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景唐先生的文学研究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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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景唐近照丁景唐作品《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辑巴金作序《中国新文学大系》第2辑作为学者,丁景唐先生主要从事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和左翼文艺运动史的研究。发表有关论文近两百篇,著有《瞿秋白研究文选》、《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杂文及其他》、《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等。特别是主持影印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后,又开始主持编撰《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1927-1937)。1979年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主持编撰出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中国现代作家论创作丛书》以及《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

2015年4月27日我收到了时年九十五岁高龄的文化老人丁景唐先生的签名本《犹恋风流纸墨香:续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3月重版,2015年1月初版)。丁先生题:“宫立小友存念
丁景唐赠
二0一五年四月于华东医院”。收到书后,笔者在六一儿童节跟随韦泱老师去华东医院拜访了丁先生,他精神头很好,谈关露、瞿光熙……今年8月份,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学林》钩沉了茅盾给他的一封信。对我而言,2017年是最痛的一年。刚送走了恩师王富仁先生、尊敬的钱谷融先生、范伯群先生,自己还未从悲痛中走出来,却又得知丁先生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真是让人唏嘘不已。正好找到丁先生的三封信,结合相关资料,对其略作钩沉,以表达对先生的思念。

丁景唐先生(2005年8月29日摄于书房)

中国新文学;丁景唐;鲁迅;左联;出版;刊物;研究;杂文;影印;先生

我第一次耳闻“丁景唐”这个名字,距今已将近半个世纪。有幸的是,2010年我结识了丁景唐先生的女儿丁言昭,终于有机会拜访丁老,开始了对他独特经历的了解和品读。

图片 2丁景唐近照图片 3丁景唐作品图片 4《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辑图片 5巴金作序《中国新文学大系》第2辑

牛汀同志:

丁老是左翼文学研究的大家。鲁迅病逝和瞿秋白英年遇难都在1930年代中期,出生于1920年的丁景唐自然无缘亲见这两位中国左翼文学的旗手。不过,他从小在阅读进步书籍时已对左翼作家很是敬仰,尤其鲁迅先生,是他精神和文学上的导师。他撰写的有关鲁迅、瞿秋白研究的论著数量众多、文史资料详尽,如在《对〈鲁迅全集〉(十卷本)注释的几点意见》中,就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作了新考证。

作为学者,丁景唐先生主要从事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和左翼文艺运动史的研究。发表有关论文近两百篇,著有《瞿秋白研究文选》、《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杂文及其他》、《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等。作为出版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策划影印创造社和“左联”“文总”时代的文艺刊物共四五十种;新时期以来,又主持影印《语丝》《光明》等刊物,由瞿秋白编选并作长序的《鲁迅杂感选集》等。特别是主持影印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后,又开始主持编撰《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1927-1937),接着,担任其第三辑、第四辑的顾问,并亲任第四辑《史料·索引》卷主编。正是由于他的接棒,接着,上海文艺出版社又编撰出版了第五辑,至此,这套史诗般巨著共100卷,以文学长廊形式,全面展示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优秀成果的一项出版工程全面完成。

你的诗集在进行中,他们已与你联系。

丁老与五四后的很多作家认识。1946年,他在编辑《文坛月刊》的同时,与郭明、廖临、袁鹰等在党的领导下组织成立了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成立大会在南京路劝工大楼工会俱乐部召开,郑振铎、许杰、许广平、赵景深、蒋天佐、叶以群、陈烟桥等出席。6月,茅盾从重庆经香港到上海,他和陆以真去大陆新村拜访,茅盾欣然为文艺青年联谊会题词:“应当走到群众中去,参加人民的每一项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亦只有如此,他的生活方能自由,他的生活才是斗争的。”(此件已捐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

丁景唐已离休多年。两年前,因年事过高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日前,笔者在他95寿辰之际,专程来到医院,访问这位学者、出版家。他精神矍铄,思路清晰。“犹恋风流纸墨香”,谈起走过的历程,十分留恋,回味无穷。

铁仙同志来京,特要他代我向你们各同志问好。

丁景唐的学术论文集《妇女与文学》1946年2月由上海沪江书屋出版,署名“丁英”。其中一篇《祥林嫂——鲁迅作品中的女性研究之一》,是他发表较早的有关鲁迅研究的文章。经他的同学吴康推荐,雪声越剧团将鲁迅小说《祝福》改编成越剧《祥林嫂》。1951年春,上海鲁迅纪念馆开馆,1952年3月,他访问绍兴鲁迅故居,偶于一旧书店购得《野草》初版本,回沪后赠上海鲁迅纪念馆,并立下心愿:倘在我的藏书、藏物中有上海鲁迅纪念馆没有收藏的书刊等,我都要献出来,以实践“把鲁迅的还给鲁迅”的宏愿。

“文章烟海待研证”

《新文学史料》这期(十一月)有我的《骆驼祥子原稿》一文,如刊出,请代购三本直接寄我家里(永嘉路291弄71号)。书款可在稿费中扣除。

1954年,丁景唐经方行、王辛南介绍,认识了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在她的支持帮助下,开始系统地从事瞿秋白研究。1955年6月,他在《新观察》发表了《瞿秋白同志住在上海紫霞路的时候》,此文系根据当年掩护瞿秋白夫妇的谢旦如先生口述,与杨之华核对并实地考察后写成。他另一篇考证文章《从〈鲁迅日记〉看鲁迅和瞿秋白的友谊》,则是“鲁迅与瞿秋白”专题研究的尝试。此年10月恰逢瞿秋白牺牲20周年,他编就《瞿秋白文学活动年表》和《有关瞿秋白同志及其著译的参考资料目录》。

作者:在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和左翼文艺运动史的研究方面,你是公认的专家。你还被上海鲁迅纪念馆和左联会址纪念馆聘为顾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方面研究的?

向各位同志问好!

1957年,他从丁玲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上发现了鲁迅的三篇佚文,即创刊号上的凯绥·珂勒惠支木刻《牺牲》的说明,第二期上的墨西哥壁画家理惠拉作品《贫人之夜》的说明以及为苏联女作家绥甫林娜小说《肥料》写的《后记》。前两篇未署名,后一篇署隋洛文。根据文章内容及行文风格特点,他反复辨认和研究,认为这三篇都是鲁迅之作,并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写完《关于凯绥·珂勒惠支木刻〈牺牲〉的说明》,慎重起见,又通过上海鲁迅纪念馆致函丁玲求证,得到她确认的答复。于是,在一年内,他连续发表了论述那三篇在1938年版《鲁迅全集》和《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未收之佚文的文章。

丁景唐:我在青年时代就崇敬鲁迅先生,爱读他的作品,从他的著作中认识社会,汲取前进的力量。1930年代,我进入中学读书。家里的几册《语丝》《小说月报》和创造社的刊物已不能满足我对新文学的渴望。因我从小失去父母,依靠姑母、叔父生活,根本买不起书,于是就到图书馆借书看,后又到四马路、四川路等上海滩旧书店淘旧书,我翻得多,看得广,但买得绝少。今天回想起来,我对新文学书刊和鲁迅著译版本能有一些鉴别能力,大半与当年跑图书馆和旧书摊的经历有关。

向林辰、郑延顺、兴华、舒济问好,握手!有些名字忘了,请原谅。

“文革”十年中,丁景唐的研究被迫中断,直至政治气候回暖才恢复。1980年10月,丁老去北京,与友人包子衍、孔海珠同往茅盾寓所,临别时请茅盾写一首纪念瞿秋白的诗,茅盾欣然允诺,并抱病命笔:“左翼文台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文章烟海待研证,捷足何人踞上游。”为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丁景唐以珍藏多年的瞿秋白编选并作序的《鲁迅杂感选集》初版毛边本为母本,交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出版。1982年5月,丁老去上海图书馆查看“文革”中从陶亢德家中抄走、被顾廷龙冒险捡回的老舍《骆驼祥子》原稿,经丁景唐逐页鉴定,确认系老舍原稿,遂致函老舍夫人胡絜青、女儿舒济,告知四十六年前老舍创作的《骆驼祥子》原稿在上海重新发现之喜讯,并写成专文在《新文学史料》发表。

抗战开始,我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的洪流,并参加了共产党。创办《蜜蜂》刊物后又负责编辑《联声》刊物,我写诗、散文,写得最多的是短评和杂文一类,于是对鲁迅的杂文更感亲切。抗战胜利后,我一方面编辑《文坛月报》,一方面负责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我曾在《前进妇女》上发表阅读鲁迅《祝福》的读后感文章。没想到这篇文章被当时雪声剧团的编剧南微看到,于是找来鲁迅原著,念给剧团主持人袁雪芬听,袁雪芬很快被吸引住了。不久他们将《祝福》改编成越剧《祥林嫂》搬上舞台。雪声剧团纪念刊上摘引了我的文章的有关论析。《祥林嫂》后成为新越剧的经典,我由此感到欣慰。

那本文献目录出版社出的《鲁迅书刊考证?》内有我的一文,何时出来。我可购三本。书款可扣除之。

丁景唐研究鲁迅、瞿秋白和左翼革命文化数十年,他曾语重心长地说,“左联”当年是以文化“拓荒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用犀利的杂文,或沉绵的小说,或隽永的诗篇,来唤醒中华民族,“左联”那种直挞时弊的文风,为国为民、励精图治的献身精神,至今仍值得发扬。

解放后,我在市委宣传部工作,后来又进入出版部门,应该说研究对象的资料来源较以前多了。不过担任领导,白天就没时间,但我钟情于现代文艺史的研究,当然用上了晚上,更用上了节假日。就这样,几十年来我为我的研究辛勤地耕耘着。

丁景唐 十月七日

文革”前,丁老长期在上海宣传系统工作。1979年,复出后的丁景唐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又承担多个文学、文艺团体的事务,虽然工作千头万绪,但他最为牵挂、最耗精力的一件事,莫过于重续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新文学大系》初版于1935年5月—1936年2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赵家璧主编,蔡元培作序,胡适、茅盾、鲁迅等编选人作导言,系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1917—1927)理论与创作的选集。《大系》第一辑出版后反响甚好。赵家璧便按照茅盾的要求,着手续辑的资料收集和编选工作。但由于抗战、内战相继爆发,以及建国后政治运动不断,这个计划被迫搁置了三十余年。时光转到1981年10月,丁景唐领导的上海文艺出版社抓住历史机遇,影印出版了《大系》第一辑,平均印数达二万套。

作者:对于你在研究左翼文化史的努力和贡献,茅盾先生在1980年11月曾赠诗于你,诗曰:“左翼文台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文章烟海待研证,捷足何人踞上游。”

文中提到的《骆驼祥子原稿》一文,当指《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刊发的《从老舍〈骆驼祥子〉原稿的重新发现谈起》。由此可以推知,这封信写于1983年10月7日。丁景唐得知《骆驼祥子》原稿有可能在上海图书馆,在上海市文化局方行与上海图书馆的协助下,果真查到了《骆驼祥子》原稿,“保存得很好,除因年久纸张发黄发脆之外,并无霉损,也未缺页”,一是将手稿的鉴定意见告诉了老舍的家属,二是对老舍写作与修改《骆驼祥子》的情况作了简要分析。

1983年春,由丁景唐主持、赵家璧任顾问的《大系》第二辑(1927—1937)编纂工作正式启动。他对编辑工作极其严谨,选用的文章必须找到初版本,或最初刊登的刊物,文艺社一批编辑穿梭于藏书楼、辞书出版社、作家协会资料室,从一手资料中精心甄别、挑选。他约请周扬、巴金、吴组缃、聂绀弩、芦焚(师陀)、艾青、于伶、夏衍为理论、小说、散文、杂文、报告文学、诗、戏剧、电影文学各集作序。第二辑历经六年,终于在1989年10月出齐,获得了文学界、学术界的重视和赞誉。1992年,《大系》第二辑获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1985年底,丁景唐由于年龄关系离休,但他并没有脱离自己钟爱的出版编辑事业,《大系》第三辑(1927—1949)、第四辑(1949—1976)、第五辑(1976—2000)的编纂工作,都有他的付出。

丁景唐:这是茅公对我的鼓励。应该说,是“左联”这块丰碑给了我精神,给了我力量,用今天的话说,有了正能量。“左联”的成立是我们党的政治智慧和策略的体现——这种从分裂到统一,给模糊的面貌以鲜明的称谓的政治谋略,让思想杂乱的“革命文学者”和“进步”的文学家集合到的“左联”旗帜下,它虽只有6年,却走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中。

丁老离休后,虽然不必再去绍兴路出版社上班了,可他也没闲着。在身子骨尚硬朗时,丁老还参加一些文史研究或纪念活动。比如,1986年10月,陪萧军夫妇谒鲁迅墓、鲁迅故居、看望吴朗西夫妇及拉都路(今襄阳南路)351号的1935年萧军、萧红旧居。

茅盾先生曾说:“左联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光荣的地位,它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者和播种者。”包括鲁迅在内的左联成员,还有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李伟森,这“左联五烈士”,当年他们是以文化的“拓荒者”的姿态出现在神州文化舞台的,他们用犀利的杂文,或是用他们沉绵的小说,或是用他们隽永的诗篇来唤醒中华民族。所以他们留下的作品,留下的精神,是不朽的。我之所以花时间和功夫研究这段历史,是因为有意义。我至今认为,他们当时那种直面民生、直挞时弊的文风,那种为国为民,励精图治的献身精神,在自强不息、建设现代化中国的今天依然值得发扬。

程代熙同志:

永嘉路慎成里是典型的石库门弄堂老房子,丁老在这里居住了近七十年,他的房间在三楼,楼下住着子女。他的生活比较有规律,清晨醒来天尚未亮,便打开收音机收听中央台广播,先听农业节目,他说:“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和农民打交道,所以对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特别关心。”天一亮,就听新闻联播,在第一时间了解国内外新闻是他雷打不动的必修课。他的房间是一个充斥书籍、报纸、杂志的空间,特别是他床前的一张桌子,放满了稿纸、笔筒、茶杯、药瓶,有待查阅的资料和信件。每当家中保姆进屋欲整理打扫时,他总是再三叮嘱:“啊唷,阿姆唉,台子上的东西千万莫动,等一歇又要寻勿着了。”
就在这张桌子上,他写出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文章。两间亭子间也都被书报牢牢地占据着。儿媳好心劝他:“这些旧报纸卖掉算了,要查资料叫年轻人到电脑里去查……”他笑道:“侬勿晓得,写作资料要自己查,书报我要派用场的,莫动,莫动,哈哈!”

接棒《中国新文学大系》

昌勇同志的文章是我建议他写的。写后给我看过,我稍为提了些意见。我曾长期整理、研究“左联”五烈士的生平与作品,并且注意到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建国以来,总的说,研究柔石、殷夫较多,胡也频次之,冯铿也有一些,独对李伟森(李求实)同志研究很少。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李海文同志是李伟森烈士的亲戚(似为堂侄女),她多年收集伟森烈士作品(有不少是由我供给或借予的),去年出版了《李求实文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李伟森烈士文学作品集(也是烈士牺牲后的第一本文集)。为此,我向昌勇同志推荐此书,并鼓励他写一比较全面的评介文章。

1999,丁老因心脏病和胃出血两次住院,幸无大恙,康复后又回到永嘉路。这年11月25日,他特写一封信面交前来探望的孙颙,函中写道:“我思考多年的一点心愿,希望不要为我举行任何纪念的仪式(即使九十岁、百年之后,也不要为我举行任何纪念仪式),让我静清地安度晚年。”2009年8月5日之后,丁老一直住在华东医院老干部病房,澹泊超然。凡有友人来访或接受记者采访,他总是习惯性地准备好纸笔,交谈中随时笔谈,将一些关键词或因“宁波官话”别人一下子听不明白的地方写给对方看。

作者:经历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辛酸的年月,1979年,你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一上岗,就为中国新文学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主持恢复深受国内外文化学术界关注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影印工作,出版四十余种太阳社、创造社和“左联”、“文总”等有重大历史价值而存世极少的文学期刊;二就是开始影印汇集了我国五四新文学精华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第一个十年的10卷本。你怎么会想到要做这件事?

我很高兴此文能得到你们的支持。

吾生亦晚,虽早闻丁景唐先生大名,但能当面拜访丁老还只是近几年中的事。

丁景唐:出版家赵家璧是个“非常有创造性的编辑思想”的人,上世纪30年代,
他在良友图书公司,为保存“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重要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大型现代文学选集——《中国新文学大系》。按照茅盾当年的说法,它是《大系》的第一辑,展示着我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辉煌实绩。

我已年届古稀,写得很少。见到年青的同志迅速成长,甚为快慰。顺祝

2010年7月4日下午,在丁言昭的引荐下,我与其他几位到华东医院探望丁老。丁老精神矍铄,面容清癯,目光和蔼,思维敏捷。他时而倾听,时而询问,从文化谈到艺术,从民国轶事谈到当下时闻,用惊人的记忆力带我们穿梭时空。两个小时的交谈中,他兴致勃勃毫无倦意,还为每位客人题词留念,令我喜出望外。会见后,丁老与我们合影留念,他见我们带着单反数码相机,便招呼我再给几位医院负责照看他的医生、护士留影。那次拜谒丁老时,我不经意提起手头正在编写一本书法家故事教材,有些资料尚在收集中。不久,我家邮箱收到了寄自永嘉路的信,寄信的是丁言昭。拆开信封一看,里面是有关书法的剪报资料,我随即打电话给丁言昭表示感谢,言昭告诉我:“父亲听说你写书法教材需要资料,特意吩咐我将家中以前他收集的有关剪报资料寻找出来寄给你,希望对你的写作有帮助。”这实在太出乎我的意料,太令我感动了。

当时的幕后策划是创造社老将郑伯奇,通过他又联络了鲁迅、茅盾、阿英、郑振铎等名作家,最后连在北京的胡适、周作人、朱自清等都被调动起来,又邀约到蔡元培先生作总序。这是明星荟萃,巨人携手的一个文化工程。这十一员元老级人物里,有左翼与右翼之分,也有宗派对立,兄弟阋墙,却都心甘情愿地聚集在一个文学青年麾下编辑同一部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出版史上的奇观。

笔健!

2017年12月11日,丁老去世,享年97岁。他一生鼓文学之棹,在文化的海洋中扬帆万里。 

现在推想起来,赵家璧设计的是个金点子,这些文坛巨星都是五四的产儿,对于“新文学”有着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情,而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复古的,读经的,尊孔的,甚嚣尘上,五四精神受到了挑战。这些五四的产儿们放弃旧隙一致来弘扬五四精神成果,从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两方面来确立新文学的权威地位,才是大系的真正的生命所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的编撰,是赵家璧前辈们为后生解读这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文学路径和历史坐标,这太重要了。就此,我有了开始影印《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的10卷本的想法。

丁景唐

作者:据说,上世纪40年代初,赵家璧先生在重庆曾想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选收“第二个十年”的作品,无奈日寇入侵,战火频繁,限于客观历史条件,未能如愿。

1992年11月24日

丁景唐: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建设的热潮中,本可着手这一工作,可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对上世纪30年代文学史上一些作家和作品都难于作出正确的评判与评价,因此想编第二辑只能是空想。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了李海文编的《李求实文集》,由政论部分与文学部分组成,文后附有李海文写的《李求实传》。李海文自己也提到,为了搜集李求实的遗作与撰写小传,采访了夏衍、丁玲、丁景唐等。丁景唐长期从事“左联”五烈士作品的整理与研究,对于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了如指掌,意识到关于李伟森的研究很薄弱,除了帮助李海文搜集李伟森的遗作,还向程代熙推荐了黄昌勇为《李求实文集》写的书评。经查,黄昌勇的《李伟森与中国新文学–为〈李求实文集〉出版而作》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1993年第3期。

所以,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同样成了我们这代人的梦想。一直到改革开放后,这个时机才到来。于是,我有了更大胆的计划,决定接过当年良友的旗帜,着手编撰《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即第二个十年(1927年—1937年)的20卷本。当我向出版社同仁谈了这个设想后,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并提出,首要的工作是约请前辈作家、文学理论家为《大系》撰写序言。

1982年,我趁赴京参加全国出版会议的机会,拜访了许多文坛前辈,得到他们一致的支持。最先访问的是夏衍先生。夏衍在电影、戏剧和报告文学三领域均有建树,但他谦虚地只承允为电影集撰序,并推荐聂绀弩为杂文集作序。接着我和赵家璧一起看望了叶圣陶前辈,叶老推荐吴组缃为散文集作序。以后,又专访了周扬等前辈作家。

严庆龙同志并新诗组同志:

不久,《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计划获得了批准,我们即动员全社的力量投入到这项重大工程的建设中来。

年纪大了,第二篇文章拖了拖了很久,向同志们致歉。我年轻时也爱写诗,对殷夫的诗有特殊感情。为此,曾编过一本研究资料、一本殷夫全集,还有一本论殷夫和他作品的小册子。有些史实当初弄错,后来由于发现新材料,有校正。惜现在《大百科全书•文学卷》和别的书中仍有我们早已改正了的错误,希注意。

客观反映新文学创作真实面貌

倘贵社需要我校阅一下这方面的辞(词)目,我愿为效劳。

作者:据说,你在《大系》的编选作品工作中定下一条重要原则:“为保持作品的原始面目,坚持从最初的版本和报刊上发表的原作中选择作品。除明显的错字外,不做任何改动。”这出于何种考虑?

握手!

丁景唐:其实这一编选原则最早是鲁迅先生在编《大系》第一辑的《小说二集》时采用的。50年后,我重提这一原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作家对自己的旧作常有修改增删,有的甚至因一时政治之需而不顾艺术规律,造成许多作品实已面目全非;文学研究者也大多备尝资料散佚、版本混乱之苦。而《大系》第二辑却能坚持客观反映新文学创作真实面貌的编选原则,提供可靠的作品初版,并标明出版年月,这对于作品与作家研究,其意义不言而喻。

请向巢峰、王芝芬、杨关林等同志问好!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分别由周扬、巴金、吴组缃、聂绀弩、芦焚、艾青、于伶、夏衍为文学理论、小说、散文、杂文、报告文学、诗、戏剧、电影诸集撰写序文。其中,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杂文、报告文学、电影文学诸集为第一个十年的《大系》所未曾独立成卷。

丁景唐 一九八八年九月廿八日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的续编工作启动于1983年。20卷共1200余万字,原计划三年完成,由于当时人力和资料上的困难等问题没能如期完成,待最后两卷《史料·索引》出齐,已是1989年10月,整个出版过程达五六年之久。

如信中所言,丁先生年轻时的确爱写诗,根据《我的自述》可知,
1945年4月,他以“上海诗歌丛刊社”名义自费出版了诗集《星底梦》,萧岱、王楚良作跋,女诗人关露评为“在近来惨淡荒凉的这片诗领土中突然看见这本小小的册子《星底梦》,好像在一片黑寂的大海里看见一只有灯的渔船一样……渔船虽小,仍旧是一只船,星星的光虽然不强,仍然能够把宇宙照亮”。

此后,我又担任了第三辑(1937年—1949年)和第四辑(1949年—1976年)的顾问,还亲任第四辑《史料·索引》卷主编。至于那个坚持收录初版本的编选原则,以后在其它各辑中继续得到贯彻发扬。

信中提到的“曾编过一本研究资料、一本殷夫全集,还有一本论殷夫和他作品的小册子”,分别指的是丁景唐与瞿光熙合编的《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7月初版,1981年1月增订本)、与陈长歌合编的《殷夫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2月版)、与陈长歌合著的《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纪念殷夫烈士牺牲五十周年》(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

作者:2009年,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终于完成,至此,这套共100卷本的选集像一份厚礼齐齐整整呈现在读者面前,真是蔚为壮观。你作为它的第二棒的接力者,以及第三棒、第四棒的“总领队和顾问”,当时很高兴吧?

丁景唐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辑写有《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的三个词条正误》,对“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殷夫”、“钱杏邨”词条中的史实失误作了校正与说明,其中关于“殷夫”词条,他提到,“有些材料来源于我的旧作,而我后来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已作更正”,“仍引用我早前讹记的史料,以致造成出错”。

丁景唐:不用说,我肯定比你们高兴。这不仅因为我是这套书的竭力推崇者,更是这项工程的实施者。《中国新文学大系》前三辑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文学,共五十卷;第四辑和第五辑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文学也是五十卷。想当年,赵家璧先生倡议发起并编撰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只有10卷,现在使这部皇皇巨作扩大到了100卷。看到接力的后来者出色而非凡的成绩,我当然欣喜万分。“百卷沧桑,百卷心事,百卷才具,百卷风流”,不管怎样,我为中国新文学干了应该干的事,希望相关专家有用,也希望优秀文学得到后人的传承,此,我心足矣!

笔者只是借助于这三封信对丁先生在“左联”五烈士研究方面的贡献略作梳理,并非是对他学术成就的全面评价与深入阐述,正如陈子善老师在微博中所言,“丁先生1940年代以‘歌青春’笔名从事新文学创作。50年代以后,在鲁迅研究、瞿秋白研究、创造社和左翼作家研究等领域辛勤耕耘,成就卓著。他还主持了30年代左翼文艺刊物的影印和《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个十年的编选,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德高望重的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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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景唐

1920年4月生,浙江镇海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蜜蜂》文艺半月刊和编辑多份进步刊物,领导过学生刊物《莘莘月刊》《新生代》《时代学生》等。1944年光华大学毕业。抗战胜利后,主持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工作。曾任上海《小说月报》、《译作文丛》、《文坛月报》编辑。

1949年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宣传处、新闻出版处处长,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1979年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主持编撰出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中国现代作家论创作丛书》以及《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三、四辑,其中《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获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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