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浦京2019赛珍珠诞辰127周年:因写中国获诺奖,曾被中美作家集体质疑

近日翻看王素笺注的《唐长孺诗词集》(中华书局2016年出版),史学大家从事新文学翻译的并不多,唐先生可谓是其中的一个特例。据唐长孺弟子王素先生的引述,唐长孺先生前后翻译过的作品有:赛珍珠的《大地》《分家》《东风·西风》,富兰克林的《富兰克林自传》,奥尼尔的《月明之夜》,以及史蒂文森的《金银岛》和葛蕾勃尔的《新中国》等。作为一位史学大家,唐先生被后世关注更多的是其史学成就,早期的翻译行为则不太为人所知。王素先生笺注的《唐长孺诗词集》不仅从诗词的角度给唐先生做了一个别样的自传,而且对唐先生早期翻译所做的史料搜集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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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孺先生是江苏吴江人,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之后辗转中学任教。其从事翻译工作,与早期在“嘉业堂”读书有关。据冻国栋先生《唐长孺先生生平及学术编年》引述,唐先生在“嘉业堂”“常览者有三:一为中国古典文学;二为‘五四’以降之‘新文学’;三为17世纪以降西洋之文学名著”。由此看来,唐先生之从事翻译,虽有生活的压力,自家兴趣也不可无视。柳义南先生在《忆唐长孺教授》中说,唐先生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任教时,“用有闲时间译了一本书名《爱国者》的小说,不用己名,用他妹妹唐齐(露葵)的名字去投稿。书出版后,出版社通知他妹妹去领稿费,弄得大家都愕然”。

作为一位书写中国的美国作家,把赛珍珠放在任何一边,都比较为难。在中国,赛珍珠因为没有在作品中明确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被指责为她认同中国被剥削压迫,其作品一度被禁止发行;在美国,她又长期被称为“共产主义分子”而受到排挤。赛珍珠因描写中国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受到了来自大洋两岸作家的集体批评和质疑。

但王先生所述唐长孺的翻译中,对赛珍珠《大地》的指认似乎有待商榷。赛珍珠《大地》的“由稚吾”译本,被王素先生认为是唐长孺先生以笔名翻译的作品。王先生还曾就署名问题专程探询唐长孺哲嗣唐刚卯先生,刚卯先生亦未确切,只说“他在翻译赛珍珠的《大地》时所用的是我一位姑母的名字,据说寄稿酬时,收款人是我的姑母,曾为笑谈”。对此,王素先生亦认为“正误亦参半焉”。王素先生推断,《大地》署名“由稚吾”的缘由,盖因为“领取稿酬者为唐齐,盖‘吾’即指其妹,‘由幼稚之吾’译述,由幼稚之妹领取稿酬,亦甚匹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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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查找和比对,笔者认为,唐长孺先生没有翻译过《大地》,“由稚吾”并不是唐长孺笔名,而是实有其人。由于由稚吾和唐长孺的译本都有译者序言,我们可以对比“由稚吾”与唐长孺的译序,看二者之间有无风格和表述上的区别。

赛珍珠

对比“由稚吾”和唐长孺的译序,首先是二者在赛珍珠名字的翻译上不一致。“由稚吾”的《大地》译序称赛珍珠为“巴克夫人”;唐长孺在《东风·西风》和《分家》中称赛珍珠为“白克夫人”。称呼上的不同反映出译者的翻译习惯有别。其次是语言表述风格上的差异。“由稚吾”在谈到赛珍珠的父亲时,用的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先锋队,一个传教士”这样的称呼,语含批评;唐长孺则认为赛珍珠的父亲是“一位热心的传教士”。在20世纪上半期,汉语语言中的帝国主义一词,基本是作为侵略的代名词而存在的,称赛珍珠的父亲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先锋队”,显然不是正面意义上的表述。反之,唐长孺用的“热心”一词则显示出他相对认同赛珍珠父亲的传教行为。如果说在赛珍珠名字翻译上的“巴克”和“白克”之别,是语言翻译的习惯问题,那么对赛珍珠父亲的传教以及对其所代表的国家的看法,则凸显出译者对西方传教士的认可度和国人不同的民族观,这么大的反差放在一个人的身上显然难以解释。第三,在对所译作品的评价上,“由稚吾”持批评态度,他直指这部作品的艺术性不强:“平心而论,像这样一部作品,在纯艺术的观点上,不应当能博得这样的虚名。”而《大地》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大的成功,是因为赛珍珠把中国丑陋的一面暴露给了外国人。也正因此,“由稚吾”对《大地》的翻译,并非完全忠实于原作,而是采取了节译的方式,事实上成为一个“洁本”。唐长孺的译本对小说的艺术上的评价不多,但寥寥数语,也能显示出译者的爱憎。如对赛珍珠的评价,说“她是专以中国社会状况为写作题材的一位美国作家,而尤以描写农村灾象致深刻动人为人所称道”;对《大地》三部曲,认为“反映着中华民族由古老帝国,经过军阀割据而抵达现代中国的三个不同阶段……可以当它做纯文艺小说读,也可以当它做错综复杂的社会史来读”;对《东风·西风》,唐长孺没有像“由稚吾”那样指责赛珍珠暴露了中国丑陋的一面给外国人看,相反,他从正面指出,赛珍珠的小说使外国人知道“中国人坚毅朴实的性格,使他们知道中国人宁静自足的心境”。

赛珍珠与中国:梦里不知身是客

可见,“由稚吾”翻译的《大地》与唐长孺翻译的《分家》和《东风·西风》在翻译的习惯和批评风格上有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对赛珍珠及其作品的评价上,二人的看法几乎完全相反。“由稚吾”的激进显示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唐长孺的认同性评价则体现出他对赛珍珠及其作品的温和接受。

赛珍珠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把中文称为第一语言,把镇江称为“中国故乡”,直到身着一袭中国风的旗袍去世,她依然还是那位“梦里不知身是客”的美国作家。

一直以来,都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赛珍珠是仿效“赛金花”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字,这种说法或许是一个误会。

澳门新浦京2019,赛珍珠本名Pearl
S·Buck,后面是丈夫的姓布克,中间的S是家族的姓。虽然“赛珍珠”和“赛金花”的名字组成有相似之处,但是从时间上来看,赵彩云在1894年才改名为“赛金花”,而1892年出生的赛珍珠,本名直译就是“珍珠”,所以,两人名字相似更像是一个巧合。即使是之后改名,作家身份的赛珍珠也未必愿意将自己的名字与“花船”出身的赛金花刻意联系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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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纪念馆

1892年,年仅4个月的赛珍珠随父母来到中国。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是美南长老会来华的着名传教士,从杭州经镇江抵达江苏北部,陆续开辟了宿迁、徐州、淮安等传教站,把美南长老会扎根在苏北城乡。

赛珍珠掌握的第一门语言就是汉语,后来母亲才教他英语。赛珍珠随着父亲先后在镇江、宿州、南京、庐山等地生活、工作长达40年,其中在镇江就生活了18年,所以也就有了镇江是她“中国故乡”的说法。她在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任教的时候,其个人档案的籍贯一栏,赛珍珠填写的就是“中国镇江”。她曾经说过:“我一生到老,从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属于中国。”

1921年,返回美国1年的赛珍珠,在结婚之后随丈夫布克来到南京,成为当时金陵大学的外语系教师。因其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口才,赛珍珠旁征博引的英文课常被学生以“海阔天空,离题万里”为由告到校长室。

由于金陵大学当时是由美国教会主办,纽约传教董事会要求赛珍珠在开设的宗教课上“正规地传授神学”,但遭到赛珍珠的拒绝:“对在课堂上传授宗教知识的整套方法,我深表不满。”

她认为,和正规的宗教课相比,在教育学课上传授宗教知识则更胜一筹,“空谈无益,基督徒应该给中国人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譬如教育、医疗和卫生”。最后因意见分歧愤而辞去宗教课教职。任教之余,赛珍珠还参与社会活动,会见中外各界人士,徐志摩、梅兰芳、胡适、林语堂、老舍等人都曾是她的座上客。

1922年,30岁的赛珍珠开始文学创作。次年,发表了处女作《也在中国》。两年后,赛珍珠发表了短篇小说《一个中国女子的话》。据考证,这部短篇小说是影射赛珍珠和徐志摩之间的恋情。就在《异邦客》和《天国之风》发表后,赛珍珠于1931年经历了无数次的退稿挫折,长篇小说《大地》被一家濒临破产的出版公司接手出版。这部小说给他带来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荣耀,同时也受到来自中国和美国文学界的集体鄙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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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英文版《大地》

在出版之前,《大地》原名为《王龙》。出版方认为,这个书名难以让人接受,应该取一个“扣人心弦,富有浪漫情调”的名字,建议改用《大地》。1931年,《大地》出版即好评如潮,跻身1931年和1932年全美最畅销书籍,之后被译为德文、法文、荷兰文、瑞典文、丹麦文、挪威文等多国文字在全球发行。

赛珍珠的《大地》拯救了这家濒临破产的出版公司后,双方还签订了这样一个协议:赛珍珠写什么,他们就出什么。赛珍珠后来的《儿子们》、《分家》及其他文学作品全都由这家出版公司负责。

赛珍珠与诺奖:被中美两国作家集体批判

1938年12月12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大会会场。

46岁的赛珍珠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文学奖奖章。和赛珍珠同时参与此次诺奖评选的
30多名候选人中,有英国小说家赫胥黎,有意大利哲学家及历史学家克罗齐,还有三位在后来获得诺奖的芬兰作家西兰帕、丹麦作家约翰尼斯·延森以及德国作家黑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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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领取诺贝尔文学奖

赛珍珠的名字由四位瑞典文学院院士提出来并成功获奖后,引来无数非议。首先就是来自美国文学界的不满。

美国诗人罗伯特·福斯特曾说:“如果她都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每个人得奖都不该成为问题。”威廉·福克纳更为刻薄,直言自己宁愿不拿诺贝尔文学奖,也不屑与赛珍珠为伍。不过,在11年后的1949年,当福克纳在斯德哥尔摩接过诺贝尔文学奖奖章的时候,不知道对与赛珍珠为伍有什么感想。

赛珍珠凭借《大地》及《儿子们》、《分家》组成的“大地三部曲”,和《异邦客》、《东风·西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中《大地》还于1932年获得了普利策小说奖。可以说,她是唯一一个同时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的女作家。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的统计资料,赛珍珠的《大地》英文版共印行了70余版次,印刷数百万册;而其它描写中国的作品被译成145种文字,位居被译成外文的美国作家之首。

诺贝尔颁奖委员认为,赛珍珠的作品使人类的同情心越过种族的遥远距离,并对人类的理想典型作了伟大而高贵的艺术上的呈现,“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了丰富与真实的史诗般描述,且在传记方面有杰出作品”。但是,中国作家不仅没有买账,反而形成了集体声讨批判的声势,从鲁迅到巴金,从茅盾到胡风,没有得到一位作家的认可。

1932年,《大地》中译本发行,鲁迅读过这部小说后,在致翻译家姚克的信中说,“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

1935年9月20日,茅盾在《给西方的被压迫大众》中认为,赛珍珠自以为站在没有偏见的客观立场写出的《大地》,实际上是源于她的“经验”,并不了解现代中国农民的真正的痛苦和要求,“《大地》里的农民生活描写,是有很大的歪曲的”,“正在英勇地担负起历史任务的现代中国农民,和《大地》中的主人公没有一丝一毫相像的!”

对赛珍珠的《大地》持反对态度的,还有胡风和巴金。胡风认为《大地》的内容“是被一个略带架空色彩的故事贯穿着的”,不能揭示中国农民悲剧命运的根由,忽略了中国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而去美化外国人。巴金则在《鲁迅风》上直言“我从来对赛珍珠没有好感……她得了诺贝尔奖金以后还是原来的赛珍珠。”

虽然赛珍珠受到了来自中国作家的集体批评,但是他也曾与多名中国作家交好。比如,徐志摩、老舍、以及后来因版权费之争而分道扬镳的林语堂。

赛珍珠与中国作家:与徐志摩传恋情,和林语堂因利绝交

赛珍珠和徐志摩之间,一直被传两人曾有恋情。根据《赛珍珠: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女人》一书称,婚后感情不合的赛珍珠为了报复丈夫,曾在1924年找了一个中国情人,也就是徐志摩,两人关系持续到19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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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一个内心充满矛盾的女人》

赛珍珠的短篇小说《一个中国女子的话》讲的是一对异族青年男女的浪漫爱情故事,被人考证其故事情节是影射赛珍珠和徐志摩之间的恋情。在赛珍珠的另一篇小说中,男主角最后死于空难,则被人解读为是在影射徐志摩飞机失事。

赛珍珠在自己的作品中四处留“影”徐志摩,难免不会让人误解为两人之间关系的非同寻常。但细究起来,赛珍珠与徐志摩所谓的“恋情”其实经不起推敲。

从时间上来看,1924年至1926年的徐志摩正和陆小曼打得火热,其间能和赛珍珠保持情人关系到1928年并不现实。而且,赛珍珠在1924年曾和丈夫布克回美国考取研究生,两人接触的时间和机会并不多。赛珍珠和徐志摩之间,未必就像传言中所说的那种暧昧关系。

1946年,美国邀请老舍访问,之后老舍在美国旅居了将近4年。在此期间,老舍曾多次应邀到赛珍珠的庄园做客。在赛珍珠的帮助下,老舍于1948年6月底完成了《四世同堂》的终曲《饥荒》。

《四世同堂》完成后,美国出版商希望能发行英文版,于是找到了艾达·普鲁伊特,两人合作翻译。在翻译过程中,由老舍负责朗读,普鲁伊特负责翻译。翻译完前10章文稿后,老舍将其邮寄给赛珍珠鉴定翻译质量。得到赛珍珠的肯定后,两人继续完成了后续翻译工作。

在赛珍珠的帮助下,《四世同堂》以《The Yellow
Storm》即《黄色风暴》的名字于1951年公开出版。甫一发行就被誉为“好评最多的小说之一,也是美国同一时期所出版的最优秀的小说之一”。

老舍赴美之前,其代表作《骆驼祥子》的英文版就已在美国出版。到了美国之后,老舍发现该书译者既没有忠实于原着,还在版税上克扣了自己应得的利益。于是赛珍珠帮助老舍介绍新的文学代理人,还帮他打了这场官司。

赛珍珠曾长期是林语堂的出版人,两人之间曾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林语堂对她的评价也颇高:“吾由白克夫人(注:通译为布克夫人,即赛珍珠)小说,知其细腻,由白克夫人之批评,知其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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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

1934年的林语堂,是他人生中的灰暗阶段。他主持的杂志《人间世》面临严重亏损,靠胡适自掏腰包完成了留学,回国后却投向与胡适对立的鲁迅“语丝派”,后来又与鲁迅绝交。

四面楚歌之中,林语堂在一次饭局中认识了赛珍珠。结束时,赛珍珠说:“各位如有新作,我可以做介绍人,在美国刊行。”林语堂当晚就把自己在英文报纸上发表的几百篇短评整理出来,送到了赛珍珠下榻的酒店,因此就有了《吾国与吾民》的出版。这部作品一共得到了3万美元的版税,而林语堂拿到了6000美元。

从跻身世界文坛的起点之作《吾国吾民》,到《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12部着作,都是由赛珍珠出版,两人的合作关系十分密切。后来,林语堂发现本应抽取10%的海外版及翻译版版税,被赛珍珠按50%抽取,又因发明打字机告贷向赛珍珠借款未果,双方的合作关系由此终止,还一度对簿公堂。

1954年,林语堂前往新加坡出任南洋大学校长。离美前,他在纽约向赛珍珠夫妇辞行,而对方居然置之不理。这时的林语堂意识到他们之间已情断义尽,决定就此绝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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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墓碑

1973年3月6日,享年81岁的赛珍珠逝世,被葬在一棵白蜡树下,安葬时身着一件中国丝绸旗袍,墓碑上只镌刻了“赛珍珠”三个她亲笔写的中文篆字,算是这位“梦里不知身是客”的美国作家对自己身份的最后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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