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浦京娱乐游戏徐迟的香港岁月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军入侵,迫使内地作家南下避难,加之中国共产党有目的的对国统区左翼文化人士和进步作家的保护,安排这些进步人士到香港,从而形成了“南下香港”的历史现象。洪子诚在其所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称这些进步人士来到香港使“香港成为四十年代后期的左翼文化中心”。也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上海沦陷后,作为上海的流亡文化人士,
徐迟携带妻女于1938年5月来到香港,从而开启了他的“香港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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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与戴望舒的命运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英年早逝,在短促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少杰作;他们都有三段不堪回首的婚恋;他们在民族危亡的关头都成了坚定的抗日志士;他们都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直接受害者……
就是这样两个人,他们却有着一段不曾为人关注的友情,这段友情虽然短暂,却又是那样纯真感人,特别是在那个特殊年代,更显真挚。
1938年年初,戴望舒挈妇将雏到了香港,不久便接到“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公子、年仅十九岁却精明干练的胡好的邀请,聘他担任胡氏家族《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主编。从此,戴望舒利用自己掌控的阵地,凭借港岛特殊的环境,编发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学作品,使《星座》成了海内外中国人心中的“明星”。由于《星座》办得出色,《星岛日报》因此声誉日隆,一跃成为抗战时期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
戴望舒曾经放言:“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诚哉斯言!海内外的进步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艾青、郁达夫、徐迟、卞之琳、楼适夷、萧乾、萧军、沈从文等都成了《星座》的专栏作家或撰稿人。当然,戴望舒也没有忘记身居重庆的鲁迅的得意门生——萧红,以及她的丈夫端木蕻良。戴望舒大概是在1939年2月致信端木蕻良和萧红,邀请他们为《星座》撰稿的。
萧红发表在《星座》上的第一篇文章是小说《旷野的呼喊》,这是1939年1月30日,萧红住在重庆米花街一号、日本反战人士池田幸子家中完成的。小说约两万字,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松花江畔的抗日故事。戴望舒对这篇宣扬抗战的作品十分欣赏,收到稿件后很快就在《星座》上连载,从4月17日开始至5月7日连续予以刊发。在此后的数月中,萧红又陆续寄去小说《花狗》《梧桐》,散文《茶食店》《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等稿件。尤其是萧红这篇在北碚黄桷树写的回忆鲁迅先生的长文《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戴望舒觉得此稿文情并茂,情真意切,感人至深,非一般泛泛而谈的纪念文字可比。1939年10月19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香港漫画协会和香港业余联谊社等救亡团体,准备举行聚会,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戴望舒为配合这一活动,特意从10月18日至28日连载萧红这篇文章,获得读者广泛好评。
敌机对重庆北碚频繁空袭,为远离敌机的轰炸,求得一个安定的写作环境,萧红和端木蕻良打算离开重庆远走他乡。端木蕻良建议去桂林,说艾青等人都已去了那里;萧红主张去香港,因为香港有一位信得过的朋友——戴望舒,同时,端木蕻良的《大江》正在《星岛》连载,她自己也有多篇文章在《星岛》上发表,有较稳定的稿费收入,生活会大致无虞。
1940年1月17日下午,萧红和端木蕻良飞抵香港。到港后,他们租住在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诺士佛台三号孙寒冰处。刚刚安定下来,戴望舒即突然造访。他与萧红夫妇虽已神交近一年,却素未谋面。戴望舒落落大方地自报家门:“我是戴望舒!”对这突如其来的晤面,三人均感喜出望外,一见如故。戴望舒邀两人去外面就餐,这或许可看作戴望舒有意为他们接风洗尘吧。三人叙谈良久,戴望舒约他们第二天到他的住所林泉居参观,萧红和端木蕻良自然是满心欢喜。
萧红和端木蕻良来到香港后,作为香港文协的当家人,戴望舒安排了一次欢迎会。
1940年2月5日晚,香港文协在大东酒店举行会员聚餐会,欢迎萧红和端木蕻良来港,有四十多位会员参加,由林焕平主持餐会。席间,萧红发了言,她谈到处于战争状态下的重庆文艺界生活艰苦,环境险恶,但他们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希望在港人士珍惜和平局面,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4月,在戴望舒的关照下,萧红和端木蕻良以“文协总会”会员的身份,登记成为“香港文协分会”会员,此后,萧红数次参加由戴望舒组织的香港文协活动。8月3日下午3时,由戴望舒等人筹办的香港文协纪念鲁迅六十周年诞辰大会,在加路连山的孔圣堂如期举行。会上,萧红作了鲁迅先生生平事迹的报告,晚上在孔圣堂又举行了内容丰富多彩的晚会,其中包括演出由萧红执笔撰写,经冯亦代、丁聪、徐迟改编的哑剧《民族魂鲁迅》。徐迟回忆说:萧红穿着黑丝绒的旗袍与会,朗诵了鲁迅的杂文。她留给人的印象是“瘦却却的,发音不高,但朗诵得疾徐顿挫有致”。
鲁迅先生六十周年诞辰纪念活动结束后,萧红几乎没再参加过香港文艺界的公开活动,潜心撰写《呼兰河传》。戴望舒也很理解和支持她,并让她把先前完成的章节交给他,以便在《星座》上发表。萧红照做了,戴望舒便从1940年9月1日起,在《星座》第693号上开始连载《呼兰河传》。
小说的后半部分是边写边登,戴望舒于1940年12月27日,在《星座》第810号上,登完了《呼兰河传》的最后一个字,差四天整整四个月。萧红在这四个月的写作过程中,始终沉浸在对故土的眷恋和对儿时生活的无限感怀中,这是她一生中最充实、最愉快的四个月。《呼兰河传》是萧红全部着作中的扛鼎之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部着名的作品,是经过戴望舒的运筹推向社会的。在这四个月中,为审稿、发排等工作,戴望舒费尽了心血。就连远在新疆的茅盾,也十分了解此事,1940年,他在给诗人蒋锡金的信中说:“红姑娘创作甚努力,闻有长篇在《星岛日报》副刊排日登载。”萧红对戴望舒这位文学前辈及好友的支持和帮助,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和感激。
《北中国》是戴望舒为萧红编发的最后一篇小说,有趣的是,此篇与他为萧红编发的第一篇小说《旷野的呼喊》主题相同,情节上也有类似之处。这两篇小说,都反映了我国北方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后所遭受的折磨与痛苦,以及含悲忍痛同敌人进行浴血奋战的可歌可泣的事迹。笔调同样浸透了浓烈的故园情怀,但《北中国》却写得更精致、细腻。小说于1941年4月13日至29日刊登于《星座》第901号至917号上。
戴望舒一直热情地关心着萧红他们,他担心他们不适应南国的生活,不时前往尖沙咀看望他们。端木蕻良在《友情的丝——和戴望舒最初的会晤》中曾说:“我们和望舒在香港接触是频繁的,谈论一些问题,彼此也能理解……有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味道。”随着萧红和戴望舒交往的加深,彼此之间在人格和心灵上便有了更多的沟通和信任。
萧红是香港文协会员,戴望舒是香港文协的实际负责人。萧红与戴望舒已交往近三年,有着较深的友谊,因此,在萧红病重之际及离世以后,于公于私,于情于理,戴望舒都不会袖手旁观。我们从杜宣的回忆录中可读到,戴望舒当时是积极参与其事的。杜宣在《忆望舒》中写道:“日军投降后,我是第一批进入香港的……望舒告诉我,萧红逝世时的情况是很悲惨的……几个朋友,搞到一辆板车,自己拉着,走了六七个小时,将萧红的遗体拉到了浅水湾埋葬。”杜宣说的这几个朋友中,就有戴望舒,还有萧红的丈夫端木蕻良。
1942年3月下旬的一天,戴望舒被捕了,他在狱中表现出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凛然正气。4月27日戴望舒在土牢中写下的《狱中题壁》,是他所有诗作中最光辉的篇章,是他铮铮铁骨的表白,更是20世纪的“正气歌”。
5月,叶灵凤经过多方奔走,终于将戴望舒保释出狱。经过牢狱之灾,原本身强体壮的戴望舒彻底垮了,哮喘病也日趋严重。冯亦代写道:“日本地牢里的阴湿,使他的气管炎变成经常的了。”
尽管身体垮了,哮喘病更严重了,戴望舒却一直惦记着萧红。待身体稍稍恢复,他便让叶灵凤陪着去凭吊萧红。1942年11月20日,正值寒冬腊月,他不顾病痛缠身,在朔风中艰难地步行六七个小时才来到浅水湾,这是何等真挚的友情啊!叶灵凤在《寂寞滩头十五年》中写道:“我们去时,距离她的安葬时期已经有半年以上,但是由于当时的浅水湾是荒凉少人迹的,墓上的情形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在一道洋灰筑成的大圆圈内,有由乱石堆成的另一个小圈,这就是萧红的葬处。中央竖着一块三尺高的木牌,写着‘萧红之墓’四个大字,墨色还新,看来像是端木蕻良的手笔。当时我们放下了带去的花圈,又照了两张相。”
1944年8月的一天,戴望舒偕友人再次来到浅水湾凭吊萧红。9月10日,《华侨日报》发表了戴望舒一首题为《萧红墓畔口占》的短诗,这首诗后来被收入诗集《灾难的岁月》中时,注明日期为1944年8月20日,这大概是他的写作日期。
一年后,戴望舒又来到浅水湾,想必是给萧红报告抗战胜利的喜讯吧!这次是陪同杜宣一行人前往。杜宣在《忆望舒》一文中回忆道:“9月下旬,一个台风刚刮过的下午,望舒带着新波、紫秋和我去浅水湾……我们在浅水湾原来游泳场的沙滩上,看到了一丘孤坟,坟头上插了一个木签,上面写着‘萧红之墓’四个字……她是鲁迅先生亲自培养出的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今天竟埋骨于此,只看到一抔黄沙,面对着无垠的荒海,怎不令人悲愤交加。望舒说,当时出于无奈,只能将她葬在这里。”
从1942年冬至1946年春戴望舒离港,三年多的时间里,戴望舒不知去过浅水湾多少次,荒滩已被他踏出了小径,这是何等真挚、何等执着的友情啊!若萧红地下有知,也会为结交了如此耿耿忠心的朋友而含笑九泉。
戴望舒对萧红的怀念感人至深,不仅仅在于他三年多无数次地去浅水湾扫墓祭奠,还在于他写了一首短诗——《萧红墓畔口占》。臧棣在《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有多短》中写道:“在新诗史上十行以内的诗中,没有一首能和它相媲美的……这首诗是新诗桂冠上一颗闪耀的明珠,一颗无与伦比的明珠,是珍品中的珍品。”该诗全文如下: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这首短诗,情感真挚,寓意深刻,跳出了一般悼诗的窠臼。诗人献上的一束红山茶,是萧红精神的动人写照,也是诗人对民族解放事业的寄托。在漫漫黑夜,诗人在等待,萧红在等待,等待是对民族解放事业必将曙光来临的、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这是戴望舒从抗战初期升腾起来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的深化和发展。学者王文彬说:“这首诗是望舒晚年的代表作……诗人此时早已脱下他先前的幽秘华贵的外衣,沉静下来,运用半透明的富有质感的语言……写出他的丰富、深刻和成熟,写下他一生中最好的、伟大的诗篇。”
摘自《名人传记》2014年9期

澳门新浦京娱乐游戏,徐迟第一次到香港是在1935年。1995年9月他带领中国作家团访问香港,在《香港纪行》(发表在1995年11月16日《文汇报》)一文中说“正好在六十年前,我到过一次香港”,就是指这一次,但这一次在香港居住时间很短,不到一个月。此次论及的香港岁月指1938年5月和戴望舒一家到港开始至1942年元月离开香港这段时间,当然也要除去期间去桂林(1940年2月)一个月,去重庆(1940年10月至1941年5月)7个月的中途离开的时间。在香港近三年的时间里,徐迟一方面躬耕于写作,一方面积极抗战;一方面在自我创作的矛盾中突越,一方面在人生的抉择中进步。香港岁月也正是徐迟开启人生新旅途的见证。

《耕耘》杂志封面

1938年,24岁的徐迟正血气方刚,到港后不久就创作了诗歌《战场的邀请》,从诗歌中我们能体会到在家园被异族蹂躏时徐迟那颗拳拳爱国心。此后,他接连创作了《献诗》《轰炸》《出发》等格调昂扬、壮怀激烈的诗歌,表现了其思想的重大转变。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的转向和国家的命运使生活在异乡的文人不得不面对时代的叩问;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诗人很急切地要把自己投入到挽救民族危亡之中去,与其说是献诗的呼吁,不如说是献身的呐喊。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日子里,想起了抗日战争中,上海的一批画家和作家转移到香港,创办了以抗日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艺术综合性杂志《耕耘》,影响大江南北乃至延安的情景。

徐迟在《情绪的放逐》(发表在1939年5月13日《星岛日报·星座》)中,认为诗歌选择什么样的表现内容和表现方式,必须服从时代的需要。这种思维多少暗合了后来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很快他又发表了一篇《诗的道德》(发表在1939年6月1日《星岛日报·星座》),
号召中国诗人们放弃“五四”以来的个人主义传统,多去表现战争给时代造成的影响,并对抒发个人寂寞情怀的路易士(台湾诗人纪弦)进行了批判,对袁水拍有关劳苦大众的创作给予道德价值的肯定。把诗歌表现题材等同道德显然过于肤浅,但在风沙扑面、豺狼当道的时代,他的意气风发自有其无可取代的价值。

《耕耘》杂志创刊于1940年4月。参与该杂志创刊和编辑出版工作的,有上海画家张光宇和张正宇兄弟,叶浅予、丁聪、黄苗子、郁风,以及作家冯亦代、徐迟、叶灵凤等。而日常的组稿编辑工作和跑印刷厂处理排印的印务工作,则主要由当时二十三岁、富有才干的女画家兼散文家郁风负责。他们都是上海沦陷前后,相继转移到香港的,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投入抗日斗争。他们大都居住在香港靠近西环的半山上叫做学士台的一排陈旧的楼房里,可以望见碧蓝的海洋。《耕耘》杂志便在这里诞生。为安全计,刊物的发行人用黄苗子名义,因黄苗子在国民政府担任公职,当时国民政府在香港办有《国民日报》,黄出任该报挂名经理,用黄的名义便于向香港政府申请登记获得批准而正常出版。《耕耘》版权页上的通讯处,亦是黄在重庆的通讯处。《耕耘》在香港的通讯处是向香港邮政局包租的一个信箱号码。

1939年9月,妻子和女儿回到上海,徐迟一人留在香港。亲人的别离,国家的破落使徐迟坠入了一种莫奈的“虚空”中。在晚年的小说体回忆录《江南小镇》中,他说道:“我追求的不是一个情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意识,一种心灵的自由境界,一种欢乐和幸福的归宿”。对徐迟来说,流亡香港当然是不幸的,但在此,他结交了许多朋友,则让他多少获得了一点精神上的慰藉。他和夏衍、乔冠华、戴望舒、冯亦代、袁水拍、杨刚、叶浅予、叶君健、张光宇、张正宇、鲁少飞、廖冰兄、黄新波、郁风、叶灵凤、马思聪等一批文化人都有过亲密的交往,也正是这些朋友化解了其心中的危机。其中,在《江南小镇》中,他说和冯亦代“很快成了最好的朋友”,并坦言“他是我走上新的旅程的第一个好朋友”;乔冠华、袁水拍、郁风、叶灵凤对徐迟接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有很大的引导作用,他在《江南小镇》中说“我的觉醒之日,
我的第二次诞生。从此我岁岁年年,
都把这一天当作我的生辰……暗暗地庆祝着自己的新生”,并说他灵魂深处发生了“自我革命”。而由于和冯亦代、袁水拍经常一起同出同进,搞活动,开大会,而被称为“三剑客”。

实际担任《耕耘》主编的郁风,毕竟尚未独立编过文艺综合性杂志,对如何设计封面、封里、目录页、版权页、封底,及内页版面的装饰等缺乏实际经验,所以《耕耘》创刊号的编辑工作,是在曾经于上海编过《上海漫画》周刊和半月刊、《时代画报》月刊、《万象》综合性文艺杂志、《独立漫画》半月刊等刊物的老前辈张光宇先生的手把手指导下进行的。

1940年1月,徐迟以香港《星报》记者的身份,
与韩北屏深入到昆仑关战役前线采访,写作战地特写,以实际行动迈进了抗日战争的时代潮流中。

《耕耘》是抗日战争中唯一在香港出版的综合性的文化艺术杂志。十六开本,四十多页,图文并茂。刊物广泛联系了国民政府区域和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根据地区域的文艺家,因而稿源丰富,突出了抗日斗争的内容,同时又包容谈论古今中外文化艺术,既有时代性和战斗性,又有艺术欣赏性。

为对外宣传抗战,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总会设在重庆) 由老舍先生出面,
授权在香港的戴望舒出任总经理,并由马耳(叶君健)任主编,冯亦代任经理,不仅创办了“文协”,还办起了总会对外宣传抗战的英文刊物:CHINESE
WRITERS(《中国作家》)。1940年2月,作为编辑,徐迟负责第二期的编辑工作。他自己用英语写了新感觉派小说家穆时英的《The
Birth of A God 》
(《一个菩萨的诞生》),另外他还把艾青的名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翻译成英语发表在此期中。最后还写了一篇社论。这个仅仅办了四期的《中国作家》(叶君健负责第一期,徐迟负责第二期,冯亦代负责第三期,戴望舒负责第四期)英文版却是徐迟作为编辑的第一个英文刊物。

《耕耘》第一期,刊出的论文有刘思慕的《艺术工作者的政治武装》、景宋的《鲁迅与中国木刻运动》、倪贻德的《从抗战绘画到新写实主义》、叶灵凤编译的《木刻论辑》等,并配有相关插图。同时刊发了一组画家针对抗日斗争形势,议论如何发挥美术在抗日斗争中的作用笔谈,总题为《对于现阶段中国绘画的意见》,参加笔谈的有卢鸿基、特伟、余所亚、廖冰兄、徐德华、阳太阳、任真汉、沈振黄等。刊出漫画作品的作者有叶浅予、周令钊、廖冰兄、谢谢、廖未林等。刊出速写和记事画的作者有李桦、丁聪、阳太阳、刘元等。刊出木刻版画的作者有张望、刘建庵、黄新波、李桦,并用大号字刊出解放区《延安艺术展览》中古元、焦心河、沃渣的版画作品。还发表有司马文森、袁水拍、黄苗子、舒群、艾青、刘火子、常任侠等的诗和散文随笔,韩北屏的短篇小说,为这些散文、随笔和小说创作插图的作者有张光宇、特伟、阳太阳、丁聪、郁风等。并且刊出了沈振黄的《战地的壁画、壁报、招贴、标语》、黄茅的《桂林东南漫画流动展览小记》、刘仑的《在南战场的十三个月》等抗日美术活动通讯,以及在《在前后方的作者们》的题目下,刊出抗日战争前后方的画家、作家、戏剧家、音乐家的来信摘录,全方位地报道了抗日烽火中爱国文艺家的工作动向,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

徐迟在香港不仅为香港文协做了许多工作,
也为广大文艺青年做了大量工作。为了团结组织香港文艺青年,徐迟和冯亦代负责成立“文艺通讯部”,以此为平台,邀请进步作家、诗人、文化人开讲座、论创作,吸引了很多文艺青年。为了团结更多的文艺青年,徐迟还同戴望舒、施蛰存、冯亦代等人开办了暑期文艺学习班。鉴于香港文艺青年多用粤语交流,就特别邀请广东籍作家陈残云、周钢鸣等人参加学习班,
以便与文艺青年们沟通语言,后来又创办了《文艺青年》(文艺通讯部机关刊物),团结了四五十位文艺青年,扩大了文艺通讯部的影响,并显示了它的战斗性。《文艺青年》作为宣传的阵地战斗的武器,在有力回击国民党文艺宣传的阴谋中起到很大的战斗作用。《文艺青年》第二期,借杨刚的《反新式风花雪月》(副题《对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战》)的文章,在香港文艺界,针对国民党的不抗战、反抗战毒害青年的做法展开了一场论战,徐迟、袁水拍等也写了几篇文章,
参加论战,沸腾了香港,很多报纸副刊卷进了这场论战。通过论战揭露了蒋介石以“左”的面目,用“纯文艺”的新风花雪月,来代替抗战文艺的丑恶嘴脸。

《耕耘》杂志因内容丰富,品位高,编排生动活泼,印刷精良,第一期印两千册,主要通过生活书店发到内地,甚至远达陕北延安,很快缺售。前后方的文艺界战友,得到这本《耕耘》,如获至宝,极为珍惜。

为宣传抗战,1941年8月3日,鲁迅先生诞辰60周年纪念大会在香港举行。徐迟正是这次大会的积极倡导者和执行者。举行纪念大会的设想是徐迟同乔冠华、戴望舒、冯亦代等人在一次小聚时谈起的,并由徐迟征得香港文艺界协会主要负责人许地山先生同意后开始筹备的。徐迟主管纪念大会的前台工作,
冯亦代主管后台工作,
并兼任鲁迅诗剧《过客》及萧红的二幕剧《民族魂》的导演。大会因为组织得力,演员表演投入而开得很成功。尤其是萧红的二幕剧《民族魂》给一些醉生梦死的香港人打了一支强心剂

《耕耘》杂志第二期于1940年8月出版。除继续保持原有精美丰富的特色外,又加强刊发文艺理论探索方面的文稿,如楼适夷的《文艺和绘画的结合关于文艺插图、连环图画》、林林的《关于民间文艺的断想》、西谛的《关于〈太平山水诗画〉》、吴晓邦的《中国舞俑》等,并配上相关图版。更引人注目的是,附有两张连页全版的绘画素描插页赠给读者:一为叶浅予精绘的《鲁迅六十诞辰纪念画像》,二为郁风精绘的《高尔基逝世四周年纪念画像》。这两幅画像均可裁下来悬挂墙头。其中叶浅予作的鲁迅画像,后来由他与张光宇、张正宇、丁聪、郁风、谢谢、糜文焕集体合作,放大为三米半高、两米半宽的鲁迅巨像。1940年8月3日,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香港分会和香港文艺界抗敌协会联袂在香港加路连山孔圣堂,举办鲁迅先生诞辰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此像张挂于主席台中央,为纪念大会增添了怀念鲁迅先生的气氛。

从30年代的上海“现代诗人”到流亡香港,从《星报》和《立报》的电讯翻译到国民党陶记公司职员,从主编《中国作家》到筹办鲁迅诞辰纪念大会,从成立“文艺通讯部”到积极参加“马克思读书会”,在近三年的香港岁月中,徐迟从个人情绪的现代诗歌中张扬了战争带来的激越和奋进。身在异地,流亡他乡。时空改变交织着心灵的痛苦和诗意追寻的焦虑,也正是这三年的流亡岁月,奠定了此后的生命轨迹。1943年徐迟写了《人民颂》,1945年写《毛泽东颂》,以至到解放后一系列报告文学的“主人公”颂,无不深深地铭铸着香港岁月的烙印。

《耕耘》杂志的出版经费,都是由参与创刊的抗战战友自动捐助的,其中黄苗子捐助最多。然而大家在战乱中毕竟都穷,一直维持《耕耘》的出版,实感困难。所以,当第三期编好的《耕耘》发送到印刷厂,因付不出印刷费,印刷厂不肯承印,也就被迫停刊了。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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