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记(四)-人生的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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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生的烟卷
钱穆在《师友杂忆》附录之《怀念老友林语堂先生》一文中述及林语堂的一个细节,钱穆此文即以此为中心写成,这一细节即可为林语堂一人生缩影。那是钱穆和林语堂的第一次见面,钱林两人同年,当时皆48岁。时在抗战时期之四川成都,席宴之间,宾客相谈甚欢。林语堂“两指夹一烟卷,一面抽烟,一面谈话,兴致甚浓,那烟卷积灰渐长,而语堂谈话不停。手边及近旁,没有烟灰缸,我担心那烟灰坠落,有损主人地上那美好的地毯,但语堂似乎漫不在意,直到那烟灰已长及全烟卷十分七的程度,却依然像一全烟卷,安安停停地留在语堂的两指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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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钱穆着,九州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有删节
推荐理由:本书是钱穆先生值80岁与88岁高龄时写作的,他将自己的家族与一生见闻娓娓道来。读罢此书,既在平凡的叙述中见到先生的学术传承脉络及思想的变化,并且对当时的一些文人,有一个特别的了解。如先生自己说的,《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不光是写他自己一身一家的琐事,更加能启发那些对近当代人文思想感兴趣的“善论世者”。
语堂和我,同生在西历一八九五,同是前一世纪的人,只我生日比语堂早了一百天左右。我此文特称语堂为老友,却不指我们有着很久的交情,只是说我们过了七十始成交,真是一老年朋友。
语堂早在三十岁前后,名满海内,举国皆知。尤其是他编行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诸杂志,乃当时新文化运动中异军特起之一支,更使他名字喧动,“幽默大师”的称号,亦由此成立。我那时在小学、中学教书,只在报章杂志上认识了语堂。直到民国十九年我去北平教书,而语堂那时已离开了北平,我和他仍没有见面认识的机会。
我们初次相识,乃在抗战时期,语堂由美国返后方,从重庆来成都,在华西后坝张岳军邀宴席上。那是我们四十八岁的一年。那一晚只是匆匆一面,此后语堂仍去美国。约在十年后,语堂应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之聘,忽来一信,邀我去南大主持研究院职务。此书情辞斐亹,引苏东坡语,执礼甚谦。大意是相慕已久,此后可望长期领教。我那时在香港,因离不开新亚,去函婉辞,仍未有继续相见之机会。只语堂那一书,使我常留记忆中,惜书已丢弃,至今未能具体引述其书中之词句。
待我七十后,离开新亚,忽得王贯之电话,说语堂来了香港,贯之系语堂小同乡,前去访谒,语堂谈及有意和我见面,由贯之邀集,在其《人生杂志》社的小楼上午餐,语堂夫妇、我夫妇及贯之夫妇共六人,餐后去附近宋王台公园摄影闲谈,直过四时始别,那才可称是我和语堂亲切见面之第一次。
越数日,贯之又来电话,说语堂欲来沙田我寓处,但因我寓在山坡上,须爬近两百石级,语堂腰脚力不胜,约我在山下海边一游艇上餐聚。同席仍是贯之夫妇和我们两家夫妇并语堂之二小姐太乙及其夫婿黎明,共八人。此两次见面,乃是我和语堂正式订交之开始。
此后语堂定居台北,我夫妇去台北,亲到他阳明山住处,即在此后新居的斜对面去访候。留同晚餐,久坐始别。语堂告我,顷方仔细读我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又称此下当开始从事中文着述。他夫人又领我们去参看语堂的书房。她说:晚间十时过,她即独自上床,语堂一人留书房伏案阅读和写作,不过十二时不睡,常达翌晨一时两时。我深自惭,我常在夜间十一时就寝,熬夜工夫,远不能和语堂相比。
隔一年,我们夫妇亦迁居来台,和语堂见面机会更多。又一年,我们定居外双溪,和语堂阳明山新居更近,见面机会也更多。但开始,我急于完成我的《朱子新学案》,语堂又忙他《汉英辞典》的编辑,从容长谈的机会实不多。我总觉得近在咫尺,晤聚甚易,不以为意。不料语堂夫妇最后几年,常往返台港间,而且留港期长,返台期促,偶获见面,而他的体况,已逐见衰退,乃竟于长逝。总计我们在台晤聚,实也不过四五年时间。在此八十余年中,过七十始成交,实际上,前后也不能到十分之一的八年的来往,人生如此,殊堪悼念。
在我记忆中,三十多年前,在成都张宅那晚和语堂初次见面,却有一影像,深留脑际,历久尚新。那时有几人,离开座位,围立室中央闲谈。语堂两指夹一烟卷,一面抽烟,一面谈话,兴致甚浓,那烟卷积灰渐长,而语堂谈话不停。手边及近旁,没有烟灰缸,我担心那烟灰坠落,有损主人地上那美好的地毯,但语堂似乎漫不在意,直到那烟灰已长及全烟卷十分七的程度,却依然像一全烟卷,安安停停地留在语堂的两指间,我此刻已记忆不清,语堂最后如何交代他两指间的那一条长长的烟灰。
二十年后再见面,语堂常抽烟斗,偶尔也吸一支香烟,便引起我的回忆。我和语堂相交久了,才从那一条长长的烟灰,了解到语堂之为人和其操心。似乎在任何场合,语堂总是我行我素,有他那一套。但那一套,实只是语堂之外相。至于语堂之内心,似乎还另有别一套。在任何场合中不忘抽烟,那只是语堂外面的一套。那烟灰长留不落,却不是漫不经心的。在语堂的内心,实仍有他那一条长长的烟灰之存在。别人没有和语堂深交,只见他外面一套,认为语堂是放浪形骸,纵恣不羁的。常联想到他“幽默大师”的一称号,认为语堂之幽默处正在此。但语堂另有他内心之拘谨不放松处,那长长的一条烟灰之终于不落地,正是一好证明。语堂之幽默,在我认为,尚不专在其尽抽烟卷之一面,乃更有其烟灰不落之一面。
方语堂在国内,编行《论语》《人间世》《宇宙风》诸杂志,固是他内心生活之一面。待他寄居美国,发表他《吾土吾民》等一系列的成名新着,那又是他内心生活之另一面。在国外受教育,又在国外长期居留,以他外国语文之高深修养,不返国凭崇洋为炫耀,而却在国外宣扬祖国。只此一端,可谓为人所不为,堪当中国传统观念中一“豪杰”之称。迄今外国人,不论美、欧,乃及其他地区,多有对中国另眼相看的。他们约略知道,在此世界,有此中国和中国人之存在,语堂长期在美的这一系列成名新着,总不得谓其无影响。而且在国外为中国和中国人留此影响的,除语堂一人外,纵不能说其绝无,而语堂一人,也几可说近似于仅有了,语堂这一勾当也可说幽了天下之大默。
语堂旅居美国,逾三十年,功成名就,尽可作一寓公以终老,乃语堂决心归国定居。在他归国后,据我亲眼目睹,总觉他的日常生活,言谈举止,洋气少,土气多,俨然不失为一中国传统的书生。如我般孤陋寡闻,仅识ABC,绝不能读他在美成名的一系列新着的人,居然也被引进了他交游之末座。我尝巡视他新居,书房内,书房外,满室满廊,缥缃如山,盈箱插架,尽是中国古籍,但语堂似乎忘了他自己已是七十以外的老人,拥此书城,尚嫌不足,还时时向我问这书,问那书,问何处有买,屡问不已。回忆我在大陆所交,亦尚是海外留学生占多数,那时知怡情中国古籍的亦尚不少。及此二十多年,乘桴台港间,往日旧交,多已邈若云汉,死生隔阔。不意老年又得此一友,乃朝夕寝馈于斯。而天不慭遗,昔人经黄公酒垆而兴悲,我今重往语堂书室,又岂止如黄公酒垆而已乎?而且语堂往年,在国内编行《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一纸风靡,垂老回国,一变往态,转而从庄周、苏东坡,进而提倡孟子,惜已不易如他往年“子见南子”之类之获得当前国人之共鸣。抑且语堂之身后追思海外或尤深于海内。而语堂晚年在海内国人之心中实亦尚奠定于其海外之声名。语堂讲究生活的艺术,彼生活中之此一转变与其分别,实亦语堂生活艺术中一幽默也。
语堂生在虔诚的耶教家庭中,但在其肄业上海圣约翰大学之神学院时,以对神学无兴趣,即放弃其信仰。后来旅居美国,又曾一度信仰,后又改弃。有一年,我旅游美国,遇一美国老太太,亦一虔诚信徒。彼问我,林语堂信耶稣,何以忽又放弃?在彼意,凡属中国学人,必应认识林语堂,承彼亦认我为一中国学人,自必与语堂相识。语堂中途放弃对耶稣之信仰,在彼认为乃一世间莫大事件,渴望我对彼所问,有一解答。其意态之诚挚,溢于言外。但我当时,实与语堂仅有一面之缘,若据实以告,彼必甚感意外,我又不能亲操英语,必赖译人传达。窃恐语不达意,在大庭广众间,似不宜率直以对,我因告彼,林语堂虽系一文学家,但中国文学家,必重一番内心修养。林语堂对信仰耶稣之前后转变,必有他一番内心曲折,在他自己未有明白表达以前,他人无法代为措辞。那老太太终于颔首称是。自我和语堂相交,始终没有谈到宗教一项。后来语堂又重进教堂听礼拜,并常闻牧师讲道而流涕。临终又告其家人,吊祭须从耶教仪式,此事我到他死后始知。闻彼有一书,不久将出版,说明其对耶教信仰先后内心之转变,我私念我往年告那美国老太太的一番话,幸而没有错。语堂为人之直前直往,而在其内心深处,实自有一条贯,亦据此可知。那未吸完的一段烟卷,和其变为灰烬之一段,依然同在他两指间,依然仍保留其同一烟卷之旧式样。语堂内心,有其放达处,但亦有其拘谨处。果人生以百年为期,语堂已经历了其十分之八。尚留一段烟卷未抽完,其抽过的一段,固亦成为灰烬,却尚在其内心,完整地保留着,不散不落。此是语堂生活的艺术,亦是语堂人生的幽默。我老年幸获与语堂交游,所认识于语堂,迄今所怀念,而堪以告人者,亦仅此而已。
生为一中国人,生而为一近百年来之中国人,世变仓皇,前途渺茫,究不知将何所届止。语堂已矣,但与语堂生值同世之人,回念前尘,岂不一切亦已全成了灰烬。果能仍保此灰烬,不散不落,仍成一烟卷样夹持在两指间者,语堂以外,又复几人?我常想语堂生平,烟卷在手能尽抽,抽后成灰能尽留,较之仅知抽烟,不顾烟灰落地,地毯遭殃者要自有别。今日吾国人,乃尽辗转在烟灰屑中,灰屑满地满室,而两指间却成无烟可抽,此诚生活艺术之谓何,人生幽默之何在乎?怀念老友,曷胜怅然。
起稿于怀恩堂追思礼拜之清晨,定稿于语堂灵柩下窆阳明山故居之下午,时为一九七六年之四月。

中年林语堂。

这一段描述的林语堂,名士风度十足。钱穆又云“我此刻已记忆不清,语堂最后如何交代他两指间的那一条长长的烟灰”。从这一句话中即可看出钱穆和林语堂乃两种不同类型之人,钱氏稳重,林氏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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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文中还有一段以烟卷烟灰喻人生的绝妙文字,兹录如下:那未吸完的一段烟卷,和其变为灰烬之一段,依然同在他两指间,依然仍保留其同一烟卷之旧式样。语堂内心,有其放达处,但亦有其拘谨处。果人生以百年为期,语堂已经历了其十分之八。尚留一段烟卷未抽完,其抽过的一段,固亦成为灰烬,却尚在其内心,完整地保留着,不散不落。此是语堂生活的艺术,亦是语堂人生的幽默。

前排左起:周建人、许广平、鲁迅;后排左起:孙福熙、林语堂、孙伏园。

人生诸事,皆有境界之分。即如抽烟亦是。林语堂抽烟的境界诚高矣,似亦把烟抽成了艺术。林语堂有《生活的艺术》一书,虽读过,但不复记其中是否有关于抽烟的文章了。钱穆在其文中赞叹了林语堂的这种生活的艺术,亦以烟卷为喻。其文亦美,录如下:生为一中国人,生而为一近百年来之中国人,世变仓皇,前途渺茫,究不知将何所届止。语堂已矣,但与语堂生值同世之人,回念前尘,岂不一切已全成了灰烬。果能仍保此灰烬,不散不落,仍成一烟卷样夹持在两指间者,语堂以外,又复几人?我常想语堂生平,烟卷在手能尽抽,抽后成灰能尽留,较之仅知抽烟,不顾客烟灰落地,地毯遭殃者要自有别。今日吾国人,乃尽辗转在烟灰屑中,灰屑满地满室,而两指间却成无烟可抽,此诚生活艺术之谓何,人生幽默之何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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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百年的烟卷,有人随抽随落,有人烟尽灰留,此间差别,亦难言矣。

林语堂故居。

2、教育的宗旨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唐太宗《帝范》卷四),太宗之语,当指治国之法,用于教育,亦当无差。办教育者,取法宜高,不宜低。“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严羽《沧浪诗话》)此语是指学诗而言,普及于学习者,亦为一准则。一个人求学的眼光宜高远,如眼下上大学,如把目标仅着眼于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则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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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在《师友杂忆》附录《我和新亚书院》中述及了创办新亚书院的宗旨,其宗旨可谓高矣。钱穆先言“我们认为当前的大学教育,至少有两个目标应加注意:一为人类的文化价值,二为个人的生活理想。”这两点看起来是高而空的,但确是上上之法。试想,一个人的生活理想如果没有高高在上的文化价值的指引,那这个理想就高不了。理想不够高,就起不到指引的作用。所以,如果没有文化价值的指引,就难以树立一个明确的生活理想。没有生活理想的指引,个人的生活就不会有境界。大学生活尤其需要一个生活理想的指引,方能经学习而破茧成蝶。

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原著其实是英文版。

钱穆言:我们创办新亚书院的宗旨是:本校创办,旨在溯宋明书院讲堂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为人类和平、世界幸福谋前途。本此旨趣,本院一切教育方针,务使学者切实了知,为学做人,同属一事。在私的方面,应知一切学问知识,全以如何对国家社会人类前途有切实之贡献为目标。惟有人文主义的教育,可以药近来教育风气专门为谋个人职业而求知识,以及博士式、学究式的为知识而求知识之狭义的目标之流弊。

1943年,林语堂出版了政论集《啼笑皆非》一书。本书写于1943年2月,3月中旬脱稿,7月在纽约出版,当年底已是印刷到第五版。一贯温和宽厚的林语堂,其锋锐却在这本书里脱颖而出,他批评了美英盟国的远东政策,提出了以中西互补的文化观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观点。至于本书用意,他在重庆为本书中文译本所写的序言《为中国读者进一解》里开门见山地说:“当时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盖一感于吾国遭人封锁,声援无方,再感于强权政治种族偏见,尚未泯除,三感于和平之精神基础未立,大战之宗旨未明,大西洋宪章之适用范围未定,自由与帝国之冲突难关未破。”(梅中泉主编《林语堂名著全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版,第23卷1页)

这一宗旨真是融合东西了。“溯宋明书院讲堂精神,旁采西欧导师制度”,眼光高而广。半个世纪以前,就已有了“专门为谋个人职业而求知识”的流弊,钱穆说唯有人文主义可以药之。今天,毕业生求职率的高低为评判一所大学高下的重要标准之一,当与不当,实难一语明之。但以今天来看钱穆当年的办学宗旨,确实是有前瞻性的。

他自谓:“好梦打破,花落鸟啼,余有感于怀,乃作是书,以究世乱之源。其言苦,其志哀,虽谓用血泪写成,未尝不可。”

钱穆亦言“我们自知,我们所抱的教育宗旨是正确的,但也是很难实现的。但若不把握这个宗旨向前迈进,则种种物质上经济上的发展,将会失去它的意义。”读斯言,感觉半个世纪以和现在的形势并无二致。钱穆之办新亚,实在“取法于上”了,所以新亚才能有那么好的发展,遂有今日之香港中文大学了。

3、钱穆的人生信条
钱穆在《师友杂忆》附录《我和新亚书院》中言:我一径遵奉诸葛武侯的“谨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曾文正的“紮硬寨,打死仗”,作为做人的格言,生平受他们三位先贤的影响最深。

支持抗战 捐赠钱物抚养孤儿

钱穆作为“最后一个士大夫”,在九十三岁时,接受某杂志访问,自言一生最尊崇的人是孔子,一生最信奉的书是《论语》。在《论语》中,钱穆又最信守最开始的三句“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林语堂打破从《吾国吾民》开始从不亲自动手把自己的英文著作译成中文的惯例,他动手翻译了《啼笑皆非》前半部分11篇,后12篇由徐诚翻译。同年秋,林语堂带着自译为中文的《啼笑皆非》全本,随同宋子文一起从美国乘机,经开罗再到加尔各答,越过喜马拉雅山抵达昆明,再到重庆。书稿由设立在重庆白象街的商务印书馆于民国三十四年一月(1945年)推出,扉页上有林语堂的献词:“此书赠良友华尔士先生、赛珍珠女士”。他先后在重庆、西安、宝鸡、成都、桂林、长沙等地进行为期6个月的参观访问与演讲。

4、最高的人生理想
钱穆在《师友杂忆》附录《九十三岁答某杂志问》:我平生自幼至老,只是就性之所近为学。自问我一生内心只是尊崇孔子,但亦只是从《论语》所言学做人之道,而不是从孔子《春秋》立志要成为一史学家。

林语堂机敏过人,但在对待抗战问题上毫不含糊。他对抗战的直接经济支持,是捐赠4320法郎,承担了抚养4男2女6个中国孤儿的义务。捐款之后,林语堂对家里人说了一番话:“金钱藏在我们自己的口袋里,而不是去帮助别人,那钱又有什么用处呢?金钱必须要用得有价值,又能帮助人。”1940年林语堂首次回到抗战中的祖国,离开重庆赴美前夕,为表示对抗战的支持,将重庆北碚蔡锷路24号“天生新村”那套四室一厅的住房连同家具,捐赠给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使用,林语堂为此还写了一封信,时任“文协”总务部主任老舍接收了信和房子。

一个人到了九十三岁,总结自己的一生,所言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从钱氏所言,可知,人生一世,学做人为首道,一生所取得的成就只是在学做人的过程中的附属品。我们后人都视钱穆为一著名历史学家,但钱氏一生所钟所爱,并不是什么史学家。钱氏又言“西汉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亦只见其尊孔子之意。我之爱读《史记》,主要亦在此。非专为有志如近人所谓成为一史学专家,亦非专为有志如近人所谓之治文学。只是生性所好,求为一“学而时习之”之平常人而已。”

钱穆的生活理想只是为一“学而时习之”的平常人,这种理想可谓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比之现在之成为某某家某某首富之类,实不可同日而语。此诚可为最高之人生理想。

成都相会 钱穆与林语堂的轶事

5、就性近为学,无一日不读书
钱穆在《师友杂忆》附录《九十三岁答某杂志问》言:我自七岁起,无一日不读书。“无一日不读书”,简单的几个字,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地说出来的,钱氏说自己乃“始终一书生”,实是一最好的概括了。试想,能有几人可以在自己的晚年回忆自己的一生说出“无一日不读书”的话来呢!由此观之,钱氏之博学,实由此来也。

关于林语堂到达成都的情况,当时成都的《新民报》记者有所记载:

钱穆谈到自己做学问时说:我生平做学问,可说最不敢爱时髦或出风头,不敢仰慕追随时代潮流,只是己性所近,从其所好而已。

1944年某天,《西风》杂志主编、幽默大师林语堂来成都访友。为求清闲,他竭力躲避记者采访。我从华西坝教授们的一个学术会上得到消息,就作为这个学术会的一员,参与了一系列的接待,也作了一系列的采访,既得到独家新闻,又团结了大后方的文化人。林语堂先生于下午搭邮车到成都的消息传来后,当天《新民报》地方新闻版就刊出加框短消息:“邮车寄到林语之堂”。张友鸾以林语堂乃幽默大师,特用诙谐标题,更加突出了新闻的吸引力。林语堂先生在华西坝上,和大学同行与学生有短期的交谊和学术活动。《新民报》先后又有“林语堂九转回肠”(坝上学者款待林语堂先生品尝成都名小吃,有一道菜是豌豆烧猪肠);“中国林语堂作英文讲演”(他应邀在华西坝为大学生讲文学创作与抗战等问题时,是用英语讲的)等。林先生看见《新民报》的报导,莞尔不语,但他还是高兴的。(《成都<新民报>追忆》,刊《四川政协报》2015年3月31日)

“己性所近,从其所好”“不追随时代潮流”,此二言放在今日之学术界,当作如何观?今日之研究学术者,有几人是“己性所近,从其所好”?又有几个能“不追随时代潮流”?钱氏之能成为少有之大家,乃是其“无一日不读书”之功也。所读又皆是“己性所近”,故能深及之,几十年“始终一书生”“不追随时代潮流”,其定力非常人能及也。

看起来,林语堂在成都盘桓的地点,主要是在内迁成都五所大学的“坝上”。

此数者,应为吾辈所学也。

抗战时期,钱穆先生先后受聘于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和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后又在国立四川大学授课。林语堂来到“坝上”,钱穆前去一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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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与钱穆生于同年,都是1895年。国学大师钱穆曾撰文提到林语堂的一段轶事。他回忆抗战时在成都初次与林语堂见面的情形。林语堂就是两指夹着烟卷,一面抽烟,一面谈话,烟卷积灰渐长,林语堂谈话不停,手边附近又没有烟灰缸。钱穆一面看着,一面担心若烟灰掉落,将有损主人地上美丽的地毯。林语堂似乎漫不在意,且直到烟灰已长及全烟卷十分之七的程度,“却依然像一全烟卷,安安停停地留在语堂的两指间”。后来他与林语堂相交久了才了解,“我行我素”只是林语堂的外相,“但语堂另有他内心之拘谨不放松处”,“语堂之幽默,在我认为,尚不专在其仅抽烟卷之一面,乃更有其烟灰不落之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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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时节,钱穆与林语堂比邻而居。英文造诣深厚的林语堂说,看过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让他决定从此改用中文作文。

林语堂应该没有去杜甫草堂、武侯祠、望江楼拜谒,他更没法抽身去青城山、峨眉山与眉山。他在《苏东坡传》中曾这样描写苏轼的故乡眉州:“在千年万古为阴云封闭的峨眉山的阴影中,在乐山以北大约四十英里之外,便是眉州的眉山城。”“幸亏战国时代李冰的治水天才,当地才有完整的水利灌溉沟渠,千余年来始终功能完好,使川西地区千年来沃野千里,永无水患。蟆颐山的小山丘下,稻田、果园、菜圃,构成广漠的一带平原,竹林与矮小的棕树则点缀处处。”对于蜀地地望熟悉到了这等程度,说明巴山蜀水早已满溢胸次了。似乎再次印证了想象的真实高于事实的真实。

招待张大千 林语堂夫人做红烧鱼头

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创办了3种刊载幽默小品的杂志,依时间先后顺序为《论语》《人间世》《宇宙风》。其中《论语》创刊最早,为1932年9月16日;停刊最晚,为1949年5月16日,出刊数量也最多,共出177期。自第27期开始,改由陶亢德主编。

《论语》出版了许多篇幅较大的“专号”,如“美术批评专号”“萧伯纳游华专号”等等,1934年1月1日,由时代书局推出的第32期为“阳历新年特大号”,是老舍先生的提议,现在许之为民国期刊中最早的“新年特大号”。李宗吾的《厚黑学》就刊载于这一期。

徐大风在《李宗吾的“厚黑学”》一文里指出:“后来直到林语堂博士,在上海主编《论语》半月刊,提倡幽默,李宗吾便又写了一篇“厚黑论”,投到《论语》方面,居然大得林博士的赏识,不但刊出,并且加以郑重的推荐,所以‘厚黑’在《论语》时代,也算是小小出了一次风头。”(万花筒》1946年第11期)

林语堂与李宗吾缘差一面。1943年9月28日,一代宗师李宗吾终因不治,于自流井宅内寿终正寝,享年64岁。

林语堂在成都短暂逗留期间,还见过不少名流,比如张大千。

20世纪60年代后期,一次张大千由巴西路过纽约去欧洲办画展,他特别买了一个新鲜肥大的鱼头来拜访老朋友——林语堂。林夫人将鱼头做成一道红烧鱼头菜,林语堂的千金相如也做了一道时鲜菜肴——“煸烧青椒”来招待这位从巴蜀走出来的艺术大家。林语堂平时不喝酒,老友重逢实在难得,特意开了两瓶台湾花雕酒助兴。酒过三巡,话匣打开。他们回忆起1944年初,林语堂来到成都,张大千刚好从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回到蓉城,四川省主席张群特意为他们俩接风洗尘。陪客有著名诗人、书法家沈尹默等,沈尹默与林语堂是老友,阔别多年,相谈甚欢……沧桑巨变,不觉一晃20多年过去了,两人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林语堂的晚年

1966年,70岁的林语堂告别在美国的几十年生活,到台北定居。林语堂七十大寿时,诗兴大发,依客人贺寿词《临江仙》原韵填词,词中既感叹人生,又表明不留恋海外、叶落归根的本性:

“三十年来如一梦,鸡鸣而起营营,催人岁月去无声,倦云游子意,万里忆江城。自是文章千古事,斩除鄙吝还兴,乱云卷尽盜纹平,当空明月在,吟咏寄余生。

七十古稀,只算得旧时佳话。须记取,岳军曾说发轫初驾,冷眼数完中外账,细心评定文明价。有什么了不得留人,难分舍。”

林语堂与张群交情深厚,张群在台湾台北阳明山寻访林语堂故居,林语堂书橱一角放着一枚镇纸,分两行刻:“起得早,睡得好,七分饱,常跑跑。多笑笑,莫烦恼,天天忙,永不老。”原来,张群过生日时,林语堂曾绘画了一幅比例奇特的奔马图作为贺寿礼,奔马发力前奔,雄姿英发,笔力潇洒。题款“岳军老友一笑,弟
语 堂 试笔”。张群于是回赠给林语堂这一枚语意幽默的镇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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