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前辈版主”

墓碑是一块有墨绿色花斑的大理石,上面刻着邓云乡先生和夫人的名字(生前签名体)。据说碑的原材是块万年青圆石,锯开后细心打磨而成。设计者的寓意是明白的,邓云乡钟爱并潜心研究的小说《红楼梦》,又名《石头记》,一生与“石”结缘,如今则伴“石”长眠于“福寿园”,这应当是先生满意的归宿地。

邓云乡先生的《红楼识小录》《红楼风俗谭》《红楼梦忆》《红楼梦导读》诸书,堪称红学入门读物。稍微对红楼有些研读的,大约无不受其沾溉。红楼时代去今未远,不过二三百年,但社会制度、风土人情已经大变,很多地方非注释不能懂,非讲解不能通。望文生义,往往会闹笑话。邓先生博闻强识、杂学旁收,笔下有物,当年的典章制度、衣食住行,事无巨细,娓娓叙来。书名虽然“识小”,却能于小处拨动机关,让人豁然看到真面目。这是功力。即便普通读者吧,也能从《红楼梦忆》里,透过电视剧拍摄的许多花絮文字,轻松领略旧时风情。所以邓老文字的粉丝,向来不少。也所以,邓老文集,一出再出。
对读者来说,这本是一件好事。没想到的是,这些着作和文集,后来竟然以“勘误”出名。在“无错不成书”、世人早已见惯不惊的时代,连作者本人也无可奈何。邓老生前已经饱受其扰,他曾提到,有次送一本《红楼识小录》给谭其骧先生,同时抱歉说:“对不起,这本书的错字太多了,请原谅……”谭先生回答:“没关系!你的这种书,爱看的人,自会看得出里面的错字;如果连错字也看不出,那也看不懂你的书了……”——虽然两老风趣,总是一腔无名,无处发泄。生前如此,身后更是管不得了。2004年版的文集,竟然闹到责任编辑不得不上网亲自道歉,并发布长长的勘误表。2015年新版的文集,换了家出版机构,有所改进,但依然有读者发文,谈“《邓云乡集》痴想”,谈“一位邓云乡粉丝理想中的《邓云乡集》”。
我自己也是编辑,深知皇皇十几卷的文集,从立项到出版,绝非细事。单是看稿子,没有几年工夫,数人甚至数十人之功,要想保证体例完善、消灭错字,基本是不可能的。但恰恰目前的出版形式和机制,导致了这种不可能。再想根据内容,随文配上合适的插图,左图右史、图文并茂,单本尚有可能,文集若想这样精细打磨,简直做梦。反正我自己,对近年内能看到完美版的邓老文集,不太抱希望。但即便不完美的文集吧,我相信在目前机制下,各届责编也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此默默向同行致敬。——何况,一边读书一遍挑错,用谭其骧先生的话说,至少也能证明自己还属于可以“看懂”之列吧。没有强迫症,或者克服了文字洁癖的话,其实不影响读书的快感。尤其那些服膺已久的,如邓老的书。
在查找邓老资料的同时,意外发现,在1995年秋季,二十年前,《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创刊的时候,邓老就是主力作者,曾开设《名家专座》专栏,第一篇文章是《胡适日记与坐飞机的上海人》,此后还写过“杭州茶事竹枝诗话”系列,北京风物系列,一写就是两三年。如此说来,竟是前辈版主。邓先生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也算是前辈学长。忽然惭愧,何德何能,敢在邓老之后,在这里,写红楼。
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诗曾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字在,读罢泪沾襟。”邓公文字尚在,无论如何鲁鱼亥豕,我们看他,依然熠熠。但不知“后之视今”,还能“犹今之视昔”否。乌焉成马,也都是历历字碑。

澳门新浦京娱乐游戏 ,仿佛还在昨天,邓云乡先生带着我去上海福州路旧书坊淘书;仿佛还在昨夜,我在邓公的“水流云在书室”的淡淡书香里安眠。孰料逝水无情,蓦然回首之际,却发现,邓公仙逝已经十年了。
一、
一直想写写我与邓公的书缘,却迟迟未敢动笔,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个话题在我的心中实在太沉重了,以至于我不敢轻易去触碰它。邓公有一本随笔集,叫做《书情旧梦》,这四字箴言一语道破了古往今来爱书人的心灵秘辛。是的,书是有情的,它能唤醒我们那些隐匿于内心深处的旧梦。而对我来说,每每翻阅邓公的遗作,就仿佛再次亲聆邓公那略带山西语音的普通话,就仿佛重新坐在邓公面前沐浴那浓郁的文化馨香。这些留有邓公手泽的书页,延续着作者的精神血脉和文化生命,也同时维系着生者与逝者的心灵对话。
我与邓公结缘于书。那是在1993年夏天,我所供职的报社要开办一个综合文艺副刊,定名为《雅园》,顾名思义,这个版面的内容主要是刊发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文人雅事”相关的文字。在商量约稿时,责任编辑毕敏提出想请邓云乡先生给我们撰稿,我当即表示赞成。此前,我读过邓公的一本小书叫《草木虫鱼》,知道这位民俗学家具有旁人难以企及的本事,能把原本很原始很民间的东西,写得很清雅很有趣,把原本很浅显的东西写得很精深。这是需要大学问大视野大手笔才能办到的事情。而他在红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更随着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的风靡而广为人知——邓云乡先生担任这部戏的学术顾问,对把握彼时彼地的风情习俗、服饰陈设、园林景观、文人雅趣等等细节和特征,贡献良多。而他的红学专着,如《红楼风俗谭》、《红楼识小录》、《红楼梦导读》、《红楼梦忆》等等,如今已经成为涉足红学者的案头必备。当时我们想,若能请到邓公这样的重量级作者给我们撰稿,岂不是令小小雅园蓬荜生辉么?可是,我们都没接触过邓云乡先生,不知道他肯不肯为我们这样一个刚刚创刊的副刊屈尊赐稿?我们商定,先由毕敏写封约稿信投石问路。幸好,邓公很快就写来回信答应了,这使我们喜出望外。
我与邓公是在鱼雁往还一年多以后才见面的。那是在1995年夏天,他访问香港之后,顺便来深小住几日。我先是在毕敏先生的家中初会邓公,随即邀请他有暇来寒舍一聚,邓公慨然应允了。那时节,我还住在临时周转房中,条件简陋不说,家里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我把邓公迎进家门,抱歉地对他说,我这里可是真正的“寒舍”,请您来我都有些不好意思呢!邓公却说,这比他当年的居住条件要好多了。坐定之后,邓公问知我是天津人,立即来了兴致,就跟我讲起他四十年前在天津的见闻,对天津卫的各种小吃如数家珍,还特别提到天津的大对虾、天津的曲艺、相声和戏曲名伶……很多掌故旧事,就连我这土生土长的天津人都闻所未闻。这一席之谈,着实让我领悟到了何谓学识渊博何谓广见博闻。我见邓公兴趣如此之高,便取出一本专供造访寒舍的嘉宾题词的宣纸册页,请邓公也留个墨宝。邓公笑道:“好,正合我意!”我当即笔墨伺候,只见邓公沉思片刻,便展卷挥毫,一首《忆江南》小令跃然纸上:“津门好,最忆是春时。一苇渡江南国去,歌台舞榭总相思,豌豆记虾肥。”书罢小词,又随兴写下一段长跋:“四十年前,客津门半载,别后无限思念。十三年前,遇花小宝女士于申江,已垂垂老矣。乙亥夏,归自香江,途径深圳,于津沽寄荃斋主人座上话沽门旧事,不胜今昔岁月如驰之感。对虾最重豌豆青者,昔只数角一斤,尽则无处可觅矣。留题小词,博寄荃主人哂之。”由这首小词引发,邓公的话题又转向自己的诗词老师俞平伯先生,转向了当时刚刚萌生的旧体诗词复兴的征兆……转眼之间,两个多小时飞逝而去,邓公依旧谈兴未尽,我们相约下次到沪上再接着聊。临别之时,我提出想和邓公合影留念,邓公看到客厅墙上挂着我自题的“茶禅一味”木匾,就说:“就在这个匾额下面照吧,正好把你的书法也捎走。”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后来,邓公真的把这张照片作为他的一篇谈茶散文的配图,发表在浙江的《茶博览》杂志上。这是后话。
二、
自此之后,我与邓公遂成忘年之交。在此其间,邓公每有新书出版,必先寄赠给我,每本书的扉页上均以从不变样的格式签名,且在名下钤一精巧图章。每次寄书还必附一封短笺,那一笔清秀潇洒的钢笔字以及充满书卷气的行文,总是令我如沐春风,依稀看到中国传统文人那种气定神闲的优雅情致。在当今浮躁蹇促的世风中,这种情趣盎然的赠书方式本身,就如同是山阴道上的空谷足音。
陆陆续续的,我得到邓公十几册签名本,其中有不少篇什是先在我们的副刊上首发的。我每每在书中发现这些熟悉的文字,都会感到由衷的欣喜并会心一笑。邓公当时非常勤奋,真可谓文思泉涌,新作迭出,《水流云在杂稿》《文化古城旧事》、《水流云在琐语》《增补燕京乡土记》、《春雨青灯漫录》《黄叶谭风》等等,都是在那段时间问世的。据我所知,邓公不习电脑,所有稿件都是手抄。作为编辑,我深知如此浩繁的文字量,要一笔笔一页页写出来,那要耗费多少心血和精力啊!邓公毕竟是七旬老人了,何堪如此重负?因此,每回与他通电话,我都会发自内心地劝导老人家放慢节奏,注意节劳,不要给自己规定写作任务。我还特别告诉他,我从来不允许编辑们向他催稿,以免给老人造成压力。但是,邓公却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回答——有一次,他在电话中很认真地对我说,你不要说是编辑催稿给了我压力,我的压力不是来自他们,是来自我自己,是我自己催着自己要赶紧写,还要多多写,为什么?因为我耽误不起!你们还年轻,你们哪里知道我们当年那种有话不能说、有笔无处写的痛苦啊!你算一算时间吧,反右三十年,“文革”十年,我们耽误了多少时间啦……
我攥着电话听筒,默然良久。是啊,一个人能有几个十年?更有几个三十年?邓公少读群书,怀抱利器,本有兼济天下之志,但却生逢乱世,难以独善其身。早年多逢战乱,他颠沛流离,奔波南北。此后又因出身不好,读大学时的恩师无一不是“反动学术权威”,在极左风潮席卷中华大地的几十年中,虽风华正茂却无用武之地。而他最钟情也最擅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则统统被扫进“封资修”的垃圾堆。置身此境,他的内心是何等孤寂与荒凉,恐怕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他才像被发现的出土文物一样,重新为学界所重,而他的才思与妙笔也才得以像火山爆发一般,喷发出多姿多彩的锦绣华章。是的,对于邓公来说,八九十年代堪称是他文化生命的浴火再生和凤凰涅槃,他像一匹久困樊笼的骏骥,一旦挣脱缰索,立即纵横驰骋,腾骧于中华文化的广阔天宇之间——邓公本名云骧,那是一匹翱翔于云端的行空天马。而后来被他改为云乡,这一字之易,或许正折射出邓公一生坎坷的人生境遇对其心态的深刻影响。
三、
我与邓公的书缘,不光体现在互相赠书上,更令我深感幸运的是,邓公还曾带着我专门去上海福州路的旧书店淘书。那是在邓公访深的几个月后,我正好有机会到上海开会,散会后就被邓公接到自己家中,就住在邓公的书房里。每日朝夕相处,开怀畅谈。那天,邓公说要带我去淘旧书,我当然求之不得。于是,我们一老一少兴致勃勃地来到福州路。邓公对这一带是熟门熟路,很多店员见到他都非常客气地打招呼,有几位老者还要凑上来跟他窃窃私语一番。可见,邓公在这个领域是绝对的“大腕儿”,我跟在邓公的身后似乎也提高了几分“身价”,那感觉格外惬意。一边看书,一边听邓公给我讲在上海旧书店淘书的门道——邓公告诉我,上海是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出版业中心,你要挑选那个时期的图书,非到上海来不可;还有,上海还是五四新文学的主要集散地,出版的新文学书籍比北京、广州都要多,你要淘这方面的书籍,也要到上海来;此外,上海的线装古籍也不少,这是因为周边的江浙一带,都是富庶的鱼米之乡,读书的风气自古就很浓厚,古旧书的流通量自然是其他地方所没法相比的,而这些古籍善本一般都要拿到上海这个大码头来交易,所以,时常能在这里遇到意外的惊喜……
我们那天在福州路遇到的意外惊喜,是淘到了一册由江阴谢初霆编撰的《汉熹平石经碑录》稿本。这书是我在一个角落里发现的,粗粗一翻,发现有些页眉页脚处,写着些蝇头小楷异常精美,便拿给邓公审看。邓公看过也觉得这书稿单凭这一笔小楷,就值得收藏。更何况书中所讲的汉石经,乃是印刷术发明前,中华文化典籍传承发展的最重要载体。这样一部很有学术性的手稿,不知什么原因,今日竟流落到书肆冷摊了。邓公说,你如果有兴趣,还可以继续研究这门学问。要知道,石经的研究原本是一门显学,顾炎武、万斯同都写过《石经考》。只是近代以来,西学兴起了,这门学问才冷了下来。我见邓公如此看重这个稿本,当即不讲价钱收入囊中。我见邓公面露喜色,不禁自忖,邓公应该不只是因为帮我淘到好书而高兴吧,他老人家心里或许还有更深一层的欣慰:毕竟这些老祖宗的学问,又有年轻一辈关注并且喜欢了,这当中不正蕴含着“薪尽火传”的象征意味么!
回到邓公的“水流云在书室”,我们都有些兴奋。吃过晚饭,邓公把那稿本要了去,说是再仔细研究一下。我当然很乐意请老人家多过过目。那天晚上,我发现邓公的房间一直亮着灯,直至深夜时分。
第二天一大早,邓公就起床了。他把我叫到自己的房间里,指着摊在桌面上的那册书稿,说他昨夜细读了一下,觉得这位作者很不简单,不光字写得漂亮,学问也做得扎实,对汉代熹平石经残石很有研究,对残石上残存的每一个字,都逐字逐句做出了精审的校订和考证。“你瞧,我刚才已经把我的‘读书心得’给你写在卷尾了,供你回去读书时参考。”我连忙俯过身去观看,只见在书稿的最后一页,邓公以那特有的清秀潇洒的小楷行书,为我题写了这样一段跋语:“侯军兄自深圳来沪,联袂过福州路书坊,以五百番购得此册。归后于灯下细阅,似汉石经制版付印之剪贴校正清样,以线装《辞源》零本翻转面粘贴成册者,应为七十年前之旧物也,弥足可珍。惜不知编者江阴谢初霆生平,唯其所注之蝇头小楷舒展挺秀,一笔不苟,足见前辈学人功力及严谨之态度。晴窗展对,景仰久之。爰志数语于卷末。乙亥重阳于水流云在延吉新屋南窗下。蝠堂邓云乡。”下钦两枚小小私印,跋前也盖上一枚迎首印,为邓公常用的“红楼”二字。
这册手稿不啻是我此次沪上之行的最大收获。遗憾的是,得到这册珍贵的稿本已经十余年了,虽然也曾数度研读,且又购回几册与汉代石经有关的古籍,但真正如邓公所期望的投身于对这卷稿本的研究,却始终未能起步。一是因工作繁忙,无暇他顾,二是这门学问确实艰深,我初入门径,难以上手。如今,捧读邓公十多年前的跋语,字迹犹新,声犹在耳,慨叹书存人杳,不禁心生愧怍,怅然久之!

碑旁的一棵红枫前,有一张铜制“藤椅”,是按先生生前常用座椅的原样设计的,椅面上还放着一叠稿纸和一支笔,纸笔是他最亲密的“伴侣”。墓前右侧一块长形小石碑,碑面刻的是叶圣陶先生当年的赠语:“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这正是文化前辈对邓云乡人生襟怀文字风流的生动嘉勉。笔者伫立墓前,体味一位睿智文艺家的文字轨迹和生命主题,心里很不平静。

云乡先生辞世多年,然其音容笑貌犹在眼前。笔者是经老同事陈诏先生引介认识这位儒雅文人的。那时老陈和我都在解放日报文艺部工作。云乡和陈诏相识于建国初期(当时陈在新闻日报编副刊),除了编辑和作者的关系,这对老朋友历经岁月风尘之后又都成了“红学家”,其交谊自然非同一般。作为解放日报朝花副刊的作者,云乡有时到编辑部来看老陈,与我便也有照面招呼。副刊同仁都是欢迎他的文章的。这位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才子有丰厚的历史知识,尤长明清史,除了“红学”,他在史学、民俗方面也有丰富的见闻和研究。有关这类题材的短文,正是副刊所需要的。

有一次我到复旦大学第9宿舍去看望贾植芳教授,见有多人在座,其中就有邓云乡先生。他穿着一身旧衣裤,说话随和亲切。席间贾教授说起了他和解放日报的文字缘,以及近期的写作情况。坐在木椅里的贾先生身材瘦小,说话带浓重的山西口音,我听起来稍感吃力,但云乡则绝无问题,因为他也是山西人,与贾先生是老乡。因斯时陈诏已退休离开现职,我便在向贾老约稿的同时,也请邓先生继续为《朝花》写稿。他热忱应诺。过了一些日子,我就收到了云乡寄来的短文《民国笔记杂谈》,过段时间又有《在民间的刘罗锅》《再看电影<红楼梦>》等文稿寄来。每次来稿,都有简函,如今我保存的邓先生函件,其中一函就是首次寄稿时写的:“……前嘱投稿,十分感谢!现寄上《民国笔记杂谈》清样一份,不知能发表乎,请审阅!如不能用,务请抛还。如感稍长,请将第六页‘如袁定云……’后,至第七页‘……有价值的(得)多’一小段去掉也可。谢谢,匆匆即颂编安!邓云乡
十二月二日。”

邓云乡写信喜欢使用自己设计的信笺,上述函件的信纸是旧式直排,有暗条线,印有“自用笺”字样,文末署名处盖有一印
“水流云在之室”。先生写得一手好字,这些函件虽用钢笔书写,仍可见其书法功力。印章上的“水流云在之室”是其书斋的名字。先生原名云骧,后来则一直用云乡,一字之易,从字面上也可看出,他是把天上的云彩视为自己的精神故乡了。云彩变幻无穷,多姿多彩,水是万物生命之源,也是人类智慧灵气之源,云水浩瀚,是他所崇仰的。书斋名似乎成为了主人文化性格的符号。

那几年我编发邓先生的文稿,印象最深的是一篇《皇城根寻梦》(发表此文的同一年出版了一本随笔集,书名也是《皇城根寻梦》,写的都是京华旧梦)。邓先生是一位细心而极有情调的人。文中有个情节是:为让一位年轻的福建朋友了解旧日北京皇城根的情形,他特地租了一辆车子,叮嘱司机沿着东、西皇城根的必经地段,尽量慢慢地开,邓先生从沿路建筑中辨认旧时痕迹,给年轻人讲过去的故事。就邓云乡所知,皇城根沿线至少有过三位福建籍名人的宅第,如邮传尚书陈璧,太傅陈宝琛等。身边坐着的青年是这些名人的小老乡,听着邓先生的讲解觉得很有兴味,还从一些侧面了解了皇城根的简史。

云乡先生10岁到北京,在京城居住了20年(1956年定居上海)。少年的记忆总是恒久而难忘的,他写了好多对京城的怀念文字,其间有着两个“距离”,一个是时间上的“距离”,毕竟是隔了几十年的前尘往事,另一个是地理上的“距离”,住在上海说北京,是身在他乡说故乡(第二故乡)。这两个“距离”,使他心中的旧日情事有了更多悠远的沧桑感和历史感,加之良好的旧学功底和娴熟的文字技艺,便真的能把“事如春梦了无痕”的情境,写得既如梦如幻又似乎触目可见触手可及。比如在一本书中,他写北京的四合院,能把这样的建筑物在不同季节的不同特点写出来:春梦混沌而明丽,夏景爽洁而幽远,秋心绚烂而雅韵,冬情素淡而和缓。好一个梦、景、心、情,够你品咂半天吧!邓先生写过好几本关于京华回忆的集子,如《鲁迅与北京风土》《燕京乡土记》《北京四合院》《文化古城旧事》等。这里要一提的是,他写北京的文章,《皇城根寻梦》很可能是最后一篇,因为此文发表于1998年9月11日,而先生是1999年初谢世的。与此同名的书籍,也可能是他生前拿到手的最后一本集子。邓先生欣赏梁任公“笔端带感情”的文字风格,不喜欢那种矫情浮夸或内容空洞的东西。他写的怀念师友的文章,如周作人、俞平伯等,都是情真意切,文辞清逸朴实。读他的散文集《书情旧梦》《秋水湖山》《吾家祖屋》等,也都能顺着舒缓自然而不乏情感色彩的文字,进入写作者曼妙独特的内心世界。

邓云乡的红学研究成绩卓然,出版的专著有《红楼梦导读》《红楼梦忆》《红楼识小录》《红楼风俗谈》等。他与陈诏作为红学同好,常在一起切磋交流。有段时间云乡写
《红楼识小录》,陈诏写
《红楼梦小考》,一次云乡看到老陈手头有一些相关的笔记,要求带回去参读,老陈慨然允应。后来两人的书相继出版,即便是相近的材料也并无重复感。我想,在明白对方写作课题的情形下毫无顾忌地实行资源共享,并不是每个为文者都能做得到的。由于有着史学家、红学家、民俗学家的多重身份,有关方面在拍摄电视连续剧
《红楼梦》时邀请他担任民俗顾问,就在情理之中了(云乡还曾为央视《天南海北话民俗》节目提供讲稿,记者提问他回答,共做了54次)。

有美石陪伴的邓先生可以安息,“水流云在室”主人用毕生心血和智慧凝成的文字,将常留人间。

You may also like...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