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被张恨水写成纨绔不生气 三请其出仕被拒

原标题:《应做凤凰棲梧桐,不为残羹入鸡群——记与张学良交往中的张恨水》

张学良三请张恨水出仕被拒 仍邀其为《新民晚报》写连载

在民国初年,张恨水的小说曾盛极一时,连载张氏小说的报纸往往洛阳纸贵。他小说里的故事往往透露着大时代的影子,角色也有原型,如《金粉世家》里北洋军阀总理之子金燕西和清贫女子冷清秋的凄美爱情,总是让一代代读者记忆犹新。
而张恨水与少帅张学良之间的一段交集,则要从他在《世界晚报》副刊《夜光》上连载的一部小说《春明外史》说起。
《春明外史》揭露了北洋军阀统治下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并以报馆记者杨杏园与妓女梨云、女诗人冬青的爱情为故事主线,因为生动的内容,吸引了许多读者,自见报第一天就轰动了整个北平。《春明外史》这部小说几乎是把当时上自总统下到妓女、流氓的不同人物都写入小说中,真实地、栩栩如生地描写着当时的社会。
不过,《春明外史》引起张学良关注的,是小说里有个以他为原型的官家公子哥韩幼楼。令人没想到的是,虽然自己被描写成纨绔公子哥的形象,但张学良没有生气,反而非常欣赏张恨水的文学造诣,到北平时,他亲自去拜访张恨水,并主动缓解张恨水家人见他一身戎装的紧张感,说道:“你姓张,我姓张,500年前我们是一家,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后来,少帅更是三次邀请张恨水入仕,但后者一一婉拒了,北平有报纸就此刊载了名为《张学良三请张恨水,张恨水婉辞不就》的报道。
1928年8月,为了和日本报纸抗衡,张学良在东北创办《新民晚报》,并邀约张恨水写《春明外史》的续集,张恨水接到张学良的来信后,顺着《春明外史》的思路,创作《春明新史》。1928年9月20日,奉天《新民晚报》创刊号开始推出,一时间洛阳纸贵,史料还有“《新民晚报》销量创50万”的记载,这其中张恨水连载的功劳不可忽视。
1929年8月,在张学良的邀请下,张恨水前往沈阳,本以为“荒蛮之地,必有些破败”,在下了火车之后,张恨水看到街头男士西装革履,女子卷发、高跟鞋以及时尚衣着的样子,他心中暗暗增加了对张学良为政有方的敬佩。
1934年5月,张恨水西北之行是同张学良最后的一次见面,数年后,他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来,他又得到张学良被幽禁的消息,不仅心怀感伤。1946年,在得知少帅被押到台湾,他于西安事变十周年之际,在北平《新民报》发表《今日赠张学良》一文,以表思念。

民国二十三年(1934)夏,张恨水赴西北考察,为小说创作收集素材。他的行踪被张学良所关注。有一天,他忽然收到了张学良的邀请,要他西行归来到武昌一晤。曾任张学良秘书的王益知在《张学良外纪》中记述了这件事:“一九三四年春天,张学良到武汉,第二年十一月又迁西安。他在武昌,却早已顾及到西北,张恨水周历名山大川,在一九三五年(应为一九三四年,作者注)曾作西北之游,张学良认为新闻记者目光犀利,一般人所忽略的,他们都能透视得很清楚,便邀恨水游罢转到武昌,在徐家棚公馆,畅谈些西北的社会情形,农村经济,山川形势,关隘险要。”[1]

《春明新史》 缘起少帅和才子的一段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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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初年,张恨水的小说曾盛极一时,连载张氏小说的报纸往往洛阳纸贵。他小说里的故事往往透露着大时代的影子,角色也有原型,如《金粉世家》里北洋军阀总理之子金燕西和清贫女子冷清秋的凄美爱情,总是让一代代读者记忆犹新。

张恨水

而张恨水与少帅张学良之间的一段交集,则要从他在《世界晚报》副刊《夜光》上连载的一部小说《春明外史》说起。

张恨水与张学良的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民国十五年(1926)。这一年的夏天,只有二十六岁的张学良,被北京政府授予良威上将军衔,是东北“奉军”的少帅。而此时的张恨水,年届三十出头,正在《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主编《明珠》《夜光》两个副刊,他的两部小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就在这两个副刊上逐日连载,颇为北京市民所喜爱,已是小有名气的报人兼小说家。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怎么走到一起的呢?起因便是《春明外史》这部小说。

《春明外史》揭露了北洋军阀统治下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并以报馆记者杨杏园与妓女梨云、女诗人冬青的爱情为故事主线,因为生动的内容,吸引了许多读者,自见报第一天就轰动了整个北平。《春明外史》这部小说几乎是把当时上自总统下到妓女、流氓的不同人物都写入小说中,真实地、栩栩如生地描写着当时的社会。

这是张恨水的成名之作。自民国十三年(1924)春《世界晚报》创刊以来一直在副刊《夜光》连载,是该报的一大品牌。

不过,《春明外史》引起张学良关注的,是小说里有个以他为原型的官家公子哥韩幼楼。令人没想到的是,虽然自己被描写成纨绔公子哥的形象,但张学良没有生气,反而非常欣赏张恨水的文学造诣,到北平时,他亲自去拜访张恨水,并主动缓解张恨水家人见他一身戎装的紧张感,说道:“你姓张,我姓张,500年前我们是一家,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后来,少帅更是三次邀请张恨水入仕,但后者一一婉拒了,北平有报纸就此刊载了名为《张学良三请张恨水,张恨水婉辞不就》的报道。

老友张友鸾曾在《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中写道:“《春明外史》写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京,笔锋触及各个阶层,书中人物,都有所指,今天的‘老北京’们,是不难为它作索隐的。在《世界晚报》连载的时候,读者把它看作是新闻版外的‘新闻’,吸引力是非常之大,很多人花一个‘大子儿’买张晚报,就为的要知道这版外新闻如何发展,如何结局的。当时很多报纸都登有连载小说,像《益世报》一天刊载五六篇,却从来没有一篇像《春明外史》那么叫座。”[2]

1928年8月,为了和日本报纸抗衡,张学良在东北创办《新民晚报》,并邀约张恨水写《春明外史》的续集,张恨水接到张学良的来信后,顺着《春明外史》的思路,创作《春明新史》。1928年9月20日,奉天《新民晚报》创刊号开始推出,一时间洛阳纸贵,史料还有“《新民晚报》销量创50万”的记载,这其中张恨水连载的功劳不可忽视。

当时的北京,还在北洋政府治下,大致经历了直系、奉系两个时期,细分还有曹锟、吴佩孚、黎元洪、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等人的轮流执政,简直就像走马灯一样,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在他们的统治下,北京尽管称作“首善之区”,却已经闹得乌烟瘴气,昏天黑地。

1929年8月,在张学良的邀请下,张恨水前往沈阳,本以为“荒蛮之地,必有些破败”,在下了火车之后,张恨水看到街头男士西装革履,女子卷发、高跟鞋以及时尚衣着的样子,他心中暗暗增加了对张学良为政有方的敬佩。

军阀、官僚、豪绅,沆瀣一气,贿选总统,鬻官卖爵,贪污舞弊,酒肉征食,声色犬马,无恶不作。更让人难以容忍的是,为了争夺地盘,这些军阀动辄发动内战,今天奉系联合直系打皖系,明天直系勾结冯、阎打奉系,战火硝烟,此起彼伏,无休无止,受苦受难的是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穷苦百姓。

1934年5月,张恨水西北之行是同张学良最后的一次见面,数年后,他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来,他又得到张学良被幽禁的消息,不仅心怀感伤。1946年,在得知少帅被押到台湾,他于西安事变十周年之际,在北平《新民报》发表《今日赠张学良》一文,以表思念。

张恨水是个有正义感和社会良知的报人、小说家,在新闻受到严格管控,报纸动辄被关停,记者亦可能遭遇杀身之祸的情况下,他则巧妙地利用小说这种形式,把上层人物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影影绰绰地透露出来,使人一看,便心领神会。据说,当时的读者,常常一边读小说,一边猜测书中某某人是否影射生活中的某某人,书中的某件事究竟影射生活中的哪件事,于是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

他这支笔,也是带着情感的,对军阀,嬉笑怒骂,叱责指摘,绝不客气。唯有一次例外,是在写到一个叫韩幼楼的青年军人时,张恨水不仅写了他青春年少的风采和气象,待人接物的礼貌和客气,更写了他在风月场中的自我约束,始终没有和一个年轻女子跳舞。

按照当时一些好事者的索隐,张恨水笔下的很多人物都包含着某种相对应的关系,比如,魏极峰与曹锟,鲁大昌与张宗昌,姚慕唐与张敬尧,章学孟与张绍曾,乌天云与褚玉璞,秦彦礼与李彦青,闵克玉与王克敏,苏清叔与吴景廉,周西坡与樊樊山,黎殿选与刘春霖,曹祖武与杨度,余兰痕与徐枕亚,金士章与章士钊,时文彦与徐志摩,何达与胡适,小翠芬与小翠花等,就可称为身形和影子的关系,而韩幼楼则对应了张学良。

说家风

按说,对待文人的游戏笔墨,人们一般不会真往心里去,张恨水也不希望人们以穿凿附会、对号入座的方式读他的小说。但是,张学良似乎接受了这种说法,居然相信张恨水笔下的韩幼楼就是他张学良本人。据说他还曾找到未英胡同张宅,登门拜访,主动结交这位报人兼小说家。

汉代陆贾《新语·术事》一篇说:“圣人贵宽,而世人贱众。”意思就是说,品格高尚的人注重宽容,但是常人却很少有这般品德。自古有大将之风的人往往都具有宽容与接纳的心态,这样才能聚才为己用,曹操就宽释官渡之战后背叛他而投靠袁绍的将领,不追究其过失,有的更是加以重用。

尽管此事有些蹊跷,但此后他们二人你来我往的故事却多有记载。王益知曾在《张学良外纪》中写道:“‘九一八’后他常在北京,住肃王府旧宅。我曾邀他及张恨水、宗子威(诗人,东北大学教授)、寿石工聚餐,他很高兴,说这是很难得的‘雅集’。宗子威有诗纪之。”[3]当年在北京行医的日本人矢原谦吉也曾提到,一次,张学良忽然派兵逮捕了他的朋友丁春膏(四川总督丁宝桢曾孙、中法储蓄会副理事长),理由是有人告丁私设电台,私通南方,并向南方通报张学良的动向。张恨水闻知,为丁辩诬,又亲为丁夫人属稿,致函张学良,责备他不该无理捕人。次日,张学良查明事情真相,就把丁放了。事后,张学良还请人赠丁高丽参数两,名贵皮裘一袭,以示歉意。[4]

古之将领如此,少帅张学良亦是如此。张学良被张恨水写成纨绔子弟,还三次拒绝他的入仕之邀,他都没有介意。据小报记载,张恨水甚至还曾在张学良夫人的扇子上留下“少帅隆情嘱出山,书生抱愧心难安;堂前燕子呢喃语,懒逐春风度玉关”的诗句,少帅看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赞他有气节,这就更不是常人所能达到的了,这也许就是少帅与众不同的大将风范。

澳门新浦京手机版,最有戏剧性的一次是在民国二十年(1931)十二月,张学良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曾拟聘张恨水为文学秘书。“此时,张学良偕于凤至及赵四小姐住在北平顺承王府。赵四小姐深知张学良爱才重才的心情,选了一把湘妃竹的白纸折扇,托人请张恨水题字。张恨水见扇面画有花木和燕子图案,便在空白处题七言绝句一首:‘少帅隆情嘱出山,书生抱愧心难安。堂前燕子呢喃语,懒逐春风度玉管。’借此诗既敬谢了少帅欲重用的美意,又表白了自己难以平静的心情。”[5]

沈阳晚报、沈报融媒记者 刘钊 实习生 王佩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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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恨水之子回忆:

张学良

据张恨水之子张伍回忆,“《春明外史》在北京连载时,适逢张学良将军在北京,他非常推崇父亲的文采,希望结识。父亲起初避而不见,但有一天张学良做了不速之客,竟自己找到父亲寓所。相见之下,父亲觉得这位少帅谈吐不凡,可做朋友。张学良原想请父亲出去做官,但父亲坚辞不就……抗战结束后,我们举家从重庆内迁,中途路过贵州息烽,吃饭时父亲低声对母亲说:‘张学良就关在这里,我倒很想去看他,但是他们也不会让我去的。’”

张恨水虽然几次拒绝了张学良邀他做官的盛情,但对张学良的好意,他亦知投桃报李。有记载称,张恨水曾三赴沈阳,均有报张学良相知之意。

第一次是在民国十七年(1928)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九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之前,张恨水乘平奉列车赶到沈阳。他此行目的有二,其一,受北平《世界日报》和《北平朝报》委派,采访东北易帜问题。据王益知记载,在张恨水之前,《大公报》的胡政之、《新闻报》的顾执中、著名大炮,他的老朋友龚德柏都已到达沈阳,“最后来的是张恨水,在帅府老虎厅上,二张长谈四五个钟头,极其融洽。恨水将新印的《春明外史》一百部,带沈託《新民晚报》社代售,张学良遣副官一买就是十几部,府中几乎人手一编,三日即罄”。[6]其二,张学良为了与日本人的《盛京时报》争夺舆论阵地,创办沈阳《新民晚报》,并请张恨水为之创作小说,钱芥尘在为张恨水小说《过渡时代》作序时曾谈及此事:“民十七(1928)之冬,愚与恨老同客辽沈,时新民晚报创刊,恨老既付以天上人间长篇巨著。”[7]张恨水此次赴沈,既有为《新民晚报》创刊祝贺之意,也是接洽小说连载之事。

三个月后,民国十八年(1929)三月六日至八日,张恨水第二次赴沈。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他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兼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委,他则授予张恨水为东北边防司令部顾问,并向他发出了赴沈的邀请。

不过,张恨水此行的心情却颇为复杂,他有两组诗词分别发表于本月十九日和二十二日之《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其中很好地表达了纠缠于他身上的重然诺,酬知己,又不想为食客,亦非栋梁才的两重心境。先看前者,是词作《虞美人》三阕:

人间没个埋愁处,

更向天涯去。

朔风两度客孤征,

又是天高月黑渡边城。

杨花未解飘零意,

落也还飞起。

十年已是困京华,

不道依依难别也如家。

前调

奔车击铁鸣鼍鼓,

驰上榆关路。

平沙莽莽月昏黄,

只是悄然无语一凭窗。

青禽几遍叮咛说,

珍重轻轻别。

果然此别太匆匆,

已是一千里外雪霜中。

前调

为伊呕尽心头血,

还怕为伊说。

桃花落尽不归来,

免伊笑啼不是苦徘徊。

除非化作青陵蝶,

千古无离别。

分飞莫道尚同心,

碧海青天何处更追寻?[8]

再看后者,是一组五律,《榆关道上》(四首):

一片风沙响,奔车抵故关。

古人原怕别,壮士不期还。

大漠空残照,长城跨乱山。

悲笳何处起,只在有无间。

一卧行千里,奔车十二时。

光阴本幻梦,踪迹似游丝。

荒草连天阔,平原落日迟,

凭窗寂不语,拈带忽成诗。

结交重然诺,慷慨赋孤征。

又上卢龙道,还听画角声。

壮年成食客,乱世厌儒生。

微笑无人识,萧然别旧京。

路犹连雪冻,关不放春来。

直入风沙里,奔车吼似雷。

甘称牛马走,岂是栋梁才。

留血酬知己,雄心莫尽灰。[9]

这两组诗词都很能体现张恨水的态度和性情,文人士子的耿介自持、圆融通达,以及信守然诺,在这里得到了统一。恰如钱芥尘所言:“恨老处世接物,外圆内方,与世无争,与人无忤,然而愤世疾俗,则一一形诸小说,刻画形容,有类画鬼,直同化境。”[10]

张恨水第三次沈阳之行是在这一年的八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他在《春明外史》续序中写道:“十八年(1929)八月二十二日由沈阳还北平。”这篇序文就是在沈阳到北平的火车上写的,“文成时,过榆关三百里外之石山站也”。[11]

此时正是“中东路事件”东北军与苏军进入战争状态的初期,八月十七日,中国国民政府发表对苏交战宣言。张恨水赴沈,其目的就是要了解张学良的真实意图和态度。回到北平后,他很快写了《张学良谈对俄方针——国境有充量准备,但绝不妄开一枪》的报道,刊载于《上海画报》第502期。

他的报道未发其供职的《世界日报》,而远寄沪上,其原因或在于,他对此一事件的看法,与成舍我有很大分歧。九月十二日,《世界日报》发表了署名“百忧”,题为《谨建议于政府及国民之前》的社论,宣称“赤俄破坏和平”,进而“建议政府:(一)应须下全国动员令,集中兵力,下殊死自卫举国一致之决心;(二)应通告全世界,宣布赤俄屡次侵我领土,戮我人民之各种事实;(三)在赤俄未完全停止暴行,及向我谢罪以前,中俄之一切谈判,立即停止,切勿在其炮火胁迫之下,而有所和平交涉之进行,致使世界笑我,有靦面目,无复国家人格之存在。”

这种火上浇油式的言论,引起读者不满。为平息舆论,即由张恨水另写一篇社论,题为《苏俄对华之“战”的程度》,刊载于九月十六日《世界日报》。他认为:“就事实而论,俄不能战,亦不欲战。”他有两点理由支持这个论点:“(一)苏俄自革命后,直至1923年,农民所得之粮食,犹不足以自给,更无论以剩余之品而换工商品。”“而谓于此时,将驱饥饿不能求生之民以与中国战,此必无之理也。(二)苏俄之目的,非在引起世界革命民族自决者乎?在此范围中,根本即不容有侵略邻邦事实之存在。”“使其果欲与我国宣战,则我国西北边界,千里而无一兵,赤军大可长驱直入,而可无所忌惮,今俄人计不出此,亦正不欲战之一证也。”

张恨水此论虽不能说真懂苏俄,但他毕竟说出了部分实际情况,是有益于舆论的。但《世界日报》一周之内发表两篇观点分歧的社论,总须对读者有所交待。故成舍我专为这篇社论写了按语,置于文后,他指出:“恨水先生此文,于苏俄实况,言之至切。惟苏俄固不敢轻冒不韪,而在我则决不能不有应战之准备。国人幸勿误解恨水先生之意,即谓对俄问题,可高枕无忧也。”[12]

很显然,张恨水是以自己的方式帮助张学良。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学生荆梅丞曾在回忆录中提到,“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舆论异口同声地谴责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造成东北沦陷。

一时间,张学良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民族罪人。他与几个同学亦曾计划暗杀张学良,为民除害。此事为张恨水所知,遂将同学们召集起来,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你们仇恨张学良主任(此时张学良担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还要加害于他,这种想法却是大错特错了。”他接着说:“我与张主任交往非一朝一夕,我深知他的为人。现在一些报纸说他是‘不抵抗将军’‘不爱江山爱美人’‘花花公子’等,把九一八事变的责任归到他头上,这是不公平的。现在我给你们也说不清,不过我相信历史总会告诉你们的。”[13]

由此可见张恨水与张学良的相知和情谊。故正在庐山牯岭寄情于小说创作的张恨水,既闻张学良约见,很快便结束了笔下的文字,收拾行装,赶赴武昌。二人相见,自有一番长谈,张恨水尽其所知,向张学良讲述了他的所见所闻。

此时的张学良,欧游归来不久,先是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随后,又被任命为武汉行营主任,兼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所以,他很希望了解西北真实的政情民情,张恨水此行西北,等于为张学良西北履职做了前期调研。

尽管如此,张恨水始终没有迈出从政为官这一步。这固然与他一生秉持的信念有关。作为一个报人,他始终不肯放弃民间身份和民间立场,不仅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更鄙薄那些在官场上钻营,跑官求官的人。

他的老朋友张友鸾家累很重,孩子多,在重庆生活颇不容易,有个朋友建议他改行做官,张恨水便坚决反对,他当即画了一幅“山松图”并以题诗来规劝他:“托迹华巅不计年,两三松树老疑仙。莫教坠入闲樵斧,一束柴薪值几钱。”[14]

张友鸾很感激张恨水的这番肺腑之言,最终拒绝了朋友的邀请,没有离开报人的岗位。其实,这首诗所表达的未尝不是张恨水的心声。他很看重自己的寒士出身,认为士一定要有士的气节和人格,就像凤凰一样,“非梧桐不棲,非竹实不食,飞醴泉不饮”。他的意思是说,士是要有一点自尊、自爱、自重的,如果“为升斗之禄,妻妾之奉,飞下梧桐,钻入鸡鸭群中,人家也就以鸡鸭视之了,那真可惜之至”。[15]从他的这些议论中,不难体会张恨水拒绝到张学良那里做官的初衷。

虽然没有追随张学良从政,但张恨水还是很关系和惦念张学良的。网上流传着一件逸闻,说的是1946年春天,仍被羁押在息烽的张学良,曾托朋友把他的两首新诗寄给张恨水,刊发在张恨水主持的北平《新民报》上。这又是一件张冠李戴的笑话。

张学良在1946年春天的确写了《发芽》、《抢粪》两首新诗,但并未经由张恨水发表于北平《新民报》,而是刊发于1946年5月4日的《新华日报》,剧作家田汉读后还曾作和诗二首,并写了百余字的引言,感慨系之,均见于同日《新华日报》。

不过,张恨水的确不曾忘记张学良,在他主持北平《新民报》期间,仅1946年,就曾两次为张学良写文章,一次是1946年4月30日的《读史》,对他用五六年的时间读《明史》大为赞赏,以称许的口吻说:“在这一点上,知道汉翁不是二十年前的公子哥儿了。”[16]另一次是“西安事变”十周年的时候,1946年12月12日,张恨水写了《今日赠张学良》一文,在北平《新民报》副刊《北海》发表。文章不长,仅以此文为张恨水与张学良的情缘画个句号:

今日双十二,不免想起了西安事变。这幕戏两个主角,一个是张学良,一个是杨虎城。八年来,他们的情形一向是神秘的,在后方都不大明白,更遑论收复区了。

我们所知道的,张学良已于一月前,坐专机由贵州去台湾。杨氏的情形,却不大清楚。在廿八年(1939)以后,有人就说杨氏死了,其实没有。他住在息烽县乡下,和张氏所居,隔一个山。去年笔者过汉口,听到人说,他的部下某大员,曾去探过杨氏一次呢。贵州是山区,台湾是海岛。不才为张氏撰一联送之:

日积十年钓鱼,晚积十年读史,学而习之。

昔居四面包山,今居四面环水,良有以也。[17]

注释:

[1] .
王益知《张学良外纪》,220页,香港南粤出版社,1989年2月版。

[2] .
张友鸾《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张占国
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105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9月版。

[3] .
王益知《张学良外纪》,152页,香港南粤出版社,1989年2月版。

[4] .
事见矢原谦吉《谦庐随笔》60-6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5] .
谢家顺《张恨水年谱》,298-299页,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版。

[6] .
王益知《张学良外纪》,87页,香港南粤出版社,1989年2月版。

[7] .
钱芥尘《过渡时代序》,《过渡时代》1页,春明书店民国三十六年(1947)四月版。

[8] .
张恨水《虞美人》,原载1929年3月19日《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张恨水全集《剪愁集》225-226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版。

[9] .
张恨水《榆关道中》,原载1929年3月22日《世界日报》副刊《明珠》,张恨水全集《剪愁集》15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版。

[10] .
钱芥尘《过渡时代序》,《过渡时代》2页,春明书店民国三十六年(1947)四月版。

[11] .
张恨水《春明外史》续序,张恨水散文全集《写作生涯回忆》,243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版。

[12] .
此段参考贺逸文、夏方雅、左笑鸿《北平<世界日报>史稿》,张友鸾等著《世界日报兴衰史》,87-88页,重庆出版社1982年12月版。

[13] .
荆梅丞《我师张恨水二三事》,高泽、沈楚主编《存真录》,198-19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14] .
张伍《忆父亲张恨水先生》,23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8月版。

[15] .
张恨水《凤兮凤兮》,原载1940年1月4日重庆《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张恨水散文全集《最后关头》,290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版。

[16] .
张恨水《读史》,原载1946年4月30日北平《新民报》副刊《北海》,张恨水散文全集《山窗小品》126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版。

[17] .
张恨水《今日赠张学良》,原载1946年12月12日北平《新民报》副刊《北海》,张恨水散文全集《山窗小品》154—155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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