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孚友朋书札辑》中的一些记忆

图片 1

黄苗子、郁风这对在文坛活跃了大半个世纪的神仙侣,如今一个高寿九十,一个也已度过米寿。他们年事虽高,身体尚健,偶有灾病,终是安然痊愈。在一些会议或活动中,时或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的交往对象更多的是他们的老友。在那个圈子里,有他们的童年记忆,有他们的壮岁豪情,更有他们不老的思索和乐天的精神

夏衍和朋友们(左一夏梦、右一罗孚、右二为香港摄影家陈复礼,摄于八十年代初)沈芸提供

笔者这几年有幸直接或间接参与了他们的一些聚会,现摭拾一二,以供广大读者一瞻他们的风采。

得知 《罗孚友朋书札辑》 一书出版,特地向编者高林 (徐时霖)
先生讨了一本。他的祖父是徐铸成先生,与我祖父夏衍是老朋友,而罗孚
(罗承勋) 先生也是我爷爷的老朋友。

(一)

几层旧谊的关系,使我对这本书充满了期待。

1999年10月20日。二流堂(注)的老朋友为堂主唐瑜祝米寿,岳父母高集、高汾嘱我写一副对子,我写了这么十四个字:

但是,书中却没有收录我爷爷的书信。

百岁风云千岁宴

向徐时霖先生求证,徐先生证实说:“没有,罗孚的收藏中没有夏公写给他的信。可能是没有写信,如写了,罗孚是不会不保留的。当时罗孚多次到大六部口去过,我在
(19)86年和87年,曾跟罗孚一起去你们家见过夏公,当时还有范用先生等。罗孚在一些文章中也写过和夏公的交往。”

一流人物二流堂

这正是罗孚“北京十年”的时期,他当时的笔名是柳苏,柳宗元的柳,苏东坡的苏,隐喻他本人所处的境遇。

14个字我只有一半著作权,另一半属于黄苗子伯。这一点,我不敢掠美,已老老实实在边款上作了交代:唐瑜伯米寿恰逢世纪之交千年之交二流堂会,苗子伯有一流二流名句晚生补百岁千岁续貂。

我要说的是罗孚跟我祖父交往的另外一件更早的事情,犹如严冬过后的一股暖流。

寿宴假座北京兆龙饭店西边不远处的夜上海。是日也,寒流突袭,朔风呼啸。上午11时,我和李辉赶到预定的包间时,却见丁聪、沈峻和沈宁等已经捷足先登了。少顷,范用、黄宗江夫妇、岳父母、邵燕祥、吴祖光携爱女吴霜及吕恩等也次第驾到。寿公寿婆莅临时,引起一片欢呼。寿公听力不好,双耳各戴一只据说产自加拿大的助听器,只是耳聋依旧,常常答非所问,自顾自说。难得的是88岁的老人,居然中气十足,声震屋宇。黄苗子、郁风来得最迟,一进门与唐瑜拥作一处,触颊拍背,状若西人。

在已经出版的“夏衍书信”中,的确没有夏衍致罗孚的文字。但是罗孚的名字曾经在夏衍书信中出现不止一次,最为集中的是在致李子云的一组书信里,那是在1977年的10月过后,百废待兴。

我事先准备了嘉宾题名录,众人欣然题词。吴祖光将我挂在墙上的寿联改动一字,风云改为风流,写在第一页。其他人先后签名。邵燕祥题了谁谓人生无再少,寿登耄耋有童心。83岁的小丁自豪地写到:我是在座的唐老人最老的小朋友。接着说起他某年某月与唐瑜相识,早于某人几月某人几日。黄苗子才思敏捷,略一沉吟,提笔写下一首七绝:

祖父于1977年的7月25日,恢复了组织关系,这恰恰是他党龄满50年的时刻。他去信告知李灏、柯灵等老友。在给柯灵的信中,他用了“雪后青松,更显得苍劲有力”这样的字句,以示他心情的快慰。

一流人物二流堂,千岁乌龟是阿郎。最是天生耳朵好,放言高论甚荒唐。

复出后,他开始考虑去上海治病的事宜,主要是要做眼睛的白内障手术和治疗在监狱里被踢断股骨颈的右腿。

写到最后一句放言高论时稍有迟疑,唐老人抚手大笑,揶揄道:大才子写诗,还写一句想一句哩。郁风赶快跑来保驾支招,说甚荒唐、甚荒唐。苗子果然妇唱夫随,顺手写下。郁风拿过笔来,另翻一页,声明:前页最后三字版权是我的。

我祖父在那年9月16日去了上海,住在他瑞金一路的二姐沈云轩家。李子云告诉我,那是她自1962年,与我祖父整整15年未通音信以后的第一次见面。看着自己原来健步如飞的老领导,如今要拄着双拐,拖着残腿走路,她的心中唯有“悲愤”之情。

寿宴吃的是上海菜。席间觥筹交错,伴随着白发皤皤的老人们相互劝酒、戏谑,宛如一群不知愁滋味的顽童。但一向谈笑风生的吴祖光那天却沉默着,他的目光显然已失去了往日的睿智和机警。他似乎听不见别人在说什么,也不插话,就落寞地在桌边坐着,女儿给他夹什么,他就吃什么。大家知道自从新凤霞去世后,他的精神受到极大打击,但旁人不知道的是,他那时已经患上了失语症。这是那次聚会唯一的遗憾。

尽管祖父一再交代:“上海熟人太多,所以想有选择地会见几个老朋友……同时,我留沪时间不长,还想检查一下身体,故请你暂时‘保密’,免得惊动那些可见可不见的‘朋友’也。”但当时上海的老朋友们还是闻讯纷纷去看望他。

几天后,苗子伯让人送来横幅一卷,用的是一种褐黄色的老宣,上面写有两首七绝,诗还是他一贯的风格:亦庄亦谐,有点油味;书法则是行草,字迹苍劲古拙。诗旁有小注,诗后有长跋,除了名章,还钤有几方闲章,说明老先生对这幅书作颇为精心。跋中有云:一九九九年十月二日之吉,为唐瑜德秀老兄嫂祝贺米寿。鄙人即席赋诗,当场出丑。翌日意有未足,写成二绝。即寄高府两代高人哂正。其中第一首蜕自十月二日即席赋得的那首,经过润色,意趣完足。诗曰:

体检以后回到北京,祖父在10月 20日给李子云的信中写到:“(瞿) 白音、(田)
念萱同志的信收到,好在要做手术也要在明春,慢一点也不妨事。”

一流人物二流堂,龟寿千年似阿郎。

这里指的应该是股骨颈置换人工骨的手术。31日他再一次致信李子云:

二十三人同祝酒,祝他越老越荒唐。

“念萱同志来信收到,可能上次写的规格、数量都不够清楚,所以已把原透视片寄给袁宗灿,请陶大夫再开一张详细的规格、尺寸……届时仍请你转交白音同志转给田鲁代办。(同时,还请你复写一份,因万一香港办不到,郭老的日本夫人说她可以到
日本去买。)”

第二首是新作:

这里提到的袁宗灿是夏衍在上海的外甥。而田鲁,即后文会提到的查良景的笔名,电影编剧,解放初期由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调至香港长城影片公司。

坦白交心白费辞,金梳故事太离奇。

人工骨的购买似乎一波三折。转年间刚到春节,祖父又写信给李子云:

碧庐旧梦依稀在,不见当年夏老咪。

“今天是‘年初三’,趁没有客来的时候,给你写这封信,祝贺新年。……昨日接念萱同志来信,关于托查君买人工骨的事,一下子搞胡涂了。她说
《大公报》 的某君已‘买好带京’,但前几天 《大公报》
的罗承勋来看我,说去找过查良景,查说‘没有收到尺寸’所以未买,希望赶快把尺寸、图样寄给他去云云,罗在京十天,回港前又来问我尺寸寄出了没有?
我说已由洪遒带去,由洪转给查了。而现在从田大姐的信中看来,查并未收到尺寸图样,这样,事情如堕至黑雾中,弄不清楚了。我再三思维,只能要袁宗灿再弄一份尺寸规格,直接寄给我,由我处直接交给《大公报》
在京代理人,由他们去办,不必再经过查君转手了。念萱同志两次来信,均未写地址,所以只能托你转告,并致谢意。”

这里的夏老咪当指夏衍老人。现在,当年二流堂的老友们还常常欢聚,但他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亦师亦友的夏公了。

终于,在月底,此事有了下落。“人工骨已由费彝民带来,昨日散会时碰到他,他说此件是罗承勋买的,是查良景把尺寸型号交给了罗,罗买后交费带回的云云,费并说,罗不肯收钱,为了‘略表敬意’,这当然不好,会后我当再和费讲清楚。东西现在费处,他说会后送到我家。此事请告
白音、念萱同志,谢谢他们的帮助。”1978年2月28日,祖父赶紧写信告诉李子云。

是日祝寿者,长幼共23人。最长者正是诗翁黄苗子,86岁;最幼者是夏公的外孙女赵双,短发,明眸,英气勃发,看上去倒像个男孩子。

手术是决定在上海做,所以一个月的工夫,“人工骨已带给袁
(托柯灵带沪的),如尺寸型号符合再考虑去沪时间,还有,请田 (念萱)
再写信问查良景,请查了解一下人工骨的价钱,因罗承勋不肯说,我无法还债也。”(夏衍致李子云,1978年3月23日)

(二)

然而同年,罗瑞卿将军赴德国做人工骨置换手术,术后因心肌梗塞于8月3日去世。此事使我祖父彻底放弃了做人工骨置换手术的念头。

二流堂的老友们又第N次见面了,时在2004年2月28日。

他这是第二次放弃腿的治疗了。第一次是在监狱里,因为给他吃橡子面,导致胃出血,问他,是治胃还是治腿?
他选择了保胃弃腿。

夏公在世时,他的生日是大家聚会的理由。夏公去世后,理由就多了:金婚,米寿,乔迁,归国其实,就是为了找个乐子。这次的事由,是庆贺郁风痊愈出院。

买回来的人工骨在家里放了有一阵子,“债”后来肯定是还了,这是我祖父的风格,至于是如何处理的,我们已经不知道了。

88岁的郁风,最近动了三次手术。一次乳腺,一次子宫,一次关节,每次几个小时,全麻,都是大手术。老太太着实了得,坦然面对,泰然处之,安然挺过。这天是出院的第五天,她拄着拐杖爬上陡峭的楼梯来到包间,居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再仔细看看,除了瘦点,脸孔更显白皙,看不出病态。

最初购买的出资人是罗承勋,这件事是在2005年 《夏衍全集》
整理出版时,李子云把这批书信公开后才为世人所知的。

黄苗子和她同时驾到,恭候多时的老友们纷纷趋前问候。这些人中有堂主唐瑜,年纪最大,已是92岁高龄。有丁聪,88岁。还有高汾、吕恩、钱辛波、沈峻、李德秀,都是耄耋之年了,连自称二流堂后的邵燕祥也年过70了。

那时,罗孚先生仍然健在。他对我祖父的“略表敬意”,让人想到了吴祖光当年送给我祖父的诗:“损目折肢事可伤,曾经百斗战魔王。龄同世纪功同寿,谤溢江河罪满墙。”

老人们见面,相互打趣是家常便饭,不仅他们之间,就是小辈们也全无顾忌。看到郁风恢复得这么好,李辉带头拿老太太开涮:按江湖上的说法,郁风该起一个新名:郁三刀。大家哄笑不止。又有人道:黄苗子也应有个江湖名黄两面。这自然是说他当年给******大员当秘书,却尽帮周恩来办事。笑面佛黄苗子,任由人们揶揄,并不反击。郁风倒是很认真地大摇其头,说,这可不行,多难听。

损目折肢,从此伴随着祖父的晚年,但祖父枯木逢春,老而弥坚。

席间,健康是主要话题之一。有人说,近来有篇文章,说鲜牛奶喝不得,含菌量高,要喝酸奶。于是引出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丁聪幽幽地说,我什么都不能吃。原来他患了胰腺炎加上糖尿病,不能吃糖,不能吃油腻,这对特别爱吃肉的小丁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伸出左手,一只手表像手镯一样耷拉在手腕上:你们看,我瘦了多少?十多斤!吃饭时,果然家长丁聪夫人沈峻对他格外关照:鸡不能吃,虾不能吃,东坡肉不能吃,甜品不能吃,小丁只吃些鱼和素菜,肚子填不饱,只好又要了一碗阳春面。大家劝慰:等病好了,再给你补。但是病中的他,活儿并未少干。吃饭前,他对我说,挺累的,还是每月为《读书》杂志画两幅,一幅配陈四益的短文,一篇自行创意。同时,还为《炎黄春秋》等画漫画和人头像,每天找资料,动脑筋,忙得一塌糊涂。

我小时候对罗孚的印象,是在我们搬到大六部口以后,只知道他是香港人,在
《读书》 上经常读到他的文章。我祖父则习惯称他的本名罗承勋。

92岁的堂主唐瑜依然健旺,且胃口极佳,他的耳朵背,听不见别人说话,索性十分专注地大吃特吃。他还在写回忆录,一个个的前辈,一个个的战友,在他那一页页漂亮的硬笔蝇头小楷上复活。他不在意发不发表,写完交给朋友就算完事,只顾耕耘,不问收获。

那时候,我们家里每天都有一卷一卷的香港报纸寄来。祖父跟香港的左派媒体有着紧密的联系,香港
《大公报》 社长费彝民,副总编辑兼 《新晚报》 总编辑罗孚,香港
《文汇报》社长吴荻舟,总编辑金尧如,都是他的老朋友。

90岁的黄苗子也是笔耕不辍。前一段,还见《新民晚报》的夜光杯副刊连续刊登他的小随笔《捉鬼》。我印象中,他不大写长文章了,但庾信文章老更成,这些文章篇幅短,意蕴深。还字债也是他的日课之一,写字如同练气功,怪不得他的身体那么棒。

我祖父有过“白头记者话当年”的办报生涯,并且,在1948年接替章汉夫任香港工委书记,负责与各个民主党派联络。

这一年连续走了两个二流堂成员,吴祖光和高集,大家有些感慨,分手时,互道珍重就显得格外意味深长。

1986年,范用给我祖父送来了三联书店给罗孚出版的书
《香港·香港……》。“范用同志:

我和爱人高宁可谓名副其实的二流堂后,躬逢其盛,回来打油一首,以记其事:

手札及赠书,均收到,谢谢。给罗孚出了书,是一件好事,在大转折大动荡时期,历史常常会捉弄人,有时甚至是很残酷的,我所认识的朋友中,这样蒙受过折磨的人不少,对他们给以友情的慰藉,发挥他们的余热,应该说是‘古道可风’,甚佩。罗孚回京后,可请他来舍一谈,当然我并不想了解这件事的底细。严寒已至,望多多珍摄。问好!

往事从来不如烟,激情岁月忆当年。

夏衍
八六,十二,十六”据说范用接到信后复印给了罗孚,然后,罗孚就去了大六部口14号。这封信的原件,现在应该是跟范用的藏书一起保存在上海出版博物馆。

人生精彩庐犹碧,世道崎岖萍亦蓝。

“以后,罗孚多次到大六部口去看望夏公,夏公当然也没有问什么‘底细’,只是和罗孚谈论文艺、品评作家、懒寻旧梦,还有他们共同喜爱的猫……”(高林:罗孚和他的
《北京十年》)

百劫神童心未老,三刀侠客笔如椽。

很多时候,语言是多余的。

谁人大啖东坡肉,当世孟尝一伟男。

有人曾经问 (黄) 苗子伯,这一辈子的坎坷,收获了什么?
他讲,爱情就不用说了,一生收获最多的是友情……一旁的郁风阿姨听着频频地点头。

(三)

我想,这恐怕是我祖父及周围老朋友们的共识。特别是“二流堂”那一伙子老伙伴们,在风雨兼程的几十年间,如果没有友情的支撑,是很难熬的。

黄苗子、郁风人缘好,朋友有事,也常借用他们的知名度。2004年8月8日,北京两家新闻媒体办国际美食节,就同时为郁风、丁聪两位前辈办了米寿。

当他们老了,头发花白,睡意昏沉,炉火旁打盹,等待着的依然是老友们的来信。

这个米寿兼美食节热闹非凡,在朝阳路第一商城的四楼,摆了十几桌。社会各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前来助兴。郁风、黄苗子、丁聪当然坐主桌,他们旁边是唐瑜、李德秀、高汾、袁鹰、邵燕祥等老朋友。主桌后面,安置着一个大大的红木屏风,中间雕的是一个半人高的大寿字。那天,郁风穿了一袭浅绿滚边暗花白衬衣,有朋友送她一件藏蓝绸面底大红圆形寿字图案的唐装,胸前再别上一束贵宾花,真正叫喜庆、华贵、雍容。

“罗兄:……你一走,我们真的感到很寂寞了,尤其是宪益的小客厅,先是少了二黄
(苗子、永玉) 和郁风,现在又少了一位,侃大山也侃不起劲了。”

开席祝酒后,主持人请两位先生讲话。郁风手持麦克风,一高兴,讲了一大段身世,包括文革坐了七年监狱,还把上回朋友开玩笑的两面三刀也给抖搂出来,大家都笑翻了,黄苗子也仰着头呵呵地笑起来。没想到的是,老太太意犹未尽,让大家一起唱祝你生日快乐,她领唱。

“萧铜已见到,约丁聪一起到西四小吃街喝二锅头,花生,毛豆,爆肚,外加一碗刀削面,这次三个人喝了八两酒,在我算是破格。”

人们纷纷离座,轮流给两位老寿星敬酒。他们的小朋友韩美林却敬画,他双手捧着一摞他最擅长的动物画,恭恭敬敬地作为寿礼送给郁风。他说原来准备画88张,实在来不及,只画了四十来张,以后再补。郁风忙说,可别画了!这时,一大堆新闻记者围了过来,把老寿星忙得招架不住。

“罗兄:舒湮兄来电话告诉我,才知道兄中风住院,我一直为此担忧,总觉得兄过于劳累,果然不出所料,舒兄说你一出院,又应酬起来,让家人扶着去,又叫我不知如何劝你才好!
酒是无论如何不可再喝,实在不行,用嘴唇沾一沾就是,文章你不能不写,但拼命万万不可。朋友的事,也不可像过去那样过分热心了。总之,我们在北京的,对你一万个不放心,我只好求你看在朋友的份上,保重又保重!

那天,我本来是要陪岳母参加盛会的,但正好要去青海出差,遗憾了半天。

我的腿已好得多,但还是不灵,走路十分吃力,因此,我只好收心养性,坐在家中。苗子夫妇回来时,朋友们倒来我家聚过几回,苗子说,他们如回北京定居,一定要搬到方庄和我为邻。这里环境甚佳,我的房子也算宽敞,阳光暖气充足,可以不再受冻,就是僻居一隅,朋友们来一趟打的要化不少钱
(丁聪一来一往要五十几块钱)。

我从青海回来,爱人给我看过她那天拍的一堆照片,写这篇小文时,我特意把照片找了出来,这使我如临其境,得了些现场感。岳母则给我看了三老在她留的贺诗底稿上的批示。丁聪的是:小丁今年八十八,没想到。;郁风的是:资深老记者,还来这一套。;黄苗子的是:高汾:我们永远不忘广州救亡日报那一段。这块破砖头竟引来了这么多的美玉,让我多了一份意外的惊喜。

我过着刻板的生活,晨起收拾房间,然后听新闻,等中午来报。幸好收到朋友的赠书不少,还可以消磨时日。宪益的诗集印得很漂亮,是兄出了大力,还花了不少钱。他把我正式归入二流堂了,唐瑜来,说要把堂主交椅移交给我,我怎么担当得起。……”

最近,又有好消息:丁聪老先生的身体已大好,又可以吃肉了。

“承勋兄:……我认为您还是迁回香港的好,来往的朋友多,不至于寂寞。我现在还是跟从前一样过日
子,老朋友有机会就聚会。只是乃迭、凤霞、舒湮这几位不在了。苗子、郁风又从澳洲回来了,搬到很漂亮的公寓,十分高兴。上星期请丁聪、宗江夫妇和我吃了一顿,很开心。”

(注:抗战时期,南洋华侨唐瑜仗义疏财,资助革命。尝用富商哥哥的钱,在重庆盖房,其中一处取名碧庐,让进步文化界的朋友们都住进去。后来,这里被郭沫若戏称为二流堂,这些住进去的文化界人士也被称为二流堂友。)

“罗兄:老友聚会越来越困难了,走不动。亦代完全不能出
门。祖光自凤霞走后,不大说话了。每次见到他们,心里很难过。……我今年七十七,望八了。大毛病没有,只是精神不如以前,除了午睡不可少,吃过早饭也有点昏昏欲睡,要坐着打一回盹。

(文章来源于《文化交流》2005年第2期)

丁聪动手术后,还是依然如故,宪益情绪尚好,想得开。只是难得去看他,从我家到他住处,打的一来一往需百元,自从搬来方庄,朋友也来得少了,……”

“承勋兄:老伴于去年九月突然脑溢血,昏迷未再醒来,就此分别。遭此变故,难以接受,心绪很坏。……我现在很少出门,老哥儿们走的走,老的老,难得见面。……平日在家看书看报刊消磨时间,晚上女儿女婿下班回来(他们已搬来住),白天无人说话,颇感孤寂。我身体还可以。”

以上,是晚年的范用致罗孚的一组书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老友的惦念,对老去的哀伤,满纸的“孤寂”。这种情绪也出现在一向坚强乐观的沈峻阿姨写给罗孚的信里:“最近华君武,心肌梗死住医院,不太严重,已恢复。潘静安也心脏病突发,差点完蛋,现也缓过来了,看来,上帝已开始向我们这批人招手了。”(1993年8月7日)

这是“二流堂”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呈现的另一面基调。不同于以往活跃的“二流堂”及受难的“二流堂”,曾经活色生香的老人们正在走向迟暮,“故旧凋零,老境逼人”,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罗孚兄:新春恭禧!
……今晨得夏公谢世噩耗,一代左翼文坛巨匠,从此永诀。我少年有幸追随,恩重如山,悲痛之深,兄当可想象得之。……今日居家不出,心绪暗澹,幸恕草草。此颂春安
柯上 国容附候 1995.1.6”

一贯严谨的柯灵先生在写这封信时,大概是心情已经悲痛到极点,情绪很坏。以至于把落款的时间写错了,整整早了一个月,我祖父是在1995年2月6日凌晨去世的,当时正值春节假期。

对于他们这样一生都保持高傲尊严的老文化人来说,亲朋的离去、身体的病痛、人情的冷暖和境遇的窘迫,不会轻易示人。而在
《罗孚友朋书札辑》 中,这种倾诉是常态,并且,还带有着强烈的个人色彩。

“罗孚兄:年前收到你的结业报告,欣慰之情,悦如身受。……估计你已平安到达老家,过了特别愉快的春节,真值得好好的祝贺。愿新岁给你带来更多的幸福!
……”柯灵在1993年1月的这封信里,畅想着次年的5月,能够偕夫人陈国容校长同行,受邀参加在香港举行的“两岸暨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此次香港之行,对他们夫妇是阔别后重到,感慨良多。

与范用的孤独不同,柯灵晚年的难言,应了那句电影台词:“没想到人生最难翻越的,是生活。”

90年代,柯灵要卖“齐画两帧”解困,整个过程颇费周折。依照他的性格,这件事,一定是要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的。他向罗孚求助,信中道尽原委。

“……接到我八十岁的老学生来信,知已将鬻画之事奉托。此事只好麻烦你了。笔墨生涯,当了此一生,绝不做他想。但商潮澎湃,生计越来越困顿,我不得不把改善暮年生活,稍苏积困的希望寄托在这上面……”(1993.6.23)

“孚兄如握:奉书欣慰。鬻画济困,重劳心力,于心不安,感谢之类的话就不说了。

商潮勃兴,文士途穷,殊非所料。一向以淡泊 自甘,但修养不到孔
门颜回的程度,颇以竭蹶为苦。‘文革’之后,烧水器一去不返,每有机会住宾馆,第一事即效太真故事,兰汤沐浴,清除污染,事毕看看浴缸之脏,不免英雄气短,羞见仆欧,一如楚霸王愧对江东父老。老舍
《老张的哲学》
中,说老张一生只沐浴三次:一次出生,一次结婚,一次去世。我比老张路犹宽,思之不觉莞尔。

涸辙之鲋,不求湖海之大,得西江一勺水,优游卒年,不至有朋自远方来,连招待到市楼一饭也自惭无力。于愿足矣。

此举志在救穷,不在救急,不妨稍待时日,待价而沽。一切由兄主张,仰仗鼎力。倘能于腊尽春回之际解决问题,得以欢庆春节,自是一大佳事。……”(1993.7.28)

“孚兄:……鬻画之事,给你添了许多麻烦,此事稍得善价,就可以了。文士贬价,我现在的月入已低于电影局的门卫。日前与桑弧通电话,他也感慨万千,深苦寒酸。清寒本是常
态,但 不 期 艰 窘 如 是 耳。”(1993.10.22)

“近出
《六十年文选》,已嘱出版社寄呈,想已达览。此书得到稿酬一万七千,已以万二装空调,当可解冬寒夏热之苦,余款正好付积欠房租。经济转轨,文人生涯愈益清苦,真是
无 可 奈 何。 ……”(1994.4.18)

“……画款已全部收到,劳神心感,恕不作泛谢。赴美探亲,曲折甚多,难于罄述。将来有缘,夜雨西窗,当为剪烛之谈。”(1995.2.6)

柯灵先生写的书信,依然散文大家,遣词造字,精雕细琢。是美文,又是真实的记录。

罗孚也是一位收藏家,同样是卖画买画,到了沈峻阿姨的笔下,就变成了一件快乐开心的事情:

“老罗、罗太:来信及钱都已收到,胡公目前正犯痔疮,卧床休息,没有作画。家中存画无红萝
卜,只有两根胡萝 卜状的红萝 卜,不知你们要不要? 或者其他题材也可考虑?
什么样的题材? 题上款无问题。关于上款问题我们有这样一番对话:

‘画上请你题上款。’‘题上款要加钱哟。’

‘你真是财迷心窍,写几个字还要钱!’

‘齐白石就是这样的。’‘你是齐白石吗?’‘我胜过齐白石。’

‘请你不要捣乱,否则我不买 了。’

‘好吧,这次看在你面上,不要钱了。’

这就是胡公。”(1993.8.7)

胡公是胡考,他的水墨画,取法八大。

性格即命运,活泼的沈峻与调皮的胡考,跃然纸上。穷,也可以穷欢乐。这是我认识的“二流堂”性格。

来到北京后,罗孚化名“史林安”,即杨宪益诗中的“风尘谁识史林安”,被黄苗子、郁风调侃成“史临安”,借指南宋偏安之地杭州。

羁旅京城的十年,成就了文人的罗孚,他开始了专栏写作,做起了廖承志口中的专职“罗秀才”。而他的最大收获和慰藉是交游,与“二流堂”等一票文化人成为挚友。

1990年,罗孚为我祖父写了一首祝寿诗:

寿夏公九十

狂飙过后又重阳,战地黄花自傲霜。旧梦懒寻嗟白干,新姿倦看斗红装。一身影剧文坛史,几许春秋笔伐章。世纪同龄跨世纪,祝公健步寿而康。

直到十年后某一天,沈峻写信告诉他,去年秋天他们夫妇去杭州参加了夏衍100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及故居开幕仪式。

转眼间到了2001年,离曲终人散的日子不远了。

罗孚最后的几年里,虽然多次北上,可是京沪两地的老朋友越来越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罗孚友朋书札辑》
中的人物,如今均已谢幕,我祖父、“二流堂”和罗孚……他们的故事,有的留了下来,有的被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历史就是这样,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它的全部。

2017年12月17日于北京

You may also like...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