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浦京2019“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

樊骏老师的去世,使我们觉得我们生命上发见了不可弥补的真空。任凭我们多么苦楚地哀悼他的离世,多么迫切的希冀仍然能够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事实是不会为体贴我们这悲念而有些许更改,而他再也不会为我们这些哀悼而有些许活动的可能。但作为樊老师的同辈、朋友、学生、后辈仍然陆续撰写了若干纪念文字,“或计述其为人,表彰其精神,或评价其学术贡献、思考他开启的问题”。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告别一个学术时代:樊骏先生纪念文集》无疑是我们观察樊老师去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所引起的一切心理反映的重要参考文献,无疑是我们分析和总结樊骏老师参与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的最佳时机。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瑶文集》第7卷和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瑶全集》第8卷均有《王瑶书信选》,均收录了王瑶的95封信。既然名为“书信选”,当然就不是书信的全部。笔者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4期的《王瑶书信选(八封)》收录了王瑶致王德厚的五封信,致任伟光、张挺、许怀中的书信各一封。其中,王瑶致王德厚、许怀中的信均已收录到《王瑶书信选》,但王瑶1983年6月8日致任伟光、1984年10月15日致张挺的信,均未瘦。其中致任伟光的信,主要是王瑶鼓励任伟光从事现代闽籍作家研究;致张挺的信,王瑶就张挺来信中提到的巴金八十寿辰是否举办巴金作品学术研讨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书窗》1999年第2期刊有徐重庆的《谈王瑶1957年的一封信》,这是一封王瑶1957年10月4日给赵景深的信,谈及特殊时期如何迂回地讲授现代文学史。《新文学史料》2005年第2期刊有庄钟庆的《忆王瑶先生》,部分节录了王瑶给他的书信三封,分别写于1983年4月21日、1984年8月5日、1984年11月17日,在信中王瑶对庄钟庆的几篇论文提了些中肯的建议。《编辑学刊》2011年第2期刊有郝铭鉴的《王瑶致郝铭鉴的信》,这封信写于1979年7月11日,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文艺知识丛书》拟请王瑶先生承担一个题目”[1],王瑶收到约稿信后的回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刊有蔡振翔的《关于王瑶的两封信》,这两封信均是写给蔡子西的,一封写于1976年11月4日,一封写于1976年11月11日。第一封信,王瑶托人从香港代购的曹聚仁的《鲁迅年谱》与周作人的《知堂回忆录》被海关没收,为此向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曹子西写信求援。第二封信,主要是表示感谢。笔者又找到王瑶五封散佚的书信,不见于《王瑶书信选》,当为佚信,结合相关史料,对此略作钩沉。

澳门新浦京2019,学者访谈

不同的人读樊骏其人其书,对他的性格和学术贡献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樊骏是“鲁迅的真正传人”(赵园),是现代文学界的有权威的“学术发言人”(范伯群),是现代文学界的“学术警察”(陈平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之魂”(王富仁),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守护神”(解志熙),是“新时期老舍研究的领军人)(吴小美),永远是“无法复制也是不可企及的”(孙玉石),他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带来“品格精魂”(吴福辉)。我想正是因为樊骏式的学者的不可复制,稀缺,才会让众多学者在樊骏去世后期盼“樊骏式的接班人”(范伯群),呼唤“樊骏式的学者”,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樊骏的去世“告别一个时代”(陈平原),是一个“有故事”时代的消歇(温儒敏)。

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

正因为樊骏在众人的心里分量如此之重,所以他的离去必然带给每个人无法承受之痛。但我们在悲痛的同时,也会因他的去世,带来种种思考,我想这思考才单纯的赞扬、怀念他,应该更为樊骏欢迎。当我读完全部纪念文字后,一直盘旋在我脑海里一个问题,樊骏式学者果真消失匿迹了吗?樊骏去世,果真代表现代文学界已经告别了一个时代?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先请大家读一读赵园和刘纳的若干纪念文字。赵园说,尽管对樊骏的人格一直有称美,对此不认可的想必另有其人,而且应当说,那“人格”在其人生前,“未见得发生过怎样的影响,也未见得真的为他所在的单位看重”。刘纳说,对于这个专业的大多数硕士、博士和年轻教师来说,樊骏这名字“已很生疏”。她还说,“樊骏老师的知名度大致仅限于本学科范围,他本人也并不追求更大的格局。说到樊骏这个人的影响力,不妨推想多种可能性。他真实而切实地影响过一些人,这些人又会影响一些人。影响的角度和影响的强弱都不具可测量性。很可能,影响在传递过程中渐趋减弱,以致沉寂、消失;但也可能,随着影响的发散、流动、游移、变异,难以估料会于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发酵、生长、膨胀、增殖”。从她们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知晓樊骏的影响力并非如大家想象的那样大,当然现代文学界有没有王瑶、李何林、单演义、任访秋、唐弢、许志英、叶子铭、支克坚、陆耀东、樊骏这些学者,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学术风气,学术氛围是大不一样的,这也是无疑的。樊骏真实而切实地影响过一些人,但影响到什么程度,樊骏的认真,坚守,持重,这些学术品格,在被影响者身上究竟传递了多少,这还是个未知数。

2014年5月7日,是王瑶的百年诞辰纪念日。他的学生,也是我尊敬的学者赵园在这一特殊的日子,撰文《走近王瑶先生》,其中提到“樊骏并非其门弟子,说‘私淑’也勉强。对樊骏,对得后,王先生均以之为同行……至于王先生对樊骏的信任,除人格外,无非寄望于其在学会、专业界的作用。王先生不经营‘学派’,对专业界却很在意,直至病逝。对王先生、对樊骏的这种责任感,我自然是尊重的,自己却不大有这种情怀。”[2]

杨庆祥:我们还是从80年代谈起吧,一般来说,每个时代都有它主导的问题意识,您觉得80年代的问题意识是什么?
钱理群:目前大家对于80年代的认识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把80年代过于理想化了,好像80年代是一个完全自由的时代。这种看法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却脱离了具体的历史语境。80年代相对于“文革”来说是一种解放,但实际上一直有不断的“敲打”,比如清污、反自由化等等,对思想的控制始终是有的。当时最大的潮流就是“思想解放”,但“思想解放”并不仅仅是对“文革”而言的,也是对当时的现实禁锢而言的,所以80年代一直有一个“挣脱历史与现实束缚”的冲动,这是我们在考察80年代不可忽视的思想和心理背景。
杨庆祥:所以当时你们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实际上就涉及到这些社会环境和学科环境。
钱理群:对,实际上是涉及到几个背景的,首先是1983年有一场论争,当时南京大学教授许志英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提出了一个问题:“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到底是什么?在当时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因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说得很明确,“五四”文学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但许志英在文章中认为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这就动摇了这个毛泽东的结论。其实当时有相当一批人在思考这个问题,许志英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而且他写出文章来了。记得1978年我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时候,就有一个题目:“谈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
杨庆祥:那这个题目是谁出的?王瑶先生吗?
钱理群:我估计是严家炎老师出的。这是一个一直有争论的问题,李何林在30年代的一场论争中就明确表示“五四”文学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
杨庆祥:但是李何林后来改变了他的观点。
钱理群:30年代瞿秋白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所以他说“左翼文学”是对“五四文学”的反动,因为“左翼文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个观点在三四十年代的学界,在毛泽东的理论出现之前几乎是公认的,只不过立场不一样,有人认为资产阶级领导是好的,有人认为是不好的。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后来李何林到了解放区之后就面临这个问题,当时他就非常困惑,究竟是谁领导的呢?他经过思考后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所以“五四文学”领导权问题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当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1978年我们入学的那道试题我估计是严家炎老师想看看我们学生的看法,实质上大家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毛泽东特殊的权威性,在80年代以前大家是不可能质疑他的观点的,“文革”结束后,才有可能提出这个问题。许志英的文章代表了当时比较敏感的学者的看法,文章发表以后,实际上得到了学术界很多人的赞同,但是后来在“清污”中好像是胡乔木对这篇文章表示了不满,于是遭到批评,就弄得学术界很紧张,于是组织严家炎、樊骏等人发表文章,对许志英的文章进行批评。上面要求是批判,但是这两个人的文章都写得很严谨,很缓和,尽可能采取学术争鸣的态度而不是政治批判的态度。这件事情当时我们都知道,私下里都在讨论,我们是赞同许志英的观点的,但都觉得许老师太老实,不应该这么直接去碰,所以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采取了另一种策略:把时间从“五四”提前,这样就把这个问题消解了。
杨庆祥:也就是通过时间的提前把领导权问题消解掉了。
钱理群:对,为什么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动因就是一方面要回避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又要提出不同的看法。当时许志英的文章及其争论提醒了我们:现代文学这门学科还是在“党史”的笼罩之下。所以我们现在要突破它,就是要摆脱现代文学史作为党史的一部分的属性,摆脱政治对它的控制,但是直接提到“五四”又为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不允许,所以干脆把时间往前提,使这个学科能够从革命史的附属中解脱出来。
还有一个是学科研究的背景,当时很多的年轻学者都有两个想法,一个是走向世界,另一个就是打通近、现、当代。具体到我们三人,恰好具备这个条件,陈平原当时偏向于研究近代,黄子平是研究当代,我主要研究现代。当时我们是很自觉地在这么想,这么去努力。这些想法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里面都有所反映,比如1985年第1期王富仁的文章《在广泛的世界文学的联系中开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道路》,它代表了走向世界的方向,当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举动,现在大家可能都不记得了,就是出了一本书:《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作家》,这本书的特点就是旗帜鲜明地强调走向世界。
杨庆祥:你们都参与这本书了吗?
钱理群:都参与了,都有文章,这本书是我们这批文革后的现代文学的年轻研究者第一次集体亮相。
杨庆祥:后来你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面有走向世界的提法,就是受到这个的影响吧?
钱理群: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3期也很有趣。当时《丛刊》的编辑和现在一样,也是有执行编委,那个时候的执行编委都是我们的老师,这一期正好是乐黛云老师负责,当时她是我们的副导师,她选我做她的助手,她比较放心我,实际上就是让我来编,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利用这个权力,集体策划了这一期。我们可以看看这一期的目录,首先是论坛:“现代文学史研究要破关而出”,发表了张中的《近、现、当代文学史的合理分工和一体化研究》。另外特意办了两个专栏,一是《近、现、当代文学汇通》,发表了黄子平的《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另外一个专栏就是“在世界文学的广阔背景下研究现代文学”,选的是陈平原等人的文章,还有“现代文学研究在国外”专栏,选的是温儒敏翻译的文章。其实这一期才是我们三人的最早合作。
杨庆祥:这一期应该是1985年7月出来的,和你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间比较接近。
钱理群:差不多前后。黄子平的文章《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把古代、现代、当代联系在一起,当时影响非常之大。你看还有陈平原和夏晓虹的文章,当时他们正在谈恋爱,我还开玩笑,说这一期正好当作送给你们的爱情礼物。
杨庆祥:我记得在你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前,在1982、1983年左右,就有人提出“百年文学史”的说法,比如陈学超的《关于建立中国近代百年文学史研究格局的设想》,我记得是发表在《丛刊》1983年第3期。那“百年文学史”的提法和你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法有何不同?当时为什么没有使用“百年文学”这样一个概念,而是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是不是要强调一种当代意识?
钱理群:当时我们考虑到,陈学超的那个提法是从鸦片战争说来的,我们觉得他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说的。
杨庆祥:是从近代史的角度来谈的。
钱理群:对,我们主要强调要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话“鸦片战争”显然构成不了一个转折,比如龚自珍,我们觉得他是古代文学最后的一个大家,但他不是开创者,而是最后的终结者,而“百年文学史”就要把龚自珍放在里面。但是在我们看来龚自珍并不能代表一个时代的开始,所以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偏重从19世纪晚期开始,这个陈平原更有发言权,当时他正在研究那一段。
杨庆祥:对,当时他正在研究苏曼殊等人。
钱理群:我们认为最多只能从晚清开始,晚清那就比较接近20世纪文学了。这样就摆脱了政治社会史的划分标准,更强调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
杨庆祥:后来你们在万寿寺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上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言的是陈平原,但据说幕后的策划人是你?
钱理群:这是我们从不同的知识背景出发,不约而同的共同想法,谈不上是谁先策划。我们都是“哥儿们”,谁代表发言都无所谓,推陈平原作代表,是因为他在我们中间年纪最小,由他开炮,更有冲击力,而且他刚来北京,也需要亮一个相。再加上第一次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就必须讲清楚“发生学”的问题,陈平原熟悉晚清,当然他讲最有把握。
80年代对于我们来说面临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当时我们还是青年学人,我们需要争取自己的发言机会,争取自己的言论空间。就我个人来说,考入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已经三十八岁了,当时王瑶先生跟我说,我知道你急于在学术界表现出来,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要厚积薄发,后发制人。我沉默了七年,在1985年才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时候我对20世纪中国文学已经有了一些成熟的看法。所以当时我们非常感激那些首先发表我们文章的人,《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首先发表在《文学评论》,跟当时的编辑王信关系很大,紧接着《读书》连着六期发表了我们的“三人谈”。
我们三人比较早得到关注的是黄子平,他先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林斤澜的文章:《沉思的老树的精灵》,一举成名,所以他和陈平原与《读书》有一些来往,因为当时这些杂志都比较注意新人。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有一个编辑叫高国平,他找到了黄子平,问黄子平身边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同学,黄子平推荐了两个,一个是赵园,一个是我,赵园就写了《艰难的选择》,我是《心灵的探寻》,当场拍板出版,收入“探索书系”。还有一个就是浙江文艺出版社,主要是李庆西,他既是批评家又是编辑,出了一套书,黄子平、陈平原的都有,但没有我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年纪大了,这一套书影响极大。
还有就是几个刊物,一个是《文学评论》,王富仁、赵园、刘纳、汪晖、陈平原、黄子平全部是通过它出名的,另外一个就是《丛刊》,我先是助手,后来是编委,再到副主编,《丛刊》就成为我们共同的一个阵地了,另外还有就是《上海文学》、《上海文论》,福建的《当代文艺探索》。
杨庆祥:《上海文论》的创刊比较晚,影响要晚一些。
钱理群:好老师,好编辑,好杂志和出版社,还有我们自身的努力,80年代的学术研究的小环境实际上是很好的。
杨庆祥:您提到的这些实际上是一个文学场的问题,当时的文学场对你们是很有利的。那王瑶先生当时知道你们要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吗?
钱理群:其实当时这些想法都是一种共识,我们的很多举动如果没有老师的支持是不可能做成的。比如1985年第3期的《丛刊》,如果没有乐老师的支持,就不可能让我来编辑。实际上“走向世界文学”也是乐老师的思想,当时她正在提倡比较文学。我们当时上面有两代人,一个是王瑶那一代,一个是樊骏、严家炎那一代,所以当时有句话叫做“老中青结合”。其实我们的这些想法,也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前一辈他们就已经在考虑了,他们更早,他们是先行者。
杨庆祥:对,比如王瑶老师和严家炎老师提出了“现代化”的观点。但是我觉得他们讨论得不是很深。
钱理群:所以你不能说这是我们的独创,实际上是整个学科发展的一个结果。在这之前,有一个更大背景的讨论,就是“如何开创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新局面”。
杨庆祥:我觉得你们当时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说法实际上是对严家炎老师他们的框架不太满意的,他们当时主要是“回到乾嘉”,搞实证和史料,重新发现和发掘以前没有提到的作家、作品等等,比如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等等,但是好像他们对整个文学史的框架还是没有什么大的突破。
钱理群:8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研究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是拨乱反正的阶段,这个就包括发掘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作家,还有一些作家被遮蔽的另一面。那个阶段是有很强的政治性的,它和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从1983年《丛刊》第3期开辟“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专栏,就意味着现代文学研究进入了学科自身建设的新阶段。
顺便说一点:这个专栏是樊骏、严家炎先生主持的;当时的现代文学研究,是在王瑶、唐弢、李何林、贾植芳、钱谷融几位先生的指导下的,而具体的组织工作主要是樊骏、严家炎先生做的,樊骏先生起了更大的作用。因此,你们要研究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樊骏是一个关键人物,他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思想,他所做的组织工作,特别是他对我们这一代人的重视、培养与影响,是不可忽视,应该认真研究。这次他主持的“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讨论,就是由老、中、青三代学人共同参与的。也就是在这一次的讨论中,提出了“文学现代化”的概念和标准;现代文学的当代性;现代文学研究的内涵和外延;研究方法的革新等问题,你刚才提到的陈学超的“百年中国文学”概念,也是在这次讨论中提出的。以上这些讨论,对我们后来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都是有影响的。1985年的创新座谈会就是在这样的讨论的基础上召开的,而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为我们这一代提供一个发言的平台。我们就要抓住这个机会,发出我们这一代研究者独立的声音。我们发言的中心,就是要提出一个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整体观”。这也是我们当时感觉到的学术发展的一个客观要求,就是在对局部的作家、作品、文学流派进行“重新估定价值”以后,需要一个整体的突破,进入宏观、综合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现代文学作为学科的总体进行重新估量和思考,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渊源、发展线索、阶段、进程,整个学科的基本格局,文学史编写体例等关系全局的问题”。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这次会上提出的,上海的陈思和在会上也提到了“新文学的整体观”的问题。所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是很自然的,是学科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杨庆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后,具体的研究是没有进行下去的,后来1987年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应该和它有一定的关系吧?黄子平和陈平原为什么没有参与它的写作?
钱理群:那本书是怎么产生的呢?最早是山西一个杂志叫《山西教育》,它约王瑶先生写一个文学史的系列讲座来连载,是带有通俗性的。王先生自己不写,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当时我刚刚研究生毕业,也想发表文章,所以我找了温儒敏、吴福辉,当时王先生希望我们把他女儿王超冰带一带,所以加上她。从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恰好我当时正在教现代文学史这门课,实际上我写的部分都是我的讲稿。我们开始也不是很重视,主要是完成任务,也借此发表我们对现代文学的思考成果,后来才想到要出版,出版的统稿是我做的,然后写了个序,写那个序的时候正好我们在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杨庆祥:那个序基本上是一个启蒙主义的东西。
钱理群:对,那个序言基本上是我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解。但是其他三个作者并没有参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讨论,我们的写作又是单独进行的,没有商量,所以问题就出来了,序和后面的正文内容有些脱节。后来1998年的修订本就把序拿掉了。其实当时没有更多的想法,就是出书,当时出一本书是很难的。书出来后社会反响也不大,主要是我们当时没有名气,后来之所以影响大了,和我们的学术地位的提高有关系。
杨庆祥:这种情况我倒不是很清楚,我就是把这两个版本拿来作了一下比较,修订版把序言去掉了,于是我就以为是你改变了对“启蒙主义”的态度,或者说不再坚持“启蒙主义”的文学史观了。另外就是你在修订版里面提出了一个“审美”的东西,又提到“现代化”,我就以为你可能是把“启蒙”的边界放宽了。
钱理群:修订本有两个指导思想,一是它是教科书,不是私人著作,不能把太多的个人见解放进去。那个序言基本是我的观点,既不能代表温儒敏,也不能代表吴福辉,把它去掉是很正常的。还有把标题全部改了,以前的标题有鲜明的倾向性,那些标题都是我取的,去掉后是为了强调教科书的客观性,减少主观性和容易引起争议的东西。第二个指导思想是要把当时该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体现出来,比如增加了通俗文学,单章作家增加了沈从文和赵树理。沈从文是因为经过研究,我们意识到他的重要性就单列了一章。赵树理单列一章是我坚持的,什么原因呢?就是为了取得平衡,就是不要搞得太“右”,记得毛泽东说过: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我受这个观点影响很大,就觉得在重新肯定被否定的自由主义作家时,也不能忽视左翼作家,文学史写作要注意二者的平衡。当然从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赵树理,我对他的语言很欣赏。我们的想法是既要吸收最新的成果,又要和潮流保持适当的距离。因此,书出来以后,有两种评价,有的觉得太激进,有的又觉得还是有点保守,有“左”的遗迹,我们则认为这是教科书,必须如此。现在看来,这本《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至今还有生命力,跟我们的这一态度和选择有关。
杨庆祥: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是1998年出来的,而在1988年陈思和等人的“重写文学史”专栏中,第1期的文章就是批判赵树理的,如果按照他们的思路,赵树理肯定是不能列单章的。
钱理群:对,我们当时就是不想跟潮流太紧,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样能够留下来长久一点。
杨庆祥:1988年上海的学者就开始提出“重写文学史”,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比你们要更激进一些。
钱理群:在我们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候,同一个会上,陈思和就提出了“新文学的整体观”。他们后来提出“重写文学史”,我们确实事先不知道什么消息,但他们提出来后,我们是很赞成的。后来在镜泊湖会议上,我们提出南北合作,他们在上海搞,我们在北京呼应。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丛刊》的编委了。1988年底他们在上海开了一次大型的座谈会,我们《丛刊》1989年第1期就开了一个专栏,发表了汪晖写的《关于〈子夜〉的几个问题》,那就是我组织的,那是我们在镜泊湖会议上商量好的。顺便说一点,考察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镜泊湖会议是不可忽视的,那是我们这一代古、现、当代研究生的一次大聚会,是京、沪年轻学者的一次主动合作。参加会议的有北京的研究古典文学的张中、钟元凯,研究现代文学的我、吴福辉、凌宇、赵园、王富仁,研究当代文学的黄子平,还有上海的王晓明、陈思和、蔡翔等等,讨论中心就是如何打通古、近、现、当代,如何发挥我们这一代的作用,当时我们有很强的群体意识和主动性。镜泊湖会议以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编《丛刊》1989年第1期。那一期还有一个大动作,就是搞了个“论文摘编”,把与“重写文学史”相关的论文都摘了,包括黄子平和李劼的那个对话。那一期是明显的配合,煞费苦心,费了很大劲,这些在该期的“编后记”里面都提到了。
杨庆祥:那为什么当时你们没有想到“重写文学史”提法?
钱理群:怎么说呢?“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本身就包括了“重写”的意思,另外与北京上海两地的学风有关系。北京的学者很少合作提出问题,上海则喜欢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制造新的概念,北京都是配合他们。
北大的传统是强调个人,很少开会,很少提口号,但是我们都参加别人提出的问题或者活动,这主要是学术传统的原因。至于我和陈、黄的合作是有缘由的,主要是当时我们三人都是一个人在北京,每天没什么事情就呆在一起。但我们后来也很少合作了,主要的合作只有三次,一次是“三人谈”,一次是编“漫谈文化”系列丛书,一次是准备编一本绘图文学史。前两次都出了书,最后一次因为发生政治风波,就流产了。
杨庆祥:“重写文学史”比“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要具体,是个案的研究,而且首先就是拿当代开刀的,我感觉就是当代实际上被取消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被取消、否定了。
钱理群:陈思和、王晓明都是脚踩现、当代两只船上的,和我们不太一样,我和陈平原都不谈当代,黄子平虽然是当代的,但他的兴趣越来越转向于史的研究,这与上海的那批学者是不太一样的。
杨庆祥:对,我也觉得你们史的研究多一些,但是上海的学者因为身兼二任,可能受到批评的影响多一些。
钱理群:我对当代文学的关注到1985年就停止了。
杨庆祥:你看,这是明显的区别,陈思和就说他为什么重新对当代文学感兴趣,就是在于“寻根文学”的兴起,让他很激动,于是想要重新研究当代文学了。
80年代的知识气候和学术传统
杨庆祥:那您谈谈您的知识背景吧,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1960到1978年,您在贵州呆了整整十八年,这十八年您都在读什么书?
钱理群:我在《我的精神自传》里面也谈到了相关内容。我在大学时候主要读的是19世纪文艺复兴以来的俄国文学。在贵州主要是读鲁迅,当时我有一个很大的雄心,就是要把鲁迅读过的书都读一遍,我根据他的全集开了书单,但当时在贵州找不到那些书。当时主要就读两个方面,因为鲁迅是强调受压迫的民族的文学,我当时缺这一块,很奇怪,贵州安顺的图书馆很小,但是有很多北欧啊、南欧啊一些小国家的文学。另外就是读庄子,因为鲁迅受庄子的思想影响很深。然后就开始读马克思,我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我在一篇文章中讲过这个问题,其实读这些的动机都是奔着鲁迅来的,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写的就是鲁迅和周作人的比较研究。
杨庆祥:难道80年代初您没有读一些新的西方理论方法之类的书吗?80年代夏志清、司马长风的文学史很流行,当时您读了吗?对您有何影响?
钱理群:西方的理论读得不多,但是夏志清和司马长风的书都是看过了的。夏志清对我的启发主要是他对几个作家的发现,一个是张爱玲,一个是师陀,还有端木蕻良,因为我认为一个文学史家的功力主要在于发现作家,所以印象很深。但是当时我总的看法是他的反共意识太强,而且我不认为他的整个框架和思路有什么新的东西。司马长风的艺术感觉非常好,这对我有影响,我对周作人的研究就受到了他的影响。当时我们接触到的海外学者主要就是他们两个,他们的著作都是个人著述,而当时我们都是教科书,好像是吹来了一股新鲜之风,这也是一种影响。
杨庆祥:对,我也觉得夏志清的整个框架和思路并没有什么创新,他主要就是用新批评的方法来解读了一些作家,记得当时很多人都批评了夏志清的著作,包括严家炎等人。对了,您为什么选择周作人研究?
钱理群:其实我研究周作人最开始的想法是为了摆脱旧有的鲁迅研究模式。我的学术研究比陈平原、黄子平要早,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受到五六十年代的学术思潮的影响比较大,比如对鲁迅的认识就受到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的鲁迅观的影响,当时就想从这个里面摆脱出来。如果我继续研究鲁迅就跳不出来,所以我想换一个角度,最佳人选就是周作人了,因为周作人和鲁迅关系不一般,但是后来读了周作人以后想法就有了改变。
我在文章中说过,我受到两个传统的影响,一个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思潮和“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80年代我的主要任务是要摆脱革命思想对我的消极影响和束缚,以便走出文革的专制主义的阴影。那么周作人对我来说是一个中介,帮我打开了另外一个视野,或者说唤起了我内心深处,从少年时代就有了的对民主、自由、博爱、人道主义的向往,这就必然向西方和五四启蒙思潮倾斜。
我当初的毕业论文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类似于我后来写《心灵的探寻》那种写法,试图用全新的角度来研究鲁迅。另一个就是鲁迅和周作人的发展道路的比较。王瑶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存放起来,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然后他就告诉我做这个题目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他当时说了这么几点:第一是学术论证上的困难。王瑶打了一个比方,他说做这个题目你得有两个包裹,一个包裹是鲁迅,一个包裹是周作人,两个人你都得搞清楚,但光分别搞清楚还不行,你得把他们两人连起来,因为你是比较研究,难点就在这里。第二,你得注意,讲周作人是有很大风险的。在周作人是汉奸这个问题上,你必须态度鲜明,要有民族立场,不能回避民族感情问题。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含糊其辞,整个论文就站不住了。一定会有很多人提出种种责难,你要做好准备,在答辩时舌战群儒。因此,你所讲的有关周作人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有根据,有大量材料来支撑你的每一个论断。后来我那篇论文注释的篇幅几乎与正文相等,差不多每一句话背后都有一条注释,越是敏感的问题就越要讲究有理有据。
王先生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文章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编织毛衣”式的,只是平列的铺排:一点,两点,三点;一方面,又一方面,再一方面。很有条理,很全面,但看不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整篇章是散的。另一种是“留声机”式的,有一根针,一个核心,一个“纲”,所有的观点都围绕它转,这就是所谓“纲举目张”,所谓“提纲挈领”。写论文最难也是最要下功夫的,就是一定要找到能够把整篇文章拎起来的东西。用什么东西能把鲁迅和周作人拎在一起呢?后来我想起列宁关于“亚洲的觉醒”这一命题,他认为20世纪将是一个亚洲觉醒的时代,我觉得这个命题可以来解释鲁迅和周作人的“启蒙主义”、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而且这个“启蒙主义”又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时候的“启蒙主义”。“亚洲的觉醒”使我感觉到中国20世纪的文学,包括“五四”文学革命,不是一般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启蒙主义,鲁迅是这个觉醒的主要代表人物,所以后来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面提到“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就是从这里来的。它不仅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同时也是关注下层人民的文学,所谓三大发现:“妇女的发现,儿童的发现,农民的发现”——总之是人的发现。后来鲁迅走向左翼,更关心工农,是这样一个“觉醒”的自然发展。在我看来,周作人后来成为汉奸是背叛了“启蒙主义”,背叛了这种“觉醒”,他把“五四”局限在少数几个人之中,有贵族化的倾向。
杨庆祥:这个概念非常好,今天看来仍然有意义,日本的学者竹内好就曾经讨论“作为方法的亚洲”,和“亚洲的觉醒”这个命题可以互补。您这个论文后来出版了吗?
钱理群:收到了《周作人论》里面。后来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这个“亚洲的觉醒”有一定关系。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实际还是从我接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知识背景出发的,更扩大了说,是和我在《精神自传》里谈到的文革后期的民间思想村落的思想经历相关的。但应该承认,在1985年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当然也不会强调这样的知识背景,这又和我前面提到的当时急于从革命意识形态束缚中摆脱出来,比较倾向于自由主义、启蒙主义这样一个思想状态有关。
杨庆祥:当时黄子平、陈平原两位同意您的看法吗,就是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解为启蒙主义或者是“亚洲的觉醒”?
钱理群:每个人的知识背景不一样,但是就打通近、现、当代的分割,摆脱以文学史作为政治史的附庸地位,从文学本身出发这两个大的方面来说,大家是一致的。但每个人的理解肯定不一样,他们未必就会理解我的这些想法。当然话又说回来,这其中也有很多问题,比如所谓“走向世界”的问题,当时就是你刚才说的,有一个西方思潮,陈、黄跟这个跟得比较紧,比较熟悉,但是我当时年龄比较大,学外语很吃力,我当时想与其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学外语,半懂不懂的,不如干脆放弃,而且我对西方理论本身也不大感兴趣,因为我是更重视经验、体验,除了对马克思理论有一点了解以外,其他的理论都不太了解。我当时的想法是把现代文学搞透,死守这一块。所以你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里面谈到现代文学时我话最多,我也最感兴趣。这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局限,既不熟悉古代,又不熟悉外国,所以当时对于“走向世界”是一个很朦胧的感觉,对“世界”的认识很模糊。
杨庆祥:就是说只是受到了一个思潮的影响,觉得应该走向世界,但世界是什么,世界文学的代表是什么都不清楚。
钱理群:对,我没有想太多,他们两个可能思考得更多些,有一个互补。
杨庆祥:但我感觉他们两个也没有往下挖。
钱理群:所以当时报告要我来做,我坚持不肯,因为我怕我一讲就要露馅。因为很多东西都没有读过。
杨庆祥:当代文学您也不读吗?“寻根文学”您读了吗?
钱理群:我只读到1985年为止,再往下我就不读了。所以按理说应该我发言,因为我年龄最大,但是因为考虑到这些我就推辞了。当时我对自己也有一个定位,就是一个“中间物”,他们年青,所以最后让陈平原作报告。但文章不是陈平原写的,而是黄子平写的,什么原因呢?我们意识到了文章发表后肯定要闯祸的,所以文章必须要写得比较“圆”,比较“巧”。首先我就不行,我的文字太直,我们中间最会写文章的人是黄子平,他的文字比较活,能把一个问题说得云里雾里的,所以就让他写了。
杨庆祥:对了,我还想知道当时文章发表后,王瑶、严家炎等人的反应是什么。
钱理群:其实我自己当时也是有一点犹豫的,有点胆怯。当时觉得这么做有点玄。因为这只是一种感觉,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我当时想三个人讨论讨论可以,发文章出来就有点玄,但他们两个年轻气盛,如果没有他们两个,这文章不会发表出来的。严家炎老师后来婉转地批评了我们,他觉得我们还没有做更深入的研究就提出这么宏大的概念,不妥,因为严老师是很严谨的。
当然这和我对文学研究的方法的思考有关,是不是每一句话每个字都要有来历,否则就不能说?我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史料是不可能穷尽的,必须依靠一定的推理和想象,人文科学能不能有假设呢?我觉得是要分情况,第一步,掌握相当的材料后作出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最初只能是一个假设。第二步再去看材料,假设和材料会形成三种关系,一是材料推翻你的假设,那就放弃假设,二是证实你的假设,那就好了,但这两种情况都比较少,更多的是这种情况:一部分材料证实你的假设,一部分推翻你的假设,所以你需要的是调整你的假设,那么这种研究就是比较合理的,我把这种研究称之为“浪漫主义的研究”。另外一种就是材料的爬行,我称之为“爬行现实主义”研究。这后一种说法就得罪了很多人。我的这种研究方法受到了两个人的影响,一个是林庚,他提出过“盛唐气象”,他的这种概括实际上排斥了很多现象,可能是不科学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这个概念了。还有一个就是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他也是一种“概括式”的,我们当时非常喜欢。我觉得“概括”不可能包括所有的问题、现象,但只要把主要的东西概括进去了,这就是可以成立的。
我们的这种方式,实际上和严家炎他们是有矛盾的,他是严格的“乾嘉学派”。我们的这种概括漏洞很多,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做概括,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种假设。我们提出的许多具体概括,就更是假设。这种假设有可能被后来的研究推翻,也有可能会留下来。比如我们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美感特征是“悲凉”,我们觉得鲁迅可以用“悲凉”来概括,而鲁迅是现代文学的主导性的代表形象。这在当时是引起最大争议的,如果说20世纪文学都是“悲凉”,肯定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是一个主导的、主要的特征、范畴,应该是成立的。做宏观研究,整体概括的时候是避免不了这种矛盾的。当然,话说回来,后来宏观研究成了一个潮流,一种浮泛之风,也不好,潮流的倡导者总是落入“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命运,所以到了90年代以后我又不主张做“宏观概括”了,我也不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了,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后来就可能跟风的比较多,就没有多少意义了。
王瑶先生的批评大家就都很熟悉了,就是“为什么不提左翼文学,第三世界文学,社会主义的文学”。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当王先生提出这样的批评和质疑,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接受了,而且到处说,而且在《三十年》里对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有意加上正面的肯定,这就跟前面说到的我所受的革命教育,我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背景有关。
杨庆祥:王瑶先生的这个批评都成了一个掌故了。
钱理群:另外王瑶先生还认为不应该把现代文学提前,他认为还是应该从“五四”开始,而我们提前到了晚清。因为王瑶先生认为晚清文学是走向失败的,走向了“黑幕小说”是一个衰败期。这个看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现在我也觉得有点把晚清说得过头了。当时对于他的批评我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对,后来我也有反省,为什么当时我们忽略了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呢?因为80年代的思潮是现代化,现代化的主要象征就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当时对于这个是没有怀疑的,我在前面说过,80年代对于我来说,主要是要摆脱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有现实原因就是,当时“自由化”在现实中是受到压抑的,这样反而让我们更愿意接受“自由化”,对我们来说,革命意识形态不仅是历史包袱,更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所以我们要努力从中摆脱出来。
杨庆祥:陈平原在一次访谈中曾经提到过,说你们这一代人的学术传承很奇怪,直接继承了王瑶他们那一代人,也就是直接从80年代接上了30年代和40年代的学术传统,但是实际上中间还有一个50年代的传统,比如严家炎老师,那么就您来说,您倾向于哪一个传统?
钱理群: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共存的东西。王瑶先生带学生的一个特点,基本上不管学生,当时我们的副导师是严家炎,乐黛云老师虽然不是副导师,但是和我们打交道比较多。所以形成了一种结构,老一代的是王瑶、唐弢、李何林、钱谷融、贾植芳、陈瘦竹、田仲济等等,中间一批就是樊骏、严家炎、乐黛云,然后就是我们年轻的一拨,陈平原的那个说法是对的,但是他可能忽视了中间的一批人,樊骏、严家炎、乐黛云三个人非常敏感、严谨,学术根基非常扎实,实际上他们对我们的影响更直接。这里,顺便说一个80年代现代文学的“研究地图”问题:它是以第一代学者为核心,形成了若干研究中心。首先是北京、上海,北京以李何林、王瑶、唐弢三大巨头为核心,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北大、北师大为三大中心,上海以贾植芳、钱谷融为核心,有华东师大、复旦大学两大中心。然后是:南京,山东,广东,陕西,四川,河南,此外,还有几个以第二代学者为核心的集中点,如武汉、甘肃、东北,每一个中心,都集中了老、中、青三代学人,而且彼此都配合得非常好,任何新的思想、观念的提出,都会得到积极的响应,也包括不同意见的讨论。我一直认为,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能够提出,并产生超乎我们意料的反响,是和我们所在的八九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学界这样一个相对自由、宽松、团结的良好的学术环境,是直接相关的,因此,我始终对我们的老师与各地的学友心怀感激,且有依恋之情。
90年代以来的学术转向
杨庆祥:谈谈您现在的工作吧,好像您现在很少搞现代文学研究了,您目前主要在从事哪方面的研究?
钱理群:主要是民间思想史。
杨庆祥:上次您去北大做过一次相关讲座,我去听了,其中您谈到了民间思想史的研究。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吧,为什么从文学史的研究转向思想史的研究?
钱理群:这个说起来也很自然,和我们这一代人有关系。我们这一代人对文学的关注和对思想的关注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从现代文学的发展来说,我一直有一个判断,现代文学这个学科和现实是比较密切的,从整体上看,它的认识价值要高于审美价值,当然它最优秀的作家,比如鲁迅,这两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非要从纯文学纯审美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文学,它的范围很狭窄,可以研究的东西实际上不多。前一段时间的研究大家比较关注审美价值,所以总是集中在几个少数的作家身上,如沈从文啊,张爱玲啊,不多的那么几个人。
现代文学实际上是“为人生”的文学,我们这一代人更关注现代文学历史、思想的价值。从这个程度上说,“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一个束缚,很多情况在三十年的范围内是说不清楚的,所以很多的研究者实际上走出了三十年的框架,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知识结构、研究兴趣来进行了调整,这是一个趋势。但是即使这样,也并不意味着他和这一段文学就能没有关系了,他的眼光可能还是“现代”的眼光。比如赵园,她后来研究晚明去了,但是她对明代的研究很明显带有现代的眼光。
杨庆祥:是站在“现代”看“明代”。
钱理群:对,和那些本来就搞古代文学研究的,从先秦往后看明代的研究者就会有些差别。当然这个差异是各有各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文学专业有很大的优势,发展的空间很大,所以我搞思想史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和现代文学研究紧密相关的。我就对我的学生说过,你搞现代文学研究,不要死守着一小块地方,要发现线索,深深地挖下去。
杨庆祥:那您现在研究的视角、重心与您在80年代的研究有什么变化或者说差异?在我看来,80年代是一个强调普遍性的年代,而90年代则更强调特殊性。你觉得这是不是与我们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有关,比如在80年代“现代化”是不需要怀疑的,但是到了90年代“现代化”成了一个被怀疑的对象。后来洪子诚写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进行了完全不同于80年代的定位,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钱理群:不同时代实际上会提出不同的问题,研究也会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发生改变。问题意识是不一样的,80年代有80年代的问题,90年代有90年代的问题。
其实现在学界回避了一个问题,就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有两个重要的事件影响到我们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方向,一个是“文革”,“文革”的历史和记忆导致了80年代的学术面向,另外一个是“89”,它直接影响了90年代的学术面貌。就我个人来说,就是从文学史研究转向精神史、思想史的研究,比如《哈姆雷特和唐吉诃德的东移》。其实后来的“回到学院”,“回到书斋”,都是这个影响的结果,是不同的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
90年代以后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引起我们的关注,使我们来重新认识改革开放的结果,现代化并没有带来我们期望的结果,于是,我们的革命记忆重新被激发了,所以“十七年”文学重新受到关注,洪子诚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为什么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跟社会现实的变化有关系。80年代为了从“文革”中挣脱出来,对此前的历史采取的是全盘否定、割断的态度,我当时就不完全同意,但是我没有说,我后来反思,主要是因为人的记忆受到时代集体记忆模式的影响太大,摆脱不了,所以当时我们的记忆都是偏向于“文革”的阴暗面。这些到了90年代以后都有了重新思考的空间,面对“文革”,“十七年”,我们的态度更复杂了,所以我称洪子诚的文学史为“犹豫不决”的文学史。
杨庆祥:那您现在对整个现代文学研究有没有新的想法?吴福辉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说:“新一轮的书写文学史开始了”,很多学者也开始参与相关讨论,您的看法呢?
钱理群: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重写文学史时机不成熟,我不认为我们已经到了可以书写新的文学史的时候了。什么原因呢?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还在犹豫不决。重写必须提出新的叙述框架和方法,现在还没有找到。坦白说我对这些讨论不是太感兴趣,现在这样的讨论太多,没有具体实践,我觉得应该把精力放在更多的具体的个案的研究上。另外,修修补补是没有用的,必须有全新的思路。
杨庆祥:那现行的体制是不是也限制了我们的文学史书写?
钱理群:我认为体制是一个问题,肯定有影响,但是也不能夸大它的作用,比如历史上很多很伟大的著作都是在很坏的体制下写出来的,比如司马迁的《史记》。所以不能完全归结于外在的原因。最多你写出来不发表,藏之名山,现在社会已经进步到一定程度了,还是很有利于研究的。主要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太浮躁。我觉得还是要做具体的细致的研究。
就我个人而言,本来是想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继续研究下去的,但是到了90年代后反思80年代,觉得过于空疏,所以就放弃了。但是兴趣还一直在现代,尤其是40年代,因为我觉得40年代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时期,当然在研究方法上,又开始强调史料的重要性了,后来的成果就是《1948:天地玄黄》那本书。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觉得现代文学要被经典化,最终会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我写过一本插图本文学史,是从古代一直到80年代末,才二十万字,这是另外一种文学史。现代文学要回到中国文学中去。
杨庆祥:这将会是一种遗憾,很多的历史都被删减了。
钱理群:但这是一种必然,三十年时间太短,不会占有太多篇幅。
杨庆祥:是的,以前王晓明也讲过这个问题,我觉得现代历史将会在中国的历史书写中变得越来越暧昧和尴尬,比如这次奥运会的开幕式。可能这也是现代文学和现代历史的命运吧。

樊骏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二代学者的突出代表和典型,但他是与钱谷融、严家炎、王信等第二代学者一起构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传统的。我们往往称赞严家炎的“严”上还要加“严”(洪子诚),樊骏的认真,人如其名,合称“严峻的考验”,但往往我们忘记了《文学评论》原资深编辑王信。友人们在怀念樊骏时几乎都提到樊骏倡导大家直呼其名,王信也依然如此。樊骏的认真达到了苛刻的程度,王信何尝不是如此。笔者手头保存有王信写给同事兼好友樊骏的一封信的复印件,照录如下:

唐弢在怀念王瑶的文章末尾说,“王瑶先生执教多年,桃李满天下。他的弟子如樊骏、孙玉石、钱理群、吴福辉、赵园、陈平原等都是我的朋友”[3]。樊骏是1953年8月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进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据先生告知,是王瑶把他的毕业论文(是写丁玲的,形容她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可惜未找到这篇论文)推荐给何其芳先生的。樊骏是否上过王瑶的课,我未查相关档案记录,不能确认,但我个人认为樊骏始终是把王瑶作为自己尊敬的师长对待的。

樊骏:

王瑶1989年12月13日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18日樊骏去北京站接灵。王瑶去世后,樊骏先后写有《王瑶先生:在会长与主编的岗位上》(刊于《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3期)和《论文学史家王瑶—兼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贡献》(刊于《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之后樊骏又将此文作了补充,篇幅几乎增加了一倍,定稿收入《先驱者的足迹》和他自己的论文集《中国现代文学论集》)。樊骏在王瑶、唐弢、田仲济、陈瘦竹、单演义等建国后现代文学研究第一代重要学者去世后,他都及时地就他们各自的学术道路、专业成就和治学特点,做了富有深度的研究,写出了数篇沉甸甸的学人研究论文,及时地总结他们的学术思想,指出他们学术的得与失。他认为这些是老一辈学者“在沉重的岁月里,从沉重的跋涉中,留下的一份沉重的学术遗产”[4]。《王瑶文集》和《王瑶全集》,樊骏都是编辑小组的成员,王瑶的各类纪念文集也均收有樊骏的纪念文章,我也看到王瑶的夫人杜琇给樊骏的一张贺卡,上面这样写道:

《论罗淑》一文我读过了,很觉得不算精彩,如再说得直接点,太缺少新鲜感了。也许研究对象本身的可发掘之处,只能如此,虽然文章的意图并不只是为了论一个家,但就发现的“若干轨迹”,也不能算很有新意。当然有一点意思还不错,即批评那种以政治概念如“主流”“同盟军”“主力军”的思维方法。若是作为短文写,以罗淑(及别人)作为例子,读起来可能较有意思。

樊骏同志:

我想,这篇文章就给别的刊物吧。

恭贺新禧

王信 7月29日

万事如意

查笔者编订的《樊骏著作年表》知,《论罗淑——兼及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的若干轨迹》是樊骏应作家罗淑的女儿马小弥的邀请,于1983年10月至1987年7月数次修改写成的论述罗淑的长篇论文,后来发表在《齐鲁学刊》1988年第1期。

谢谢您为昭琛文集的编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别说是樊骏这样好友的稿子不合适不发,即使是知名的专家学者、身居要职的领导,如果文章质量达不到《文学评论》发表的标准,他也还是依然会断然拒绝。但哪怕是无名之辈,倘若文章有新锐见解,他也总是想方设法让它出现在《文学评论》上。难怪许子东称王信是“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幕后英雄”,正如王晓明在自己的《学术小传》中所说的,“王信和编辑部里的同道们,却自削门槛、俯身援手,以充沛的敏感和善意,引年轻人的思想活水进版面,更以杂志的权威替学术新潮擂大鼓”。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文学评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为钱理群、吴福辉、黄子平、陈平原、王富仁、赵园、刘纳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研究平台,作为编辑的王信等人一直是在从事幕后推手工作。尽管学术编辑自身不写文章,但他完全可以通过学术刊物,通过发掘学术新人,加快学术研究的进程。当然王信也并非绝不写文章,只是文章发表时绝大多数用的是笔名,不为大多数人人所知而已。季红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写过《君子坦荡荡——王信印象》,称“王信为人诚信恰如其名”,的确如此,他虽一直默默无闻,但他心里对学术的一切都清清楚楚,谁也瞒不过他的“火眼金睛”。王信从《文学评论》退下来后,还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编委会工作,义务为丛刊做校对工作。

杜琇敬贺

让笔者这一生无法忘记的深刻记忆是,2007年近八十岁的王信老师怕我行李太多,亲自去火车站去接我,只怪我自己马虎,手机关机,直到王信、樊骏老师楼下,才得知王信老师去火车站接我但未接着,那一刻,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表达我的歉疚和感激之情。还有一次是去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查阅旧报刊,王信老师怕我迷路,他就以去那附近买点心为由陪我转公交车,尽管我戳穿了他的“把戏”,可他依然是故我,直到看到我换乘上了车才离去。要知道,我当时还是不到三十岁的健壮小伙子,而他已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何况我们还只是刚认识。

1991.12.25

其实樊骏式的学者,除了王信,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北大的高远东,算是鲁迅研究界的“老人”,学问很扎实,文章不多但篇篇可谓精品,但就是拒绝出书,最终在师友的“威逼胁迫”下只得不情愿地出了《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还说“总觉得不如仍旧把它抹杀为好”。记得我去北大找高远东谈樊骏时,谈着谈就眼里就有了泪花,从这些点点滴滴中都可以看出高与樊治学的态度都是认真的,高度严谨的。八十多岁依然在为现代通俗文学著书立说的范伯群,不断提出对现代文学研究新设想的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历史的见证者吴福辉、把每一篇序言都当做正式长篇论文来写的王富仁、孜孜于史料钩沉挖掘的陈子善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具备与樊骏一样的治学严谨、始终关注整个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大局的治学特点。

我硕士论文是研究樊骏的,当时特意去过一次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好找到与王瑶、樊骏有关的几封书信,可以对赵园的这段文字作一补正。王瑶致樊骏书信,现存共三封,1988.11.21的一封已收入《王瑶全集》第8卷的《王瑶书信选》,现将另外的其中一封照录如下:

综合以上种种,我并不认为樊骏老师的去世,是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束,只能说樊骏式的学者在中国学术界(更确切地说在现代文学界)并非主流,这样的学者还太少太少,甚至在不断地边缘化而已。如今的大部分学者在学术体制内拼命地申请各种科研项目,出现在大大小小的各种学术会议上,成了项目教授、驻会学者,在如此的学术环境中,呼唤樊骏式学者的接班人,当不无意义吧。樊骏走了,但愿他的精神永在!

樊骏同志:

理事会在天津举行,请您务必参加,并准备讲一次现代文学研究状况评介,如您在上次编委会上所讲。我以为内容非常精彩,分析深入具体,对全国教学及研究会有指导作用。这应该是此次会议的重要内容。我给马良春同志打电话,据说回东北了,但我在上次流派会上已向他说明了我的意见,请他一定约您去讲一下,他也答应了。因为现在和他联系不上,故特致此函。我和乐黛云同志都以为您义不容辞,必须去讲一下,望勿推却为感。又北大本届研究生中有两人的论文是关于老舍创作的,拟请您参加论文答辩会,将由北大正式出面邀请,论文打印稿,亦将送上,此事只能照规定办法完成任务,请慨允为感。余俟到津面叙,即问

近祺

王瑶 五月廿二日

经笔者查阅,信中的“流派会”指的是1981年4月25日至2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问题学术交流会”。天津会指的是1981年5月在天津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正是因为王瑶先生认为樊骏先生的学科评议工作“内容非常精彩,分析深入具体,对全国教学及研究会有指导作用”,因此才约请樊骏先生在天津理事会上作就现代文学研究状况评介作主题发言。由此可以推知,这封信的写作日期是1981年5月22日。

樊骏曾这样分析王瑶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指导作用,“事实是他(笔者注:指王瑶)不但强调了这一原则,更注意把它始终不渝地、普遍而且切实地贯彻于各项实际的活动中。每次年会,都包含了会员代表大会和学术讨论会的双重内容。在他的坚持下,总是用大部分时间讨论学术问题:事先拟定中心议题,要求与会者普遍提交论文,约请专人在会上作重点发言(有时由他自己承担),采用大会小会相结合的方式,以便有尽可能多的出席者能够较为充分地发表意见。理事会的时间较为短促,又需要处理一系列具体事务,他同样要求必须以大部分时间就学科的最新动向交流信息,再从中归纳出一两个问题交换意见;有时还欢迎理事以外的同行列席,以增强学术气氛和提高讨论质量,实际上开成小型的学术讨论会。”[5]

樊骏(1930-2011)

樊骏作为王瑶、唐弢的得力助手,除了自己不倦地进行的创造性的专题研究,著书立说,他在学科的总体建设方面也下了很大的“水磨工夫”(从来都不是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作为个人某个专题研究的前期准备,仅仅是为自己服务,而是从整个学科建设的需要出发,其成果主要是大家共用的),“借参加现代文学研究会各种活动的机会,有意识地作了一系列调查研究,以不同方式了解研究者的想法,要求,志趣,苦恼,正在进行的课题,今后的打算,存在的困难等,即除了读他们正式发表的文章,还进入他们的内心,实际的生活和工作,尚未完成的项目,以便在动态中,多方面地掌握整个学科的情况,尽可能深入一些内在层次,并且预测随后的演变”,所写的文章虽然是断断续续地写下的,各有独立的题目和侧重阐释的方面,但它们都围绕着如何建设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一总的课题,对有关问题分别作了分析和评价,力求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寻求开创这门学科新局面的途径,用“非常个性化方式响应时代对这一代学者的要求”[6],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正在走向成熟”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现代文学学科评议工作一度成为樊骏主要的研究课题和专业方向,也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作出贡献的个性化、独特性的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恐怕都不是在周密地研究了某项工作的性质、意义之后,才决定是否要从事它,樊先生也不例外。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把这作为研究课题和专业方向,都不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但不管怎样,这又的确成了他的一项主要任务和经常性工作”[7]——在一些场合,他往往被指定或者被要求对这门学科的情况和动向作些介绍分析。1992年出版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是这些活动的成果,也是这个事实的明证。现代文学学科评论评议工作“不一定对于现代文学的哪个问题提出多少独立的新的见解,却能以所提供的丰富信息,帮助研究者对于所涉及的问题的历史和现状,有个全局的系统的了解,避免重复劳动,减少盲目性,提高目的性,对工作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8]。从整个学科的长远建设来看,把学术工作作为凝聚着几代人的集体智慧的、社会化的精神劳动来看,樊骏的现代文学学科评议这个工作的确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王瑶给樊骏的又一封信,照录如下:

樊骏同志:

您好!来函奉悉,知您已由四川返京,甚感欣慰。玆就所谈各点,略抒拙见,望参考。一、我以为由您与孟繁林同志编即可,不必另找他人;有些文章须送《丛刊》或其它刊物,你亦可就便决定。二、钱理群同志负责编下期《丛刊》,他希望尽早浏览一下来稿,似可考虑。再者,我答应写《前言》,其实亦是请理群同志代拟,我再看一下就算完成任务了,故我不拟再看原稿,但理群同志希望知道书名叫什么,请你决定后知他。书稿编好后连同准备送交《丛刊》等,恐皆须请他一阅,您如对《前言》有何建议亦可向他提出,我并未出什么主意。三、创新会开幕式代表学会讲话事,务请您负责主持代劳,我可以出席,但不讲话。因为实在想不出讲什么来,与上次所讲相同很不好,又别无新意,请您谅解,我即免了,无论是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此事务望代劳,不要再施加压力,如需我出席,我随传随到,但讲话务请免去。钱理群已答应住于会所,始终参加此会。此外最好请刘再复同志支持一下,讲短一点也可以,乐黛云同志亦可请她讲,但不能代替刘再复同志,以上云云,借您参考。即此顺颂

时绥

王瑶 九月廿八日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组织过两次大型的创新座谈会。第一次是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于1985年5月6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的。在这次会上,王瑶先生作了发言,这篇发言后来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4期,后改题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的讲话》,收入《润华集》与《王瑶全集》。王瑶先生在信中提到,“我可以出席,但不讲话。因为实在想不出讲什么来,与上次所讲相同很不好,又别无新意”,由此可以推定本信中提到的“创新会”不是1985年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而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于1988年10月17日至22日在北京市委党校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不过,王瑶先生虽然在信中提到,“可以出席,但不讲话”,但笔者注意到《王瑶年谱》中提到,“1988年10月17日,在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讲话,并赠青年研究者一句格言:‘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9]。当然这次王瑶先生的讲话应该不如1985年那次的创新座谈会正式。由此可以推知,这封信的写作日期为1988年9月28日。

信中提到的书稿,经笔者查阅,当为1989年4月由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编的《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对“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反思》一书。有两个证据。该书是由王瑶先生作序的,该序刊于1989年5月《社会科学辑刊》第2、3期合刊,后改题为《对“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反思——〈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序》,收入《润华集》与《王瑶全集》。信中提到的《前言》当指的是王瑶先生的这篇序。信中提到,“您与孟繁林同志编即可”,对此略作说明。《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对“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反思》一书的编后记中也提到,“具体负责本书的组织、编辑工作的,是樊骏、卓如、孟繁林和钱理群四位同志”[10]。《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4期刊有孟繁林写的报道《为明年“五四”七十周年纪念在京召开撰稿人座谈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早在1988年就准备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进行三项纪念活动:1、举办学术讨论会;2、出版论文集;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开辟纪念专栏。”
[11]1988年4月29日,钱理群、陈平原、王富仁、吴福辉、樊骏、卓如、孟繁林等在京的学者参加了座谈会。《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对“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反思》这本关于“五四”的论文集,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纪念“五四”文学革命70周年的活动之一。

《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对“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反思》,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

由王瑶先生给樊骏先生的这两封信,可以读出两位先生生前都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和会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也为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作出了重大的、别人难以替代的贡献!我不由再次想起赵园老师的感慨,“2011年樊骏病逝,文学所编的纪念文集,题作‘告别一个学术时代’,略有一点悲怆。这是一种令人百感交集的告别。由王瑶先生去世到樊骏去世,告别仪式有如是之漫长。我知道,某种境界,某种气象,已不可能重现。对于学科,对于学界,这种告别有怎样的意义?前辈学人的背影渐次隐没在了混沌之中,不知年轻的后起者还能否感知他们的气息?”[12]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艺运动、思想斗争、作家作品等各个方面的回忆、访问、调查、整理、选辑、编目、考证等各类资料,及与此有关的文章”。笔者注意到1962年8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2辑刊有《对〈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的意见——来信选登》,在选登来信之前有编辑部的一段引言,“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出版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曾发信向全国有关单位和个人征求意见,并得到了大家热烈的支持。截至今年三月底为止,先后收到来信五十六封。这些来信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提出了详尽和宝贵的意见。刊登了姜德明、徐迟、臧克家、毛星、楼适夷、康濯等十一位作家或学者给《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编辑部的信,第十一位即是王瑶的来信,照录如下:

负责同志:

来函及承寄之《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皆已收到。此项工作,确为目前从事研究及教学工作者所亟需,盖属“基本建设”性质,故文汇报刊出消息时,集中于此处(北京高级党校)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各位同志,皆互相转告,十分欣悦。但以此举非易,故当看到“初稿”时,尚感不能满足原来要求。“编辑说明”中要求提意见者如涉及具体期刊,则应将期刊之性质、内容及有关项目详尽介绍,如能“附以简略考证,抄列所发表的文章的目录,注明馆藏,则更所欢迎”。此种要求非常合理,盖必如此始可对所云期刊有所了解;但若以此标准衡量“初稿”,则显然尚未达到。所谓性质、内容、已发表之篇目等,皆付阙如。即已有各项,亦颇多空白。其不属空白者,如“编辑者”栏下充以“本社”,则读者除知某年某地曾有此一“期刊”外,余无可得,因而不能不影响其参考价值。实则如不只依赖“封里”所印,则所谓“本社”者多半有实际负责之个人。此外“馆藏”部分亦宜如上海所编之《丛书综录》例,至少须包括全国几个中心图书馆,而北京图书馆尤不能不列。前者北京师大陈子艾同志曾将北京几个主要图书馆所藏解放区期刊有所编录,她曾以之与“初稿”相核,据云可补入者不少。更重要者,如对内容性质、倾向影响等叙述有困难,则收入每期之文章目录,当属较易;盖必如此始有较大之参考价值也。

上述云云,皆就读者需要方面提出希望而已。此工作十分不易,因此不仅对《初稿》之编成表示欢迎及感谢,且相信经过修订补充,必将使此册趋于完整。素乏研究,无成熟意见可资参考,姑以读者希望聊述如上,以示谢忱。此即致

敬礼

王瑶 二月廿五日

由刘华庭、江敦熙、周天、陈中朝、陈倩、陈梦熊、翟同泰等组成的现代文学期刊联合调查小组,利用两个月的时间,对上海一些主要图书馆、资料室馆藏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作了两次调查,编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于1961年12月初版,发行4500册。

由此可以推知,这封信的写作日期为1962年2月25日。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的《编辑说明》中提到,“这次调查的时间比较仓促,调查小组成员水平、见闻又都有限,难免会发生判断谬误、错漏疏缺等等问题。我们诚恳地期待全国各大图书馆、学术团体和文学研究工作者、图书馆工作者以及广大读者,帮助我们进一步补充编目,提出改进的意见。各单位和研究工作者对我们这个‘目录’的意见,请径寄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编辑组。‘丛刊’编辑组打算选择一部分意见发表出来,以供交流。因此,意见中牵涉到具体期刊的,最好能将期刊的性质、内容和有关项目介绍得详尽一些,如能附以简略考证,抄列所发表的文章的目录,注明馆藏,则更所欢迎。我们将在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进一步做一些较为深入的调查,修订、补充这个目录”[13]。据《王瑶年谱》可知,王瑶“1961年春,参加了周扬主持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会议,会后组成‘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的编委会,先生分担一部分编写工作,并负责抗日战争时期分组”,自5月开始,“按教材编委会的要求集中住到中央党校编写教材”[14]。因此王瑶是在中央党校编写文学史教材时,收到《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和征求意见书的。

的确如樊骏所言,王瑶“自己也做过一些现代文学史料的考订工作,数量不多,却无疑是把这作为学科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而提倡最力、论述最多的一位”[15]。王瑶自己也曾说过,“由于关于现代文学的许多资料尚未经过科学的整理,搜求起来比较困难,因此关于史料的整理结集和审订考核的工作,也是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予以必要的重视”[16]。因此王瑶在收到征求意见函时,首先肯定了《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确为目前从事研究及教学工作者所亟需”,但全信的着重点在于结合《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的《编辑说明》,就“本社”、“馆藏”等几个编纂问题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建议。

中国书店于2017年5月20日举办了2017年春季书刊资料文物拍卖会(二)柘园藏珍专场,收有胡从经给众多作家、学者的书信。笔者在拍卖图录上注意到王瑶的书札有3通3页,图录上有王瑶给胡从经的两封信的影印件。这两封信,不见于《王瑶全集》第8卷的《王瑶书信选》,当为王瑶的佚简,照录如下:

从经同志:

来函并拙稿校样寄来时,适值我去黄山参加“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于十一月五日始返北京,致迁延未覆,至憾。

承您为拙稿删去了一些废话,并另拟题目,读来较前干净得多,甚感。校样只改订了几个错字,更动不多,今寄上请审阅。

拙作《中国新文学史稿》谬误甚多,且我无时间加以改写,故原拟即不再修订出版。承北大中文系领导多次鼓励,并组织人力协助修订,故决定开始进行修改。承贵社先许出版,甚感。如此则当加紧修订工作,一俟进展稍有眉目,当与贵社专函联系。

余俟再达,即此顺颂

时绥

王瑶 十一月八日

从经同志:

蒙赐大著,并专函约稿,皆已收到多日,以故未能即覆,至歉。尚希鉴谅为幸。《柘园草》钩沉抉微,功力至深,极佩。关于撰稿事,缘“文联”及“文研所”前曾约在郭老九十诞辰纪念会上作报告,必须草成一文,故在杭州时敢于贸然应命。后于报告任务完成后,该稿即为“文联”取去,据云将为出一纪念文集看稿,继而来函通知,该稿除编入纪念集中外,已交“文研所”《文学评论》发表云云,致有负尊嘱,至感歉疚。尊编《现代文学研究》今后将陆续出版,我希望八三年内能写成一文,送请审阅,藉赎前惩,特此敬致歉意。余俟后叙,即颂

时绥

王瑶 一月廿六日

第一封信中,王瑶提到,去黄山参加“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经笔者查阅,这会指的是1978年10月19日至11月2日在黄山举办的由安徽劳动大学和杭州大学联合发起的鲁迅研究学术讨论会。由此可以推知第一封信的日期当为1978年11月8日。根据《王瑶著译年表》,可以推知,信中提到的拙稿,当为《五四新文学前进的道路》,这篇文章发表于1979年1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学论丛》第8期,当时胡从经是该社的编辑。《中国新文学史稿》有多个版本:1951年9月的开明书店初版本、新文艺出版社版、日文翻译本、波文书局本、上海文艺修订本、一山书屋本。信中提到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修订,指的是1979年5月开始,王瑶在北京大学孙玉石、乐黛云,华中师范学院黄曼君、鲁迅研究室王德厚等协助下校改《中国新文学史稿》。最终这个修订本,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分为上下两册,由胡从经当时所在的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82年11月出版,印数多达22000册。

1982年11月16日,是郭沫若诞生九十周年。第二封信中提到“郭老九十诞辰纪念会”,指的是1982年11月11日,由中国文联、中国社科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纪念郭沫若诞生九十周年文学学术报告会”。王瑶当时在会上作了题为“郭沫若浪漫主义历史剧的创作理论”的发言,后来先生将发言稿整理成《郭沫若的浪漫主义历史剧创作理论》,发表于《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该文还刊于《四川文学》1980年第6期。由此可以确定第二封信的日期是1983年1月26日。《柘园草》是胡从经1982年7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部书话集。至于信中提到的胡从经编的《现代文学研究》,笔者未曾查到。

新找到的王瑶致樊骏、胡从经、《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编辑部的这五封佚信,一方面使得《王瑶书信选》由37位收信人95封书信,增加到了39位收信人100封书信,为《王瑶年谱》增添了新的资料,另一方面对于梳理王瑶与樊骏、胡从经等友人的学者交游以及王瑶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与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贡献不无意义。笔者也期待王瑶更多的书信与文章被研究者发掘与公布,因为“‘王瑶的意义’已经成为现代思想、文化、学术史上的一个课题,引发了后来者的不断追念,思考与论说”[17],而对王瑶的“追念、思考与论说”是需要更完备的文献资料支撑的。 

(原刊《晋阳学刊》2018年第1期,注释请参照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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