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浦京2019皇子朱橚倾情中医

一 嘉靖帝刻医籍:天子尚医惠杏林

《普济方》是由明太祖第五子周定王主持,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人执笔汇编而成,刊于1406年,初刻本已散佚。几百年来除少数藏书家藏有一些残卷,如永乐刻本存19卷,明抄本存35卷等外,惟《四库全书》收有全文。原作168卷。

朱橚(1361~1425年),字诚斋,是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明成祖朱棣的同母兄弟。他命运多舛,政治上屡屡失意,仕途一片黯淡,在争夺王位彻底无望的情况下完成了人生理想的转身,不再追求政治上的进步,而是向一名伟大的医药学家转变。于是,历史再次呈现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愿景。朱橚在中医药学、植物学领域里取得独树一帜的成果,普济天下众生,声名远播海内外。同时,他也拯救、成就了自我,以“著名本草学家、方剂学家”载入史册,走向世界。

嘉靖二十一年(1542),二十多岁的李时珍正处在选择的矛盾中:是继续举业还是弃文从医。李时珍本治儒学,习举子业,立言垂训的理想和三不朽的儒家理念深入骨髓。然而“年十四补诸生,三试于乡不售”(顾景星《李时珍传》)的现实,也让他心灰意冷。而这一年,嘉靖皇帝刊刻了医书《婴童百问》。

 
《普济方》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方书。全书大致分为12部分,卷1~5为方脉,卷6~12为运气,卷13~43为脏腑,卷44~86为五官,卷87~250为内科杂病,卷251~267为杂治,卷268~272为杂录和符禁,卷271~315为外伤科,卷316~357为妇科,卷358~408为儿科,卷409~424为针灸,卷425~426为本草。编次条理清晰,内容十分丰富。自古经方,本书最为完备。资料除取之历代方书外,还兼收史传、杂说、道藏、佛典中的有关内容。

朱橚体仁遵义,胸怀天下,喜好中医,知晓医理。弱冠之时,常念及“医药可以救夭伤之命,可以延老疾之生”。曾主导编著《保生余录》方书2卷。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朱橚获罪由开封流放至云南。当地素称“烟瘴之地”,疾病频发,百姓缺医少药。朱橚“垂悯边鄙之民”,令本府良医李恒等编印医书《袖珍方》。全书4卷,收录方子3000余个,其中一些秘方还是自家创制的。《袖珍方》一经问世,人们治病疗疾有所遵循、便于“对标”,大大地促进了西北边陲医药事业的发展。仅在明代就被翻刻了10余次,可见受医家重视的程度。

《婴童百问》,后世一般认为作者是鲁伯嗣。但是在明嘉靖的时代,还属于“作者不详”。嘉靖十八年(1539),许进呈该书,《进书疏》云:“正德二年臣为翰林院编修之时,收得医书二本,名曰《婴童百问》,相传为在昔名人著述。”这部连作者名字都不确定的医书,居然也受到了嘉靖帝的青睐。不但不影响礼部刊刻,且由首辅大臣严嵩撰序。礼部刊刻,意味着什么?我们从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李春芳在《进刻书(《卫生易简方》)表》中可见一斑:

《普济方》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方剂书籍,它载方竞达61739首。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橚由云南返回开封,全身心地投入到医学著作中,开始组织膝硕、刘醇等医家名流编著《普济方》,还集中了一些技法高明的画工和其他方面的辅助人员,组成一个“编写组”。经过十几年努力,《普济方》终于编成,全书168卷,图文并茂。分方脉总论,药性、运气、脏腑、身形;在病制上有伤寒、杂病、疮疡、骨科、妇科、儿科;在治疗上有针灸、按摩及本草多门;载有丸散膏丹酒露和汤剂等61739个药方,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方书。不仅对前代医学进行全面总结,还复原了大量明代之前散失的文献,使得诸多“古之专门秘术”得以流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采摭繁富,编次详析,自古经方无更赅备于是者”。李时珍《本草纲目》所附方“采于是书者至多”。

刊刻完备,遵奉明旨,如数刷印,装潢成帙,谨随本进呈御览。所据颁布一节,照得两京并直隶十三省等处官员见在,应朝合无,每处给与一部,就令各官赍领,前去传布,庶远迩得以均沾圣泽,而皇上好生之德,益怙冒于无外矣。

公元1406年定稿出书,为中国历史上的明朝皇帝朱棣收集编写。《普济方》,收集了大量资料。除了收录明以前各家方书以外,还收集其他方面的材料,如传记、杂志等,所以内容十分丰富,编得也很详细。由于出版的数量比较少,而该书又比较实用,所以不少人辗转传抄。物以稀为贵,《普济方》一书在当时是十分珍贵的。后来经过一些年代,《普济方》原来的刻本已经散失。
  

此后,朱橚又开始了植物学研究。因为身为皇族子弟,非特旨不得随意外出,他便组织人力购求、采集植物多达400、500种,并植于王府之“龙窝”园圃。“躬自阅视,俟其滋长成熟”,召画工临摹描绘,逐一注明植物可食部位及食用方法。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救荒本草》编成并刊行于世。全书4卷,收录草、木、米谷、果、菜类共414种,其中引用前人本草138种,新增276种。融农学、植物学与本草知识为一体,是我国药物学向应用植物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礼部刊刻,意味着医书通过政府的力量,可以传播于海内外。这对追求立言不朽的读书人来说相当具有诱惑力,尤其是对像李时珍这样在科举上屡受挫折的人来说,更意味着一种新的选择。

澳门新浦京2019,《普济方》原作168卷,后来改为426卷,分成217类,共788法。全书有图239幅。内容包括总论、脏腑身形、伤寒杂病、外科、妇科、儿科、针灸等。书中记载了许多疾病的治法,如汤药、按摩、针灸等。《普济方》是一本十分实用的方书。它在所列的每一病证之下,列了一些方子,学者或医生只要依病查方,再在各个方子之间选择一下即可。而这本书也是十分宝贵的医学文献资料。

《救荒本草》具有非常高的药用价值,进一步发展了“药食同源”思想。其中,总结了一些药学理论。诸如,中药的“四气五味”“七情”思想、配伍理论和相使关系,在叙述中,均提及每种野生植物的药用疗效。对药物的描述方法形象、具体,如:菖蒲“其根盘曲有节,状如马鞭”,旋复花“开花似铜钱大”。记载了同一种植物的不同产地类型,如:苍术“嵩山茅山者佳”,柴胡“生丹州结青子与他处不类”,枸杞“陕西枸杞,甘美异于诸处”等等。记录了药用价值以及正确的服用方法,如:无花果“今人传说治心痛,用叶煎汤甚效。”还对植物进行了分析,去伪存真,纠正前人错误,如:“金银花……本草中不言善治痈发背,近代名人用之奇效。”同时,涉及日常饮食保健,如:地榆“根亦可酿药酒。”苍术、地黄“久服轻身,延年不饥。”《救荒本草》对后人的影响非常之大,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其“颇详明可据”。不仅从中引录了植物和画图,而且吸收了先进的描述方法,按照植物的“形态”“性味”“生境”“用途”等作为分类依据。陈嘉谟编著《本草蒙荃》时也采用了朱橚的某些方法。朱橚对野生植物食用价值的研究传播到日本等国并引领了相关研究,领先于欧美400余年。

李时珍何时专心医学,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根据顾景星《李时珍传》“年十四补诸生,三试于乡不售。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窥。善医,即以医自居”推测,李时珍考中秀才时十四岁,乡试三年一次,“三试”后,李时珍就是二十多岁。没有资料可以证实,《婴童百问》的刊刻与李时珍下定行医决心的直接关系,但是可以推想当《婴童百问》这部连作者都不详的医书都能获此殊荣,这对出身一般的医书作者具有的鼓舞作用可想而知。

中国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以《普济方》为主,并参考以前的一些残卷残本,一一进行校勘、重印出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普济方》共分10册。第一份为方脉运气脏腑,第二册为身形,第三册到第六册为诸疾,第七册为诸疮肿,第八册为妇人,第九册为婴孩,第十册为针灸。这样使原书变得简明有章。

朱橚的人生转型非常成功,他或许在前期也有过争夺皇位的想法,但当彻底明白政治处境后,毅然选择不问政治,这为他带来善终的结局,也为其子孙树立了榜样,朱橚家族也是明朝众多藩王中繁衍最快、人丁最盛的家族之一,同时也是文化素质比较优秀的一支,自朱橚以来,家传学问,书香永继,产生了一大批学者、文人。
朱橚身为皇子,却一生倾情中医,组织医家编写了多部医学著作流传后世,意义深远,这不仅源于对中医的热爱,也是与他的济世情怀分不开的。

当然,《婴童百问》只是嘉靖皇帝明令刊刻的诸多医书中的一部,影响较大的还有《医方选要》《外科集验方》,两书都是周文采奉兴献王朱祐杬之命编纂,南京礼部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翻刻《卫生易简方》(永乐重臣胡濙编纂)礼部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重刻。李时珍在进呈《本草纲目》的遗表(其子李建元《进本草纲目疏》转载)中对此赞扬道:“世宗肃皇帝既刻《医方选要》,又刻《卫生易简》,蔼仁政仁声于率土之远。”

《普济方》提要

在这个尚医天子刊刻医书的鼓舞下,“幼多羸疾,长成钝椎,耽嗜典籍,若啖蔗饴。考古证今,奋发编摩,苦志辨疑订误,留心纂述诸书”,本就对著书立说有着浓厚兴趣与坚定决心的李时珍,发现编纂医书也能流芳百世,能解除自己“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的焦虑感,于是,历经艰险,“搜罗百氏,访采四方。始于嘉靖壬子,终于万历戊寅,稿凡三易”(《本草纲目·序例·历代诸家本草》)。坚持编纂《本草纲目》就可以理解了。《婴童百问》等医书也都被李时珍列入《引据古今医家书目》中。

普济方医方著作。一百六十八卷。明·朱棣(周定王)、滕硕、刘醇等编。刊于15世纪初。系明初编修的一部大型医学方书。书中广泛辑集明以前的医籍和其他有关著作分类整理而成。原书今仅存残本,清初编《四库全书》时将本书改编四百二十六卷。其中有方脉总论、运气、脏腑(包括脏象及脏腑诸病候)、身形(包括头、面、耳等部位所属及身形诸病)、诸疾(包括伤寒、杂病、疮疡、外科、骨科以及各种治法)、妇人(包括妇、产科)、婴儿、针灸、本草等共100余门。据《四库提要》记载:“凡一千九百六十论,二千一百七十五类,七百七十八法,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方,二百三十九图。”对于所述病证均有论有方,资料非常宏富。所涉范围广泛,叙述系统完善。现存永乐等明刻本及1949年后排印本。

万历六年(1578),《本草纲目》完成。李时珍萌生了进呈医书的想法,已经做好进呈的准备,甚至撰写了进表,惜大限将至,没能亲自进呈,遗命让其子代为进呈。其子李建元在《进本草纲目疏》中言:“臣故父李时珍……生平笃学,刻意纂修。曾著《本草》一部,甫及刻成,忽值数尽,撰有遗表,令臣代献。”从“遗表”中可以看出李时珍对于进呈医书的坚定态度、迫切心情。“遗表”一开始自述了个人情况,接着说明了进呈的原因:“伏念《本草》一书,关系颇重,注解群氏,谬误亦多。行年三十,力肆校雠,历岁七旬,功始成就。野人炙背食芹,尚欲献之天子;微臣采珠聚玉,敢不上之明君。”换句话说就是,《本草》一书非常重要,但讹误颇多,自己花费了几十年心血修订完成,故进献给皇帝。后面又详细叙述了历代本草的发展过程及存在的问题,自己所做的工作及《本草纲目》的凡例,也追述了明太祖、明世宗等对医学的重视,最后恳切地说:“伏愿皇帝陛下体道守成,遵祖继志;当离明之正位,司考文之大权。留情民瘼,再修司命之书;特诏良臣,著成昭代之典。治身以治天下,书当与日月争光;寿国以寿万民,臣不与草木同朽。臣不胜冀望屏营之至。”李时珍在“遗表”中注重摆事实讲道理,又时不时打打情感牌。可以说,跟《本草纲目》一样,这个“遗表”也浸透了李时珍的心血,反映出李时珍希望得到朝廷承认的迫切心情。

《普济方》四库提要

除了撰写奏表,李时珍为了此次进呈也做了其他准备。万历八年(1580),他曾请当时的文坛领袖、“后七子”之一王世贞为《本草纲目》写序,也有为此书推广的想法。不过可惜的是,李时珍未来得及进呈就逝世了。更为可惜的是,李建元的进呈也未达到预期目标:“万历二十四年十一月□日进呈,十八日奉圣旨:书留览,礼部知道,钦此。”既没有重刻发行,也没“行医院重修”。

普济方四百二十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二 藩王府崇医药:藩辅锓板促书成

明周定王
橚撰。橚有《救荒本草》,已著录。是书取古今方剂,汇辑成编,橚自订定。又命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同考论之。李时珍《本草纲目》所附方,采於是书者至多。然时珍称为周宪王,则以为橚子有炖所作,误矣。元本一百六十八卷,《明史·艺文志》作六十八卷,盖脱一百二十字也。凡一千九百六十论,二千一百七十五类,七百七十八法,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方,二百三十九图,采摭繁富,编次详析,自古经片,无更赅备於是者。其书蒐罗务广,颇不免重复牴牾。医家病其杂糅,罕能卒业。叉卷帙浩博,久无刊板,好事家转相传写,舛

李时珍曾为楚王掌良医所。顾景星《李时珍传》言:“富顺王嬖庶孽,欲废適子,会適子疾,时珍进药曰附子和气汤。王感悟,立適。楚王闻之,聘为奉祠,掌良医所事。世子暴厥,立活之。”所谓良医所,是指明洪武四年(1371)后各地藩王设置的掌管医务的机构。初隶王相府,罢王相府后,改隶王府长史司。设良医正、良医副各一名,良医正为正八品,良医副为从八品。嘉靖四十四年(1565),革除良医副设置。八品的藩王侍医级别不高,但李时珍却欣然接受,这大概与明代医学的一个重要现象——明代藩王重视医学及医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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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各地藩王出于政治避嫌、养生保健等各种因素,投入大量的精力编纂(亲自或请人)、刊刻了大量的医书。在医书编纂上,周定王朱橚、宁献王朱权等比较突出,周定王有《救荒本草》《普济方》《袖珍方》(周定王朱橚命侍医李恒编),宁献王有《延寿神方》《活人心法》《庚辛玉册》《乾坤生意》等。李时珍梳理历代本草时专门列出朱橚的《救荒本草》、朱权的《庚辛玉册》,并特意强调了两人的医书编纂:

王号诚斋(引者按,此处误,诚斋乃朱橚之子朱有燉号),性质聪敏,集《普济方》一百六十八卷,《袖珍方》四卷,诗、文、乐府等书。

王号臞仙,该通百家,所著医、卜、农、圃、琴、棋、仙学、诗家诸书,凡数百卷。

医书刊刻上,赵藩康王朱厚煜比较突出,其居敬堂刻印了《黄帝内经素问》《灵枢经》《脉经》等,其味经堂刊刻了《卫生歌》《医家秘传随身备用十三方》《刘涓子鬼遗方》等。特别要注意的是兴献王朱祐杬,他特别重视医书的编纂与刊刻,命令周文采等良医编纂医书并亲自校勘、撰序。如《医方选要序》(弘治乙卯冬十一月望日)言:“迨我祖宗,治政师古,设有内外医药院局若干所,为虑已深,为具已悉,为天下赖已广……吾受封以来,修齐之暇,每令良医周文采等于诸方书中精选其方之简明切要而有征效者以进,吾躬为较阅,得十卷。裒成一帙,名之曰《医方选要》,以与天下疾病之人共之。”兴献王的封地在湖广安陆州(今钟祥市),李时珍的家乡蕲州(今湖北蕲春)也属于湖广。更为重要的是,后来兴献王之子朱厚熜入京登极,即为嘉靖皇帝。兴献王编纂刊刻医书的仁心仁政之举天下皆知。

现有资料未记载李时珍担任楚府奉祠兼掌良医所的时间。按一般常识,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员应该有一定的人生阅历,特别是良医所应该需要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人士。李时珍二十多岁才从医。三四十岁左右担任这些职务的可能性较大,这个时期,《医方选要》等已经由礼部重刻,李时珍应该也有了编纂《本草纲目》的想法。入藩王府,获得藩王支持,应该是正常想法。但可惜的是,楚王对医书编纂没有兴趣,欣赏李时珍也是因为李时珍进献的“附子(父子)和气汤”。让李时珍负责的主职是“奉祠”,即负责祭祀、乐府等。现有的资料也没有楚王编纂、刊刻医书的记载。李时珍也就失去了在王府任职的意义,后来离开了楚王府。顾景星《李时珍传》言:“(楚王)荐于朝,授太医院判。一岁告归。”学术界对李时珍是否任职于太医院看法不一。此后,李时珍专心于《本草纲目》的编纂,直至成功。尽管任职于楚王府对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帮助不大。但明代前、中期其他藩王对医学、医书的重视应该激励了李时珍的编纂热情,而各地藩王编纂、刊刻的医书又为李时珍的撰写提供了资料。

三 众医籍供养分:博观约取铸本草

任何一部著作,都处于从古至今延绵不断的发展链条中,同时也从同时代的作品中汲取养分。李时珍《本草纲目》与其他医籍,尤其是明代的医学著作的关系也是如此。

最直接的是本草类著作。

明代本草类著作众多。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例·历代诸家本草》梳理了从《神农本草经》至《本草纲目》等历代本草著作42种,几乎将中国历朝历代本草书籍网罗殆尽。而其中明代一朝本草著作就有9种之多,除了《本草纲目》外,其他分别是:《本草发挥》《救荒本草》《庚辛玉册》《本草集要》《食物本草》《食鉴本草》《本草会编》《本草蒙筌》。

对于这八部著作,李时珍评价不一,有较为欣赏的,如被评价为“详明可据”的《救荒本草》,“颇有发明”的《本草蒙筌》等,《本草纲目》对它们的征引颇多。而更多明代作品则遭遇“毒舌”——不知是出于确立《本草纲目》撰写的必要性,还是总结教训的目的,李时珍对本朝的本草类著作评价颇低。然而,这些“别无增益”“无所发明”“殊无实见”的作品,究竟与《本草纲目》有何关系呢?我们以嘉靖中祁门医士汪机的《本草会编》为例一探究竟。

李时珍对《本草会编》的评价是:“其书撮约似乎简便,而混同反难检阅。冠之以荠,识陋可知;掩去诸家,更觉零碎。臆度疑似,殊无实见,仅有数条自得可取尔。”按照此评价,《本草会编》应该不入李时珍的“法眼”,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然而翻阅《本草纲目》,我们发现《本草纲目》对该书的引用,至少有几十条(因《本草会编》已经散佚,我们无法准确得知引用的数量)。甚至,《本草纲目》中水仙、虫白蜡、马槟榔三种药物就是根据《本草会编》的著录。如草部之“水仙”,先列药名:“水仙(《本草会编》)”,这说明水仙这一药物是据《本草会编》采集。后面“集解”还收录了汪机的言论:“机曰:水仙花叶似蒜……若不移宿根更旺。”可见,被评为“识陋”“零碎”“臆度”的《本草会编》为李时珍提供了可资撷取的资料。

《本草纲目》对本草类著作的一大贡献是其“目随纲举”的编写体例,其中五至五十二卷为各论,所收的1892种本草“不分三品,惟逐各部;物以类从,目随纲举”。以部为“纲”,以类为“目”,共有16部60类。这种编写体例是本草类著作的一大发展。

在《本草纲目》之前,本草著作盛行的是三品分类法。这种分类法由《神农本草经》开创。其按照药物的效能和使用目的,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各一百二十种,即:

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本草纲目·序例·神农本经名例》)。

这种分类改变了古代药物学知识零碎不系统之弊,开创了药物学新时代。然而,随着药品的增多,陶弘景开始用药物自然属性进行分类,唐宋诸家本草大都加以延续。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本草著作并没有废除三品分类法,而是将药物自然属性分类与三品分类混杂在一起使用,毕竟《神农本草经》的神圣地位不容质疑。这自然就会导致诸家本草著作体例的混乱、品种的混杂、名实的不符。李时珍就言:“虽有朱、墨之别,三品之名,而实已紊矣。或一药而分数条,或二物而同一处;或木居草部,或虫入木部;水土共居,虫鱼杂处;淄渑罔辨,玉珷不分;名已难寻,实何由觅。”(《本草纲目·序例·神农本经名例》)明确指出虽有三品之名,实际上已经紊乱,更出现了“或一药而分数条”等错误情况。

有鉴于此,李时珍采纳了新的体例:“今则通合古今诸家之药,析为十六部。当分者分,当并者并,当移者移,当增者增。不分三品,惟逐各部,物以类从,目随纲举。”然而,这一创举的“雏形”即是被李时珍批判过的《本草会编》——其书“削去《本草》上、中、下三品,以类相从,菜谷通为草部,果品通为木部,并诸家序例共二十卷”。这是《本草会编》对《本草纲目》在体例上的启发作用。

窥一斑而知全豹,《本草纲目》的产生离不开本草类著作,尤其是明代本草著作的营养。

《本草纲目》将医学书籍分为本草书和医家书。虽然从属于本草,但《本草纲目》对明代医家书的采撷也令人瞩目。

其《引据古今医家书目》分为“旧本所引”和“时珍所引”两类。其中,“时珍所引”著录《灵枢经》至《咽喉口齿方》“二百七十六家”。尽管这个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因很多书籍重出,也有很多书籍旧本已引,但李时珍新引用医书的数量不少于二百种,其中很多都是明代医书,初步统计,就有近八十种之多。

聊举一例——《普济方》。该书由周定王朱橚主持,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人执笔汇编而成,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方书。它收辑资料极为广泛,除博引明以前各家方书外,并兼收其他传记、杂说以及《道藏》、佛书等有关书籍,内容极为丰富,四库馆臣曾有统计:凡一千九百六十论,二千一百七十五类,七百七十八法,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方,二百三十九图。并评价为:“采摭繁富,编次详析,自古经方,无更赅备于是者。”(《四库全书总目》)对于这样一部浩瀚的方书,李时珍充分利用,《本草纲目》直接征引(标明《普济方》)就达五百多条。更值得注意的是暗引。因《普济方》征引的很多医书已经散佚,故它在保存古代医学文献方面颇有贡献。《四库全书总目》言:“然宋、元以来名医著述,今散佚十之七八,橚当明之初造,旧籍多存,今以《永乐大典》所载诸秘方勘验是书,往往多相出入。是古之专门秘术,实藉此以有传。”《永乐大典》离《普济方》时代较近,还“多相出入”。等李时珍开始编纂《本草纲目》时,时间又过去了近一百五十年,更有大量的旧籍散佚。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时对各种资料“靡不收采”,征引的很多散佚医书资料应该转引自《普济方》,惜无法核查。

可见,明代医学著作为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提供了诸多有益的资料,而李时珍《本草纲目》正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充分汲取当时医药成果的养料而结成的硕果。

当然,我们深知促成李时珍编修《本草纲目》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样的。我们很难完全复原当时情景,只能通过探讨明代医学大背景对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的影响,大体勾勒描述出明代尤其是明代前、中期的中医药发展概况及轮廓。同时,将李时珍写作《本草纲目》置于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也是期望能够给人们探求《本草纲目》成书原因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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