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浦京手机版《校剧信札》的史料价值

1941年的夏、秋之际,二战方殷,商务印书馆仍以“上海涵芬楼”之名,印行《孤本元明杂剧》。这部《孤本元明杂剧》,是时称“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的选刊,初版发售350部线装机制连史纸本,于旬月之间即告售罄,成为战时出版业内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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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源于明代藏书家赵琦美(脉望馆)的藏品,后经钱谦益(绛云楼)、钱曾(也是园)、季振宜、何煌、黄丕烈(士礼居)、汪士钟、赵宗建(旧山楼)至丁祖荫等各家,民国间沦落于书肆,终为学者郑振铎发现,并代教育部购藏,虽历三百余年的转移,稍有亡逸,尚存242种,多属稀世珍品,“为研究两代草野风俗人情者所不可缺也”,是中国文学和戏曲艺术等领域中的瑰宝。

1926年出版《创立三十年商务印书馆志略》中的商务印书馆总公司及印刷制造厂全景图。

商务印书馆遂与教育部商定,为藉流通以保存古籍,借印“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由张元济主持,曲学专家王季烈及学者姜殿扬等校理,“除已见之《元曲选》及近日印本者九十四种,重复之本四种”,“择其久未行世者刻本六种、钞本一百三十八种”,“计得往昔未见之本百四十四种”,整理校订,期间“函牍往返,推敲入细”,前后数年始成,“以聚珍铅字排印”,“名曰《孤本元明杂剧》”。此书的印行,实是中国出版史上的大事,于相关的学术研究大有裨益。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古籍出版取得了辉煌业绩,抢救整理了大量古典文献,让古籍普及,让传统文化遗产中的精华部分更广泛地流传。但是,乱点、乱注、乱译以及重复出版的现象亦不少,比如校勘体例前后不一,编辑章法不伦不类,有的不考证版本源流,有的不加选择而以劣本出版。

上海图书馆所藏《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后简称《校剧信札》),即当时张元济或商务印书馆与郑振铎、王季烈、姜殿扬等为整理出版《孤本元明杂剧》之事的往来信札专集,涉及商借立约、整理校订、编次提要至出版印行等各方面,颇有前所未见或未知者,反映出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与时局世态,是中国出版史、文学史和社会史等专题研究的宝贵的原始资料。

《挑战和机遇: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一书,讲述了以张元济为代表的中国最初一批现代出版家,如何既热诚投入又极其严谨地出版古籍的故事。他们为古书续命的执着与努力,值得今天的出版人学习。

在商借立约方面,《校剧信札》所存,如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六月二十二日郑振铎致张元济函,代教育部提出商借条件:

“不能不努力为之也”

先生摄印一份事,已作函“教部”,谅必可得允许。千元之款,将来拟即作为钞录一份之费用。惟将来商务出版此书时,须用“教育部”或“国立编译馆”或其他国家机关名义;又出版时,盼能赠送“教部”五十部以便分送各国。此事想均不难办到也。六月二十四日郑振铎致张元济函:

胡适、梁启超等一批学者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是“五四”新文化思潮的一部分。1919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四部丛刊》,正与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同一年份。

也是园曲摄照一份事,当不成问题。商务所付之一千元,即作为钞写一份之费用。何种应印,何种不必印,当列详目奉上。惟将来出版时,(一)须用国家机关名义;(二)须赠送教部若干部。此二事乞便中见覆为感!

区分“国粹”“国渣”,可说是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的本意,也可说是“整理国故”的纲领;亦即要通过“整理国故”分清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糟粕,去芜取菁,再造新的文明。这一思路有存有去,有舍有取,重视传统,却意在创新,相当平稳。

七月一日郑振铎又致张元济函:

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印行始于清末,却于新文化浪潮最为高涨之时全面展开,并取得重大成果。这既是历史机遇造就,也跟主持人张元济的思想密切相关。他虽则科举出身,本人家学渊源,但不属于文化保守主义的阵营,始终追随时代潮流而动。他整理、印行中国古代文献,目的是“为古书续命”。他曾感慨地写道:“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致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

也是园旧藏曲,在十余日内即将送港转滇保存。先生如欲摄照一份保留在沪,乞即示知,以便将全书奉上;并盼能在三、五日内尽快摄毕交还。至于出版及赠书等条件,可作为第二步待后再商也。我们很盼望能有一份存在上海。

戊戌变法与主持《外交报》及南洋公学译书院时期,张元济把译介西学作为紧要之事。时代的召唤,国人迫切需要了解世界,因此引进新的科技、新的观念,促进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是第一位的事情。用张元济的话说就是为了“文明排外”。当他加盟商务印书馆后,文人加出版人的双重身份,使他同时把视野投向西学的对立面——中学一边,这同样基于“文明排外”的需要。

而张元济回应,只能用商务印书馆名义出版、送书十部。或因条件分歧,教育部不久电示,不愿出版,而数月以后,却又来函同意。十一月三日郑振铎致张元济函:

商务早期有过少量翻印的古书出版,为了筹备大规模古籍印行,张元济首先从善本古籍的搜集着手。刊于1909年3月《教育杂志》的他的《收买旧书广告》即为一例:

久未奉候,至以为念!关于也是园元曲事,前曾将先生来函附寄重庆。顷得教部来函,对于先生所拟办法,表示同意。教部甚欲商务承印,且盼能早日出版,一切条件,均可不计,仅须于印出后赠书若干部而已。如荷同意,当即设法将全书奉上(与元曲选及其他易得之曲选重出者,当删去不印)。

他的寓所门口钉有“收买旧书”的牌子,民国初还发生过“书包炸弹”的历险事件。商务编译所图书室涵芬楼在他擘画下,藏书中的古籍善本不断增加。1926年购入蒋氏密韵楼藏书后,有股东提出异议,张元济耐心作了解释,说明购书只是进货的一种,商务的古书印行本是公司的一项营业。“书贵初刻”,这是张元济的信条之一。书籍在传抄与刻印中,不可避免地出现错讹,加上历代统治者的禁毁与篡改,有些书早已不是原来面貌了。寻找善本,经过校勘,恢复古书的本来面目,任务已落到现代出版家的身上。“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知新温故,二者并重。”张元济整理古籍为了“温故”,与了解西学的“知新”并不矛盾,“二者并重”才是创造中国新文化的根本途径。现代石印及珂罗版技术的发展,又为这项工作奠定了技术基础。

以及同年底至次年初的商务印书馆与教育部立出版权授与契约各稿、往来书札等,皆为双方洽谈“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借印立约之事的新史料,若与已刊行的文献比照参观,当可考见其事之原委和曲折。

选用最早最好的版本

整理校订、编次提要等方面,为《校剧信札》的主题,所存信札300余件,约占总数的90%,其中未刊者尤多,研究价值甚高。如延请整理者及确定印行方针,有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四月二十四日张元济致王季烈函:

商务最早印行的善本古籍是1912年初出版的《影宋本五百家注音辨韩昌黎集》,借印自南京江南图书馆。1915年,又出版了原端方藏书《百衲宋本史记》,学界反映很好。

“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数百种,为虞山丁氏所有,去岁由苏垣散出,展转为北平图书馆购得,商务印书馆商准景印,凡二百四十二种,经友人详细检阅,为外间久未见者一百四十余种,有传本而颇有异同者六十余种(有无印行价值,尚待研究),余则为通行之本(撤出不印),赵清常、何小山先后校过(亦有未曾下笔者),其中有刊本、有抄本,各本行款又各不同。弟略加翻阅,必须整理一番,方可出版。吾兄为曲学专家,敢以奉恳,不知能邀俯允否?鄙意拟改用排印,即用《奢摩他室曲丛》款式,其以别本参校者,或附札记,或即注于眉端。此层颇费斟酌,拟于今年分期出书,竣事之期,拟以年底为度。

经过几年古籍资源和印刷技术的准备,1914年,张元济以汲古阁本为底本,影印出版了《唐四名家集》《五唐人诗集》《唐六名家集》《唐人八家诗》《元人十种集》等5种小丛书以及其他多种珍本古籍。1916年开始又编印《涵芬楼秘笈》,以涵芬楼所藏旧抄、旧刻中零星小种而世间罕见者影印出版,至1926年共出版10集51种。1918年照相影印的傅增湘藏宋刊《百衲本资治通鉴》,印数不多,价格不菲,但销路颇好。到1919年春预约,料半纸本售去115部,连史纸本130部,毛边纸本120部,加印棉纸本20部,已“存书无多”。1919年始还陆续印行《续古逸丛书》,专收录罕见的善本古籍。上述古籍印行,为接下来大规模以影印为主的古籍出版积累了丰富经验。《四部丛刊》与《百衲本二十四史》(简称《衲史》)这两部大型古籍丛书开始登场。

二十九日王季烈覆函,欣然应允:

《四部丛刊》原取名《四部举要》,收录我国古代重要的经史典籍、诸子百家代表作,以及著名学者、文人的别集,按四部分类排列。1919年至1922年完成,1926年重印,抽换了21种版本,给许多书加了校勘记,册数有所增加,并冠以“初编”序次。1934年出版《续编》,1935年出版《三编》,张元济原计划继续编辑《四编》《五编》,因全面抗战爆发,商务再次遭劫难,无法实现。《四部丛刊》所收底本除涵芬楼藏本外,借自各地藏书家的也很多,且都经过详尽校勘,至今为古籍研究的重要史料依据。

也是园杂剧数百种,流至北方,伯恒竟未提及,久未见者有百四十余种,可称瓌宝。委以整理校雠,弟所乐于从事,酬报决不计较。乞先将目录抄示(分未见及见而有异同者两类,至通行习见之本当然无须再印)为叩。鄙意,其中原本清楚,可照相石印者,当然以石印为宜(省校对,且存原本面目),至不能石印者,则用排印。此则曲白之分别、正衬之断定,却须细心考核。前者,印《诚斋乐府》,先以纸照者寄下,由弟将正衬、曲白在底子上作记号,然后付手民,亦是一法。

张元济“书贵初刻”的善本观,在《四部丛刊初编》抽换初印本的一些书中最能体现。如《孝经》,初印本用影宋写本,重印本改用宋刻本;《盘洲文集》,原也用影宋写本,改用宋刻本;《金华黄先生文集》原用影元写本,改用元刻本;等等。到1927年《四部丛刊》两次发行,共销出2400余部,营业收入达100万元,为企业积累贡献甚大。

拟定校例、须知,有同年五月二十九

《四部丛刊》原计划“史部”中的正史用殿本作底本,但殿本的错讹很多,学界早有定评。张元济决定正史与《丛刊》脱钩,另辑印一套《百衲本二十四史》。1926年他从商务监理任上退休,其实“退而未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揽下古籍印行一大摊子事务,辑印《衲史》是其中之一。他的原则是选用最早最好的版本,用“百衲衣”的方式印行。

日王季烈致张元济函,照《诚斋乐府》之例,拟定五条校例;七月三日姜殿扬致张元济函,并附呈所拟〈也是园曲初校须知〉,有云:

1930年3月,商务刊印《衲史预约样本》,预定每年8月出书,1933年出齐。由于一二八事变,商务遭劫难,打破了原定计划。原先几乎张元济一人在校勘,为了减轻他在具体事务上的负担,1930年8月初,商务在张宅附近极司菲尔路中振坊设立校史处,由汪诒年、蒋仲茀任正副主任,配备有十一二位成员。20世纪90年代唯一健在的王绍曾先生就是其中一员。据王先生回忆,校史处备有全史的各种版本,常用的有明南北监本《二十一史》,汲古阁《十七史》,殿本和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以及各种单刻善本。另备有大量善本书目与题跋。校史处有两大任务,一是校勘,二是描润。“一·二八”后校史处被迫撤销,只有张元济仍坚持校勘,少数几位兼职助手配合,完成了如此浩大的工程。

谨将私拟自守〈初校须知〉,略为顺次,录呈钧鉴,可否加核,连同钧订补例赐予,附寄君翁削正,俾知初校实地上所守标准,且于覆校头绪亦较明晰。

《衲史》是现代古籍整理的典范,有着无数的经验值得总结。

再如文字的校订,有同年八月七日王季烈致张元济函:

对通俗文学也付诸心血

省笔字、俗字,鄙意以改正为妥。加注一节,如系文义两可通,或所改不能无疑者,自当注明;若显然之误字,所改毫无疑义者,似可无须再注。

张元济不仅致力于经史子集传统古籍的整理和刊印,而且对包括古佚小说在内的通俗文学也付诸心血。这显然与他接受新文化的影响有关。1928年秋冬他东渡访书前,郑振铎交来一份书单,请菊老注意古佚小说。张在日本东京内阁文库,果然见到元至治平话五种(《武王伐纣》《七国春秋后集乐毅图齐》《秦并六国》《前汉书续集》和《平话三国志》),中土早已失传。这些话本小说对于研究中国小说史极其重要。《平话三国志》是现存《三国演义》小说的母本,分上中下三卷。全书八万余字,图七十幅。另在日本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处,见到明弘治本(实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也属罕见。此本与后来流传最广、号称“第一才子书”的清初毛宗岗父子修订评刻本《三国演义》比较,框架基本一致,而文字略为粗糙,诗词、赞语过于冗长。嘉靖本对于研究《三国演义》小说的演化到定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八月十六日姜殿扬致张元济函:

张元济还亲自关心过《精忠传弹词》《光绪秘史》等通俗文艺作品的印行。前者是清代女作家周颖芳的遗著,由稿本变为印本;后者是用英文写作的清末德菱公主的作品译本,张元济都热情地推荐出版。

晚处尚余十七本,已改多遍,大概不问曲剧通用与否,悉作讹字,用朱笔记于下阑。今依批定君翁来单各条,先呈五本,将必要字校改上阑签内。

民族瑰宝在烽火中重见天日

曲本的整理,有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三月七日姜殿扬致张元济函:

1938年5月,一部沉埋数百年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惊现“孤岛”上海。

各本(云)、(唱)改正及加○采取各条,以前即径用墨笔钩改,今能否照此钩改?

元明杂剧是继唐诗宋词以后我国文化的瑰宝。但历代统治者均视其为“词曲之末”,经史子集里是没有位置的。其年代虽近于唐宋,传本却比唐诗宋词少得多。张元济素来喜欢古本戏曲,又酷爱昆曲,曾主持过《集成曲谱》和《奢摩他室曲丛》的出版,对这批国宝的发现,怎能不动心?郑振铎为教育部购得该书,也上门向张元济磋商印行的事。张元济向来主张书贵流通,以流通来为古书“续命”。但是这时的商务印书馆早已今非昔比,一面由张致函香港办事处联系影印事宜,一面由郑向教育部接洽订立借印合同。经过短时期的紧张工作,张元济看了原书后做出了两项重要决策:

张元济批注:

第一,改影印为排印。检阅全书后,他认为,原书有刻本,有抄本,抄本亦非出一手,行款各个不同,有的字迹即不清朗。若用影印,不仅毫不美观,而且为读者带来迷惘,这是其一。其二,原书经赵琦美、何煌、董其昌等多人校订,或详或略,赵校最详,略考随笔将校改之字,蒙盖在本字之上。若用影印,则原字及所改之字并为墨堆,无从辨别。而且有的校注为蝇头细楷,若求清晰,非用珂罗版不可。其三,原抄本多经伶工辗转传抄,讹字脱字不胜枚举。若用影印,简直误人子弟,更会招世人薄视。照书影印,省工省时;校订排印,费工费时。然而,张元济怀着出版家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的高度责任感,毅然决然放弃前者,选择了后者。

请即用墨笔钩改。

第二,聘请王季烈担任校订。王素有曲学根底,曾编《集成曲谱》,著有《螾庐曲谈》等,当时虽居北平,又在病中,但知道校订的是也是园古本,欣然接受了张元济的邀请。仅一个月他就拟定了校例,寄回了《保成公径赴渑池会》《董秀英花月东墙记》校本两种。张元济看了王的校本,极为称赞,让馆中校员“奉为圭臬”。同时他建议“凡校补之词句,不论多少,拟另加一符号,似较慎重,亦不没吾兄校阅之劳”。从此,平沪两地“函牍往还,推敲入细”,两人为书的校订与出版,真是费尽了心机。

十月十七日姜殿扬致张元济函:

现存一批编印《孤本元明杂剧》事的来往信札、资料,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在选定孤本上张元济他们是颇花一番周折的。有些剧同名不同戏,有的同戏不同名,没有比较是无法确定的。当时的条件不允许尽情寻觅,只能通过各私家藏书收罗曲本,以资比勘。总经理王云五时常驻香港,张元济在上海实际上主持着商务上海办事处的工作,各种事务集于一身。校勘元明杂剧成了见缝插针的作为。1940年,他还不顾高龄、冒着危险独自一人赴港与王云五接洽馆务。由港返沪不久,他病倒住院动了手术,手术前他甚至留下了遗嘱……王季烈也是70多岁的病中老人,不辞辛苦为这批元明杂剧的校订做出了贡献,最后还撰写了《孤本元明杂剧提要》一书。

《锁魔镜》第五折后新编穿关已裁下,另粘一说帖,仍夹存天字本末后。

1941年秋,上海处于“孤岛”最后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排印本《孤本元明杂剧》,收录“也是园旧藏”144种元明杂剧。学人闻之纷至沓来,初版350部,一销而空。沉埋数百年的民族瑰宝,在这烽火弥漫的岁月重见天日并整理出版,本身就有重大意义。

《锁魔镜》地字本穿关,拟遵批照排,不再另录,而于此穿关之首粘一说帖,遵指授意思撰拟。

(摘自《挑战和机遇:新文化运动中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出版。有删节)

之前,则撰〈穿关研究及推想〉,重点阐发“穿关”的艺术形式。

又如选目编次,有民国二十八年九月间王季烈所拟〈校印也是园总目〉,选目一百五十种,附注:

印此一百五十种,其中惟《单刀会》《遇上皇》《博望屯》《不伏老》《绯衣梦》《僧尼共犯》《题桥记》《苦海回头》八本,世有传本,而或缺宾白,或罕印本,故复印之。此外一百四十二本,皆前人所未□之孤本也。

《总目》首页张元济批注:

自《不伏老》起,次序与前六月廿五日寄来、七月廿二日寄来之目不同。

次年一月二十六日王季烈致张元济函:

杂剧前选一百五十种付印,并编一目次。当时未见原书,未免有望文生义之病。兹知《鞭盗跖》即《临潼斗宝》之不全本,则此本自不必印。但印一百四十九种,未免有畸零之嫌。将来全书校毕时,或更发现可删之本,则再删一、二本,否则,就地字中再选一本以补足之。此事宜校毕再定为妥,惟大致依此目次序作为暂定可也。

撰写提要,有民国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王季烈致张元济函:

兹将《洞天玄记》《太平仙记》两本互勘,各撰提要一通,乞赐教正。依管见揣度,竟似杨升庵袭旧,然未敢轻诋前人,祗好作曲笔,以俟后人之断定,但不觉其辞之费耳。

“另封挂号寄上”《洞天玄记》《太平仙记》两种的提要。十二月十二日王季烈致张元济函:

今日已将十三批共七十八种之排样悉行看完。此后随到随看,随作提要,可免积压之弊矣。

至于如规画版式,有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十三日姜殿扬致张元济函内云:

四月十一日王季烈覆张元济函:

板式甲、乙、丙、丁四种,甲不经济,丁太费目力,皆可不必讨论,惟乙、丁(原文如此。“丁”为笔误,当作“丙”。——作者注)二种宜斟酌选用。兹与此间研究藏曲之傅惜华谈及,渠深以丙式为善,谓其字之大、小与开明书局排印之《六十种曲》相同,而仅用边线,不用行线,中缝用中式,不用西式,则比之开明印本尤为古雅悦目,似可即行定夺。

斟酌书名,有同年七月二十五日商务印书馆致王季烈函:

版式清单增入第七项(校注用六号双行夹注),此单指曲文大字夹注,如科白夹注,能否亦用六号字,将来排时当注意合式否也。

再书名“孤本”两字,拟依郑振铎君所见,易为“脉望馆”三字。

八月十二日张元济致王季烈函,亦云:

前属馆中函陈,拟用“脉望馆”三字代拟定“孤本”二字,缘此时不欲发售预约,不能将全部书名发表在此,数月之中或有人将我所选印者忽然印出数种,则于“孤本”二字于出书之时不免有所抵触。未知卓见以为可行否?

八月十四日丁英桂录王季烈于《破窑记》校样上的附注,以为书名用“脉望馆”有三不妥:

标题“孤本”二字改“脉望馆”一节,鄙意觉未尽善。此杂剧为脉望馆、绛云楼、也是园诸家所递藏,而非脉望馆之刊本,仅举“脉望馆”,不足以赅诸藏家,一不妥也。脉望馆所藏杂剧不止此数,今仅选印百余种,而冠以“脉望馆”之名,二不妥也。书名当使人人易知,方可畅于营销,脉望馆去今已四百年,惟藏家及研究板本者熟知其名称,普通喜杂剧传奇之人未必知也,不如“孤本”二字之足以使人注意,三不妥也。请诸君再细酌之。

兹所举各例,均为未刊信札,可略见整理者工作的邃密,亦可印证王季烈于《孤本元明杂剧》的〈序〉中所言的“此本初校者为我吴姜佐禹君殿扬,复核者为海盐张菊生君元济,函牍往返,推敲入细,皆有功此书之流播者也”。元曲研究专家隋树森就曾撰文指出,《孤本元明杂剧》“也还时有纰缪”,但较之先前世界书局出版的《元曲选》、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卢冀野的《元人杂剧全集》,“三种之中,以《孤本元明杂剧》断句错误最少,校对亦精,可以说是现行断句本元剧总集之最佳者”。事实上,戏曲研究专家苗怀明在《二十世纪〈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发现整理与研究》一文中也评价说,这次整理校订“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质量上,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代表了建国前戏曲整理工作的最高水平”,“对后来戏曲作品的校订整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参考价值”。

《校剧信札》尚有不少反映社会生活与时局世态的书简。如反映社会生活的,有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十日王季烈致张元济函:

承寄邮费二十元,现在上海与此间汇兑不通,此事如系吾兄所赐,则请无须客气,若是由馆中支公款,则亦不必急急。弟连居已于上星期售去,约二个月交屋。弟拟阴历中秋后移居北京,阴历六、七月间先将书籍长物交转运公司送至北京,弟于七月中旬在此左近租屋暂住,俟长物到京(行李自连至京须一月),弟再动身,阴历六月以内弟不移动也。

八月十九日姜殿扬致张元济函:

〈代音字表〉打成清本及挍史余朱,均承任心翁同日先后送到。此等朱锭大概旧制者,方法、工料均精。现购于市者,年不如年,以料恶工粗、胶重性暴,损笔易秃,半由不善调朱,胶固于笔,半由洋帋损锋,一扫即成退笔。

反映时局世态的,有民国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姜殿扬致张元济函:

本月同人薪水已普遍恢复,在此租界食用暗封锁难关中,虽幸得有救助,然公司向居商业领袖地位,此次复薪,在同人生活、公司牌面均不可已,而在公司实力如何,向不闻可以庆幸图全消息,实为公私交虑。日来又闻不幸狂潮,窃恐今后不是公司同人问题,将趋于全上海改呼“吃白饭”口号尚不可得地位。此则人人所当省悟者也。

九月二十五日姜殿扬致张元济函:

阅报:教部对沪出版界暂缓审查,对内地教本自负印行名义,于立场困难,似亦深鉴而欲为之解者,于此可觇时局先声之微矣。无如出版业工场并无可为趋避、负担稍轻之地,工料、运输□□上涨,最低生活立待趋高,斯为大困耳。

叙述真切直观,可供经济史、艺术史、社会史等专题的研究者取资。

《校剧信札》原书,线装7册,竹纸装裱,存手迹348件、录副122件(含重复者),起于1938年6月22日,讫于1941年12月10日,分为函、契约、校例、须知、笺、表、条议、清单、书目、提要、样张、说帖、说明等。

2017年,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建120周年暨张元济诞辰150周年,上海图书馆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影印出版《校剧信札》,由笔者整理,主要是考辨信札的写寄时间、写寄者或收受者,以写寄时间先后为序编列信札,分析与合并手迹或录副、正件或附件,依信札内容撮要拟写事由项,编制相应的信札目录,附录〈信札往来者人物简介〉和《孤本元明杂剧》的〈序〉〈校例〉〈目录〉等。由于主观、客观各因,其未能考知及错谬之处,仍存疑俟考,或以待博通高明之士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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