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的恩师魏振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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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庆民 (北京大学法学院1988级本科)

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军研究员于2019年5月6日下午两点半在加拿大多伦多因病辞世。刘老师近两年来身体时好时好,经常出入医院,师母也和我说起过刘老师的病情,因此我心里是有一些准备的。尽管如此,当5月7日一早接到师母告知刘老师辞世的消息时,我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悲伤不已。

2017年8月14日下午5:56,我相机里最后一张金吾伦先生的照片。摄于金老师家中书房。左上方是于光远先生的遗照,上面有金老师手书:光远老师千古

9月5日中午,魏老师门徒群里,师姐发了一条消息,说老师走了。虽然早有心理准备,还是禁不住泪流。一直想写点什么感念恩师,看了很多师友写的回忆文章,我久久不敢打开电脑。盖因未能在学术上继承衣钵,在工作中未有大成绩,愧对师恩。

能够成为刘老师的学生,可说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否则,我很可能会继续在天津求学、工作,然后娶妻生子。人生轨迹,便会是另外一副模样了。2002年10月间,刘老师联系在南开大学任教的哈全安教授,希望哈老师帮他推荐一名即将毕业的本科生,来年免试攻读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当时,学校的保研工作已然基本结束,而我正因为保研中途出现变故而懊恼不已,此事也为古道热肠的哈老师所知。于是,哈老师便联系我,让我第二天就到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的世界历史研究所面试。我当时一听脑袋就大了。一是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准备面试,二是自身专业本为中国史,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这样的国家级科研单位面试,这的确需要百倍的勇气!不过,想到能到北京读书毕竟是一件美事,加上哈老师告以学好理论对将来科研好处多多。只要我不捅篓子,到北京读书应该不成问题。于是,第二天我便真的跑到北京参加面试去了。

上个星期六(1月20日)上午,经过多日忙碌奔波,终于可以在长春老家安静几天,便想着整理一下去年发表的作品。我先把《死亡是一种能力》在博客上贴出来,正在做最后的编辑,看到刘钢师兄在群里发了一个消息,我们的导师金吾伦先生在两个小时前去世了。我马上联系我们的师妹吴奇。这些年她与金老师一家走动最多,照顾最多。我作为师兄,发自内心地感谢吴奇和她的先生方刚,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们在替我们尽弟子之责。电话接通时,吴奇已经赶到朝阳医院。师母说,一切从简。电话中,得知金老师是在家中离世,让我感到一丝安慰。

六月,得知魏老师住在北医三院,我便和几位同门师姐师兄去病房探视,碰上另几位师姐师弟。那时候,老师已离不开氧气面罩。走进病房,看到病床上蜷曲的消瘦的身躯,几位师姐师妹早已控制不住泪水。我记得,魏老师在北大读书时就是标枪运动员,180以上的身高,腰杆永远挺拔,即使在2013年80大寿时身板也如标枪一样直。而此时病床上的老师呼吸比较吃力,但他不顾我们的劝阻,拿掉氧气面罩,坚持侧身对着我们说话。说起《民法通则》30周年研讨会,他虽然因病无法参加,但还是写了书面报告,别人代为宣读了。说起民法典的制定,采纳了他的某些见解。魏老师最后说:我这一辈子,做了该做的。我们告别吧!他和每个弟子分别握手,我们知道那也许就是永别。后来先生转入ICU,真的成了最后一面。魏老师讣告里有一句话:“民法典的起草工作自2014年重新启动以来,魏振瀛教授不顾耄耋之年,仍然积极献言。甚至,在卧床不起的最后3个月中,对于民法典仍然念兹在兹,前去探望的故旧、学生无不感怀难忘。”诚哉斯言,我是亲历者。弟子愚钝,每尝读书想象古代高士样貌品德,先生大德,古人未之及也。

面试时,我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方面积累的那点“皮毛”知识,很快便被在场的一位复试老师来了个大揭底。这位老师提问我三个问题:一是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联系和区别;二是结合章学诚《文史通义》的主要内容试评价其史学思想;三是简评梁启超《新史学》的史学思想。在复试老师刨根问底式地追问下,我很快便“理屈词穷”,无言以对。那次,我真的体会到“如果地上有条缝便会钻进去”是种什么感受!正在我尴尬、局促万分之际,刘老师忽然提问,让我简要谈谈对全球史的理解和认识。我现场耍聪明式地指出,全球史是对更大地理范围或社会单元的研究。作为一种新兴的史学学科,对我国学界有着重要启示。全球史的兴起,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密切相关,云云。其实,我那时对全球史根本没有多少了解,更遑论全球史的史学理念和研究方法!不过,至少这一问题不会让我无话可说!后来,刘老师用英文问我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何印象。我用英文回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国家最高人文社科类研究机构,学术大家云集,经典成果众多,等等。也就是五六句话的样子,我便草草回答完毕。面试后,刘老师让我回天津等候通知,并亲切地握手话别。当我走出世界历史研究所时,我想这次不仅丢了人,同时也彻底没戏了!不过,尽管面试很糟糕,刘老师最后还是招收了我,他说我的学年论文选题创新性强,写得也很有文采,言外之意是说我还是块可塑的材料。当然,我也知道,哈全安教授肯定也帮我说了不少好话。

我是魏老师1993级硕士研究生,因亲传弟子之名,被魏老师指定为民法课代表,不敢懈怠,因他要求课前必须大量阅读课题资料,课堂要求同学自己讲述,理据必须齐备,然后先生分析总结,串联知识。先生的教学方法影响我的一生,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日常生活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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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来,我第一次拜见金老师应该是在1997年的冬天,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说来不短,但与同龄人相比,与金老师的交往算是晚的。很多同行都是学生时代就耳闻金老师的大名,目睹金老师的风采。而我则是在工作十年之后才成为金老师的博士。

魏老师严谨,不苟言笑,那是外在的形象。弟子们都知道,魏老师的内心是火热的。我毕业时,魏老师对我不考其博士生略有质疑,仍积极推荐我去专业对口的司法部门工作;我本科同学去国外留学请他写推荐信,他认真地改了又改;我带着儿子去看他和师母,得知小胖子爱吃肉,他高兴地牵着小家伙的手去吃韩国烤肉;我还记得我40岁那年,和师兄师姐一起去他家,他非常认真地问我们:你们喝奶吗?让我们早补钙,注意身体;魏老师80大寿,在他的新专著《民事责任与债分离研究》上,认真地写下“庆民雅正
魏振瀛敬赠”。

刘军 2013年6月摄于加拿大海洋三省

在我的不长不短的人生中,或者是由于亚文化冲突,或者是由于不通世故,或者是由于心理故障,我常常遭受黑色幽默的打击。当时我连续两年考博北大科社中心,成绩过了,榜都落了。作为曾经的文学青年,我最初所热衷的专业其实是文学和艺术。在调研了连续几年的博士考题之后,我发现自然辩证法(科技哲学)这个专业,是我最容易考的。除了英语,几乎不用复习。我搬来了将近二十年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的合订本,精读加泛读,迅速熟悉了这个领域,也为我在自发状态下的思考确定了位置。对这个专业产生了路径依赖,决定再考一次。董光璧先生,我的学术引路人,给我介绍了金吾伦和陈久金两位先生。

记起同级的硕士同学小陆在年级群里怀念先生的话:“人,能活出一种风范,高风亮节,高山仰止,离开时让人仰之弥高,就是最大的圆满。我认为,魏老师做到了。”

自进入刘老师门墙的一段时日内,我内心深处便一直很自卑。毕竟,自己的世界史和史学理论的基础太薄弱了。不过,在跟随刘老师读书的三年中,他从没有因为我的专业“无知”批评过我,而是不断鼓励我要认真读书,多读经典。我很快便发现,刘老师是一位非常包容和谦和的人。我也很快发现,在对待学术问题时刘老师也很包容。当年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正在中国大陆热销,“加州学派”风靡海内。有一次,我向刘老师请教《大分流》一书将中国和西欧在近代之所以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归结于煤炭因素,是不是有些偏狭。刘老师一方面认为我的质疑可能有着一定合理性,但同时也提醒我,多数着作回答或解决的可能只是一个或两个问题。对一本书不能求全责备,只要对当前的学术研究有所贡献和推动,都是应该肯定的。当时,我总觉得刘老师缺乏一种学术批判的劲头,但后来我慢慢改变了看法。现实生活中的确不乏犀利的学者,讨论起问题来滔滔不绝,处处标榜自己的高明。更有学者在评论他人着作时,只抓一点不及其余。至于这一点,究竟是不是着者所讨论的重点,根本忽略不计。类似的学术批评可能让人酣畅淋漓,但总觉得不是太道地。相反,如果一位学者能够对不同的学术观点保持一种相对尊重和包容的态度,客观地审视或评判相关观点的优劣得失,并从中汲取学术滋养进而提出新的看法,那不是更好嘛?刘老师显然属于这样的学者。

第一次拜访金老师,是在他的家里,印象里满屋子书,灯光灰暗,我们在书的缝隙里相对而坐。我的主要意图,是向老师讲述我个人不断拐弯的经历,讲述我思考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考博,以及前两年的考博经历。

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个所的科研人员一般每星期只上一天班,其他时间大家各自在家里分头做科研。上班的当天,有时还会有一场学术报告会。报告人主要是所里的研究人员,汇报自己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报告者不仅能够及时总结研究心得,听取别人的建议;听报告者也能够开拓视野,获得新知。有时候,报告会开的非常激烈。我记得有一次,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易建平研究员做报告。报告后有老师提出了异议,火药味还很足。后来,我见刘老师发言,认为易老师的讨论很有价值,至少让他很受启发。具体发言内容,我记不清楚了,大意是对新思考、新观点还是应当包容。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我那时受了一点儿自由主义的毒害,听闻美国大学里,导师与学生都是直呼其名,学生说到自己的导师,会说Iworkwithsomeone,介词是with,不是under。两者是平等的合作关系,而不是上下指导的关系。作为一个自高自傲自卑自怯的人,我向往这样的关系。武侠小说里常写,师父选徒弟,徒弟也选师父。所以投考之前,一定要先见师父,看是否投缘。

刘老师在学术研究上的包容和纯真,也体现在对学生的尊重和教导上。在硕士毕业前夕,我曾因毕业论文中的一个学术观点,和刘老师在电话里争论起来。刘老师要我进行删改,以免得答辩老师提出异议。而我却敝帚自珍就是不同意,最后气得刘老师挂断了电话。正当我忐忑不安、思谋补救之策时,刘老师却给我打来电话说论文不用改了,年轻人敢于坚持学术观点也是好事。语气是那样的柔和,并没有一丝的不悦。

我曾经对人文学术有很多理想主义的想象,觉得京城的学术圣殿里面坐着的,都是自带光环的大学者,学问高深,道德高尚。回想第二次考博,如果事先能够与临时被指派的导师沟通,可能是另一个结果。

博士毕业之后,我进入了民政部下属的一个研究所从事殡葬政策和文化的研究工作。对于这一研究领域,一些师长开始有些看法。刘老师却从开始就是我的支持者之一,他认为这是个很重要的民生问题,很有研究价值。由于少有人关注,做好的话也容易在学界和社会立足。这无疑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在研究所期间,由于全所只我一个史学专业的科研人员,因此我具体承担起推动《中国殡葬史》编撰的工作。这项工作从2012年7月21启动,一直到2017年6月出版,前后共经历了五年多的时光。全套书出版后,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评为“2017年度十大创新好书”。这套书的顾问和作者既有学部委员,也有高校的知名教授,还有不少中青年学者,可说凝聚了老中青几代人的心血。其中,也包括了刘老师。在项目启动会上,我专门邀请了刘军老师作为编审专家。在这次会议上,刘老师指出史书编撰一定要形成“点、线、面、体”的编撰思路和编撰体系,并结合自身经验对编撰办公室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和建议,得到了与会领导和专家的高度好评和积极响应。在此后的项目进行中,刘老师更是全身心投入,不仅贡献智慧和经验,关键时刻还会非常及时地在领导面前为我转圜。

面试中,某位老师问了一个很常规的问题,为什么要考科哲。我便讲了我对这个专业的长久向往。比如早在吉大物理系读书时,就自费订阅了《自然辩证法通讯》,表明我对作为哲学的物理学比物理学本身更感兴趣。似乎也讲到我在南大物理系思考科学与人类幸福的关系,并且得出了一个反科学的结论——两者并不存在正相关,甚至可能正好相反——这成为我厌学物理,以至于最终决定退学的重要原因。我把自己讲得兴奋起来,顺口讲了下面的故事。

澳门新浦京2019,有一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杨群总编辑在所领导面前提起,《中国殡葬史》“汉代卷”、“隋唐五代卷”承担者的科研实力较为薄弱,如果当初由彭卫研究员和张国刚教授承担,那这套书的质量和分量就更重了。我知道杨老师可能完全出于一位编辑的公心,但显然这句无心之言也可能会使领导对我的工作有所看法。当初在联系和组建研究团队时,我在名教授那里吃了不止一次闭门羹。后来有学者笑说当初还怀疑我是个骗子,上网查找研究所是不是真的存在。我记得杨群老师的话一说完,刘老师很快便接过话茬,说学术大家一般都很忙,也难请。即使接了,有的也是交由自己的博士去做。还不如找些年富力强的副教授来做。他们有动力,有精力。再者,彭卫、张国刚两位教授也是从青年时代过来的,换句话说也要给年轻人机会。一席话让所领导笑逐颜开,我也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

在退学之前,我有一个转学哲学的可能性。当时南大天文学系陆埮教授在哲学系与一位教授联合带研究生,研究对称性问题。而我对这个问题恰好有兴趣,有能力。陆老师在与我谈过之后,同意我转到他的门下,介绍我找这位教授再谈。不料这位教授说:“你们学物理的,物理学不好,就转到我们哲学系来,把我们哲学系当什么了!”这话让我诧异,其一,一位老师,面对一位前来求教求助的学生,没有给出一个正当的拒绝理由——他完全可以敷衍我,比如说,你的哲学基础不够,不能要你;又或者说,如果你有意学哲学,还需要作哪些哪些努力,读哪些哪些书……而这个理由实在太可笑了,让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老师;其二,一位哲学教授,如此爱面子,这人的哲学境界,也未免太差了点儿。哲学不该是爱智之学吗?既然如此,转不成也好。虽然错过了陆埮先生,有所遗憾。但此事对我并不是一个打击,而是一个笑话。

后来,一位同事很认真地和我说,“刘军老师对咱们的项目是真投入,这都是为了你啊!”我又何尝不知道呢?由于始终不是太适应研究所的科研氛围,我其实在所里过得不怎么开心。这也是我之所以会对杨群老师的一句无心之言而高度紧张的原因!对此,刘老师是心知肚明的。我此前曾多次将我的工作状况和刘老师报告,每次刘老师都劝我要沉心科研,出好成果,静待时机。同时也多次提醒我,所里也给了我不少锻炼的机会,这也是多数人所不容易得到的!有一次在稻香湖景酒店开会,我又和刘老师倒起了苦水,刘老师一如既往地安慰我,并主动说起年轻时工作上遇到的一些相似的不如意。那一天晚上,刘老师和我围着酒店走了一圈又一圈。

我天真地认为,大多数人应该与我有同样的想法,尤其是学哲学的。我讲了这个十年前的笑话,以明我向哲之心。不料话未落地,几位考官的表情就变了。

刘老师对待学生是真的关爱!在我博士毕业找工作期间,他曾专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找李红岩研究员,问李老师负责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是否招人,并向李老师推荐了我。我后来并没有去杂志社进行面试,但这件事我一直铭记心底。后来,刘老师曾和师母说,没想到自己的学生们都这样好!真应该多带几个!其实,任何事情都是双向的。正是由于老师对学生的包容和关爱,学生才会由衷地想去亲近老师。剑青师兄和锦丽师姐不止一次说过,和刘老师在一起就像和老朋友在一起一样,丝毫不会感到拘束。除了近两年刘老师在加拿大养病外,每年我们师兄弟几个都会相约去看望刘老师。开始只是我们几个学生,不知从何时起开始带起了家属,大大小小的一群人拥坐在刘老师的客厅中,边吃刘老师和师母为大家准备的“美食”边无所忌讳地闲聊。刘老师则习惯性地坐在椅子上,笑呵呵地听着……

最后,各位考官不留后路地给我面试不及格!笑话变成了黑色幽默。

说起刘老师的学术研究,我们这几个做学生的都有些惭愧。剑青师兄和锦丽师姐毕业后,一个去了腾讯工作,一个当了高中教师,都在各自行业中做得风生水起。我虽然从事的是科研教学工作,但主要的兴趣点则在中国史研究上,同时对史学理论也持有一定的兴趣。后来听说刘老师又招收了一位小师弟,但这位小师弟究竟做哪方面的研究,我们并不清楚。可以说,我们多数没有继承刘老师的学术衣钵。刘老师的学术兴趣一是美国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一是当代西方的史学理论研究。特别是在美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上,成果丰硕。着有《美国公民权利观念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列国志·加拿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与领导干部谈全球化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等着作。其中,《美国公民权利观念的发展》一书是我国历史学界第一部系统论述美国公民权利发展的着作,同时还“提出了一种解释美国史的新框架”(参见于留振:《权利视野下美国史研究的新尝试》,《世界历史》2015年第4期)。

这段历史要不要跟金老师讲,我有些犹豫。很多朋友劝我,还是不要说了吧,也不算光彩。不过,最终,我还是执拗地决定,不回避,不遮掩,如果金老师也有同样的反应,就不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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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面试的时候说到此事,是话赶话,并非有意为之。但是见金老师,则是刻意要把丑话说在前面。金老师的反应很让我意外而欣慰,他有些激动,还有些气愤,说:“怎么能这样说呢!物理学不好,不等于哲学学不好嘛!再说你又不是学不好,你是不想学了嘛。”

除了上述着作外,刘老师还在《世界历史》《美国研究》等权威刊物发表了数十篇研究论文。其中,不少文章反应出他对西方政治史的兴趣和重视。比如,大陆学界的西方环境史研究刚刚兴起时,刘老师敏锐地发现多数学者对西方环境史发展中政治作用的关注度明显不够,因此很快便撰写了一篇归纳并总结西方环境史政治特点的论文(《论西方环境史的政治特点》,《史学月刊》2006年第3期)。这篇文章后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转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也可能是早年作为工人的经历,刘老师对西方的劳工史研究一直有很浓厚的兴趣,先后撰写了系列文章,介绍西方的劳工史研究的着名学者和代表性着作,同时也有相关专题论文刊行。如果假以时日,想必刘老师定会有这一方面的着作面世。此外,刘老师对美国妇女史和妇女史理论也有着一定的研究,并格外关注妇女史研究中的政治作用。

所谓知遇之恩,不过如此吧!

刘老师在退休前曾任《史学理论研究》的副主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负责该刊的编撰工作。在长期的史学理论研究和编辑刊物的同时,他对中国学界的史学理论研究也形成了不少思考,有些思考是直指要害的。在2014年第十八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闭幕式上,刘老师曾经做过一次发言,对当前史学理论研究中出现的“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从外国到外国、脱离史学实际、脱离中国问题的倾向”进行了批评,呼吁史学理论研究要“接地气”,“我们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目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并以此促进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既要回归经典文本,更要面向现实,面向当代史学研究,面向当代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015年,刘老师退休。因此,上述的闭幕发言完全可以视为刘老师大半生治史的思考,以及对当前史学理论研究现状的一种深刻反思。对于当代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来说,具有多方面的参考价值。

当时金吾伦老师是与刘吉老师合作带博士,所以我还需要面见刘老师。刘老师当时是社科院副院长,大领导,我硬着头皮,走钢丝一般,再次讲了这段往事。我与刘老师见面不多,每次见面,都颇觉受益。有几次,我在心情非常不好的情况下见他,他一番话下来,总能给我力量。刘老师心胸宽,看得远,对我厚爱有加,期待颇多。刘老师口才好,金句迭出,让我回味良久。记得那一次刘老师说:“我们要对自己有判断!”

刘老师笔耕不辍,在进行严谨的学术写作的同时,也经常爱写些历史评论、随笔性的小文章。平时出外访学、外出参观或者读书每有所得,便会整理成文。比如,他到荷兰去访学,回国后便写了一篇《荷兰模式简评》的文章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上。文章介绍了荷兰模式的由来、模式和内涵,并有针对性地将其与其他国家的社会模式和经济模式进行比较。退休之后,由于有更多机会在美国和加拿大参观游览,更是写出了很多历史随笔介绍与美国、加拿大的妇女运动、人权运动等有关的历史遗迹、重要事件、着名人物及其相关思考。在他生病前夕,还曾写有一篇《珍惜生命放下钓竿:加拿大生活侧记》的小文章,呼吁人们在休闲的同时,更要关爱野生动物。

同样,陈久金先生也是很慈祥地倾听了我的故事,一笑了之。

刘老师在病中时,还有一件事让我非常感动。当他第一次在加拿大出院后曾专门联系我,说他想写一篇文章。原来在1989年,刘老师曾经和李林老师主编过一本名为《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的文集(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将当时有代表性的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论性文章一一收集在内。前些年,有读者在读完这本书后曾主动联系他,想让刘老师从编辑者的角度再谈谈新、旧权威主义的区别,以及编撰这本书的来龙去脉。由于手术后眼睛看不好文字,刘老师便通过微信口述的方式将主要内容告我,然后由我整理成文。为了将这项工作做好,我专门查找了这部书稿并进行了阅读,明白了当初编撰这部文集的初衷,实是想为后世留下一手的史料。在这部文集出版近三十年后,还有人提起这本书,刘老师自然非常高兴。只是这篇小文章后来并没有发表,今且补计于此。

能够成为他们的学生,是我的幸运。在中国的语境下,导师和博士很像古时的师徒关系。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所以择师不可不慎。我常常会遇到一些朋友,不愿意说出自己的师承。而我则永远可以坦然地自豪地宣布,我是董光璧、刘吉、金吾伦、陈久金几位先生的学生。

从刘军老师的学术研究来看,可以清晰地体认到,他做学术有着一种浓厚的现实关怀。这一点也是我在跟他读书后,就越来越清楚的感受到,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目前我所进行的医患关系史和当代殡葬改革研究,都是将现实关怀放在一个很重要的维度。我在学术研究上的这一偏好,可以说与刘老师的影响密切相关。此外,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前些年经常浮躁。刘老师注意到后,多次告诫我要脚踏实地,做事不急不缓、有条不紊。这两年我在自己钟意的研究领域慢慢耕耘并开始有所收获,心里终于趋于踏实和宁静。刘老师在病后,还曾不止一次提醒我,在科研之外还有生活,嘱咐我要学会做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和好父亲。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多,我现在也慢慢地喜欢上了做家务。我逐渐体会到,为了家庭总要有人去奉献!只有懂得理解和体谅,全身心地陪伴和付出,一个家庭才会充满爱和温馨!在刘老师离开的当天上午,师母和她们的宝贝女儿贝贝对着睡在床上的刘老师说“我们都爱你”,经常在梦乡中的刘老师居然笑了。通过师母发来的文字,我能够理解到她们的那种无奈、不舍与坚强,同时也能够想象到这是一幅何等温馨的画面!我后来和师母说,刘老师是带着爱和不舍离开的,但肯定没有恐惧。

他们是我的榜样。我自己有了学生之后,也常常会从反面想。所谓教学相长,作用力等于反作力,好学生就像鞭子一样,赶着老师向前走。每当有学生提出让我意外的问题,一下子把我难住的问题,都会让我心生欢喜。我希望如他们一样,成为一个好的老师,让我的学生为我自豪。

人生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无奈和遗憾。对于身体一向很好的刘老师来说,退休之后的悠闲岁月,正是他可以到世界各地参观游玩并写下所思所想的大好时光。可是,他却病倒了。我想,不光是刘老师、师母和贝贝,就是我们这些学生,从内心深处都强烈地涌动着某种不甘!然而,在这件事上刘老师却也表现得乐天知命。师母说,当医生和他询问危急时刻是否采取过度的抢救措施时,刘老师拒绝了。当刘老师第一次从临终关怀医院奇迹般地出院后,刘老师安慰师母说他要活到八十岁。即使由于生病已经目力下降很多,他还不忘给我们几个学生发微信,提醒我们要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刘老师是希望他所关心的人,都好好地活着!

刘老师是一位大孝子。自退休后,每年都要从加拿大一个人回北京住上几个月,就是为了照顾、陪伴自己年事已高的母亲。刘老师的母亲,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中学教师。老人在97岁去世后,当年的学生们纷纷写文字悼念。刘老师还曾专门的将有关文章转发给我们。对于老人的离世,刘老师非常痛心,经常一个人默默流泪。师母也曾多次规劝他,但效果却不明显。刘老师曾和我说起,他真的体会了什么是“热泪”,长时期的压抑、悲痛的心情,成为了促使刘老师病发的诱因。师母说,刘老师虽然包容、谦和,但也有自己的原则,更有固执的一面。只是这一面,我们做学生的从未曾见到过。

1998年夏天,我同时收到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录取通知,两边的导师都为了录取我付出了额外的努力。尤其是刘吉老师,听闻他为我多方奔走,让我心生惭愧,不知何以为报。我面临着特别艰难的选择,放弃任何一方,我都会心有不甘,心有不安。最后,我发现了一个制度上的可能性,同时在两边就读。我首先咨询董先生的意见,他表示赞成。我又打电话给金老师,提出这个我自己也觉得过分的要求。没有想到,金老师非常兴奋,他说:“太好了,我支持你!”陈老师的态度有所保留,向我指出攻博的艰难,让我有心理准备,最后也表示同意。

在我于2017年8月调入中央民族大学并开始授课后,我一直有个想法。就是等刘老师从加拿大回来,我要请他到学校来给学生们做场关于全球史的讲座。当年我研究生复试时,刘老师考我的就是全球史的题目。当年,我回答的很一般。现在,我却机缘巧合地在给学生们开设《全球史导论》课程。我们可以一起好好讨论下相关研究了。我知道,请刘老师做讲座是不可能的了。不过,在我的脑海中,却时常会浮现出这样的一幅画面:刘老师坐在讲桌前侃侃而谈,学生们和我坐在下面听课,就如我当年和他读书时一般……这一画面,是可想而不可即的了!

就这样,我1998年的9月初,在一个星期之内,先后在中科院和社科院报到,成了两院博士(生)。

2019年5月11日下午,刘老师长眠在了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处美丽墓园中。我们这些做学生的,未能亲临送别。谨以这一篇小文,悼念并送别我们敬爱的刘老师!

读博的第一年,最多时要在北京城里五个地点上课:花家地社科院研究生院、建国门哲学所、玉泉路中科院研究生院、朝内小街科学史所,外加在北大选修了二外。金老师没有给我安排具体任务,他有时开会,会叫我去听。每次我去,他都会非常自豪地向其他学者介绍:“这是我的学生,他是双博士!他在中科院也读了一个博士。”他讲得特别起劲儿,弄得我非常不好意思,也有点儿担心。事后我悄悄地跟他说,这事儿不能公开,万一有人起了什么念头,弄不好要退掉一个。他连连称是,不过还是忍不住,常常会跟人说:“这是我的学生,他是双博士!”

马金生 泣书

事后知道,没过多久,两面的领导都知道了这件事儿,不过没人介意,我也得以在2001年和2002年先后获得了社科院和中科院的博士学位。

2019年5月9-12日

金老师对我可谓宠爱有加。我那时觉得,我的老师们都是大学者,工作繁忙,轻易不敢打扰他们,所以常常是金老师给我打电话。

有一次,1999年,他给我打电话,特别高兴,说:“田松啊,你看到《新华文摘》了没有啊,有你的文章啊!不错啊!”我马上去找当期的《新华文摘》,发现我的一篇关于爱因斯坦的文章被全文转载了。他给我电话,是专门告诉我这个消息。

还有一次,2001年,金老师给我电话,说:“田松啊,你看到报纸了吗?新华社消息,提到你了。”当时杨虚杰组织了一次关于科学精神的研讨会,邀请了很多自然辩证法领域的前辈,记得于光远先生坐着轮椅到会,金老师和董老师也都去了。新华社记者在发会议消息时,引用了我的观点,并且似乎只提到了我的名字。金老师特别为我高兴,他完全不介意他自己也在场,并且他的发言没有被引用。

当时,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后来才慢慢意识到,并不是每位老师都有这样的胸怀。我想,如果我与我的学生同时参会,而学生的发言比我更有影响,我能否像金老师这样发自内心地为学生高兴呢?

在金老师门下,我享有非常充分的自由。金老师是国内最早关注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学者之一,也在这个领域承担了一些课题。他送给我的第一本书就是《塑造未来——信息高速公路通向新社会》,我认真写了书评,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其实,这是我为金老师写的唯一一篇书评。作为曾经的专栏书评人,很觉对不起老师。不过,金老师既没有要求我跟着他做课题,也没有约束我的学位论文选题。在我提出作惠勒研究之后,他马上就应允了。我曾以为,博士都是这样的。现在我自己也成了博导,对学界算是略知一二,才知道我们这样的师生关系是多么特殊而可贵。

我是在入学之后才逐渐了解金老师的。首先知道的,是他曾在文革期间住过十年秦城。这两天,看到了李惠国老师的回忆,了解稍多细节。1967年4月-9月,金老师被北京市革委会秘书长周景芳从哲学所拉出去当了几个月秘书。1968年4月,新婚不久的金老师被“破格”投进秦城,一关十年。在第五年头上,狱方送来离婚协议书,金老师签字同意。金老师心胸开阔,性格好,如果换一个人,怕不能活着出来。

秦城十年,对金老师的身体一定有很大的伤害。至少在五六年前,金老师就已经有了记忆力模糊的症状。听闻他有一次去清华讲课,在校园里转了很久,找不到教室,只好打车回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单独出行。2006年我第一次去美国访学,2007年回国,这事儿给他的印象应该很深。我给他打电话,他的第一句往往是:“田松,你在美国呐!”或者是:“田松,你从美国回来了!”这两句话说了很多年,后来我就直接说:“金老师,我已经回来好几年了!”但是每次电话,金老师的第一句话,常常还是后面这句。

金老师和师母都喜欢我拍的照片。前些年金老师换房子,乔迁新居,我把我拍的风景照放大装框,制作了十几幅,送给他作装饰。再一次我去他家时,看到这些照片挂满了他家的客厅和过道,仿佛给我办影展。

2016年11月6日,刘钢师兄出面张罗,吴奇师妹出资,为金老师张罗了一次八十寿宴;2017年1月8日,北理工喻佑斌老师为金老师张罗了一次学术纪念会。两次活动,我都给他和师母拍了不少照片。此后师母跟我要了几次照片,我总是说,过几天,过几天。数码时代,整理照片是个大工程,我常常要拖延很久,才能下定决心,拿出一个大块时间,归档几张卡的照片。

2017年8月14日,我专程去看望他。在前一天,我专门用半天时间,把前两次活动的照片做了两个文件夹,拷贝到一个U盘里。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金老师。

那一次,金老师的精神很好,记忆力也好,我们聊得非常愉快。说到我的《警惕科学》,他照例跟我开玩笑:“我还在认真学习!”当时这本书的“完整版”已经到了印厂,不过还没有拿到样书。临行前,我把U盘里的照片拷贝在金老师的电脑里,又给他和师母专门拍了一些照片,在他的书房里,在我的摄影作品前面。这些照片,他再也没有看到。我原本是想今年春节期间给他送去的。后来的情况是听吴奇师妹说的。吴奇说,去年10月的时候,金老师的记忆力忽然恶化。她说:“金老师连我是谁都不记得了,还记得你,拿照片问他,他就指着你的照片说,这是田松,他一直记得你。”

2017年12月,金老师又做了一次心脏支架手术,从颈动脉切一个口,伸进去,全麻。师妹说,手术前虽然记忆力不好,但是吃饭走路都正常。手术之后,他的身体一下子就不行了。师妹说着,在脖子上比了一下,让我瞬间感觉到疼痛。

入门不久,就知道了金老师的外号:老顽童和金妖。老顽童这外号应该是借用了金庸人物,不过我并未核实。作为弟子,我当然不敢如此称呼老师。但是眼见很多同龄学者,甚至比我年纪更小的同行,与金老师不分大小地开玩笑,知道老顽童的名号并非虚妄。

我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对科学的很多看法,在他那一代学者看来,未免过于激烈、激进,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大逆不道。不过金老师对我,从来都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他有时会说:“田松啊,你这个观念我不同意。”但是他愿意倾听我进一步的陈述,以及对他的反驳,再与我讨论。他高兴我有新的想法,尽管可能会不同意。但从来没有居高临下,以老师的权威迫使我接受什么,更没有指令我写什么,不写什么。

作为弟子,我并未直接继承金老师的学术衣钵。但是他的工作,对我有非常多、非常深的影响。

金吾伦老师原是学化学出身。早期自然辩证法领域的学者大多有理工科背景,一直到我一代。金老师这一代学者有一些共性。学术刚起步,就遇到文革,耽误了十年;文革后,中国学术全面与西方世界接轨,开始学术转型。自然辩证法这个专业来自恩格斯的同名著作,很多人的主要工作就是阐释经典,把《自然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应用到各门自然科学学科中去。文革后,自然辩证法在西方世界一时找不到接轨的对象。1980年代初期,范岱年先生把他领导的《自然辩证法通讯》界定为“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此后,自然辩证法专业逐渐转型为科学技术哲学专业。金老师那一代学者的一大贡献是,对西方科学技术哲学及相关著作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和介绍,为后辈学人提供了基本文献,也影响了中国科学哲学早期的学术走向。我最早接触的金老师的书,是他在1980年代与人合作翻译的卡尔·萨根《布鲁卡的脑》。我买这本书的时候,还不认识他。

金老师的重要译著是他与胡新和老师合作翻译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80年代后期出版,是这部经典的第二个中译本。金老师在美国访问时,还曾受邀到托马斯·库恩的家中,与他见面。这是科学哲学专业的必读书,每位本专业的新生都被要求精读此书。这个译本不断再版至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者。

胡新和老师已经先于金老师在2013年5月英年离世。这个译本再也无法由他们本人修订了。

董光璧先生对我说过多次,金老师是真正的哲学家。这是因为,他的工作不仅仅有对经典的阐释和译介,还有他自己的独立思考,有他个人的理论创见。金老师作为哲学家的创见,主要体现在《生成哲学》之中。这个小书很薄,但是有真知灼见。这本书对我的影响,是春雨润物、潜移默化的。

所谓生成,是与构成相对应的。构成论是说,世界是由已经存在的事物构成的。物质不灭,能量守恒,一切变化,都是已经存在的基本原素的重新组合。所以这个世界,不会产生新的东西。这种构成论,既是本体论也是认识论,是西方思想的基本观念,也是我们当下的缺省配置。但是构成论并非是唯一的可能性。中国古代就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金老师主张生成论,认为世界并非是由原本一成不变的事物构成的,而是会生成全新的东西的。金老师把生成的机制表述为“生成子”,并模仿麦克斯韦妖的说法,称之为“生成妖”,被其他人称为“金妖”。

我在读博士期间,曾经照葫芦画瓢地从构成与生成的视角,对历史和科学进行过比较,并发表过文章,但并未深入研究。2008年,在对营养学的批判中,一个新的靶子逐渐明晰起来,后来我把它表述为包括机械论、还原论、决定论三个层面的机械自然观。事后回想,我才意识到,其中有生成哲学潜移默化的影响。机械自然观无疑是构成论的自然观。机械自然观是比科学主义藏得更深的缺省配置。对机械自然观的批判,是我现在批判工业文明的哲学基础之一。

金老师的遗体告别时间被确定在星期一(1月22日)上午九点半。我马上改签机票,于星期天夜里返回北京。

星期六去世,星期一告别,只有两天时间。数字时代的死亡文化就是这么仓促。

金老师的弟子们决定集体送一个花圈。刘钢师兄给我一项任务,写一幅挽联。写挽联需要古文功底,并非我所擅长。但是师兄坚持,我推辞不成,还是拟了一个。

面对现实世界,思考真的问题,生成一家之言,以金妖传世

保持开放心态,宽容异己之言,哺育奇葩桃李,惟顽童永生

我想表达两个意思。上联说金老师的学术,他关注现实世界,思考现实世界中的问题,而不只是文本中的问题。即使是文本中的问题,也是与现实相关联的。下联说金老师的治学及教学态度。

金老师的学生不算多,硕士博士加起来,不过十余人,师门联络并不紧密。去年金老八十寿宴,是弟子们聚得最多的一次。大家分布在不同领域,有相当多我都不认识。在这幅挽联中,“奇葩”一词我用的是它的本意。然而在当下的网络语境下,这个词多有贬义,用于嘲讽。我愿意自认奇葩,其他同门未必。星期天上午,我把这个挽联发到群里,请大家帮助找一个能替代“奇葩”,又能表现弟子们的多元性和奇特性的词。有人建议万芳(恰好是金老师一位硕士的名字),也有说多元、多彩、四方、四海。让我意外的是,刘钢师兄觉得“奇葩”很好。最后,就决定保持不变。

星期日夜里,我从长春飞回北京。落地时,已经是后半夜一点多。空气很冷,零下十几度。睡了几个小时,早早起来,前往朝阳医院,与金老师作最后的告别。

朝阳医院的告别室位于医院东北角的一排平房之中。我到的时候,吴奇师妹和刘钢师兄早早到了。那天前来告别的弟子还有谢爱华一家,从天津赶来的郭元林。身在济南的刘杰师兄临时有要事不能前来,嘱我代为致意。

网络时代,消息迅速传开。微信群里,大家纷纷表达悼念之情,很多挽联在群间传播,以个人的名义,以机构的名义。原来的通知说,大家把各自的挽联统一转给喻佑斌,由他转给哲学所,再由哲学所统一书写。但是实际上,所有挽联都没有书写。所有花圈都是同样的格式,一面条幅写着金吾伦先生千古,另一面条幅写着名字,不同的名字挤在一个条幅上,每个花圈上都挂着三四条写着名字条幅。即使这样,哲学所前一天也忙到深夜。时间紧,人手紧,一切都很匆忙。匆忙到整个告别仪式,没有家属致辞,没有原单位负责人致辞,没有学界代表致辞,自然也没有弟子致辞。

告别仪式由朝阳医院的工作人员主持,机械、程式、高效。工业文明的死亡文化,工业化、商业化、职业化,如利刃,直接切断阴阳两界的关联,来不及反应。弟子们原想作为一个集体,共同告别老师。但是等到来宾进屋之后,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我们站在一起。来宾被安排四人一组,鞠躬,告别,慰问家属,离开告别室。我们的愿望无法实现。只有刘钢师兄带着我和吴奇、方刚,四人坚持排在一组,鞠躬,告别。经过金老师的时候,刘钢师兄停下来,用手在金老师的额头贴了一下,仿佛要试试温度。之后,我们站在家属行列的末尾,守到最后。

一代哲人,匆匆离去。

进入2018年,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已经走了一位梁存秀先生。金吾伦先生是第二位。就在这两天,西方哲学汪子嵩先生也去了。

告别金老师这一天,北京的早晨非常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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