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浦京娱乐游戏我眼中的杨绛

关于《也是集》的一点琐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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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报上报道杨绛先生关于钱先生《也是集》手稿和有关书信将被拍卖的侵权诉讼案最后胜诉的消息。我当然为杨先生毅然决然捍卫合法权益的精神感到钦佩和高兴,也想起我与这部《也是集》沾过一点点边。

上图为钱锺书先生部分书信手稿,他去世后杨绛先生倾力整理出版了《钱锺书手稿集》

钱锺书先生于1998年12月19日逝世,他有言在先:“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

那是1984年秋,我在香港与梅节和年轻的马力有过小聚。梅节是红(楼梦)学、金(瓶梅)学专家,曾是我的老同事。马力是香港本地人,高高个子、很英俊的小伙子。梅节介绍他来北京时认识我的,原是一位中学教员,后在银行工作,酷爱古典文学研究。他也研究《红楼梦》,以及“杨家将”演义等。叙谈时,说起他是钱先生的崇拜者,曾帮钱先生在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了一部《也是集》,钱先生不肯收稿费,他想买点西洋参托我带给钱先生。我当然一口应承了。于是就一起到药店买了一盒交给了我。

杨绛先生告别尘世快一年了,作为《杨绛传》作者,我和广大读者一样,深深地怀念她。在我看来,纪念杨绛先生的最好方式,无疑是读她的作品,接受她作品的熏陶与精神洗礼。如果再想进一步了解杨绛先生的生平业绩,当然可以读读相关的传记。杨绛先生是一位跨世纪的历史老人,通过《杨绛传》的写作,我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完成了与历史的一次对话。我与杨绛先生之间有着悬殊的年龄差距,人们也许会问,你怎么会认识杨绛先生的呢?

第三天,李铁映院长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院员工,前来医院送行。一位随行朋友纪红在八宝山告别室,拍摄到几张照片。钱锺书先生是一位世界文化名人,谁也不能料到,他为自己安排的葬礼,绝无仅有。灵柩在告别室小停,杨先生将至爱亲人送至火化炉前,方才在我陪同下回家。最后由栾贵明老师坚守至火化终了,等待降温,在年轻人陪助之下,骨灰颗粒未遗,全部奉上公共灰袋。事后在我们追问之下,栾老师逐渐告诉我们,当时殡仪工人说灰袋会在午夜运抵远郊深葬,任何人不得跟随。

十一月,我回到北京不久就送了过去。那天钱先生特别高兴,笑着说:“嗨……马力这孩子,说不要稿费怎么又买这个东西来了……”言谈时,我感到他对马力很欣赏,也很重视此书的出版。钱先生笑嘻嘻地说:“好吧,我也送你这本书!”当场题签“丹晨贤友存正钱锺书”。这次与以前称呼不大一样,原来都是称“丹晨同志”,这次称我“贤友”我很开心。

我觉得与杨绛先生的交往是“君子之交”,来往比较平淡。在我眼中,杨绛是个内敛谦虚的知识分子。当我提出写传记的要求时,杨绛一开始是回绝的,她说:“我是一个很平凡的小人,不值得你写传记,要写还不如写钱锺书先生。”

工人还说老师是“第一个要自己跟着去的。”

《也是集》篇幅不长,约七万字左右,收有《诗可以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三篇论文以及从《谈艺录补订》中选录的十四则。其中《诗可以怨》约一万多字,我以为是钱先生很重要的一篇论文;他认为“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也是集》第2页)。他列举了大量中外古代诗论印证此观点。对于今天强调传承传统文化的人们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记得第一次接触杨绛先生的作品,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她的散文《干校六记》一纸风行,倾倒了众多年青学子。后来我在写《顾准传》时赴北京采访、搜集资料,接触了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吴先生曾与钱锺书、杨绛等人一起下放到河南信阳“五七干校”,也曾与杨绛一起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欧,深入的交往让吴先生对杨绛赞不绝口。吴敬琏第一次出国是1978年去希腊参加经济学国际会议,颇有“洞中数日,世上千年”之感慨,听不懂国外经济学家的学术语言,使他大受刺激。第二次出访是1979年6月,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去法国。多亏同行中有杨绛,见多识广,语言功力高强,令吴敬琏大喜:“杨先生是我们的骄傲!”

“你家老人?”“老师。”

钱先生在书的《前言》中说,是李国强邀约他编一本书给他们出版的,是“马力先生出了个主意,费了些劳动,拼凑成这本小书”。马力在1978年就曾与他人合作编了钱先生著作目录,可能由此认识了钱先生并得欣赏。他后来进入仕途,历任《香港商报》总编辑,进而成为“民建联”主要领导人等要职,身份甚为显赫,但于2007年英年早逝,享年只有五十五岁。李国强是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和时政杂志《广角镜》的老板,他不是文化人,而是一位文化商人。办的杂志销路和影响都不算大。后来竟然企图拍卖钱先生以及杨先生、钱瑗等的书信和手稿牟利,未免显出商人本色了。

我之所以写杨绛,源自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建议,也是对著名作家夏衍先生呼吁的响应。当年,在对文化昆仑钱锺书先生的一片喝彩声中,唯独听到夏衍先生发出的“你们捧钱锺书,我捧杨绛”的声音,不啻是对杨绛先生的莫大肯定。

“教你多少年?”“三十五年。”“好老师。”

使我讶异的是,为了这本书稿何以使钱先生给这位非文化人李国强前后写了六十六封书信。尽管这也证明钱先生的重视。我当然不知道这些书信内容,但我仍然困惑不解他与这位书贾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话可说!

但是杨绛传记很难写,因为关于杨绛的资料很少。等收集到足够资料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我写信告诉她想写传记,杨绛劝我不要写。我把传记手稿寄给杨绛,一开始她都压着,半年没有回音,她告诉我:“钱先生身体不好,好多事情我也不方便向他核实。”后来,书稿改完后,杨绛拎了两个装着书稿的大信封到邮局,将书稿寄回给了我。“小罗啊,你真累人啊!还花了我好多钱呢!”她这样“埋汰”我,为这部书稿,杨绛先生与我有了书信来往。这里,出于对杨绛先生的尊重,信文恕不公开。现在想来,当她提着两大包原稿、书写信封,步履蹒跚地去邮局寄回拙稿,是多么的不容易。我给杨绛先生添麻烦了!

于傍晚时分,栾老师归至南沙沟寓宅,向杨先生哀泣呈报。据当天气象预报记载,1998年12月21日,下距冬至16小时,那是十年来北京最寒冷的时刻。

钱(锺书)吴(组缃)小纠葛的琐闻

在我印象中,杨绛先生是一位具有内秀之美的老人,每当谈到先生钱锺书,她总是将自己放在一个辅助的位置上。为了《杨绛传》,我偶尔也会打电话到先生家中请教,她身体很好,只有在去世前三四年,因为耳背已听不清电话了,才由保姆吴阿姨代接。我曾去杨绛家中拜访,有时候去北京出差,也会前往杨先生家中看望。她住在三楼,是老房子,没有电梯。虽然很高龄了,杨先生还是会自己下楼梯走走。有一次我去她家,是冬天的一个上午,大概十点多的样子,在家里没找到她,后来在小区碰见了,她穿得很厚,正在遛弯儿呢。最近一次去她家是在2013年,之后,因为听闻杨先生身体变弱了,我就不想打扰她了。

此后三个月,杨绛先生以羸弱之身,加之饮食睡眠不佳,愈显精神郁郁不振,行走尚需扶持,经常需延医师赴宅诊治。

1990年4月7日,我在北大西门外的畅春园饭店参加一个颁奖会后的餐聚,见到了久未问候的老师林庚先生和吴组缃先生,当然很开心。恰好与吴先生同席邻座,不免话多了一些。我也就当闲话笑着问:“吴先生当年您与曹禺、钱锺书先生都是清华同学。有一次,我问钱先生关于曹禺的事,他竟然说根本没有看见他。这话比看不起还厉害。”吴先生听了也就是接着我的话随便聊嘛:“钱锺书确是很骄傲的。他连他爸爸都有批评。不过他这个人确实看书多,有学问。”于是他在席间对着大家讲了当年钱先生信手开了四十几本英文(淫)书目等两个段子,证明钱锺书确实博览群书。

因为近年不断写作、修善《杨绛传》,对杨绛先生作品及其为人有了了解与研究,我认为,单凭《干校六记》《洗澡》《我们仨》这三部作品,杨绛在中国文坛的女性作家中已是非同一般了,更何况还要加上她在翻译上的贡献。可她是那样一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人,生活中甚至会给人远离尘世的感觉。杨绛和钱锺书二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更愿意选择低调、从容、“自我”的生活,埋头钻进了学问中,并在其中自得其乐。这种“不问世事”,也是他们专心做学问的一种表现,使他们在低调中走向成功。晚年的杨绛先生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即便是有电话来了,她也只是淡淡地感谢人们的关心,说自己年岁已高不想接受采访了。尽管如此,杨绛是一个外表看起来柔弱、但内心强大的老人。你看她,会为自己跟钱先生的手稿即将被拍卖而愤怒,付诸法律为自己讨回个公道。她的理念就是,我不惹事,但是我不怕事。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个启发。

与此同时,我分配四五名工作人员,随时搜集有关资料、文章,奉命筹备编辑纪念文集,亦代杨先生迎来送往,接听电话,收发信件,偶尔购买生活用品等,料理杨先生身边诸事。

就在这稍后,有老友N为香港左翼报刊组稿,邀我写一篇关于钱先生的访谈。我因为很久没有去钱府,也知道钱先生关照过不许再写他,所以不是太想接受此事,但因为是老朋友难得要我做一点事,我又不好回绝。于是迟迟疑疑过了好几个月才去看望钱先生和杨先生。为了使稿子内容多点趣味,把吴先生说的两个段子也插叙在里面。事后把稿寄给了N。结果她辗转寄去还是在我常供稿的《大公报》副刊刊出了。后来,《炎黄春秋》在北京创刊,约我写稿,我就随手把此稿给了他们,在第二期上刊出。我还参加了在新华社会议室举行的创刊座谈会,听到社长杜导正讲话时举例提到此稿适合他们刊物。这都已是第二年(1991年)下半年的事了。好像钱先生没有发现,因此没听说去交涉。

可以说,杨绛先生是为钱先生而活的。我这样说是因为两点,一是,杨绛先生曾说自己是钱先生的“拦路狗”,在钱先生走后,她应该为钱先生谢世、谢客;二是,钱先生过世后,她所做的事情都在围绕着钱先生。很多人包括我大概都会这样认为,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命,应该首先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为体现自身价值而活,但我尊重杨绛先生的选择。

钱先生逝世之前三年多,杨先生曾让我转告栾老师,他日记中多次提到《宋诗纪事补正》一书,她需要知道整理情况。栾老师当天领着三位学生,把正在制作的该书全部稿件,雇汽车搬至钱宅。杨先生审读半年余,通知栾老师,已完成部分合格,应继续赶做。于是,栾老师决定再增加两个人,全力投入。

那时,我每隔些时间就给《大公报》寄二三篇小文,陆续刊出后我又会寄去二三篇。自从关于钱先生的稿刊出后,其他稿件搁在《大公报》没有消息,常联系的责编马文通兄也没有回音。我深以为怪。时间长了,我问驻京办事处主任巩双印兄,他答应向报社询问,后来告诉我什么问题都没有;但却仍说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我心里好纳闷。

在钱锺书走后,年事已高的杨绛毅然坚持整理钱锺书的文稿。钱先生留下来的手稿零散而残破,整理起来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杨绛的付出和牺牲,克服了她精力和体力上的困难,实属不易。当然,这样的不易也是值得的,毕竟是将钱先生的学问发扬光大、造福于后学了。洋洋数十卷的《钱锺书手稿集》终于在杨绛先生去世前全部付梓,后人将永远感念钱锺书与杨绛两位老人家的伟大奉献。去年3月,《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
出版座谈会召开,宣布整套手稿集全部出版,北大教授丁宏为有感而发:“这套书系资料室一定要购买,放在那里,每年的新生入学时都去看看,就从它面前走一遍,体会一下,什么叫读书。”化身千万,激励无数学子,杨绛先生的梦圆了。

由于该书不同于钱着惯例,涉及五千多位宋代诗人,需要古文献辑佚和查重的超重型劳作,全书百卷,总工作量已达天文数字。幸有计算机辅助,但当时容量、速率均甚低下,因此需要经费增买机器数台,提高效率和质地。杨先生常对我说,“你先不要帮助我,去帮栾老师吧。”我不放心她,只能杨先生、宋诗、文学所工作三头兼顾。

有一次,我与也常给《大公报》写稿的邵燕祥兄说起此事。他好像耳闻到一点信息,说:“你不妨问问舒展,也许他知道。”《人民日报》编辑、杂文家舒展与钱先生好像也有很多联系,他就是最早提出钱先生是“文化昆仑”的创意者;那时他正多次托我介绍、传递稿件给香港报纸,还要我转请报馆发的稿费港币不要折成人民币,等等。我都随即陆续帮他办了。所以我打电话给他,直接问他是否知道我的稿件滞留报社的原因。他很明确回答我说:“不知道!”我当然完全相信了。

杨绛先生这位出生于江苏无锡的江南女性,身上蕴含了中国传统女性所有理想化的特征。世人皆知的杨绛先生,大多是作为“钱锺书夫人”面貌呈现的。而杨先生自己也非常中意这个称呼,并未因为自己的文学和翻译成就而要求别人称她“翻译家、散文家杨绛”。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形容杨先生,那么一定是“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我认为杨绛先生一生最打动人的,是她所具备的中华民族传统的沉静之美、内秀之美,还有她的甘做“灶下婢”的奉献精神。从她的本意上,她并不希望我们小辈去写她。对此,我感触良多。大家都称杨绛为“先生”。“先生”这个称呼,放在杨绛身上,有种淡淡的历史沧桑感。这并不奇怪,杨绛先生出生的时候,是清宣统三年,清王朝的尾声;1岁时,是中华民国元年;38岁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她是历史的见证者。

钱先生病情恶化,杨先生让陆文虎、三联书店老总董秀玉、栾老师和我,都去她家商量《钱锺书集》出版事宜。

1991年上半年,有一晚王蒙打电话给我,说他最近从国外访问刚回北京。路过香港时,《大公报》社长杨奇请他吃饭,副刊马文通等编辑作陪。席间谈起我的稿子,说是因为引用了吴组缃先生说的段子,钱先生很不满意,说完全是失实的,没有的事。舒展传的话。他们为了这事感到很伤脑筋,不敢对我直言。

去年7月17日,距离杨绛先生去世一个半月之际,为纪念杨绛先生诞辰105周年,我带着新修订的《杨绛传》去无锡参加新书读者见面会,钱锺书的堂侄女钱静汝到现场后再次忆起往事。“杨绛是我大阿姆娘,我比钱瑗小两岁,抗战时期我们逃难到上海都住在一栋楼内……”钱静汝回忆,她到北京上大学、工作后去北京出差都会抽空去钱锺书家看望,杨绛送她《小癞子》的中译本,送她香港出版的杂志《广角镜》,上面有杨绛写的《干校六记》,“当时国内还没发表,看得我们一家热泪盈眶,后来我又把杂志带回上海,在钱家亲戚中传阅。”

董秀玉表示,除《宋诗纪事补正》外,三联可以出。三联预支稿费额度太小,还是让社科院文学所解决为好。

王蒙说:“我告诉你这事,你心里明白就好了,就不用再去跟别人说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名人难免会被人议论、传播一些事;像这种事有也好,没有也好,无所谓。这会儿,如果有人说我一下子能开出四十几本中文的黄书,不管是不是真的,我不会觉得不高兴。都是成人嘛,都是作家嘛,这不是什么问题。”

杨先生走了,但是她的睿智、幽默、坚忍、倔强,还有她的温度,将永远萦绕在我们心中。

杨先生明确说:“解决资金,社科院已不可能,让我先找其他出版社解决。”

这时,蒙在鼓里半年多的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为了这个事,原来是舒展传的话。我觉得王蒙说得很豁达在理。我既然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也就安心不想此事了。直到1991年秋天,我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作三个月的学术访问。到了香港后,有一天到《大公报》找马文通兄,对他直言提出批评:“这事应该告诉我。我是你们的老作者了,作为编辑和作者的关系也应告诉我,弄清事情真相,商量应对的办法。怎么可以杳无音信让我蒙在鼓里。”

三联出书部分,杨先生转述董秀玉要求:需要提供计算机“汉字系统”。

文通兄再三向我抱歉,并说:“我们也没有办法。信是舒展转来的,信里说的很严厉,不信我把信拿给你看。”我说:“我不看。信是写给你们的,我不看别人的信。”

栾老师反对同时使用简繁两体;《管锥编》中被删文字应予恢复,增加作者本人按语,并将补订插入原位。同时说明,“汉字系统”版权属于社科院,已冻结待审,不可能无偿转移。

文通兄把过程对我讲了,说了他们的难处。事情发生后,报社领导有点紧张,也很重视。杨奇社长还把我的稿子调了去看;看后退回来什么也没有说。分工管副刊的副总编辑陆拂为很不解说:“丹晨是我的同学,我知道他平时写稿都很严谨的,不会乱写的。”文通兄说,他们曾到北京向钱先生当面谢罪道歉。既然是我给报社闯了祸,我也不能一味责怪他们。但是,我也因此几乎不再给他们写稿了。

陆老师表示,可以进行“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的辑佚工作,同时对《谈艺录》上下册进行对插工作。

1992年春,我从香港回来打电话给舒展,问他是否知道此事。舒展说:“我不知道。”我说:“听说你知道。”他竟厉声责问:“谁说的?”我说:“《大公报》。”对方顿时沉默了好一会。我说:“我们也是老朋友了,有什么事你应该和我通个消息。尽管我是当面亲耳听吴先生说的,但钱先生有意见我无话可说。即使你不能在中间起点缓和的作用,劝说钱先生,至少应该让我这个当事人知道。”

商谈后,我代表杨先生,在栾老师帮助下,紧急启动,寻找出版机构承接《宋诗纪事补正》的制作出版工作。由于工作量大,需费太多,利润又低,而且不确定的专业性极强,没有出版社愿意承接。

舒展说:“我是怕你知道了,弄得两位老先生都不高兴,甚至闹出事来。”

经过与十多家出版社谈判,仅有华夏出版社勉强同意。我受打击非常之大,想不到钱锺书大作出版,竟如此困难。

我说:“你多少也了解我。我是这样的人吗?上次问你,你还说不知道。这不是对朋友应该有的。”

起始出版社利益,钱先生利益,三联最后使用利益,都不可动摇。唯有为此已辛劳工作十五年的栾老师表示,他放弃一切利益。但他同时声明,田奕和其他学生应得的利益,他不能代表。我及时向杨先生汇报,她夸奖栾老师。还说:“让你栾老师负责这部书。董秀玉已去台湾、美国等地寻找汉字系统。女人做点事不容易啊!”在杨先生心里,钱锺书永远是第一位的。

他默然,不再说什么。我也无话可说了。从此,我也不再提此事,也还觉得不便去向钱先生解释。

我现仍保存有当初杨先生作为甲方,华夏出版社作为乙方,已盖章承认的合同,上面加有杨先生亲笔的一段话:“甲方已授权三联书店出版《钱锺书集》,其中包括上述作品乙方排出磁盘,三校后,交三联书店收入《钱锺书集》,与上述作品先后或同步出版。”这段话肯定由于杨先生的非经济观点,而忽略了“经济”——“交”而不付一分钱,是不符凡俗的。签署日期为1997年4月6日。后以几乎相同内容,又于1997年8月24日和作家出版社签定合同,这两个合同均遭其出版者上级否定,但当时钱先生已经开始卧床养病。

我的事情就这样悄悄地过去了,没有张扬为外界所知。没有想到1992年1月号《人物》杂志刊登了社科院李洪岩先生写的《吴组缃畅论钱锺书》的访谈文章,里面也说到吴先生对他谈起钱锺书开(淫)书单等两件轶事,内容与我所写的完全一模一样,引起了钱先生很强烈的反应。舒展在钱先生故去几年后在多家报刊对许多写钱先生文章的人痛斥为“因嫉妒而毁谤钱先生的小人”,并公布了钱先生的批评辨正的意见:说“全无其事”。还有一位转达钱先生的意见,说吴“显系信口开河,嘘气成云”。这些话通过好几个渠道公之于众,又引起李洪岩、范旭仑等的辩驳。我与李、范两位素昧平生,只是读过他们研究钱先生的文章。有一次与罗新璋谈起,我们都认为他们两位是研究钱先生及其著作最为精到,成就最为显著的。李的文章也写得很漂亮。

1997年10月5日,作家出版社奉上级领导意见,又增加六条补充协议,以保证“专家”工作进行,杨先生令我代签。但作家出版社畏难,终将合同转让。其间,“补正”工作从未停止,包括加夜班和利用一切节假日。

我想:作为当事人,钱先生的意见应该得到尊重;不过至今我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对这样一件小事那么较真。吴先生是我的老师,以我与吴先生的接触,再加上北大学友们对吴先生的了解,都认为他是一位耿直而又严谨、声望很高的学者、作家,他似乎没有必要胡编乱造这些轶事。看来还是因为年代久远难免各人记忆有所出入。吴、钱两位老先生都已先后作古,这段公案也就毋须深究了!

经一年后,作家出版社经手人向我们推荐辽宁人民出版社李英健和丁建新先生,在保持杨先生意见的条件下,与辽宁人民出版社正式签约。那是在钱先生逝世的第二天。

钱先生身后的一点琐闻

1999年2月《宋诗纪事补正》样书印出。李英健和丁建新二位先生一诺千金,栾老师既感激又佩服,他认为那是一本重要的书,因为《宋诗纪事补正》开创了古典研究的新时代,科学之门必须打开。2003年,十二大册出齐,全部稿酬版税等,送清华大学基金会。后该书磁盘和造字以及检索系统,三联和辽宁人民出版社协商不果,致使《钱锺书集》未收。

当年得知钱先生逝世的消息后,心里一直很难过,常常想起钱先生生前对我的关爱和教导。所以在半个多月后,1999年初,我去南沙沟看望杨先生。进屋看见过道边沿地上还堆放着许多鲜花、花篮、水果等。看来一时还来不及或顾不上收拾安置,显然因为没有心思,精力体力不够……到了客厅,保姆进里屋去向杨先生报告后出来说:“奶奶身体不好在里面休息,说谢谢你,今天不出来跟你说话了。”我说:“好的。那我给杨先生留个条吧!”就向保姆要了纸和笔,写了几句悼念钱先生的话,敬请杨先生节哀珍摄、多多保重。我把条交给保姆就离去了。

大概过了半年左右,W打电话给我说:杨先生让他传话转告我,上次你去看她因为她那天身体很不舒服,所以没有见到,她很抱歉。我听了很过意不去,觉得老人家太周到了。那正是她伤心难过的时候;经过这么长时间服侍病重的钱先生直到逝世,身体疲累,不能见客,不是太正常了吗!何况我们晚辈见不见都是无所谓的事。他们这辈老人特别讲礼数,我心里感动很久。到了2000年春节,正月初三我又去南沙沟向杨先生拜年。

1999年3月,纪念钱先生的文集《一寸千思》开始了编辑工作,一个月后完成。辽宁人民出版社立即同意出版。4月,出版印刷万册上市,受到读者欢迎和赞美。此后又陆续再版印刷,我们从未收取分文编辑费及版税。杨先生审读全书,十分满意,认为除了我们,没人编得出。

我到钱府时,杨先生还在院子里锻炼没有回来。我和保姆刚说了几句话,杨先生就进来了。看杨先生的精神气色都很不错,大概已经度过了那段悲伤时期。她说:她练八段锦,坚持不懈。边说边还做了几个动作。我仍坐在那个小沙发,杨先生则习惯性地坐在她自己书桌前的椅子。我们说了一会她的身体情况后,不知怎么,她说起钱先生故去后,“有的人觉得钱先生走了,钱瑗也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都来欺负我”。我听了,很意外吃惊,说:“是吗?!怎么会呢!不会吧!”

1999年4月,杨绛先生体力明显恢复,可以自己行走,可以坐下来读读书报。她向我说,要借些书来读。其中有一本后来叫作《斐多》的外文书。经数日浏览之后,她再开出的书单子,有关《斐多》者已达十五六种。她一旦用功读书,竟这样拼老命,我理解,但也实在怕累坏她老人家,于是故意放慢借书速度。不料被她觉到,先说:“抓紧点”、“我着急”,然后是“快去借”、“去北大”、“去清华”,最后说出“你别忘了钱先生的嘱咐”——那是钱先生曾安排我“照顾杨先生”,让栾老师退休的话。于是我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跑遍所有能借阅外文书的地方,包括南京的几家图书馆,终于把书都借来了。书一多,杨先生小桌子放不开,自然而然地使用起空了许久的钱先生的大书桌。书中包括上世纪30年代她在清华曾读过的版本,那本书让杨先生非常高兴,终于露出笑脸,我猜想,当她老人家捧着那本英国老书,一定忆起当年和钱先生议论这本书的欢愉情景。一个沉哀的老者,一天天地变年轻,让我兴高采烈。

杨先生很坚持地说:“就是这样的。”她说到宗璞“不像话”(为了钱先生1979年访美时在一个座谈会上有没有说过冯友兰先生的坏话,宗璞和杨先生在报上公开发生争论),说到林非(当年发生打架事)更气鼓鼓的。前些日子我无意中看到过他们之间这些争论的文章,但并没有上心,也没有认真阅读。记得“文革”看望钱先生时,我还不知道也不认识林非、萧凤;这些年我与他们夫妇却有了一些交往。何况这事已过去二三十年了。想到杨先生正在服丧期间,不宜过于烦恼有损健康。我就劝慰杨先生说:“不是过去那么多年了嘛,就不要再想它了。这都是当时历史造成的。杨先生您就放下吧!”

两个月下来,杨先生身体状况大好,即将动笔开译《斐多》,那时的辽宁人民社“近水楼台”,已和杨先生约定新译作由他们出版。同时,我听说他们邀杨绛先生赴大连休养,曾被婉拒。

杨先生却很不同意我的说法,态度强硬地说:“不!不是那样的!这是人的问题……”说着,她把一篇剪报给了我说:“喏!这报纸送给你,你拿回去看吧!”我接过来看是杨先生写的,题目是《从“掺沙子”到“流亡”》。因为过去在他们两位面前说话随意惯了,从来没有看见过杨先生这么恼怒,我想把气氛缓和一下说:“杨先生您现在怎么火气这么大呀!”

1999年8月下旬左右,杨先生忽然来电,告我楼下大装修,吵闹多天,无法入睡,血压和心率均不好。我立即去钱宅,一看杨先生,又回到钱先生刚走时的状态。杨先生说:“他们一个月不会完工,看看辽宁邀请还算不算数?”先生完全像个孩子说话。我立刻找来李老师电话号码,他爽快地说:“算数,算数。”当即商定行程日期。

她说:“怎么是我火气大?!”虽然杨先生正在不高兴时,说话仍然轻声细语的。我一看不对劲赶紧又解释说:“那是我觉得您一向是温柔敦厚,脾气好……”

第三天,我陪杨先生,特意请了一位北京医院的医师张富秀一起到大连,李老师已在机场迎候。他告我,原定独体别墅在棒槌岛宾馆,不料昨日中央领导入住,杨先生可先入住香格里拉宾馆总统套房,四天后再行迁入棒槌岛宾馆。杨先生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休息,一下子扼止住了健康恶化的危机。一个多月内,我曾返回北京一天,栾老师向我建议,为维持钱着的整理和出版,应加紧推进和中文计算机之父朱邦复先生的合作。那样才能实现钱先生学术和计算机对接的期望。由我和香港派来的文化传信集团负责人洽谈,以寻求解决途径,并且谈好合作方案。其间德国波恩大学教授莫宜佳女士,曾到大连探望杨绛先生。谈定了钱先生外文笔记整理的方案。

她说:“那些人看着就剩我一个了,都想来欺负我……我要保护钱先生,绝不会让人随便碰他。”她就又谈到那些研究钱先生的人,说有四种人:一种是炫耀自己;二是想赚钱;三是欺侮人;四是没有什么意思的,都是胡说。提到其中两位名字说:“F,本来我还支持过他,提供过资料,哪晓得这么卑鄙。还有L……那些人都很卑鄙无耻……”我完全不知道其中的事,听得很惶惑时,忽然听见另一个声音在骂骂咧咧,“卑鄙!无耻!”

1999年9月,杨先生写毕《从“掺沙子”到“流亡”》,11月19日在《南方周末》发表,她急有急的道理。2000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7月香港三联出版社同时将《纪事》《掺沙子》和《干校六记》一起正式出版合编本,以为钱杨二人关于文革的汇集。

我循声抬头看去,发现那保姆正站在客厅东北角门口,脸朝着我开骂,我不免吃惊而愕然。她误会了,以为杨先生是在骂我呢!她来帮主人助阵……这时我和杨先生面对面坐在客厅的西南角,杨先生也发现了,掉头看见保姆很生气地叱骂她:“走开!这儿不是你说话的地方!”

1999年,对于富寿的杨绛先生,是第一个没有钱锺书相伴的年头。作为晚辈,我知道按照常理,最重要是头两年。只有在这段时间内帮她修复情绪,恢复平时的生活状态,才能助其再上“战场”。

那天我们聊了一个钟点,从十一点到十二点,几乎讲的都是这些事,我才告辞离去。这么多年,我是第一次看到杨先生这么生气。我想是因为钱先生故去对杨先生的打击太大了,爱女钱瑗又早逝,剩她一个人独处,难免生出许多偏颇的想法。看来很快她度过了这个艰难时刻,就转入到“打扫战场”,整理钱先生的遗著出版;自己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创作时期,在百岁高龄期间翻译、写作了许多精致的作品。如她自己后来说的:“……我很伤心,特意找一件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逃避我的悲痛……”(《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全集》第4卷第350页)另外我也看到吴学昭写的《杨绛先生回家纪事》中说:杨先生“为保护自己及他人隐私,她亲手毁了写了多年的日记,毁了许多友人来信;仅留下‘实在舍不得下手’的极小部分”(《文汇报》2016年12月9日)。想到那次谈话,我也就比较理解她的真实想法了。

2000年4月,杨先生的《斐多》经近八个月译述,已分别在辽宁和香港以简繁两种字体发行,在文化界掀起热潮,读者们高兴地看到,杨先生没有被苦难压倒,她会好好地生活。同时读者获得了一本难得的经典好译本。

杨先生给我的剪报《从“掺沙子”到“流亡”》,我回到家里细看,这才第一次完全弄清楚当年(1973年)他们夫妇与林非夫妇打架的前前后后。后来林非也曾寄给了我他写的反驳文章。其中过程细节虽各有说法,有所出入,但关键的部分却不是过去传说的林非把钱先生打翻在地。这里就依杨先生文中所述,实际情况是:

《写在人生边上》一书再版,《钱锺书集》已进入出版最后阶段。

在双方冲突过程中,“我给跌摔得晕头晕脑,自知力弱不胜,就捉住嘴边的一个指头,按入口内,咬一口,然后知道那东西相当硬,我咬不动,就松口放走了……”这被咬的是萧凤的手指。这时,钱先生在里屋听见外面人声鼎沸,冲出来“只记得他举起木架子侧面的木板(相当厚的木板),对革命男子劈头就打。幸亏对方及时举臂招架,板子只落在胳臂上。如打中要害,后果就不堪设想……”这就是说,是钱先生打了林非,而不是林非打了钱先生。事后,“锺书余怒未息……锺书用手一抹说:‘这事不再说了!’他感叹说,和什么人住一起,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我很明白,他这回的行为,不是出自本心,而是身不由己,正如我冲上去还手一样。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均见杨绛:《从“掺沙子”到“流亡”》,原载1999年11月19日《南方周末》,2000年1月28日《中国经济时报》转载)。这里说的钱先生“余怒未息”,我想应该既是怒对对方,也是怒对自己。而杨先生却还在絮叨,才惹得钱先生拦阻“这事不再说了!”

所以,我说“这都是当时历史造成的”,理由是:当时学部主持者想解决年轻工作人员的住房困难问题的动机无可非议,但是强制从老专家已有的住房中分出一部分来,显然是用“土改”时“打土豪,分田地”的思路。这种现象当然也不止学部如此,北京、上海一些大城市都发生过许多这样的事。都不是民众自发抢占,而是当时主事者决定的措施。多少年一味搞阶级斗争而不致力于解决、提高民生多建新房,结果就只能采取这种恶劣强制的办法,来对付“文革”时的批判斗争对象(如“反动学术权威”),实际上也是对老知识分子的迫害。因为被分房者根本没有说话的余地,更不必说抗议反对了。

我们和朱邦复先生的合作一天天临近,栾老师已向社科院反复要求提前退休。我想“辞职”。我向杨先生说过后,她说:“要我为你好好想想。”隔一天,我见到她,她说:“你在社科院已工作十五年,有气有冤,累得够了,国家大奖拿了,钱先生走了,我和栾老师也都退休了,人家再创新、再争什么奖只会用新人,只是你写程序还行,跟朱先生先干干再说吧。我们都自由自在一些,多好。”我把这话记在笔记本上。

问题是,如果在一般情况下,后来者入住后对原来的房主、前辈、长者,应多照顾、尊重、谦让,才更符合正常的人伦关系。我对此深有感受。因为我一家四口住过六年筒子楼,四年两家六七口人合住一个两居室小单元的日子。这种情况在我原来工作的机关里相当普遍。两家合住在一个逼仄的空间,难免有点磕磕碰碰,只有彼此互相谦让一些才能相安无事。从这点来说,我后来才得知对方是林非夫妇;我与他们也是很好的朋友,但我还是要说他们确实有些欠缺。至于钱先生,特别是杨先生,本来好好的一家人住的房子挤进来另一家三口人,对生活各个方面造成很多不便和麻烦,心里肯定是不爽的,时间长了有所反应也是可以想像的。所以追根究源,还是因为“文革”造成的恶果。

5月份,我正式到朱先生的文化传信集团下属中文2000公司任副总和总工,栾老师做董事长,统领近百人,都在杨先生的眼下,为完成杨先生的“打扫战场”效力。

从《从“掺沙子”到“流亡”》看到杨先生的坦率和反思使我感动。但是,后来她在编纂全集时,这些争论的文章都没有收入。她在《作者自序》中作了说明,看来情绪仍然不小,她的心结最后似乎也还没有放下。

6月,朱邦复先生来京,在沈红莲、谭永志、赵大庆、李碧良和我等陪同下,至南沙沟拜望杨绛先生。朱先生谈起北京往事,再谈计算机古文献以及即将进行的诸重大课题,杨先生都静静地听着。随后,她问一些台北、澳门和香港的熟人杂事,最后提到要进行钱先生笔记的整理工作。朱先生以文化传信董事会主席身份,表示香港方面一定会全力支持。他同时对《笔记》“检索系统”提出了自己独到见解,给出有效施实方案。杨先生非常高兴,问,“何时开始?”朱先生说,“明天。”陪同前来的据说是香港美少年李碧良在回来路上对我说,“杨先生太美了,美人就应该如此。”南粤口音,说出痛快话总像很含蓄。

8月,西德波恩大学教授莫宜佳女士来京,下榻中文2000公司花市四合院上院西厢,参加《笔记》整理工作。

9月,本课题以“中国古典数字工程”正式立项。

9月3日星期日下午,我开车去南沙沟接杨先生。她穿了一件天蓝色短袖衫,灰色裤子,黑皮鞋,特意戴上大手表。她缓步走进四合院,夸奖收拾得干净。然后接受德国大高个子美女教授莫宜佳的欢迎、拥抱、寒暄,并在我们的陪同下参观了机房、卧室、办公室。此时,谭永志请出上级,与文化传信集团合作的中国硅谷公司老总宫天美先生,可谓一见如故。宫先生全按台北的习惯,杨先生却说那是北京的老礼儿,一举手一投足都有讲究。一瞬间的停顿,显然是勾起了自己儿时在北京生活的回忆。

然后杨先生走进大机房,对年轻的学员们讲了一番重要的话。首先告诫他们,读书很重要,年轻人要好读书,读好书,少一些胡思乱想。然后谈到计算机的学习,虽然杨先生和钱先生一样都不会用计算机,但他们都深知计算机的发展前景和对古文献整理之重要。最后又谈到了古文献,特别讲了文献笔记的重要性,还启发年轻人如何看待古文献,如何从接触到深入到理解。杨先生的谈话通俗易懂而内涵深刻,语调平和温润却朗朗动听,这让学员们受益匪浅。

本以为她的讲话结束,大家正准备鼓掌致谢,不料她提高调门:“我也要学计算机,老总拿计算机来,教会我。”我马上回答:“立刻办。”杨先生反倒风趣地说,“大家鼓掌,谢谢。”

座谈结束后,杨先生与大家合影留念。同时在谈话中再次回顾中文计算机走进社会科学领域的艰难历程,她叮咛大家,“不能淡忘”。

这个下午,她老人家在四合院共停留了三个多小时,老人非常高兴,年轻人会一生不忘。我们都铭记,她曾和钱先生、钱瑗一道,力主将计算机引入文学研究领域的关键性倡议,造就了我们至今领先古籍数字化的局面。

随后对《笔记》的整理工作正式开始了。谭永志早上开车送莫宜佳女士去杨宅上班,主要先整理出笔记目录。晚上谭永志再接她下班回归。一来二去的,谭永志与杨先生成了忘年交,杨先生还姶他起了英文名“John”。四合院这边则买了新计算机和扫描仪,对《笔记》进行数字化工作。忙了四个多月,制作了八万件严格依照原件,不作任何改动的复合型图形文件,编制文字目录以及索引,还为每件笔记装上盒子。此事接近完成,杨绛先生也早已在家中开始认真学习朱邦复的仓颉中文计算机了。

杨绛先生度过了艰难的1999年,也平安地度过了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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