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浦京2019学者更自信 读者更懂行

5月21日中午,答辩结束打开微信,赫然都是赵昌平先生猝逝的噩耗。

我认识傅璇琮先生,是从读他的大作《唐代诗人丛考》开始。在这本书里,他考索了部分大历诗人的行踪,同时引出了大历诗风。读着这本书,我心生仰慕,希望能结识傅先生。其时,我刚写完《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便斗胆将手稿寄给他,征求他的意见,并请他作序。不久,他读完手稿,不仅写了序言,而且给了许多鼓励,从此,我坚定了继续研究士人心态的信心。1997年,我得了一种罕见的疾病重症肌无力。这种病,能治好的极少。相继在几个医院治了几个月,不仅毫无进展,而且发展到无法进食,无法喝水,全靠输液维持生命,只好转到北京医院治疗。其时,我女儿女婿远在深圳工作,一时回不来。多病的妻子不离不弃,便到北京医院护理我。博士生张峰屹君,知我病重,也到北京医院照顾我。另一学生左东岭君,那时正在首都师范大学工作,每每讲完课就骑自行车从城西到东城的北京医院看我,满头大汗,喘着气。我实在于心不忍,一病给学生和亲人带来这么多麻烦!最难忘的是傅旋琮先生,他每隔几天就来医院一次。他腿脚不好,行走不便,而每次来,都是坐公交车,从丰台到北京医院,中间还要转车,困难可想而知。他每次来,都给我带来新杂志,跟我谈论学术界的一些情况。有一次,我见他挤公交车实在不容易,请峰屹送他出医院时,叫一辆出租车送他回去。在医院门口,峰屹叫来出租车,但是他坚决不坐,还是乘公交车走了。多年交往,我知他为人实在,他来看我,是出于真诚的关怀,而非出于礼节。平日交往,书信往来,也都有一说一,互相尊重,互相信任。1990年年初,他编集了部分唐诗论文,书名未定。那时我正在上海,与复旦大学的陈允吉教授提及此事。允吉教授说:“书名叫《唐诗论学丛稿》似较好。”后来我把这意见告诉傅先生,他接受了。与傅先生交往,无话不谈。关于学术问题,他总能提出许多好意见,让我感到非常受益。学术路上同行,平生风义兼师友。在艰难的学术之旅中,有傅先生同行,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而傅先生也帮助我,提携我,视我为知己。在1992年7月11日给我的信中,他写下了如下一段话:“对允吉兄的学识与人品,几年来一直倾倒。私意以为少数可深交者之一。因此前几年在结成论文集时,只请兄与允吉兄作序。北罗南陈,是可以托死生的知交。这是弟与内人常讲的话。”今日重读傅先生的信,悲从中来。知音已逝,留下无尽的思念。

1979年,叶嘉莹从北京至天津,南开大学诸教师在车站迎接。资料图片日前,在《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讲起自己的一次经历:几年前的上海书展与40年前相比,如今的中国人有了更多获取知识、了解信息的渠道,但随着文化积累日渐深厚,作为读者、听者的大众正在走向成熟。

昌平兄走了?怎么可能?很想冷静一下,
“可是泪水,就连泪水,也都不相信”!在回家的公车上,意识中只有哀伤和回忆。与昌平兄交往的一幕一幕在眼前浮动,隔开了炎热、嘈杂的世界。

文学研究;叶嘉莹;文学遗产;学者;学术

中年伤于哀乐,诚知人所不免。几年来,哭刘扬忠先生,哭李伊白,送胡小伟,送杨镰,都不止作数日恶。昌平兄的逝去,更让我痛感一代学人的凋落。

日前,在《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讲起自己的一次经历:几年前的上海书展,她应邀以《古典诗词的文化意蕴》为题进行讲座。虽然讲座题目中正温和,但热情、懂行的读者早早就领光了入场券,还有几位没抢到票的上海亲戚向她诉苦。讲座现场,听众坐得满满当当,不少是弄堂里的阿公阿婆,年轻人大多也是普通市民,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按学术的代际说,赵昌平先生要高我一辈。对他这一辈的学者,我都是称老师的,像陶文鹏先生、刘扬忠先生、葛晓音先生。独有昌平先生,向来以兄称之。这与尊重程度无关,只是出于一种亲近感。

澳门新浦京2019 ,与40年前相比,如今的中国人有了更多获取知识、了解信息的渠道,但随着文化积累日渐深厚,作为读者、听者的大众正在走向成熟,纯正的学术、高雅的文化越来越有市场。同时走向成熟的,还有学人与学术。40年来,既有学人埋首书斋,抽丝剥茧,揭示那些千百年传诵不绝的古诗文、戏曲、小说的魅力,也有学人担起文化传播的重任,让诗、骚、李、杜、韩、柳、欧、苏成为联通古人与今人的精神纽带,成为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文化家园。

现已记不清与昌平兄相交始于何时,只记得读硕士时就给他写信,对他建构式的诗史研究表示钦佩,并请教大历诗研究的问题。那时我正研究戴叔伦诗,从此通信络绎。他是喜欢写长信的学者,经常几页信笺写得满满,细述自己的想法。

1.回归舞台,延续学术薪火

初次见面可能是1988年的唐代文学会,但已没什么印象。比较清晰的记忆始于1992年厦门唐代文学会。他招呼贾晋华、陈尚君、张宏生和我去他房间聊天,留下几张合影,最近整理照片恰好找出。在那次会议上,他介绍我和浸会学院中文系主任陈国球教授认识,后来我们一起出席1995年陈国球教授主办的
“中国文学史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

曾经,古代文学被视作学术的禁区,少人问及。改革开放,禁锢破除,《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杂志陆续复刊、创刊,《全宋诗》《全元戏曲》《古本小说丛刊》等大型古代文学典籍启动编纂,《唐诗鉴赏辞典》《唐宋词鉴赏辞典》等普及读物风靡一时,古代文学又回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古代文学研究又堂堂正正登上了学术舞台。

也是在1992年,我的博士论文《大历诗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翌年
《戴叔伦诗集校注》相继问世。后者是我硕士论文的附录,在读博士时就寄给昌平兄,他回信说经编辑审读可用。可后来并不顺利,几次讨论裁减项目都险被汰除,是他力主保留,最终才得以出版的。多年后闲谈中,提到这段往事,令我感铭不已。

1979年,在海外漂泊了30年的学者叶嘉莹,回国到南开大学讲学。“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临歧一课浑难罢,直到深宵夜角吹。”这首绝句是她对当时授课情景的记述。白天讲汉魏南北朝诗,晚上讲唐宋词,让如饥似渴的学子眼界大开。南开大学中文系“77级”本科生、如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当年就是其中的一员。

当年程千帆先生将
《大历诗风》推荐给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嘱我可请傅璇琮先生作序。我知道傅先生极忙,不忍心打扰他;同时觉得昌平兄对大历诗歌见地独深,且与我的结论不尽相同,请他作序可阐述他的看法,使读者有所参酌,便驰书相请,结果昌平兄极逊谢不可。我心目中只有他最适合为拙著作序,他既然辞谢,我就没有再请别人。后来我所有的著作也都没有再请人作序。

“改革开放伊始,从海外归来的叶嘉莹先生借鉴国外文艺理论,细腻地分析传统文学艺术特色;在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把研究重点集中到‘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这一主题上。”刘跃进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古代文学研究刚刚摆脱机械僵化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束缚,艺术分析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叶嘉莹、袁行霈等中年学者的著述,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注入了一股清泉,“1980年,同样正当盛年的傅璇琮出版了《唐代诗人丛考》,又让很多青年人看到传统学问的魅力所在。”

屈指与昌平兄认识已三十多年,通常这么久的交往都会让我们看到别人的某方面缺陷或不足,但在昌平兄身上我看不到,尊敬有增无减。上世纪80年代初,传统学术刚恢复,昌平兄独辟蹊径,探索一条建构式的诗史研究路径。他发表在
《中国社会科学》的论文《“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建构了从王维到大历诗人之间清雅诗风承传的一段诗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我也深受启发。昌平兄所从事的诗史建构工作,改变了我们对诗史过程和事实的认知,是诗史的新发现。

中年学者硕果频出,老一辈学者也打开书箧,潜心整理旧稿,奋力撰著新作,争分夺秒弥补学术年华。1979年,84岁的复旦大学教授朱东润撰写的《梅尧臣传》出版,此后直至1988年去世,他又出版了《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等多部著作。1980年,67岁的南京大学教授程千帆撰写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出版,此时距离他最初动笔写作此书,已过去了30多年。1982年,85岁的扬州师范学院教授任半塘出版了《唐声诗》;1984年,83岁的杭州大学教授姜亮夫出版了《楚辞通故》;1987年,83岁的四川大学教授缪钺与叶嘉莹合作的《灵谿词说》问世……

到了90年代,理论热、方法热笼罩学界,许多论著以标榜新方法为职志。海外学者的著作也格外引人注目,盲目崇拜的固多,狭隘排斥者也不少。昌平兄则能有所取舍,择善而从,曾以美国学者高友工、梅祖麟的研究为例,撰
《意兴、意像、意脉——兼论唐诗研究中现代语言学批评的得失》一文,评论其唐诗批评的得失,显出包容开放而又不诡不随的学者本色。事实上,以昌平兄对唐诗史乃至文学史的认识,看当时那些宏观叙事或所谓新理论、新方法,不用说会觉得花哨而肤浅,鲜有理论和方法的效用。记得他曾写过一篇《唐诗演进规律性刍议——“线点面综合效应开放性演进”构想》,发表在
《文学遗产》上,我问他怎么和以往写论文的风格大异,他不无顽皮地笑道:
“我就是要给那些人看看,这种东西算什么?我们不玩,不是玩不了。我这篇文章,就是玩一下给他们看看!”但平心而论,这仍是很有价值的一篇大文,对诗史的认知方式提出了透彻的见解,虽然在他本人只是随手戏仿之作。

老一辈学者再回学术现场,他们不仅专心著述,也走上讲台,倾囊相授,延续学术的薪火。他们的弟子很快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

从厦门会议后,我们就熟悉起来。尽管暌多晤少,但每见面都很亲切。吃饭时要么他招呼我去坐他边上,或他看到我坐哪里,过来一起喝杯啤酒。饭后往往招我去他房间闲聊。和他聊天,从来不涉及人事是非,甚至学界八卦,所谈不离学问二字,间及生活情趣。

“‘改革’的氛围,让我们敢想、敢说、敢写,以发自肺腑的文字解读悠长的古代文学历史。‘开放’的语境,让我们能想、能说、能写,以炯朗清澈的目光审视古往今来的文学文化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英德是启功先生招收的第一位博士,“这40年来,经过我们的老师、我们和我们的学生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大概因为我的研究和他有些交叉,学术观念也比较接近,他喜欢同我讲他最近写的论文和一些想法,我对他学术思想的了解也不断加深。昌平兄读硕士虽然师从施蛰存先生,但学术方面自言承传马茂元先生为多。马先生的学问渊源于桐城,所以昌平兄论诗学也力求沟通文章学的义法,晚年他越来越用心思考这个问题,曾在
《中古诗学—文章学的思辨形态和理论架构——从 〈文心雕龙〉到
〈诗式〉》一文中全面阐述自己的想法。2015年底出席浸会大学的中国诗学会议,回程同在机场候机,曾深谈过这一问题。我感觉多年来昌平兄始终在思考中国古代文论的安身立命之本,晚年已形成系统的想法。

无论从哪方面说,昌平兄都是我认识的学人中最具有高贵品质的一位,是一个真正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从来没听过他议论别人,偶尔对某人的研究不认可,也只讲论学理,不作诛心之论。初见昌平兄,他给我的印象就是相貌堂堂,风度翩翩,很典型的上海MAN。当然,是上海大男人,不是上海小男人。我自幼讲得最好的话是上海话,但平时只同两个人讲,一个是文学所当代室的刘士杰先生,另一个就是昌平兄。见到这两位不能不讲上海话,因为从里到外太上海范儿。

昌平兄注意仪表,对生活品质非常在意,又豪爽好客,常邀请朋友去家中一聚。也曾一再叮嘱我,到了上海要去他松江家中玩玩。但我难得一去上海,且总是行色匆匆,自然无缘一造他府上。也曾想象过他的家,应该是装潢颇为讲究的。2002年一起到布拉格开会,逛玻璃品店,他买了一套香槟色刻花凉水瓶和水杯,原价要一万多人民币,因有一件微损,不到半价出售。我虽不太懂玻璃,也能感觉是极上品的波西米亚手工制作。引得一拨外国和港台学者说,还是你们大陆教授有气魄,我心说这也就是昌平兄,有这大手笔。他不太喝白酒,能喝点红酒、啤酒,而极嗜咖啡,非常讲究并精通其道,我曾听过他讲咖啡经。

最后一次见到昌平兄,是2017年9月在胡晓明教授主办的
“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文论之路”会上,也是坐一起吃饭,说些闲话。这一年初,我曾邀请他莅临11月我校举办的中古文学国际会议,他爽快地答应。不料10月突然接他电话,说夫人遽逝,身心遭受很大打击,不能成行。我劝他还是出来散散心,暂时离开熟悉的环境,可以调适心境。但他说无法接受夫人突然离去这一事实,本来说好携夫人同行,现在一人独来,难免触景生悲,情何以堪。他还说,最近一段时间深居简出,每天吃饭时摆一副碗筷在对面,一如夫人在日。我深知昌平兄伉俪情笃,清楚夫人的离去对他意味着什么。但又怎能想到,仅半年间他就随夫人而去!或许,这于他也是较好的归宿,免得经受长久的痛苦和煎熬。但对我们这些眷念他的友人来说,这个日子未免来得太快太突然;而对于学界,这个损失也未免过于沉重。

昌平兄曾对我感慨,说自己苦于事务繁多,没有多少时间读书;有点空闲只能细读
《全唐诗》,从作品自身辨析唐诗艺术的发展和历史走向。这种专注功夫,使他对唐诗的认识,深度远远超出时下许多通史通论式的著作。他的每一篇论文,都能提出新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和发明。六朝到唐宋的诗歌史也在他的阐述中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清晰。我不止一次听他慨叹,一部唐诗史早就在肚子里,就是苦于没时间写出来。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哲人其萎,百身莫赎。让学界期待已久的赵氏唐诗史,竟永为绝响!怎不教人憾恨、叹惋!

前两年我任
《文学评论》副主编时,鉴于目前学术刊物多不发表书评,而总结四○后一代学者的成就、经验已迫在眉睫,曾向主编建议开设四○后杰出学者研究和评价的栏目,并约查屏球教授撰写昌平兄一篇。没想到文章尚未杀青,昌平兄已猝然先去。我相信,以查屏球教授研究唐诗之深,是足以为昌平兄撰写一篇好评传的,但已不能由《文学评论》
(不登已故学者评传)发表,而只能由
《文学遗产》刊登了。昌平兄的学术确实是值得我们总结、珍重的一笔宝贵遗产,只可惜未尽所蓄,他本可以留下更多的东西啊!悲夫,遂令我侪不能不为昌平兄一哭,不能不为中国学术一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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