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先生、“南国”和我

图片 1

2013年,在沪上一场“纪念田汉诞辰11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作为一名戏剧研究的后学,我获益匪浅,由此关注到田汉和南国社,并做了一些初步研究。会后参观位于上海杨浦区的国歌纪念广场和国歌展示馆,有幸结识了田汉的长孙田刚先生且留下合影。田汉先生,不仅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更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和领军人。

2018年,是我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文化名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先生诞生120周年、逝世50周年,让一起来我们回溯田汉与上海的不解情缘。

田汉

田汉和上海的关系十分密切,尤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留日归国,寓居上海,在沪创办的《南国》期刊,率领的南国社及其戏剧运动,在中国话剧的发展进程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田汉可谓“南国”的灵魂,而南国时期则是他一生事业蓬勃的起步期。

创办“南国”,痛失爱妻

我最早的工作,就是做了一份“田汉和南国社”研究的文献综述。田汉和南国社的相关研究,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就不断,近一二十年来成果尤其丰硕,涉及戏剧创作、戏剧活动、戏剧教育等多个方面,包括大量的史料发掘、整理和理论研究。可有一点缺憾的是,我在各种史料和研究著述中看到,田汉和易漱瑜夫妇起初效仿英国诗人布莱克,完全靠自己,自己编辑、撰稿、校对、出版、印刷、发行,作为“南国”第一声的《南国半月刊》,我一直未曾见过,这种仅有30页但意义非比寻常的小册子,我找了很久也不得。

1922年,田汉与夫人易漱瑜从日本返国,来到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北里40号。此时田汉已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与创造社的社员,他帮着编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刊物《少年中国》,而与创造社的关系逐渐疏远。他又效学日本思想家山川均与菊荣夫人的先例,与其妻易漱瑜合作创办一种文艺半月刊,取名“南国”,于1923年1月创刊。他在刊物的宣言里说:“欲在沉闷的中国新文坛鼓动一种清新芳烈的艺术空气。”刊物除了刊登他与易漱瑜的作品外,还刊载了与郭沫若、宗白华、郁达夫诸友的通信。这一时期田汉在该刊发表的剧本有《获虎之夜》《乡愁》等,并在《创造》上发表了《咖啡店之一夜》《午饭之前》等剧本。《获虎之夜》写一个富农的女儿莲姑爱上了流浪儿黄大傻,莲姑父母却要把女儿嫁给地主,贫富悬殊造成了这对青年人的悲剧。《咖啡店之一夜》以他的朋友李初梨为原型,描写感伤青年林泽奇与白秋英的爱情故事,揭露和鞭笞了带着旧封建烙印的资产阶级市侩对青年爱情自由的戕害。

1929年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在姚苏凤主编的《社会闲话》栏目下刊登了一则《真假唐叔明女士
田汉先生的来信:“唐女士不是梅畹华”——附苏凤的答覆》,其中揭载了戏剧家田汉先生致编辑姚苏凤的一封来函。经查,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田汉全集》第20卷《书信·日记·难中自述》中并未收录此信,所以应是田汉的一通佚简。全函如下所示:

关于田汉、南国社和《南国》系列期刊的研究,是“田汉和南国社”研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也很有学理价值的选题。田汉和南国社同仁在南国时期曾出版了多种《南国》戏剧期刊,存在创刊、停刊、复刊、续刊,类型有连续期刊、公演特刊、报纸副刊,还有同名现象等复杂情况,比如叫《南国周刊》一名的就有三种同名不同类的期刊。虽然对于《南国》,话剧研究者们几乎无人不晓,但恐怕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完整地看过所有《南国》系列期刊。这些文献如沧海遗珠,散佚各处,早期的《南国半月刊》现已不易得见,甚至佚失。

办刊物,工作极其繁重,何况仅由田汉与妻子两人艰苦支撑呢。用田汉的话来说,“这时期‘南国’的社员就是我与漱瑜夫妻两人”。因为被工作和一家的生活负担弄得心力交瘁,易女士终于累得病倒了。后来病势愈重,田汉只得送她回家乡长沙养病,谁知不到3月,易女士竟香消玉殒。《南国半月刊》出到第四期就告停刊,田汉也陷入了深深的痛苦。

编辑先生:

基于上述考虑,我开始着手以《南国》期刊为主要对象的田汉南国社话剧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由于文献资料散落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上海戏剧学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京沪图书馆、资料馆,其中一些现已不能轻易见到,这个过程费时费力也不是一帆风顺,像《南国半月刊》收藏线索就非常少,十分难找。大概四处搜寻查找,又历时三年余,差不多收齐了几乎所有《南国》相关的期刊文献资料。想要了解、考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田汉和南国社的历史贡献,《南国》系列期刊是必不可缺的一份重要文献资料。1924年1月5日,《南国》半月刊创刊,这就成为田汉“南国”事业发展的源头和南国戏剧运动的开端。田汉和妻子易漱瑜两人对《南国》半月刊一切可行之事几乎亲力亲为。半月刊涉及文艺创作、评论、简讯、通信等内容,像田汉早期最富盛名的剧作《乡愁》、《落花时节》、《获虎之夜》(未曾刊完)等都刊登其中。由上海泰东书局代售。从第二期开始,《南国半月刊》附刊《南国新闻》,“注重各种艺术如戏剧、电影,以及出版物的批评”。
可惜,《南国半月刊》在同年3月出版至第4期时,就因为精力和财力的原因停刊了。图片 2

“鱼龙会”轰动上海滩

今日《社会闲话》中发现了一篇唐叔明女士致姚苏凤先生的信,看那口气不像是唐女士的,询之唐女士果然不晓得。这代替她写这信人不知道是什么人。要知此举或是出诸爱重唐女士,但唐女士不是梅畹华,她有她自己的思想感情,她自己有能力把它发表,用不着别人替她代劳,唐女士甚为愤慨,我也颇不谓然。因为他们实在还不过是些初出巢的小鸟,毛羽未丰,岂能高飞,我们只能慢慢地观其成长,初不必以浮名误之。我们的运动去成功尚辽远之至,所望于社会者与其为情的爱抚不如为理的判断也。匆此缄求更正,并请将原缄登出为感。顺候撰安。(田汉)

1925年8月29日,田汉在《醒狮周报》上创办文艺副刊《南国特刊》,一度中断的南国艺术运动又重新复苏。田汉既是主编,也是主要撰稿人,在其上发表了他的《黄花岗》(第一幕)、电影本事《翠艳亲王》、《到民间去》和数篇散文、杂文。该刊拥有相当多的热心读者,后来田汉发现了《醒狮周报》的“极右倾向”,《南国特刊》出到第28期停刊,“南国戏剧运动”第二个阶段也就到此结束。

1925年,上海新少年电影公司要把田汉的剧本《梵峨璘与蔷薇》拍成电影,顿时引发了田汉对电影的兴趣,他还为影片公司写了一个叫《翠艳亲王》的电影剧本。不久,他与唐琳、唐越石等几位朋友干脆自己创办了南国电影剧社,影剧社设在斜桥徐家汇路新少年旧址。当时田汉受到19世纪70年代俄国青年“到民间去”运动的影响,想运用电影的形式抒写中国的一些到民间去的运动。影片描写了一个热情、爱幻想却又容易动摇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人生探索。但因经费等问题,未能拍成。

其后,编辑姚苏凤复以“苏凤按”的形式刊发了他对于田汉来信的答复:

1928年田汉在欧阳予倩、徐悲鸿等人支持下创办南国艺术学院,并以学院名义重新出版《南国》期刊。《南国》续《南国》半月刊而出第5、6期,《南国》系不定期刊,因经费困难,出版这两期之后就又停刊了。

1927年暑期,黎锦晖邀请田汉主持上海艺术大学文科。原来上海艺大的校长叫周勤豪,因负债累累,逃之夭夭。田汉毅然接受了艺大的邀聘。不久,田汉又得学生会选举,出任艺大校长。他在艺大创办了戏剧科,并改组南国电影剧社,成立了南国社,扩大范围,包括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电影等部门。南国社的宗旨是“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的革命运动”。

苏凤按:

同年2-3月,田汉还主持了《中央日报》副刊《摩登》的编辑、撰稿工作,发出了“摩登”的文艺呐喊,《摩登》汇集了田汉、徐志摩、沈从文等众多文艺工作者的文章,是十分珍贵的资料。

南国社成立后开展了许多创作和演出活动。

事实□(按:此字难以辨识)真有出人意料之外的;那天我接到一封唐叔明女士的信,我又那里会料想得到这封信不是唐女士自己所写?何况这信中又显现出一个努力于剧运者的口吻,正和我理想中的唐女士一样;于是我当然发刊出来了!而孰知昨天又忽然接到田汉先生上面的这封信,真使我疑奇交并!前一封信,现在证明不是唐女士所写的了;但是那一位好事者冒了唐女士的名寄来这一封信,又有什么用意呢?我真不明了!……本来我想把那封唐女士的信寄给田先生一看,但格于报馆方面的编辑规程,不能够了!不过,我对于这一出剧,始终不能明白南国社里何以竟会有两个唐叔明女士罢了!我想,或者是南国社的同志为拥护唐女士而故弄玄虚吧!甚矣,编辑之难做也!做了傀儡,还要受人责备。(同时,左明先生也有一封信来,恕不另答。)

图片 3

1927年12月,田汉在艺大举办了“鱼龙会”演出。当时艺大校址在善钟路87号。田汉把一个大客厅改造成可容百余观众的小剧场,15平方米的平台算是舞台,人们戏称为“窗洞”舞台。在汉代的百戏中,有一种由人装扮成巨鱼和巨龙进行表演的假形舞蹈,叫作“鱼龙曼延”,鱼龙会便是取其意而名之。田汉说:“我们这些人是鱼,就请两条龙来,周信芳、欧阳予倩,他们是京剧名角。”鱼龙会演出共7天,演出剧目中有《父归》《未完成的杰作》两个外国戏,有田汉创作的五个短剧:《生之意志》《江村小景》《画家与其妹妹》《苏州夜话》和《名优之死》。《苏州夜话》通过老画家刘叔康父女的奇遇,反映了军阀战争致使老百姓流离失所,揭露了军阀战争的罪恶。《名优之死》以晚清京剧名角刘鸿声为原型,描写一代名优刘振声呕尽心血培养女弟子刘凤仙,可凤仙成名后被流氓化绅士杨大爷所引诱,日益堕落,刘振声与流氓斗争,终于被逼死,倒在舞台上。剧本抨击了流氓化绅士玩弄坤角的丑恶行径,揭示了鬼狐横行的社会风气和艺人的悲惨命运。

1929年5月,《南国月刊》又续出,田汉在《序〈南国月刊〉》中说:“由这月刊我想慢慢地发表几篇比较有自信的,比较坚实的作品。同时想慢慢地吐露一些我的和我们的文艺观,社会观”。至1930年7月,共出10期。《南国月刊》是南国社正式改组成立之后创办的一份期刊,可谓《南国》系列期刊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田汉的《名优之死》《南归》《苏州夜话》等剧作便是刊登在该刊物上的。除此,《南国月刊》还刊登了黄素、洪深、康白珊、吴似鸿、欧阳予倩等南国社重要成员的各类作品。

在鱼龙会上演出反响最为强烈的是欧阳予倩编写的六幕京剧《潘金莲》。这个戏大胆地把潘金莲作为叛逆女性来描写。在戏中,周信芳饰武松,欧阳予倩饰潘金莲,高百岁饰西门庆,周五宝饰王婆,唐槐秋饰何九叔,唐叔明饰郓哥,顾梦鹤饰张大官人的家人。这是话剧演员与京剧演员同台演出的一次盛举。周信芳扮演的武松演到追问何九叔时,用真刀往桌子上一戳,两眼一瞪,手提何九叔,逼真的形象使同台的演员都惊住了。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当武松举刀,欲割潘金莲的心时,潘金莲挺胸跪近武松,说:“二郎,这雪白的胸膛里,有一颗赤诚的心。这颗心已经给你多时了,你不要,我只好权且藏在这里。可怜我等着你多时了,你要割去吗?请你慢慢地割吧,让我多多地亲近你。”田汉看了演出,对周信芳、欧阳予倩说:“听到那段最后的台词,我完全陶醉了。”并称赞周信芳真把武松演活了。徐悲鸿看后,欣然命笔写道:“翻数百年之陈案,揭美人之隐衷;入情入理,壮快淋漓,不愧杰作。”整个鱼龙会的演出表现了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动摇与苦闷”的心声,以及对于革命朦胧的向往,加之表演真率,自然感人,在上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笔者继续查阅此前的《民国日报》,果然在1月8日该报《社会闲话》栏目下,找到了一则《新的剧艺界中一个好女孩子的来信·唐叔明女士落下泪来·“常常给你们笑或者哭吧!”》,正是姚苏凤上文所说的以唐叔明女士名义写给他的一封书信,节选如下:

同年8月,因“月刊太久了,不定期刊更是‘太不定期了’”,于是《南国周刊》创刊,由左明、赵铭彝编辑,至1930年6月,共出16期。值得一提的是,在连续出版的16期《南国周刊》之前,上海现代书局还曾单独出版过一期同名刊物《南国周刊》,出版时间是1929年7月28日,是现代书局为南国社第二次公演所出的赠书,由南国社编辑,赠印1万册给观众。而早在南国艺术学院期间,一批南国社同仁于1928年9月在学校也创办了一种《南国周刊》,由陈子展负责编辑,南国书店出版,刊登艺术学院师生戏剧作品和交流,以及南国社戏剧运动情况,目前仅见此一期。

找周信芳想办法

苏凤先生:

图片 4

南国艺术学院的经济极其困难,田汉经常四处告贷来维持大家的伙食。有一次因欠了电费,被剪断了电灯线,田汉只能在烛光下写作。1928年暑假以后更加拮据,难以为继。到了冬天,南国艺术学院终因经济和其他原因而停顿,但学生们仍依依不舍,不肯离去。于是田汉就仍以南国社名义活动。那时困难重重,没有剧本,没有演员,没有资金,没有剧场,没有观众。但是,田汉还是千方百计在两三年时间里进行了三期公演。

在闲话中,时常能读到你流利而快意的文字,正像我们表演戏剧般在你的笔尖下表现出社会间的种种;又承你在我们这次公演之后,给我们刊了一纸特刊,说尽了赞美我夸奖我鼓励我的话,我是过分地喜欢,过分地惭愧,而终于落下泪来!

此外,南国社几次公演时期,不仅单独出版过公演特刊,如《南国社旅京第二次公演特刊》、《摩登》第1卷第2期《南国社公演专号》、《南国周刊》第16期《南国第三期第一次公演特刊》,还曾在《中央日报》、上海《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上海画报》上办过几期《南国特刊》和《南国专号》。它们与之前的《南国》半月刊、《南国新闻》、《南国特刊》、《南国》(不定期)、《南国月刊》、《南国周刊》一同构成了田汉和南国社的《南国》系列期刊。

当时,剧场难借,好的剧场索价昂贵,租不起。于是田汉去找周信芳想办法。周信芳当时是上海伶界联合会负责人,经过他的周旋,终于免费借到九亩地梨园公所楼上的场子。周信芳陪田汉一起去看,原来是一个摆神像的破楼,连台也没有。可是第二天就要演戏,连票也已部分卖出。这可把周信芳急坏了。田汉却说“不要紧,有办法!”田汉马上设法借了一笔钱,由他弟弟田洪去买了一批木料,连夜开工,通宵达旦。周信芳不放心,第二天一清早又来看,只见戏台已经搭好,而且灯光、布幕都装好了,他真对田汉叹服了。于是南国社开始了第一期公演。

……

在梳理清晰《南国》系列期刊的基础上,我陆续发表了《田汉、南国社和〈南国〉系列期刊》《田汉与〈南国〉系列期刊出版传播研究》《“南国时代”的田汉和戏曲》等论文,并对田汉的创作发表、南国社公演、南国社组织结构和人员等问题做了进一步考证研究。

那次演出了《古潭里的声音》《苏州夜话》《生之意志》《湖上的悲剧》等。虽然剧场地处偏僻的南市,舞台也很简陋,然而却赢得了众多观众的欢迎。

又承蒙小丽先生赏赐我一个“东方曼丽璧克馥”的美名,但是我那里敢当呢?不过,这一个名字,好像已给我占据了!我也着实可以自傲;在南国社内外,认识我的人都这样称我了。我想,我虽然不及她,但她是常常能把真挚的表演使她的观众笑或者哭的,我也很想常常给你们笑或者哭呀!

时光荏苒,眨眼五年过去。今年是田汉先生诞辰120周年、逝世50周年,在赴京参加11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田汉研究会举办的“纪念田汉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之际,带着对田汉先生的敬意和怀念,我把这五年来所做的关于田汉和南国社的研究成果和搜集到的包括最早的《南国半月刊》在内的15种《南国》系列期刊、特刊集结付梓,编著成一部《田汉南国社话剧史料整理及研究》,作为对这位国歌词作者、杰出的戏剧家、新文化先驱者与巨匠的致敬和献礼。《田汉南国社话剧史料整理及研究》精装十卷册,其中一卷为研究集,九卷为《南国》原版期刊影印资料集,由于时间仓促,资料整理虽力求完备,也不尽如人愿,1924年出版的4期《南国半月刊》虽寻得创刊号至第3期,尚缺第4期,这是憾事。

通过演出,不少好演员脱颖而出,如唐槐秋、孙师毅、陈凝秋、顾梦鹤、万籁天等。女演员俞珊因演《莎乐美》而成了名。在《莎乐美》里演叙利亚少年一角的金焰当时还是一个无名小卒,生活十分清苦,可是田汉慧眼识人,看出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演员,常常周济他,悉心培养他。南国社这两期公演,使京沪道上充满了戏剧的空气,而南国社也因这两期公演而声名大振,受到许多爱好话剧的青年的欢迎,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了。

……

这段研究工作经历是我和田汉先生所结的一段缘分,我也希望能够秉承田汉先生的精神,在这条学术道路上,无畏前进。

《卡门》被禁,租界避险

(唐叔明上)

1930年是田汉思想上突进的开端,是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过渡的一个转折点。1930年3月2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田汉作为发起人之一出席了成立大会,在会上田汉与鲁迅、冯乃超、钱杏邨、沈端先、郑伯奇、洪灵菲等七人被选为“左联”执行委员。田汉还参加了中国自由大同盟等革命团体。

唐叔明又名唐淑明,1912年生于苏州,长于北京,是民国时期知名话剧演员。她的名字,经常与田汉的“南国社”联系在一起。1924年,田汉与妻子易漱瑜共同创办《南国半月刊》。1926年,田汉与唐槐秋等发起南国电影剧社,从事电影制作。1927年秋,田汉入上海艺术大学(以下简称“艺大”)担任文科主任,后任校长。在艺大执教期间,田汉特创戏剧科,在此发现与培植了许多具有演剧天才的学生,其中便包括唐叔明。1927年12月17日至23日,在田汉的主持下,艺大师生举行了为期一周的“艺术鱼龙会”的小剧场戏剧活动。这次演出,主要剧目有田汉翻译的日本菊池宽的《父归》、创作的《苏州夜话》《名优之死》《江村小景》《生之意志》《古潭的声音》,以及欧阳予倩编导的京剧《潘金莲》等。谓之“鱼龙会”,既是取“鱼龙漫衍”之古意,指剧目兼容并包,杂如百戏,又是因为参加演出者不仅有知名演员欧阳予倩、周信芳、唐槐秋、顾梦鹤等,还包括陈凝秋(塞克)、左明、陈征鸿(陈白尘)、唐叔明等正在艺大就读的青年学生,形成“龙引鱼跃”的强大阵容与精彩局面。其中,唐叔明在《父归》中扮演女儿,在《苏州夜话》中饰演卖花女,由此在剧坛崭露头角,时人称之“南国小妹妹”。

1930年6月,南国社举行第三期公演。田汉毅然抛弃了《莎乐美》,而公演由他自己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小说改编的六幕话剧《卡门》。6月11日,《卡门》在上海中央大戏院首演,由俞珊、洪深、金焰、孙师毅、郑君里等主演。当时,上海正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由于《卡门》这个戏以充沛的革命热情和英勇气概,歌颂了西班牙的人民革命,对人民革命发出了热烈的呼唤,只演了三场,第四天就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禁演,理由是“鼓吹阶级斗争,宣传赤化”。

由于鱼龙会的初步成就,田汉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等筹办“南国艺术学院”,并将南国电影剧社改组为南国社,从事文学、绘画、戏剧、电影、音乐、出版等文艺活动。王易庵在《记田汉》一文中记述:“艺术大学结束以后,田汉又再接再厉地创办南国艺术学院,自己主持文学系,而聘徐悲鸿担任西画,欧阳予倩担任戏剧,办事人则全由艺术大学跟来的学生充任,其中以陈凝秋,陈明中,陈征鸿,及唐淑明女士等最为出力。”说明唐叔明对南国艺术学院出力甚多。

9月,南国社又被查封,国民党还到处搜捕田汉。那天田汉的母亲本来要他回去吃鸡,但田汉读书读得太晚,睡过了头,因此没有回去。不一会,金焰等人来给他报信。田汉在电灯匠与木匠工友保护下到天蟾舞台后台找周信芳。那时,周信芳、王芸芳等正在扮戏,田汉把情况告诉了他们,大家都很焦急,剧场后台又无法藏,只有走。田汉穿的是西服,王芸芳就把自己一件长袍换给田汉穿,周信芳又拿出二十元钱给田汉,让他乘上自己的汽车,驶向日租界。田汉躲进日租界的一位朋友家里,才安全脱险。至此,南国戏剧活动暂时偃旗息鼓了。

1928年12月19日至23日,南国社借上海梨园公所小剧场,举行第一次在沪公演。剧目除鱼龙会的最佳剧目外,还增排了《湖上的悲剧》《迷娘》等戏。由于演员不够,唐叔明连番登台,既继续出演《苏州夜话》中的卖花女,又在《湖上的悲剧》里扮诗人杨梦梅之弟,在《名优之死》中演萧郁兰。尤其是卖花女一角,展示了唐叔明出众的艺术才华,赢得了观众与文艺界的认可,令她誉满江南。一些评论者曾赠其“东方曼丽璧克馥”(按:曼丽璧克馥系美国著名电影女演员,英文名Mary
Pickford,现译作玛丽·碧克馥)的美名。田汉先生在名文《我们自己的批判》中特意描述了唐的出色表演:“我细细看了《苏州夜话》。……这是一幕悲喜剧,唐淑明女士的卖花女得到大大的成功。她的表演的细腻,深刻,自然都使人觉得不是在那里看戏,是实在的事情。观众受到的感触实在是不小。我亲眼看见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女士在随着唐女士悲史的叙述擦眼泪呢。”

南国社被迫解散,但南国戏剧运动已经在全国产生了重大的、积极的影响。稍后的1932年,田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了左翼戏剧活动和上海文化界的革命活动、进步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田汉在上海从事戏剧文化界救亡工作。后来又辗转武汉、长沙、桂林等地,曾担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处长,负责艺术宣传工作,开展抗战戏剧活动。1946年春回上海,投入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主运动,写作了《丽人行》等剧作,并领导了进步的演剧活动。

新枝依旧翠云垂

通过《民国日报》的三则文字及上文的史实梳理,我们大致可以还原“真假唐叔明”事件的本末:南国社1928年12月的沪上公演刚刚拉下帷幕,正当唐叔明女士声名鹊起之际,《民国日报》的编辑姚苏凤意外收到一封署名唐叔明的来信。由于信中“显现出一个努力于剧运者的口吻”,为了表示支持,亦为增光版面起见,姚将此信发表于1929年1月8日的《社会闲话》。田汉从报端读到这封书信,感觉口气不像是唐叔明的,于是询之唐女士,唐果不知情。唐叔明对于自己无端被别人冒名与“代言”甚为愤慨。田汉也认为“唐女士不是梅畹华,她有她自己的思想感情,她自己有能力把它发表,用不着别人替她代劳”,即使“此举或是出诸爱重唐女士”,依然觉得有必要向读者与社会澄清事实。于是,田汉当天(即1月8日)即给姚苏凤写了一封请求更正的信函。姚于翌日接到此信,展读后不免感到“疑奇交并”。他立即将田汉的来信刊发于1月10日的《社会闲话》,并附上了自己的答复。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好事者冒名寄来此信,冒名者的用意究竟何在。“而且这封信又没有诬蔑,或者侮辱唐女士的地方”,所以他对于田汉信中所说的“唐女士甚为愤慨”,也表示不能理解,只能“甚为惊奇”了。最后,姚苏凤感叹“编辑之难做”,为自己受到责备而抱屈不迭。

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在北京担任了全国文化、戏剧的领导工作,曾担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等职。1963年12月,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作为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的田汉专程到上海参加会演。

显然,从姚苏凤的语气来看,对于这次“乌龙事件”,作为编辑的他几乎没有表达歉愧之意,而是大喊委曲,一直申说事情的蹊跷之处与不合情理,替自己作辩解,甚至怀疑可能是“南国社的同志为拥护唐女士而故弄玄虚”。平心而论,姚苏凤的申辩确有令人同情之处,但其最后的“终场一击”则又显冒失。不过,姚氏对于南国社的基本态度还是支持的,他在编辑《民国日报》副刊时,曾推出南国社特刊,并屡屡编发评论文章,如1928年12月20日署名小丽的《不断地干吧!》一文。

上海是这位老戏剧家长期奋斗的地方,上海有不少他的战友和学生,他们都尊称他为“田老大”。可是领导这次会演的是张春桥等人,他们一方面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一方面在文艺界大抓“阶级斗争”。他们散布流言蜚语,说田汉有历史问题,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对田汉大肆进行诬陷与打击。为了反对张春桥及其后台否定中国革命话剧运动历史和“大写十三年”的谬论,田汉愤而写了一首题为《江南——你中国话剧的摇篮》的新诗,诗中写道:“从王钟声的热情洋溢,到陆镜若的经营惨淡,舞台革命家的面貌,成了当时人们学习的典范。”“从宗晖牺牲在雨花台下,到战士们前仆后继战斗在城市和民间。江南——你留下革命话剧的无数伤瘢!”一位老朋友前来报讯,说大会马上要举行闭幕式,秘书处传达上级决定,主席台上没有你的座位。根据这样的情况,几位老朋友劝田汉提早离开上海。

抛开这一“真假唐叔明”事件的真相以及各方的责任不谈,通过田汉的这封佚信,我们可以看出田汉在领导南国戏剧运动中的苦心孤诣。当时田汉正拟率领南国社成员赴南京作旅行公演,为了不影响原定计划,田汉自然不希望事态升级。虽是唐叔明个人的麻烦,实际上关系着整个南国社的声誉与命运,故而作为主持者的田汉出面摆平,以正视听,可谓是顺理成章的。同时,亦可见田汉对于学生辈的唐叔明关怀有加。唐女士的名义被别人冒用,本来似应由唐本人更正澄清,何况她“甚为愤慨”。但田汉出于呵护学生的考虑,利用自己“电影戏剧界巨子”的社会名声与影响力,亲自出马,驰书报馆。在信中,他更是明确呼吁公众应理性对待这些初出茅庐的南国社的青年演员们:“因为他们实在还不过是些初出巢的小鸟,毛羽未丰,岂能高飞,我们只能慢慢地观其成长,初不必以浮名误之。我们的运动去成功尚辽远之至,所望于社会者与其为情的爱抚不如为理的判断也。”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深深感喟于田汉希望学生们勤勉务实、轻视浮名、戒绝虚荣的良苦用心。

在1964年一月下旬一个阴雨的早晨,于伶等二三知己依依不舍地送田汉上了火车。火车开了,田汉看着窗外江南雨色,黯然神伤。这位在戏剧战线上战斗了半个世纪的老人,如今却被迫离开他战斗的阵地。他在上海曾出生入死,如今却没有他的立足之地,这是为什么?车到苏州,他不禁想起1935年2月的事情:因中共江苏地下省委遭破坏,田汉被捕,以“通匪嫌疑犯”解往南京。囚车经过苏州时,他写下了“淡烟流雨过苏州”的诗句。这次又到苏州,真是感慨万千。田汉准备在苏州逗留写作。一下火车,在苏州城内街头,田汉看到了《杨立贝》的演出广告。杨立贝告状的情节,使他联想起党提倡的刚直不阿的海瑞精神,跟前又浮现出谢瑶环不畏权贵、为民请命的形象。田汉深有所感地说:“要发扬杨立贝的精神。”到了苏州,田老逐渐摆脱了悲凉的心境。1月27日田汉在苏州老作家周瘦鹃等人陪同下到光福司徒庙去游览。他凝视园中“清、奇、古、怪”四株古柏,它们尽管历尽千年风霜摧折,有的遭到雷击而主干劈裂,然而仍然虬枝舒展,碧叶葳蕤,枯木中生出新枝,显得生气勃勃。田汉触景生情,口占一绝:“裂断腰身剩薄皮,新枝依旧翠云垂。司徒庙里精忠柏,暴雨飙风总不移。”

这首诗借物咏怀,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自己对党的忠诚和百折不回的战斗精神,这四株古柏正是田汉人格的写照。诗中还表达了他对张春桥一伙的强烈愤慨。另外田汉还写了两首诗赠给同去的友人。

“太湖波静邓山高,奋步梅亭展望遥,白萼正色红萼绽,一天香雪看明朝。”

“山农个个是专家,培出疏枝影本斜。岂是六朝烟水气,人民今日要梅花。”

田汉一行还去浏览了苏州名胜灵岩山,在灵岩寺会见了当年与叶挺将军交谊深厚的净持法师,又挥毫赠诗两首。

诗人身处困境,然而仍满怀着对革命的追慕,对人民的热爱之情以及笑对未来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这是他最后一次的上海、江南之行。

You may also like...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