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林语堂闹翻原因探究:竟然因为一条蚊帐?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林语堂先生一封亲笔函的翻拍件,信里的主要内容是有关给出版商翻译外国书籍的,其中写道“敝友杨维铨”愿译某短篇小说选,“舍侄林疑今”愿译某集子等。杨维铨即杨骚的本名。信末时间写着“二月二十四日”,没有年份。我推断,这应该是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写的。这封信读后,勾起我几许思绪。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曾与鲁迅并肩战斗过的学者林语堂在美国纽约挥笔写下了悼念文章《鲁迅之死》,言辞深切,令人动容。鲁迅与林语堂二人曾一度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但后来却十分高调地闹不和,究竟是什么原因?

许多年以前,我刚从南京一所学校毕业不久,有一回公干到广州。广州是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也是父亲杨骚生前工作过的地方,于我有一种温馨和亲切。一天晚上,到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北京路闲逛,从灯火的河流和人的河流中,走进新华书店。我无意识地走动,在一架书柜最上层的角落,看到了上下册的《鲁迅日记》,请服务员取下来一看,还是精装本的,没什么犹豫,就买下了,尽管价格不菲。父亲杨骚与鲁迅曾有过交往,或许里面有什么记载,如果没有也无碍,看看伟人的日记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后来的情况说明还真买对了。

1924年11月,《语丝》创刊,鲁迅和周作人做了语丝派的首领。鲁迅曾两次主动给林语堂去信约稿,林语堂遂成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
因为鲁迅参加了语丝社,又领导着莽原社,他向林语堂写信约稿。接着是林语堂的复信和交稿,这就是两人“相得”的开始。

回到流花宾馆,躺在床上翻开《日记》,很快找到有关父亲的记录,远不止一处。《日记》里出现文坛赫赫有名的郁达夫、柔石等等,还有林语堂。说来不好意思,我还很不清楚林语堂是个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他的书,只是片断地看到过一些贬斥他的文字,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远离政治、专事闲适小品文的文人。此时文革刚刚结束,想来应有不少人同我一样,对林语堂不甚了然。有一个名字那天晚上我是记住了,叫林和清。

不过后来林语堂与鲁迅都避居上海以写作为生时,矛盾爆发了。同以文字生活,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林语堂则是借助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然而鲁迅却不这么看,鲁迅认为在反动派屠刀下,没有幽默可言。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鲁迅自己无畏地宣称:“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分化鲁迅曾说:中国并无幽默,要有,也只有“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一类的东西。

在1928年1月25日那一天的日记里,我看到鲁迅这样写道:“二十五日雨,下午晴。寿山来。林和清及杨君来。”《日记》后面的人名索引表明“杨君”就是杨骚。这则简短的日记里一个“及”字,表明林和清同父亲是一起到鲁迅家中的。这个林和清是什么人呢?脑子里出现一个盘旋不去的问号。

有关他们心生隔阂还有一场小风波。两人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一次鲁迅不小心把烟头扔在林语堂的帐门下,把林语堂的文章烧掉了一角,林语堂十分不悦,厉声责怪鲁迅。鲁迅却觉得林语堂小题大做,回敬说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两人就这样争吵起来。

文革结束后,断断续续出现了一些回忆和研究杨骚的文章,只要我发现,都会搜集起来。忘了在哪一篇文章或何处提到了林和清,说他带杨骚认识了鲁迅。还提到了林疑今,说他们都是林语堂的亲戚,林疑今还是厦门大学外文系主任。于是我到了厦门,这座美丽的小城离漳州很近。在一个夜暮降临不久的时分,我来到厦门大学西村一座楼房的二楼,同林疑今先生做了一番时间不是太长的交谈。他是个和蔼的老人,在黄色的灯光下,他凝神看着我,让人有点犯嘀咕。谈话中才知道,他认识父亲,很熟悉。三十年代他同父母都在上海,有几次半夜时分,杨骚来敲门,原来同白薇吵嘴,跑来消气,消完气后就在客厅的沙发上凑合一宿。在林疑今先生的帮助下,我终于解开了那个问号。

到1929年8月28日的“南云楼风波”是使得鲁林二人疏远的直接原因。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在南云楼设晚宴,宴请鲁迅、林语堂夫妇、郁达夫夫妇、川岛等文化界名流。此前,鲁迅因版税问题与李小峰闹得很不愉快,以致对簿公堂,后经郁达夫调解才达成一致。因此,这顿饭带有明显的“和好”之意。

原来林和清是林语堂的三哥,原是一名西医,却非常喜欢文学,同鲁迅认识较早,给鲁迅主编的杂志《奔流》写稿时用的笔名叫林憾。林语堂当时创办了《宇宙风》杂志,后来离开上海到美国,林和清接替弟弟主编这份杂志,此时名字改成了林憾庐。他倾尽全力于这本杂志,实际上是累死在这个位置上的,时为1943年2月。巴金写了《纪念憾翁》的文章,通篇哀思绵绵,说他在“朋友中间发射着光彩”。正是他引领杨骚认识鲁迅,使杨骚从新加坡回国才几个月,便得到鲁迅的赏识和提携,在比较短的时间里以自己一批作品获得文坛的认可。

席间,有人忽然提到一个人——张友松。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也是一位青年作家。张友松想办个书店,为此多次请鲁迅、林语堂等人吃饭,并一再表示自己要以李小峰为戒,决不拖欠作者的版税。为拉拢鲁迅,张友松不惜暗中中伤李小峰。外界不少人认为,鲁迅与李小峰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张友松挑拨造成的,所以鲁迅很忌讳这件事。

林疑今先生是林语堂二哥林玉霖的儿子,著名的翻译家和学者,如今也已远去,但是他翻译的海明威名著《永别了,武器》,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至今,一版再版,长盛不衰。1932年2月杨骚回漳州,途中给白薇写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当有人提起张友松时,一向心直口快的林语堂也没细想前因后果,就跟着别人连连点头附和。林语堂原以为自己是替鲁迅说话,可鲁迅并不那样认为。鲁迅认为林语堂是在讥讽他,当场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显然,鲁迅这时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说:“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林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两人越说越火。

在船中碰到疑今的弟弟们,听说语堂太太也回来了,坐二等舱,我没有看到她。疑今和他的父母仍在上海,三义坊20号。疑今的父亲今早到船上来见送他的儿子,临别时拿十块钱交给我,请我代他送给他的老母,听说他的老母已经七八十了,他言时竟眼泪流了起来,很是感伤的样子,一个上四五十岁的人,还会念起老母来而落泪,这回我算是初次见到。

鲁迅在他日记里说:“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林语堂也在1929年8月的一处日记中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

林玉霖拿钱托杨骚带给漳州家中的老母,想来关系很好。

“和事佬”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明确指出,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讥刺。”林语堂也起身申辩,空气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郁达夫的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然而有了误会,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就不可能像从前那样融洽了,要知道鲁迅是主张“一个也不宽恕”的。另外随着林语堂“幽默大师”的名声越来越响,这让鲁迅更加反感,觉得林语堂是不可救药了,“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来的”,对他不再抱任何希望了,于是乎加紧了对林语堂的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

因为共同的志趣,又因为都是福建漳州人氏,同在海上文坛的老乡,杨骚与林语堂及他的几个兄弟和侄儿,都同鲁迅过往甚从。鲁迅在1928年9月27日的日记里记载:“晚玉堂、和清、若狂、维铨同来,和清赠罐头水果四事,红茶一合。夜邀请诸人至中有天晚餐,并邀柔石、方仁、三弟、广平。”玉堂即林语堂。若狂即林惠元,是林语堂大哥林孟温的长子,也是个文学青年。4个乡亲一起到鲁迅家作客,又由鲁迅作东一起到饭馆吃饭,乐乐融融,这情景也会让文坛不少人羡慕吧。

还有记载说,曾经在一个饭局上,几个广东作家兀自讲粤语,林语堂则故意讲一口流利的英文逗趣。鲁迅听了极为不满地说:“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么?”弄的场面极为尴尬。

但是文坛不是一泓清水,不知道有多少是是非非的事情在不停地搅和。杨骚同林语堂有这一层的同乡关系,后来让人想不到会成为杨骚同鲁迅疏离的一个缘由。

都是一代文豪,可惜这两位大师的性格和文学风格迥异,最终使得两人分道扬镳。

这是1929年的一件事情。有一天,鲁迅、郁达夫、林语堂夫妇、杨骚等等好些人在上海南云楼一起吃饭,席间,鲁迅同林语堂发生激烈的争执,大家不欢而散。离席后,鲁迅满腹火气还没有消,他拉杨骚要到自己家里,再叙谈叙谈,正好杨骚那天拉肚子,不舒服,没有同鲁迅一道回去。鲁迅大概认为杨骚偏袒自己的老乡,心里有了疙瘩。

有的现代文学研究者称这件事情为“南云楼风波”。鲁迅在当天的日记里也记下了此事。《鲁迅日记》1929年8月28日这么写着:“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其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讽,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我对这件“南云楼风波”的事颇为在意,耐心查阅了一些资料。因为从1930年起,《鲁迅日记》中杨骚的踪迹突然消失了,但他仍在上海,让人不解。在这之前的1928年和1929年两年中,《日记》中有关他的记载有69次之多,在当时文学青年同鲁迅的交往中是少见的。晚年杨骚同侄儿杨荣谈起同鲁迅误解的几件事中,“南云楼风波”是其中的一件。

这件已过去有80年之久的事情,缘起和经过大致是这样的:上海北新书局的李小峰拖欠鲁迅大笔版税,鲁迅提出诉讼,李小峰请来郁达夫调解,谈妥了将欠鲁迅的2万元版税分10个月付清。这天他们一起去南云楼吃饭,与此事没有瓜葛的林语堂酒后言多,讲到了张友松。张友松是原北新书局编辑,春野书店创办人。鲁迅认为林语堂提起张友松是讥讽他提出诉讼与张友松有关,因为张友松也想办书局。鲁迅亦有几分酒意,他脸色发青,拍案而起,连连说:“我要声明,我要声明。”林语堂也不相让。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刊《回忆鲁迅及其他》,1940年7月宇宙风社出版)一文中,详尽地叙述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林语堂在《忆鲁迅》一文中则说此事是“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一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渡过了。”实际上,这件事情导致鲁迅同林语堂两三年没有来往。

“南云楼风波”中鲁迅同林语堂的冲突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是少有人知道杨骚因此事与鲁迅也生出了隔阂。这种误解他大约无法对鲁迅多作解释。

尽管出现过“南云楼风波”这样的事,短时间也无法抹去它的阴影,但他们终有过密切的交往,在大的事情面前,在对待恶势力的残暴,他们依然是非分明,站在同一条战壕里。

前面提到的林语堂的侄子林惠元,曾是漳州进步学生组织“震中学社”和“非基大同盟”的骨干,“四·一二”后,为躲避迫害,远走新加坡,之后回乡又转到上海,同杨骚成为好朋友,他有时住在父亲林孟温家中,有时就同杨骚住在一起,也是鲁迅家里的常客。1929年,他回漳州组织进步团体“群学社”,同进步青年胡大机主编《爝火》月刊。3年后又接办《回风报》。后来《回风报》准备迁往厦门,杨骚也回漳州住了一段时间,要同林惠元一起办这张报纸,因为经费不足,此事最终没有结果。

1933年5月初,任福建省龙溪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的林惠元,没收了一批大宗的走私日货。不料这起走私与十九路军的参谋长黄强有关,黄强企图用巨款收买林惠元,要求归还日货,想不到被林惠元拒绝。他恼怒之下,便指使手下诱捕林惠元,并立即枪杀。林惠元被押上车后大声喊冤,又被匆忙拖回,用短竹子将他的嘴撑开,不让他呼叫。当时有许多人看到这个场景,林惠元被押赴刑场时,在车上挣扎着要讲什么的样子,但是嘴被竹子顶着无法出声。后来有尚存的老人记得此事的,提起仍充满惋惜之情。

林惠元被残忍地报复杀害的消息传到上海。当时漳州文艺青年蔡大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福建省文化厅副厅长)登门找林语堂陈述此事。林语堂和杨骚立刻行动起来,奔走联络了一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一道签署了《为林惠元惨案呼冤宣言》,署名的有柳亚子、鲁迅、郁达夫、傅斯年、叶圣陶、林语堂、杨骚等二十人。这份《宣言》于当年6月2日和6月3日先后在上海《大美晚报》和《申报》发表,产生了极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宋庆龄和蔡元培也分别向有关当局发了电文要求惩治凶犯。但是由于复杂的政治历史背景,林惠元的冤案还是石沉大海。对林语堂来说,林惠元是侄子,对杨骚来说,林惠元是好朋友,但这场抗争却不是私人恩仇,这是正义同邪恶的斗争,当正义被绞杀了,他们能沉默无语吗?在邪恶的面前,当年他们曾同是正义的卫道者,一起发出了呐喊的强音。

岁月茫茫,往事如烟。杨骚比林语堂迟4年多才来到这个人世间,却比他早了近20年离开。20年,不知能在这个人世间走多远的路。林语堂出生在福建平和县的坂仔村,平和一家瓷厂烧了一种摆设的瓷盘,上头印着林语堂的头像,他手里拿着烟斗,似乎祥和着。旁边有两行字,是现在人们所熟悉的林语堂语录:“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这许多年前的话也同样适合表达如今开放社会的慈爱、包容和务实。

林语堂的祖籍在漳州近郊的天宝镇五里沙村,这里仍埋葬着他的父亲和母亲。由于种种原因,他后来再没有回过家乡,没有在父母的墓前为身为牧师和基督徒的父亲母亲做做祈祷。幸好,假如有过遗憾,女儿替他抹平了。2002年4月,林语堂的女儿林太乙和林相如回到五里沙村。在座谈会上,我见到了她们。她们姐妹中,只有林太乙接过了林语堂的衣钵,写过小说,是闻名于世的《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辑。她显得很疲惫,步履蹒跚,说话语音不亮。她在自己写的《林家次女》一书中,曾引用美国作家沃尔夫的话“故乡是不能再回去的”,因为人事景物已经全非。但是她还是回来了。某种意义上说,她回来,也代表了林语堂回来。2011年10月,我在林语堂出生地平和县的一次文学活动中同林相如又相遇。我谈起一些往事,但她对文坛的事似乎很生疏。

我到过台北林语堂故居,他的坟墓就在这里。参观时,我心里冒出一个想法,如果林语堂仍在,他会回家乡吗?也许,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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