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题书名

为纪念启功先生一百零五周岁诞辰,丁酉岁初,编集启先生为中华书局所出图书题签的
《启功先生题签集》工作启动,书局徐俊总经理嘱我协助,得以又一次温习先生那些蕴涵博大精深学养的墨宝,许多熟知的往事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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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版物题写书名,启功先生按本意写作“题籖”,所钤印文亦然,现简写为“题签”。启功先生为出版社图书题签,数量至钜,这同题写牌匾、机构名称等一样,是他书法艺术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启功先生为中华书局图书题签,按出版时间算,最早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初,即“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一幅,该集1962年出版。70年代初,他奉命从北京师范大学借调到书局参加“二十四史”与《清史稿》
的校点工程。当时能暂离校园风暴,脱身于批斗“臭老九”漩涡的启功先生,在庆幸自己能比较安心地在书局这一方小天地里奉献学问之际,更把书局称为自己的“第二个家”,自然愿为“自家”多做些力所能及之事———可惜当时书局也并非世外桃源,在发号施令的“造反派”眼里,这批有着“反动学术权威”等身份的人,是不准“乱说、乱动、乱写”的;尽管启功先生当时为书局一些员工书写过条幅
(大多是毛主席诗词),而题签甚寥,1973、1974、1975三年共六幅,且当时所出为数不多的图书中需学者题签者也不多。“文革”后,先生回师大继续任教,他在书法界的声名鹊起,随着书局出版的图书日益增加,无论是作者或编辑请启功先生题签的要求也持续不断。先生则一如既往地热诚允诺,及时书写,在1977、1978年所出图书中各有两幅,而改革开放伊始的1979年则有十二幅,为书局的文史类出版物增添了光彩。

4月23日是中华书局2017年读者开放日,中华书局以5项主题展览和相关展示、体验、讲座等活动开门迎宾。其中的启功先生题签展因其雅致与书卷气尤其让人注目。启功自1970年代初开始为中华书局版图书题签,前后30余年,是为中华书局版图书题签最多的人。启功题签几乎成了中华版图书装帧风格的标志。

1978年,作为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我从新疆考回母校北师大中文系师从启功、郭预衡、邓魁英、聂石樵、韩兆琦等教授研读中国古代文学。1980年,作为撰写
《岑参边塞诗研究》
硕士论文的基础工作,我撰写了一些考辨西域地名的短文,呈给启功先生批阅。启先生看了以后,特意写信给书局傅璇琮先生,将其中的
《“瀚海”辨》 一文推荐给创刊不久的
《学林漫录》,肯定我这篇文章有新意,适合在这个辑刊发表。1981年初,拙文便刊登在
《学林漫录》
第二集中———而该集的书名即是启功先生所题。这一年,书局图书有启先生题签十四幅,可谓数量空前。1981年秋季我毕业分配时,启功先生又推荐我到书局进入文学编辑室工作。这个时期书局的文学编辑室,老中青三代编辑人才济济,出版古代文学典籍整理本与相关学术论著亦呈现一个小高潮,别的编辑室出版物也有较大增长,我因常回师大看望启功先生,即充当了频频请先生题签的“联络员”。据我统计,从1982年到1987年的六年中,启功先生为书局题签七十幅,占这个题签集所收总计一百七十五幅的40%,几乎每月一幅。自1987年夏秋之际我调到
《文史知识》
编辑部工作后,虽有时也依然会承担一些责编向启功先生求题书签的任务,但毕竟不像之前那么便捷了,加上其他原因,先生题签的数量也减少了许多。1988至1999的十二年间,书局出版物中有先生题签的四十七幅,约平均每年四幅。2000年至去世前一年的2004年,先生因身体原因,尤其是目疾严重,用毛笔书写已相当困难,但对书局的题签之请,则改用硬笔勉力而为,还书写了八幅。以上所述,只是题签数量上的统计,而启功先生的题签,还有更多感人的故事。对此,本集所附启先生的大弟子来新夏教授的
《启功老师题书签》 一文 (原载 《文汇读书周报》)
中有生动的叙述。下面我再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作些补充。

中华书局启功先生题签展展览现场

与当下有些书家为图书题签开价取酬迥异,启功先生为书局题签始终不收分文。记得有一回书局领导想给启先生的题签开“润笔”,让我了解别的出版社相关标准并征求先生意见。先生听我报告后,十分严肃地说:“书局是我第二个家,为自家干活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岂可获取报酬啊?”启先生不仅对书局出版物题签“有求必应”(程毅中先生语),还常常主动为设计图书封面的美编着想,在题签前仔细询问书的开本大小、封面配图、繁体简体、竖排横排等情况,以便于安排字体的繁简、大小与位置。那时书局设计封面基本上靠美编自己绘图,而先生则对书局几位美编的一些专业特长也有所了解,有时题签还会尽量因人而宜来书写。有一次,他觉得已印好的某本书封面还不尽如人意,不无遗憾地对我说:“某人画风细弱,这本书的封面要让我来设计就好啦!”常常有的作者或编辑没有讲明白求签书内容的繁简、版式,先生就会主动提出繁、简、竖、横各题一幅,以备选用;有时,同样的书名他题写几幅之后,会眯起眼睛细看,考问我:“哪条好些啊?”若他觉得还不太满意,就马上做圈补调整,甚至揉掉重写。我每次看先生题签,不仅仅是能够欣赏到他秀美、隽永的书法艺术风格,还能从他严肃认真、不厌其烦、精益求精的态度中获得教益。当然,启功先生不仅是对书局出版物书名的题写如此细心,对其他出版社的求签也同样如此,有时及时题、立等可取,有的约时待写也绝不拖延,外地的乃至自己费心封缄付邮。

中华书局出版的蔚为壮观的古籍经典,都有着典雅端庄的封面题签,且多为书法名家书写。题签,字数不多,看似小事一桩,却是书的门面,十分重要。受托书写者也多对此十分重视。

我到书局文学编辑室担任的第一本古籍整理书是
《罗隐集》。1982年,我还在对书稿进行编辑加工时,启先生就预先为该书写好了题签,整理者雍文华
(与我同届的社科院研究生)听说后十分欣喜。1983年,室领导让我担任已故王重民先生
《敦煌遗书论文集》
的责编,启先生在书写题签时,专门给我讲述了50年代中他和王先生等学者一道编著
《敦煌变文集》
的一些往事,为在“文革”中受迫害的重民先生过早弃世而叹息不已,嘱咐我一定要编好此书。书名题写后,美编王增寅几易设计稿,并预先印好样张让我呈启先生审定,该书于1984年4月出版,获得了学界的好评。之后,与我编辑工作关系密切的一些书,如《古代小说戏曲论丛》
《元诗选》 《敦煌文学作品选》 《文学二十家传》《宋诗纵横》
《晚清小说理论》
等,也都是先生主动提出题签的。2001年,启功先生因眼睛黄斑病变和前列腺病等身体原因,用毛笔书写已经十分困难,但只要书局有题签需求,仍勉力用硬笔书写。2002年,北大荣新江、朱玉麒二位合著的
《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
由我担任责编,书名即请启先生用硬笔题写。在此之前,先生特意将他从日本东京旧书店购得的一函中村不折
《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
送我,指出此书资料珍贵,在东瀛已经印行大半个世纪,中国读者却难得阅读,很有必要译成中文出版,嘱我找人翻译。我遂请国家图书馆敦煌资料中心的李德范女士翻译全书,并配了图版,列入汉学编辑室的“世界汉学论丛”,于2003年8月正式出版。是书印制前,启先生特地用硬笔在宣纸上题写书名,因书名较长,不便与该论丛的其他书配套,便将先生的题签单印制于扉页之中。还有,法国汉学家戴廷杰先生费十年之功用中文撰著的
《戴名世年谱》,是我退休前担任责编的最后一本书。我曾陪作者两次拜访启先生,先生很赞赏这位汉学家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在身体衰弱的情况下,还用硬笔为此书题写了书名
(遗憾的是这次印制漏了此幅)。当时先生俯身低首执笔题签的情景,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启功先生旧影

丁酉岁杪,《启功先生题签集》正式印行。启先生为中华书局出版物的题签,是他书法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留给“第二个家”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保护与传承这份遗产的必要举措,该书的出版,其意义非同一般,其影响定将深远。

中华版图书的题签,启功先生写的最多。

2018年元月7日定稿

启功先生曾称中华书局是他的第二故乡,与中华书局有着深厚的渊源和交往。启功自1970年代初开始为中华书局版图书题签,一直到晚年,前后30余年,是为中华书局版图书题签最多的人。甚至可以说,启功先生的题签是形成中华书局版图书装帧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早年题签的风姿渊雅,还是晚年题签的修美瘦硬,都令人赏心悦目,叹为观止。这些题签,既是启功先生对中华书局关切、支持的见证,更是难得的艺术珍品。

中华书局所藏启功先生题签

启功先生对于哪怕只是像题签这样的小事,也都十分谨慎细致,绝不凑合,力图做到完美。

启功致中华书局编辑陈乃乾手札

清代著名藏书家陈仲鱼之苗裔陈乃乾在1949之后供职中华书局,专注于文献丛书的编撰工作。启功曾有手札致陈乃乾:

乃乾先生侍右:

命写各签,谨写呈。其样式是否合用?笔势是否相宜?俱请严格斟酌,应如何改写,甚至全不能用,并祈毫不客气也。

如需改写或另换用篆隶各体时,请电示,当趋取。功处传呼电话为六六五八五〇,传示小乘巷甲廿一号。

虽然,启功替陈乃乾题签何者,在此已不可考,但由此牍足见启功先生的对题签小事的认真。

记忆中的启功先生

徐俊

转眼间启功先生逝世十多年了,十多年前听到启先生逝世的消息,我正因腰病在广安门住院,没能为启先生送别。我对启先生所知甚浅,一直也没有把这些零碎的记忆形诸文字。

因为启先生与中华书局的特殊关系,很多同事都与启先生熟悉,甚至很难说谁跟启先生更熟。启先生自1971年起借调中华,参与点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在王府井36号与大家朝夕相处多年。1980年代,尽管启先生已经回师大,但编辑室内总有同事不断带回关于启先生的各种消息,启先生也对书局的老熟人的各种事情乐于知道,乐于谈说。

第一次去师大小红楼见启先生,是跟同编辑室的柴剑虹老师一起去的,当时的情景已经全无印象,只记得第一次见就得到了启先生的赠书,是刚出版的人美版《启功书法选》,书角有启先生事先写好的小字签名:启功求教,钤有一方白文小印。后来又获得启先生签赠北师大版《启功书法作品选》,还有在香港举行的义卖作品图册,所收皆自作诗词,作品形制一致,印制精美,我一直视为箧中珍藏。

作为编辑室的小字辈,每次去看启先生,都是叨陪末座,默听静观。起初几年,几乎每次都能看到启先生写字。因为爱好书法,在大学读书时,见过几位省上名家写字,有的下笔迅疾,动作夸张。看启先生写字,运笔极其缓慢,包括略带飞白的出锋竖笔,当时很令我诧异。另外是补笔,通常我们只知道写字不能描,但启先生写字,无论大小,书写过程中,都会随时补笔。甚至重复已写的笔道,无论粗细,每补都精准到位,真令人叹服。那时候写字没现在这样讲究风雅,启先生案头文房非常简单,经常看他用的图章,是一方水晶双面印,启先生说为的是携带方便。更没见过启先生用印规,但印都盖得迅捷精准,甚至随手加盖第二遍,位置毫不移易。盖完印,用一支颓笔在痱子粉罐中一蘸,刷到盖印处,为了不让印泥粘连。那时候启先生精力好,我们求题书签,一般都是当时写就,往往还横竖简繁多写几张备用。偶尔时间凑巧,启先生会在教工食堂请饭,有一次记得最真切,是食堂里的一个包间,虽然简陋,但墙上挂着启先生的行书条幅,写的是邵康节那首著名的数字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启功先生为中华书局题签的《清史列传》

启先生是为中华版图书题签最多的人,甚至可以说,启先生的题签,是中华版图书装帧风格的标志之一。但跟后来流行的名人题签不同,这些题签基本都不是作者所托,而多是编辑室领导或者责编、美编所求,书上也大多不署题签者,没有借重之意。当年文学室新出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古小说选刊,以及《宋诗钞》《元诗选》《晚晴簃诗汇》《词话丛编》,无一不是启先生所题。我责编的《金文最》《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等,也都是特地请启先生所题。记得我负责编选的80周年局庆纪念出版物《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题签是启先生当面写的,当时书还在编选过程中,启先生问清楚编选内容,就确定了这个书名。有时候甚至只是选题设想,临时请启先生题写,他也不拒绝。我们文学室策划的中华文学通览,是书局比较早的一套系列普及读物,起初丛书名还没确定,正好赶上启先生为其他书题签,当时临时起意,在我们要求下,启先生题了中华文学长廊,后来没有用,现在也不知道在架上的哪本书里雪藏着了。有时候启先生会品评带去的新书题签,有一次印象很深,启先生大夸赵守俨先生的题签写得好,并说起题签的秘诀,在于第一个字不能轻,最后一个字不能小,足为金针。

启功先生在1970年代初题签的中华版李贽《初潭集》

我特别留意过启先生历年为中华版图书的题签,最早一批在1970年代初,如繁体竖排版蔡东藩《民国通俗演义》,李贽著作系列的《初潭集》《史纲评要》,高亨《商君书注译》平装本及大字本,以及后来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的《李太白全集》《杜诗详注》等等,较之晚年的修美瘦硬,更显风姿渊雅。因身体原因,启先生晚年所写题签不多,有些已经笔意全失,仅存其形,看了真令人感伤。来新夏先生曾经提议编印《启功先生题签集》,我想即使不能全面搜集,仅中华版也足以成编,确实是一份厚重的艺术遗产,也是对启先生的一种有意义的纪念。

那时候的中华员工有启先生墨宝的不在少数,与启先生共过事的老编辑自不待言。我曾在老同事手上见过当年民航班机礼品折扇上启先生写的蝇头小楷。偶尔到同事家串门,也会在客厅书房卧室兼用的居所,看到壁上启先生的条幅或对联,晚生如我的蜗居也常年挂着启先生题《阳春集》诗新月平林鹊踏枝。大约是1993年,书局举办春天书画展,我受命参与召集,有人提议找启先生征集作品参展。记得还是我跟柴老师一起去的小红楼,启先生非常乐意,拿出一件裱好的作品,让我们带回局里,跟大家的习作一起挂在二楼会议室,全程参加了展览。那天我还斗胆将自己准备参展的习作带去请启先生指教,回想起来真是惭愧,写的是《世说新语言语篇》里的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一条,启先生委婉指出了问字的草法错误。也许是看着字形近似,启先生回里屋取出一册拓本《壮陶阁帖》,让我带回去练习。只可惜我完全不能领会启先生的深意,几乎没有临习,搁在办公室里,半年后还给了启先生。

1990年代初,有朋友送给我一份张伯英《阅帖杂咏》原稿复印件,不记得在什么场合,跟启先生提起过,启先生早年与张伯英有交往,他特地找出自己手抄的《阅帖杂咏》,由刘石兄带回局里。记得当时曾经复印一份,但一直也没有将启先生过录本与手头的复印稿本对读过。此前曾看过启先生交给《学林漫录》的《坚净居题跋》原稿,是启先生早年用红格纸本誊清的手稿,一笔规整的馆阁小楷,几乎看不到后来健拔的影子,《阅帖杂咏》也是用同样的红格纸本过录,这是老辈学人的基本功。

启先生常说中华书局是他的第二个家,1997年底,中华从王府井大街36号迁到丰台区六里桥新址,启先生得知后,一直想到这个新家看看,大约在1999年新年前后,启先生特地来六里桥看望大家,年近九十的启先生在508会议室,大家纷纷前去拜望谈天,合影留念。在那个书局举步维艰的年份,给大家留下了绵长的温情和眷念。

1999年新年前后,启功先生到书局新址看望中华书局人员。左起:李岩、徐俊、启功、熊国祯

启先生晚年,大家见到他的机会减少。除了参加启先生学术研讨会,记得还有两次,一次启先生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华书局90周年庆典,一次是我们多位同事都参加的北师大举办的启先生90寿庆,我代表书局发言致贺。最后一次见到启先生,是2003年以后,我和李岩总经理一起到小红楼拜访,启先生身体欠安,正卧床休息,我们只在床边问候后即告辞。

关于启先生对中华书局的关心,与中华人的交往,种种佳话,流传甚广。启先生自己的日记和口述,也多有记录,无庸辞费。启先生说过,写字是读书人的本分。世人以书法家、大师看待启先生,但我十几年所接触的启先生,就是一个普通而睿智的老者,一个修养深厚的学人,一个对中华书局饱含关切的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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