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史

“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是所谓的“正史”,亦统称为“二十五史”,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典籍。明清两代,因为档案、《实录》以及相关文献保存较多,《明史》和《清史稿》的史料价值相较于此前的“正史”,稍显逊色。但面对浩繁的明清史料,这两部书却也不失为研治明清史的入门书,特别是《明史》,更是如此。至于元以前的各代正史,都是治这一断代最为基本、最为重要的典籍。

1978年12月,我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回北京探亲,到中央民族学院教职工宿舍去看望费孝通先生,费先生直截了当地问我:你能不能回来整理潘先生的遗稿?并且专门谈到我父亲潘光旦(注:潘光旦(18991967年),江苏宝山人,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和教育家。)所摘录的民族资料卡片。不久我就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开始收集父亲的遗稿。1967年父亲去世时,在北京大学工作的两个姐姐乃穗、乃穆都身处逆境,无法妥善保存父亲的遗物,因此决定将他的全部藏书、资料赠送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这时我最先找到的是父亲的卡片柜,它被精心地保存在图书馆吴丰培老先生的工作室里,吴先生和父亲在爱书、读书方面存有很多共识,他了解这些卡片的意义和价值,让我尽快找回空缺的一个抽屉,并认真地清点一下。随后,我仔细看了柜中全部卡片,同时抄写了一个目录。这里最主要的是民族史料方面的卡片,如阅读《二十五史》后摘录的卡片、研究土家族问题所积累的卡片、研究中国犹太人的历史所积累的卡片,其它还有父亲藏书目录卡片等等约万张。在讨论如何整理民族史料卡片时,费先生谈到自五六十年代以来他和父亲经常讨论民族研究方面的问题,他了解父亲摘编民族史料卡片的思路和想法,他希望自己有时间来做这件事,他认为不了解情况的人很难进行这项工作。他也曾想到请吴丰培先生来帮助进行,后来我首先着手整理的是父亲关于中国开封犹太人的遗稿。直到2001年乃穆、乃和所编14卷本的《潘光旦文集》全部出版之后,我们才有机会整理有关的民族史料卡片。从父亲幸存的日记(注:《晚期日记》,《潘光旦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617页。)中了解到,他从1959年开始阅读《二十五史》,对民族史料加以圈点,至1961年10月23日全部阅讫。其中《史记》阅读了3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各2遍,其他1遍。又因《南史》,《北史》前阅本已出版,又重阅一遍,再加圈点,至1962年3月23日完成。紧接着阅读圈点《资治通鉴》,从同年3月24日开始至该年9月9日阅完全书。自1962年5月开始摘录《史记》中有关民族史料,做成资料卡片,至当年9月止。现存卡片425张。1963年3月至5月间,摘录了《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汲冢周书》、《竹书纪年》几种书,共存卡片796张。其中《春秋左传》的资料对比了顾栋高著《春秋大事表》中的《四裔表》,对顾著也作了一些摘录。《资治通鉴》民族史料的摘录做于1963年9月至12月之间,但只摘录到第二十二卷,现存卡片201张。以上《史记》及《资治通鉴》之卡片各为一套,而《春秋左传》等5书则混编为一套。1963年5月29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副主任傅乐焕教授来访,与父亲谈录登《明史》中民族资料事,以配合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工作。父亲当即表示同意,并于5月30日开始进行摘录。由于这种摘录往往要结合辨识,所以难以请助手代为摘录,次定由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请王兴泰先生同步抄录副本,以便提供他人使用。至1964年12月12日全书摘录完毕,现存资料卡共839张。这份资料当时对《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起到有益作用。傅先生曾和父亲讨论过编印成史料长编的事。惜经费问题不能解决,王兴泰的抄录工作未能全部完成,至1965年6月28日终止。其后傅先生竟于1966年5月不幸去世。文革过去,此抄录副本也不知下落。上述4套卡片,每套卡片前有总录部分,其后按民族分类,以族类名称的拼音排序,每张卡片左上角列有片目,右上角以红笔标出所摘书名。每条资料写明所出卷数或章节。每张卡片上抄写资料一条至数条。父亲除摘录了各书正文及部分注释外,在一些资料条文之下还加有署名光旦的按语,表达自己的看法及研究心得等。《二十五史》其它部分虽有圈点,但因父亲遭文革劫难,不幸去世,未能摘编成卡片,现已无法按其意图进行编辑,实为憾事。那么父亲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来进行这件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耗时费日的重头工作呢?1957年他被错划右派之后,在民院有几年没有固定的单位,直到1961年10月才分配到历史系去工作。此时是游离于临时分配的集体任务之中,如《辞海》编纂工作、边界资料工作等等。1957年之前他所承担的研究计划,土家族的研究原拟再作补篇,现既以土家问题而获罪,至少暂时不可能再写作,对畲族的研究论文(1961年《从徐戎到畲族》,已佚)也完成了,正可在此时按自己的意愿进行此项工作,但也只能是在被分配的临时任务、许多会议和政治学习之余见缝插针式地进行。

二十五史由来已久,指中国历史上记载各朝各代历史的二十五种史书,即: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旧唐书》、《旧五代史》、《清史稿》。
《三国志》及以前三部史书合称“前四史”。明朝时,以《元史》及以前诸史为正史,称“二十一史”。清朝乾隆年间,《明史》行世,与此前的正史合称“二十二史”,后又将《旧唐书》并入其中,从而得“二十三史”。后又有人将早已散佚的《旧五代史》依据《永乐大典》等辑录整理成书,经乾隆皇帝钦定,与“二十三史”合称“二十四史”,成为过去传统史学领域中的“正史”。
民国年间,设清史馆,由赵尔巽统稿,写成《清史稿》,由此得二十五史。
古人编写史书有多种体裁,二十五史均采用纪传体,此种体裁创始于司马迁所作的《史记》。纪传体以“本纪”和“列传”为主体。“本纪”的内容是围绕帝王展开,按时间顺序记载重大事件,排列在全书之首。“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不论是《史记》,还是其他纪传体史书,“列传”在全书中的篇幅均为最多。在“二十五史”中,一般把列传放在最后面。“本纪”、“列传”之外,《史记》还有“表”、“书”、“世家”。“表”采用表格的形式,按一定的顺序,谱列人物和事件。“书”专门记载各种典章制度,每一篇“书”,犹如一部专门的典章制度史。“世家”则主要用来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历史。

澳门新浦京娱乐游戏,但是,对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来说,也许因为史料太多,问题极广,一般都是选择某一个断代作为基点,再上溯下续而关心与之相邻的两三个断代。所以,对这几个断代的“正史”下过功夫,并不罕见。如果对整个二十四史都下过通读的功夫,即以专业的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者而言,也是较为少见的。因此,吕思勉先生即因先后通读过三遍“二十四史”而为学人钦慕不已(参杨宽《吕思勉先生的史学成就》、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蒿庐问学记》,三联书店,1996年)。倘若一个并不以研究中国古代史为专业的学者,通读过“二十四史”,恐怕会更令人惊叹吧。

潘光旦先生(1899-1967)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不以治史名,但却通读过“二十五史”。他在1961年10月23日的日记中称:“阅《新五代史》完。至此,二十五史全部阅讫,其中《史记》三遍,两汉、三国各两遍,馀皆一遍。惟南北史,前所阅本已让出,须再读一过,摘加圈点,方为有用。……夜开始重阅《南史》,得一卷馀。”(《潘光旦文集》第11卷,第40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我们顺着这条记载往前翻。1961年1月1日:“试恢复日记。……阅《明史》张居正等列传,完214卷。”3月17日,“夜阅《明史》,合前完全书,前后跨半年有馀矣。开始补阅辽、金两史。”于是,我们看到,1961年3月18日始,读《辽史》。4月17日,“读《辽史》完。……开始补阅《金史》。初步印象即较《辽史》为好”。6月2日,“晚阅《金史》,全书完。对外族只西夏、朝鲜二者,简略与《辽史》同,《元史》亦有此弊,殊令人觖望”。3日,“夜检出今后需补阅之《新唐书》、《新五代史》,及复阅《南北史》。开始阅《新唐书》”。10月4日,“阅《新唐书》,225卷完,全书完”。5日,“开始阅《新五代史》”。然后便是上引10月23日的那一条。

随后,他便开始读《南史》。12月12日,“午后至夜阅《南史》,全书讫,八十卷书看了五旬”。13日,“认开始阅《北史》,亦是再度为之,意在圈点出有关资料”。20日,“午前在办公室阅书,取归《清史列传》十函之三,备阅完《北史》后阅读,用代《清史稿》,所藏《清史稿》本书大字大,难作阅读用也。……夜阅《北史》”。1962年3月23日,“阅《北史》,完100卷,全书完。摘加圈点廿五史,至此全部结束”。

因为现存的潘先生此前的日记,有1947年1月1日至9月2日,1949年8月13日至1950年3月6日;然后便是1961年的日记了。1950年3月至1960年底,没有日记,所以,我们从日记中无法得知系统阅读廿四史的工作始于何时。

潘先生的读正史,确乎是通读,即使如《五行志》、《天文志》也都阅读。如他在读《新唐书》时,1961年6月12日,说:“馀时阅《新唐书》,各志不分小题,行文又不分段另起,颇乖一般体例,摘阅、检阅均极不便。”15日记道:“馀时阅《新唐书》,完37卷,已至《地理志》。”

他在系统读史时,时间利用得也很紧,几乎是每日都读,是名副其实的“日课”。比如他在1961年7月到海拉尔休假时,也随身带着他正在阅读的《新唐书》。如7月13日:“午休及夜饭后,阅《新唐书》,夜灯光不足,至游艺室为之,此际尚有人阅线装书,颇有人引为奇异者。”在开会时,也利用点滴时间阅读,如1962年3月9日,“午前出席‘神仙会’,在孝通寓,到者六人,只半数。午后与文藻、孝通同城,出席政协之民族组会。……在政协候开会时阅《北史》,完68卷”。同年3月24日,“午前在政协参加民盟小组学习文件之自由小结合……午休期间开始阅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午后至盟总部,听张文佑同志传达本月初在广州召开之科技工作会议情形”。7月11日,“二时许到东总布胡同史(良)宅,出席暑假前最末一次之小组学习,所谈颇感零碎。夜在史宅开会前阅《通鉴》”。

1962年4月1日,“洽订购较大量之卡片事,专为摘录廿五史中民族资料之用”。5月4日,“开始作二十五史中民族资料之卡片”。因此,潘先生之通读廿五史,是为收集中国古代民族史的史料。但收集有关史料,并未限于廿五史。“摘加圈点廿五史”全部结束的次日,即1962年3月24日,“午休期间开始阅司马光《资治通鉴》”。9月9日,“阅《通鉴》,完294卷,全书完。此书自今年三月廿四日开始阅读,凡五阅月,开会期间亦力求不间断,至此幸告结束,仍将有用资料用红笔点出,如前阅廿五史之例。今后再阅,当改用五月间购得之胡注本,此则影宋白文也”。11日,“检出胡注《资治通鉴》,拟得间溜览,并就地理之注释文字特加留意”。此后,他还阅读了《左氏春秋传》、《十国春秋》、《水经注》、《国语》、《战国策》、《世本》、《竹书纪年》、《读史方舆纪要》、《图书集成·职方典》,等。

廿四史除通读之外,当时为编《辞海》有关中国民族史的部分,也在不断使用。1962年12月24日,“‘辞海’中国民族史一部分工作曾大量利用我手头藏书,稍致零乱,尤以廿四史为甚。竟日清理,并就每册右上角添注书目册数”。

日记中也有两处涉及对廿四史的购藏。1949年12月16日,“书贾送来元大德本《南史》,缺帝纪,列传大致完好,百衲本廿四史中之《南史》即用此本,因就校藏借出加以比较,获一梗概,仔细之比较尚有待”。19日,“细检大德本《南史》残本,得如下结果……此书贾索人民币十五万元,六折为九万元,等两袋面粉耳”。20日,“书贾来,将大德本《南史》购定,并付价讫”。这是对正史中零种善本的收藏。他在五十年代中期还曾购入过一整套廿四史。1963年8月15日,“中国书店魏君来……同店王君送到五局合刻本廿四史一部,书亦大,白纸较厚,比我七八年前所购入之一部更若初印,且分装小木匣44只,甚整齐,决意留下,并将前购者让出,换取此书,贴上木匣费百馀元,亦殊值得。惟明告王君,所贴之费亦不得不陆续付清,一时无此力量也”。不知他在七八年前所购得的廿四史是何种版本。1958年12月,商务印书馆曾将百衲本廿四史予以缩印出版,并对个别版面作过修补、撤换,不知潘先生何以未购此种。也许因为是洋装书,每册砖头样厚,通读颇不方便吧。

我总想,读书与查书有很大的差别,翻书来查跟用电子检索的方式来查,区别就更大了吧。我们对一个时代的了解或体会,是通过系统阅读记载这个时代的基本史料(特别是正史)得来的;得来的这个感觉或体会,也许是我们作任何专题研究或写任何一篇文章,都不会写出来的,但这却是我们思考或研究任何一个专题时所需要的“背景知识”。通过系统阅读而得来的背景知识与我们所研究的专题是融合在一起的,而通过读研究著作,或通史、断代教科书所得来的背景知识却像是焊接上去似的。检索不能代替翻书,翻书当然更不能代替读书。

文献电子化,使我们取得相关史料变得更为便捷和快速了,这使论著的写作变得更快了,征引史料变得更丰富了。在这种情况下,翻书乃至系统读书似乎显得不太重要了——在典籍没有电子化之前,即使为了查找材料而查找材料,查找者也必须一点一点去翻阅;而这个翻阅的过程,与电子检索相比,除得到所想要得到的若干条史料之外,似乎还能加深学者对典籍的了解和掌握,因为他不得不稍稍细心地阅读很多与他所要查找的东西不相干的东西吧。

我之知道潘先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读大学时,适逢三联书店出版他译注的蔼理士《性心理学》,同学几乎是人手一册。那个时期,对于性的知识实在贫乏,但对蔼氏书本身的兴趣,远不如对潘先生注中所引用的中国古书中所记载的同类例证来得浓烈。大家常用来开玩笑逗趣的,不是蔼氏书中的内容,而是潘先生提供的中国古代的实例。这些例子,原本在我们看来是荒诞不经之事,经潘先生一解说,便令人豁然开朗了,真有点铁成金之妙。随后,便是读到了他的《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开封的中国犹太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对书的内容未必看得懂,只是有震于开封犹太人的被同化——据说这是世界上惟一的例外;在当时“文化热”中,很难不引起学历史的大学生的兴趣吧。

潘先生的著作,目前收集最全的当属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潘光旦文集》(全14卷),从1993年12月开始出版,到2000年12月才得以出齐。我购置这部书也纯出偶然。2001年3月,在海淀中国书店见到文集的前5卷,售70元,觉得便宜,于是欣然购下。此后便不得不时时留心。2003年3月,在北大书摊以6元购得第8卷。这更增强了我以低价配齐全套的决心。不料此后便再也难觅低价文集零种,无论是在旧书店、北大·人大的书摊,还是在孔夫子网上。直到2007年9月,在海淀昊海楼地下室“淘书公社”以半价购得第6卷精装本(这是我所购文集中惟一的精装本)。这让我对配齐此书有了危机感,特别是其时第三极和中关村图书大厦,都有全套文集出售,却不予拆零。于是,2008年2月,毅然于海淀第三极以八折购得第7、第9、第11、第13卷;我很想将缺卷全予配齐,却未能如愿。同年11月,在卓越网搜得,即立刻以八五折购得第10、第12卷,所以我在第12卷的购书题记中,不无得意地记道:“至此,全书配齐。”配书的时间,正好与出书的时间一样。《文集》第14卷收入的是《人类的由来》,我是以半价购得的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版。

我们从潘先生的照片中,总能发现他叼着烟斗。烟斗前后是否换过,我不知道;但至少其中一个烟斗是他用老竹根自制的,并在烟斗的斗腹上自题了铭文,曰:“形如龙气如虹
德能容
志于通”(见《潘光旦文集》第11卷照片)。“德能容志于通”,应该是每一位人文社科的学者所应追求的目标吧。我很想请一位书家朋友将此写成一幅字,悬于书房,以时时鞭策自己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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