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早年学文章的“兔园册”

余十六岁与从弟锺韩自苏州一美国教会中学返家度暑假,先君适自北京归,命同为文课,乃得知《古文辞类篹》《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书。绝尠解会,而乔作娱赏;追思自笑,殆如牛浦郎之念唐诗。

问:魏晋时代,李斯的《谏逐客书》为何被李兆洛称为骈体初祖?

钱锺书晚年补订《谈艺录》时,曾提到上面这段少年读书经历里的往事。我们知道到了1927年,他原本就读的苏州桃坞中学暂时停办了,他随即转入无锡辅仁中学。因此,上述这段经历,就发生在1926年夏天。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里,细数了夫君儿时种种“痴气”的表现:他小时候的读书、识字、写文章,都因他受“没出息”的大伯纵容而养成晚睡晚起、贪吃贪玩的脾性,毫无章法,全凭兴趣。早年书摊上租小说囫囵吞枣地看下来,固执地自作主张读错别字,滚瓜烂熟地记得关公、李元霸等人的兵器斤两却不认识阿拉伯数字。在正统的诗文修养的教育上,还有尚待引导激励之处。在杨绛的记述里,上述这场考校文章的功课,具有更多令人困窘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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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父亲回家第一事是命锺书锺韩各做一篇文章;锺韩的一篇颇受夸赞,锺书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一顿……这顿打虽然没有起“豁然开通”的作用,却也激起了发奋读书的志气。锺书从此用功读书,作文大有进步。他有时不按父亲教导的方法作古文,嵌些骈俪,倒也受到父亲赞许。他也开始学着作诗,只是并不请教父亲。

李斯的《谏逐客书》写于公元前237年,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将这两段记述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得知他作古文的入门书就是姚鼐的
《古文辞类篹》,嵌些骈俪文句是因为读了李兆洛编选的《骈体文钞》,而自学作诗,最先是依赖于曾国藩的《十八家诗钞》。

首先,是结构方面。文章开篇便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提出了作者自己的中心论点:“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接下来是举具体实例证明自己的观点,以历史事实说明客卿为秦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作者例举缪公、孝公、惠王、昭王四君因重用客卿而使秦国日益强盛,并得出一个结论:“客何负于秦哉?”文章第二段铺陈张扬秦王所喜好的珍宝、美女、音律,使用外物与客卿构成鲜明矛盾对比,逐客之不合理也昭然若揭。最后两段,是从前面的论述中所得出的结论,再一次证明作者自己的观点,不能逐客。也说出了逐客的危害:“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将逐客的弊端分析得十分透彻。整篇文章前后相互呼应,结构严谨有序。

骈体文以骈俪对仗为句式特征,重藻饰与用事。历来论者可分成两派意见,一派以骈体文为纯粹的骈文,即通篇皆骈者,于是排斥散文句式的混入,有意与散文(即唐宋之古文)分庭抗礼;另一派则以为骈体文可以骈偶为主,结合散文句式的优长,强调骈散会通。这两派在清代可分别以阮元和李兆洛为代表。阮元是《四六丛话》作者孙梅的门生,并受力诋唐宋古文的凌廷堪之影响,后来写作《文言说》,标榜
“文必有韵”、“文必尚偶”,将单行的散文排斥在文的范围之外。李兆洛服膺姚鼐的古文成就,但不满桐城义法所谓刻意地无所依傍、不求工整,认为“奇偶不能相离”才是天地之道。三十一卷本
《骈体文钞》即多选骈中有散、散中有骈的文章,并声称“后人欲宗两汉,非自骈体入不可”(《答庄卿珊》)。

其次,语言句式方面,总的说来是气势奔放,文采华美。这与作者多用铺陈、夸饰手法和排比、对偶句子以及多选用华美辞藻有密切关系。如文中写秦国历史上“四君”因客功而成事的情况,手法铺张,多用排比,对偶句显得文势充畅,并有音节之美。其中写惠王用张仪之计而在军事外交上取得了成功,就用了“拨、并、收、取、包、制、据、割、散、使、施”等动词,可见辞藻的丰富。第二段写秦王为满足生活享受而取用天下了珍物一段,不仅手法铺张,句式多用排偶,文气充畅,言调谐美,不乏色乐珠玉等方面的华美辞藻,极富有文采。同时语言形式整齐错落,音节上抑扬顿挫,使全文增强了雄放不羁的气势。第二段为全文最精彩部分,前人对此极为称誉。

民国时期,就骈体文学发表研究观点的学者,尚有刘师培、李详、孙德谦、钱基博、刘麟生等人。其中李、孙、钱等人皆主骈散合一的观点,尤其孙德谦《六朝丽指》声称“骈散合一乃正格”,影响最大,钱基博在《骈文通义》中就拈出孙氏“骈文尤贵疏逸”的观念,总结为“疏逸之道,则在寓骈于散”。因此,杨绛回忆说钱锺书学习古文并不遵守桐城义法,时而加入骈俪句式,他父亲反而会赞许。钱锺书后来在《谈艺录》提到龚自珍《常州高材篇》,将之视为“常州学派总序”,首先肯定的就是阳湖派古文的
“文体不甚宗韩欧”。单纯地排斥一端,独尊骈体或散体,在钱锺书看来都是“一叶障目”的成见。

清代李兆洛《骈体文钞》选录此篇为“骈体初祖”,指出了本篇对后世骈文写作的深远影响。

《骈体文钞》三十一卷,以秦李斯石刻铭文(又收入李斯《上秦王书》)为首,后面收录的都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骈体文章。钱锺书后来的读书笔记里以及著作里都再也没提到过李兆洛这部书,这不禁让我们想起钱锺书对于《昭明文选》的态度。

李斯与他的《谏逐客书》

李斯(约公元前284年—公元前208年),李氏,名斯,字通古。战国末期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
。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他最著名的文章便是被后人称为“骈体之祖”的《谏逐客书》。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王的一个奏章。这件事是在秦王赢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我们不妨以清人吴德旋 《初月楼闻见录》卷一里的话来作为一个对照:

骈体初祖

这篇公文被清代李兆洛在《骈体文超》中尊为“骈体之祖”,它的整篇写法上多用铺陈排比,抑扬开合,有纵横家气势。文多对偶,辞采华丽,音节流畅。对后世骈文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后世奏疏的楷模!

首先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骈文,骈文的发展。

起源于 汉 魏
。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和声律,易于讽诵。南北朝是骈体文的全盛时期。全篇以双句(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其以四字六字相间定句,唐时世称“四六文”。骈文由于迁就句式,堆砌辞藻,往往影响内容表达,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之后,骈文首遭一挫;入宋之后,在欧阳修等人率领之下,古文运动掀起第二轮高潮,散文大家迭出,而骈文自此渐衰。

起源于汉魏,至宋代有所衰落。而李斯是秦朝的,且李斯确为一代才人。说他写的《谏逐客书》为骈体始祖,实至名归。我们摘录一段,大家一块儿看看人家的对仗以及用词: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候,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问,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译文如下:

我听说田地广就粮食多,国家大就人口众,武器精良将士就骁勇。因此,泰山不拒绝泥土,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江河湖海不舍弃细流,所以能成就它的深邃;有志建立王业的人不嫌弃民众,所以能彰明他的德行。因此,土地不分东西南北,百姓不论异国它邦,那样便会一年四季富裕美好,天地鬼神降赐福运,这就是五帝、三王无可匹敌的缘故。抛弃百姓使之去帮助敌国,拒绝宾客使之去事奉诸侯,使天下的贤士退却而不敢西进,裹足止步不入秦国,这就叫做“借武器给敌寇,送粮食给盗贼”啊。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江河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直至现在,还有很多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这只是一家之言。本人曾热心于辞赋、骈文之作,知道李斯也是一代文豪,凛凛然高不可攀,与庄子、孟子、韩非子一样,都是我十分崇敬的文学大家。但是就辞赋、骈文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还是屈原、宋玉,接着便是李斯的老师荀况更有代表性。撇开比骈文更早的辞赋,单说骈文初祖的话,那也应该是荀况,如果说李斯的《谏逐客书》是“骈文之祖”的话,那么荀况的《劝学》才是“初祖之祖”。骈体文以双句(骈,二马并驾,取其“成双”之意)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我们来比较一下《劝学》与《谏逐客书》的俪骈风格有什么不同:

《劝学》: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谏逐客书》: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

这两文章的铺陈、排比、比喻是不是很相似,甚至李斯的“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有可能都是从荀况的“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化来的,至少,他以韩非一样,都是荀子的学生,深得荀子文章写作的章法风格。

如此如出一辙的骈章俪句,为什么却视而不见呢?我想这大概是出于对抗当时盛极一时的散文大宗“桐城派”的需要,顺便也为本家先祖正名分、争荣光吧?因为李兆洛所处的嘉靖道光时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转变时期,变法图强的呼声甚高,因此祭出法家代表人物李斯
可能也是其用以之一。

当时,桐城派姚鼐编选了一部《古文辞类纂》,所选文章都是唐宋散文,因此桐城古文再一次风头大盛。李兆洛是有感于《古文辞类纂》的影响,便编选了《骈体文钞》以与《古文辞类纂》相抗衡,他的选文重点在在唐代以前的骈文,意在展示骈文曾经的辉煌。

但是在李兆洛这部书里,“骈体文”并非先秦之后,南朝时期正式形成的那种严格意义上的“骈四俪六”的独立文体,而是包括部分散文,甚至诸葛亮的《出师表》、司马迁的《史记·自序》等也被收录进去。之所以散、骈不分,在他看来,秦汉以上文章都是
“骈体”,散文只是唐宋以后才有的。

我也曾十分喜爱辞赋骈文,所有推崇辞赋骈文的观点,一概持积极支持态度,就是因为自己喜爱。但在当下的快生活节奏,迫使文化不得不“快餐”起来,因此常有慨叹,见

李兆洛如此推崇骈文,当然十分高兴。只是把《谏逐客书》列为骈文初祖,还是有点不能完全接受。

 文章气势奔放,文采斐然。这与作者多用铺陈、夸饰手法和排比、对偶句子以及多选用华美辞藻有密切关系。如文中写秦国历史上“四君”因客功而成事的情况,手法铺张,多用排比,对偶句显得文势充畅,并有音节之美。其中写惠王用张仪之计而在军事外交上取得了成功,就用了“拨、并、收、取、包、制、据、割、散、使、施”等动词,可见辞藻的丰富。文中写秦王为满足生活享受而取用天下了珍物一段,不仅手法铺张,句式多用排偶,文气充畅,言调谐美,不乏色乐珠玉等方面的华美辞藻,极富有文采。清代李兆洛《骈体文钞》选录此篇为“骈体初祖”,指出了本篇对后世骈文写作的深远影响。

骈文,我们都知道,主要的形式就是追求句式对称。《谏逐客书》又名《上秦王书》。文章气势奔放,文采斐然。这与作者多用铺陈、夸饰手法和排比、对偶句子以及多选用华美辞藻有密切关系。如文中写秦国历史上“四君”因客功而成事的情况,手法铺张,多用排比,对偶句显得文势充畅,并有音节之美。其中写惠王用张仪之计而在军事外交上取得了成功,就用了“拨、并、收、取、包、制、据、割、散、使、施”等动词,可见辞藻的丰富。文中写秦王为满足生活享受而取用天下了珍物一段,不仅手法铺张,句式多用排偶,文气充畅,言调谐美,不乏色乐珠玉等方面的华美辞藻,极富有文采。清代李兆洛《骈体文钞》选录此篇为“骈体初祖”,指出了本篇对后世骈文写作的深远影响。

骈文,我们都知道,主要的形式就是追求句式对称。《谏逐客书》又名《上秦王书》。文章气势奔放,文采斐然。这与作者多用铺陈、夸饰手法和排比、对偶句子以及多选用华美辞藻有密切关系。如文中写秦国历史上“四君”因客功而成事的情况,手法铺张,多用排比,对偶句显得文势充畅,并有音节之美。其中写惠王用张仪之计而在军事外交上取得了成功,就用了“拨、并、收、取、包、制、据、割、散、使、施”等动词,可见辞藻的丰富。文中写秦王为满足生活享受而取用天下了珍物一段,不仅手法铺张,句式多用排偶,文气充畅,言调谐美,不乏色乐珠玉等方面的华美辞藻,极富有文采。清代李兆洛《骈体文钞》选录此篇为“骈体初祖”,指出了本篇对后世骈文写作的深远影响。

初,稚农游金陵,昵一妓,欲挟之归。妓曰:“以君之才,妾侍箕帚,宜也。但观君谈论间,恨读书尚少耳,他日请相从也。”……假东湖僧舍以居,夜读《昭明文选》。一沙弥前曰:“秀才年不为少矣,乃尚读此‘兔园册’耶?”稚农益以为耻,发愤肆力于经史之学,遂为通儒。

“稚农”指的是《甲申传信录》作者钱士馨的字,这是生活于明末清初的浙江平湖县人。据说他韶华之年好冶游,后发愤治学。可见明清时的人已经把《文选》这样的书当作童蒙应试所用的“兔园册子”了。因此,开始藉以寻觅门径的初级选本,在后来不断奋进突破的过程中也许会失去价值。尤其是“文选学”在清代经阮元专门提倡,盛况一直不减,“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惟‘《选》学’与‘《红》学’耳”。钱锺书素来反感“朝市之显学”,因而也很少从正面提到《文选》一书。

《谈艺录》《管锥编》都曾经站在《东坡志林》的角度,“推崇魏晋之文章,而恨《文选》之未尽”,乃是
“齐梁小儿不解事”。昭明太子不懂陶渊明《闲情赋》、王羲之《兰亭序》的好,是时代风气使然,后世讥诮其为“文人之腐者”、“笨伯”的大有人在。钱锺书不追风,反倒说几句公道话,他不满《文选》的是删略或漏掉另外许多佳作,虽收“书”体,却排斥所谓“直说不文”的“家书”,比如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以及北齐人写的《为阎姬与子宇文护书》,等等。钱锺书译贺拉斯《诗艺》里的话:“石不能割而可以砺刀,不能诗者评诗,正复如此”,——在他心中不能文者评文、编“文选”,亦复如是。

《骈体文钞》所录文章,大多也是极为精彩的。但假如我们翻阅钱锺书后来的已刊著作,就会发现在他个人的阅读史里,早已摆脱了少年时代那部“兔园册子”在格局、视野上的影响,对于很多篇章持有异议。比如班固的《高祖泗水亭碑铭》,钱锺书熟读洪迈《容斋随笔》,晚年引用《三笔》卷九所指斥此篇是后来“好事者”伪作的判断。北魏温鹏举(子升)最有名的文章《寒陵山寺碑》,李兆洛选此篇的目的在于“其为唐初等慈、昭仁诸文嚆矢”。但后人所见,都是据《艺文类聚》卷七十七摘录。钱锺书指出《类聚》引文开首有“序曰”二字,铭词已略,且序文也好像经过了删节:

《朝野佥载》卷六记庾信论北方文章曰:“惟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正指此碑;据见存面目,已失本来,庾之特赏,只成过誉耳。

至于那些哀策诏书,一律不能引起钱锺书的兴趣,他对模仿“九锡文”一体的俳谐游戏之作倒是更关注一些。

东汉陈忠的《荐周兴疏》,谭献评语是“似未完”三个字。钱锺书对此心细眼明,《管锥编》“《全后汉文》卷三二”说:

按同卷忠《奏选尚书郎》实即此《疏》末节,不应重出。

不仅校正了严可均的错误,同时也等于是给少年时代的读物做了一个注脚。

还有陈琳《檄吴将校部曲》,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第三百十六则已引晚清学者赵桐孙《琴鹤山房遗稿》卷五《书文选后》这段话:

《文选》有赝作三:李陵《答苏武书》、陈琳《檄吴将校部曲》、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按之于史并不合。此《檄》年月地理皆多讹谬。以荀彧之名告江东将校,而荀彧死于建安十七年,荀攸死于十九年,而《檄》中举群氐率服、张鲁还降、夏侯渊拜征西将军,皆二十年、二十一年时事。

《管锥编》里收入这则札记,补上一句“足补《选》学之遗”,已经是否认这篇文章的作者归属,由此不认可其文学史上的价值了。阮瑀那篇也在李兆洛选目之列。

还有一篇题为
“魏伯起为东魏檄梁文”,认为出自《魏书》撰者魏收手笔,李兆洛批注说:“此据《文苑英华》录《北史》慕容绍宗檄梁文,其词与此相出入”,《艺文类聚》卷五十八就认为是魏收所撰。严可均辑《全北齐文》卷五杜弼《檄梁文》,此文即其“后篇”(“前篇”又重见于《全后魏文》卷五十四,作者定为慕容绍宗)。钱锺书在《管锥编》中有一大段讨论,其中同意严可均的意见,认为作者就是杜弼,“前篇”收入到《魏书》,是经过魏收润色的;并认为“前篇”较“后篇”更佳胜。这段讨论在文句的艺术品鉴上非常细致,但是也许疏忽了时代背景的考察,曹道衡先生在《北朝文学六考》一文中对此持有不同看法。无论如何,至少钱锺书在此表达了对少年时深受影响的入门权威读本的某种质疑。

还有像卷十九收入的
《与嵇茂齐书》,《文选》李善注根据干宝《晋纪》认为作者是吕安,李兆洛遵从此说。但《嵇绍集》分明说是赵至所撰,严可均持此说,钱锺书在札记和著作里每次提到此篇都以赵至为作者。

在十六岁这年同时从《骈体文钞》和《古文辞类篹》两书入手,自然使得出身常州的钱锺书并不单纯推崇骈文,对于阳湖与桐城两派能做较为客观的认知。例如庾信《周上柱国齐王宪神道碑》这篇骈文,固然文辞佳美,历来传颂,什么“珠角檀奇,山庭表德;仪范清冷,风神轩举”,“千秋万古,英灵在斯”,都是名句。但钱锺书不满其情感上不够真挚,放在庾信的别集里面看这些类似的作品,尤其发现很多问题,行文最忌讳的就是不贴合,骈文以连类丰赡为美,不贴合造成了事理上的牵强。他认为能够在墓志碑铭文章上有所改变,破除旧格式而“出奇变样”的,乃是韩愈,此后还有王安石和欧阳修,而姚鼐《古文辞类篹》对于这三家选录最多。

钱基博教训顽劣的长子之后,没过几年出版的著作里就有《〈古文辞类篹〉解题及其读法》(上海中山书局,1929年)一书。这个小册子关于读这部古文选集的“分类读”、“分代分人读”、“分学读”的三种读法,特别值得参考。然而子泉先生平生在国学教育中标榜《古文辞类篹》的态度,并不代表他完全服膺桐城派。从上文所述钱锺书的文章习作里掺入骈俪句式,反而得到父亲表扬,就可以见其立场了。他同时也并不特别赞许阳湖派。《潜庐自传》里说自己所撰书房楹联,写的就是:

书非三代两汉不读,未为大雅;

文在桐城阳湖之外,别辟一途。

这正如《容安馆札记》第七八七则所说的,“文无时古,亦无奇偶,唯其用之宜、言之当”,就足够了,又何必在意是不是“时文”,守不守“家法”呢。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上联里所包含的那种读书上的通达态度,这是不是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钱锺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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