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浦京2019中日交往历史上的汉文学渊源

历史上的中日友好主要是以双方学者交往和学问交流的方式发展的。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5月23日《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中,以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等的来中国学习生活,与17世纪中国名僧隐元大师东渡日本的故事,来说明“两国人民割舍不断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联系”。今人承传发扬这个文化传统,中日双方学者理应有所担当并有所作为。对于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重视并加强中日大学汉文学研究交流机制的建设,以使两国人文交流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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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汉文学,就是日本人用汉字按照中文意思、中文语法创作的文学作品,如诗、词、曲、散文、小说等等,基本都是文言作品。日本汉文学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但本质上仍属日本文学,“汉”只是它的语言形式、语言载体。

所谓汉文学,是指用汉字书写的诗文和典籍,包括历史上在日本翻刻出版、数量浩瀚的“和刻本”。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在历史上主要是以汉文学的传播为方式和途径,汉文学是中日历史文化关系的主要中介。

2002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全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誉满海内外的国学大师王元化先生亲笔作序。在序言中,王元化先生这样写道:“他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感情是从他长年累月对中国文化的倾心研究中产生出来的……这种感情理应受到中国学术界的珍视。”王元化先生笔下这位足以尊享中国学术界珍视的作者就是日本汉学大家冈村繁先生。

日本汉文学的历史大致长达1400多年。日本汉文学是一笔数量极为可观的文学遗产。但近代日本人对它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评价。在当今日本出版的流行的、占主导地位的日本文学史,都是只谈“国文学”而排除“汉文学”的,或者只是在文学史早期作为所谓“国风暗黑时代”的东西而略为一提罢了。有的日本人对汉文学十分轻视、鄙薄以至厌恶。有人甚至还把它说成是受中国文化外来毒害的殖民地化的文学。本书以充分的事实指出,在长达千年的历史时期内,汉文学其实是日本的第一国文学、中央的文学,乃至最高的文学,是当时的官方文学、上层文学、主流文学,是所谓的“硬文学”、“男人的文学”。

日本文字的产生就是基于汉文学传入日本以后产生的重大而持久的影响。现代日语的平假名与片假名,既蕴含着日本文化人的独特创造力,也烙有汉字文化的深刻印记。世界上首部双语诗歌集产生于11世纪初的日本,即《和汉朗咏集》。该书首次将中国汉诗与日本和歌对应编列,作为早期文学经典和文化启蒙读物,对日本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的古籍都是用汉字书写。例如最初的《古事记》(712)与《日本书纪》(720),以及最早的诗歌文学《万叶集》等。至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学问家多以《论语》《白居易诗文集》等为基本文献,日本平民教育的启蒙读物也是基于汉代传入日本的《千字文》等。
日本是世界上吸纳、保存和使用中国文物最多的国家,仅《源氏物语》和《枕草子》述及的“唐物”,就有舞蹈、音乐、书法、绘画、围棋等,其中乐器类有七弦琴、琵琶、笛、筝、笙等,生活日用品有唐衣、唐纸、唐屏风、唐锦、唐笠等。(参见石田穰二、清水好子校注《源氏物语(八册)》,新潮社2001年;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所藏日本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赠书)

对冈村先生的采访是从悬挂在茶室一隅的“汉学泰斗”卷轴谈起的。

近期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汉文学史》首次由中国学者独立撰写完成,此前只有日本本国学者写过《日本汉文学史》,可以说本书的出版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

汉文学也是现代中日民间交流共同的软实力。中国近代接受西方文化,主要途径之一是以日本为中介。中国文化人早期留学日本的人数远超留学欧美者。李大钊、王国维、鲁迅、郭沫若等皆有留日或赴日学习的经历。缘此之故,现代汉语外来词大部分是来自日本学者对英语的翻译。(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记者:作为当今日本汉学届当之无愧的泰山北斗,您是如何与汉学结缘的呢?

《日本汉文学史》分上中下三大册,共一百十几万字。书中所引录的汉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精心挑选甚至发掘出来的,其中不少作品是现在中国出版的汉诗选本及日本人写的汉文学史书中看不到的,数量也远远超出日本本国学者写的《日本汉文学史》。

日本汉文学研究在明治维新后依然堪称中国之外的世界之最。1897年问世的《支那文学史》(古城贞吉著)被推重为中国文学史著述的先驱。1906年后持续40年的著名“京都学派”,其汉学研究在当时“脱亚入欧”背景下主张亲和认知中国,其研究方法是推重清朝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其创始人狩野直喜及内藤湖南等与王国维、沈曾植等中国学者交往密切。稍后的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仓石武四郎等都选择来中国留学,这在当时中国积贫积弱背景下,不仅是日本其他学术专业所无,也是日本之外的其他国家鲜有。(参考吉川幸次郎著、拙译《唯一的中国文学史》,《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30辑,2010年;《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卷,日本筑摩书房1968年)

冈村繁:哪里,哪里。实在是愧不敢当。这幅卷轴是北京大学的陈曦钟教授手书赠送给我的。出于对老朋友的尊重,我把它挂在这里,权当作是对自己的鼓励。你们这些客人看到,该笑话我这老头儿妄自尊大了。

全书在引用论述时,注意发掘和评论那些生动地艺术地反映日本社会、民生的作品。在论述中,力求做到史学与美学的结合,宏观与微观的统一,以科学的理论指导,来对日本汉文学进行审视、鉴赏、品评、研究。作者既充分参考日本学者的论著,又坚持独立思考;既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注意揭露日本汉文学中一度游荡的军国主义幽魂,也注意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带着过分的文化优越感来对待日本汉文学。

古代亚洲的汉字文化圈也包括朝鲜半岛及越南等,但是唯有日语文字始终没有废弃汉字,迄今依然使用“和汉混合体”。笔者上世纪90年代在日本讲学期间还注意到,日本国家电视台NHK每周末都有面向广大市民的“汉诗纪行”之类常规节目(主讲人石川忠久教授也是日本全国汉文教育学会会长、全日本汉诗连盟会长、汉字文化振兴会会长)。笔者在日本学习期间的导师,原九州大学文学部部长冈村繁教授,也经常在日本九州地区市民文化中心做汉文学专题的讲座。(参见《中国文学论集第44号·冈村繁先生追悼号》第43页,日本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2015年)当今日本大学普遍开设中国语作为教养课程,该课程的普遍性及选修人数之多,是欧美大学、亚洲及其他地区国家等罕见的。仅就中国语教学所需专业资格教师而言,日本大学的汉文学研究者队伍就堪称系统庞大,人数众多。

所谓的“汉学泰斗”,只不过是我读中国书的时间比较长罢了。从孩提时代起,我读的中国书就多过日本书。十二岁之前,我读的书全是中国的。十三岁进入中学后,学校开设有专门的汉文课程,作为国语的一部分。在当时的日本,大部分小孩子都从十二三岁起开始学习汉文,到了二十岁左右,我们对汉文的理解能力和水平已与中国人不相上下。实际上,在英语、德语、荷兰语等外语传入日本以前,日本社会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只学习中国的典籍,其中很多人的见解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中国人。而且,如果没有汉文作为媒介,所谓的“西学”也就无法迅速地传入日本。

《日本汉文学史》作者

汉文学还是蕴藉持久的中日友好正能量。日本现代文学第一人夏目漱石的作品集中录有汉诗专集,他提出的“则天去私”思想烙有鲜明的汉文学印记。夏目漱石的弟子芥川龙之介也有自觉追求的汉文学素养,这种素养与他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学作品密切相关。日本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李大钊的老师)是《资本论》最初的日译者,他在日本侵华期间以中国抗金诗人陆游为榜样撰写《放翁鉴赏》,该书手稿战后得以出版。战后日本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多有鲁迅作品《故乡》《藤野先生》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自述早年受到鲁迅文学的深刻影响。日本文艺家协会前理事长井上靖一生曾27次访问中国,其大部分作品是以古代中国为题材,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孔子》(1989年)。井上靖生前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协会的常任顾问。

记者:在长达近八十年的汉学生涯中,您对汉学研究最深的感悟和体会是什么?

陈福康简介:

中国改革开放后最初与日本学术交流是从汉文学的《文心雕龙》研究开始。王元化先生在其1981年撰写的《〈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序》中写到:“几位日本学者曾将他们所撰研究《文心雕龙》的论文寄给我,使我产生了编选一部集子的想法。”“九州大学教授冈村繁来信以其论文见示,使我知道了日本自战后以来,有关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首推《文心雕龙》。”(王元化编选,彭恩华译《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齐鲁书社1983年)

冈村繁:我的汉学生涯跨越了战前、战争年代和战后这三个迥然不同的时代。即使是在不幸的战争年代,日本的大学所开设的中国文学课程仍然是最受学生们欢迎的课程之一。在我记忆中,当时来自中国的老师对于日本的学生们要求十分严格,教训起来一点都不客气,但学生们对于中国老师则是毕恭毕敬,师生之间恪循礼仪,丝毫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任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中国茅盾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古典文学学会理事、上海市鲁迅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重视发挥汉文学对于中日友好关系的正能量,这是我们接续两国友好传统的题中之意。从大学教育的角度看,中日两国大学之间足以发挥此一正能量的交流机制尚未建设形成。在此也略提一些看法。

1945年,日本战败。在美国占领下,日本的汉学研究跌至谷底。尽管在两三年后,相关的研究工作就逐步得以恢复,日本的汉学研究也开始重走上坡路,但是坦率地讲,战后出生的人们对汉文的学习和理解已经很难再达到战前的水平。当前日本某些所谓的政治家连基本汉字的日语读音都说错,写出来的汉字比小学生还不如。战后一代的汉文基本功之弱由此可见一斑。

比如,目前我国大学的日文专业与汉文学专业之间沟通不足,相应的学科教育大体是偏于一端。这不利于与日本大学汉文学研究展开有效交流。再如,高校人文学科中与日本汉文学相关的博士点也不足,目前高校中文学科中仅有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向远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在下)担任培养对日汉文学交流人才的博士点导师。这几个凤毛麟角的博士点还存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由王元化先生(我国及华东师范大学最早的中文学科博士生导师)开创了与日本大学汉文学研究交流的事业。其主编出版的《冈村繁全集》(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与日本九州大学汉学家冈村繁教授主编出版的日文本《王元化著作集》(三册,日本汲古书院2012年),已经在中日大学汉文学研究界产生重要影响。日本九州大学等的汉文学研究机构及相关教授曾多次来函来邮,期望与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进一步持久交流合作(参见《中国文学论集第44号·冈村繁先生追悼号》,日本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2015年),而我方因种种客观条件制约,目前仍难以积极回应。凡此种种,都是需要予以关注的问题,诚如王元化先生所说:“中日两国在文化交流上有着悠久的历史。远的不说,近六十年来,两国文化互相影响之巨,实堪瞩目。……老一辈学者对日本汉学家的研究成果是关心并重视的。我觉得,我们应保持这个传统。”

我深深地感到,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被大海隔绝于大陆之外的国家,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都十分贫瘠,如果不是积极接受了来自中国的文化,就无法形成日本自己独特的文化。可以说,日本文化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文化已经融入到日本人的血液之中,是不能也无法被抛弃和割舍的。无论是现在还是在未来,日本人都不应忘记这一点。

(作者为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本文为华师大2017年智库项目《关于重视“中日人文交流大学联盟”倡议以推进中日友好的建议》的阶段性成果)

记者:在《冈村繁全集》中译本序言中,王元化先生曾颇具感慨地写道:“如果说中国学术文化的价值并不限于中国自身的话,那么我们对中国学术文化的研究视域也就不能囿于本国范围。就此而言,《冈村繁全集》作为外国的中国文化研究者的全集首次在中国出版,是一件有特殊意义的事情。”十一年后的今天,您认为海外汉学研究对于现代社会的特殊意义究竟何在?

冈村繁: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经典对现代社会尤其是当代日本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日本的年轻人思想上崇尚西方文化,生活方式上越来越向美国靠拢。这就导致现在的日本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学生不懂得尊重老师,青年不懂得尊敬长辈,相互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只知道以实力决胜负等等。而面对这些问题,中国的先贤早在千年以前就已经通过各种经典将他们的智慧记录下来,并流传至今。所以在我看来,只有通过教育和引导,让现在的年轻人能够以接受欧美文化的那种热情来继续学习和传承中国古典文化和思想,日本才能保持住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不至于被全盘西化和美国化。

记者:您一生以传承和弘扬汉学为己任,可以说是着作等身,桃李缤纷。在91岁高龄之际,您对于未来日本的汉学研究和中国的国学研究有何期待?

冈村繁:我这座不大的两层小楼里有一万五千余册藏书,其中不少是我多年收藏的中国珍版古籍。在书架包围之中,是我的一席读书之地。现在,我仍坚持每天阅读中国典籍,而且对中国的国学研究和日本的汉学研究现状也很关注。例如,贵报曾经采访报道过九州大学东英寿教授发现失传千年的96封欧阳修书信的事迹。对于自己的弟子能有如此的成绩,我感到十分欣慰。

近年来,我很欣喜地看到古代经典和传统文化在中国国内呈现出回归和复兴之势。对此,我想用汉语说:“好,好,很好!”

临别时,冈村先生一边亲手为记者拉开车门,一边微笑着说道:“我今年已经91岁了。在有生之年,我还有个愿望,就是能够再去中国看看。真希望能够和您在北京再会。”在街角拐弯处,记者透过车窗,看到一对耄耋老人仍在远处面向车尾鞠躬道别。

(本报东京7月30日电 本报驻东京记者 谢宗睿)

冈村繁是中日学界公认的当代日本汉学大家,1922年7月出生于日本滋贺县,1944年入读广岛文理学科大学文学学科汉文学专业,师从着名汉学家斯波六郎教授,毕业后留校任教。大学期间,在斯波六郎指导下,冈村繁深受日本“京都学派”严谨学风和中国清代乾嘉学者遗风的熏陶,打下了扎实的汉学基础。1959年,冈村繁任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助教,1962年获博士学位,此后历任东北大学助教授、九州大学助教授、大学教授、久留米大学教授,并被九州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称号。自20世纪80年代起,冈村繁多次赴中国参加学术研讨会,与王元化等许多中国学者结下了深厚友谊。2002年,《冈村繁全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为一位外国的中国文化研究者出版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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