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浦京2019人文坐标上的荣宝斋

民族品牌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民族凝聚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体现。在美术领域,一个国家文化影响力的体现,除了优秀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还有赖于艺术机构的助推。比如,在中国传统书画领域,一些集书画经营、文房用品、木版水印、装裱修复、拍卖典当、出版印刷、展览展示、教育培训、进出口贸易等于一体的老字号,便是书画家创作、交流、展览、市场等方面的强大后盾。在西方画廊业入驻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的今天,将目光转向依托于民族文化的民族品牌和传统画店形态的现代转型,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刊特推出“民族品牌强国路”系列,聚焦美术领域中民族品牌的文化传承和时代发展,希望民族品牌做大做强。

荣宝斋概况
荣宝斋是驰名中外的老字号,迄今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荣宝斋坐落在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西街,是一座古色古香、雕梁画栋的高大仿古建筑。荣宝斋的前身是松竹斋,始建于清朝康熙十一年,松竹斋的创办者是一个浙江人,姓张,他最初是用其在京做官的俸银开办了一家小型南纸店。纸店的经营范围主要是三部分:一是书画用纸,以及各种扇面、装裱好的喜寿屏联等等;二是各种笔、墨、砚台、墨盒、水盂、印泥、镇尺、笔架等文房用具;三是代客订购书画篆刻家的商业作品,从中提成。自1672年北京荣宝斋前身“松竹斋”南纸店的建立至今已有三百余年历史。1894年设立“松竹斋”连号“荣宝斋”,并增设“帖套作”机构,为后来木版水印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鸦片战争后,松竹斋难以维持。店主聘请广交京师名士的庄虎臣为经理,1894年,将店名改为荣宝斋,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意,并请当时著名的大书法家陆润庠题写了“荣宝斋”的大字匾额。
1950年公私合营,“荣宝斋新记”诞生。新中国五十年来,北京荣宝斋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创造并积累了难以计数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了各项改革和对外开放,在这期间,北京荣宝斋在发展传统业务基础上,拓宽了经营领域和业务渠道,在山东、浙江、四川辽宁、山西、陕西、湖北、吉林等地设立了经销处,加强了国内的商业和文化活动。
荣宝斋的发展走过曲折的道路,直至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荣宝斋又逢发展传统文化的春天,逐步明确了坚持“以传统业务为核心,开拓传统文化的多元业务,稳步扩大经营规模”的企业战略。近二十年来,荣宝斋的传统主营业务在发展,经济效益在持续增长,先后在外阜开设了多家分店或经销处,并相继成立了荣宝艺术品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其他所属公司。在此期间,荣宝斋拓宽了经营领域和业务渠道,增进了国内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和业务往来。
几十年来,随着国家改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荣宝斋几经变迁,随着国家的命运经历了兴发昌盛,也遭遇了困难厄运。但无论在什么样艰苦的环境下,都坚持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宗旨,竭诚为书画家服务,为顾客服务,童叟无欺,成为了一个繁荣中国传统书画的艺苑,被誉为“书画家之家”,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面向世界的窗口。这期间,荣宝斋得到国家领导人和社会各界的亲切关怀。朱德、周恩来、陈毅、宋庆龄、郭沫若、彭德怀等领导同志和知名人士曾经或多次光临荣宝斋并题词,为一个老店光大民族文化事业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和巨大的帮助。老一辈革命家薄一波勉励荣宝斋要“盛名之下更虚心”,不断开拓进取。郑必坚同志题赞荣宝斋为“文化功臣”。
多年来,荣宝斋还办了各种类型的展览和国际艺术交流活动,先后接待了丹麦女王马格丽特及亲王、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和法国驻华前大使毛磊等国际友人和嘉宾,增进了国际间的友谊和业务往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面向世界的窗口。
荣宝斋文房珍宝收藏颇丰:有明代的程君房的百子图墨,清代金漆五彩毫宫笔、宫廷用纸、水晶印泥盒等等,特别是藏有重4275克的田黄石,堪称世界之最。
荣宝斋在经营活动中注重书画珍品的收藏已形成一个优良的传统,有“民间故宫”之誉。多年来,无论古代珍品还是近现代名家之作,均有广泛收藏,其中包括:元代的吴镇、盛懋;明代“明四家”徐渭、陈道复、陈洪绶、董其昌;清代石涛、朱耷、王铎、“四王”、“扬州八家”;近现代虚谷、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等书画精品。
荣宝斋在多年的经营和收藏中,“以文会友”,与书画家们结下了翰墨情缘,是书画家信赖的朋友,是书画家与收藏家之间的桥梁。被视为“书画家之家”,多有佳话。曾在荣宝斋经营的现代著名书画家有: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徐悲鸿、陈半丁、潘天寿、傅抱石、于非闇、何香凝、石鲁、赵望云、吴作人、李可染、叶浅予、李苦禅、黄胄、王雪涛、徐燕孙、吴光宇、胡佩衡、吴镜汀、谢稚柳、唐云、朱屺瞻、刘海粟、林散之、陆俨少、黎雄才等以及许多当代的著名书画家。
荣宝斋经营的书画艺术品和文房四宝均为中高档次,集名家名作于一堂,恪守“诚信为本、货真价实”,从面获得了社会的信赖和关怀。
荣宝斋新记开创了传统雕版印刷术的新纪元,做出了世人瞩目的贡献。继承传统雕版印刷,发挥木版水印事业愈加成为荣宝斋核心性的业务和使命,她代代承传,可谓“活的文物”,延续着中国古老的文化,为发展传统技艺和新时代的精神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荣宝斋精湛的装裱、装帧和古旧破损字画修复技术为世人称道。多年来,荣宝斋的装裱艺人们以娴熟的技艺装裱和修复了大量的古今书画艺术品和名人墨迹,他们运用传统技术和经验与现代科学相结合有很多新的建树,使这门传统技艺生发了新的光彩。
荣宝斋是民间的博物馆,收藏名人书画和文房四宝精品。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收藏了许多元、明、清及近现代艺术珍品,其中有著名的米芾《苕溪诗》残部等国家一级文物,是北京收藏这类文物最为丰富的单位之一。
悠悠三百年的文化老店荣宝斋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紧紧地连在一起,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和现代文明,它是全社会的财富,令人仰慕,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焕发着新的光彩。“荣宝斋”三个字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紧紧地连在一起,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和现代文明,凝结着大家的关爱,它是全社会的财富。
荣宝斋将恪守“诚信为本”之信条,以“荣名为宝”竭诚为社会各界服务,努力弘扬中华民族先进文化,增进国内外文化艺术交流。
荣宝斋历史
据有关史料所载,荣宝斋的前身是松竹斋,始建于清朝康熙十一年,后于清光绪二十年更名为荣宝斋,至今已有300多年的悠久历史。
松竹斋的创办者是一个浙江人,姓张,他最初是用其在京做官的俸银开办了一家小型南纸店。纸店的经营范围主要是三部分:一是书画用纸,以及各种扇面、装裱好的喜寿屏联等等;二是各种笔、墨、砚台、墨盒、水盂、印泥、镇尺、笔架等文房用具;三是书画篆刻家的笔单(所谓笔单就是书画篆刻家们经过名家推荐,订出其作品出售的价格标准。松竹斋代客订购,可以从中提成。同时挂笔单的书画篆刻家们又在该店购买纸张笔砚等各种用品、使松竹斋一笔有很可观的稳定收入。
那时琉璃厂内最出名之南纸店,首推松竹斋,因其承办官卷、官折而得名。盖专制承平时代,朝内衮衮诸公无所事事,乃于阅看外省各大吏呈递奏折时,挑剔其件中之破体字及与各种款式之不符者,以为尽心于国事也。大凡臣下呈递折件,字要工楷洪武正韵,尤当谨记本朝历代皇帝之庙讳,与天边皇、背旨、落地臣,种种之避忌。稍有疏忽,即被阅折大臣指出,轻则罚俸,重则降级,是以封疆大吏均皆引以为戒。故对于选用奏折,必须纯洁无疵者为上上品。琉璃厂松竹斋深知奏折关系本人前程者甚大,对于此事十分留心,每一白折必经十数人之手拣选而得,稍有微细之墨迹即打入残货推内,故其价比较他辅昂贵半倍有奇。凡售出者,绝无丝毫毛病,用主买去准可放心。因而各省疆吏,皆知松竹斋货物可靠,由此生意更见发达。
但是,松竹斋的店主毕竟是官宦之家,并不精谙于经商买卖之道。尤其是张家的后代不够争气,经营无方,加之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也每况愈下,原来顾客盈门的松竹斋此时竟也濒于破落,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这时的店主人为了将这个信誉卓著的老店维持下去,特意聘请了当时广交京师名士的庄虎臣为经理,下决心弃旧图新、改变面貌。清光绪二十年,将店名改为荣宝斋,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意,并请当时著名的大书法家陆润庠(清同治状元,曾任国子监祭洒)题写了荣宝斋的大字匾额。
随有时光的推移,业务领域的不断扩展,以后荣宝斋又以其绝技木板水印闻名中外。木板水印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古老的手工印刷技术,用这种方法印制出来的中国画酷似原作,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这是当今任何印刷方法都无可与之相比的。荣宝斋用木板水印法制作过的《七十二候诗笺》、《二十四节令封套》等,鲁迅、郑振铎先生见后曾称它为琉璃厂诸笺肆中之白眉(即同类之间之杰出者一编者按)。
当年,就连齐白石老先生面对荣宝斋复制后的自己的作品,也难辨真伪。

——编 者

在近百年的世纪风云里,作为老字号的荣宝斋,以全方位的文化经营享誉四方,更以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与担当意识影响深远。漫长的岁月长河中,它伴随着一大批书画大家的成长。从挂单鬻画到作品的流布,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李苦禅、李可染、黄胄、吴冠中等响亮的名字与荣宝斋相互映照,蔚成20世纪中国艺坛上一道明丽的风景线。还有那些镌刻在时光中的故事与传奇,更成为美术史上的佳话。这些积淀下来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在老一代荣宝人眼中,从来都被视作最为宝贵的人文遗产,并且成为一种精神气度、格局与器量,传承在今天的荣宝人中间。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荣宝斋的品牌文化,正是以生意里的文化传承、民族情怀与工匠精神、人文视野与审美品质为基本线索与脉络的。正缘于文化的荫泽,以及经营策略的调整,诸多因素的遇合使得荣宝斋在新时代的曙光中,迎来一个跨越式发展期。

生意里的文化传承

公元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北京城南琉璃厂一家名为“松竹斋”的南纸店开张营业。因其所售商品均质量上乘,其后又承办官卷官折而名声大噪,生意逐渐兴隆。1894年,松竹斋设分号荣宝斋,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美意。此后的300多年里,伴随着时代的兴替、历史的潮汐,以及琉璃厂肆沧海桑田般的变迁,荣宝斋的招牌一直闪耀着明亮的光芒。

新中国成立以后,荣宝斋融入火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但其依然葆有过去的生意传统。比如,在荣宝人的心中,始终恪守着“诚信”信念,这不仅是一种传承有序的企业精神,更是荣宝人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一种经营品质。它一如“家风”,任时空流转,“忠厚”的品格始终流淌在家族每个人的血液里,进而升华为一种人格操守。也可以说,荣宝斋的“家风”,正是紧紧围绕着信誉展开的。用“光荣与梦想”去照亮,以“信誉与肩荷”去躬行。这也恰恰体现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一切在荣宝斋的经营历史上体现得尤为清晰。

“荣堂画艺贤人慧笔,宝店书风礼士清怀”,这是荣宝斋众多楹联中的一副。它道出这个百年老店的气格与风标。也的确如联语中所说的那样,荣宝斋的历史几乎贯穿着与绝大部分中国近现代著名文化艺术大师的交往史。它不但是荣宝斋历史上的佳话,更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美术史上不可忽略的一段文心郁郁的传奇。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荣宝斋,更有“书画家之家”的美誉。齐白石、王雪涛、傅抱石、赵朴初、启功等众多书画艺术家都是这里的常客。他们在此创作、会客、休憩甚至居住。郭沫若、邓拓、肖劲光、张爱萍、肖华、傅钟、老舍、周扬、夏衍、齐燕铭、田家英等政界、军界、文化界高层人士,也经常光顾于此。傅抱石在京开会,除去参加一些推辞不掉的活动之外,更多时候是在荣宝斋观摩历代名家书画作品。晚上,他常常与同行边饮酒边聊天。在他心里,荣宝斋是他最开心的地方。也正如启功先生对荣宝斋的评价:“书画篆刻作品荟萃之区,诸名家聚首谈艺之所。”

一边做生意,一边交朋友,一边传承文化,经营、交友、文事皆不误,这就是荣宝斋百年的生意经。

民族情怀与工匠精神

作为百年老字号,荣宝斋一脉传承的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手艺与工匠精神。

1896年,荣宝斋增设“帖套作”机构印制笺纸,笺纸用雕版刻印,集诗、书、画、印于一体,清新、淡雅。进入20世纪30年代,笺纸的颓败之势日渐显现,旧有的店铺已经不再印刷,技艺高超的技师又相继离世。此际,一向对版画情有独钟的鲁迅先生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开始与文学家、藏书家郑振铎商议,在京城寻找能够印制精美诗笺的地方。最终,在荣宝斋技工的帮助下,两位先生的愿望得以实现,从此,这一民族遗产得以传世。鲁迅曾经盛赞荣宝斋为“诸笺肆之白眉”。因此,荣宝斋又重新聚集了木版水印的技术力量,从刻印信笺逐步发展到印制大尺幅的设色中国画。而如今,荣宝斋的木版水印工艺坊的师傅们,不仅传承着前辈的手艺与精神,同时更有一些创造与发明。他们中间,有的祖父、父亲就在此工作,可谓是过去手艺传承中的“世不替业”。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单调劳作中青春老去,却带给人们一件件“下真迹一等”的佳构名作。而他们在劳作中所表达的信念和态度,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之所在。

1953年,时任中央美术学院教师的黄永玉先生,受代理院长江丰委派,到荣宝斋学习木版水印套印(现称木版水印)技艺,为在美院版画科开专业课做准备。他以“小学生”的谦逊,拜专业人员为师,认真学习了两个多月,完成了被他戏称为“毕业论文”的《齐白石像》和《阿诗玛》插图。晚年的他曾回忆说:“两个多月来跟不少人工作上的亲近,成为终生幸福的纪念,几十年为动荡打断,又接续又被打断……这一代又一代友谊的联系,成为了一张让人生赞美的文化情网。”

荣宝斋的装裱修复也是享誉四方。人民大会堂的巨幅中国画《江山如此多娇》的装裱,唐代绢本《女娲图》、辽代刻经本《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序卷第一上》和《通赞疏十》等重要文物的修复等,都是出自荣宝斋师傅之手。

工匠精神,其实是一种技术的精神,是对“精微”的礼赞。中国文化里所谓的“技进乎道”讲的也正是这样的道理。这种务实、敬业、专注、精益的精神,正是荣宝斋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人文视野与审美品质

在民间,荣宝斋素有“国家画廊”“民间故宫”的美誉。荣宝斋一方面是书画艺术品的经营者,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收藏机构。历任荣宝斋的经理以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都是精于鉴赏的行家里手。买卖中的过眼,生意上的洽谈,使他们练就了一双辨识真赝的火眼金睛。这也是荣宝斋值得骄傲和让人信服的人文资源。而且,在经营中注重书画珍品的收藏已经成为上上下下的优良传统。

1963年4月,荣宝斋一次性收购37件历代书画珍品,其中宋元作品就达8件之多,且多为精品和孤本,包括国家级文物米芾代表作《苕溪诗卷》。之后,这些作品都无偿捐献故宫博物院。

半个世纪中,荣宝斋收藏了元明清和近现代的艺术珍品数千件,尤其以书画最为丰富。如元代的吴镇、盛懋,明清的沈周、文徵明、徐渭、仇英、董其昌、王铎、陈洪绶、“四王”、龚贤、朱耷、石涛、“扬州八怪”、虚谷、任伯年,近代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等大家的书画精品。此外,还有明代程君房百子图墨、清代金漆五彩毫宫笔、宫廷纸,尤其是重达4275克的田黄石等稀世珍品。这些都体现了老一辈荣宝人前瞻的视野和浓郁的人文情怀,同时也是荣宝斋留给社会和后人的一笔巨大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除了收藏之外,画廊的经营也是荣宝斋的重心所在。从近现代到当代,荣宝斋画廊均有相应的部门分工。尤其是对当代书画家的遴选,荣宝斋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文化操守,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坚持把社会效益置于首位,在此基础上为书画家提供一流服务。

荣宝斋崇尚冲和大雅,黜除炎闹俗态,关注性灵涵养与精神上的旷达与超越。尤其在作品上,它反对那种过分强调视觉冲击而忽略内在品质追求,摒除那种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倾向。这一切,也恰恰是百年荣宝斋所传承下来的重要审美品质和价值体系,是荣宝斋文化的点睛之处。

作为国内画廊业的“国家队”,荣宝斋的情怀、视野与审美品质至关重要。尤其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层面,民族品牌更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有鉴于此,荣宝斋美术馆内常年设置馆藏展,向全社会义务开放,为广大市民奉献了一场又一场的视觉盛宴。更有如“荣宝斋中国画双年展·2016”“世纪的背影——荣宝斋藏近代京派绘画展”“墨鸳鸯——荣宝斋藏近现代名家楹联作品展”“岭上云——荣宝斋当代篆刻名家邀请展”“东风引——荣宝斋当代名家书法邀请展”“世纪丹青——吴昌硕·齐白石绘画展”这样纯学术性的展事和讲座,推动着荣宝人一直倡导的艺术生活化的理想进程,这是荣宝人前行的动力,也是荣宝人从未动摇过的初衷。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科学论断,以及“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的新要求。于此,荣宝人信心满满、干劲倍增。

发潜德之幽光,继先贤之遗范。

深耕文化,不忘初心。

这是荣宝人对于文化的态度。对于荣宝斋而言,这更是一种人文的视野、使命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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