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与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齐名的他,用东方的眼光画遍巴黎伦敦

1938年11月,《星期日泰晤士报》于伦敦的伯爵广场举办全国书展,吸引了数千人前往参观,其中还包括玛丽王后和肯特公爵等知名人士。书展大受欢迎,主要有一个原因,包括成名作家、新进作家在内,总共几十位作家在那儿举办演讲;其中也有新书《伦敦画记》的作者蒋彝。蒋彝在挤得满满的演讲厅内,向七百多名听众就“一个中国人眼中的英国”发表演讲。面对听得入神的听众,蒋彝表示:“这个国家的人相信,中国人做事的方法完全不对。可有没有人想过,中国人对这国家的人也有同样想法?你们把名字摆在姓前面,我把我的姓‘蒋’摆在名字‘彝’前面。在中国,结婚之后开始谈恋爱。在英国,结婚之后,恋爱似乎自然而然就终结了。”演讲后,蒋彝以毛笔为听众在新书上签下他的中文名字,逗得大家非常开心。《星期日泰晤士报》报导:“他的签名大受欢迎。”

澳门新浦京娱乐游戏 1

摘要:作为散文家、画家、诗人和书法家,蒋彝旅居英美四十余载,以“哑行者”出版了隽永的系列画记,文画互映、诗书交融。他先后任教于伦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世界一流学府,堪称“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读蒋

蒋彝已因几本力作而享有文名:介绍中国艺术的《中国画》(TheChineseEye,1935)、记述他至英国西北部湖区旅游经历的《湖区画记》(1937),以及《中国书法》(ChineseCalligraphy,1938)。这些书全都以英文写成,全都广受欢迎。他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获得这种成功,自然值得敬佩。而只要想到,他1933年来到英国时,英文能力还非常有限,就更令人刮目相看了。

《牛津画记》(英汉双语),蒋彝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8月第一版,55.00元。该系列另有《湖区画记》《伦敦画记》《爱丁堡画记》。

作为散文家、画家、诗人和书法家,蒋彝旅居英美四十余载,以“哑行者”出版了隽永的系列画记,文画互映、诗书交融。他先后任教于伦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世界一流学府,堪称“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

蒋彝1903年生于江西九江一个富裕家庭。其父为著名肖像画家,对花鸟绘画情有独钟。蒋彝自幼接受传统教育,研习中国古籍,作古诗,练习书法、国画。在他成长过程中,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都为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和文化生活带来极大震撼。受到当时先进思想冲击,认为唯有进步的科学才能造就新中国,蒋彝选择就读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化学系,并于毕业后在高中教了大约一年化学。不过,中国政治上的动荡和社会经济的不稳定,很快就促使他决定投身政治,以便参与社会革新与革命。他为扫除军阀、求得国家统一加入北伐军,随后在三个不同地方担任县长,包括他的家乡九江。后来,为了地方上一家外国石油公司,蒋彝和一名极有权力的军阀发生争执。他辞去政府公职,于1933年离开中国,前往英国,并打算一两年内束装返国。没想到,他在国外一直滞留了下去,直至1975年,才有机会重回中国,当时,距离他走出国门已经42年。

编者按:蒋彝(ChiangYee,1903—1977),20世纪与林语堂齐名的华人英语作家,“可口可乐”中文名译者,颇受徐悲鸿、贡布里希推崇的画家。“哑行者”是蒋彝在英国撰写游记时为自己起的笔名,反映当时语言不通造成的交流困境,同时也是对作者以“沉默之姿”观察异国风物人情、探究文化意趣的概括。但实际上,哑行者一点都不哑,他不仅以精到幽默的笔触描绘域外风光、生活百态,同时将中西文化的异与同娓娓道来,更以“诗书画文合一”的形式,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哑行者画记》,畅销西方数十载。

读蒋彝半个世纪以前的游记《巴黎画记》,丝毫不觉无趣和老套,反而在他清新的插图与闲适的文字中感受到与这城市不断相遇的惊喜和欢愉。

1933年,蒋彝刚到英国,便进入伦敦大学就读。1935年起,他于东方学院担任远东语言文化部助理讲师,当时庄士敦爵士是该部主任。后来,由于了解到中国医药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韦尔科姆历史医学博物馆(WellcomeHistoricalMedicalMuseum)于1938年聘请蒋彝,为其设立中国部门,安排展出。两年后,一场空袭中,他位于汉普斯特德林区(HampsteadHeath)附近公园山路(ParkhillRoad)的住处遭炸毁,蒋彝才搬到牛津,直到1955年移居美国。在英国20年间,蒋彝非常幸运,认识了许多艺术家、学者、诗人、剧作家,其中有中国人,有英国人。因其活跃的文化氛围,伦敦是极少数能够吸引中国流亡海外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欧洲城市。他们经常聚会,讨论各种时新议题,互相支持。且举蒋彝在伦敦遇到的几位人士作例子:艺术家徐悲鸿、刘海粟,京剧演员梅兰芳,剧作家熊式一。同时,蒋彝也交了许多英国朋友,如骆任廷(James
Stewart Lockhart)爵士、威廉·米尔纳(William
Milner)爵士、赫伯特·里德(HerbertRead)和庄士敦爵士。能够进入这么优秀的知识分子圈,对他自然大有帮助,使他更明白文化交流带给双方的好处,也深层体会东西方文化的共通处。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首次将蒋彝的英文原作引进国内,双语呈现,四色印刷,精装重现这套经典之作。本文为英国文艺评论家戈弗雷•霍奇森为2003年版SilentTravllerinOxford撰写的序言,罗漪文、罗丽如译。

初读《巴黎画记》,便于蒋彝笔下的巴黎生出几分亲切,因其勾勒的图景并非仅是高高在上的艺术殿堂或是时尚之都,而是充满了历史与生活的体验感。他在书中大多描绘的是日常生活所见平凡景象。“冬季之仲夏夜”一章中,蒋彝言及自己喜吃蛙腿,却由于童年祖母的告诫之说“凡杀生并啖之者,在投胎转世时将会变成其中的一种生物”,便觉得面前桌上的蛙腿白花花的颜色和形状看上去和人腿很像,而配合此章的若干青蛙插图,或拟人化的或一两只手舞足蹈、成群结队地举杯共饮,甚为荒诞可爱。

到达英国不久,蒋彝就给自己取了“哑行者”(SilentTraveller)这名字。传统上,中文“哑”这个字隐喻了谦虚和智慧;在这儿,则强调出蒋彝在西方遭遇的种种困境,尤其是语言方面。这名字标示了蒋彝的新身份,也一辈子跟着他,经常出现在他的信件、明信片、签名上。这名字还是他12本旅行书的标题,书中记述了他在不同国家、城市的旅行经验,以及他对东西方相似之处的探索。

 

蒋彝试图将中国传统笔墨的表现形式与西洋绘画的视角技法相融合,流露出穿越般的幻觉感

澳门新浦京娱乐游戏 ,《伦敦画记》是继《湖区画记》之后出版的。湖区国家公园一直以令人屏息的自然美景,及与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的关联闻名。蒋彝1936年夏天至该区旅游后,即写了一本书。这书原本以旅游日记的方式写成。蒋彝陆续将手稿寄给几家出版社,得到的却是一封接一封的退稿信。出乎意料地,过了几个月,一家出版社决定给蒋彝的手稿一次机会。出版商对这书的销售前景毫无把握,只同意给蒋彝六本书,还不打算付他任何版税。艺评家赫伯特·里德写了前言,称赞蒋彝“胆大无畏地踏入我国的圣殿,以他自己的方式致敬。”里德赞美该书成功证明“华兹华斯的诗接近东方的某些情感和思想”。让出版商跌破眼镜的是,蒋彝的书非常畅销,头版一个月就卖光了。接下来再版的书,作者自然拿到了版税,而“哑行者”这一名号,也成了他随后旅行书的标志。

看书中的插图,大部分随文章一起,近似于速写和漫画的结合,但行笔有节奏感,许多人物的动态和衣纹的线条表现很有传统中国绘画的风韵。

蒋彝对自己旅行书写的独特风格相当自信,在主题安排及叙述方式上,也复杂得多。这书包含了两部分:“伦敦景色”和“伦敦生活”。第一部分呈现了伦敦四季中和不同气候下的市容,突显了中国人对自然环境的敏锐感受;第二部分则遵循英文随笔作家写作传统,对儿童、书本、美术馆、食物、老年等各色题目进行深思。不过,整本书合起来,却是中国观察家以艺术化而诗意的方式重建了的伦敦。

在我一生中,总有哑行者紧紧相随。他拿着画笔与古墨,悄悄地在我身后蹑足随行,不曾间断。

《蒙马特的爱与虔诚》中近景处传统花鸟画手法的小鸟,呼应着远处的西式建筑;《文森森林动物园里的猴山》中分散的透视视角和远方墨青色晕染的小山,呼应着写实主义的枝叶表现。纵览蒋彝的插图,能够从巴黎风光的背后隐隐窥见他血脉里的中国画传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伦敦画记》在西方读者间风靡,之前,他们只读过欧洲人所写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书。忽然,他们发现了一个全新而陌生的声音在谈论他们的文化——他们那经常自视为较优越、较进步的文化。某种层面上,传统上身为观察者的西方旅行作家和人种学者,成了被观察的对象,角色颠倒了过来。蒋彝一点都不隐瞒他的族裔身份,还经常提到自己的文化背景,提到中国人。这种文学技巧不仅大胆,而且极具创意。《伦敦画记》这本书,如同蒋彝其他的书,无论语言结构、文章内容或用字遣词,都非常中国化,英文读者读来,必觉充满异国风味。不过,这些读者一定也会为他的幽默、智慧、简洁,甚至极具技巧的自贬所倾倒。另外就是穿插文中迷人的图画和书法了。他们很快发现,哑行者聒噪又温和,他笔下的中国人世故而具人性。

1941年某日,父亲将母亲、妹妹、祖母与我送往约克郡谷地的尼德谷地乡间,以躲避战争炮火,他带给我们一本《约克郡谷地画记》。那年,我才七岁,喜欢书里的图画更胜于文字。我知道,书本是一位名唤“哑行者”的中国绅士所写,他还以有趣的中国画法描绘许多我所熟悉的景色,诸如基恩西峭壁、名为哈铎的瀑布等。我喜欢第74页插图里的兔子,到现在仍然如此,但中国画家不认为我们的山谷足以入画,我颇感失望。

生于清末的蒋彝,成长于江西九江的传统家庭,幼时接受私塾教育。他的父亲原是九江县税契房职员,收入低微,业余以画扇面出售,添补家用。幼年时期,父亲绘画,他站在旁边看,逐渐对绘画产生了兴趣,也跟着画起来。于是,父亲一边画,一边教,便成了他的启蒙教师。上学以后,他的四叔祖请江州名画家孙墨千入府教自己的儿子绘画,其子没有学会,蒋彝却通过旁听、观摩、练习,打下了坚实的传统笔墨基础。在他15岁的时候,就开始帮人画罗汉观音,吸引许多僧人常常上门求画。1922年,他考入当时著名的东南大学化学系,后北伐军进驻南昌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江西省教育委员会委员。此后,又先后在安徽省芜湖、当涂两县和江西九江担任县长。

许多人喜欢抱怨伦敦的雾、雨和风,可是蒋彝却在恶劣的气候里发现了美,发现了乐趣。他喜欢“雨中漫步”,这使人“真正有机会欣赏大自然”。他告诉读者如何发现并欣赏现代城市之美。除了花、树、湖、公园里的鸭,皮卡迪利广场和蔚金特街上的人群这种都市里常见的景象,也可以让蒋彝惊叹、开心不已。他说,他喜欢观看雨中的人群,“我看不到他们的脸孔或身体,只见到移动的雨伞。如果那些伞是深蓝色的,我很可能还会将它们误认为海浪,正由我立足的地方不断往外冲刷。”

数年后,我到牛津就读一所寄宿学校,父亲又给了我一本《牛津画记》。这一次,他画的是我一天经过数次的地方,比如大学公园里的彩虹桥。我一直很钟爱这本书,却不知蒋彝当时的住处离我学校仅不到一公里之遥。

1933年,蒋彝远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学习,之后旅居海外40多年。尽管生命的后半部分在海外度过,但少时的中国艺术和文化传统深深植根于他的眼中,巴黎的湖光山色、社情人文便成了中国眼光之下的改造物,这是中国艺术家对西方文化理解之后的新诠释。蒋彝试图将中国传统笔墨的表现形式与西洋绘画的视角技法相融合,尽管描绘西方建筑、城市并非技法纯熟,却流露出丰富的艺术性与真挚的个人情感。

表面看来,《伦敦画记》说的是作者对一个城市的印象,实际却是对英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比较。在讨论伦敦景色时,蒋彝举出许多鲜活实例,比较并说明东西方的相似之处。蒋彝选择“找出世上所有人类的共同点”。他自相异之处寻找共同点。在这本研究伦敦的书里,当讨论到工作时间、儿童教育,甚至对爱情的期盼时,蒋彝指出,尽管语言、肤色、宗教、习惯不同,世界各地的人还是有许多共通之处,而这些共通之处正是未来互信、和谐共处的基础。

25年后,我住在纽约,某一天,看到一幅中央公园湖泊的水彩画,那不容错认,正是哑行者的作品。我很惊讶,蒋彝居然到过美国。书店将画标价300美金,这在当时可说是一大笔钱。我多希望我买下了它。

事实上,自20世纪30年代起,蒋彝以“哑行者”的名义出版了一系列游记,包括《湖区画记》《伦敦画记》《都柏林画记》《爱丁堡画记》《牛津画记》《三藩市画记》等。《湖区画记》时,他的绘画尚且仍充满了中国画的范式,虽表现的是英国湖区风光,但呈现出的却几乎是完全的中国传统山水面貌。用他的话说,是“在缺乏西方技法及媒材训练的情况下,我试着以我的中国笔、墨和色彩,以及我们传统的绘画方式,诠释英国景色。”当回顾他在《湖区画记》里的独特尝试之时,相信不管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欧洲读者,还是当下的中国读者,都会被一种穿越般的幻觉感深深吸引。

蒋彝也不吝于给读者介绍一些基本的儒家思想,即祖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为了强调智慧、真诚、同情,他经常提到儒家思想和道德规范,比如,孝道、子女尊敬并照顾父母及长辈的责任。他提到儒家思想时,一点都不教条。相对地,他让读者感受到一点中国大众哲学的趣味,并以一些精心挑选的实例、格言,唤起他们的好奇。

然后,又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妻子从牛津博德利图书馆的礼品店买了一叠圣诞卡,上面印制了蒋彝的水彩画,描绘着战时的商业大街,大雪纷飞中,除了一辆红色巴士,一切近乎空寂。我将卡片寄给朋友,其中一位当时是《周日独立报》的编辑,他很喜欢,并向我打听画家的事。再一次,我完全不知道这位画家跟我一样,那时也住在牛津的南荒原路,几乎是门对门,我住在41号,他住在28号。

20世纪一批重要的中国艺术家都在探寻中西调和的绘画新路径,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艺术的新面貌而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蒋彝以不懂政治为由,几乎在所有书里,刻意避开这方面的话题。这种避谈政治的态度并非无知,而是体现了他一贯的坚定信念,认为在促进世界和平上,文化,必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那同时也是他的策略,在20世纪30年代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为自己寻得安身立命之道。

当时我所知道的蒋彝,就仅止于以上所记的内容。然而,我衷心希望编辑找我写篇文章介绍他,因此做了一些功课。(结果编辑并不感兴趣,这是成功的编辑之所以成功之处,有足够的热诚去促使人们写东西,但又不致邀太多稿。)下面是我找到的资料。

到了《巴黎画记》中,传统中国画样式渐渐隐入到画面中去,更多呈现出中西融合的面貌,这与他多年在国外的游历与学习不无关系。蒋彝在书中就谈到曾拜访方君璧与潘玉良两位留法的女画家,并与他们相约一同去画室做人体试画,即付入场费后进入画室面对人体模特自由作画,其所描述的这种非学院内的自由画室——“在蒙帕纳斯的艺术家们甚至会为邀请到最好的模特儿竞争”,即便在当下的中国也很难见到,可以说为我们管窥巴黎作为艺术之都的成熟机制和浓厚氛围提供了一则例证。

蒋彝一直让人觉得,他是个快活的人。他脸上总带着笑,文字总让人捧腹。然而,在他内心深处,却一直存在一股深深的悲伤、恐惧、焦虑和乡愁。蒋彝从不让人知道内心感受,直到晚年,他才承认,他并不似人们一直以为的那般快乐无忧。他怀念他的家人、他的故乡,书写旅行书,解读中国文化,使得哑行者乘着想象之翅,回到自己的故乡。

20世纪以来,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一批重要的艺术家几乎都在探寻中西调和的绘画新路径。不论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西方艺术,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艺术的新面貌而探索、奋斗。蒋彝也不例外,他在与徐悲鸿的交往中多有流露自己关于中西融合的艺术观点。他曾发表的《国画改良刍议》,对中国画的发展提出八点要求:一、画中有物;二、不仿古也不泥古;三、不分雅俗;四、不废笔墨纸绢;五、要有个性;六、要有时代性;七、要有了解性;八、要有永久性。其中第六条下附解说:“徐悲鸿研究西法多年,又善用中国笔法和墨色来描画其动态,可算富有时代性的作品。”由此可以看出,他推崇的正是中西结合式的画法,同时期望有更多的艺术家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探索。

《伦敦画记》初版至今已超过70余年。伦敦的景物早已全非,人生的美和本质却仍一样。蒋彝的结语仍会不断萦绕我们心头:“我在伦敦看得愈多,对四周景物愈觉亲切;对伦敦生活的方方面面见得愈多,愈深深地坚信人道、爱和美。为什么人们要因种族和国籍产生间隙呢?”

蒋彝1903年出生于九江,这座古城镇位于中国中部地区的长江畔,是那一带瓷器产区的集散地。蒋彝本名仲雅,家境并不富有,但属于所谓“士绅”阶层。蒋家宣称自己是公元前2000年时皇室的后裔,从10世纪起,就拥有一些田产,包括肥沃的水田与贫瘠的山田,相比之下,其土地数量之多足以让所有的英国公爵显得仅如暴发户一般。一直以来,无论是佃户或他们所缴的田租都没什么改变。蒋家开枝散叶,但都住在同一座向外延展的三进大宅中。

蒋彝的特别,在其为中西艺术和文化交流所做的是向西方人提供东方人的视角和眼光。20世纪以来以西方文化向内输入的探索者多,而向外输出者少,蒋彝可算其中代表之一。他以游记的形式,以独特的东方视角透过巴黎高雅而流光溢彩的表面,让花园里的场景变成乾隆时期的花瓶、让法餐里的蜗牛变成小人儿拉扯的马车……让西方人眼中平淡而熟悉的事物变得似曾相识而又有些陌生。

(本文节选自《伦敦画记》序)

仲雅五岁时,母亲便去世了,不久就是1912年的革命与后来的日军侵华,种种变故摧毁了那持续千百年、演变缓慢的生活方式。1940年,他离开中国已经七年,蒋彝(让我们用他自取的名字来称呼他)出版《儿时琐忆》,以哀伤的笔调追忆古老的习俗、节庆,以及在传统的家庭中长大成人的感受。整本书洋溢着温暖与深情,但又带着淡淡忧伤,不时还掺杂些许流离的苦涩。

作为20世纪少数以英文写作的中国作家,他的游记引领西方人体悟一种中国的眼光,在为人所熟悉的风景中呈现非同寻常的感受。他笔下的巴黎对东西双方的人们而言,都是一次值得重新审视的特别之旅,读之仿佛在纸上的一场绮梦。这意韵正如书中第一章的一首小诗:此行不为寻春至,却值春深物象奇。我自赛茵河畔立,依稀重认旧巴黎。(作者为艺术评论人)

蒋彝习惯以他自己的水彩和线条画为自己的文字配插图。其父蒋和庵也是画家,如此向他父亲致敬,非常恰当。蒋彝记得,12岁时,父亲教他混合颜料,也教他制作柳树炭条来作画。他学着像他父亲般长期观察花朵与蝴蝶,再加以描绘。就我看来,比起肖像画或他擅长的山水画,这类题材(或山谷的兔子),他会画得更为传统,更富“中国”味,或许早期的训练可解释这一点。

作者:邹佳睿

因为“某些理由”,蒋彝在南京东南大学攻读化学。服完兵役后,他曾短暂教过化学,当过报刊撰稿人。后来又成为三个地方的行政首长,包括九江。他认为那是一份“令人厌倦的口舌工作”。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写作与画画时,蒋彝会选择以“哑行者”为笔名。

配图为蒋彝画作及著作书影

1932年,蒋彝在苏州太湖的船屋上住了一阵子。1933年,他与地方军阀发生冲突,以当时地方军阀的恶行,这势必会给蒋彝招来性命之忧,因此,事后蒋彝远避英国。去英国是很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九江是英国的条约口岸,在那里,英国虽谈不上特别受欢迎,至少也算坏在明面上。蒋彝与一名年轻的亲戚搭乘法国渡轮离开上海到马赛港,两人都不会法文或英文。他留下妻子与四个孩子。(该军阀必定真起了杀意。)妻女们留在中国,而两个儿子稍后自行寻找门路前往西方,一个去了美国,另一个去了英国。

在巴黎逗留一晚后,蒋彝抵达伦敦。纵使当时处于经济大萧条,他仍能迅速找到工作。一开始,蒋彝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授中文,1938年在韦尔科姆历史医学博物馆任职顾问,该馆现今被并入科学博物馆。

蒋彝出生于庐山脚下,那是中国最广为人知的名山之一,因此,来到英国的第一个夏天,他将视线投向山峦,参加了假日旅游团前往斯诺登尼亚。次年夏天,他到访湖区,1936年7月31日傍晚,抵达沃斯岱尔角,湖区成为他第一本书的主题。他完成该书内容与水墨插画之后,满怀希望地寄给一家出版商,之后又寄给其他几家。然而,回复却令人沮丧,甚至可称之为愚蠢。那家出版商认为,那些画作十足中国风,英国人看不懂,读者将少得可怜。幸好,还是有一家名为乡村生活的出版商想法与众不同,《湖区画记》在1937年正式出版。

实际上在此之前,在伦敦仅仅两年,蒋彝已经出版第一本书《中国画》。对一个使用英语不到两年的人而言,该作品令人惊艳,即使他大方地在致谢里将此归功于他的朋友、剧作家熊式一,以及“将我笨拙的表达修改成清晰的英语”的英尼斯·杰克逊小姐。

当然,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成为西方新闻的焦点,国民革命、长征、日军侵华、南京大屠杀与黄河水灾等,无不吸引着英国知识分子的目光。1935年,更有一场中国艺术大展于伯灵顿宫举行。《中国画》一夜之间声名大噪,一个月内便重印。不久,蒋彝结交了一群多彩多姿的朋友,包括:萧伯纳;威廉·米尔纳爵士,蒋彝受这名约克郡乡绅之邀到巴瑟福会堂做客,并在那儿完成了《约克郡谷地画记》;爱德华·朗福德勋爵,也是都柏林盖特剧院的赞助者,他的兄弟弗兰克更有名;劳伦斯·比尼恩,负责管理大英博物馆的中国图书;另一名特别的朋友则是布兰克斯通,大英博物馆陶瓷部门的年轻学者,在伯灵顿宫展览上与蒋彝结识,战争期间代表英国情报部与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去了中国,后病逝于香港。

蒋彝还接触了各式各样的大学教师、艺术专家,甚至芭蕾舞者。德瓦卢娃邀请他为萨德勒韦尔斯芭蕾舞团的芭蕾舞剧《鸟》设计舞台布景与戏服,蒋彝也因此认识了伟大的澳大利亚舞蹈家罗伯特·赫尔普曼与年轻的贝丽尔·格雷。可以说他就是人们惯常所称的“猎狮者”(按:结交权贵的人)。他在书中描述自己如何结交当时俊彦,如社会福利制度之父贝弗里奇爵士、古典主义者与国际联盟支持者默里爵士,以及克诺索斯遗址的发掘者阿瑟·埃文斯爵士,埃文斯爵士曾让蒋彝在自己位于牛津郊外野猪丘上的乐百园作画。然而,平心而论,蒋彝本人就相当有趣,也颇具魅力。在中国已是同盟国一员的年代,这位中国狮子般的人物却还鲜为人知。

蒋彝虽然受化学的专业训练,但他熟悉中国文学与英国文学的程度令人惊讶。雪莱、华兹华斯与理查德·杰弗里斯等人的句子,以及中国经典,他都能信手拈来。

蒋彝的文字之所以吸引我,在于他以全然博学多闻(他从未错用牛津俚语或爱丁堡方言)但同时又是个彻底外来者的角度,不动声色地观察西方的行事。蒋彝注意到英国的阶级自负与种族傲慢,由于他诞生于充满自信的古文明,因此能以更高的眼界,稍挫其气焰。例如他对牛津学联的一段回忆:“我与朋友正在楼上的读书室喝茶,突然间,房间角落一个裹着黑色大衣的巨大身影站了起来,像在演戏般,朝侍者伸出右手,说:‘我要盐巴,盐巴。’他无疑是牛津的毕业生,所以对这地方及侍者如此熟不拘礼。”这个反讽很斯文,但丝毫不减其辛辣。

伦敦的寓所被炸毁后,蒋彝搬往牛津,并在当地住了五年。战后,他立刻到美国待了数月,然后返回牛津。但他又于1955年移民美国,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语言与文化长达16年,也曾在哈佛大学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短期授课——证明其学术声望与日俱增。其间,哑行者仍挪出时间造访巴黎、都柏林,他所描绘的波士顿与旧金山令人惊异,为系列游记再添新章。

这些书远比一般图解的旅行指南来得丰富,作者假托游记,描述了一连串奇闻轶事、对比参照,对传统习俗及所见人物的自我形象,不时有极为犀利的评论,尤其对某些极隐晦的骄傲自大与殖民优越。然而我认为,是插画,让游记显得与众不同。蒋彝是三种鲜明风格之能手:精细的线描,通常带有一些讽刺画的灵巧笔触;水墨画,例如动人心魄的爱丁堡雨中街景,或湖区的清晨一瞥;工笔的水彩画,如他所画的牛津和波士顿,尤其是他的童年。

蒋彝的作画技巧受到中国书法的影响。但如果有人说,他的作品是典型的中国绘画,他会不胜其烦。“这些作品绝不是什么典型的中国风格。”他写道,“我的画,是一个中国人的独特表现,而不是全体中国人”。

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及中国重新开放后,蒋彝回到老家,并出了最后一本书《重访祖国》。也许,如他的华裔同辈——杰出建筑师贝聿铭亲口对我所言:他内心仍一直觉得自己是中国人。1977年,蒋彝重回中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于同年10月在当地去世。波兰裔作家埃文·霍夫曼从小就被带到加拿大,并在美国接受教育,她曾在作品《在转译中失落》里精彩描述了移民的复杂情结。蒋彝从未失落,但他也不曾被转译。他运用他的中国技艺与感性,创造出一种既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西方,而是全体人类共通的深切的仁慈与同理心。

You may also like...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