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浦京2019范雪:出版延安的“知识”与“政治”:延安与生活书店的战时交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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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生活书店重庆分店店面

范雪  

邹韬奋纪念馆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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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在上海去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纷纷举行追悼大会。10月7日,《解放日报》出了特刊,发表了中共中央9月28日致邹韬奋家属的唁电,追认邹韬奋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高度评价他的功绩:“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到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报上还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生活书店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非常重要的出版机构,它在抗战时期从一所具有独立地位的民营出版社转向与中共的出版系统相结合的过程,具有丰富的文化和政治意味。范雪博士细致地梳理和考察了这一段历史,分析了生活书店自身的出版理念和制度安排,以及抗战时期的历史语境,如何决定了它的选择。论文不仅对现代出版史贡献良多,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建国后中共的文化体制的历史起源。

  

1926年,邹韬奋受命主持中华职业教育社机关刊物《生活》,当时他还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他的理想只是追求“政治清明”和“实业的振兴”。1930年邹韬奋搬居万宜坊54号,在胡愈之、杜重远、金仲华等影响下,写了不少抨击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犀利檄文。

 

   摘要:抗战期间的延安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知识生产源地,但中共的出版、发行能力有限,以新华书店为代表的知识流播基本依靠党的组织系统的运作,这限制了延安在全国知识市场上获得话语权和影响力。战争致使一批30年代已在全国知识界有地位的左翼理论家从上海去延安,这造成左翼的文化资本与革命政权的重合,延安由此携带着“政治”和“知识”的双重意涵,与党外的文化机构建立起合作。生活书店是出版来自延安的作品最多的党外书店。在延安与生活书店的交往史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知识的逻辑:在对马列知识的信仰、对理论知识分子的推崇和对知识能够抗战建国的信心中,共产党逐渐成为书店在知识和人事上的一种主动选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采取对日本不抵抗政策,充满一腔爱国热情的邹韬奋接连在《生活》杂志上发表文章,用笔杆子呼唤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抗日。在他的带动下,《生活》周刊逐渐走向政治的最前沿,成为当时广大爱国主义者的代言人和中国革命文化事业的先锋,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

体制化是学界讨论延安和共和国时期知识文化生产的重要话题,笔者考察抗战期间民营性质的生活书店的左倾,目的是呈现一种鲜被论及的体制化:生活书店主动在制度层面学习和套用中共的组织制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化生产“一体化”过程的一段前史。不同的是“一体化”由国家力量推行,而在这段前史中,我们会看到文化机构主动的制度性过渡。生活书店于1932年在上海成立,成立之初它是一个面向市民阶层的文化生产机构,抗战爆发前,这家书店已有相当的规模和影响力。抗战爆发后,生活书店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走向延安并最终融入中共的出版体制。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没有党派色彩的民营出版机构,生活书店进入中共体制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关键词:延安
生活书店 新华书店 出版 抗战文化

1932年春,蒋介石派胡宗南到上海,约邹韬奋晤谈。胡宗南极力为蒋介石游说,软硬兼施,试图拉拢邹韬奋,改变政治立场,逼邹韬奋表态拥护蒋介石。邹韬奋坦率地回答胡宗南,只要政府公开抗日,便一定拥护。在政府公开抗日之前,便没有办法拥护。胡离沪不久,蒋即从“剿共”前线南昌军委会行营发出密令,在江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四省查禁《生活》周刊。为了不使职教社的负责人为难,邹韬奋公开声明,《生活》周刊与职教社脱离隶属关系。1932年7月,邹韬奋创办《生活》周刊社,因为国民党当局的压迫,朝不保夕,邹韬奋与胡愈之决定在内部组织一个生活出版合作社,1933年8月召开了第一次社员大会,并演变为生活书店。

作为一家独立完整且规模很大的出版机构,生活书店是有极强自我意识的共同体,中共的渗入或书店对中共的好感,都不足以解释书店的变化。笔者认为抗战中的生活书店主动地选择了中共的组织制度来管理书店,一方面是书店自治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当时种种关于人、知识和组织的观念,左右了书店上下对自身的设计。笔者在材料上使用了战时生活书店的内部同人刊物——《店务通讯》(1938—1941)——来重构书店内部的环境,由此强调一种主动的制度性过渡。

   范雪,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东南大学道德发展智库研究员

邹韬奋还积极支持各地的爱国运动,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政治社团和接触实际政治斗争,他很兴奋,在《生活》周刊对同盟作了一些介绍。同盟的爱国民主言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和忌恨,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了。邹韬奋言论较多,触犯较重,受暗杀的危险也比较大,1933年被迫离开上海。1933年12月,《生活》周刊被迫停刊。1934年2月10日,生活书店创刊《新生》,但却因为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闲话皇帝》,也于第二年5月被迫停刊,主编杜重远被逮捕,邹韬奋对此深为不满,毅然决定回国,加入上海各界救国会与全国各界联合执行委员会,并创办了《大众生活》。国民党又派出了要员张道藩与刘健群进行劝说,但是这次依然没有达成共识和结果。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马,约邹韬奋到南京面谈。为了免去邹韬奋对安全的担心,由杜月笙陪同往返。但邹韬奋和救国会同志协商后,放了蒋介石的鸽子。《大众生活》周刊被查封。邹韬奋于1936年2月被迫逃到香港。

一、抗战中书店面对的新局面

  

1936年夏,不畏强权的邹韬奋再次回到上海,将香港办的《生活日报》副刊《生活星期刊》移到上海宣传抗日救亡。为了体现新闻性,杂志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广州,以及东京、纽约、伦敦、巴黎、莫斯科、柏林等重要地方,都约定了有丰富经验的通讯员,经常提供各地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报告,密切配合当时的形势发展,反映国内民众抗日救国的呼声。邹韬奋本人也撰写了《急迫救亡的两个条件》等文章。1936年7月31日,他和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等四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对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赞同和支持。他还和杜重远等商定,由杜和其他东北爱国人士反复向移驻西北的东北军将士进行说服教育,晓以爱国大义,并提出打回老家去的口号,这对于西安事变促成全国一致联合抗日起了一定的作用。邹韬奋的表现得到了当时许多社会名流和进步青年的赞赏,他们称他为硬骨头。胡愈之后来回忆说:“与他相识,使我当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悲观看法,有了根本的改变。”

1937年8月,日军对上海发起的进攻,让这座城市突然陷入了动荡,这也意味着人们需要面对新的局势作出一些改变和选择:留在上海,还是转移到别的地方?有哪些地方可以去?人员和资产怎么处理?1932年成立的生活书店就面对着这些问题。此时的生活书店是上海一家已有相当规模的书店,拥有创作、编译、印刷、出版、发行和独立经营的整套网络。除了上海,它还在南方的文化中心广州设有分店,在香港有很好的人际和经营网络。“八一三”后,生活书店像很多其他机构一样,准备撤离上海,试图将重心转移到第一个备选城市——武汉。

  
在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史的研究中,对中国共产党与出版的关系的讨论,围绕着“体制”这一核心议题展开,这主要有三类说法:“统战”、“政治化”和“一体化”。从中共的角度看,1935年党确立统一战线的政策后,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入党,并在国统区争取文化机构,出现了一批进步书店,这些进步书店,即指共产党“统战”下的非官办出版单位。“政治化”说法多见于对战时国统区左倾文化机构的讨论,用来解释为什么抗战期间全国文化会出现显著的倒向共产党的现象。[1]“一体化”关于文学生产和出版机制的讨论,主要指1949年后由国家力量推行的全国文学文化的单位化、制度化。[2]这虽然不是这篇文章要讨论的抗战时段的问题,但却是我们了然于心的历史走向,因此也需要我们以这个历史方向为参照,解释“一体化”前史的隐约眉目。

这年8月,日军进犯绥远,驻军傅作义等部及爱国民众奋起抗战,这一壮举振奋了人们的抗战热忱,得到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1936年11月22日邹韬奋在
《生活星期刊》第一卷第25号发表了社论《援助绥远前线将士》,并与《东方杂志》等30多家杂志一起发起全国读者“以一日贡献绥军抗战”活动,对绥远抗战给予巨大的精神和物质支持。11月22日深夜,刚刚参加了援绥会议回到家的邹韬奋即被国民党政府拘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沈钧儒、章乃器等6位进步人士,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生活星期刊》也在出版了28期后,被国民党当局查禁。

但很快,南京的沦陷让书店意识到了武汉的危机[1]。这一次他们的视野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局限于中心级的大城市,内地偏远省份的省会城市、较大的省级城市、地级市,都成为书店转移和扩张业务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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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三种说法,我们能看到体制化问题的三个要素——政党、知识分子和机构(在本文中是书店)。“统战”、“政治化”和“一体化”对这三个要素各有侧重,但一个较为一致的特征是,都将“体制化”描述为政党逐渐渗入、掌握出版机构的过程。这就引出了两个问题。首先,在知识生产、传播的过程中,政党、知识分子和书店三类要素的边界并不清晰,往往互生交错,我们需要在具体的历史现场中厘清他们以怎样的逻辑交往。第二,我们需要在知识的版图里,考察政党如何获得知识圈的入场券,而不是随意地把长征后偏居西北的共产党处理为可以轻松进出其他领域的非历史的存在。这篇论文要讨论的具体问题是,延安为什么以及如何进入全国知识市场?这首先关系着延安内部的知识生产格局,其次涉及延安与党外书店的关系。论文以新华书店和生活书店为中心展开论述,这两个书店分别是延安内外知识生产机构最重要的代表。论文第一、二节讨论延安的知识生产格局,第三节考察延安与生活书店的合作,第四节讨论生活书店出版延安的“知识”与“政治”。

《生活星期刊》第一卷第24号刊登了关于绥远抗战的照片

图1:1938-41年生活书店总店和分支店分布图[2]

  

“七七事变”后,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邹韬奋等7人释放出狱。面对国人的支持和努力,邹韬奋心里十分感动,他由衷地表示:“我们报答之道,只有更努力于救国运动,更致力于大众谋福利的工作。”

图1是1938-41年间生活书店总店和分支店的分布图。它有几个基本的特点:(一)书店开设分支店的主要方向是尚未受日军严重威胁的中南、华南、西南地区;(二)书店也谋求向西北省份发展;(三)以省会城市为主,但在大多数省份,书店都把经营扩展到了重要的中小城市。上图与我们已有的关于抗战期间政治文教中心转移的认识相当吻合,比如书店的四个印刷中心:重庆、桂林、上海和香港[3],都是全国文化资源汇集的中心。不过具体到书店的经营,却有一些有待落实的实际问题:为什么书店要扩展到这么多城市?钱从哪儿来?扩张如何实现?这三个问题其实不只关系到书店的经营,更重要的是,它们将帮助我们进入书店在战争中面对的真实局面,并让一些关键元素水落石出。

   新华书店与延安的出版发行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邹韬奋于8月19日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系统地分析和报道抗战,后因受上海租界当局的干扰,从9月9日第7号起至第28号曾易名为《抵抗》三日刊。主要撰稿人有金仲华、张仲实、胡愈之、潘汉年、钱俊瑞、冯玉祥、宋庆龄、沈钧儒、范长江、曹聚仁等,刊登有
《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报道
“一个八岁小弟弟献银救国”、郭沫若《抗战颂》、章乃器《怎样开展弄堂组织》、胡绳《战争时期的文化界》和《谈内地的文化工作》、潘汉年《广泛的游击战争》、李公朴
《全国动员告国人书
(上)―西战场上的教训》等文。战局分析是《抗战》三日刊上最能吸引读者眼球的内容,主要为金仲华所撰,如《战局一览:大场血战继续进展》。该刊积极宣传抗战,鼓舞民众斗志,成为民众了解战局的重要渠道,甚至部分取代了政府的声音,波及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在当时均属罕见,有力地推动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邹韬奋还于1937年8月29
日创刊六天一期的《抗战画报》,后改为五日刊,相继刊登了杨小梵、赵定明、夏晓霞及国际社记者赴前线拍摄的照片。如英勇抗敌的我军将士、大世界落弹惨剧、救护抗战的战士、敌骑蹂躏下的天津、敌军攻击下的华北战场、八路军游击战士等照片及《莫躲避责任》等漫画。

书店如此广泛地铺开分支店网络,原因有两个:一是保存和转移书店资产;二是严肃的事业感。在1938年1月到1939年战争明显地进入相持阶段之间,因为无法估计日军在中国领土上的推进速度,书店工作的一大重点,就是把现有规模快速分散到更多地区,特别是从沿海到内地,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以此来保存有生力量,降低风险。而事实上,生活书店在汉口、南昌、长沙、六安、广州、西安、桂林等地受到的战争威胁,确实都极大地刺激了书店开辟更多分支店,分散人力、物力资源[4]。另一个造成书店扩张的原因,是他们对文化之于抗战建国重大意义的事业感。生活书店上下都认同文化出版是全民抗战的一部分,书店担负着宣传、动员的重任。在经营中,总店和各分支店经常能感受到地方民众对战时读物的渴望,读者的反应激励了书店把经营网推广到更基层的地方。我们在后文会看到,保存资产和对文化出版的事业感这两点,在书店后来的发展中一直是重要的线索,也很深地嵌在书店的制度选择里。

  

11月上海沦陷后,邹韬奋在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潘汉年等保护下,和生活书店一起转移,先到香港,后到武汉。武汉沦陷后,又到重庆。他和读书出版社的创办人李公仆等先后创办和出版了《抗战》《抗战画报》《全民》周刊《全民抗战》等刊物。在武汉和重庆,邹韬奋与周恩来、潘汉年等人密切接触,认识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向。他真诚地从广大人民群众出发,在大后方的大中城市相继设立了56处生活书店分支店,并经常在刊物上刊登中共领导人撰写的文章,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周恩来经常抽时间阅读邹韬奋主办的刊物,并给予很高评价。一次,夏衍向周恩来汇报
《救亡日报》的工作,周恩来询问了报社情况、报纸销路以及各方面对报纸的意见后,说:“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这就是方针。”
1940年3月的一天,周恩来劝说一心想到延安工作的生活书店党员们,告诉他们,生活书店的事业是整个进步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参加生活书店就是参加革命。

书店大规模的扩张有两个令人困惑的地方:一是扩张怎么实现;二是钱从哪儿来。这两点不只是商业史的问题,而且与书店运作的某些主要因素有关。书店积累资金主要靠买卖。不过,这不是说生活书店卖书很容易,每个分支店都能赚大钱,通过1938至1941年上百份各店的销售总结来看,经营惨淡、资金受限的情况不少,但书店还是要走卖书这条路,想各种办法增加销量:下乡推广、进学校推广、争取出版的图书被教育部列为教科书或被地方政府认可为学校必用书、鼓励订金预售等。这种依靠买卖维持书店运作的方式,非常依赖各地店员的勤勉,他们不仅要努力搞好门市买卖,还要想方设法在地方上开源。除买卖外,书店还采用以下手段来加快资金积累与流转:全店发起节约运动、吸收职员的资金入股、适当减薪等[5]。比起卖书,这几项对店员的觉悟有更高的要求。总体而言,1938至1941年,生活书店面对着物价上涨、读者购买力下降、轰炸损失、运输困难等种种难题,仍有志于继续发展并能保持盈利。这一在战争环境下自力更生且颇为成功的局面,是我们后文讨论书店制度选择的重要语境,这一状况不仅确保了书店的独立性,也给予它非常鲜明的自尊、自强的心理特征。

  
建国后的新华书店是全国最重要的官方出版机构,由总店、总分店、分支店建立起从北京到全国各地方的垂直出版发行系统,控制全国的出版物。[3]但是,49年后新华书店的规模、能力不只来自党办书店这一支传统。据相关研究,新华书店经过收编民营书店,学习、占有大型民营书店出版发行的经验、网络和结构,才得以形成建国后的格局。[4]可以说,从延安到全国,新华书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共在建国后的“一体化”能力,并不能上推至延安时期。那么,延安时期的新华书店是怎样的?它说明了延安怎样的知识生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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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书店的买卖经营体现了店员的重要性,那么它从战前上海、广州两家分店扩张到战争中拥有几十家分支店的“出版王国”,更是依赖“人”的因素。“八一三”后,生活书店就开始让各级职员带着机器、资金分散到内地,游击式地保存书店的有生力量。当时各地职员动态信息的材料记录了职员奔赴各地的情况,当中不乏艰难险困。到达各地方后,这些人要租房购货、开展生意、聘选和训练新的雇员,并完全负起书店盈利的责任。在许多地方,已建好的分支店迫于战争形势而转移,或因轰炸损毁要重开局面,也就是说,店员始终需要有应对乱局、保证书店业务持续推进的强大意志与能力[6]。可以说,从1937年底到1938年底,生活书店大部分分支店的建成是一个完全依靠人力的过程,各级店员是此过程能够推进的执行者,也是书店最关键的骨架。

  

1937年重庆生活书店分店

因此,我们在《店务通讯》上看到大量训示店员的文章,就不是偶然的了。这些文章要求店员们提高自我修养、有从事高尚事业的觉悟、有纪律和组织意识。训示店员的文章都刊登于《店务通讯》的显著位置,好似社论,且大多由书店高层撰写,其重要性一目了然。在这些文章里,我们能看到一个高频出现的词——干部。

  
新华书店1937年在延安成立,它的成立是长征后的共产党完善苏区宣传体制的一个部分。在中央苏区时期和长征中,共产党的机关报是《红色中华》,由“红中社”编辑。西安事变后,共产党开始改造和扩张党的新闻媒体,将“红中社”和《红色中华》改名为“新华社”和《新中华报》(1941年被《解放日报》取代),同时第二份官方刊物《解放》周刊创刊。为管理各类机关刊物,1937年初中央党报委员会成立,委员会下设出版发行科。“新华书店”一开始并非实体机构,而是出版发行科的一个名目。两年后,延安的出版规模有所扩大、重要性逐步升级,出版发行科遂改为中央出版发行部,部长由组织副部长李富春兼任。[5]新华书店也于1939年9月在延安北门外建起了门市部,首次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有独立结构的实体机构,这也是延安第一个可以展览、买卖的官方书店。[6]

邹韬奋在大后方通过生活书店的出版物和热烈动人的演讲宣传活动,唤起了广大读者巨大的爱国热情,把一批又一批青年引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每到一处,青年们对他的热烈欢迎甚至使国民党当局感到害怕,于是不断将他创办的生活书店封闭。邹韬奋多次抗议都没有结果,本人的一言一行也受到监视。国民党政府对爱国人士的摧残和扼杀进步言论的行径,终于使邹韬奋对之彻底失望了,他辞去国民参议员一职,秘密出走香港。当时蒋介石得到消息,下令“坚决挽留”,邹韬奋乘坐的飞机刚开走两个小时,密令就到了,整个过程非常惊险。不久他的妻子沈粹缜也带着两个儿子乘乱逃到香港,一点生活费用都没有了。邹韬奋就在香港重办《大众生活》,还根据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撰写长篇史实性散文《抗战以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1942年底邹韬奋在东江游击队的接应下,毅然投奔东江、苏北抗日根据地,但已不幸患了耳癌,被秘密护送到上海治病。邹韬奋病重时,生活书店店员扮成商人赴苏北新四军军部向陈毅汇报邹的病情,陈毅作了“要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医治”的指示。病中正值反动派发起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邹韬奋抱病发表了《对国事的呼吁》,1944年在病榻上写成了6万字自传性质的《患难余生记》,控诉国民党对生活书店的迫害,弥留时他口授遗嘱表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和要求。

二、一个新名词:干部

  

邹韬奋的斗争历史,提供了革命知识分子所走道路的一个光辉榜样。他的爱国、民主和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正是共产主义者应该追寻和保持的精神。1958年11月,在邹韬奋诞辰六十三周年纪念日,上海建成了邹韬奋纪念馆,以弘扬他的精神。

讨论抗战期间的生活书店,有两份基础性的材料:一是书店发行量最大的杂志《全民抗战》,由书店的灵魂人物邹韬奋主编;二是前文提到的书店同人刊物《店务通讯》。在这两份材料中,我们都能看到“干部”这个高频词汇,前者呈现了干部进入书店视野的社会氛围,后者则直接关系着“干部”一词携带的制度特征。

  
那么,放在延安整体的知识生产格局中,新华书店是什么位置呢?下面所列项目是延安有编写、出版、印刷或发行权力的主要机构:

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生活书店读者群的构成。流亡青年和学生成为书店的主要读者,这与上海时期读者以城市中的职业青年为主大为不同[7]。这些有知识的年轻人一方面有身处大时代的热烈澎湃的激情,要投身抗战建国,另一方面也渴望谋求人生出路。然而,教育部此时的方针不是鼓励学生参与抗战,而是要求学生“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8],力求维稳。据黄坚立的说法,国民党维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担心共产党借机扩张在学生中的影响力[9]。而延安的教育方针似乎更加贴合时势。中共提出搞战时教育,培养抗战干部。所谓战时教育,就是进行以政治、军事为主要内容的短期集训,然后立刻把集训后的人员派向实际工作,这些人员就是干部。当然,国民政府也有若干培养抗战干部的教育政策,比如为解决流亡学生和离校准备参加抗战的学生的安置问题,政府开设了战时培训班,但从当时的一些材料看,国民政府没有有效解决流亡青年的安置问题,且很多培训班质量堪忧,流亡青年非常动荡[10]。延安的干部教育却非常成功,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是当时延安两个典型的干部训练学校。这两所学校的教育功利目的强且经济实用,课程以政治、军事为主,学制为两至三个月,培养党政、军事和民运干部。[11]

  

生活书店对青年教育的看法比较接近延安,与国民政府存在明显不同,这和他们的身份有关。此时的书店正积极介入城市抗日救亡的组织工作,作为舆论喉舌,他们认为报人在国难时期要“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时局瞬息万变之时更要迅速提供与抗战关系密切的消息和评论[12]。邹韬奋将自己的刊物称为“两只号角,一天天扩大,一天天变得更加洪亮”,为“大时代”造势。在这种氛围里,他们积极鼓励青年进入战时状态,投身抗战生活[13]。书店主办的《全民抗战》极力推崇延安的教育,鼓励青年人去延安上学[14]。邹韬奋也表达了对延安干部教育的欣赏:短期的政治、军事训练适合战争;学生毕业后能找到工作,避免失业;学校录取学生不以文凭为准,认可同等学力,且年龄放宽,实是容纳了更多社会边缘人。邹韬奋称“这些特点显然都是他处不合理的教育所望尘莫及的”[15]。

  
撰写、编审:马列学院编译部(1941年改组为中央研究院,1943年并入党校第三部);新华社、解放社;《共产党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文化》、《八路军军政杂志》、《文艺突击》、《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刊物编辑社

那么,这些被邹韬奋和《全民抗战》所认可的、在延安接受战时教育的干部是什么样的人呢?这里可以先简略追溯一下“干部”一词的历史。“干部”借自日语,同盟会时期就已被使用,辛亥革命后随着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干部”逐渐成为政治言论的核心词汇。不过,抗战前“干部”一词的使用主要在政治领域,特别是政党言论中,一般的报刊并不普遍使用这个概念。但在抗战时期,大众传媒已经在非常熟练地使用这个词了。这段语用变迁关系着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的重要变化,即政党式组织方式的逐渐发达。王汎森关于青年和组织问题的研究认为,20世纪20年代“主义”的兴起意味着组织、纪律成为进步青年的理想寄托,这对人有着很强的集体化要求,个人只有在集团中才能实现新的社会理想和自我完善[16]。关于组织的这种看法在抗战中变得非常普遍。进步青年与党政训练机构挂钩,经过组织培训而产生的干部不再是独善其身的个体,单干的不是干部,干部在组织中才有意义。“干部”概念实际上是一套关于个人与集体关系的观念与实践。

  

此时的生活书店弥漫着一种向往进步的情绪,比如邹韬奋认为“我们这一群的工作者所共同努力的是进步的文化事业,所谓进步的文化事业是要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需要,是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他还表示开书店和五芳斋卖馄钝、冠生园卖糖果不同,书店有政治性,这要求它必须是进步的[17]。这些进步的要求并非笼统的标语口号,它直接要求每一位店员都是进步的人。这一时期,邹韬奋在《店务通讯》上系统论述干部理论,援引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表述,强调干部之于书店的关键性,书店的进步取决于每个干部的完善[18]。事实上,干部在抗战中已经成为生活书店制度建设的核心理念,而干部所代表的个人与集体的极强的关联性,提示了生活书店制度建设的另一个关键词——组织。

  
出版:中国人民红军总政治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华社、解放社;各刊物编辑社

三、组织:苏联的样板

  

战争带来的变化之一是各种年龄、职业、地区的个人卷入不同形式的团体之中,比如政党、军队、儿童团、文艺界劳军团体、民运团体等。组织的大量出现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组织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也是生活书店面对的问题。抗战中,生活书店发展迅速,规模很大,邹韬奋实际上是把书店当作一个小国家来治理。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是,邹韬奋吸收苏共的资源,把“干部决定一切”、“民主集中制”等理论灌输到生活书店上下关于组织的观念与技术中。

   印刷:中央财经部印刷厂(原来专印苏票,后来印刷书籍)、八路军印刷厂

邹韬奋的干部理论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联共党史》。1938年9月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苏联出版后,很快就有了苏联外文局主持的中文版、延安解放社版、吴清友翻译的上海启明社版、博古总校阅的中国出版社版等多个版本问世。博古校阅的这版由重庆生活书店代售,也是最早的一个版本,1939年2月问世,销行很好,3月即再版[19]。邹韬奋看过《联共党史》,也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他甚至还读了《联共党史》的英文版[20]。

  

邹韬奋对《联共党史》的兴趣,与他一直青睐苏联有关。1934年邹韬奋流亡海外,访问英国、美国、苏联等国家。周游列国的一个关键成果是,他对共同体的组织形式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各国的差异也提供了比较各种不同体制的可能性。邹韬奋高度认可苏联体制,称苏联是唯一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兼容的国家。在他的设想中,中国可以通过学习苏联,直接超越政治、经济、社会都有不可回避之矛盾的其他欧美国家[21]。1937年被关押在江苏高院看守所期间,邹韬奋将他在伦敦博物院图书馆收集的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翻译成中文。从邹韬奋接受苏联的例子,似乎能够看到这样一种状态:从20世纪30年代到抗战时期,中国对苏联的接受不一定是分门别类地发生,而可能是一种混杂的认可苏联模式的心理趋向。苏联五年计划的经济成就,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激励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倾向苏联;抗战初期苏共派空军保卫武汉并积极援助中国,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友;苏联的民主集中制也被看作是美好的政治模式,成为相当有市场的关于中国未来理想政治的设想。

   发行:新华书店,各级党委、党支部,交通机关

1939年,邹韬奋又翻译、出版了专门介绍苏联政治制度的著作《苏联的民主》(Soviet’s
Democracy),这本书的作者是英国共产党员作家斯隆(Pat
Sloan)[22]。该书主要谈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宣传苏联的民主模式,赞扬1936年苏联的新宪法。邹韬奋在1939年翻译此书时,对斯隆描述的苏联的民主集中制深为认同,将之作为民主的典范介绍给生活书店同人,并列为“生活推荐书”推荐给读者。[23]

  

值得留意的是,在引介苏联的民主集中制的同时,邹韬奋正参加国民参政会,对民主政治的程序和技术细节抱有极大兴趣,并将各种心得随即用到店务上。他不断撰文教导店员如何发表意见,如何行使权力、开会、听会等。前文提到,生活书店是对文化出版有严肃事业感的团体,这逐渐表现在它以政党的组织技术来规范自身。邹韬奋对书店有非常理想和严格的设计,他写的训导店员的文章常带有明显的政党政治色彩。书店甄选职员也大量采用政党政治的方法,工作能力强、历史背景单纯、思想纯正的进步者才能通过审查,成为共同体的一员。这一点也被店员意识到了,有人抱怨审查过于严苛,“‘门禁森严’甚于一个政党”[24]。

  
尽管据书店自己的说法,从建成到1941年,新华书店发行解放社的书籍130多种、其他机关编辑社编纂的丛书30多、报纸杂志近10种,是延安知识出版的重要角色[7],但就地位而言,新华书店的工作和权力范围很有限,书店是发行机构,基本只负责传播、分散、销售出版物。书店在成为有独立结构的实体机构后,设置了六个科:批发、发行、进货、栈务、邮购、会计、门市,很显然,这些科不涉及任何书籍报刊的编审和出版工作。在延安,制造知识的权力掌握在领袖和知识分子手里,新华书店是较为工具性的角色。

生活书店吸收苏共的组织理论,试图以政党的形式来管理日益庞大的共同体。对这个过程比较常见的解释是书店左倾、政治化,或中共渗透进了书店[25],但我认为更准确的解释可能是,书店对组织的理解是政党式的,而共产党式的组织是书店所能想象的最好可能。

  

因此,斯大林的话被视为格言,而学习苏共的过程普及了共产党的许多概念术语,比如干部、民主集中、唯物论、辩证法等,它们成为书店职员经常使用的日常词汇。此时的书店上下也许对共产革命没有深刻的理解,但已抱有深深的信仰和憧憬。这可以被描述为某种政治化,但可能也有另外的讨论角度。关于20世纪的政党政治,巴丢(Alain
Badiou)在一次访谈中说,没有权力、金钱、媒体的人民,“唯有他们的纪律,这是人民得以强大的可能。马克思列宁主义界定了人民纪律的最初形式,那就是工会和政党”[26]。我将之理解为,政党是组织形式的一种选择,为人们的政治诉求、现实行动提供可能。以此来看,政党这一组织形式之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意义,也许是传统社会结构日趋解体时,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它能够把社会里不同职业、阶层和性别的人,换言之就是大多数人,囊括在内。生活书店的左倾与书店快速发展、主体意识不断强化同时发生:邹韬奋始终保持对书店组织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书店上下也不断表达他们对文化事业的忠诚,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的组织技术被选择为实现主体性的方式。

  
即使是在发行上,新华书店也不是我们熟悉的现代发行机构。现代书店的基本特征,是依靠人际、赞助、阅读群体和文化关系,建立起自己的发行网络。延安的发行工作并不依赖书店,而是沿党的组织系统展开,从中央到县,覆盖工农商学兵。这是从苏区传下来的经验,《红色中华》的发行即依靠地方党委宣传部和军团政治部。[8]1939年的一份文件要求从中央到县一级的党委“一律设置发行部”,发行和兵站、军队的运输部门相挂钩,以实现散播出版物的目的。[9]

四、主动寻求中共的帮助

  

在对共产党式的组织制度的学习过程中,生活书店也开始主动寻求中共的帮助,但这不等于政治上倒向中共。作为一个文化机构,知识仍是其保持独立性的根基。此外,我们能发现,生活书店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表现出对某些类型的知识的偏好,正是这些知识在生活书店主动寻求中共帮助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这样的发行状况,说明延安的知识生产有非市场导向的特征[10],我们在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非市场导向给延安带来了什么困难?

什么知识重要?这对书店来说是一个大问题。20世纪30年代初《生活周刊》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市民的工作和生活经验。1935、1936年生活书店一方面仍关心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为他们解惑,另一方面则将大部分的编辑出版精力放在介绍唯物论、辩证法和社会科学上[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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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以出版物为载体的知识传播、流通,其基本方式是派发不是买卖,这对新华书店扩大、完善发行网有负面影响。1941年新华书店提出制度改革的建议,称赠送及记账往来制度不利于书店业务的发展和健全,书店需要建立起买卖制度;同时书店应有独立的经济核算制度,有自己的代办处、推销处和代售处。[11]新华书店的要求引发了一些变化,但并未有根本性的变革。从一些材料看,1941年后书店加快建分店的速度,1942年华北新华书店总店建成后,报刊和书籍发行明确分工[12],但整体而言,新华书店在1945年之前规模有限,有说法称直到华北书店(生活、读书、新知在根据地联合创建的书店)并入新华书店后,书店规模才扩大了一些。[13]可以说,直至抗战结束,共产党都未建起以书店为核心的有规模的出版发行事业。中共组织网络是知识传播、扩散的主要渠道。这意味着一个困难,在党的组织网络没有层级覆盖的地区,共产党在知识市场上的渠道和竞争力会非常有限,延安无法获得全国性的知识话语权。

生活书店大量出版这类理论知识,一方面因为它们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整体倾向,另一方面也因为书店领导把这类知识看作真理,很自然地用它们来教育店员。1938年4月,生活书店西安分店邀请在延安读书的学生座谈,请他们介绍陕北的学习经验,并帮助书店成立读书会。参加谈话的有十个书店店员和两位陕北公学学生。座谈会由一位延安学生主导,他现身说法地指出自己在延安学到的马列主义理论使其找到自我。座谈会全体成员皆认可要学习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前者能明示规律、指清方向,后者则能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惑[28]。这是抗战期间生活书店学习延安、提高干部水平的众多案例之一。在对辩证法的信仰中,兼有理论家和中共党员身份的沈志远、柳湜、胡绳等人受到尊重。生活书店最重要的几份刊物,《全民抗战》、《理论与现实》、《读书月报》等,也都在上述几人的掌握中,而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追随邹韬奋的店员则更多负责事务性工作。

  

同时,延安干部教育的模式也被积极模仿。生活书店的创办人、抗战期间书店的重要领导人艾寒松在《店务通讯》上教导店员:“成千上万的坚强青年是从这一个熔炉(‘抗大’)训练出来了,他们的教育方法无疑问的是绝对正确的。我们生活书店也可以说是一个造就文化工作者、青年干部的实践学校,我们这一群的青年文化工作者是需要不断的学习,同时更需要‘铁的团结’和‘铁的纪律’。”[29]在这种氛围下,书店店员被派往延安培训,中共领袖周恩来、叶剑英等受邀为店员做讲座[30]。同时,各种茶话会、讨论会、学习小组之类的活动频繁展开,在谈论读书心得的同时,店员也被要求随时向集体报告个人的“生活问题”,包括工作、恋爱、家庭、疾病和生活中的点滴感受[31]。一直到抗战结束,这种覆盖个人所有生活的组织实践不断加强。我们看到,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联合发起的“模范工作者运动”中,针对普通店员工作和生活的指导更加细致了[32]。

   延安的高级知识共同体

在浓郁的理论学习和书店上层的影响下,生活书店的普通员工和共产党发生了种种盘根错节的联系。武汉陷落后,生活书店迁至重庆民生路冉家巷十三号,店员的办公和宿舍都在这条巷子里。冉家巷除生活书店外,还有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和《新华日报》营业部,前两个是明确的左派文化机构,《新华日报》则是中共官方的报纸。后来的回忆称这条巷子中四家机构的年轻人生活在共同的“家”里,每天早上新出炉的《新华日报》开启他们忙碌的一天。中共在这里的影响无处不在,四家出版机构的基层成为团结紧凑的熟人网络,不少店员还是亲戚。这一年政府加强文化管控后,这些工作、生活在一起的普通员工兴奋地结成联盟,抵制政府[33]。1941年生活书店总店和许多分支店被查封时,书店的很多普通员工已经非常熟悉、认可中共的政治概念和组织方式,他们中的不少人选择去延安学习,更多店员就近转移到苏北根据地,进入中共的文化部门[34]。

  

五、到延安去

  
延安的知识创造,掌握在理论家和有理论能力的政治领袖手里,他们是延安知识生产格局中最显眼的群体。我认为在1942年整风之前,延安的理论知识生产者(包括中共领袖和高级知识分子)与理论出版物的读者(中共领袖、知识分子、干部、学生)形成了一个知识共同体,他们分享着共同的知识类型与文本。

1941年民国政府对生活书店的查封,实际上是摧毁了一个抗战以来自强奋进、组织不断扩大、共同体意识稳步强化的团体。民国政府查封书店的行为造成了两种后果:一是生活书店总经理邹韬奋对国民政府极为失望,坚定转向中共;二是生活书店联合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去太行山区和延安开店。这两种后果象征性地表达了20世纪40年代体制化过程的基本问题:个人的政治选择如何发生和中共如何收编党外出版机构。

  

邹韬奋从1938年参与国家政治,到1941年出走香港,1944年临终前归属延安,这段历程最显著的变化是他对中共的认同。在此变化中,政党认同也许不是他想法中最关键的,民主政治才是邹韬奋所认定的中国前途的根本。民主政治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政治术语,但不同的人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有较大差异。同在国民参政会的李璜、左舜生、梁漱溟等不倾向在民主政治的概念下激烈抨击政府,民主政治在上述几人的言论中是国家走上良性轨道的有效手段之一[35]。而在邹韬奋那里,民主政治是根本性的正义,也就是说,他认为政府是否实施民主政治是判断其合法性的标准,国家的一切都需要在这个真理般的术语下展开。事实上,在1939年前后,邹韬奋还认为文化民主是能够超越政治的,书店存在的价值可以独立于政治党派。而到了1941年,他已经认定文化不可能独立于政治,政党决定文化,开书店也必须做出政治选择。他进一步认为,因为有武装力量的保护,国民政府才无法随意查封中共的文化机构[36]。关于这一点,生活书店上下其实早有感受。生活书店遭禁时,《店务通讯》就有言论说,真正有中共背景的书店、报刊因为有实体的党派、军队撑腰,检查机构不敢轻动,反而是生活书店这样的没有强大势力支持的民办书店遭到重创。邹韬奋在《患难余生记》中反复倾诉这一点,无意识中透露了文化需要“背靠大树好乘凉”的感悟[37]。

  
延安出版物的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1943年之前,新华书店每年发行经售的书籍在30种以上,基本上都是马恩列斯著作、苏共钦定的理论著作和中共领袖的理论作品。[14]这些出版物和边区数量最大的“读者”群体——农民——并无太多关系。整风使得这种情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整风中,党动用组织力量发动了“文化下乡”、“书报下乡”后,边区才开始比较多地出现《丰衣足食》、《怎样养娃娃》、《二流子转变》等一类通俗读物,有图有字的《大财东与老百姓》、《伤兵到处是家庭》、《日本兵上吊》等面向农民的出版物,以及农历、年历,领袖挂图、年画挂图等农民用得着的印刷产品。[15]其实,即使是在整风后,延安知识市场上的主流产品仍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这一点与其他根据地有鲜明差别。在晋察冀、晋冀鲁豫,1945年华北书店、新华书店供给的书籍中,五分之一是马列知识和中共领袖的理论作品,近五分之三是通俗读物。[16]同年的延安新华书店虽然有通俗读物,但仍保持高级理论知识的出版势头,1944年1月的《解放日报》提醒人们,延安的书报有百分之九十是为知识分子干部准备的,并由此建议要出更多的通俗和中级读物。[17]

1941年,由中共南方工委接洽的苏北之行是邹韬奋第一次亲身体验中共根据地的生活。此时他已经放弃了国民政府,民主政治的热情使之急切地去观察、体验根据地的生活。邹韬奋在苏北的短短几个月里非常活跃[38]。毫无保留地认可中共治下的生活,也终于认定共产党将为中国带来真正的民主政治。在邹韬奋完全认同中共的同时,生活书店也开始部分地转移到根据地,同去的还有读书和新知两家出版机构,这三家在延安和太行联合开设了华北书店。去根据地开店是生活、读书、新知三家出版机构为抵抗国民政府重击的选择之一,除中共边区外,他们在贵阳、皖南、柳州、桂林、曲江、重庆、香港也都设立了类似的联合机构[39]。周恩来的“统战”运作促成三家书店到根据地开店,但中共并没有很快地把华北书店并入体制。1941、1942年延安的华北书店基本沿用原班人马[40]。直到1943年,伴随着“整风”运动,系统收编书店的工作才开始进行。书店经理柳湜被调到边区教育厅任厅长,发行部主任杜国均被调到绥德印刷厂当厂长。随后,华北书店被正式划给西北局宣传部。华北书店被并入体制后,似乎还保有一定的出版权力,但从出书类型上看,主要是与边区政府机关合作,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和文艺类书籍,很少涉及党政内容,也少有自己独立组织的编著出版。1943年“整风”进入高潮,华北书店在此期间被完全收编。首先是华北书店和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的领导层互换,两年后,华北书店与边区新华书店的人员、财产全部合并,统一管理。至此,华北书店完全融入中共系统。[41]

  

事实上,华北书店的初期形象有“统战”的性质。毛泽东似乎倾向将这些人看作救国会系统,以“统一战线”的形式进入边区政府而非党的系统。[42]变化发生在“整风”期间,这场思想与组织的重组运动改变了华北书店的性质。1943年的合并给新华书店的出版宣传能力带来重大改变。在此过程中,华北书店逐渐成为一个单一的发行部门,不再有生活书店编审出版一体的权力。经过中共的重新分配,华北书店的干部逐步被分散到的不同单位,改变了保留着共同体特征的华北书店。1945年后,新华书店几乎没有一个原华北书店的干部了,他们离开延安去了不同的解放区,成为中共整体制度中的干部,而不是拥有相同历史与经验的书店共同体中的一员。

  
延安为什么要大量出版理论书籍?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称“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必须有革命理论,他号召全党有研究能力的人,都要研究马恩列斯理论。[18]理论需要标准,需要有官方的钦定版本,延安的理论生产正是制造知识的标准,确立理论的准确版本。

结语

  

体制化问题更大的背景,是政党形式的组织观念与实践的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的进步青年到抗战干部,这个过程伴随着政党组织对社会和个人影响的不断扩大。组织在战时的扩张是一种积极、正面的行动,是不同阶层、职业群体为获得力量做出的有效尝试。我们熟悉福柯的权力、技术理论带来的阐释空间,比如组织话语如何规训个体与团体。若以此视角来看抗战中的生活书店,也许会认为这是书店主体性失落、逐渐服从于政治特别是中共政治的时期。但在本文的讨论里,我想强调生活书店作为历史主体,它主动选择共产党式的组织来使自身变得进步和有力量,书店在这方面的种种努力,帮助它在战争中支撑起庞大的实体机构,也为其注入左倾的、带有极强意志的精神。

  
在延安的出版机构中,解放社的政治重要性、出版量令人瞩目。解放社由党报委员会管理,中共中央指定解放社是党的文件、领导人言论、中共历史、马列斯著作的出版机构。解放社的代表性出版物,是四部大部头的书籍:《马恩丛书》、《抗日战争丛书》、《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我们可以以《列宁选集》的编订过程为例,看到知识标准的产生。解放社对《列宁选集》的翻译,以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编订的6卷本《列宁选集》为底本,其中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过的汉文版在延安是翻印,剩下的由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翻译。这个选集从列宁的海量文章中选定,实际上是确定了列宁学说的基本范围,并有各种文字的翻译版本,而其目的——在这个选集的中文版序言中说得很清楚——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掌握同一、标准的理论武器。[19]

多个方面的因素促成生活书店倾向中国共产党。干部和组织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普遍的观念与实践,它们共同造就一类有很强集体性质的团体与个人。生活书店沐浴在这样的氛围中,并以这样的方式自治。唯物论、辩证法等理论知识在出版领域的流行,加深了生活书店对中共的认同,并促成书店和中共的广泛交往。1938年至1941年之间,生活书店的组织实践是选择更有效力的制度保证文化机构主体性的尝试。如果我们用长时段的眼光来看20世纪中共与文化关系中的体制化问题,这是当中重要的一环,是发生在1949年之前的一种主动的制度性过渡,而其部分逻辑或许也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知识与文化生产制度中。

  

(注释请参考原刊《文艺研究》)

一个由领袖和知识分子共享的知识共同体,以及作为知识标准的理论书籍,共同指向知识分子在延安的重要地位。当时一批重要的理论知识的翻译者、撰写者都在马列学院供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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