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箫《羽书》剽窃案及其他

《羽书》遭剽窃与冒名的“吴伯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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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夏,吴伯箫从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来到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9月“国立青岛大学”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校长办公室当了一名事务员。1935年,吴伯箫离开青岛,先后到济南和莱阳任教,暑假期间回到青岛,与老舍、王统照、洪深、臧克家、王亚平等创办《避暑录话》。

1941年5月,被收入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第七辑的吴伯箫散文集《羽书》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大约一年半之后,北京《吾友》杂志公布该刊一年来遭遇的抄袭事件,其中一例,是化名吴鼎甫者对《羽书》集内散文的抄袭。又,与此次抄袭事件差不多同时,上海某杂志上却又有冒吴伯箫之名发表的另外一些文章……这种种好事与坏事,当时远在延安的吴伯箫本人均一概不知。

吴伯箫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青岛危在旦夕,王统照要离开青岛去上海。吴伯箫当时正任莱阳乡村师范学校的校长。他感觉打起仗来,自己会流落到什么地方难以预料,便把自己大学毕业后6年来写的文章,剪贴成册,在他们分手前,就像“托孤”一样交给了王统照。他激动地握着王统照的手,说:“你看有什么地方可以印就印,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印,就存在你手里吧。”当时吴伯箫对自己作品的出版,并没有信心,所以连个书名也没有起。

而到了1949年7月北平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从东北赶去参加会议的吴伯箫与巴金见面,巴金第一句话就问:“你的稿费收到了吧?”这一问,更是把吴伯箫问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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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吴伯箫长途跋涉来到延安,投身革命,对于托付给王统照代为保管的那个散文集子,他似乎早就忘到九霄云外了。

我有点吃惊,我没有把稿费跟出书联系起来。说:“什么稿费?”“你的《羽书》的稿费。”我才想到巴金同志正是《羽书》的抚育恩人。

我第一次见到心仪的散文家吴伯箫,大约是一九八○年春夏,他到虎坊桥南的诗刊社来,在老主编严辰的办公室。严辰叫我过去,介绍这是吴伯箫,我一看,是跟严辰一样的蔼然长者。年纪看来与严辰相仿,却一样精神。其实严辰生于1914年,他生于1906年,比严辰年长八岁,一算,他竟比我大着二十七岁!只是因为他还担任着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工作,竟不觉他已经年逾古稀了。

1942年夏天,有人对吴伯箫说:“你的一本书出版了。”吴伯箫听了一愣,心想:我会有什么书出版呢?那人说:“上海一家杂志上还登了别人为你的书写的序言。”那人还拿出那本杂志给吴伯箫看,上面果然登着《羽书》的序言,作者是“韦佩”,可吴伯箫并不知道“韦佩”是谁。当他读了序文的开头:“伯箫此集存在我的乱纸堆里已两年半了……”这才恍然大悟,“韦佩”是自己的好朋友王统照。王统照以文章《羽书》篇名作为书名,正好适应抗日战争初期的形势。吴伯箫翻看着序文,为作品的问世而激动,更为朋友深厚的情谊而感动。

“还有稿费么?”

在严辰同志面前,我一向口无遮拦,这回见了他的老战友吴伯箫同志,我也大大咧咧地说:“我十岁的时候就知道您的名字啦!”他有些意外,我说:“当时在沦陷区北平,有一家杂志叫《吾友》,登了《灯笼篇》,我看了喜欢,就把作者吴伯箫记住了。没想到,过了一两期,他们又发启事,说这篇作品抄自吴伯箫著《羽书集》,为此向读者致歉。我却没告诉吴老,几年以后,我在一篇散文习作写到乡村夜行打着灯笼,并非亲身体验,就是从他这篇文章里借用的。

“寄给你两次稿费,你没有收到?”

而直到“文革”后花城重印了《羽书》一集,我才得见全书,也才知道原书名没有“集”字,原文题目也没有“篇”字。

“稿费寄到哪里?”

这回看子张编的年谱,吴伯箫1980年5月10日写了《〈羽书〉飞去》一文,提到《吾友》这件事,也许他不是从我这里头一次听说,但他或是因我提起这旧事,忍不住写了此文,说:“再一件不愉快的事,是在敌伪侵占北平的时候,在北平的文艺刊物上用我的名字发表收入《羽书》的文章。搞这种伎俩的人也许穷极无聊只是为了赚点稿费,实际上那却是硬把人往粪坑里推的行为。这种怪事是解放以后才听说的,听了令人哭笑不得……”

“济南。”

关于《吾友》,多说两句。这是当时我读中学的哥哥每期必买的一份综合性周刊,面对青年,以知识性为主。朴素无华,封面纸与内文同,骑马钉装订,定价比较便宜。每期开篇有一国际时评,主要评述欧洲战场,后面中英文对照栏中,连载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偶尔发表文学性作品,所以《灯笼篇》格外显眼。从来没有汉奸文章。我还记得此刊主编是顾湛、冷仪夫妇,我也从没想过他们会是汉奸。

“抗战八年我都在延安啊。”

当然,时当延安整风审干高潮,作家本人恰身陷“特嫌”冤案,数千里外沦陷区发生此事,正与国民党统治区忽然流传吴伯箫已被共产党整死的谣言,难免让人起联想,当事人后来产生“阴谋论”的猜度,也是可以理解的。

“哎呀,这里边有鬼,受骗了。《羽书》一出版,我们就寄稿费给‘你’。‘你’收到以后,用左手写一封信给我们,说是右手在跟敌人作战受伤了,希望再寄一点稿费养伤。我们就又寄了第二笔。……”

“是啊,真是受骗了!”心里想:冒名的人该是谁呢?

我在很长时段里,揣测那位冒名抄袭的人不过是个想混点稿费的人,而我更愿意想象他是个爱好文艺的年轻人,对这篇文章爱不忍释,喜不自胜,随手抄了一遍,索性寄出去,与编者和读者分享。

令吴伯箫惊讶、尴尬的还不止于此,当他开完会回到长春,竟然又在斯大林大街附近的旧书摊上看到一本记载他“死讯”的小册子《在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文化人》。这个小册子我一直没找到,但温州已故诗人莫洛所著《陨落的星辰——十二年来中国死难文化工作者》(上海人间书屋,1949年1月初版发行)也有一篇《吴伯箫》,却也有差不多相同的说法:“后来他回到济南,全家被日寇杀戮,并强迫他参加和运,他正义拒绝,惨遭酷刑,以致残废,其当时生活艰苦,赖卖文度日,后贫病交迫,在一风雨之夜,默默死去”。只是“默默死去”一语与那本《在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文化人》所云“被敌人活埋”不同,应该不是同一本书。不过莫洛的孙女后来写过一篇博文,猜测其祖父的记载可能受到当时上海《杂志》张金寿文章的影响,此文说在济南遇到了“事变前文艺界鼎鼎大名的吴伯箫先生”,而在张金寿笔下,这位“吴伯箫先生”“两条腿坏了,勉强蹭着走,远一点路便不行。他苦得很,最近正欲卖书,文人到卖书的程度,可以想见其如何贫困。”
张文又说:“吴先生言语甚为凄惨,他说:‘我如果不死我们还见得着的。’这是我们告辞时的末一句话。他的肺病程度甚重,且又贫穷,疗养谈不到,所以好起来是颇费时日的。他现在住在他弟弟家,仍不时写文章,往上海的《文潮》,山东的《中国青年》,北平的《吾友》发表,真是苦不堪言。”

不过,看了子张编的年谱,我发现自己的想法“很傻很天真”。因为据年谱记载,1949年吴伯箫在文代会上见到巴金,巴金说起,文化生活社在上海孤岛出版《羽书》后,就按王统照所留吴伯箫济南地址寄发了稿酬,并收到了具名吴伯箫的回信,信上还问讯加印的稿费等情况。

由张文言及北平《吾友》再联系邵燕祥《想起了吴伯箫》中的一段话,《吾友》抄袭案、《羽书》稿费冒领案、济南“吴伯箫”投稿上海案似乎就慢慢呼应起来了。

又据年谱载,抗战胜利前夕,沦陷区作家张金寿在上海《杂志》五月号发表《北行日记》,说前不久在济南遇到“事变前文艺界鼎鼎大名的吴伯箫先生”,据他描述,“吴先生两条腿坏了,勉强蹭着走,远一点路便不行。他苦得很,最近正欲卖书,文人到卖书的程度,可以想见其如何贫困。吴先生言语甚为凄惨,他说,‘我如果不死,我们还会见得到的’,这是我们告辞时的末一句话。他的肺病程度甚重,且又贫穷,疗养谈不到,所以好起来是颇费时日的。他现在住在他弟弟家,仍不时写文章,往上海的《文潮》,山东的《中国青年》,北平的《吾友》发表,真是苦不堪言。”这样,遂坐实了冒名吴伯箫抄袭吴氏战前旧文投稿《吾友》的便是此人,他还用吴伯箫的名义在别处投稿,会客,他这一谋生手段虽不足取,但看来别有苦衷在,不像有政治意图,而多半是着眼于钞票。至于他怎么得到巴金寄到真吴伯箫旧地址的汇款通知,而《吾友》怎么发现这个以吴伯箫名义投稿的人属于抄袭,事后是否追回了稿费,以至这位冒名者的残疾是否与这次战局有关,这些恐怕将是永远的谜团了。

邵文回忆他最早知道吴伯箫就缘于此次《吾友》抄袭案:“大约1943年或1944年前后,沦陷区北京有一家名为《吾友》的期刊发表了《灯笼篇》,那浓郁的乡风诗情一下子吸引了少年的我。过后登出启事,说是投稿者从吴伯箫的《羽书》抄袭而来。从此知道有吴伯箫其人,《羽书》一集,心向往之。”

而由吴伯箫收入《羽书》中的《灯笼》一文引发的这个话题,追究起来,竟有这么一串不为人知的故事。既可见年谱编纂者调查的细致与苦辛,更说明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

沿着这条线索,我先找到了《吾友》,1944年未见记载,1943年2月却意外先看到了一篇署名“方坪”的读者就《羽书》抄袭案专门为杂志撰写的《关于〈灯笼〉的“谜”》,以他与吴伯箫在晋南共事一段的亲身经历证实了济南吴鼎甫冒名顶替而又抄袭《羽书》之“谜”:“当去年暮秋,我投身新的环境时,吴伯箫却早回延安了。显然的,《羽书》的作者是吴伯箫,而不是现在济南的吴鼎甫了。有人说:人生是谜,最好不探究竟,这样活下去,才能算好的生活。但是,我应该奉劝吴鼎甫先生,不要为了原作者不会登报声明,而冒名顶替,偷他的文章已经够了,但偷他的名字,未免不近人情,生财之道是很多的,千万不要发昧心财,其实千字二元的收入,能值几何呢?请不要成名心切,想列入作家之林,还是关门读书,以待来年吧。虽然,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抄袭者应受如何处分,但就事论事,却总不大好呢!”

《羽书》是吴伯箫第一本结集的散文,其中无疑浓缩着他的乡情和童年记忆。他在1935年送王统照先生由济南去上海时,把整理出的书稿,请先生到那个全国的出版中心探一探路。随后“七七”变起,全国动荡,吴伯箫带领一队学生投入抗日斗争,又辗转南北,奔赴延安。戎马倥偬中哪里还顾得上那小小一沓稿纸,他也许想象着已经像老舍当年的一个长篇在“一·二八”日本轰炸商务印书馆时一样付之一炬了。不料,1941年在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杨家岭山谷里,他读到上海《宇宙风》杂志上王统照为《羽书》所作的序。原来这本他的处女作已在1941年5月就由巴金的文化生活社出版了。真是“海内存知己”啊。

果然,接着往前翻,终于在1943年年初的三卷二期找到了“编者”的启事《一年来的抄袭》,其中涉及吴伯箫《羽书》的是这样一段:

今天重读当年前辈王统照的序,其中不但对吴伯箫的少作有中肯的评价,而且就他在战火中写的通讯,更有积极的展望。王先生说,“伯箫好写散文,其风格微与何其芳、李广田二位相近,对于字句间颇费心思”,“伯箫好用思,好锻炼文字,两年间四方流荡,扩大了观察与经验的范围,他的新作定另有一番面目”。

经本市杜志元君及本报稿友胡秉君来函谓《灯笼篇》一文原刊于上海文化生活社之文学丛刊《羽书》一书中之五十五页,题名《灯笼》,作者名为吴伯萧(萧,当为“箫”,原书印错。子张按)。胡君并将原书附来,并谓“最好与作者去一信询问,是否即其本人,因或者他将原稿交沪上,但出版与否不自知。该文文章极好,如系吴伯萧本人,倒可请他多写稿的。”查《羽书》于三十九年五月初版,在上海发行。吴君寄本社之稿除已刊之《灯笼篇》外,尚有《黄雾之花》一篇未刊,所用稿纸印有“丁夫自用原稿纸”字样,题上用有“丁夫”二字之小章,署名下有“吴鼎甫”之方印,文末又有“吴伯萧”之方印。吴君原住济南,《羽书》中各文末亦印有作于济南或青岛之字样。由此种种《灯笼篇》及《灯笼》作者出自一人,当属无误。

说吴伯箫“对于字句间颇费心思”,“好锻炼文字”,是不错的。何其芳早年好把古典辞藻引进笔下,吴伯箫却要用口语丰富文章的表现力,如“念灯书”可能是家乡方言,却胜似说熟了的“挑灯夜读”之格式化,他又把我们惯说的“十冬腊月”写成“石冻腊月”,不也是别出心裁的创意?

由此可知,署名吴鼎甫、刊载于《吾友》第二卷第八十八期(1942年10月21日)之《灯笼篇》,其实就是《羽书》集里头的《灯笼》,而所谓吴鼎甫、丁夫、吴伯箫(原署“吴伯萧”)云云,也皆为同一位冒名者。抄袭更兼冒名,真可谓盗名欺世而又用心良苦。

我也经由曲曲折折的路径,找到了这位济南“吴伯箫”在同时期上海《风雨谈》杂志上的冒名之作,所写文章除署名“吴伯箫”或“吴伯萧”之外,往往另有“历下讝諺斋”的落款,而那些文章的内容与写法与真实的吴伯箫大相径庭,却是一看即知。不过同时也看得出,这位“济南吴伯箫”于文史、文学的确也非外行,甚至还颇有一些考证、批评的功底,实事求是言之,也该算得上一位水平不低的文人墨客。而他之所以一定要冒“吴伯箫”之名行抄袭、发表之事,推想起来大略不外乎两端:一是出于什么原因穷愁潦倒,借此蒙骗些稿酬;二是此人对吴伯箫在山东前后的情况有所了解甚至相当熟悉,估计吴伯箫在延安不会知情,乐得盗用一下吴伯箫文名实现发表作品和赚取稿酬的目的。果然,除了北平《吾友》的抄袭启事,在济南和上海等地的冒名就都一路顺利,着实成功蒙骗了不少人(包括巴金和那位在济南“遇见”他的张金寿)。远在延安的吴伯箫本人更是完全被蒙在了鼓里。

从少时起,直到晚年以语文教育为业,他毕生都一字不苟;绝不许他主编的文学教科书有一个错别字,有一处语法错误。而少作于何、李之间,他更近于“地之子”的山东老乡李广田,却较广田多了几分韵致。比之“五四”第一代前贤,则他的文风平实质朴,眼睛向下,不唯美,不炫技,属于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一路。他1934年评论头一年的文学,重点提出茅盾的《子夜》写了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败落,王统照的《山雨》写了中国农村的破产,概括称1933年为“子夜山雨季”,足见其胸怀和眼光。他忠于自己的真实感受,早期多了一点闲愁,战争中多了哀伤愤懑,都是自然流露,并无为文造情。到延安后,他采访太行写的通讯虽是全新的题材,却保持了他一贯的散文风格。在延安写大生产,写英模的通讯,是职务写作,他仍然是认真而求实的。他在《无花果——我与散文》中说:“行军到张家口,写《出发点》,打发了留恋延安的炽烈感情,刚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就有人成段朗诵,影响还好。但对地方人事美化绝对了。”请注意这一句“对地方人事美化绝对了”,看似随口谦逊之词,却显示了曾有的自省,像是国文老师对学生作文的批语,唯无功利之心的人有此胸襟的坦白。

可是也幸而没有被延安的政治审查者看到,否则正如吴伯箫晚年所言:“搞这种伎俩的人也许穷极无聊只是为了赚点稿费,实际上那却是硬把人往粪坑里推的行为。”因为“若是刊物落到‘理论权威’的手里,那不会被看作是‘通敌’的罪证吗?”

这样一位恂恂君子,却在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中以“重大特嫌”被捕。正是“君子可欺以其方”吧,由工作问题而思想问题而政治问题,逐步升级,逼得老实人割喉、撞头,想一死了之。事后所谓平反却还不作结论,留了尾巴。日本投降,前往东北开辟工作,参与接管和创办新型大学,主持校政过程中,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打破了新区群众对共产党的疑惧,以自己的形象扩大了共产党在成百成千青年中的影响,这从他得到“老妈妈”的诨号可见一斑。

到这里,关于《吾友》抄袭、《羽书》稿酬被冒领、冒名发表论著以及张金寿济南采访诸案总算大致交代过了,能够确定的是,几个案子的作案者其实只有一个,即落款“历下讝諺斋”者,而其真名究竟是否“吴鼎甫”或“丁夫”,可就不得而知了。

“整风”以后的二十年,吴伯箫孜孜矻矻,献身教育。1966年起又遭批斗,1968年仍被“隔离审查”,1969年去凤阳干校劳动,1972年,66岁时得回北京等待分配工作。1973年参与恢复在运动中撤销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但年尾年头,就遭逢了从“批林批孔”进而“评法批儒”的“战略部署”。此时吴伯箫已患冠心病。但雪上加霜,先是编选教材时,《诗选》中不许选李白,据说姚文元认为李白不是“法家”云云;紧接着,一晚上有人来,传达当晚六点钟的电话指令,为批判毒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你翻翻这两本书,提出批判重点,明天早晨写出书面意见”!这个任务欺人太甚,吴伯箫一口气咽不下去,干脆回答:“不干!”这是一座沉默的火山的突然迸发,导致了老人冠心病发作。

在补订拙编《吴伯箫年谱》过程中,我也曾与《吾友》抄袭案的见证者邵燕祥先生讨论到此事,而邵先生在为这部年谱撰写的序言里也再一次谈及他对该案的看法,殊多趣味,这里限于篇幅不便再作征引。好在《年谱》即将问世,届时感兴趣者或者可以找来看看。

幸亏两年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及相应的“大批判”“批倒斗臭”等“运动”。十亿人民得以喘息。吴老也赢得了最后几年相对舒心的日子。

王统照、巴金与《羽书》出版

读这本《吴伯箫年谱》,正像它的副题“编年事辑:1906-1982”,恍如读了一部繁简有度的吴伯箫传记,随着年光的转换,吴老一生的沧桑尽在读者的眼前心底一一掠过。沉浸在一派生死荣辱、悲欢离合的气氛当中,竟不能自拔,不知何以终篇。

《羽书》是吴伯箫第一个正式出版的作品集,也是使他跻身于京派散文后起之秀、奠定文学史地位的标志性成果,1941年5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翌年1月出版桂林1版,1982年12月又由广东花城出版社重版。

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处女集,作者吴伯箫却对其当初在上海、桂林的出版毫不知情,连稿费也遭冒领。而四十余年后重版本问世的时候,吴伯箫又已过世数月,竟也未能看到。

不能不令人叹惜再三。

好在重版本的前面,补上了当初王统照撰写的序言,后面又增加了吴伯箫生前写就的“代跋”——《〈羽书〉飞去》,将《羽书》曲曲折折的出版过程作了详尽的交代,总算较为圆满,遗憾中遂有欣慰。

于这篇“代跋”——《〈羽书〉飞去》中,吴伯箫在回顾了卢沟桥事变后将《羽书》稿本
“托孤”给王统照剑三的往事之后,接着就提到第一次文代会巴金见到他询问稿费是否收到时的情景,除了对稿费被冒领的意外,一句深情的感激话语亦随之道出:“我才想到巴金同志正是《羽书》的抚育恩人。”

事情过去近80年,当事人都早已不在,要想搞清《羽书》从剪贴稿本变身为正式出版物的细节,或已不易。特别是王统照先生是如何转交巴金而巴金又如何将之列入“文学丛刊”第七集的细节更是难以窥知。对此,吴伯箫本人也留有遗憾:“第一次文代大会,剑三晚到两天。郑振铎先生忙着邀巴金同志等作陪在翠华楼替他洗尘。席间大家畅怀交谈,真的‘把杯痛饮’,我竟忘记问起写序的事,更没谈起《羽书》的出版过程。”由此,《羽书》序言的撰写和出版过程成为文学史中失落的环节。

不过,文学史的意义却还是因《羽书》的出版而产生了。盖《羽书》者,乃吴伯箫1930年代初北师大毕业后重回山东从教期间所作散文的结集,写作时间集中在1933至1936年的四五年中,数量不过18篇,上海竖排版页码为118页,花城横排版加上序跋也不过百余页,实在说不上厚重。不过在吴伯箫,这几年倒是他写作的自觉期,晚年回忆录《无花果》提及这一段,有“梦想以写作为业”和“梦做得最熟的时候”之语,又说:“那时不自量力,曾妄想创一种文体:小说的生活题材,诗的语言感情,散文的篇幅结构,内容是主要的,故事,人物,山水原野以至鸟兽虫鱼;感情粗犷、豪放也好,婉约、冲淡也好,总要有回甘余韵。体裁归散文,但希望不是散文诗。”对“文体”的自觉也的确在这时期的作品中多有体现,《山屋》《马》《灯笼》《羽书》《我还没有见过长城》《几棵大树》以及没能入集的《天冬草》《海》就都是发表后广受好评的名篇。如把这些散文与同时期何其芳、李广田等人的作品比较,可以感知他们在文体风格上的某些相似特征。

当然,种种阴差阳错构成的必然和偶然导致《羽书》及其作者不能全面而及时为更多读者所注意,造成了接二连三的遗憾。直到近40年后才被有眼光的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介绍到文学史著作中,不少篇章也被收入各种现代散文选本,却又是幸运的。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我本人就参加过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并有幸撰写了40年代散文一章,其中就将《羽书》与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钱锺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冯至的《山水》、王了一的《龙虫并雕斋琐语》并列介绍,那或许是大陆高校教材第一次专节介绍吴伯箫的早期散文。而我当时所借鉴的则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学者司马长风在其《中国新文学史稿》所持的观点,即吴伯箫早期散文代表了一种现代散文的豪放风格。

就《羽书》集本身言,也还有另外的遗憾。一是同时期写的另几篇散文如《天冬草》《海》《记岛上居屋》《雨》《黑将军》《理发到差》未及收入集子,而且出版时封面上的作者名字被排成了“吴伯萧”。“箫”为竹字头,“萧”则为草字头,也的确容易混淆,故直到巴金晚年写信给吴伯箫,写的就仍然是草字头的“萧”。

不管怎么说,小小一本《羽书》,故事不少,遗憾也多。可话说回来,如果不是王统照不负友人之托将之付与巴金,而巴金又不负友人之托将之纳入“文学丛刊”出版,则一切怕是都无从说起了。

从这些角度看文学史,文学史是活的、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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