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浦京手机版蔡元培与鲁迅_叙事传记_好文学网

20世纪初的大城市,现代机器引入,产业工人急需,赚钱比乡镇容易,于是那些远离家乡的人在城市找到了落脚点。而比产业工人更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因为城市的出版机构、新闻报馆和学校更多,所以也纷纷来到大城市寻找修齐治平的机会。

郭沫若在谈到鲁迅时说得好:“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贡献十分宏大,而他对于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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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长鲁迅十三岁。1904年11月,蔡元培和章太炎等创立光复会,蔡元培为会长。光复会成立后,蔡元培便邀他的朋友、浙江会党首领陶成章入会,陶成章也是鲁迅的朋友,他们无话不谈。通过与陶成章的多次接触,鲁迅认识了蔡元培。
1912年1月,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长教育部后,鲁迅的朋友许寿裳参与此事,并向蔡推荐了鲁迅。蔡元培对许寿裳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此时,鲁迅正对辛亥革命后的绍兴失望至极,深感“越中地棘不可居”。接到许寿裳的两封信后,便立即来到南京。蔡元培着手教育改革,他以身作则,每天上午九时上班,下午五时下班,照学校成规,以摇铃为号,分工任事,行政效率极高。鲁迅由此似乎看到希望,他说:“说起民元的事来,……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往北京,教育部也要北迁,部员当然要有所调整。此时,教育部次长景某乘蔡元培北上期间,大力安置亲信。鲁迅早就看不惯景某的官僚习气,两人心存芥蒂。景某早有报复之心,便乘教育部北迁之际,把鲁迅列入部员的裁减名单。蔡元培在南京看到这张名单后,立即予以制止。他在致电鲁迅等:“昨日国务院成立,教育部亟须组织,请即日北来,为盼。”鲁迅被聘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蔡元培毕生注重美育,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他派王家驹筹办“北京夏期讲演会”,以“从事学问,阐发理术,宏深造诣”。他知道鲁迅对美学有独到的见解,便指派鲁迅讲授《美术略论》。鲁迅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他的讲演深入浅出,很得学员的喜爱。蔡元培被迫辞职后,新任总长便把“美育”删除,代之“以孔子之言为旨归”的道德教育。鲁迅对此感到极为可恨,他在日记中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去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世味秋荼苦,人间正道穷。”鲁迅由此深切感受到,在这个专制集权的社会里,欲思改革的不易和痛苦。蔡元培辞职而去,新任总长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鲁迅后来说:“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了一打以上总长。”这些粉墨登场的官僚不是来办教育的,“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做‘官’”,教育部内充斥着一片污浊、无聊的气氛。
鲁迅已无正经事可做,只能用抄古碑、搜集金石拓本、辑录和校勘古书来消磨时光。蔡元培也有此爱好,他们之间常有切磋和交流。蔡元培将自己收藏的《赞三宝福业碑》、《高归彦造象》、《丰乐七帝二寺邑义等造象》和《苏轼等仿象老题记》拓片赠送于鲁迅。他们还就汉代石刻进行讨论,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汉石刻之人首蛇身象,就树人所收拓本觅之,除武梁祠画象外,亦殊不多,盖此画似多刻于顶层,故在残石中颇难觏也。”
1917年1月,蔡元培接长北京大学,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对北大先从文科进行改革。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陈独秀带着《新青年》由上海来到北京,于是,发端于上海的新文化运动,其战斗营垒已由上海迁来北京大学。
此时,鲁迅仍在教育部供职,在沉重、黑暗的社会机制的压抑下,他特别感到孤立和愁闷。他常常一个人躲在补树书屋,整日整日的抄写古碑。后来,他的朋友、同乡、北大教授钱玄同,将他引入北大《新青年》营垒,他的《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等白话小说,才得以由《新青年》而面世。
其实,蔡元培对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向有倚重,他刚刚履任北大校长便给鲁迅去信,只是由于鲁迅已在教育部供职,而未聘其到北大任教。但是,却和鲁迅多次谈起欲聘其二弟周作人的事。1917年3月8日,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前奉书,屡告起孟,并携言语学、美学书籍,便即转致。顷有书来,言此二学,皆非所能,略无心得,实不足以教人。若勉强敷说,反有辱殷殷之意,虑到后面陈,多稽时日,故急函谢,切望转达,以便别行物色诸语。今如说奉闻,希鉴察。”
周作人来到北京,与大哥鲁迅住在一起。他们为应聘之事多次与蔡元培磋商。根据周氏兄弟的意见,蔡元培聘周作人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教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蔡元培知道鲁迅有相应的美学知识,便委托其为北大设计校徽。1917年8月7日,鲁迅日记记:“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迈过百多年的历史风尘,这枚鲁迅设计的校徽,至今仍在北大师生的胸前佩戴。1920年8月2日,鲁迅也收到蔡元培的聘书。鲁迅主要讲授中国小说史,他的课讲的很生动。冯至先生回忆说,听鲁迅的课,“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鲁迅还在讲义的基础上完成《中国小说史略》,胡适曾高度评价说:“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
1927年6月,蔡元培就任大学院院长后,满怀信心和希望,要在全国高等教育领域兴起一股改革之风。他还像十五年前长教育部时那样,很快便给鲁迅发了聘书。12月26日,鲁迅被聘为大学院特约着作员。据鲁迅日记所记,蔡元培曾专程拜访过他。
蔡元培不仅对鲁迅,对周氏三兄弟都是尽其所能给予帮助。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1932年“一・二八”抗战时,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炮火焚毁,员工均被解雇,周建人因此而生活无着,鲁迅为此很着急。3月2日,鲁迅给他的好友许寿裳写信说:“商务馆虽云人员全部解约,但现在当必尚有蝉联,而将来且必仍有续聘,可否乞兄转蕲蔡先生代为设法,俾有一栖身之处,即他处他事,亦甚愿服务也。”蔡元培知道此事后,立即往商务印书馆与王云五相商。后来,书馆因裁员而发生纠纷,鲁迅又去函许寿裳说:“但今兹书馆与工员争持正烈,实亦难于措手,拟俟馆方善后事宜办竣以后,再一托蔡公耳。”
商务印书馆内部纠纷平息后,蔡元培又去与王云五相商。周建人这才再次与商务印书馆签订聘约。鲁迅对此事十分感激,和三弟周建人专程往蔡宅面谢,因蔡元培外出而未遇。鲁迅在转托许寿裳代致谢忱的信中说:“弟本拟向蔡先生面达谢忱,而又不遇。大约国事鞅掌,外出之时居多,所以一时恐不易见。兄如相见时,尚乞转致谢意为托。”
1932年12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同盟成立后,蔡元培即去信邀请鲁迅入盟。据1933年1月6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商务印书馆,邀三弟同至中央研究院人权保障同盟干事会。”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召开成立会,蔡元培和鲁迅等出席会议,经过投票选举,他们都当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
中华民族已到了危险的时候,蒋介石仍在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甚至恫吓说:“侈谈抗日者杀无赦。”人民连说话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又从何而谈抗日救国呢?蔡元培为此常常陷入无尽的困惑和愤懑之中,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将自己的昔日旧作书赠予鲁迅:
养兵千日知何用,大敌当前喑不声。 汝辈尚容说威信,十重颜甲对苍生。
几多恩怨争牛李,有数人才走越胡。 顾犬补牢犹未晚,只今谁是蔺相如。
他还痛心地对鲁迅说,国民党为了想消灭政治上的敌对者,连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顾,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如磐夜气压重楼”,“雾寒苍天百卉殚”。1933年的中国,正如鲁迅所描述的黑暗、凋零和凝重,蒋介石甚至还嫌中国专制、独裁得不够,竟然要效法希特勒,创设复兴社和反省院,他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喧嚷已是甚嚣尘上。5月13日上午,宋庆龄、杨杏佛和鲁迅等亲往德国驻上海领事馆,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递交抗议书,强烈抗议希特勒的法西斯政党践踏人权的暴行,这份抗议书虽然“已引起举世特殊之注意”。
反动派终于要下毒手了,6月18日八时十五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四名暴徒暗杀。蔡元培、宋庆龄等没有被吓倒,表现出了威武不屈的凛然正气,鲁迅对此十分敬佩,他说:“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宋庆龄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两位是坚决的。”杨杏佛被害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也被迫停止了活动。鲁迅是熟知蔡元培的,他对冯雪峰说:“蔡元培的同情革命者,也不过是为了民族而已。但革命者,为了阶级,也为了民族。……现在的阶级斗争,又何尝不是民族存亡的斗争。”
1936年10月19日5时25分,鲁迅病逝于上海寓所。这天,宋庆龄特意来到中央研究院,告诉鲁迅去世的消息,并请蔡元培参加鲁迅治丧委员会。次日,蔡元培前往万国殡仪馆吊唁,并挽以一联:
着作谨严,岂惟中国小说史; 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在万国公墓为鲁迅举行葬礼时,蔡元培亲为执绋,并致词说:“我们要使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必须担负起继续发扬他精神的责任来。”
他还发表《记鲁迅先生轶事》,回忆起两人交往中几件影响深刻的事情:一是鲁迅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二是鲁迅进教育部后抄写“从图书馆借来的善本书”,后来便发表校订本《嵇康集》;三是鲁迅“注意美术,但不喜音乐”。四是鲁迅喜爱搜罗汉碑图案的拓本,“已获得数百种”。蔡元培为称道的是鲁迅的人品风范。他说,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时,同事齐寿山“对他非常崇拜”,教育部免鲁迅职后,齐寿山也因之而辞职于教育部,蔡元培说:“这是先生人格的影响。”
蔡元培如此高度评价鲁迅,如此认真处理鲁迅的后事,却引来苏雪林的非议,她在一封致蔡元培的公开信中,批评蔡元培不该主持鲁迅的葬仪,不该成立鲁迅纪念委员会。她还警告说,蔡元培“今日为左派利用而表彰鲁迅,……同情鲁迅,国人谁不惟先生马首是瞻,则青年心灵之毒化,反动势力之酝酿,有不可思议者。……此则愿先生之自重者也”。她带着深刻的偏见,对鲁迅大泼脏水,大放厥词。尽管苏雪林以公开信的方式向他责难,蔡元培还是采取了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根本没有理睬,依然投入纪念鲁迅的实际而具体的工作之中。
1937年3月,《鲁迅全集》已经编定,许寿裳便为其审查一事去函蔡元培。5月20日,蔡元培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鲁迅先生遗着事,弟曾函商于中央宣传部邵力子部长,力子来谈,称:内政部已转来呈文,当催促部员提前检查,现尚未断言是否全部都无问题,万一有少数在不能不禁之列,止可于全集中剔除几部,俾不致累及全集云云。”
次年3月22日,许广平来信说,《鲁迅全集》将由复社印刷发行,并希望先生为之作序。蔡元培很想写一篇好的序文,可又觉得对鲁迅还是缺乏了解,写起来难以下笔。他是个认真、慎重的谦谦君子,决无贸然从事的习惯,于是,又给鲁迅的朋友许寿裳去信说:“接马孝焱兄函,说关于《鲁迅全集》作序问题,先生有与弟商酌之处,敬希不及。弟曾得许广平夫人函,嘱作序,已允之,然尚未下笔,深愿先生以不可不说者及不可说者详示之,盖弟虽为佩服鲁迅先生之一人,然其着作读过甚少,即国际间着名之《阿Q正传》,亦仅读过几节而已。深恐随笔叹美,反与其真相不符也。”
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浏览了鲁迅的主要作品后,才为《鲁迅全集》写出了序,他在序文中说:“鲁迅先生的创作,除《坟》、《呐喊》、《野草》数种外,均成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除小说、书信外,均为杂文与短评,以十二年光阴成此许多作品,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何等学力!”
他称赞道,鲁迅着作“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1938年6月间,《鲁迅全集》二十卷本终于出版了。鲁迅纪念委员会为答谢他,让沈雁冰转赠一套《鲁迅全集》纪念本,可他早已按价付了一百元钱的订金。许广平知道此事后,立即让鲁迅纪念委员会干事王纪元将钱退还,并说,赠送先生一套《全集》,为纪念委员会中所议决,望先生万勿推却。他却坚持将钱交于纪念委员会,并复函说:“鄙人对于鲁迅先生身后,终不愿毫无物质之补助,请以此款改作赙敬。”
他和宋庆龄还以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表《征订〈鲁迅全集〉精制纪念本启》,这则启事说:“鲁迅先生为一代文宗,毕生着述,承清季朴学之绪余,奠现代文坛之础石。”编印《鲁迅全集》的目的,“欲以唤醒国魂,砥砺士气”。许广平对蔡元培为鲁迅所做的一切极为感谢和崇敬,她撰文赞扬说:“至蔡先生文章道德,海内传颂,鲁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此次更承为全集作序,知何宗尚,鲁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岂徒私人之感幸。”

[摘要]1897年创立的商务印书馆和1912年创立的中华书局都诞生于上海,它们讲求出版物的印刷技术和质量,还较早引进了先进的印刷设备和技术,为出版业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上海是中国现代印刷术的发源地。我国新兴民族印刷工业的两大代表——1897年创立的商务印书馆和1912年创立的中华书局都诞生于上海。这两家不仅十分讲求出版物的印刷技术和质量,还较早引进德英美日等国先进的印刷设备和技术,为出版业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在刚获批“市级民办非企业博物馆”的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历史文物自成一馆。10月31日,澎湃新闻记者走进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听馆长林伟成讲述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早年的印刷故事。
1897年,商务印书馆创立于上海。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原是外国人在上海开办的报馆和书馆的排字工人。他们集资3750元,租屋三间,购机器数台,办起了这家小印刷工场,起名为商务印书馆。
早期,商务印书馆以印刷为主。1902年,翰林出身的张元济抱着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进入商务。经他擘划,商务成立了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并聘请蔡元培为编译所所长。不久,蔡元培离开上海赴青岛,由张元济任所长。张元济请来一大批学者和专家加盟商务,开始组织编写新式教科书,译印外国名着和编纂出版各类辞典工具书,使商务真正成为一家出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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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商务印书馆早期印刷的复旦公学毕业文凭。
复旦公学创建于1905年,是复旦大学的前身。从这张文凭可以看到,当时的监督是高凤谦、教务长是李登辉。高凤谦于1903年应张元济之邀进入商务印书馆,被称为商务印书馆的“参谋长”,曾组织编写《最新国文教书》等。除了曾于1909年8月至1910年7月出任复旦公学校长外,高凤谦与商务同舟共济30余年。而李登辉1912年出任中华书局董事,后任职复旦校长。
从1907年开始,商务印书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1932年之前达到鼎盛,总人数达到4500人。其中,编译所积聚了大批学贯中西的人才,发行所在海内外开办了36家分馆,印刷所在北京、香港设有分厂,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和印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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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辉煌时期的全景。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当时商务印书馆还设有亚洲第一规模的东方图书馆,办有幼儿园、小学、师范讲习所、外语和商业补习学校、函授学社等。出版物遍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文学艺术、儿童读物、教科书、辞书等各个门类。还出版数十种杂志。
比如《东方杂志》。它是我国期刊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初为月刊,后改为半月刊。它历经清末、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重大历史时期,成为了近现代史的见证。梁启超、蔡元培、严复、鲁迅、陈独秀等着名思想家、作家都在该刊发表过文章,杜亚泉、胡愈之等出任过其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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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杂志》,民国18年第26卷第3号、第6号。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在很多人看来,商务印书馆最为辉煌时期可以与当时世界上任何大型出版社相媲美。
然而,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进犯淞沪,明确将商务印书馆作为重点攻击目标。商务印书馆上海总管理处、总厂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被炸焚毁,被迫停业。董事会随即决定由主要负责人组成复兴委员会,开始一系列的复兴活动。经过半年努力,8月1日复业。复业后,小学、初中用的全套教科书以“复兴”冠于书名。到1936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占全国总量的52%,依然领先于国内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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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印刷发行。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再说中华书局。1911年,还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的陆费逵看准了时机,他料定革命后的教科书将有一番改革,于这年和戴克敏、陈寅、沈颐等人一起筹集资金,秘密编写新教科书,准备创建新书局。1912年元旦,上海福州路惠福里弄堂口就树起了一块“中华书局”的招牌。由陆费逵与陈寅、戴克敏、沈颐等集资25000元创办的中华书局和中华民国同时宣告成立。
陆费逵任中华书局局长。在他的主持下,《中华教科书》赶在学校春季开学前伴随着书局的诞生问世。这套教科书有初等小学、教授书、高等小学、中等师范用书共49种183册,是清王朝覆灭后第一套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一经发行,风行全国。从此奠定了中华书局在出版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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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教科书》奠定了中华书局在出版界的地位。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中华书局紧接着添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1912年秋天,中华书局在福州路惠福里创办印刷所。为了保证出版物的印刷技术和印刷质量,陆费逵和助手唐陀多次去日本考察。他们大刀阔斧地除旧布新,引进日、美、英、德等国的先进设备,请德国专家史密斯特来上海传授最新制版、印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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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书局印刷所于1912年秋在上海成立。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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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华书局曾用于书刊装帧的烫金机,到明年就一百岁了,至今可以使用。澎湃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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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占地40余亩的中华书局静安寺印刷总厂建成。他们加快引进国外先进的印刷技术和设备,一方面发展胶印力量,一方面积极筹建凹版印刷,为以后大量承印有价证券作了准备。那年9月,中华书局分局增至40处,附设藏书楼于编辑所,已跃为全国第二大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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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占地40余亩的中华书局静安寺印刷总厂建成。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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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平版印刷版材之一石印石,1916年中华书局静安寺印刷总厂成立时即有石印工艺。使用该版材的平版印刷又称石版印刷,简称“石印”。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1919年到1921年,中华书局还揽到了克劳广告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告画、香烟盒的印刷业务。1930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出任中华书局董事,总厂开始大规模承印有价证券和钞票。1935年至1949年,中华书局先后承印有中央银行的法币券、关金券、金圆券、银圆券,以及中央银行的四川兑换券、国币辅币券、铜元券,中央银行的东北九省流通券,广东省银行券、大洋券、大洋辅币券和大洋票,安徽地方银行国币辅币券,湖南省银行印洋票,广西银行通用辅币券等钞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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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印刷总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石印部石印课。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1935年中华书局澳门路新厂建成,总办事处、编辑所、印刷所、图书馆陆续迁入。也就在这一年,中华书局新置德国凹版印刷大电机。此机为德国政府印刷局专利,高宁鲍厂承造,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快之凹版印刷机。到了1936年,中华书局印刷总厂印刷门类齐全,拥有各类印刷机械300多台。当时中华书局在全国印刷业排名第二,彩印排名位列第一,这是中华书局在旧中国的全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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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中华书局工作人员和新置德国凹版印刷大电机的合影。右边照片人物左五为陆费逵。图片来源: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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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对中华书局澳门路新厂印刷所所长室的复原,其中含原件物品28件。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那时的出版机构都是编印发一体的,既需要产业工人,也需要文化人做编辑,招聘新人时,虽也有选拔考试,但很多参与考试之人,都有介绍人。当时的人情社会,各行各业大抵如是,出版业这样也就不奇怪了。手头有一份百年老社员工名单,上面都是分两栏,一栏是“介绍人”,另外一栏是“被介绍人”,交代了员工的来历。介绍人多一时名流,甚至耆儒硕望,被介绍人后来也有不少成为大学者大专家。

作为百年老社的代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20世纪上半叶,几乎与所有的学术文化名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严以千计,宽以万计。有的工作在其中,有的介绍人去工作。
那些介绍人,类似保人,一般都是人品和学识双担保。

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中,涌现了很多风云人物,其中一位是廖陈云,当年因为辍学在家,其师张行恭了解到他因经济困难无法继续深造,很是惋惜,就委托自己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弟弟张子宏推荐廖陈云去商务印书馆做学徒。廖陈云当时在文具柜做学徒,月薪三元,两年之后,提为店员。廖陈云有能力会办事,很得赏识。张氏兄弟是廖陈云的入馆介绍人,直接介绍人张子宏当时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下的文具仪器柜主任,是他向发行所长推荐的。试用三月后,虽然月薪不高,但廖陈云还是留了下来。

“一二八”商务印书馆被炸后,遭遇困境,人员俱停职,拟大裁,三弟周建人饭碗,牵动大哥鲁迅的忧思。周建人虽然是商务馆十年的老员工,但在全体人员停职后,他却能马上复职,还是得感激一位声望极高的前辈出面,才有惊无险,得以转圜。原来鲁迅为三弟之事,托许寿裳拜托蔡元培,蔡元培也确实出了大力,事成后鲁迅和其弟一道上门致谢。1932年8月11日鲁迅日记:“……下午去同三弟往蔡先生寓,未遇……”关于这一条《鲁迅日记》下面还有一个注:“‘一二八’战事后,周建人被商务印书馆解雇,鲁迅曾函托许寿裳转请蔡元培推荐返馆工作。事成,鲁迅偕周建人往蔡寓取聘书并致谢。”

早年沈雁冰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来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工作,其介绍人是北京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孙伯恒,但真正让沈雁冰进商务拿到不菲薪水(月薪24元,当时一个练习生月薪是两三元)并得到重视的是其表叔卢鉴泉。卢鉴泉是北洋政府财政部公债司的司长,因为位高权重,还握有公债票据的印刷权,北京商务印书馆业务上有求于卢司长,所以当卢司长要介绍沈雁冰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孙伯恒周到地写信给了总馆负责人张元济。有研究者说沈雁冰当年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在商务馆里毫无背景,因为能力出众所以很快就脱颖而出了云云。其实沈雁冰本人固然很不错,但从张元济对沈雁冰报到时的极尽照顾,还有沈雁冰入职时的薪水和岗位来看,相信大家都不会忽视其介绍人即表叔卢鉴泉权重一时的分量。

与商务印书馆一样,创立之初的中华书局,员工入职有选拔考试,但也重视介绍人。中华书局的知名董事有范源廉、唐绍仪、梁启超、宋耀如、于右任、孔祥熙等,都是当时国内闻人,其中难免有人员介绍情况,但手上材料不多,这里还是说一说文人学者和实业家介绍人才入局的情况。

大学者傅斯年,曾介绍过自己的亲戚傅斯腾在中华书局做编辑。还有王均卿介绍过施平阳到中华书局上班。王均卿是谁?郑逸梅在《悼王均卿先生》一文中说:“沈三白之《浮生六记》,为抒情叙事之良好读物,最初为一抄本,由先生首先觅得,交诸其友黄摩西以谋剞劂,于是普遍于社会。然六记轶其二,先生犹引为憾事,乃再三征索,始于其乡人处得其轶稿,欲重印以问世,先生死,不知有人能竟其未竟之志否也?”简单说,王均卿是20世纪初有名的出版人,曾在中华书局、开明任职,成就颇多,但最直接的就是《浮生六记》的发现者、整理者以及首印者。

还有就是张献之也介绍过两位编辑吕伯攸和范御龙入局。张献之即张相,中国语言文字学家。他是晚清著名词人谭复堂的学生,有“钱塘才子”之称,代表作是《诗词曲语辞汇释》。张相所教学生中,金兆梓、徐志摩等都成就很大。而其所介绍的两位学生,也很有成就,其中的吕伯攸还是李叔同比较亲近的学生,也有不少关于李叔同的研究作品面世。张相除了介绍了上面二位,还推荐了学生金兆梓在北洋大学肄业后到中华书局工作。因为金兆梓是先投稿,陆费伯鸿发现其是人才,就让老师张相帮忙游说,让金兆梓到中华书局来做编辑。金兆梓后来介绍了卢文迪,卢文迪又介绍了朱基俊。卢文迪之后一直在中华书局北京分局负责,后来中华书局北迁,也就进入到中华书局本部工作;朱基俊是著名的翻译家,自己有很多翻译作品,在中华书局主要出版面向中小学生的外文版图书。

中华书局早期有不少开明的实业家介绍人,比如常州大实业家吴镜渊就介绍了缪联元来。这可能和中华书局遭遇过几次危机有关,陆费伯鸿早年说中华书局逢六不吉,民六和民十六都不吉利,而每次不吉利有困难都是实业家来援助,此后他们介绍人进来也就正常了。民六危机后,吴镜渊曾经在中华书局主事过一段时间,孤岛时期中华书局内迁,吴镜渊之子吴叔同被推荐为上海方面负责人,后来他也介绍了不少人进来,如华士诚、钟吉宇、陶士珊、徐景尼和洪文涛等。常州籍的潘汉年1925年也到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社做助理编辑(也有说是校对),潘汉年是谁介绍进来的呢?少年中国学会的恽代英和潘汉年在此之前刚刚在常州认识,当时中华书局编辑所的新书部主任左舜生也是少年中国学会创始人之一,并一直在编辑出版少年中国学会丛书,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潘汉年是他们中的哪一位介绍进来的。当时出版界常州人士很多,中华书局本部除了吴镜渊,还有唐驼等不少常州人,作为常州籍的潘汉年,在当时要找一个熟人介绍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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