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浦京娱乐游戏名家的礼物蕴藏着温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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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关在”金丝笼”里的贵族小姐;

虽说“金陵子弟江湖客”,然江湖有冷暖,世事多沧桑。很幸运,我们40后这一代从事文字工作的,时有机会亲聆大师名家的指教,有缘结识一些江湖上的文坛前辈并享其恩泽。

1956年赵瑞蕻杨苡携三个孩子摄于上海,《呼啸山庄》译于此时。

她是抗战时期的青年女诗人;

在江南莺飞草长的春光里,清风满怀,端详摩挲师友们贻我实物,诸如钢笔、手表、帽子和酒等。每每睹物思人,心底便涌上一股暖流。且把这些实物的来龙去脉倾于纸端,与诸君分享,不亦乐乎!

巴金是她的人生导师,从17岁写信诉说人生苦闷开始,她与他亦师亦友的关系持续了大半个世纪。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不仅是她的兄长,也是她最崇拜的人。而她自己译著了《呼啸山庄》《永远不会落的太阳》《俄罗斯性格》等多部长篇小说,其中《呼啸山庄》这个译名还是由她首创的。她就是著名翻译家杨苡。

她还是《呼啸山庄》译名的首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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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杨苡先生正式迈入了百岁老人(虚岁)的行列,但通过南京大学余斌教授的这篇文章,你分明感到,她仍在饶有兴致地参与“现在”,什么事到她嘴里,都是“好玩哎”。

杨宪益宠爱她,沈从文关怀她,巴金指引她;

林海音的手表

客厅里的照片无论如何变换,巴金和杨宪益的像总是出现在最突出的位置上

她是呼啸而来的奇女子。

人生的故事,大多与职业有关。我是一名文学编辑,20世纪90年代策划编辑一套“双叶丛书”,萧乾先生把林海音(1918—2001)、何凡(1910—2002)夫妇介绍于我,入盟这套丛书。书内的故事多,书外的趣闻也不少,且说林海音吧。

北京西路二号新村,是南京大学的一处宿舍区。有大大小小几十栋楼。其“滥觞”是几栋上世纪60年代建的三层楼房,“二号新村”之“新”就是由此而来。后来范围扩大,陆续有新楼盖起,特别是一批上世纪80年代六层的住宅,定下了现今二号新村的格局,几栋三层楼房已偏于一隅,蜷缩在院子深处。

她,就是着名翻译家杨宪益的妹妹杨苡。

林先生的热情和干练是有名的。她与我过从多年,很少写信,她说“打电话便当、快捷、效率高”。每每都是她从台湾打来,谈完正事便拉家常,一拉半小时都放不下。有时我不在家她便与我太太聊天,她俩也成熟人了。一次通话中,我们聊到南京,我请她将来得便时到南京做客,她在慨叹一番“老了,走不动了”之后,又说她跟南京真有缘,她的老公公夏仁虎(枝巢老人,国学大师)先生就是南京人,家住颜料坊,故居还在;她的亲家公——二女儿夏祖丽的老公公张维寅,以前也一直生活在南京,世事变迁后,不知下落了……末了对我说:“方便的话,帮我们打听一下亲家公的下落。”我当即一口承诺:“一定尽力。”

杨苡先生就住在其中号为“甲楼”的那栋的一楼。按后来单位分房时的说法,应归为两室半的中套,70来平方。1965年入住至今,再没挪过地方。到现在杨先生说起当年选房时自己的眼光,还有几分得意。说这房子质量好,地基打得深,冬暖夏凉。一个多世纪以前在天津,杨家风光显赫,即使身为中国银行行长的父亲去世以后,杨家住的也是租界里的深宅大院、花园洋房。甲楼一小小单元房,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杨先生聊起往事,可以将天津旧居的种种细节一一道来,语气里却无半点不胜今昔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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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秋,夏祖丽由澳洲返台省亲,林海音让她与我通话,我与祖丽算是初识。次年春,祖丽为写《林海音传》《何凡传》,追寻先人足迹,专程来南京搜集资料。离宁时在餐桌上,她又提出请我帮她找老公公下落的事。回墨尔本后,她寄来夫婿张至璋刊在《联合报》上的《镜中爹》,洋洋五千字,追忆幼时他与父亲在南京的生活。自1948年母亲携他投奔在台的大姐后,仅与父亲通过一封信,还是托人转交的;只知父亲1949年入南京“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便音讯杳无了……生死两茫茫,血肉亲情溢满字里行间。祖丽希望我能找一家全国发行量大的报纸将该文重发一次,以期有信息反馈。谈何容易,那么长文字,语境不同,很难有报纸接纳。我只好将《镜中爹》做了大压缩,再朋友托朋友,费了好大的劲终在贾平凹主持的《美文》上发表了。文章再改,仍是一篇回忆性散文,很难引人注目。三个月过去,如泥牛入海。与此同时,我“双管齐下”,给南京市公安局写信,到第二历史档案馆查资料,希望能从历史旧档中找出张维寅1949年后的线索。两处结果如出一辙:“查无此人。”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只好将公安局的回复寄给澳洲的夏祖丽,同时告诉林海音,算是一个交待。

澳门新浦京娱乐游戏,她好像从未将她不大的单元房看作“陋室”或“蜗居”之类,虽然上世纪90年代以降,高校教师的居住条件也大大改善,相形之下,她的住所已显得狭小而老旧。旧虽旧,杨先生的家绝对不会像通常老人的住处那样,给人缺少生气的感觉。小院里总是花木扶疏,房间里则家俱、小玩意不断重新摆放。重新组合、分类最频繁的是书,不定何时有了新主意,杨先生就会指挥保姆小陈搬进搬出、搬上搬下排列一番。这是外人不易觉察的,杨先生自会兴致勃勃地提起,且告诉你如此归类的理由。就像把一些老歌请人录在一起听,又或聚起了满橱各种材质的玩偶、娃娃一样,到老太太嘴里,都是“好玩哎”,她经常给一个解释是:“这是我的一种玩法。”

杨苡,原名杨静如,1919年生于显赫之家,父亲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与袁世凯、冯国璋等军政要人过从甚密。母亲虽然出身普通家庭,但在丈夫影响下,她读书、看报,有远见,眼界开阔。

夏祖丽来信除感谢之外,还附来张至璋的长信,叙述父子失散五十年来的思父之苦。弦外之音我听得出来,分明是一种对明知没有希望的希望,令我感动和震撼。我将他的《镜中爹》作了改写,以另一种形式通过朋友关系在南京本地的一家报纸刊发一次,希望从反馈信息中得到蛛丝马迹。结果一样令人失望,但得了点稿费。我忽发奇想,何不用稿费刊登广告?死马权当活马医吧。南京的报纸多,但多为地域性,发行不出省;唯《周末》是张文化性报纸,全国发行。于是我在《周末》以我个人名义刊了一则“代友寻父”的广告。我拟的广告词信息较多,但刊出来的只有短短两行。广告连刊三日,第四日的下午,我接到一个陌生女性的电话,她说她看到这则寻人启事,据她所知,南京与张维寅同名的有几百个,倒是夫子庙和下关某处有两位叫此名的有点靠谱。我询其祖籍、年龄后发现根本对不上号,我说此人如在世,该有一百岁了。那位女性仍很热情,说广告中的信息量太少,希望我能提供更为详尽的线索,比如亲友之类,可以顺藤摸瓜。她表示愿意再帮忙试试。我对她表示感谢后,请她示知名姓以及工作单位、家庭住址之类的联络方式,以便沟通。对方回答很干脆:“没有必要。”只给我一个电话兼传真号,说有事只要发传真就行了。我不便深问,我的通讯录上至今写的仍是“帮张至璋寻父者”。此后给她发的三封传真,抬首写的就是她传真号末三位“六三九”,我的署名也是我的电话尾数“三七一”,活像潜伏的地下工作者。

我所谓“杨先生的客厅”,是通向小院的一间,也就十三四平米,几只书橱加上写字台、沙发,剩不下多少转圜之地。墙上的字画而外,吸引注意力的是四处摆放的照片,先人的、家人的、朋友的、师长的;过去的、现在的。有的是“长设”的,有的则“应时”变换。不论如何摆放,巴金和杨宪益的像总是出现在最突出的位置上:巴金是她的人生导师,从17岁写信诉说人生苦闷开始,她与“李先生”亦师亦友的关系持续了大半个世纪;杨宪益则不仅是兄长,也是她最崇拜的人——说起杨宪益,她总是很确定地用上“崇拜”一词:“我就是崇拜我哥!”

含着金汤匙出生,杨苡是名副其实的贵族小姐。

夏祖丽、张至璋夫妇的孩子在美国,他们常澳洲、中国台湾、美国满世界跑。我打电话无人接听,那时也不会用电邮,只有写信。月余,夏祖丽夫妇来了长信,张至璋说,他“1948年赴台时,年仅5岁,对家庭的亲戚关系不清楚,现在母亲也过世了。只知家父张维寅,有一个弟弟张维辰,张维辰有一子张靖璋,还有没有其他子女不知道了”。“我自小在南京出生、成长,我的叔叔一家不在南京,也许在北京、上海或香港。”我立即将这些细微的信息整理,形成文字,传真给“六三九”,并代表张至璋全家向她助人为乐的精神表示感谢。对方并无回复,甚而连这封传真她是否收到我也全然不知。我以为没戏了。

那些老照片里的人有好多都已不在世了,却不是供着,杨先生与之朝夕晤对,就仿佛故人还在周围。在杨先生家做客,最有意思的事情之一就是看老照片,几乎照片上的每个人,都会引出一个周周折折的故事。有时谈着往事,杨先生会忽地起身到照片前面去指认,这就是他(她)哎。老人都喜欢谈往事,唯杨先生说起来没多少伤感,倒是“好玩”得紧,仿佛那些人与事不是过去时,是现在时的。有她在内的照片,穿越了好几个时代,从孩提时代,到中学毕业照,到身为主妇,到儿孙绕膝的老年,当然有“岁月”流过,奇异的是不“沧桑”,就像房间里老旧的家俱、不加粉饰的墙面和裸露的水泥地,不会让你觉得寒伧一样。

不幸的是,出生不久,父亲感染风寒意外去世。好在家大业大,靠着父亲留下的巨额遗产,一家人住在天津日租界”一座巨大而样子难看的宅邸”,生活有仆人照料,日子依旧富裕而悠闲。

奇迹终于发生了。大概半个月后,2001年6月30日,“六三九”突然来电话,语气挺激动,“终于大海里捞到针了!”说她在上海找到了一个张靖璋,并有他家中电话,虽未联系上他本人,但找到他在某医院工作的妻子邵女士,并与她通了话……“六三九”说据她的判断,这个张靖璋应该是张至璋的堂弟。我当即给墨尔本的张至璋打电话,无人接听,改发传真,并将张靖璋的家中电话示知,同时将张至璋电话告诉了上海的邵女士。夜间十二点,张至璋来电话说他已与张靖璋通了电话,“经谨慎求证”后认定是他的堂弟。他很高兴,说找父亲又多条线索了。

其实衬着商品房的兴盛,层出不穷的新兴小区,二号新村里后起的典型的上世纪80年代多层住宅也像是上了年纪的光景,“新村”之“新”已然无从说起。其居民多为老年的教职工,年轻的大都搬到学校新建的宿舍区,七老八十者株守此地,图的是位置在市中心而闹中取静,交通、就医方便。院里比别处更有一种静谧,有几个时段,最常见的景观就是老年人相携在缓缓散步,其中不乏拄着拐的。据说90岁以上的,能数出六七位,这里面年龄最大的,我想就是杨先生了吧。

庭院深深,又兼父爱缺席,杨苡最依赖的,就是大她近5岁的哥哥杨宪益,她常常拽着哥哥的衣袖逛市场,看电影,到书店买书。哥哥的同学叫她”小尾巴儿狗”。

“六三九”真神通广大,五日后,她又来电话告诉我张维寅在新中国成立后落脚上海的一些具体情况。不过,人已过世了。我立即将最新进展告诉夏祖丽夫妇。

杨先生并不是南大的人,住在这院里,她的身份是赵瑞蕻先生的“家属”。“家属”有一意,是指没有工作的人,家庭妇女。杨先生常说起对家庭的看重。1953年高教部外派赵先生和她去东德教书,一家人已打点行装到了北京了,说是孩子不能带去,她便拒绝了。孩子是最重要的,这差不多是绝对命令。杨先生说这是家教,从母亲那儿来的。不仅如此,赵先生在世的时候,也是优先的,客厅里唯一的写字台就属于他。很难把“相夫教子”与《呼啸山庄》的译者联系起来,但杨先生总是笑说起她在家中的从属地位,以及她与赵先生之间的“志同道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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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寅,北京人。华北大学文学系毕业,教过书。敌伪时期先后供职于教育部、司法部,一般小职员。“华大”毕业后,在上海、吉林、黑龙江等地教书,生命最后七年在上海一家小厂当铸造工。在历史档案中,他有意把年龄写小七岁,把家属的名字故意写错,以致造成后来的寻亲困难。

她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有机会就要声明自己只是“教员”

被爱包围着,在儿歌、涂鸦和洋娃娃的陪伴下,杨苡快乐成长,活泼而淘气。

张至璋夫妇飞到上海,费一番周折后终于找到张父的工作单位上海锻压某厂,始知其父已于1980年去世。他从厂方的存档中得到的只有一张父亲在龙华火葬场的焚尸单据,追到殡仪馆,但无骨灰。馆方说,因时过多年,骨灰已以无主户被集体深埋了。张至璋在距上海七十公里奉贤县杭州湾海边找到墓地,一块石碑上刻着:“……由于亲属的遗忘和放弃,我园让他们回归这片绿色土壤中……”

当然,杨先生并非“家庭妇女”,倒不仅仅是从言谈举止上一望而知——事实上从大学毕业到退休之前,她一直是工作的,而且大部分时间,有单位。把“工作”和“单位”分而论之大有必要:上世纪50年代初,杨先生的履历表里自说自话填的是“自由翻译工作者”,她不知道照新社会身份的分类,根本没有这一说。她也不晓得她所习惯的“自由”已经成为一个可疑的字眼。

童年的欢乐就像绚丽的花朵,牢牢地埋在她的心底,人生底色温暖而明亮。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忧虑的,那就是,”哥哥太聪明,姐姐太努力”,相形之下,显得她”又笨又懒”。

张至璋捧起墓碑边的一抔黄土,带回了台北。

她以为给自己的身份定位是“写实”的,因为那几年她不上班,呆在家里译书。不过她不上班的“自由”很快受到干扰,文联(杨先生在南京解放后加入了市文联)的小会上有人对她“不出来工作”表示不解,杨先生信奉的“孩子第一,四岁以前必须自己带”,不被认为是一个理由,在仍应算是和风细雨式的“帮助”中,倒被归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

果然,几十年后,哥哥杨宪益成为着名翻译家,姐姐杨敏如则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1999年岁末,至璋夫妇来到南京,央我非要见那热心的女士一面,还要请我们吃饭。我打电话给“六三九”,她高低不肯。我开玩笑说:“你再不肯,我要找媒体了!”好说歹说,她才同意。在南京凤凰台饭店,至璋夫妇、张靖璋、“六三九”和我都是第一次见面。席间,至璋说要给媒体写篇稿子表扬“六三九”,她急了:“千万千万别写!”我问她为什么这么热心助人,她说她生来喜欢这样。我们请她告知名姓和联络方式,挤牙膏似的挤了半天,她只报出了一个姓“童”。我好奇,问她的职业,她淡淡一笑:“警察。”

杨先生后来就被“帮助”到单位去了。在水利学校教过中文,到文联下属的《雨花》杂志当过特约编辑,最后一站是南师大外文系。1980年就不干了,不是系里让退,是她自己辞职的。她的许多朋友同事都不明白她何以那么迫不及待:等定了职称再辞嘛。在高校,职称属“兹事体大”到近乎“唯此为大”的,而退休即令不是形同被单位抛弃,也是很让人失落的事,故还有“提退”一说,即以提职称为条件换得下岗。杨先生什么都不要,自己走人,想必给单位领导省了不少“做工作”的功夫,何况不是退休,是主动辞职。

1927年,8岁的杨苡进入着名的教会学校中西女校读书,学校创办于1909年,赵四小姐、严幼韵等名媛都曾就读于此。

至璋夫妇为表示对我的谢意,以弥留中的林海音的名义送我与内子一副对表,这副对表我们整整用了十年。

尽管杨先生是西南联大出身,在高校工作多年,资格不可谓不老,却一直没职称,身份是很含混的“教员”,听上去似乎比讲师更等而下之。根据资历和作为《呼啸山庄》译者的名声,很多不知情者都想当然以为她必是教授,往往以教授相称,杨先生有机会就要声明她是“教员”,大有“以正视听”的味道。有次文联给她颁奖,介绍时领导说她是教授,轮到杨先生发表获奖感言,她头句话就是:我不是教授,我是教员。弄得领导很尴尬。自然的,很多人为杨先生抱不平,同时以为那样的纠正隐然有忿懑之意,甚至将她的辞职与对待遇的不满挂起钩来也说不定。但杨先生提起“教员”总是很平静,止于澄清误会,听不出什么怨愤的情绪。至于退休事,她似乎是求之不得的——对她而言,那是对“单位”成功的逃离。她主动辞职,最大的动因就是和“单位”拜拜。此处加上引号,盖因杨先生不仅是对某个具体的单位有特别的不满,凡属“单位”者,都让她觉得隔膜。

课本都是英文的,除了英文、国文、体操、舞蹈和戏剧演出外,也重视品德修养,穿衣、吃饭,与人交往,都有一套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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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她的经历有关,她在“单位”里从来就是批判、甄别的对象,最宽松时也是被“帮助”“争取”的对象,在咖啡馆里喝着咖啡改作业被撞见也被举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证据,深文周纳寻绎她诗里的反动因子。她在“单位”几十年,舒心工作的时间没多少,被批、“靠边”的时候倒居多。是故在杨先生那里,“单位”是和一连串的不快以至屈辱绑定的,宁可敬而远之。

那时,杨苡每礼拜都去电影院看电影。受爱讲故事的母亲、博览群书的哥哥熏陶,她作文不错,在学校举行的恳亲会上,展示出的作文常能获得好评。

杨苡的镇纸

当然,也和她的性格有关。即使没有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杨先生对“单位”也不是不感冒的,因“单位”之于她,都意味着拘束、限制。杨家三兄妹曾戏以“博爱,平等,自由”彼此定义,谓哥哥杨宪益得“博爱”,姐姐杨敏如追求的是“平等”,杨先生则要的是“自由”。这“自由”没什么抽象的,简单地解作个人的“自由自在”也没什么不可以。她18岁离开日本人占领下的天津那个让她苦闷的家,只身到昆明入西南联大读书,是争自由,希望自由自在地说话,随意安排生活,要的也是自由。

中西女校的生活丰富多彩,可是不久,寂寞就来侵袭。

出生在1919年的杨苡先生今年整一百岁了。称她是南京文坛的老祖母,别的不说,仅凭她经典而长销的译作《呼啸山庄》就当之无愧。

在“单位”里,杨先生仿佛动辄得咎,不独是后来,1948年她在国立编译馆干了一年,就因议论国民党的“勘乱”加上对上司的不敬被解聘了,其后到中英文化协会,更是一个月就走人。

1934年,哥哥杨宪益去英国留学,姐姐杨敏如也去了燕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没了哥哥姐姐的宠爱,杨苡只好靠看电影、听音乐、收集电影明信片打发时光。

我退休后当“坐家”,与文坛前辈们渐行渐远,与杨苡却越走越近。我崇敬她,她喜欢我,我俩玩得来。一般客人去她府上拜访必须电话预约,因为她需要整顿一下衣冠,她讲究礼貌待客。我是可以“例外”的,可长驱直入,因她曾赐我一柄“尚方宝剑”:“你随时来都欢迎。”当然,我也不会滥用权力,但偶遇电话不通,我敢大胆直闯。到她家小院门前,把手伸进铁栅栏门,从里面拨弄一下机关拨开插销破门而入,进院后敞开大嗓门:“杨先生,我来了!”就像子女回家那样任性,自由自然自在。

她的客厅成了她最自在的地方,与朋友聊天是她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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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胆敢如此“放肆”,因为杨先生太可敬可爱,太平易近人,太善解人意了。我俩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她虽百岁高寿,却耳不聋眼不花,头脑清楚,尤其是记忆力超人。往往都是她说我听,我只是不时插两句帮腔逗趣。她一会儿巴金萧珊,一会儿沈从文张兆和,一会儿萧乾“小树叶”,一会儿穆旦、巫宁坤,还有黄裳、邵燕祥等等,谈个没完。这些都是她曾经的师长或西南联大的同学,大多也是我熟知的师友。她有一肚子故事,温暖的,悲怆的,青春的,荒诞的。述说起七八十年前的往事来,她连细节都描绘得栩栩如生。我听得最多最精彩的是她说“我哥”——杨宪益(1915—2009)的故事。我想这大概与她的成长经历有关,杨苡未满一周父亲就过世了,家里阴盛阳衰,男丁只有哥哥杨宪益。她自小便是哥哥的小尾巴,长兄如父吧。即令现在,家里书柜里陈列的照片最多最显眼的是杨宪益。杨宪益是酒仙,是真名士,是有名的散淡之人。他连自己的著作都不留存,谁想要谁拿走,甚而友人贻赠的字画也随手送人。十年前我写过杨宪益先生,杨苡接受我的采访并提供大量的资料和图片。《杨宪益的百年流水》在台湾《传记文学》发表后,杨宪益先生很高兴,饶有兴味地通览了一遍,说我翻出了连他自己都忘了的许多往事。他外甥女赵蘅抓住他看杂志的瞬间拍了张照片,杨苡将其放大置于玻璃柜中。

不惯“单位”的人当中,有不少是不善与人相处,或人缘不佳的,这两项皆与杨先生无关。她是很愿意与人交流的,人缘则我想亦必是不差,否则就没法解释她的客厅里何以总是那么热闹。她的动辄得咎,多半是祸从口出。不能把杨先生归为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懂”就更说不上。杨先生有自己的立场,而且喜欢对人与事“随便”发发议论。在过去不可“随便”的年月,这一“随便”,事就来了。即使不干政治,对周围人事的议论也会有后果的,弄不好就得罪了什么人。

杨苡与母亲、哥哥、姐姐

2017年秋某日,我与内子拜访杨苡,告别时她忽然叫我慢走,蹒跚着从卧室里取出一张画送我。我展开一看,呵,是端木蕻良题赠杨宪益的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熊猫,弥足珍贵。我心怯,不敢接,说还是留给赵蘅吧。杨苡摇摇手笑着说:“东西要落在喜欢它的人手里。”恭敬不如从命,我拜领了,也算是对杨宪益先生的一点念想。黄裳先生是杨苡七十年的好朋友,黄裳走后的某天,我们聊到故人凋零的事,大家都有点“故人犹如庭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的悲秋感。杨苡豁达,突然对我说:“等我‘将来’,肯定有两个人会写文章纪念我,第一个就是你。”我欣然又愕然,感愧交并。

既然杨先生并不反感与他人的交流,且喜欢轻松随意的往还,她的客厅便成了她最自在的地方,与朋友熟人聊天无疑是她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猜想杨先生过去一定是喜欢串门的,只是年事已高,且久已不良于行,就有来无往,都是登门拜访的人了。杨先生的客厅于是也便越发的热闹。

正是那段时间,她看了劳伦斯•奥利弗和梅尔•奥勃朗主演的好莱坞名片《魂归离恨天》,这个爱与复仇的离奇故事一时令她如醉如痴,从此,与这部作品结下不解之缘。

杨苡如此厚爱我,或她觉得我这个人还比较靠谱吧。我会“耍滑”,在老人面前,我喜欢倚小卖小,恃宠而娇,逗老人开心。我喜欢涂鸦,过新年我用红纸写贺柬,用金粉沐书《心经》为她祈福,或抄《兰序亭》《前赤壁赋》送她把玩,还抄了本册页给她。某天我去玩,发现她让阿姨把我这些涂鸦贴在小客厅墙上,把册页展开在案头,我见之吃惊不小。她指着墙上我写的字说:“看,满眼都是张昌华!”说得我脸如赤布。为庆祝她百年华诞,我请友人印刷了一点宣纸纪念册,她肖羊,第一页我选的是刘旦宅的“三羊开泰”,每页上都是寿桃之类的吉祥物,十分喜气,而且每册独立编号。她乐不可支,还签送董桥一本。董桥收到后说:“高兴得不得了。”

我想我可以肯定地说,杨先生家的访客最多,她的客厅是二号新村大院里最热闹的地方。其他人不拘“陋室”还是“厅”,标举的都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类,杨先生这里没那么“雅”,似乎“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有。采访的记者、邀稿的编辑、亲朋故旧(包括他们的后人)、串门邻居、慕名而来的不速之客。年龄跨度大,少长咸集,少者20许,长者80往上。

更大的苦闷接踵而至。”一二•九”运动后,京津一带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杨苡的内心也燃起熊熊的爱国之火,可是封建家庭的桎梏令她寸步难行。

杨苡待人极厚。在我们谈论大家熟知的人物时,她从不说他人半个“不”字。令我羞愧的是我在《百家湖》杂志工作时,发了一篇写她先生赵瑞蕻教授的稿子,责编从网上配插图时错把屠岸当赵先生了,审稿时我也没看出,杂志刊出后方才发现。生米已煮成熟饭,我觍颜带编辑一道去登门谢罪。杨苡笑着说,没关系,下期发个更正就行了,还宽慰我们说:“何况你们都没见过赵瑞蕻。”杨苡谦逊过人,她是在南师大外文系退休的,退得早,没轮上评职称。当有人称她为教授时,她马上更正:“我不是教授,我是普通教师。”当有人夸她《呼啸山庄》是经典译本时,她一笑了之。她喜欢收藏花样繁多的国外木偶、瓷娃娃。有一次我去玩,她特地从柜中拿出两个木偶,有一个外国古代的更夫造型特别有趣。她见我颇在意,便说,你喜欢都拿去。我连连摆手。她又说,这个更夫好玩,你就把这个拿去吧。我双手合十婉拒,她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好像有点扫兴呢。她对待家里的全职保姆小陈犹如子女。小陈家境不大好,近几年杨苡觉得自己尚能独立走动,不需要阿姨随时伺候,便主动提出让小陈利用下午的空当去别家做钟点工,补贴家用。

杨先生并非来者不拒,比如对媒体,就是有戒心的,因为不止一次,她发现登出来的文章或添油加醋,或张冠李戴,或用些花团锦簇不着调让人哭笑不得的句子,总之看了添堵。最让她畏惧的是那种“胸有成竹”的采访:来者早有预案,一连串问题,仿佛就等着你“填空”。而后找个标签,比如谈身世,来个“贵族”往上一贴,就算齐活。杨先生身上,早年即养成的教养在那儿,很少让人下不来台,心里则未尝不气恼:我出生时父亲就不在了,杨家走的是下坡路,哪来什么贵族?!我们兄妹都是要摆脱旧家庭的,贵族、贵族的,羡慕得不得了似的——又时髦了吗?最后则以“太可怕了!”或“可怕极了!”作结,这是杨先生口中出现频率颇高的短语,用以表示对某些人与事的厌烦。

朋友们都在参加游行示威、集会活动,杨苡却”像关在一只金丝笼里的小鸟,不能飞向宽阔的天地”,既没有勇气走进一群陌生的青年人中间,又不情愿做一个”平静地生活着的终日读书、暇时绘画、晚上听音乐、周末看电影的贵族小姐”

杨苡先生德高望重,受世人敬重。主雅客勤,北京的邵燕祥、资华筠、陈丹青,上海的黄裳,美国的巫宁坤、李斧等,一到南京都要来拜码头,看望这位慈蔼可亲的老寿星。

杨先生喜欢说往事,有时却又很烦被问这问那,这似乎有点矛盾。其实不然。不待你发问,她也会说起天津那个家里生活的种种,在中西女塾的日子,联大师友们的友情,等等。这些都是在她脑子里盘桓不去的,越到后来,那些画面越是鲜明生动,而且总是伴随着纷纷的细节,听她娓娓道来,真是如在眼前。同样的内容,有所图而问上门来的,她有时就搪塞敷衍,甚或说些不爱听的,以她的方式把人家给怼回去了。简单地说,杨先生乐于分享属于她的记忆,却不高兴被拿去做谈资,更不喜弄到媒体上被消费,那就不再是她的,变了味了。

压抑的心渴望倾诉,她想到了巴金先生。巴金的《家》,她已经读过,”我是青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愚人,我要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觉慧”的话不时响在耳边,她鼓起勇气给巴金写信诉说彷徨:”我觉得我的家酷似他的’家’,我却不能像觉慧那样,冲出那个被我称作’金丝笼’的家庭……

去年秋,杨苡的儿子赵苏从美国回来,赵苏是孝子,带她到鼓楼医院彻底体检一番。她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同室病友某女士恰是南大毕业生,两人成了忘年交。出院时杨苡送她几本她自己的书,某女士回赠她一副漂亮的檀木镇纸。她女儿赵蘅是画家,从北京回来,见到这副镇纸很雅致实用,心想母亲要这个没用,说要带走。杨苡不肯,她说要送给我,说我写毛笔字用得着。赵蘅实在爱不释手,说她画画也要镇纸,央求给她其中一只。杨苡说,一副镇纸怎么能分开呢?就这样,这副檀木镇纸就卧在我的案头。

是故杨先生最感自在的是聊天,回忆若纳入聊天的节奏,她就特有兴致。而聊的内容也不单是她的怀旧。像她这样岁数的老人,多半都是唱独角戏了,因为对外间事、他人事再无好奇心,她不。她说,也听人说。话题从国家大事、时政要闻到热播电视剧到里巷琐闻、各种八卦。她的访客常惊讶她有这么好的记性,也惊讶她知道那么多正在发生的事。不上网,不用微信,她的信息除了得自电视、报纸之外,一个重要来源即是客厅里源源不断的访客。既然她的访客“三教九流”,且什么年龄的都有,她又时或好奇发问,便很能跟得上趟,一些时新的说法也会从她口中蹦出来。比如不久前她跟我说起有人弄错了什么事,便笑道:“我这不是‘躺着中枪’吗?”

一个”渺小读者”给一个”伟大作家”写信,这本是少女的一时冲动,谁料,巴金的回信真的到了!

只要觉得仍然有“好玩”的人与事,她跟这个世界就“不隔”

17岁的高二学生杨苡兴奋着,心跳着,恨不能告诉每一个人:”我收到了巴金的亲笔信!”信中,巴金称她为”静如”,落款是”芾甘”。

足不出户而所知甚多,杨先生自己有时也不无得意。“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拿年龄说事儿,老年人有此感慨,顺理成章。杨先生常说到同辈甚至年轻一辈的谁谁不在了,也说到自己的时日无多,但你分明感到,她仍在饶有兴致地参与“现在”——只要觉得仍然有“好玩”的人与事,她跟这个世界就“不隔”。而杨先生觉得“好玩”者,委实不少。前几天她还打电话过来,只为提醒我电视上正在播一场音乐会。“好听!”她告诉我哪个频道,之后就匆匆把电话挂了。

“相信未来,未来是光明的”,兄长般的鼓励,她看了又看,然后,郑重地把信珍藏在一只带锁的小铁箱里。

当然,能够“不隔”,好奇心之外,“物质”基础是杨先生的耳聪目明。几年前不慎跌跤骨折后,杨先生的活动半径就在不断缩小,最后当真是“足不出户”了。但是她的反应一如既往。杨先生语速快、动作快、反应快,就是因动作太快才有那一跤,因此也就“收敛”了。但除了这一项,其它的还是快。电话里绝对听不出年事已高,客厅里众声喧哗之际,她则有“耳听八方”之能。比如正跟坐得近的人聊着什么,那头有人在谈论她感兴趣的某个话题,她会忽然停了话头,加入那边插言几句,或是发问。眼见就过百岁的老人,有此反应,不由人不称奇。而谈兴正浓之际,杨先生坐在那里好几个小时一无倦容。

受到鼓舞,杨苡开始写作、投稿,剧评、诗歌、散文陆续发表。

这当然是杨先生自在的时刻,但她的客厅里的热闹,却还需要另外的解释:必是来访者也觉自在,才会有事没事往她这儿跑,大事小事跟她聊。去的次数多了,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我发现来的人各有各的因由,凡不是带有任务者(比如采访),到这儿都特别放松。杨先生自有她的礼数,来客必有清茶一杯,聊的时间长了,保姆会端上点心,赶上饭点,则又有馄饨、炸酱面什么的端上来,都是杨先生调教的。但是又很随意,来人不会感到拘束,因为很快会进入某种类于闲话家常的节奏。无需打点精神,常登门者更如同串门一般,来了便来了,去了便去了,哪怕坐不多会儿,吃了碗馄饨告退,也无半点心理负担。很长时间不见面的熟人,没准在这里撞上了,素不相识的人,没准在这里相识,成了朋友。有的时候,这里甚至成了临时中转站,书籍之类要交给某人,便撂下,因别处一年半载遇不到,杨先生这儿,隔段时间必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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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无权无势,登门者没什么可图的,若说终有所图,那所得也就是一份自在闲情了。这年头人人在打拼,自觉不自觉,都上足了发条似的往前奔。有人处便有攀比,即使退了休,也还跟人较着劲。到杨先生这儿,一切都显得多余了,你若是“人比人气死人”,跟杨先生一比,足可自慰,因她一辈子也就是个教员嘛。

1937年,杨苡从中西女中毕业,因为中、英文成绩都不错,被保送南开大学中文系。

以世俗的眼光看,杨先生一生走的大约是下坡路,唯她自己一点不觉。有次单位里来电话,告她要发慰问金,她听差了,以为是补助之类,赶紧声明不缺钱。“我活得好好的呀”,这样的话我听过好多回了。倒是偶得稿费,杨先生有意外之喜,立马盘算着怎么花掉。出了新书,常又告诉出版社,不用给稿费,要书。而后就详列名单,题了字送出一大批,这都是让她觉得“好玩”的。

不久,抗战全面爆发,天津危机四伏,杨苡重又被关进”金丝笼”里,无奈过着富家小姐的生活。

杨先生最近跟我说起的一桩“好玩”事与保姆小陈有关。小陈住在杨先生家,照顾老太太的起居好几年了。因杨先生大体上都是自理,小陈的活并不多。二号新村老人云集,钟点工供不应求,于是院里便有不止一家找到她,请她空闲时去帮忙。商之于杨先生,当然是照准。小陈高喉大噪,大大咧咧,人却是极好的。找个合适的保姆不易,那几家纷纷表示,希望“以后”小陈住到自己家来。小陈回来学说给杨先生听,想来是因自己的服务受到肯定,有点兴奋,不无自矜。杨先生听了,当然了然这“以后”是说她百年之后。许多老人对此是忌讳的,杨先生并不。她经常自己说起,别人岔开,下次她还会说,说起来一如谈家常。复述小陈的故事,则淡然之外,好像她还觉得好玩:“都认定了是我头一个走呢,我年纪最大嘛。”说着她自己就笑了。

可是几个月后,迫于形势,她不得不走了——她发表的抗日诗《失去爸爸的孩子》被日本人盯上了,报社编辑催她快逃。

(本文照片均由杨苡先生的女儿赵蘅女士提供) 

1938年7月7日深夜,匆匆告别几百张唱片、明信片,一堆来自法国的洋娃娃,杨苡登上”云南号”豪华客轮,成为”平津流亡学生”中的一员。她将转道香港,投奔战时在昆明成立的清华、北大、南开共同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

前方就是向往中的自由,因为兴奋,与含着眼泪的母亲挥手再见时,杨苡甚至是开心的。

到香港后,等船期间,杨苡住铜锣湾,游维多利亚海港,那是她”最后的贵族生活”。由豪华客轮的”大餐间”,到法国邮轮的二等舱,再到席地而坐的”闷罐车”,一个月后进入云南边境后,贵族小姐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亡学生了

然而一切都是新鲜的,那些云和树,山和水,都像极了莫奈风格的油画,赏心悦目。

住在一间临街小屋里,点上煤油灯,”有趣且富有诗意”。木门外,大雨滂沱,屋内,望着顺着木门流进来的雨水,她欢快地唱起美国流行歌曲《我在雨中唱》。

因为中学毕业时已经保送南开大学中文系,以”复学生”的身份,杨苡等待西南联大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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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同船来到昆明的北平艺专的郑颖孙先生掀起她的土布门帘:”杨小姐,来!我带你见个人。”

就这样站在沈从文面前,原来,他就住在对面楼上。

沈从文穿着灰色长袍,镜片后面是一双微笑着的眼睛,一口湖南话”那么轻,那么软,好听极了”。

他打量着杨苡,先是称赞她”刚满19岁就有勇气离开富有的舒适的家,心甘情愿到内地学吃苦”,之后又亲切地叮嘱她:”以后上了大学要好好读书,年轻人不拼命学习总不成!”

可是那时的杨苡”浑浑噩噩”,看电影,唱歌,为《战歌》杂志写诗,参加漫画班,用绒线在麻布上绣她的艺术想像,从未有过的自由自在。就连”跑警报”,都像是出城郊游,一边啃着胡萝卜,一边欣赏油菜花。

直到有一天,一场轰炸过后,邻居家女儿告诉她,沈从文一边喝酒一边哭:”国家成了这个样子,人人只顾逃命,不能读书,不能工作……”那一刻,一向爱闹的杨苡安静下来,深受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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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郑颖孙离开昆明,杨苡搬进他原来的卧室,而外屋,就是沈从文和朱自清编教科书的书房。

沈从文耐心地劝她,”少写那么多充满口号的抗战诗,即使是发表了,也不见得有多少价值”,他建议她:”还是进外文系好,进中文系,那些线装书会捆住你的,你已读过十年英文,该多读些原着,要打开眼界……”他还捧来一大堆世界名着,叫她写读书笔记,”将来,你也可以做翻译嘛”。

从此,每个晚上,杨苡都安坐在一盏小油灯旁,每逢想偷懒时,就转头望向后一排房屋,糊纸的窗后,一盏昏黄微明的灯还亮着,她知道,那灯下,沈从文先生正在伏案

联大复课后,杨苡搬到临时校舍,投入了另一片热火朝天的天地。很多年以后,她还时常回忆起沈从文用浓重的湖南口音督促她:”要用功哩!我去睡了你方可休息。睡迟些怕什么,不要犯懒贪玩!”

那时的联大,名师云集,学风自由。外文系里,叶公超是系主任,谢文通教英诗,陈嘉教莎士比亚,冯至教德文,吴宓教欧洲文学史,是”正宗的美国范儿”。联大仍然坚持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授治校”的传统,不分上下级,没有官僚味,一律称”先生”。

尽管”老师非常好”,可是,新鲜感过后,西南的湿冷,吃不饱,木床上的臭虫是从未见过的多,也没有电影看,这些都令她沮丧,习惯了北方大火炉和暖气汀的杨苡开始想家。

唯有写信,向巴金先生倾诉,说自己常常望着月光想哭。巴金的回信,还是一贯的兄长式的开导:”你看见月色想哭,大概又在思念家乡,出门不久的人总免不掉这一套,以后在外面久了,新的环境会使你渐渐忘却了旧的,倘使是由于寂寞,你就应该设法排遣它。你现在是个大人了,应该’大人气’才行。要是你只管放任感情,说不定会给你招来更多的忧郁的思想。”

几十年后,在上海巴金的大客厅里,巴金大笑着对老朋友们说:”她可以一封信写十好几张大信纸!”

幸好,忧郁只是暂时的,爱写诗的杨苡很快找到了”组织”——她加入了高原文学社。一次活动上,“穿一件黑底小花的旗袍,外罩红色毛衣,美极了”的杨苡令一位年轻的诗人怦然心动。

诗人叫赵瑞蕻,”清峻,谦和,斯文,有学者的英气”,比她高两班,高二时就已经尝试翻译,发表作品,是吴宓的高足。

此后,一起上吴宓的课时,他就坐在她旁边;她去看话剧,不喜欢戏剧的他也欣然跟去;再后来,月光下的操场上,璧人成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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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苡和赵瑞蕻在西南联大

1940年8月13日,淞沪战役纪念日这天,他们在报纸上刊登了结婚启示。

战事正紧,跑警报成了家常便饭,女儿出生没多久,杨苡用绿色棉布装扮的家就被震塌了,他们的住处疏散到了郊外的山上。

有一天,站在三平方的小屋门口,她看到有个人撩着长袍从山下走上来,是沈从文先生!从城里到郊外,那样远的路,且只能步行,可是沈先生来了,他微笑着说:”哈,做了狼狈的小母亲了,让我看看你的小婴儿!”

沈从文离开不久,给她寄来一封信,信中说:”一个女人若过了25岁还是白白地打发日子还有什么希望!”那年,杨苡22岁,还有3年。

那时起,她开始从学校的图书室借大量的书来读,那盏昏黄微明的灯,为她照亮了前行的路。

1942年,赵瑞蕻到重庆中央大学当助教,因为生孩子耽误学业的杨苡也跟随他到重庆,在中央大学借读。

图书馆仍是杨苡最常去的地方,读到一本叫《Wuthering
Heights》的书时,她惊讶地发现,这本书正是她少女时代看过的《魂归离恨天》的原着,她”又一次被书中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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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莉·勃朗特 《呼啸山庄》

丈夫赵瑞蕻正在翻译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受他影响,杨苡也动了翻译的念头。当时流行读《简•爱》,但她觉得,这本书里的爱情可以超越阶级、社会,可以超越生死,是永恒的,”我翻译《呼啸山庄》,就是要证明它比《简•爱》更好!”

那时,哥哥杨宪益已经回国,他告诉杨苡,梁实秋已经完成一个译本,译作《咆哮山庄》。

“我想也许是梁先生从希刺克厉夫的乖戾性格与暴虐行为得到启发,但我总认为这个书名不妥。W.H是希刺克厉夫的居住地,原属于恩萧家族的住宅的名称,我想任何房主是不会愿意用’咆哮’二字称自己的住宅去吓唬来访者的”,对此,杨苡”耿耿于怀”。

随着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杨苡到了南京,一边教书,一边写儿童文学、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但翻译《Wuthering
Heights》一再搁浅。冥冥中,她在等待一个时机。

1953年,赵瑞蕻到德国任访问教授,杨苡独自带着孩子住在一间破房子里。

有一夜,窗外风雨交加,一阵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洒落在玻璃窗上,宛如凯瑟琳在窗外哭泣着叫我开窗。我所住的房子外面本来就是一片荒凉的花园,这时我几乎感到我也是在当年约克郡旷野附近的那所古老的房子里。我嘴里不知不觉的念着Wuthering
Heights……苦苦地想着该怎样确切译出它的意义,又能基本上接近它的读音。忽然灵感自天而降,我兴奋地写下了’呼啸山庄’四个大字!

激动之余,杨苡给巴金写了信,巴金回信说:”你要译W.H.,我很高兴,这书你译出后,一定要寄给我看。我会设法给你印。你可以驾驭中国文字,你的译笔不会差。你慢慢吧,我不会使你的努力白费。”

一方面支持鼓励,一方面也严格要求:”我希望你好好地工作,不要马马虎虎地搞一下了事,你要是认真地严肃地工作,我相信你可以搞得好。”

从小就认为自己很笨的杨苡,靠着一本字典谨慎翻译,她时时牢记巴金的叮嘱,小心地把自己隐藏于译文之后。

一年后,十年梦想终于实现。1955年6月,《呼啸山庄》由平明出版社出版,英国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一生中唯一的一部小说从此走进了国人的视野,由杨苡首创的”呼啸山庄”译名,也一直为后人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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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好景不长,政治运动开始了。因为作品中”宣扬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宣扬爱情至上””流毒甚广”,《呼啸山庄》受到批判,杨苡也”靠边审查”,与同样处在灾难中的巴金断了音讯。

1980年,让杨苡背上十多年沉重包袱的《呼啸山庄》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这一年,61岁的她离开学校,主动退休了。老朋友们又重聚巴金家中,聊起那场浩劫,都感慨地说:”活下去真好!”

往事不堪回首,但往事又那样难忘,杨苡在笔下怀念故人,作品多次获奖。1987年,她将劫难后残存的1939至1985年间与巴金交往的60封信件编注、整理,出版了《雪泥集•巴金书简》。为了保存这些信,文革中,她还挨了此生唯一的一记耳光。

书出版后,耄耋之年的巴金再次致信:”想想写《雪泥集》那些信函的日子真像在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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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底,巴金住院,杨苡去看望这位陪伴了她大半生的心灵导师。说话困难的巴金费劲地叮嘱:”多写!”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2005年,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巴金告别人世。8年后,94岁高龄的杨苡出版《青春者忆》,以独特的视角和深情的文字写下与巴金交往的故事,这是她献给巴金先生的”好长好长的梦”。

巴金的叮咛,她一直记着,老照片背后的故事,她一直在写。

2015年,哥哥杨宪益去世六年后,她携小女儿赵蘅主编了《纪念杨宪益先生诞辰百年丛书》,一套六本,工程浩大,被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画卷中的独特一页”。

故人渐凋零,唯有杨苡天真地活着,写着。她的客厅,常常高朋满座,墙上挂着鲁迅的诗句:”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面对老友小友,记忆力惊人的她豪情依旧,把往事娓娓道来。

我想我这一生如同浸透了浓郁的果汁,确是不虚此生,果实累累。”人生呼啸而来,时间呼啸而去,置身其中,杨苡青春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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