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朝鼎vs孔祥熙:成志会与抗战局势

“成志会”(Chen Chih
Hui,简写为C.C.H.)是民国史上举足轻重的留美学生兄弟会,曾占据民国财经、外交、教育、医学、工程、法律界重要岗位,涌现出多个领域的学术宗师,徒子徒孙遍布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迄今仍鲜为人知。令人称奇的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与“战犯”孔祥熙看起来似乎毫不沾边,却在会中称兄道弟,把酒言欢。

原标题:冀朝鼎vs孔祥熙:成志会与抗战局势

摘要: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活跃着许多有美国留学背景的人物:顾维钧、胡适、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王正廷、陈光甫、竺可桢、蒋梦麟、颜惠庆……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活跃着许多有美国留学背景的人物:顾维钧、胡适、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王正廷、陈光甫、竺可桢、蒋梦麟、颜惠庆……他们大多投身对专业技能和外语知识要求较高的财经、教育和外交领域,并且举足轻重。2018年5月20日,为期两天的“留美学生与近代中国的财经与外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落下帷幕,来自海内外的60余位学者共同探讨了近代中国的留美学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在中美关系充满张力的当下以史为鉴。引发与会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之一是史料方面的进展:相关档案或进一步得以开放,或经研究团队整理后以更清晰的面貌为读者所了解,为学界和大众都提供了更进一步了解近代中国的窗口。“留美学生与近代中国的财经与外交”会议由复旦大学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和美国纽约圣若望大学亚洲研究所主办。留美学生与中国的现代化会上探讨了诸多个案,包括顾维钧与联合国托管制度的成立、胡适在八一三抗战前放弃东三省的主张、孔祥熙在中美双方就“白银平衡税”征收的博弈中扮演的角色、蔡增基与民国时期的航运、袁同礼与抗战时期中美学术交流、孔祥熙与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初期的财政等等。复旦大学历史系姜义华教授在主旨发言中指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国元素影响深远,人物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刘蔚之在发言中提到,近代留学生中的“第三代”,即在1910年与1920年代中期之前获得博士学位的一批学生,是近代知识分子或留学生中最重要的一代人。他们的主要贡献不似前两代多在于思想启蒙运动或是亲身参与革命,而是在于学术界创造知识典范,为中国现代化贡献一己之力,被学者认为是“视野较广、最有创造力”的一代。他们中的佼佼者如蒋梦麟(1917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刘廷芳(1920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张彭春(1924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等都在各自的领域颇有建树。当时的留学群体也自发形成了“圈子”,复旦历史系马建标副教授的报告即探究由留学归国学生组成的“欧美同学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中国政局产生的影响。他指出,詹天佑、蔡元培、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王宠惠等知识精英都曾参与过欧美同学会的创建或领导工作,美国以一种间接但深远的方式影响了近代中国。留学生在教育领域的活跃也早已受到关注,河南大学王振存副教授提供的案例是又一力证:河南大学曾有连续四任校长均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凌冰、查良钊、邓翠英,其中查良钊做过两届校长);而河南大学自1912年建校至今,106年的办学历程中有校长30人,其中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就占20人。近代中国留美学生留影。从左至右、从上至下分别是:顾维钧、胡适、蒋梦麟、康同璧、宋庆龄、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王正廷。国内档案进一步开放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档馆”)是典藏民国档案的“重镇”,1912-1949年间中华民国历届中央政府及其所属机构现存大陆的档案集中保存在这里。其中关于留学生选派、管理、归国、任用的资料有较高的价值。自2008年以来,二档馆开展了大规模的档案数字化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数字化尚未完成、原件又被封存的情况下,许多档案无法查阅,何时能够恢复查档便成为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在会议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马振犊介绍了数字化工作的最新进展,并带来了“数字化工程圆满结束、档案馆从2018年开始已进入正常服务状态”的消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中国的国家级档案馆国民党时期遗留在大陆的档案经整理、编目,共计1300多个全宗、230余万卷、约4500万件、2亿2千万页;其中档案的破损率达到40%以上。据估计,这些馆藏要全部完成数字化,需要四十年左右,面临的修复工作也非常艰巨。早在1980年代,二档馆就开始以专题为单位进行数字化工作的尝试,将邮电档案、财政档案等先整理、后扫描。2008年以后,二档馆在国家档案局领导下以“中央研究院档案室全宗”为试点,进行高标准的彩色扫描(现已对外开放数字档案),并将原件封存。经过2008年-2012年的数字化工作,二档馆完成了2130万画幅的扫描,占全部馆藏的14.3%。自2013年起,二档馆集全馆之力将馆藏中利用率最高的档案进行了数字化。“在国家档案局的支持下、经财政部专项拨款,在全馆工作人员和外包公司的共同努力下,用五年时间完成数字化工程,实现6000万页的整理,5000万页扫描,900万画幅的档案拍摄,120万页的修裱。到2017年年底为止,馆藏总数超36%已完成了数字化。并且,这部分优先数字化内容,是统计显示2000年以来馆内利用率最高的300余个全宗。”马振犊说。此外,每年年底,二档馆都会新开放一批数字化完成的档案,目前已经开放包括国民政府教育部、内政部、外交部,国民党中央中宣部等档案全宗。“目前为止,开放档案的90%都已经数字化,可以方便地查阅。剩余部分有很多是利用率较低财务表格、会计账目等等,若有特殊需要也可以调用原件,以临时扫描的方式向读者提供。另外,一些面向民众服务的数据库也受到的普遍的欢迎,例如20万名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中国官兵名单及相关档案,每天都有民众前往查阅,许多人在看到先辈抗战烈士照片资料时泪洒档案馆。”马振犊表示,目前二档馆的接待人数已经恢复到2008年封存原件以前的状态,并且,档案数字化以后查阅效率更高、档案馆的对外服务能力更强;欢迎各国学者及研究机构前往查档并开展合作研究工作。二档馆藏数字档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海外档案的大规模发掘近代的中国留学生漂洋过海,尽管学成后归国报效,但在他们身后,许多资料还是辗转保存于美国的相关机构。如哥伦比亚大学有“顾维钧文件”、“陈光甫文件”,斯坦福大学藏有“宋子文档案”、“孔祥熙档案”,哈佛大学藏有“蒋廷黻资料”等等。近年来,越来越多学人为搜集研究资料远赴北美,国内高校或研究机构“组团”前往北美各大高校及档案典藏机构搜罗档案已经成为一种“现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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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志会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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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外交家王正廷是成志会创会会长,1919年在巴黎和会拒签和约令他一夜成名。1913年,时任参议院代议长的王正廷反对袁世凯进行五国大借款,遭袁忌恨,被严密监视。王氏广邀亲朋赴宴,席终,跟他年貌相似的成志会兄弟韩竹坪,扮作主人送客到门口,主人则穿上韩竹坪的衣服,溜之大吉,顺利出京。这次出逃,端赖成志会兄弟出手相助。

经陈立夫隔岸“吹捧”,冀朝鼎已成为神一般的存在。他对蒋介石集团的失败确有贡献,但只是团队中的一员,一些离奇的传说缺乏史料依据,过分突出个人也遮蔽了团队的作用。**地下党员冀朝鼎能来到孔祥熙身边担任机要秘书,山西同乡因素有一定关系,但“成志会”兄弟的因素或者更加重要。

成志会曾是个“秘密”组织。1946年,成志会美国分会决议,会员自认适当时可将会员姓名以及聚会时间地点公开。1959年,美国分会出版英文小册子《成志会五十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C.C.H.1908-1958)。该书流传不广,迄今只有费正清、吴相湘、方显廷3个位学者引用过。1980年,台湾大学教授吴相湘根据此书写成《成志学会促进中国现代化》一文,还原出几十个人物,尚未窥全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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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朱继圣、凌其峻在《文史资料选辑》发表《四十年来的仁立公司》一文,披露京津著名企业仁立公司的核心人物是曾任清华校长的周诒春,公司股东几乎都是成志会会员。这篇文章首次公开了部分“弟兄”名单。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这个组织真是薰莸同器,陶行知与孔祥熙同列。

陈立夫的指责

兄弟会(fraternity)这种社团起源于欧洲,19世纪在美国大学中逐渐普及。兄弟会要求会员保守秘密,往往被世人妖魔化,被贴上“搞阴谋”的标签,甚至被夸张到可以呼风唤雨的地步。

冀朝鼎,山西汾阳人,1924年清华毕业后留学美国,1927年加入**,1928年起受周恩来直接领导,193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入太平洋关系学会,通过“成志会”关系接近孔祥熙,1941年起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孔祥熙机要秘书等职,1949年初协助促成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起任中国银行副董事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1963年病逝。冀朝鼎因有力破坏国民党货币体系而被誉为“**第一经济间谍”。

1928年,林徽因对媒体发表谈话称:“美国大学生活之势力,全以兄弟会为中心。”(《北洋画报》第192期)。兄弟会的立意是发展友谊、互助互惠,入会仪式带有神秘色彩。毕业以后,同一兄弟会的成员相互提携。认识到兄弟会只是一种美国校园社交文化,就不容易被迷惑。中国学生这类社团除成志会外,还有Flip
Flap(顾维钧、宋子文)等。1925年,有留美学生在《晨报副刊》发表文章,披露当时留美中国学生已有兄弟会23个。

国民党失去大陆,陈立夫在回忆录《成败之鉴》检讨原因,说“在抗战胜利后,我们每步棋都走错了,”“都是冀朝鼎给宋出的坏主意”。检讨国民党惨败的原因,陈立夫不能把矛头对准蒋介石,最好的办法是找个替罪羊。

1908年秋,在哈特福德召开的中国学生联合会年会上,王正廷、郭秉文、余日章、朱成章、朱庭祺等7个留学生,商议效仿美国兄弟会成立“大卫与约拿单”(David
and
Jonathan)组织。(《王正廷回顾录》自序)大卫是圣经里面杀死巨人歌利亚的年轻人,后为著名的大卫王;约拿单也是以色列勇士,与大卫保持生死不渝的友谊。这个名称除了象征友谊,似乎还含有重振古老国家的含义。“大卫与约拿单”只有口头约定的章程:一、共勉努力提高中国地位;二、相互照顾保护;三、新人入会,实行一票否决;四、每月集会一次。由于吸收新“弟兄”十分严格,到1920年只有会员33人。留学生回国后,这个组织也开始在国内吸收“上升中的领袖人物”(《王正廷回顾录》自序),没有留学经历的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就是在国内入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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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另一批留学生刘廷芳、陈鹤琴等成立“十字架与剑”(Cross and
Sword)。两会的章程十分相似,都强调为提高中国地位而努力,相互照顾保护,严守秘密,吸收新会员实行一票否决。次年,王正廷衔孙中山之命出使美国,受邀参入“十字架与刀”,成为跨会会员。后经两会各自的大会通过,决定合并,定名为“成志会”(Chen
Chih
Hui,简称C.C.H.)。1920年8月28日,两会在上海集会宣布正式合并。(吴相湘:《民国史纵横谈》第145-149页)

陈立夫《成败之鉴》封面

在实际使用中,成志会的中英名称并不统一,有时也叫成志社、成志学会(Ch’en
Chih Hsüeh
Hui)。到1936年,成志会共有会员227人,绝大多数是男性,只有两个例外: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副校长胡彬夏(朱庭祺夫人),岭南大学女学监廖奉献(王正黼夫人)。

陈立夫指责冀朝鼎给宋子文出主意,让金融当局失去信用,举了两件事:一是黄金储蓄券六折还本,二是美金储蓄券到期不用美金兑付。陈立夫此说十分可疑。孔祥熙、宋子文郎舅两人,长期因争权而对立。1944年11月孔祥熙被迫辞去财政部长,次年5月辞行政院副院长,7月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实际是宋子文联合各派系“倒孔”。冀朝鼎是孔祥熙贴身秘书,“长期住在孔祥熙的公馆里”。这样的人物,宋子文不会加以重用。

机构与活动

陈立夫对冀朝鼎在金融方面“搞破坏”的指责,被一些人曲解为冀朝鼎给国民党设计金圆券方案。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取代法币的方案,是财政部长王云五提出,行政院长翁文灏支持,蒋介石拍板。吴相湘就此事专门采访过晚年王云五,证实他在财政部内“除与两次长及钱币司长、帮办会商外,他人均不能与闻”。冀朝鼎与王云五毫无渊源,应该是“不能与闻”金圆券方案设计。

成志会宗旨是“For the Uplift of
China”(为提升中国地位而努力)。按创会会长王正廷的说法,成志会的任务是“推进公益事业”,尤其关注教育、体育、慈善、交通设施这几个方面。成志会要求会员保守秘密,目的是加强内部凝聚力,吴相湘先生指出“绝不可认为它是隐藏某一计划的秘密组织”。

陈立夫还含糊地提到,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200比1的悬殊比率收兑沦陷区伪币,把沦陷区人民都变成政府的敌人,似乎暗示冀朝鼎也参与此事。抗战胜利时,孔祥熙已辞去行政院、财政部、中央银行领导职务,财政金融决策由行政院长宋子文、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主持,与孔祥熙毫无关系。没有证据表明,宋子文、俞鸿钧在收兑伪币问题上听取过冀朝鼎的建议。

笔者查到1929年8月成志会上海临时大会会议录残帙,由此撞进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会议录显示,大会筹委会主席是教育界名人黄炎培。笔者将《黄炎培日记》爬梳一过,参以《洪业传》、《何廉回忆录》、《方显廷回忆录》等,复原了成志会会员200多人的名单,虽非全部,相信比较重要的会员已浮出水面。

冀朝鼎对国民党政权破坏最力的,是利用他在太平洋关系学会、美国财政部、自由派媒体中精心编织的关系网,成功地在美国建构蒋介石集团贪污腐化、抗战不力的形象,有效阻延美国对蒋集团的援助。这种高层次的战略运用,不仅有周恩来领导的地下工作网络支撑,更重要的是国际“友军”的配合,不应过分突出某个人的作用。

成志会的领导机构是中央委员会(《黄炎培日记》第六卷第163页,以下引用简称《日记》),设委员、常务委员,并选举会长,1930年度会长是胡诒谷(江苏高等法院民庭庭长)。中央委员会之下,设决议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新会员提名委员会、程序委员会、服务委员会等机构(《日记》第七卷第94页)。同城会员定期利用聚餐方式会面。中国、北美两地,似乎每年开一次年会,必要时可开临时大会。成志会在上海、广州、天津、北平、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波士顿等地设有支会,其中以上海支会人数最多,1929年支会长即是黄炎培。

接近陈光甫

1929年8月23-25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召开临时大会,筹委会主席是黄炎培,总干事是“中国广告之父”林振彬,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创始人王正廷到会演讲。这次大会,选举出由13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会后,到西爱咸斯路383号孔祥熙宅举行“园游会”。(《成志会临时大会各委员会名单》;《日记》第三卷第175页)

从1941年起,冀朝鼎得以晋身外汇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等要职,主要是利用“成志会”这个留美学生组织的关系,以陈光甫的世界贸易公司为跳板,打入到孔祥熙身边。当然,山西同乡、世交的身份,对他获取孔祥熙信任也有帮助。

至写作本文为止,笔者已整理出234人名单,尚不齐全,相信已比较接近全貌。对会员国内就读院校、留学院校初步分析表明:除数十个资料不全者外,有54人在国内曾就读清华(含游美肄业馆、清华学堂、清华学校、清华大学),29人来自圣约翰,12人来自东吴大学,来自南洋公学(中学、大学)、北洋西学堂(北洋大学)的各7人,沪江6人,南开(中学、大学)5人。

朱继圣、凌其峻在《四十年来的仁立公司》一文中回忆,该公司股东多为成志会会员,包括孔祥熙与冀朝鼎。冀朝鼎是成志会会员,这一点可从《黄炎培日记》中得到证实。1924年,冀朝鼎从清华考上芝加哥大学,次年当选芝加哥中国留学生会会长。最活跃的学生领袖,从来都是成志会的招募对象。

在美国就读院校中,哥伦比亚大学(以下简称“哥大”)以37人高居榜首,其次是耶鲁(20人)、哈佛(18人)、芝加哥大学(16人)、麻省理工学院(15人)、康奈尔(12人)、宾夕法尼亚(9人)、伊利诺(8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7人),几乎都分布在美国东部。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始人陈光甫加入成志会后,与孔祥熙密切合作,在帮助蒋介石筹措军饷方面立下汗马功劳。陈光甫,江苏镇江人,1909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采取全新经营管理方式,取得骄人业绩。陈光甫借助成志会这一层关系,成为孔祥熙最得力助手。抗战军兴,国民政府财政极度紧张,1938年孔祥熙派陈光甫赴美商谈借款。因美国当时仍顾忌日本,陈光甫用“世界贸易公司”作过桥融资工具,为国民政府筹借美国贷款。

不可否认,成志会与基督教青年会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有些场合可以说是不分彼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约有15万华工开赴法国战场。基督教青年会派遣服务队到法境为华工服务,这个服务队的领袖人物晏阳初、蒋廷黻、傅若愚都先后加入成志会。晏阳初在为华工开办识字班过程中,认识到平民教育极端重要,之后终身投入到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事业之中。成志会致力于在中国推广体育运动,很多时候也是通过青年会这个途径,这与王正廷、张伯苓从青年会开始涉足社会活动有极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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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界

冀朝鼎被陈光甫招至麾下,担任世界贸易公司总务处长。有人说,陈光甫在一间中餐厅搞招聘,冀朝鼎前来面试被录用。这是外行话。1936年,冀朝鼎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及水利事业的发展》出版,蜚声学界,已在太平洋关系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工作数年,并非无名之辈。按成志会惯例,有兄弟远道而来,本地会员以餐会形式加以招待,表示欢迎并联络感情。冀朝鼎应该是借纽约分会餐会之机接近陈光甫,并打入世界贸易公司。

王正廷多次出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临时代理过国务总理,与国民党渊源不深。1928年,天下底定,蒋介石力排众议,让王正廷当外交部长,有成志会的运作成分。

二号人物孔祥熙

王正廷曾协助冯玉祥搞“北京政变”,当济南事件发生时,他正在冯氏军中,两人立即赶到蒋氏驻地,分析判断形势,提出绕道北伐策略,并冒险深入虎穴与日方谈判,这个表现让蒋氏十分赞赏。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蒋中正颇想在外交上有一番作为,与立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王正廷一拍即合。这种合作,也与孔祥熙的力荐分不开。孔祥熙长期得到王正廷提携,投桃报李正是成志会的规则之一。

抗战期间,孔祥熙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客观地说,他以出色的理财能力组织收入支持抗战,不无微劳。毋庸讳言,他也利用职权谋利,但绝无坊间所说几亿、几十亿之多;不少灰色收入,实际属于蒋介石的“小金库”,并非落入孔氏私人腰包。学者李茂盛曾专门做过研究,孔祥熙最终带出大陆的资产不到100万美元。

王正廷的成名与淡出,均与对日交涉有关。巴黎和会的时候,王正廷力主拒签和约,举国同钦。“九•一八”事变爆发,10天后外交部长王正廷被爱国青年痛殴,随后辞职。王正廷在1928-1931年间受蒋介石信任,开展“革命外交”,在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确有成绩,在处理对日关系方面也有一些失误。抗战初期王正廷使美,孔祥熙出力为多,但在争取美援方面无甚成绩,黯然回国。

孔祥熙借助成志会网络,在财经界拓展势力。笔者利用1929年《成志会会员录》、《四十年来的仁立公司》一文以及吴相湘的文章等资料,整理出234人名单,发现成志会会员在民国财经界遍据要津:中国银行总经理贝祖诒、上海银行创始人陈光甫、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中孚银行董事长孙多钰、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火柴大王”刘鸿生等等,都是成志会“兄弟”。民国时期四大政府银行“中、中、交、农”,除中国农民银行由蒋介石直接控制外,孔祥熙透过“成志会”关系网络,不同程度掌握住了其他三大行。

成志会在外交系统有不少人马,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外交总长王宠惠、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外交部常务次长刘锴、情报司司长刁敏谦、驻古巴大使凌冰、驻秘鲁大使徐淑希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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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界

成志会不仅是孔祥熙与财经界、教育界的联系纽带,也是人才储备仓库。吴相湘的研究表明,近代史学者蒋廷黻从清华弃学从政、经济学家何廉接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职务,都出自孔祥熙的安排。

孔祥熙自1907年回国后,一直在山西办教育,直到1922年,王正廷任鲁案善后督办,邀请孔祥熙当实业部长,才开始步入政界;王正廷负责中俄交涉事宜时,命孔祥熙为驻奉天代表。1927年冬,孔祥熙说服阎锡山、冯玉祥拥蒋复职,他与冯玉祥的交情,应该是通过成志会兄弟王正廷的媒介。随着孔祥熙在国民政府中地位和实力的不断提升,成志会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孔祥熙身上。

1947年2月,傅斯年发表《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猛烈抨击行政院长宋子文,轰动一时,“傅大炮”因此也名声大噪。傅斯年的风骨令人钦佩,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篇文章只有《世纪评论》杂志才敢刊载。《世纪评论》的主人何廉,成志会会员,由孔祥熙提携入行政院,曾任经济部次长,此时为金城银行常务董事。杂志代表了工商界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但背后有孔祥熙的影子。虽然傅斯年把孔、宋一起骂,但孔早已下台,也无意复出,在文章中只是陪衬,这篇文章的矛头对准的是宋子文。傅斯年的文章无意中被用作派系斗争的工具,导致宋子文下台。到1947年,换任何人当行政院长都难挽颓势。次年5月,翁文灏组阁,“社会贤达”王云五出任财政部长,这两人可以说是《世纪评论》所推崇的知识分子、工商业者代表,也无力扶大厦之将倾。翁、王主导的金圆券改革,反而加速了政权的覆亡。

孔祥熙总是被贴上“贪腐”的标签,他对抗战的贡献容易受到忽视。在东南半壁江山失陷的环境下,孔氏力任艰巨,保障军费与教育经费供给,功不可没。书生论政,总是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毛病。俗语有云“当家三年,狗也嫌”,何况他从1933年至1944年,身兼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当家超过十年,对他不满的人当然大有人在。孔祥熙的小舅子宋子文、CC系、黄埔系,都是“倒孔”的主力,中共与“第三势力”对此也配合默契。

冀朝鼎与太平洋关系学会

孔祥熙十分倚重“中国的摩根”陈光甫。陈氏白手起家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并发展为中国存款最多的商业银行,确属金融奇才。不少人误将陈光甫列入宋子文派系,可谓大大的误会,他是如假包换的成志会骨干。“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国府财政极度紧张,他受孔祥熙重托到美国洽谈借款,出色完成使命。胡适、黄炎培在日记里都对陈光甫的人品赞叹有加。

在中国大陆,拉铁摩尔(Oven
Lattimore,又译“赖德懋”)被认作单纯的汉学家。然而,1950-1952年间他曾被美国参议院指控为苏联间谍。拉铁摩尔的真面目,或许很难有结论,但亲苏、亲共则是铁的事实。1937年,经斯诺安排,拉铁摩尔与《美亚》杂志主编菲利普·贾菲抵达延安,会见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个贾菲,乃是冀朝鼎夫人海丽的表兄;海丽也是老资格的美共党员,1927年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在船上与冀朝鼎相识,1929年结为夫妇。

成志会云集财经界、实业界重量级人物,构成了孔祥熙执掌财政金融大权的基础。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聂其杰)、中国银行总经理贝祖诒、中国银行秘书长戴志骞、火柴大王刘鸿生、交通银行总经理王志莘、上海银行陈光甫、阜丰面粉公司董事长孙多钰、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均先后入会。成志会“兄弟”广泛分布在财政部、工商部、交通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等机关,以及复兴商业公司等国营企业。孔祥熙字“庸之”,正如盛宣怀自称“愚斋”一样,乃是故示谦抑,并非真的无能。孔氏主持行政院时期,将学者蒋廷黻、何廉引入政界,计划对行政系统作大刀阔斧的改革,奈何阻力太大,被迫派蒋廷黻出国,对官僚系统作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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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精英

1937年朱德在延安与拉铁摩尔、贾菲夫妇合影

成志会网罗了不少医学精英,内中有几个特别杰出的人物。颜福庆来自圣约翰世家,伯父颜永京为圣约翰书院创始人。颜福庆从圣约翰毕业后留美,获哈佛博士学位,后创办湘雅医学院,担任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蜚声海内;林可胜主持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国防医学院,担任过中华民国卫生部部长;沈克非历任南京中央医院院长、卫生署副署长、上海中山医院院长;金宝善在公共卫生方面贡献突出,当过卫生署署长、卫生部次长;刁信德为上海红会总医院院长。

拉铁摩尔是太平洋关系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又译“太平洋国际学会”等)的灵魂。该会成立于1925年,由慈善机构及企业家赞助,最初设想是提供一个讨论环太平洋问题的论坛,但控制权逐渐落到左倾学者手里。《太平洋事务》是学会会刊,长期由拉铁摩尔担任主编。据统计,从1934年到1941年,《太平洋事务》31位作者所写文章,有729页属于亲共内容,只有196页内容带有反共色彩。(Flynn:
The Lattimore Story,
1953,P.37)1941年起,拉铁摩尔担任美国战时情报局太平洋处处长,把原**北平市委组织部长唐明照招至麾下。1950年唐明照身份暴露后回国,1972年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的女儿唐闻生从1965年进入外交部,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的英文翻译。

在工科、农科方面,成志会也网罗了一些佼佼者。凌鸿勋以铁路专家著称,并曾出任南洋大学校长。茅以升为土木工程专家,以建设钱塘江大桥闻名于世,三次主持唐山交通大学。中国第一个林学硕士、中央林业试验所所长韩竹坪(韩安),也即掩护王正廷逃出北京的替身,是近代林业的开拓者。

1952年,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经过漫长的调查听证,怀疑与太平洋关系学会密切相关的48人为共产党人。从1949年后中方的权威发布中,48人中可证实为共产党员的有:冀朝鼎夫妇、陈翰笙、菲尔德、柯弗兰、艾德勒、爱泼斯坦、希斯、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尼姆·威尔斯。拉铁摩尔集团除控制《太平洋事务》杂志外,另外办了一个《美亚》杂志,冀朝鼎是撰稿人之一。这个左派集团以学术影响美国政府的远东政策、左右媒体舆论,从日后的发展看,运作十分成功。

后话

1943年:转折之年

成志会只是相互提携的兄弟会,不是政治组织,除了“提升中国地位”这一宗旨之外,没有其他政治纲领,更加没有组织地下阴谋活动,否则在解放初期的严格审查之中很难过关。1949年,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后兼人大副委员长。1952年,冶金专家陈新民受命筹建中南矿冶学院并任第一任院长。茅以升主持铁道科学研究院30多年,当时铁路属于部队编制,不会让一个政治上不放心的人主持科研。周恩来长期以来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也是地下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他的两大得力干将阎宝航、冀朝鼎在成志会潜伏多年,深知内情。周恩来没有将成志会当作敌对组织,而是将黄炎培、陈光甫、刘鸿生、周作民这些名人等列作重要统战对象。

冀朝鼎1924年从清华考入芝加哥大学读硕士,1927年初前往比利时参加反帝大同盟大会,期间加入**,当年秋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活动,留在苏联短期工作并与周恩来接上关系,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工作,1929年回美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

笔者凭借有限的史料窥探成志会的活动,目的在提供一个观察近代中国巨变的新视角。作为最精通西学的一个群体,尽管在各个专业领域上有突出贡献,他们并不能主导近代中国的走向。海通以来,科举精英与留学精英为应对世变,分别提出其救国思路并试图付诸实践,最终或被淘汰或被限制在专业领域。真正左右近代中国走向的,乃是一批曾被视作“非主流”的人物,或者换一种旧时的说法,叫做“小知识分子”。

1938年,冀朝鼎自美返港,与正在香港的邓颖超接头。邓颖超此行,表面上是陪同“双枪老太婆”赵洪文国赴港宣传抗日,实则另有任务。1941年,冀朝鼎正式回国工作,担任平准基金会候补委员、秘书长。该基金会主任委员是陈光甫,对孔祥熙负责。在这个能干的成志会兄弟兼山西老乡面前,孔祥熙丧失了应有警惕。1942年12月19日,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成志会在孔宅午餐,新会员六人行入社礼……始识冀朝鼎。”成志会经常在孔祥熙公馆聚会,而冀朝鼎与另一个美共党员艾德勒则直接住在孔宅里面。

(注:本文提到的人物,除黎元洪、蒋介石、周恩来、阎锡山、冯玉祥、宋子文、顾维钧、胡适、费正清、吴相湘外,均为成志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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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初冀朝鼎一家在美国

美国在对外援助决策和进程方面,容易受到各种不同意见的干扰。用本国资源支援外国,增加了本国负担,不痛不快者大有人在。此时,若有政府官员、学界人士、媒体提出受援国贪污腐化、不能善用援助,其阻滞作用立竿见影。

抗战军兴,中国东部精华几乎尽沦敌手,“盐税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五,工业税减少了百分之八十,土地税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强……”与此同时,军费开支大幅跃升。一消一涨之下,通货膨胀不可避免。除了尽量增收节支,争取外援乃是缓和通胀最有效的途径。

1941年底,孔祥熙向美国财政部提出大笔贷款的请求。次年1月9日,罗斯福总统批示同意,2月7日签署了众参两院一致通过的联合决议,决定向中国提供五亿美元贷款。按美国财政部拟定的协议,五亿美元“可按中华民国政府要求的时间和款额”动用。(阿瑟·N·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和通货膨胀
1937-1945》,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世界经济研究室2008年,第81页)

鉴于当时日本对中国已逐渐形成包围圈,从美国运送大规模的物资到中国困难重重,利用这笔贷款购买美国黄金,用以平抑中国战时通货膨胀的决策,是当时情况下最合宜的措施。按照协议,美方应每月向中方交付价值2000万美元的黄金,但在1943年2月、3月正常发运两次之后突然中断,拖延到1944年10月才进行第三次交付。(杨雨新:《五亿美元贷款与战时黄金、公债政策》)在这被阻延的1年7个月内,国统区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奔腾万里。

1943年恶性通货膨胀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学者严海建有透彻的分析。1943
年,以成都地区为例,城市工资的购买力为 1937 年的 74% ,农工工资为 59%
,而教授薪金的购买力则降至 1937 年的
12%。战前,教授月薪在400-500元之间,属于收入较高阶层;到1943年,以教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此时沦落为社会的最底层。贫困使知识分子产生强烈的挫抑感,也不可避免地与国民党政权疏离。(严海建:《抗战后期的通货膨胀与大后方知识分子的转变》)抗战后期大后方师生一连串的抗议活动,跟恶性通货膨胀有着非常直接的相关性。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罗斯福总统与财政部长摩根索急务缠身,给了财政部长助理哈里·D·怀特上下其手的机会,其手法十分隐蔽巧妙,就是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拖延美国黄金交付,破坏孔祥熙以出售黄金抑制通货膨胀的计划。这些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文件集中可窥见端倪。冀朝鼎的“成绩”,得益于美国财政部怀特、柯弗兰、艾德勒的密切配合,若都归功于冀朝鼎一人,对他人颇不公平。

哈里·D·怀特(1892-1948,Harry Dexter
White)出生于一个立陶宛移民家庭,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是赫赫有名的布雷顿森林金融体系“总设计师”。有证据表明,他在财政部任职期间,透过苏联间谍钱伯斯多次向苏方提供情报。尽管他在后来的听证会上否认是共产党员,但他的亲苏、亲共倾向可从多方面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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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与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

柯弗兰,1926年入读芝加哥大学,与冀朝鼎有校友之谊,1929年经冀朝鼎介绍加入美共,曾任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主任,1958年到中国定居,任中联部顾问,参加《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1980年在北京去世。冀朝鼎结识艾德勒,经由柯弗兰的介绍。

艾德勒(1909-1994,Solomon
Adler,又译“爱德勒”、“爱德尔”),英国人,曾就读牛津大学,约1935年加入美共,不久进入美国财政部,1941年来华,次年起担任平准基金美方代表,与冀朝鼎一起住在孔祥熙公馆内。1960年代初起定居中国大陆,任中联部顾问,参与《毛选》英译工作,1994年在北京去世。两个老外先后受聘中联部顾问,参加《毛选》英译工作,并非偶然。《毛选》英译工作的总负责人,乃是原美共中国局书记徐永煐,冀朝鼎的老上司。

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顾问长达19年之久的美国经济学家阿瑟·N·杨格,于1965年出版《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一书,对美国财政部官员怀特、艾德勒等人故意阻延黄金交付有深入研究。杨格指出:“当中国催促急运黄金的时候,怀特提出了种种论点为他的阻挠行为辩护……在中国通货膨胀这么严重的情况下,难以理解任何对经济问题颇有见识的人怎么能够一本正经地发表所谓中国印刷更多钞票比批售黄金要‘便宜得多’的议论!”“怀特在阻挠黄金装运去中国的同时,于1944-1945年曾竭力促成向俄国提供一百亿美元的战后贷款,表明他有一种反华亲俄的强烈倾向。”“扣住黄金不运往中国,加剧了通货膨胀,并造成了战时和战后随之而来的一切严重后果。”(阿瑟·N·杨格着、陈冠庸等译:《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世界经济研究室2008年,第217、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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