充分吸收原作沪剧的长处,1963年12月,北京市委特地邀请上海沪剧团赴京演出
《芦荡火种》,12月31日在青艺拉开演出大幕。北京京剧团的同志反复观摩学习,并与上海的同行座谈交流,互相切磋。1964年1月23日,刘少奇与李先念等领导人观看了沪剧《芦荡火种》,上台接见演员时,连声说:“好戏,好戏!”祝贺演出成功。

拍摄单位:长春电影制片厂

毛泽东提议:“剧名改为 《沙家浜》好”

《沙家浜》:毛主席指示要以武装斗争为主

沪剧《芦荡火种》在舞台上展现了一幅江南地区抗日军民与敌伪殊死斗争的壮丽图景,塑造了阿庆嫂、郭建光、陈天民、沙老太、胡传奎、刁德一等人物形象。剧中十八位新四军伤病员在群众掩护下,隐蔽在芦荡,艰苦卓绝,顽强坚持;地下工作者阿庆嫂依凭开茶馆的特殊身份,在敌人眼皮底下,巧与周旋,置顽敌于股掌之间。最后,病愈的战士化装成戏班,混入胡传奎的喜堂,全歼了敌人。这个戏充分发挥了沪剧的剧种特色,展现了江南的水乡风光和民俗风情。此剧一炮打响,获得成功,深得上海观众的喜爱。

演出单位:北京京剧团

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等领导审看了《芦荡火种》后,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

样板戏影片组建的剧组,成员比较奇特,一部分是演出单位样板团,另一部分则是拍摄单位摄制组。样板团是样板戏的缔造者,自然也是首长眼里的红人。而摄制组的成员大部分都是扫地出门的黑帮,只因拍摄的需要刚刚才被特批解放出来的。成员的组成不同,矛盾自然是免不了的。在拍摄前几部样板戏影片时,样板团和摄制组大相径庭的生活待遇就曾引起摄制组的不满,更令这些艺术家们无法容忍的是,艺术创作上一旦出现纷争,必定是让摄制组服从样板团,《沙家浜》的拍摄同样也没有躲过这一对矛盾。

文牧对江南城镇十分熟悉,接触过三教九流各式人物,又曾在日寇、伪军、流氓、乡保长鼻子下过过日子。他写《芦荡火种》,在报告文学提供的故事和深入采访获得大量素材的基础上,充分调动了自己丰富的生活积累,又集中了创作组的集体智慧,因此剧本所塑造的阿庆嫂、胡传奎、刁德一等人物形象非常生动,呼之欲出。“摆开八仙桌,招接十六方,砌起七星灶,全靠嘴一张”,把一位机智灵巧的茶馆老板娘刻画得栩栩如生。剧中还精心设计了阿庆嫂、胡传奎、刁德一的一段“三重唱”,充分运用戏曲传统手法,表现出尖锐的戏剧冲突和人物的不同性格。沪剧里有许多“赋”,如《陆雅臣》的唱词就安排了“鸟赋”“花赋”“茶赋”“药赋”等。《芦荡火种》中陈天民的藏头药方,就是借鉴了“药赋”。剧中还充溢着江南水乡的美丽风光和醇厚的民俗风情,阳澄湖、芦苇荡、走坊郎中、大做亲等等。剧中的唱词既通俗又生动,像“芦苇疗养院,一片好风光”等唱段,一经演出便不胫而走,到处传唱。

还是第五场戏坚持,在拍摄时由于导演和样板团的意见不统一,这场戏反复摄了多次。导演从逻辑出发,追求真实的效果,认为这时候的伤病员缺衣少食,人物的形象不能过于英俊,面带菜色才能体现出苦来。于是他要求在演员的脸上加一点灰色,并在拍摄时将光线调暗。样片洗出来引起样板团强烈不满,这不是往英雄人物脸上抹黑吗!在他们的坚持下,这场戏全部推倒重拍。观众后来在银幕上看到的是这样的画面:背景光线暗,表现天低云暗、无边无沿的芦苇荡,暗示着环境的险恶;人物光线亮,表现英雄人物的年轻英俊,不畏艰险的革命乐观主义。远景是乌云滚滚、天水一色的芦苇荡,前景是容光焕发,服装和臂章色彩异常鲜明的主人公,对比非常强烈。样板团认为,只有这样处理才能把18个新四军伤病员的形象衬托得像青松一样雄伟高大。

在《芦荡火种》创作中,执笔者文牧功不可没。文牧是一位从舞台上跌打滚爬出来的剧作家。他原名王文爵,又名王瑞鑫,文牧是他的笔名。他1919年出生于上海松江县(今为松江区)。在小学读书时,他就对土生土长于上海的滩簧(当时已称为申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常去观看演出。小学毕业后,文牧在一封米行里当学徒,由于酷爱申曲艺术,1936年他17岁时毅然离开米行,正式拜申曲艺人王雅芳为师学唱申曲。开始是跟师学艺,帮师做艺,在上海市郊和苏南一带流动演出。

接受任务后,团里组织力量改编了剧本,在剧情上突出了地下斗争的主题,并改名为《地下联络员》。但因仓促上马,彩排时大家都不满意。为了改好剧本,北京市委安排剧组到部队体验生活,1964年,又借上海沪剧团赴京演出之机,组织大家观摩学习。1964年3月底,北京市市长彭真观看了重新改用原名的京剧《芦荡火种》后,大加赞赏,立即批准对外公演,结果连演百场,盛况不衰。1964年7月23日,在观摩大会期间,毛泽东观看了这出戏的演出,他指出:要以武装斗争为主,并建议将该剧的剧名改为《沙家浜》。

陈荣兰委派陈剑云和文牧等同志深入到那支部队,参观部队军史展览馆,见到了36位伤病员的照片和有关实物,深入采访了刘飞中将等伤病员中的幸存者,收集到许多生动的素材。文牧等还亲自到阳澄湖一带深入生活,听当地群众回忆新四军的战斗故事。他从一些老大妈那里了解到当地大做亲、闹喜堂、走坊郎中等民俗民风。《血染着的姓名》原来写的东来茶馆的老板胡广兴是男的。有一次文牧采访一位常熟当地搞地方志工作的老同志,他了解到当时还有不少以茶馆老板娘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的。因为这个故事里,男角较多,而沪剧团旦角力量强,所以文牧就把茶馆老板改成了老板娘阿庆嫂。他们以崔左夫报告文学为基础,又对丰富的生活素材加以提炼、概括。1959年10月文牧执笔写成剧本初版《碧水红旗》,后改名《芦荡火种》。该剧1960年1月投入排练,1960年1月27日在上海共舞台正式首演。杨文龙导演,由著名沪剧艺术家丁是娥饰演阿庆嫂,解洪元饰郭建光,石筱英饰沙老太,李廷康饰陈天民,夏福麟饰胡传奎,贡中浩饰刁德一。

《芦荡火种》一炮打响

观摩大会期间的7月23日,毛泽东和彭真、谭震林、康生等领导人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毛泽东亲自上台接见演员,称赞“阿庆嫂演得好,郭建光演得好,刁德一演得好”。几天后,江青到剧团又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要突出武装斗争,强调武装斗争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打进去。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毛泽东还提议:“剧名改为《沙家浜》好。”他解释:“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的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么。”

1958年,上海市人民沪剧团的编剧文牧受电影《铁道游击队》的影响,很想编写一部反映新四军抗日斗争的现代戏,因为他自己在江南亲身经历过抗战时期的烽火,也听到过不少这方面的故事。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部队文工团出身的沪剧团党支书、副团长陈荣兰。这一年的9月,陈团长拿了一大摞材料来找文牧,说:“这是从南京军区拿来的一批解放军建军30周年征文的材料,你看看有没有适合的题材。”文牧仔细阅读了这批材料,其中有一篇由崔左夫撰写的《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的文章,引起了他的兴趣,这篇作品叙述1939年秋,新四军的一个支队“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36名伤病员,在团政治部主任刘飞带领下,来到常熟阳澄湖西的芦苇荡养伤。他们在地下党和群众的掩护下,与敌伪进行了巧妙的斗争。文牧觉得这个题材很好,故事生动感人,富于传奇色彩,适合于改编成沪剧剧本。他向团长汇报了自己的想法,经团部研究,决定将它改编成一部现代剧,集体创作,由文牧执笔。

原来故事发生地不叫沙家浜,也没有红石村、春来茶馆。这里最初叫横泾,有个前荡村,在崔左夫的报告文学里也只有董家浜和东来茶馆。这个戏闻名于世之后,上世纪80年代初横泾公社改名芦荡乡,1992年
3月又正式改名沙家浜镇。后来这里建起了一个占地2500亩的沙家浜旅游景区,有沙家浜革命纪念馆和由叶飞将军题写的“沙家浜”碑亭,广场上有郭建光和阿庆嫂的巨型雕塑,有象征十八位伤病员的石雕,此外还有春来茶馆、红石村等景观。今天的沙家浜可说是因戏而得名,因戏而闻名。一部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而反过来又能给生活以巨大的影响,这正是文艺的特殊魅力吧!

京剧《沙家浜》于1971年8月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彩色影片,由谭元寿、洪雪飞、万一英、马长礼、周和桐等主演,后即在全国放映,其影响就更大了。

改编者对初稿作了认真的修改加工,把正在长影厂拍电影的著名老生谭元寿、马长礼调回北京,加盟剧组,分饰郭建光和刁德一。导演和赵燕侠、马长礼等主演悉心揣摩剧本,反复琢磨角色,哪怕化装造型、小道具运用等细节都作了精心的设计。“智斗”一场无论唱、演都非常精彩,当阿庆嫂唱到“人一走,茶就凉”和“有什么周详不周详”的间歇中,把刁德一杯中的残茶随手一泼,使刁德一狼狈不堪。还有“审沙”一场,胡传魁、刁德一当着阿庆嫂的面审问沙奶奶,“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胡传魁命令枪毙沙奶奶,逼着阿庆嫂表态。阿庆嫂忽地站起来开口:“司令!”刁德一认为有戏了,可阿庆嫂却若无其事地说:“……我该走啦。”胡、刁的阴谋宣告失败。这一稿改名《芦荡火种》,无论剧本还是舞台艺术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1964年3月底,彭真等北京市领导重新审看了京剧《芦荡火种》的演出,表示满意,并同意公演。这次公演深得观众欢迎,《北京日报》等报纸纷纷发表社论、评论,高度评价剧目的成功。

江青百般挑剔京剧版《芦荡火种》

1948年文牧加入由丁是娥、解洪元创办的上艺沪剧团,始任演员,翌年兼任编剧,从此启用“文牧”为笔名。1953年2月,由上艺沪剧团和中艺沪剧团合并成立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文牧遂任编剧,并任艺委会副主任,从此文牧成为国家剧团的专职编剧。在短短几年间,他推出了
《好儿女》《罗汉钱》《金黛莱》《鸡毛飞上天》等多部剧作。他执笔的《罗汉钱》一举成功,还拍摄成影片,从此沪剧走向了全国,文牧也成为当时沪剧作家群中的代表人物。

1964年4月中旬,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即将举行之前,江青飞回北京,随即在北京工人俱乐部观看了正在公演的《芦荡火种》。她看了演出却大发雷霆,厉声对剧团领导说:“你们好大的胆子!没经过我就公演了!在飞机上我从报纸上看见你们的广告,还有给你们吹捧的社论。不行!这出戏是我管的,我说什么时候行了才能对外演出。懂吗?”弄得剧组人员莫名惊诧,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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