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伯群先生与复旦大学

曾华鹏

图片 1

我是一个文学家,我带着痛楚的同时又是愉快而骄傲的信念说出这句话:我为……文学献出了我的生命和我的血。
——别林斯基

镜头1:讲台上,他手捏着粉笔,用略带鼻音的浑厚而极富磁性的中音和十分投入的情感,生动地讲述着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作品;

在范伯群先生突然发病前的两个月里,我连续两次接到范先生的电话。一次是嘱我为汤哲声兄的课题写推荐信,另一次是告诉我,他建立了范伯群工作室的微信公众号。两次电话都是在晚上9点以后打过来的,电话里范先生声音洪亮,笑声朗朗,传递给我强大的温暖之感。就在一周前,我去医院看望他,他身体微微有汗,右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手很有力量。我走出医院时还暗暗地想,范先生身体素质好,也许抗得过这一劫。所以,当2017年12月10日早晨我获悉噩耗,依然感到震惊,悲恸无已。

1957年初夏,两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发表了他们第一次合作的文章——
《郁达夫论》。收到《人民文学》编辑部的来信后,作者之一的曾华鹏兴奋之余,在送给好友范伯群的一本书上挥毫写下了别林斯基的这段话。物转星移六十秋,当
初的文学青年都桃李满天下了。如今,曾先生已驾鹤而游,
范先生亦是白发苍然。抚今追昔,我们依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段话中飞扬的文学激情和青春之梦。

镜头2:他半倚在那个已经磨得发亮的藤椅上,时常用右手托住下巴,食指与中指分开在脸颊上摩挲着,与人交谈,风度谦谦,有时颔首微笑,有时嬉笑怒骂,声音有时低徊,有时高亢;

范伯群先生

因此,在写范伯群先生的评传时,很有必要提到另一个人的名 字,那就是他
的同窗好友和合作者——曾华鹏。他们早年有着亲密无间的合作,一起发表过数十篇论文,
共同出版了五本专著,以至于文坛上不少人误以为他们是“夫妻挡”,成就一段知音琴行般的文坛趣话……

镜头3:高旻寺,在破败的康乾行宫前,在修葺的雄伟塔寺和佛像前,他的朗朗笑声划破了寂寥的长空;

范先生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与曾华鹏先生、章培恒先生、施昌东先生同学,贾植芳先生是他们的老师。贾先生为他们开设了现代文学、外国文学、苏联文学、写作等课程,他们在贾先生指导下研究现代作家冰心、郁达夫、王鲁彦等,当时贾先生已经通过泥土社推荐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但是随着1955年胡风冤案的发生,贾先生被捕入狱,范先生曾先生等学生也都受到株连,历尽艰辛磨难。但是他们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不改初心,互相勉励,精诚合作,相继完成郁达夫论、王鲁彦论、冰心评传等重要著作。他们以丰硕的学术成果回报了老师和母校。

共同踏进复旦的大门

镜头4:病榻上,平静地交谈,临别时;紧紧握住的双手,道出的是永诀时的千言万语。

我第一次见到范先生和曾先生,都是在贾植芳先生的家里。那时候,贾先生还不到70岁,身体健朗,范先生刚50出头,头发已经花白。范先生第一次见到我,就语重心长地说:“我和曾华鹏都是贾先生的老学生,你是贾先生重开山门的新学生,你要好好光大师门传统。”这个话经常在我耳边响起,不敢忘记。还有一次是范先生与曾先生一起来看望贾先生,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曾先生,印象中曾先生的手很温暖,一直紧紧握着我的手,很久不放开。那次谈话时,不知是谁问起为什么鲁迅与创造社的关系不好,但对郁达夫却一向很好,曾先生和范先生都做了回答,讲的是如何理解“创造气”的问题。我在他们身边有意观察了两位先生的神态,曾先生说话非常温和,而范先生说话时,在温和的语调后面,还是有一种凌厉之气。

范 伯群于1931年9月29日出生在浙江湖州的一个教师之家。父亲是
1926年苏州东吴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母亲是景海女师幼儿专业的学生。在他出生前11天,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
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愈演愈烈。对于儿时的经历,范伯群曾说过
:“我刚懂事时就遭逢日寇侵略,从小就过着逃难流离的生活,没有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
‘幼功’练得不好。”这恐怕是他们那代人的普遍遭遇。

范伯群

贾植芳、任敏夫妇与学生

1945
年,14岁的范伯群随父母举家迁往苏州。他家与苏州有很深的渊源,不仅其父是苏州培育的学生,其母家更是老苏州。虽说苏州与湖州隔太湖而相望,然而地势环
境却大有不同。当时的苏州称吴县,
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苏州城内河道纵横,在13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即有东方威尼斯之誉。对范伯群来说,苏州给予他的最大影响还
是它深厚的文化底蕴。

镜头1:瘦西湖畔,他幽默风趣的言谈和爽朗的笑声感染了每一个人,他的处事风格也是别有情趣;

那个时期,范伯群先生掌苏州大学中文学科。苏州大学是在江苏师范学院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正处于百废待兴之际。范先生与复旦大学中文系有非常亲密的合作,经常来到贾先生的家里,一面是看望老师,也是向贾先生请教一些学科建设的问题,并且有力地推动了苏州大学中文学科的改革与发展。我记得他经常把一些老师和学生带到贾先生家里谈天说地,我就是在贾先生的客厅里认识了很多苏州大学的老师以及范门弟子。其实在高校里担任系主任是一件非常得罪人的工作,这一点,我自己在以后当了中文系主任才有了深刻体会,但在当时却一无所知,像听故事一样,经常听着范先生向贾先生诉说着工作中的不顺和烦恼。范先生被退休以后,一度心情也不好,章培恒先生热情邀请他到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来担任研究员,为他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平台与经费,使范先生可以潜心研究近现代通俗文学史。那几年里,我亲眼目睹范先生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每天像青年人一样,背着一个包,乘地铁到上海图书馆,查阅各种资料,终于完成了十几年心血积累起来的、具有他鲜明个人特色的学术体系。

近代以来,苏州就出了俞樾、王韬、顾颉刚、叶圣陶等一大批学者、作家,还有南社诸子的诗酒风流。除此以外,苏州的通俗文化亦非常发
达,冯梦龙、凌初的“三言二拍”,弹词昆曲的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派的
缠绵悱恻,这些,都对少年范伯群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是其后来治学贯通新旧雅俗的文化根基之一。

镜头2:在宜兴饭桌上,他劝食比劝酒还要得体,尊老爱幼,感动着教材组的每一个人;

范先生晚年在学术领域奉献出他多年研究通俗文学的重要成果,提出两翼一体、多元共生的文学史理论。这是非常有活力的学术思想的表现。我在前几年写的纪念曾华鹏先生的文章里指出过,像曾先生、范先生都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二代学者,他们大多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环境下接受教育、走上学术道路的,他们的早期学术活动不可避免被烙上原来以新民主主义理论观点来建构文学史的影响,到了80年代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必然会面临一个学术范式转型的过程,但是曾、范两位先生所受到的影响相对比较少,反而是很快就顺风顺水地完成了范式转型,在80年代井喷式地出版了一批力作。这批力作就是他们的作家论。他们所研究的作家系列,与当时主流观念下的鲁郭茅巴老曹以及赵树理的排列不一样,是另一种作家谱系。看似边缘化了的作家,恰恰是80年代以后拨乱反正、重写文学史的重要依据。而这个另类作家谱系,正是他们早年求学时由贾植芳教授传授于他们的。后来他们走得更远,曾华鹏先生晚年研究张资平,范先生则一脚踩进了通俗文学领域。

1951 年,范伯群考入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对于学中文,
他曾讲到其中原因:由于喜爱文学,他读小说读成了近视眼,
根本看不清数学老师授课时在黑板上演算的公式,导致数学成绩比较糟糕。但他并不想请父亲为他补课,而是一心想当作家。这一年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在全国仅招录
18人,其中曾华鹏和施昌东就成了他经常相互切磋的好友。

镜头3:在苏州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重建50周年暨文学系创建108周年”庆典会上,他激动的颤音;

范先生研究通俗文学完全是出于偶然。当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承担了一个国家六五社科规划,编辑一百多种现代文学流派、社团、作家的资料集,其中有一个子项目是编辑鸳鸯蝴蝶派文学的资料。因为通俗文学的大本营在苏州,文学所就把这个编书任务交给了苏州大学,由范伯群先生主持。范先生亲口告诉过我,他起先并不想接这个任务,觉得通俗文学是新文学的批判对象,很难处理。后来编完了资料集的初稿,他寄给贾植芳先生审读,贾先生看到资料编辑体例,第一辑是批判鸳鸯蝴蝶派的文章,第二辑才是有关通俗文学的资料。那天我在贾先生身边,先生指着书稿笑着对我说,你看,还是大批判开路啊。后来他大约把这个意见与范先生说了,第二稿编成,体例次序变换过来了。这就是说,范先生是在学术实践中,对通俗文学的了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趋向于同情的理解,渐渐地,他逐步修正了自己原来对通俗文学的偏见,成为一个卓越的通俗文学的研究大家。几乎在同时,复旦大学的章培恒先生也对通俗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是对武侠小说,他不但亲自研究,而且自己想动手写武侠小说。他多次与范先生相约,要去苏州大学住一段时期,集中时间读一批武侠小说,但最终是因工作太忙,章先生也没有完成自己的夙愿。章先生是古代文学的研究大家,他从古代禁书、明清小说的传统理解通俗文学的意义,自有其学术渊源,然而范先生是从研究鲁迅、现代文学起步的,要从这个传统立场转型到研究通俗文学、肯定通俗文学、甚至提升了通俗文学在文学史的地位,进而发展成两翼一体、多元共生的文学史理论,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他不是肯定了通俗文学而否定新文学,而是提出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双翼齐飞的学术见解。但即使如此,他的见解也遭到过质疑和反诘,我几次看到范先生与反对者的辩论实录、也当场见过他与同行们的学术辩论,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象,就是在范先生表面温和儒雅的谈风里,始终伴随着一股凌厉之气。

第一年的训练很严格,基本上没有礼拜天,
除了读书还是读书。曹雪芹、鲁迅、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一本接一本地读,有的过去曾读过的,现再以中文系学生的眼光重读。节假日学校图书馆若不开
门,他就在学校大草坪的阳光下读。入学第二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复旦大学中文系既迎来了新的同学,也迎来了新的老师。范伯群这一届的同学由18位增长到
30多位,老师也增加了许多位,其中就包括对范伯群影响至深的贾植芳教授。当时的贾植芳受聘于震旦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52年8月,震旦大学中文系并入
复旦大学中文系,贾植芳也随之调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那一年,贾植芳仅38岁。到复旦后,贾植芳开设了
“现代文学作品选读”“写作实
习”“俄罗斯、苏联文学”等课程。在写作教学中,贾植芳将全班30多位学生一一请到家中,悉心指导。

镜头4:在“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组稿会上,他佝偻的身影;

由这股凌厉之气,我想起了章先生有一次回忆贾先生教学影响时说的,他说他在古代文学领域做出了一些探索,常有人讥之为“邪派武功”,他却以这个“邪派武功”而自豪,他公开说,这就是贾植芳先生传授给他的。我想范先生学术上的凌厉之气与曾先生学术上能够绵里藏针的风格,大约都是有一点这个“邪派武功”的基因。这正是贾植芳先生留给他的学生极珍贵的精神财富。我记得先生经常嘲笑那些躲在书斋里点燃一支香烟也怕烧痛手指头的学术庸人,鼓励他的学生要解放思想、大胆去探索历史真相、追求学术真理,不要在所谓学院派的华盖下唯唯诺诺,甘做帮闲。我在章先生、曾先生、范先生等人的学术传统里,都看到了这样一种朗朗做人的知识分子的典范。

范伯群由此进步很快,并对贾先生产生了“不一样”的感 觉。贾先生每次上
“现代文学作品选读”时,总带一大沓参考书,有中文的,
还有英文与日文的,每当涉及这些外文资料时,他就边读边译,这大大拓宽了范伯群他们的视野,使其明白做学问就得博览群书,就得在广泛搜集前人论点的基础上
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受过如此独特的“学术启蒙”后,范伯群对贾先生是彻底拜服,从此成了贾家常客。每次去贾先生家中,贾先生总能对范伯群提出启发性意见和
建议,鼓励他应该在何处下功夫,才可更上一层楼。范伯群除了学习成绩优异外,还是长跑运动员,一直是系里的长跑冠军。长跑需要的是坚韧的意志力,这似乎是
他后来能成为学界常青树重要素质之一。二十出头的范伯群,风华正茂,
与章培恒、施昌东、曾华鹏并称中文系四才子。

镜头5:病榻上,他戴着氧气罩,已经不能言语,只是用眼神说话;诀别握手时,握力却比往常大了几倍。

因此,我要说,范伯群先生早年的学术起步,晚年学术集大成的辉煌,都是与复旦大学和贾植芳先生的学统密不可分。他受教于贾植芳先生,受累于胡风冤案,在鲁迅-胡风为代表的新文化传统中获得了做学问的知识和做人的榜样,并且在实践磨难中砥砺出高贵人格。范先生平时在工作中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对老师竭诚以待,情同父子;对学生诲之不倦,爱护慈祥。但在是非原则问题上,爱憎分明毫不苟且。这个品格,也是贾先生、章先生、曾先生继承于鲁迅的精神品格,正是我们要学习、继承和发扬的。

四人中章培恒是重点攻读古典文学,余下三人则致力于现代文学。当时,
施昌东是团支部书记,曾华鹏是班长,范伯群是系学生会主席,诸君品学兼优,可谓群英荟萃。对于他们,不唯贾植芳先生寄予厚望,时任中文系主任郭绍虞教授也
殷望甚深,还有给他们讲授中国文学史的刘大杰教授,同样把他们视为后起之秀。起初,经贾先生推荐,
范伯群、曾华鹏、施昌东留校任教。能继续受教于敬爱的贾先生,与知交好友一起从事自己热爱的文学事业,他们的前途似乎一片光明!

一个沉稳深沉;一个开朗儒雅。这对文坛双星雕像的音容笑貌永远镌刻在许许多多的学者的脑海之中。

范先生去世后,我拟了一副挽联,综合了我对范先生的上述理解,敬献于范先生灵前:


料天有不测风云,个人的命运总要被历史所捆绑。就在他们即将毕业的当口,贾先生被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锒铛入狱。而从未见过胡风的范伯群、曾华
鹏和施昌东,由于和贾先生关系密切及其好意推荐,也莫名其妙地成了胡风分子。说来好笑,
施昌东被关进了监狱,后来才
听说是因为他与家乡温州的一个托派头头同名,算是误抓。被误抓的施昌东,在狱中被人勒令交代他与贾先生的关系。至于范、曾二位,当时的团总支部书记邓绍基
私下向他们透 漏,组织上决定要给他们以警 告处分,要他们做好心理准备。50
年代的大学生视政治生命高于一切,这样的处理结果无疑于当头棒喝。

曾华鹏先生与范伯群先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1951年入学的同班同学,曾华鹏是班长,范伯群是系学生会主席。他们师从贾植芳,二人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了论文合作,他们的友谊与合作延续了一辈子,堪称学界的一对终生的“双打选手”,是永不凋落的学界“双星”。

贾师倚闾曾章念切仙界高坛又召绝顶智叟

只是谁都没有料到,等到开会时,警告处分变成了开除团籍。总支部书记邓绍基在宣布这一组
织决定时,声音紧张得发抖,念了两句就念不下去了,最后硬着头皮才念完了处分的决定。大家无法理解,女生中甚至呜咽一片。同学们想不通:何以一向受大家爱
戴的贾先生一夜之间成了敌人,成了反革命分子?
何以同窗四载的好同学竟然进了监狱,就连系学生会主席和班长也都成了罪人,要从团里开除出去?经三个月的审查后,灾难依旧没有消停:他们原来的分配方案全
被改了。他们只能在痛苦中煎熬,眼睁睁看着一个个奔赴工作岗位的同学离去,又看着一批批新同学进来。他们也从原来的宿舍被撵了出来,搬进了专供审干、
肃反中有真真假假问题的人们住的草棚。直到国庆节前,他们才遇到“大赦”:曾华鹏被分到扬州财经学校,范伯群被分到南通中学;章培恒曾是地下党,如今被开
除党籍 ;施昌东的“性质”与范、曾相类,却进了监狱。

那时同班的同学当中除了曾华鹏、范伯群外,还有两个大才子,那就是早逝的施昌东和后去的章培恒先生(下次我得专门书写这一个最具个性的学者),施昌东70年代末改攻文学理论专业,而本来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章培恒先生却改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了,他们二人在各自的专业中成就斐然,可见只要有才华,放在哪里都会发光的。

迅翁风骨鸳蝴传奇学府何处再觅双翼巨鹏


行之际,曾华鹏与范伯群决定到南京路一行,以向四年上海生活诀别。他们在南京路上的王开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立誓这一生两人要相互搀扶:我们进校的志愿就
是要终身研究文学,我们同有一个作家梦,我们一定要努力回到研究文学的岗位上去。后来范伯群再看当时的照片时说:活脱两只“惊弓之鸟”!那时候,
学校领导找他们谈话,提醒他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工作,
可能会遭到歧视,要他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面对人生中
非同寻常的第一课,他俩的心凉透了——出师未捷,理想幻灭,前途未卜,无限惆怅堆积心头。

在贾植芳先生的指导下,他们各自设计出了毕业论文作家论的主攻方向,曾华鹏写《郁达夫论》,范伯群写《王鲁彦论》,施昌东写《朱自清论》。曾华鹏出手快,《郁达夫论》首先完成,尔后范伯群也参与了修改,竟然在贾植芳先生刚刚被打成“胡风分子”不久时,就在《人民文学》1957年五、六月期合刊上发表出来了。那是《人民文学》破天荒第一次辟出专栏发表文学评论文章,而且是两个不知名年轻作者的文章。秦兆阳在《人民文学》“编后记”中说:“作家论是我们盼望很久的,郁达夫又是‘五四’以后,有独创风格,有广大社会影响的重要作家。文中对于郁达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是有独到见解的。我们愿以发表‘郁达夫论’作为一个开始,望有志于此者,能够对我国现代以及当前的许多作家进行深入的研究。”这大概是《人民文学》杂志发表长篇作家论空前绝后的编辑史了,那是多么震撼人心的事情啊,全国许许多多学人谈起这件往事的时候,都是惊叹不已。许多年后,我在扬州师院图书馆里看到这本杂志时,那种激动是无法形容的,感到无比的荣幸,因为先生就在我的身边。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当王富仁和许子东读到这篇50年代的作家论时,也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无疑,这是文学史回避不了的一篇宏文。

范先生千古

图片 2

可是,正是贾先生因胡风案的被捕,让他的弟子们也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用范伯群先生的话来说,他们是贾植芳先生的得意门生,那么也就被甄别为“几个小分子”了。毕业分配,本来是留校的曾华鹏和范伯群也都被发配到苏北,前者先是被分在扬州财经学校,1958年苏北师专成立后,才被调入现在扬州大学和以前扬州师院的前身学校-苏北师专。后者被分配到南通中学,他从上海的十六铺码头坐了一个五等舱艰难地抵达了南通的天生港。

前排 :贾植芳先生与夫人任敏,后排左起 :李辉、范伯群、曾华鹏、陈思和

他们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两人在毕业分手时的特殊的告别仪式在那个时代却是殊异的行为举止,两个年轻的“胡风分子”在悲情浪漫的情绪里做了四件事:“第一,到国际饭店体验、享受一下西餐;第二,到先施公司去看一看那里的雕塑;第三,看一场电影;第四,来一个合影。这个仪式的核心内容是,两人当时相约,以后一定要相互扶持,回到心爱的文艺岗位,不能就此埋没一生。他们拍的合影照片,后来曾华鹏说是‘两只惊弓之鸟。’这个照片范伯群一直留在身边,纪念着两个人一生搀扶前进的誓约。”(摘自陈霖的长篇访谈录《保住智慧的元气》)这是那个时代大学生“最浪漫的事”了,而我猜想,他们更多的还是怀才不遇的悲伤,学术抱负不能施展,也只能望着滔滔的黄浦江水仰天长啸生不逢时矣。

转折——意志力结硕果

正是由于戴着摘帽“胡风分子”的原罪,他们来到了江苏的苏北地区,把自己的大半生交付予这片贫瘠的学术土地,从个人的学术经历来说,这固然是遏制他们学术发展的悲剧,用范伯群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在超度知识分子的原罪中浪掷了青春。”(范伯群:《“过客”:夕阳余晖下的彷徨》)然而,从对江苏的学术贡献来说,正是他们的到来,为苏北这片未被开垦的中国现代文学处女地播下了学术的种子,作为拓荒者,他们在几十年的辛勤耕耘中,不仅个人在学术领域卓有建树,更重要的是培育了一支支强大的学术团队,屹立于文坛学界,这无疑又是江苏学界之大幸。

1956
年3月,急性子的范伯群听说曾华鹏身体不大好,就连夜带了一瓶鱼肝油赶到扬州来看望他。无需寒暄客套,
两位文学青年漫步于瘦西湖畔,重申各自的文学理想:虽时代风云激荡变幻,但从小就树立的文学之梦绝不会稍经风雨就悄然破碎。挚友间互诉衷肠,使他们更加坚
定了自己的
梦想,心中暗暗立志: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坚定地走下去。同时,他们两人决定合作——风雨飘摇的时节,有一个人与你相互扶持,并肩而行,是何等重要啊!所谓
人生得一知己也莫过如此。谁也不知道,他们的这个决定竟然能够持续半个世纪之久。

多少年后,当我和朋友们谈起先生的授课时,将他手中的那支粉笔说成是大师手中的“艺术魔棒”。

他们相约要大干一场,并决定先从各自的毕业
论文改起。在复旦大学第三年下学期,贾植芳先生为范伯群、曾华鹏和施昌东出了三个毕业论文的题目:《朱自清论》《郁达夫论》和《王鲁彦论》。其中曾华鹏做
的是《郁达夫论》,范伯群做的是《王鲁彦论》。当时,王鲁彦的夫人覃英正好在上海著名的市立女子第三中学任校长。为了搜集
详尽的写作资料,范伯群就到她家中去拜访她。王鲁彦的《野火》(他计划中的三部曲之第
一部,又名《愤怒的乡村》)
出版后,他曾在桂林的《广西日报》上连载过第二部《春草》的片段。那时的《广西日报》是用土草纸印的,寻找《春草》着实花费了不少的功夫。然而等文章初稿
写出来了,恩师贾植芳先生尚来不及审读就因戴上了“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而身陷囹圄,毕业论文也就搁置下来了。

曾华鹏先生是我在扬州师院中文系读书时的老师,那时他是我们的偶像,听他的课乃是一种享受,我曾经在另一篇随笔中描述过那种场景,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正因为有曾华鹏先生的存在,扬州师院的学术氛围和气场才有,学术领域和特色才存,学术团队和梯队才在。前些日子,有一位中文系的老教师看了我写扬州师院中文系先生们的素描后打电话给我,最后反思诘问:为什么一批优秀的学生没有能够在扬州大学呢?这个问题让我思考了良久,除了走出去才有更大的学术空间的因素外,更多的原因还是一个作为学术带头人的学者的学术气度问题,因为曾先生从来就不会强留自己的学生在自己的身边,在我与曾华鹏先生的接触中,许多次的聊天,他都吐露出这样的观点:学生不是老师的私有财产,也不是一个学校的校产,只要能够发挥个人最大的学术能量,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是的,学生的每一个学术上的进步都是老师最值得欣慰的事情,其空间的转移则是无足轻重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曾华鹏先生的眼光和心胸是辽远阔达的,他无形之中是在为全国,乃至世界输送学术人才。扬州师院能够为此做出如此大的贡献,即使自身的学科有所萎缩,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不站在急功近利的学科排名的立场上去看问题,它仍然不失为一个培养基础人才的最好学校之一,有此足矣。由此,我看到的不仅是先生的淡泊,更看到的是先生长远的明志胸怀。


于时间紧迫,两人无暇细谈,只能匆匆分离。不过这次离别与半年之前的分离有了质的不同。他们不再酸楚茫然,而是有了人生目标和动力。回到各自的单位后,他
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按照拟定的方案开始动手修改各自的毕业论文。没有老师指导,他们就相互商量着解决。这一时期,他们通信频繁,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毕
业论文的修改。在写出初稿后,他们又互相交换着提意见,交换着修改。经过努力,两个月后,两篇论文终于修改完成了。暑假到了,由于曾华鹏长久没有回福建老
家探望父母了,范伯群就力劝其返乡探亲,而自己则主动担起了两篇论文共十二万字的定稿与誊写任务,然后寄到《人民文学》编辑部。不久他们收到了编辑部共七
页纸的长信,信中说决定先刊发《郁达夫论》,但文章较长,需压缩到四万字,并对这篇文章的进一步加工、修改提出了具体中肯的意见,而《王鲁彦论》也会随后
发表。当年寒假,二人一起来到苏州范伯群位于濂溪坊的家,全力修改《郁达夫论》。他们就像拼了命一样,每天都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晚上常常加班到两三
点……直到整个寒假结束。

先生的学问与才华自不必说,从他在1957年首次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关于论郁达夫的洋洋洒洒四万字的长篇论文中就可见一斑。在这里,我只想截取几个镜头,来勾勒出先生的性格与品格。

两位青年第一次合作的文章就这样在身处逆境时问世了,他们的激动可想而知,正如他们后来说:“捧着刊物,
如同捧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1957年《人民文学》第5、6
期合刊上,除了四万字的《郁达夫论》,还有副主编秦兆阳在编后记中勉励话 :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曾华鹏先生的课多是在梯形大教室里上的,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有时是盛况空前。先生上课时,无论板书与否,都喜欢捏住一支粉笔,有时是正常的拿捏,有时却是中指与食指夹住的抽烟状,后来问之,果然,原来他也曾经抽过烟,我想,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能够消愁之物,除了酒,就是烟了罢,这种夹烟的习惯是下意识的,却是一个时代的标记。

作 家论是我们盼望已久的,
郁达夫又是“五四”以后有独创风格,有广大社会影响的重要作家。文中对于郁达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是有独到见解的。我们愿以发表《郁达夫论》作为一个开
始,望有志于此者,能够对
我国现代以及当前的许多作家进行深入的研究。据所知,作者并非专门从事文学研究的,而是两位中学教师,可见繁荣文学的社会潜力,是广泛存在的,这是令人感
觉可喜的事。

先生上课讲求张驰有致和起伏变化的节奏,课堂上不时传出学生们的笑声和掌声。他的声音略带鼻音和福建腔,浑厚而洪亮,极富磁性,且是那种从低音到中音,偶发高音,那必定是到了十分激动之时,再从高音到中音,也偶有到低音的过程,颇有抑扬顿挫之节奏感和轻重缓急的旋律感,随着讲析的内容和不断变幻的情绪而起伏。我猜想,先生是把上课作为一门艺术表演来备课的吧,所以,学生们也是将它作为一种艺术的享受和思想的洗礼来聆听与回味的,它是绕梁终生的,难怪趋之若鹜者众呢。一个教师能够把一堂课上成一曲长长的、旋律变幻无穷的、章节与节奏十分清晰的“钢琴课”,那是需要何等的工力和功夫啊,亦如他在分析《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用梵阿玲的音乐旋律和效果来形容作品的节奏;在分析《药》时,把乌鸦的叫声与安特莱夫式的“阴冷”风景勾连起来······从而把一部部鲁迅作品的精华谱成一首首交响诗,将鲁迅的写作心境和曲笔都生动地表现抒发出来了,让人看到了另外一种诗画音乐般的人生艺术境界,这就是在作品的基础上对生活和艺术现实的再创作的过程,没有高超的艺术工力是难以完成的。于是,在听众眼中,他那手中的粉笔似乎变成了长长的指挥棒,把一曲交响乐推向了高潮。他那由低到高,由高到低的音符,让人完全进入了作品的情境之中,随着旋律而忘情忘我,让本来读起来平淡无奇课文,在他的讲析中成为一曲不朽的交响诗,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多少年后,当我和朋友们谈起先生的授课时,将他手中的那支粉笔说成是大师手中的“艺术魔棒”。

图片 3

那次的“旅游”,却让我对先生的复杂心境难以猜度了,先生若有所思,若有所参,若有所悟的神情让我浮想联翩,难道先生真的相信有天国存在吗?

前排 :贾植芳先生与夫人任敏,后排左起 :李辉、范伯群、曾华鹏、陈思和

与先生聊天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是,倘若是不熟悉的人,他会表现出一种慎言的态度,只是倾听来者的叙述,很少说话,不断颔首微笑。然而,一俟遇上熟络的朋友和学生,就会呼茶畅谈,谈兴骤起时,甚至会开怀大笑,那略带鼻音的浑厚嗓音,往往会感染着你进入一种无拘无束的交谈语境之中。记得八十年代后期有一次我们去他家,那天他十分兴奋,告诉我们,昨天晚上复旦大学的老同学老同乡潘旭澜先生给他打了两个小时的电话,内容是从小道消息到国家大事。嘴上虽然怪罪潘先生太能侃了,抓住话筒不放,心里却是美滋滋的。人们都说先生的是一个谨语慎言的人,其实,先生在骨子里却是一个对社会和政治事件有着独到见地的、有良知的学者。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第一篇专业的现代文学作家论,
是继20年代茅盾发表多篇作家论后的第一声回响。贾先生在狱中看到两位弟子论文的目录广告,异常欣慰,这是他入狱以来得到最好的消息之一。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都奔走相告,说比我们只早一两届的师兄
能发表这样的文章,我们应该也可以。论文发表后国内轰动,在国外也有反响。后来捷克汉学家安娜·多勃诺娃在《论郁达夫文艺作品之特征》一书中指出:“曾华
鹏、范伯群的《郁达夫论》是篇相当翔实地论述郁达夫的论文,这篇论文比较集中地论述了郁达夫的政治态度和他的作品的进步的革命内容”,是同类论文中“最有
分量”的一篇。时至今日,
两位年逾花甲的老教授,谈到他们第一篇论文的发表时,仍感到万分欣慰。范伯群说,这
篇文章的发表,使他们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曾华鹏称之为他俩人生道路上的
“一大转折”。不仅如此,江苏省文联的负责人从文学界老前辈严文井那里得知,发表该文的就是两位江苏的小青年。他们几经周折,找到了曾华鹏和范伯群,并把
他俩双双吸收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其后, 曾华鹏被调到扬州师范学院,
范伯群则进了江苏省作协理论研究室。

不能忘却的镜头是,在先生家聊天,他让师母给我们沏上一杯茶,自己却是用那只大玻璃壶泡的决明子当茶喝,因为他说自己的眼睛不好,只能以此代茶了。他半倚在那把坐了许多年幽暗发亮的藤椅上,翘着二郎腿,有时严肃,有时微笑的影像,在我脑海当中成为了永恒的定格,可惜当年没有想到带上一架照相机,如果将这个镜头拍摄下来,挂在我的书房里,那便是最好的永久纪念。

继 《郁达夫论》之后,
1962年,范伯群、曾华鹏在《文学评论》上又发表了一篇力作——《蒋光赤论》。承蒙编辑睐,他们又应约写了《冰心论》
(1964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时,何其芳认为文章只谈了冰心的创作,对于她的翻译活动、社会活动均未涉及,因此他们将题目改为《论冰心的创作》)。

犹记得当年我们一行四五人随先生去瓜州的高旻寺一游的情形,那次先生是动用了扬州市政协副主席的权力,打招呼去游览尚未完全修复的天下名刹,站在破败不堪的康熙和乾隆的行宫前,先生发了幽古之情,同时,也慨叹人生之寂寥。那个主持方丈是有名的德林长老,(1915-2015),法名妙悟,字悟参,号德林,河北丰润人,原名为梁怀德,他用三十年的时间重建高旻寺,其设计的大禅堂被称为“中国第一禅堂”,是一个颇有现代意识的佛家人士,其建筑的恢复全是此公倾全力而建造的,“扶刹竿于既倒,兴伽蓝于废墟”,先生说此高旻寺就相当于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院,是中国佛教的最高研究机构之一,先生表情严肃地告诉我们,时任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的艾煊不久前来此挂单过。那次的“旅游”,却让我对先生的复杂心境难以猜度了,先生若有所思,若有所参,若有所悟的神情让我浮想联翩,难道先生真的相信有天国存在吗?

清醒的“地下写作”岁月

先生无疑是一个坚强的人,但也有流泪之时,一次是听说,两次是亲眼所见。从中可以见出其心底里深藏着的人性柔软的一面,虽然常人是难以见到的。

1965 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在那个说方便方、说圆即圆的年代,
多半作家被打倒,成了文艺黑线人物,成批的文学巨著被批成“毒草”,相关的研究者也随之遭殃。一直从事现代作家作品研究的范伯群、曾华鹏自然也无法幸免。
他们的文章选题受到非议
:为什么不研究无产阶级作家作品,偏偏对小资产阶级作家作品情有独钟?什么感情?什么立场?一夜之间,
他们也成了无数个文艺黑线人物中的一员。为此,“文革”十
年,范伯群历经坎坷。“文革”开始之初,范伯群就从江苏省作协发配到镇江六摆渡“五七”干校劳动,后又到丹阳练湖农场等地“五七”干校,劳动的
内容有时就是喂猪,个中艰辛, 实难道尽。这一待就是整整4个年头。1973
年开始,情况稍好一点,范伯群被下放到在苏州远郊、前身是劳改农场的
四十二中任教。但是时间不久, 他就再次“移动”,当年11月,
到苏州市文化局下属的文化馆坐冷板凳。

那次他的爱徒李华岚不幸英年早逝,据说他听到这个才华横溢的散文作家去世的噩耗时流泪了,在李华岚病中,他还专门为其散文集撰写了评论发表,可见他对学生的宠爱是深藏不露的,虽然他平时不说,但是留在心底里的呵护却是最动人的。

这 种遭遇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
但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没有比不让读书更加痛苦的了——心灵熬煎远胜肉体磨难。然而范、曾二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
于,他们的抗压能力超强。面对政治的风浪,文学事业是最好的慰藉和港湾。1969年的一天,已在镇江六摆渡“五七”干校隔离审查了近一年的范伯群终于“安
全过关”。在一个无人注意的节假日,他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来到江边,面对江水,他思绪万千,最后决定坐着轮渡去找好友曾华鹏,再续那段割舍不断的文学情
缘。事后范伯群回忆说,我当时有种想飞的感觉,那种急切间想要见到华鹏的感觉,多少年后回想起来还是那么真切。从镇江六摆渡到扬州师范学院,不算在渡轮上
的时间, 骑自行车就要三个小时,范伯群是一口气到达的。瘦西湖畔,
这对难兄难弟又相聚了。他们互诉着内心的抑郁、苦闷和惶惑。倾诉之余,他们同时表达了不能任岁月蹉跎的决心。此刻,他们都想到了一个人——鲁迅。因为“文
革”期间,所
有的作家都被打倒了,一个个成了牛鬼蛇神,只有鲁迅还在飘摇中屹立。《鲁迅全集》是当
时可以公开阅读的两种书籍之一,另一种是《毛泽东选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别无选择,只有鲁迅是可以公开讨论研究的。对于鲁迅研究,他们决定不再按照
以前作家论的方式,而改用作品论,对鲁迅小说逐篇研读,进行分析。

在叶子铭先生弥留之际,曾华鹏先生特地让张王飞和我陪同他前往医院看望,那天,他风尘仆仆从扬州赶来,一进病房就用福建泉州家乡话抽泣地呼唤着:子铭!子铭!!子铭!!!(写到这里,我已泪流满面),先生当时几乎哭出声来,我和王飞背过身流泪,不忍目睹。那时的叶子铭基本上已无知觉,也许是乡音,也许是友情,靠鼻饲闭目无语的叶子铭先生居然流下来两行清泪······出了病房,三人一直无语,待到分手时刻,王飞才不无深情地说了一句:曾老师,你也要多保重啊!他的这句话便成了我的一个心结。

在这
次会面中,他们对研究活动定下了几条“规矩”:第一,进行鲁迅研究不是为了发表,他们的研究只是要找点事做,不能浪费青春;第二,对鲁迅作品
要做纯学术的研究,不能受当时公开发表的鲁迅研究思路的影响;第三,对鲁迅作品的研究要以探究鲁迅小说写作的原意为旨归,鲁迅写作的初衷是什么?他到底想
要表达什么?
这是他们研读鲁迅作品的一个核心主题。为此,他们提出了“以鲁释鲁”的方针,开始时每研读一篇小说就看一遍《鲁迅全集》,从他的诗歌、散文、日记、书信,
特别是杂文中去找小说中与之相通的写作原意,作为论述的佐证;同时也参考一些可靠的回忆录等去得到启发;第四,每篇文章要精雕细琢,要把文字写得漂亮,要进行细致的艺术分析。

于是,在我后来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评传丛书”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尽快地将先生的成名之作《郁达夫评传》赶出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先生在做出大幅度修改增删时,还是用较为原始的撰稿方式,在打印稿上,用红笔一字一句地画满了增删的内容,字斟酌句的严谨文风,让我们这些做学生的人羞赧汗颜。作为给先生80寿辰的献礼,那本书以精美大气的装帧呈现在先生面前的时候,先生摩挲这本凝聚着其毕生学术沉浮的大著,他笑了。

回 到各自的单位之后,
他们就开始了清醒的“地下写作”岁月。他们白天和其他人一样规规矩矩地读上面规定的《毛泽东选集》和其他马列经典著作。晚上,趁无人的时候他们就偷偷地通
读、精读鲁迅的所有作品以及同时代人若干可靠的回忆录,从中详尽地去探求鲁迅每一篇小说的创作原意。为了充分掌握历史资料,
他们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四处搜索。一些有价值的资料,
他们就一个字一个字地用心抄写。个中艰辛是现在的文学青年们难以想象的。没有复印机、没有电脑、没有电灯电话,
所有的一切都要他们一点点地去搜集,故纸堆中弥漫的灰尘呛人口鼻,破旧的窗棂间透着微弱的光,这里没有半点诗情画意,有的只是坚忍不拔的辛苦劳作。以鲁迅
小说《药》为例,他们可谓是下足了功夫。

2017年初,我们启动了“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曾华鹏先生卷由他的学生张王飞编纂,王飞说,他是收集了先生所有的文献资料,含着泪水编完这本著作的,可惜的是,先生没有亲眼看到这本凝聚着他毕生论文精华的大著面世,但我们是将这本著作当作祭奠先生的最好礼物供奉的。

为 了研究《药》中夏瑜的形象, 他们翻阅了大量有关辛亥革命前后的史料
;为了研究《药》结尾处“安特莱夫式的阴冷”,
他们找来安特莱夫的作品一点点地细读,深入体会他那阴冷的风格,然后再次细读鲁迅的《药》,反复对比,反复琢磨。直到1977年,他们才对《药》一文的艺
术构思进行了真正他们认为满意的解读。

先生病了,我和王飞相约去扬州探望,那虽然是一个晴朗的天气,但是我俩的心情却是阴沉的。走进病房,他让人摇起病床与我们交谈,看起来精神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待到临别之际,他则直起身子与我们握别,眼里明显噙着泪花,我们欲泪,便匆匆逃也似地离开病房,偷偷在走廊中拭泪。

十 多年的艰辛研究,反反 复复的修改打磨,他们从青年
熬成了中年,也熬出了大量的很有新意的鲁迅研究文章。当
“文革”结束后,他们把十多
年里写作的鲁迅研究文章稍作整理,一下子就抛出了十几篇有关鲁迅小说的“作品论”。特别是1978年《文学评论》复刊,
当时编辑部想要刊用一篇批判色彩稍淡而文学气息浓郁的学
术性文章。这时,他们收到了范、曾二人倾十年之功打磨而
成的《论〈药〉》一文,不由眼
前一亮,这篇文章把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
从各种歪曲中拉回到了庄严的文学艺术殿堂里。这篇文章最终刊发在当年《文学评论》第4期上,好评如潮。对于鲁迅研究,经过半个世纪的积累,
学术成果众多,研究大家迭出,
当时鲁迅研究“饱和论”“极限论”大有市场。没想到范伯群、曾华鹏的“论鲁”文章横空出世,言前人所未曾言、未尽言、
未敢言,新天下之耳目。

在先生的追悼会上,那么多的老老少少都伫立了半个多小时,足见先生的人望之高。作为近半个世纪的老同学和合作者的范伯群先生在所有的悼念者中是最悲痛的老者了。

刚 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在人们精神上政治桎梏顿解、却仍余悸尚存的日子里,
读这样的文章,确如面临清秋
之疾风,一下子吹掉许多令人气闷的多种形式主义的积存,
看清肆意歪曲的阴谋之心。而在学术空气日渐浓厚,许多新的理论日益为人们重视、接受和运用的今天,再读他们的作
品,不能不为他们十几年间不
断前进的脚步感到惊讶。二人多年中磨炼出来的二十七篇关于论述鲁迅小说的论文,于198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
《鲁迅小说新论》为标题结集
出版,成为纪念鲁迅逝世50周年的亮点之一。《新论》出版后,《人民日报》《文艺报》《鲁迅研究》等报刊纷纷发表署名文章,介绍他们的著作,
称赞他俩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中的佼佼者。

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种永远年轻的心态,才支撑着他在后30多年中焕发出了无限的青春。

默契合作,堪称文苑佳话

范伯群先生是上个世纪80年代由曾华鹏先生推荐介绍我认识的前辈学者。记得那一次他来扬州开一个会议,曾先生将我唤进范先生的房间,我当时心有惴惴焉,一见面,但见范先生面目慈祥,心情稍平复,他一开口,更让人释然轻松了:哈哈,年纪轻轻,做得不错嘛,将来天下就是你们的了。他那调侃幽默的语言风格在会上会下都让许多年轻人感到亲近而放松,心中不免认为,原来范伯群先生是一个充满了生活情趣的人。他说话时常常带着“啊,啊”的语气词,则更增添了与人交谈时的轻松气氛。

《论
〈药〉》发表之后。1978年5月,范伯群从苏州市文化局下属的文化馆调入江苏师范学院(1982年更名为苏州大学)工作。曾华鹏也回到了
扬州师范学院。两位好友在合作撰写“论鲁”文章的同时,
也专注于精英文学中的作家作品研究。短短数年间就有《王鲁彦论》(1980年)、《现代四作家论》(1981年)、《冰心评传》(1983年)、《郁达夫
评传》(1983
年)等专著问世。其中特别要提及的是《王鲁彦论》。《王鲁彦论》是大学时期贾植芳先生为范伯群所出的毕业论文题目,当时他深思熟虑,全
力搏兔,写出了六万余字的论文。然而初稿完成之时贾先生却戴上了“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帽子而入狱,论文也不可能让贾先生阅读点评了。1956年,
范伯群又花了整 整一个寒假夜以继日地对毕业论文《王鲁彦论》进行修改,
寄给《人民文学》编辑部。编辑部在回信中决定先用曾华鹏的《郁达夫论》。《郁达夫论》刊发之后,范伯群立即着手对自己的《王鲁彦论》进行再次修改。可是
5、6月合刊的《郁达夫论》发表之后,7月马上迎来了反右斗争,《王鲁彦论》自然打了水漂。于是他们二人就将这篇论文再扩充成一部专
著,至1963 年,十多万字的 《王鲁彦论》定稿。

待到80年代后期,范伯群先生参与主编了徐中玉和钱谷融先生总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时,他点名将我招至麾下,参与某些章节的撰写。记得刚到苏大报道那天,他带着幽默揶揄的口吻道:啊,啊,丁老亲自来了。我以为是叫哪一位长者,但是,环顾四周,无一丁姓者,便讶异羞愧,大家也都先是一愣,尔后便哈哈大笑。接下去,苏大中文系现代文学的青年教师也都开始个个在姓氏后面加老,自封起某老来,于是,从苏州到宜兴的几天会议当中,便一路互相称老,好不热闹。更令人捧腹的是,范先生说,你们就叫我小范吧。虽然谁也不敢这样叫,但是心里却充满着愉快的崇敬。现在回想起来,正是这种永远年轻的心态,才支撑着他在后30多年中焕发出了无限的青春。

当它即将和读者见面时,一场空前的“文革”浩劫又使它失去了出版的机会。十年之后,曾华鹏突然
接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原来是《王鲁彦论》的原稿。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理论组的同志在那横扫一切的动乱年代,竟将这部书稿完好地保存
着。“四人帮”垮台后,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这本书。这样,在写出初稿后的二十多年以后,这部著作终于见了天日,成了他们二人出版的第一部专著。当曾华鹏收
到散发着油墨清香的《王鲁彦论》时感慨万端地说:“我和伯群为它等白了少年头!”《鲁彦论》出版之后,上海《书林》杂志就该书发表评论说:
“这本书对现代作家王鲁彦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作了精当的介绍和透辟的分析。这是一部颇有特色的不可多得的作家论专著。”香港《大公报》、日本《季节》杂志对《王鲁彦论》也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当时,贾植芳先生也已落实了政策。范伯群在赠贾先生书的扉页上写道:“先生,您布置的作业到今天才向您交卷……”其中多少辛酸难以尽言!

那几次教材会议成为我们最快乐的青年学术时期,直到今天,我们一干人见了面都仍然以老相称,虽然斯人已去,而我们怀念他在风趣调侃中对年轻人的照顾,隐隐地感觉到他给我们留下的动情的学术鼓励,足以让我们消受一辈子。


着论鲁文章的不断问世,范伯群、曾华鹏也得到越来越多学界人士的关注。大家注意到,自从进入文坛以来,
两人的文章和专著都是以共同署名的形式出现。大家送给他俩“文坛双星”“文苑双打选手”的美誉。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偶然的合作是可以的,长期的合作则十分
罕见,就是亲
生的兄弟也鲜有此例。在共同写作文章的时候,他们没有固定的模式,往往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这篇文章如何共同“研发”。一般来讲,当确定了选题之后,他们会
先各自阅读相关的资料和书籍,然后在一起进行充分的讨论,统一双方的意见,再根据情况决定由谁执笔。

更有兴味的事情是在茶余饭间,可以见出范伯群先生对老一辈学者的尊崇与爱戴。我曾经写过当年在宜兴钱谷融先生充满生活情趣的趣闻逸事,其实,这一切都是范伯群先生一手导演的结果。因为当年即便是每一餐的每一道菜肴都是经他之手精心挑选的,他孰谙钱先生所喜欢的菜谱,所以每餐海鲜点得特别的多,用吴宏聪和金钦俊先生的话来说,就那一盘硕大的扇贝,在广州也就十分奢华了。钱先生喜欢吃海鲜是人所共知的,他像贪食的孩子一样饕餮,十分可爱,惹得大家乐不可支,然而,范伯群先生却是十分严肃地对我们啊啊地训导,“诸老不得放肆!”一俟钱先生站起身来自己搛菜或拨菜时,范先生就立马起身为之搛菜拨菜,其情殷殷,让我们这些晚辈汗颜不止。那日在宜兴茶场里品茶,钱先生久饮阳羡不止,迟迟不归,不停地说这个茶真好喝。见状,范先生立马找到茶场的马小马厂长,买了两斤这等上好的茶叶赠与钱先生享用。

执笔的人写出初稿之后, 另
一个人再进行修改。这种修改不是一次完成的,往往需要
反反复复多次进行。但也有例外,比如《论冰心的创作》,最初分工时是由范伯群执笔的,
可是写到一半,领导上要他下乡参加“社教运动”,于是就由曾华鹏接着完成下半篇。由于两人长期的切磋、合作,对于对方的思路、文笔都已经了如指掌,所以即
便是两个人执笔的文章,读者也很难读出其中的不连贯处。

先生的学问自不必多说,其最大的贡献就是积后半生的全力,把几十年来被列入另册的自清末民初以降的通俗文学重新纳入了文学史的轨道,将百年文学史的另一翼插上了学术的翅膀。2008年在苏州大学召开的“苏州大学中文系重建50周年暨文学系创建108周年”庆典会上,我代表兄弟院校中文系致辞中说道:苏州大学有两个学术传统在学界名世,一个是以钱仲联先生为学术带头人的古典文献学与古典文学,一个是以范伯群先生为学术带头人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后者是填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空白的学科,意义非凡。那天,我走下讲台时,范先生紧紧握住我的手颤抖地说:丁老,我们这个学科能够得到认同不容易啊!的确,在范伯群的带领下,经过这三十年的努力,这个学科在筚路蓝缕的历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与范先生肩扛闸门,引领弟子前行是分不开的,没有他的坚持,中国通俗文学史也不会走到今天。


实从性格上来讲,范伯群与曾华鹏还是有较大差异的。曾华鹏喜欢安静,范伯群好动一些;曾华鹏心思细腻一些,范伯群性格开朗一些。在学术研究上,范伯群思想
较为活跃,曾华鹏的文字表达较好一些。所以在文章写作上,初期大多是范伯群提问题、讲意见,后期则是曾华鹏多做些文章润色工作。正是因为两个人的共同努
力,他们才能长久和谐地在一起研究和写作。对于他们之间的合作,范伯群自己曾这样说过:“我们是从复旦中文系的一个娘胎里出来的,
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这是我们长期合作的基础。”曾华鹏对此也说过:“友谊使痛苦减半,使欢乐备增。我们共过患难,同过欢乐。坎坷的道路、共同
的命运把我们连在一起。”他又风趣地说:“多少年来,每次运动都要碰到我们
;现在知识分子当‘官’,
我们两个也都碰上了。”说来也巧,知识分子政策逐步落实之后,他们差不多同时晋升为副教授、教授,又差不多时一起被任命为苏大、扬师院中文系主任。当学术
界、文艺界同行为他们研究成果之丰硕、风格之老到而惊讶时,只有了解他们的人才知道这是三十年风雨同舟的结晶。正像一双乒乓球双打选手,只有肝胆相照才能
心有灵犀,默契如一。

最让人感动的是,2017年2月28日那天,我们在西康宾馆召开了“江苏当代批评家文丛”启动编稿会议,万没料到的是,范先生由他女儿陪同亲自来参加会议了,他拄着拐杖,腰佝偻得已经很厉害了,但言谈中的思路还是十分清楚的。饭桌上,先生不无感慨地说,这大概是我有生以来自己亲自编定的最后一部作品了,这也是我人生学术历程的一个总结。闻此言,大家都说了许多恭维和安慰的话,我却在冥冥之中感得一丝悲凉与阴郁,隐隐觉得有一种不良的先兆,于是便一再催促加快了编辑的进程,当刘祥安教授将还散发着墨香的“江苏当代批评家文丛·范伯群卷”呈送到他的病榻前时,摸着这本装帧十分精美的精装本书籍,我仿佛感觉到他的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地欣慰笑容,因为他兑现了他自己选编最后一部著作的诺言。

(待续)

此时在我耳边响起的是范伯群先生在《“过客”:夕阳余晖下的彷徨》中的最后那一段话:“但我还想在学术之路上‘再爬一个小坡’。这个声音时时在我耳边回响,并催促我去订出新的计划;但我的年龄问我自己,我能走这‘回归’之后再回归吗?在‘回归’路上,我是孤身一人,‘独自远行’,我还能走多远呢?今天我所庆幸的仅仅是不像《影的告别》中的‘影’那样‘彷徨于无地’,但不能不说我是在‘夕阳余晖下的彷徨’。”

责任编辑/ 斯日

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形容范先生是一点都不过分的,他是我们学界在壕堑中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学术“战士”。

(本文刊于2016年第8期 批评前锋栏目) 

在其晚年,除去那一段不堪回首的不幸婚姻耽误了他几年的学术进程外,他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他的通俗文学的浩大工程当中去了,尤其是章培恒先生让他参与到母校“古今演变”学科的选目中去的时候,每每去复旦大学开会,看见白发苍苍的范先生像一个普通的学生一样,背着书包,拄着拐杖,每天步履蹒跚地行走在住所与上海图书馆的路途中,感到既敬佩又辛酸,敬佩他的惊人的毅力和坚韧不屈的性格,辛酸的是一个老人没有便捷的交通工具,则用原始的步履丈量着通往学术的天路。我深知,他是在和时间赛跑,用自己的余生血写文学史的“回归之路”。

那一天,王尧突然电话告诉我范先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我想,他肯定是太累了罢,也应该养息一番了,哪知道去了医院一看,却让我大吃一惊。

那日,刘祥安引领我和王尧去了医院,绕过了曲里拐弯的走廊,抵达了一个简陋的“重症监护室”,只见范先生脸部罩着呼吸器,在祥安的呼唤下,他睁开了眼睛,一眼就认出了我,他只能点头,似乎有什么话要说,此时此刻,我立马就想到了与曾华鹏先生临别时的情形,于是不能自已,调转头去,生怕他看着我流下眼泪,片刻,我又转头凝视着他,只能对他打躬作揖。临别的时刻到了,我上前去与他握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个病危的老者,握力竟然超出了常人和常态,让我惊讶之余,去反复揣摩其所要表达的隐语。

我深知这是最后的诀别了,但是也没有料到会来得是这么迅速,三天后,范伯群先生离开了我们。我猜度与之握手的隐语,无非就是说,倘若再给我一些时间,我的通俗文学的巨大构想还会有更大的进展,我要交代的未尽学术事宜太多了······

据报载,本月6日和18日水星与金星两次“相合”,“星星相吸”是天文现象,更是人文现象,或许这就是曾华鹏先生和范伯群先生约定的相聚讨论学术和天下大事的日子吧,在那里,他们再无顾忌,指点江山,臧否人物,不耽心会被打成什么“分子”了。我想,天堂里大约是没有什么所谓的“知识分子”一说的,恐怕只有灵魂的自由翱翔罢,他们应该是无拘无束的,是会让自己最本真的性格得到最大值的释放的,他们终于愉快了。

曾华鹏先生和范伯群先生这一对“双打选手”在天堂又聚会了,“双星并驰”,从此你们不再“独自远行”了,是在与“彷徨于”自己的历史的“影子”告别,留下了活着的我们继续“彷徨于无地”,呜呼哀哉!彷徨复彷徨,彷徨何其多!

他们在天上的街市里肯定是在时刻讨论着许许多多的文学史、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和文学社团的问题,望着暗夜里天上的星辰,那一对相合的星星是闪亮的,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留下的身影,但是我们能够倾听到他们对这个时代再一次发出的声音吗?!

(此文的一些细节描写处,经张王飞与孔祥东先生核实提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18年3月3日至3月4日草于京沪高铁上

3月5日13时50分二稿于依云溪谷

3月6日10时50分完稿于依云溪谷

You may also like...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