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谈读书与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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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元化谈话录:1986-2008》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是林其锬为该书撰写的序,原标题为“学术独立也是人格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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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右)于一九八七年出席《读书乐》创刊一百期座谈会,左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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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化先生诞辰94周年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公众场合第一次见到王元化先生的,当时我在《新民晚报》副刊部当编辑。王元化先生为“夜光杯”写过不少出色的短文,如《批旧愈深,爱新弥切》等,他写的文字情深意赅,每一篇仅千余字。因为喜欢王元化的文章,我就买了他的一些书,如上海古籍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文艺版的《文学沉思录》,还从贾植芳先生处借得王元化1952年出版的《向着真实》,并听贾植芳先生提到王元化在非常时期敢于坚持自己观点的胆略,对他十分钦佩。

1981年王元化在上海寓所。

  记得第一次见到王元化先生,是上世纪70年代末,在古北路附近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从此,由相识到相知、相交。曾经,陪他穿过落满梧桐叶的衡山路,回到吴兴路的家中。也曾多次,在绿意盎然的衡山公园,随他散步,竟然跟不上他的步伐。更不知,有多少回,在他的寓所、客房、病室,随意漫谈。而每一次,将心装得满满的。“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远去的那一代文人的背影,还会归来吗?还会走近吗?

澳门新浦京娱乐游戏 ,1986年起,我独立执编“读书乐”专刊,便想向王元化先生约稿,他当时已从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而我单位的总编辑老束当年从事地下党工作时,曾是王元化的手下,我便以约稿为名,从老束那里获悉王元化寓所的电话与地址,先去电去信约稿,后又上门求教。

  王元化先生生前曾经说过:“我还想再写一本回忆录。我对写回忆录感到一种乐趣。”他希望自己的回忆录具有“将时代、生活、思想熔于一炉”的特点。但是,由于健康的原因,只留下对个别事件、人物回忆的单篇和日记摘录的零星资料。2007年6月,先生癌症被确诊转移到了肺部,感到来日不多了,遂从万里之外召回自己得意的弟子吴琦幸,在病房中进行了长时间断续的对话,希望他“要做就做一本正式的书”,将自己“很多的意思没有表达出来的”、“有文章没有表达清楚的”、“有的经历没有讲的”,“都希望在对话中表达出来”。吴琦幸果然不负师望,经过五年录音整理,终于2013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元化晚年谈话录》。  如今,他在此书的基础上,扩大范围,将其向前延伸到1986年他考进华东师范大学、转入王先生门下读博之后,以自己的亲闻、亲见、亲历,遵循先生“将时代、生活、思想熔于一炉”的遗嘱,把自己日记、笔记所记录的先生所言、所思、所行整理出来,更名为《王元化谈话录:1986-2008》(下简称作《谈话录》)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谈话录》立体、鲜活地再现了王元化先生真诚、勇敢,维护人的尊严和人格独立,坚持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始终关怀人文、关注学风、世风的本貌。可以说,《谈话录》的出版是真正实现了先生“还想再写一本回忆录”的遗愿。

2006年12月20日,庆余别墅210室。

王元化当时住在吴兴路246弄3号10楼,我去拜访时,是王老的夫人张可女士开的门。张可是翻译家,也写点戏曲理论文章。她温和地一笑,站在她背后的王元化先生温文尔雅,戴一副银丝边眼镜,眼镜背后有一对很大很亮的眼睛,记得他当时已66岁了,额头上有明显的皱纹。他很亲切地招呼我在客厅坐下,我因为在“读书乐”上设了一个“乐在书中”的栏目,请各界知名人士谈读书经验,便把想约王元化先生撰稿的想法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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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有点累,但气色还很好。刚坐定,先生说:“兰英,送你一本书。这是我所有的书中印数最少的。”秘书小周拿来书,先生取笔签下一行字:“兰英同志惠正。”递书给我时,先生问道:“你看能不能宣传一下?”这使我有些惊讶。因为,与先生交往二十余年,他从来没有主动要我为他的书或者他的任何事作宣传。接着,先生又说了一句:“出版社倒是印了5000册。但是,现在谁还在读黑格尔?他们是冒了风险的。”

但王元化先生并没回应,只是说:“晚报新创办的‘读书乐’专刊很好。”他问了我一些情况,知道我并没大学文凭,是经自学考进晚报当记者的,便笑一笑说:“你的领导、晚报总编束纫秋也没有大学文凭。”他又说,自己虽在清华大学校园中长大,年轻时考入大夏大学,但读的却是经济专业,搞文学研究则是受了读书与社会实践的影响。

《思辨随笔》、《九十年代反思录》等著作生动地展现王元化作为成熟思想家的历程和思路。

  噢,原来,先生是为出版社着想,是为当下的“浅阅读”忧心。  

听他说到读书,我便问他喜欢读哪些书,哪几本书对他影响最大,王元化让我参观了他的小书斋:一个老式的书架上,有一套《皇清经解》的石印本,还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剧作选》,黑格尔与鲁迅的著作,《文心雕龙》的几个版本,以及诸子百家的小册子。

  我比吴琦幸教授痴长18岁。也许是巧合,也可以说是缘分,我们正好是同一年走进王元化,并且都有幸成了先生的忘年交的。琦幸是在1986年9月考进华东师范大学在徐震堮教授门下读博的,同年11月,因徐先生病逝才转入王门成了元化先生的入室弟子。而我却因搞《文心雕龙》和《刘子》的研究与王先生结缘,缘起于1985年10月我同夫人陈凤金合撰之《刘子集校(附作者考辨)》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因获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组长的李一氓青睐,将其介绍给时任中国文心雕龙学会会长的张光年,而张光年又同时任副会长的王元化沟通,他们逐于1986年的3月一起在上海找我们谈话了解情况,并面邀我们参加同年4月在安徽屯溪举行的“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第二届年会”,从此我们加入了学会,也由此开始了近距离的接触。后来由于我又担任了学会工作,并主持编篡先生倡议和指导的《文心雕龙学综览》,同先生过往日益密切;并且因服膺先生人格、学问,私心执以弟子礼,经常向先生请教,也承先生不弃,遂成忘年交而常随左右。二十二年的交往,《谈话录》所记的先生许多言谈也有所闻,故以己之所见所闻验之,深感《谈话录》真实、可靠,因而也倍觉可贵。  从1986年至2008年,这正是先生从“心浮气躁”(先生语)的八十年代,转入“潜修静下来做学问”,进行第三次反思,完成《九十年代反思录》和《九十年代日记》,“真正进入思想境界”、并放开境界思考整个人类和人生终极关怀的成熟时期。笔者曾于2005年5月,在日文版《王元化著作集》(全三卷)出版之际,写了一篇书评,题为《金兰垂二纪,相契寄文心——读岗村繁主编日文版〈王元化著作集〉》(刊在2005年8月5日《文汇读书周报》第10版),文中提到:“《九十年代反思录》是王元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所写的文字结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王元化反思的年代、思想成熟的年代,因而也是重要的年代。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青年时代就开始写作了,但直到九十年代,才可以说真正进入了思想境界。’‘到了九十年代,我才摆脱了依傍,抛弃了长期形成的既定概念。’‘我把九十年代视为自己思想开始成熟的时代’。所以此书实是王元化对自己长期积累的思想观念作了比较彻底的反思之后的思想结晶。重要方面涉及对“五四”以来的启蒙心态,即关于人的力量和理性能力过分信赖的再认识;对形成为大陆思想主流的激进主义和被认为是国家学说之源的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深入剖析;通过京戏的虚拟性、程式化、写意型的表演体系的探索和对《论语》注为例的阐释学考察,阐发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征以及传统文化资源具体中的普遍性等等。这些内容都是道前人所未道的。通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反思(也称“第三次反思”),先生不仅仅从历史、哲学的深度,揭示了为什麽“左”的思潮在中国源远流长、在许多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原因,而且从理性到有限理性的再认识中,揭示了中国当代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理性滥用的危险性,从而展现了他对真理的追求和道义的担当,对人的自由命运关心的人文关怀。”“日文版《王元化著作集》(全三卷),集中记录了王元化学术思想的精华,反映了他三次反思的主要成果。《文心雕龙讲疏》、《思辨随笔》、《九十年代反思录》生动地展现王元化从一个博综东西、融会古今的杰出文艺理论家,到多方位文化思考、探索而成为博识深思的通儒,再到彻底摆脱依傍而具独立意识、自成一家的成熟思想家的历程和思路。”  文章成稿未发之前,我担心自己对先生的思想领会不深,把握不准,因此于7月30日特地携稿到先生居所庆佘别墅请先生审订并给予指正。先生非常仔细,足足看了半个多小时。他除了把“杰出的文艺理论家”的“杰出”二字圈掉,把“自成家教”改作“自成一家”,把“扩容”改成“扩充内容”之外,对文章整体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当时我坚持“杰出”二字不删,其余二处照改。文章发表后,先生于9月1日来电说:“《文汇读书周报》你的文章抓住要领,也简短,写得好,影响很好,《新民晚报》要发消息。”果然《新民晚报》于9月5日发了简讯。  2006年6月13日应先生之邀参加一次宴请,先生谈起自己的著述,又提起这篇书评,说:“文不长,要言不繁,抓住了要点,有理论敏感性,是优点。”我说:“我理论功底不足。张光(年)老生前曾批评我:‘考据部分是站的住的,而谈思想非其所长。’”先生说:“我不同意。”承先生原爱,每出新书,必惠赐拜读,并多次提示:“你可以写点东西。”有一次还提议就法国大革命的民主问题作一次对谈,他还给我开了《七月》等几本书目叫我阅读作准备,我也特地拜托上海图书馆的陈惠娟同志照先生所开书目借出开始阅读,可是后来却因我心脏病发而中辍。在2001年七、八月间,《王元化学术年表》的作者钱钢副教授,还曾同我一起策划要组织一个研究小组,拟以先生的三次反思为纲,以“六论”(论文、论史、论人、论哲、论学)为纬对先生的学术思想展开研究,但也因他肝癌发作、英年早逝而未能实现。如今吴琦幸的《谈话录》面世,全面、系统、真实地展现了元化先生三次反思学术脉络,清晰地勾画出先生的心路历程,为研究王元化提供了宝贵历史资料,着实令人高兴。

  我拿着书翻了翻,是先生新出版的《读黑格尔》。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纪念我的妻子张可。”我知道,这是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数次读黑格尔,写下的笔记和感知、思考等。为什么要写这行字呢?我小心翼翼地问。先生说:“这是张可于2006年8月6日去世以后,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她给予我很大帮助,我们相伴在一起,我的一切与她的奉献分不开。”

那天谈了十来分钟,并没有详细谈约稿的事,但我心里已很满足。一位市委宣传部长的家,与我见到过的复旦大学与华东师大一些教授家的书斋大致相同,布置很精致,书卷气很浓。1986年12月“读书乐”创刊50期,举办了各界知名人士与读者座谈会,王元化很佩服熊十力先生,他题字赠“读书乐”:“读书之要,我想集熊十力先生两句话供参考:‘沉潜往复,从容含玩。谨守阙疑,触处求解。’”给我很大鼓励。1987年“读书乐”举办创刊100期大型作者、读者座谈会,王元化亲临会场,并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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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因“胡风问题”在接受了一年多的内查外调后,王元化先生被允许读书看报。正是炎炎夏日,他读起了艰涩难懂的《小逻辑》。这本三联书店1954年出版的黑格尔名著,今天还保存着。在最后一页,留有先生的几段笔迹:“一九五六年九月七日上午读毕。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开始很吃力,但越读兴味越大。深刻、渊博、丰富。作了重点记号,作了第一次笔记。”“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下午第二次读毕。此次历时二个多月,做了十一册笔记,共三百三十六面,约二十万字左右。”“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九日第三次读毕。”

王元化说自己从小喜爱读书,大约是受清华大学这个环境所影响。他说,他一岁时就住在清华南园12号,当时清华的国学大师赵元任住1号,陈寅恪住2号,王国维住17号,这些著名学人热爱读书,并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为他幼小的心灵播下了读书的种子。他因为怀念那段清华校园的生活,便把自己上海寓所的书斋取名清园。他曾在“读书乐”创刊1000期(2006年)时为“读书乐”题字,署名不是王元化,而是清园。

  《谈话录》不仅清晰地勾画出王元化先生的学术脉络和心路历程,同时也真实地再现了先生的崇高的精神和高尚的人格。1992年6月10日先生说:“学术独立也是人格独立的。”做学问和做人的一致性正是先生的风范和特点。在《谈话录》中我们看到:先生最为关注的就是维护人的尊严、人性不被异化。他说:“现实中人失去了主体性,就成为异化的人。”所以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应摆脱长期以来的传统依附地位,找回自己,要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并由此形成独立意识、独立见解。”他自己“最向往的就是尽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留下一点不媚时、不曲学阿世而对人有益的东西”;“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他晚年颇好书法,曾举办过《清园书屋笔札》展,头一幅写于2004年的条幅其实就是他自己精神的写照:“中国本来就有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传统。每逢危难关头,总会有人挺身而出,甘冒不韪,迎着压力和打击,去伸张正义,去为真理而呼喊。这些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肯降志辱身的人,堪称中国的脊梁。”联系先生的生平:历尽艰难困苦、饱受折磨打击,但仍不避艰险。他在1955年因胡风案受牵连而被隔离审查,到后期组织上找他谈话:“你的问题已经弄清楚了,没有历史问题。在对敌斗争时期,你的表现是好的。现在的问题是你对胡风的认识不清,立场和态度都没有转过来。你转变过来了,就可以出去去工作。”但他仍坚持:胡风不是反革命集团。因此在最后,给他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在学术领域,他始终为真理冲锋陷阵,以自己三次反思的成果,引领学术界思想。

  显然,一本黑格尔的《小逻辑》,王元化先生起码认认真真,通读过三遍,并且做了几十万字的笔记。这本《读黑格尔》中所辑的《重读<小逻辑>笔记》,是1974年的,有54个页面。如果加之平时翻检、查阅,这本《小逻辑》,王元化先生不知读过多少遍了。今天做学问的,不知还有谁如他这般用心的。在这方面,记得美学家蒋孔阳教授生前曾讲述一个故事:王元化为了写作《<文心雕龙>创作论》,特意翻译了《文学风格论》等西方美学论著。   

王元化1955年离开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的位置,后被安置到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工作。他说在这段时间内,他埋首潜心读书,读黑格尔的《小逻辑》和《美学》,写了好几本读书笔记,并以《文心雕龙》为研究对象,沉下心来研究这本古典文论。他先后写了十几篇《文心雕龙柬释》的读书笔记,其中一篇交我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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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王元化先生说:“黑格尔的哲学,有一种无坚不摧,扫除一切迷幻的思想力量。我所经历的哲学锻炼,正是几次读《小逻辑》。它帮助我怎样去思考:即不要简单,要层层剥笋般。由此,自然而然养成一种沉潜往复,多面推敲,曲折进展的思维习惯。”

王元化先生说,他对鲁迅著作十分喜爱,鲁迅的书,是他的案头书,鲁迅是他精神上的导师,他曾写过一篇《鲁迅与尼采》的文章,对鲁迅先生独立思考的精神十分佩服。

王元化先生晚年颇好书法

  先生还说:“黑格尔的观点,有许多和中国的哲学是相通的。比如,《小逻辑》中的普遍性、特殊性、个别性,和先秦时期《墨辨》中的达名、类名、和名,和荀子的大共名、大别名、个体名等观点,都是共通的,强调事物的不同点,其间的微妙变化和相互关系等。黑格尔美学中的‘生气灌注’和魏晋时期‘六法’中的‘气韵生动’,也是在同一范畴,一个意思。”

正因为王元化热爱读书与坚持独立思考,所以他写的文章就不同凡响。他为“读书乐”写过一篇《一百元哲学》的短文,这个题目很让人费解,也很吸引人。他在文中列举了黑格尔讲一百元钱在一个人的钱袋中与在一个人的思想中,是有很大区别的。以此,他指出近年来在学术界,有人将客观存在与主观思维之间的界线抹去了。有的评论家对古代思想过度“救活”,并不尊重原著内容的客观性,而是加以想象与漫画化,也就是把思想中的一百元当作实在的一百元了,王元化对此作了批评。

  在《谈话录》中先生给琦幸的信里有一段话:“我年届古稀,一生动荡,岁月不居,时光流逝,虽少怀大志,但事与愿违,庸庸碌碌,成为时间过客。唯一希望你们的,是不要步我后尘,而在学业上有所成就,不负中国知识分子应有使命。此一赠言望能铭记不忘。”我不禁联想先生在2004年春节惠赐给我的一幅墨宝:“为天地玄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右录张子《正蒙》。人称张子此语,胸襟广阔,气度恢宏,境界崇高,超迈千古,可为中国士人重建精神家园。余然之。书奉其锬老友,甲申立春后数日。清园叟(阴文章:王元化)。”这幅墨宝所书内容正可作先生“少有大志”的注释。先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极力反对急功近利,意图伦理,把学术当作政治的工具;但他又主张思想家、艺术家要有人生忧患意识和参与意识以及时代使命感和责任感。他认为:“思想家或作家参与意识及时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并不意味着丧失独立人格和独立见解,更不等于放弃或冲淡艺术性”,因而“不能赞赏那种心如古井、超脱尘寰、不食人间烟火的隐逸高洁。”所以有人说先生“是生存于现实世界的思想家”。

  学贯中西的王元化先生,在学术研究上,主张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可以充实思想。上世纪90年代,在学术界有一种共识:费孝通、金克木、于光远、王元化,是生存于现实世界的思想家,分别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研究领域,有着卓越的贡献,显示着领军人的姿态与作用。

而他另一篇为“读书乐”写的《走下神坛》,则对《论语》的一个优点作了详述。他说《论语》编者没有为尊者讳,书中有对孔子的讥嘲指责,都被忠实呈现。虽然编者十分崇拜和尊敬孔子,但孔子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也必然有常人之失意,乃至感慨,他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的愤懑、感伤、发脾气都被如实地记录下来,这才显出孔子的真实。但后来《论语》的注释者却设法冲淡或掩盖孔子的某些缺点,起到了神化孔子的作用,进而达到了迷信孔子的地步。至明清,孔子已成完人,“乃是一种亵渎”。王元化的读书体会是“让孔子走下神坛”,对读古代圣贤之书,提出了要独立思考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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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原宣传部办公室主任林炳秋、人民日报老记者章世鸿也在场,因此,谈得广而深。

王元化早年问学于国学大师熊十力

  他的思维跳跃式的,转得很快,忽然看着我说:“兰英啊,你是大手笔。北京有位青年演员,非常好,有点埋没了,你可不可以写些文章,宣传宣传?”说完后,他叫小周放一段唱腔给我们听。可惜,已不记得唱的是哪一折了。但是,演员在演唱中透露的那种大气和豪情,还记忆犹新。先生说:“这个演员比上海的女老生王佩瑜,还要有潜力,不仅技巧好,感情也好,非常到位。”随后,先生取出一张纸,写下这位演员的名字:孙青纹。  

  阅读《谈话录》,我们可以发现:他在少年时代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后来又问学于国学大师熊十力等在先生身上,既流淌着中华民族历代志士高尚志向和节操的血液,又有基督教《新约》和“浸透着人文主义精神的西方十九世纪文学”深刻的影响。《谈话录》在《王元化先生学术年表》中记载:先生“在育英小学五年级时,患麻疹,在家养病,父亲给他买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石印本七十回《金批水浒传》,这是王元化第一次阅读中国古典小说。”  《水浒传》对他影响深刻,在他早期论文中,就有1940年撰写的《金批水浒传》,后改题《〈金批水浒传〉辨正》收入1994年出版的《清园论学集》中,2003年又以原题再收入《人和书》中。2001年7月31日,我受先生之托为先生校读《清园文库》清样到衡山饭店1008房间取稿。进去时先生正坐在床沿拿一把胡须刀干刮胡须。我说:“为什麽不用电动剃须刀呢?像你这样刮是很痛的!”先生说:“我不怕痛。这种剃须刀干脆、干净,正像《水浒传》鲁智深剃度,一刀下去,六根清净。”先生又说:“我是喜欢《水浒传》的,小时候就喜欢。读《水浒传》,觉得自己就活在其中;读《三国》、《红楼》,觉得那是别人的生活。我现在还未弄懂,为什麽《水浒》人物那么吸引人,比如鲁智深,我就特别喜欢。1955年我不肯揭发胡风,除了自己的信念,也还受《水浒》的影响。这是我从来没有向人提到过的。”  不知为什麽,他话题一转,指着我说:“你这个人容易冲动,不像福州人,倒像湖北人。福州人有心计,比如XXX是福州人,肚子里就很有心计。”我后来想,大概先生是由《水浒传》鲁智深的性格联想到我的鲁莽了。因为先生曾在另外的场合,当着大家的面批评我:“你这个人就是那么粗!”《谈话录》还记录了先生的自述:“我出身在基督教家庭,从小受的教育有很重要的基督教义。基督教的教义中就说人并非完美的,总是有缺点和弱点的……这种教育对我青少年时代影响是很大的,至少在我内心比较少些个人崇拜。”  他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基督教对他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人不是神,人不是万能的。宗教崇拜的是神,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人都不是神,总是有缺点,人有达不到的境界。我这个人就不大有这种崇拜感情。”所以通读《谈话录》,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东西文化交汇从青少年起在就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造就了他既具传统志士节操,又具现代优秀知识分子素质的特殊人格;再进一步还可以理解他为什麽在学术上既能贯通古今,又能融汇中西,“综核众理,发于独虑”成为当代杰出的思想家。  人文主义是先生的灵魂,在他心灵深处,充满着对生命的珍重,对人类命运的关爱。在晚年,他对美国史华慈教授临终前三个月的遗笔《中国与当今千禧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非常欣赏。史华慈的遗文由华人著名学者林毓生整理并译成中文。该文对在美国出现并向全球蔓延,如脱缰野马般失控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造成人文主义日益偏枯,功利化、浮躁化的世风越来越严重,以及在西方形成的“新科技•经济千禧主义”的盲目乐观对世界必将造成严重恶果,深感忧虑。  先生不仅将史华慈译文和林毓生教授撰写的《史华慈遗笔导读》推介给《社会科学报》公开发表,而且自己还特地撰写了《〈中国与当今千禧主义〉的几句话》一起刊出,以期引起社会的关注。不仅如此,他还一再向他周围的人,包括学生和友人推荐,而且还在2006年2月间,支持一位青年学者组织读书小组,他也亲自参加,在他建议下,就把史华慈的遗文列为首选学习和讨论的内容。他在2003年为中国人文教育高层论坛的题词中写道:“人文精神不能转化为生产力,更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一个社会如果缺乏由人文精神所培养的责任伦理、公民意识、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形成精神世界的偏枯,使人的素质越来越低下,那么这个社会纵使消费发达,物品丰茂,也不能算是文明社会,而且最终必将衰落下去。”可是,尽管先生大声疾呼,而社会反应冷漠。因此先生感到寂寞和悲观。在最后几年,先生对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日益猖獗,逐渐席卷中国、席卷世界、人文精神日益偏枯的趋势,怀着深深忧虑,对人类发展前途不乐观的想法不时溢于言表。联系到他刚逝世不久,便由美国引爆的世界金融危机,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足证他的忧虑绝非“杞人”之忧,这不能不令人对这位深邃的思想家折服,不能不更加缅怀这位已经离开我们的杰出哲人。

  由此,谈到京剧改革。先生说:“京剧的三大要素:虚拟、程式、意化,改革不能脱离这些。现在,有些人搞所谓改革,偏离了三大要素,一味大布景、歌舞化。将来,这些人将是京剧发展的罪人。”先生又说:“中国艺术讲究含蓄,所谓‘言不尽而意无穷’、‘意到笔不到’等,都是这个意思。传统戏剧的‘魂’在演员身上。如果演员不去思考,不去创造,那就只能是提线木偶。常言道: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不入迷,不上瘾,就不会真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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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问题,我想了很久。”先生又说:“‘文革’中,毛主席特别喜欢听《四郎探母》,尤其是杨四郎探母这一段。为什么呢?我用这么一句话来概括:在交织着民族、国家、家庭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展现了真挚动人的善良人性。”他边说,边拿纸,写下这句话。先生继续说:“杨四郎被俘,匈奴对他好,把公主嫁给他。他又思念母亲、国家、民族,心情特别复杂、矛盾、无奈。剧本正是写出了这个。”

1993年的王元化先生

  说到这里,林炳秋插话,讲述了另一则有意义的故事。他说,在《四郎探母》能不能公演一事上,特别佩服陈沂同志。1979年,陈沂刚来上海不久,在友谊会堂开会,有人递条子,问可不可以排《四郎探母》?这张条子是林炳秋传上去的。当时,他很紧张,为陈沂同志捏把汗。因为《四郎探母》不是在“文革”中被禁的,是在60年代就被禁了。当时,对《四郎探母》还未开禁。没有想到,陈沂立即回答:可以排演。台下一片掌声。

  《谈话录》突显了王元化先生学术独立、人格独立的崇高形象,当然还不止于此。《谈话录》内容丰富,涉及的方面很多,比如披露了诸如胡风案件、创办《新启蒙》、《学术集》等等许多现代文化思想史重要事件的真相以及涉及诸多方面的人事关系,以及对文风、世风看法,这些实录也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至于关于文化史、思想史等诸多学术研究方面的诸多创见,那就更不用说了。  中国有一句老话:“文如其人”。这句话道出了做学问和做人的表里关系。所以研究学问,孟子有“知人论世”之说,鲁迅也强调:“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的正确研究方法。《王元化谈话录:1986-2008》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全面、真实、可靠的“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的珍贵资料,所以它是研究王元化和现代文化思想史不可或缺的一本书。  按:此文是林其锬先生在拙作《王元化谈话录》即将付梓之时,以耄耋之年,费时重读王元化先生著作并翻检旧日笔记写作的序言。其分析之精细,立论之准确,均可见作者之功力,也是对本人的勉励。因出版在即,无法在后记中为此序的重大引导意义致谢。在此补缀数语,以表心情。吴琦幸于2015年8月13日

  唉,先生,非常抱歉,我不是大手笔,您的嘱托,因为种种原因,我没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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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和复旦新闻系学生钟喆同往。小钟是复旦大学的志愿者,在王元化先生患白内障开刀,眼不能看时,经常来为他读书读报。小伙子来时,只知道为一位长者读报,还不知道是元化先生。知道以后,深感自己是幸运、幸福的。从王元化先生身上,他也学到了许多。毕业后,小钟供职于新民晚报。

作者|林其锬

  先生正赤膊,躺在床上吸氧。看到我们来,即起床去洗手间,洗漱完后出来。见他脸色有点黄,但精神还可以。他递给我一张复印的报纸文章,说:“唉,兰英,你看,误解我的意思啦。我很少批评人。但是有人喜欢利用名人的力量去贬低别人。大家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发表一些看法,谈谈观点,都是可以的。但是要形成文字,我是非常认真的。一般一篇文章,我都要改四五遍,酌之再酌,才拿去发表。”

来源|澎湃

  原来,有一篇访谈类的请先生谈“三国”的文章,被人误解为先生点中了易中天的穴位。先生说:“易中天是《文心雕龙》学会会员。他到上海来,参加解放日报的文化讲坛,提出来要来看我。我们聊得很好。我怎么会去参加他们的争论呢?”先生是《文心雕龙》研究会的会长。  

编辑|吴潇岚

  先生就“三国热”,谈自己的观点:“现在有人说,要把诸葛亮拉下神坛。我不同意。这些人不管事实如何,更不做研究,就是想吸引眼球。我在80年代就说过,平生最怕读两种文章,一种是惊天回视类的翻案文章,一种是意在求胜类的商榷文章。这不是做学问求知、求真的态度。诸葛亮不是没有局限性,但是他代表着一种精神,他的《出师表》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要把他待价而沽,说他去蜀国是为了谋一个高位,是缺乏说服力的。为曹操翻案,有些材料过于生僻、牵强,不足以说明问题。”

  谈及当时的一些“演讲”热。先生说:“把传统文化讲得生动点、诙谐点,都无可厚非。但是,传统文化中有些好的东西,不要去抹杀它,不要去动这个根本。钱文忠说玄奘,还是不错的。把玄奘身上那种使命、理想、追求说出来了。玄奘去西天取经不容易,不仅艰难险阻,还有个人行为的孤独。在玄奘的身上,体现着中国人的舍身精神。做学问,不能为消费市场,吸引眼球,把原来好的东西都牺牲掉。如果,这些都没有了,我们还有什么?!”  小钟原是上海田径队中长跑运动员,话题转到刘翔。先生说:“刘翔真不容易,压力太大。要放在我的身上,顶不住,要疯掉了。”小钟说:“孙海平说。刘翔可以跑到12分85。”先生有点奇怪地问:“为什么要说呢?”小钟说:“孙指导也是低调的人。他说可以跑到,一般是行的。也许在内部训练时,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了。”先生说:“凡事,我喜欢做了后再说,不喜欢先说再做。”交谈中,先生不断咳嗽,不断吐痰,又不断说:“我没什么病,很快会回到庆余的。”他说:“我能活到今天,没有想到过。年轻时参加革命,是提着脑袋的,危险很大。有一次,日本飞机轰炸,我们趴在地上,飞机上,两条火舌喷下来,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叹了口气,说:“现在,有些人把钱看得太重,要那么多干什么?我的书,没有多少稿费。一本书万把元左右。”我问:“离休费一个月有五千多元吗?”他说:“不止,大概八千多,花不完。都交给小周,他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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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师大中北校园内 王元化学馆

2007年12月1日,瑞金医院9号楼病房。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坐在床边,正与先生交谈。  

  一周前,我去庆余210看他。走时,他告诉我:“下周一要去医院检查,可能又要住院了。”我安慰道:“没事的,不会有事的。”但是,他还是住院了,这是意料中的。没有想到的是,他再也没能出院。

  看到我,先生笑着说:“兰英,你看机械主义到处泛滥,害死人。医院都成为检查医院了,天天要做很多检查。”还没等我回答,他接着说:“我今天有点兴奋了,和纪霖说了许多。”

  前一天,11月30日,是先生88岁生日。医护人员折了88个千纸鹤,张贴在病房里,还买来了大蛋糕,放了医院自制的幻灯片,热热闹闹地为他过了一个生日。看着千纸鹤,不知是感慨,还是对自己病情的预料,先生轻轻地叹了一句:“一个人太热闹了,这个人也就完了。”太深刻了!究竟,先生是一位哲学家、思想家。

  他说:“我是喝19世纪作家和学者的奶长大的,在精神上是19世纪之子。这个传统的核心是:对人的命运的关心,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关注,对人的美好情感的肯定。一百多年前,先人讲的问题,现在都还存在,有的还更严重了。”

  因为,已与许教授谈了很多,怕他太累了,我们便早点告辞。出门后,秘书告诉我们,肺部、腰部都有阴影,情况很不好。许纪霖说:“他是一个明白人,应该清楚自己的病。但是,也有可能不愿意往这方面想,否则就垮了。”

 2008年4月10日,瑞金医院9号楼病房。

  此刻是上午九点半,先生躺在床上,蓝云正在给他读信。蓝云,是先生老友的女儿,从事文学研究工作。退休后,来到王元化身边,帮助处理一些工作。

  先生见我来,招呼我坐一会儿,说:“这几天事多,来的人也多。”这时候,护士过来,为他输液。不一会儿,先生模模糊糊睡去,口中却喃喃道:“我还有很多事呢,我还有很多事呢。”

  一旁的吴曼青,轻轻告诉我:“今天一早起来,就在校一篇稿子,有五六千字呢。几个小时下来,太累了。”吴曼青是上海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工作人员。王元化先生是组长。他们有很多工作上的联系。

  蓝云说:“情况越来越不好,心里真不好受。我一直把他当自己的长辈。天天有人来,还有从美国、日本、比利时、法国、荷兰来的。武汉的一些亲戚朋友,也来了。”我安慰道:“先生是幸福的,那么多人热爱他。”

  一封先生在3月26日写给日本友人同齐仁的信,放在案几上,我认真细读:“我现在躺在医院里,已经有五个多月了,什么都不能干了。我说自己已经由一个精神人变成为一个生物人。但是,我是一个唯精神主义者。这样的生活实在过不惯,只能以隐忍赴之。我觉得我在治学方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热爱我的工作,像热爱我的生命一样。我只能说,我的记性比较好。现在还能回忆起四、五岁时童年的生活。你提到你最近看的那些书,我觉得自己没有作深刻的发掘,也没有作更进一步的阐发。做笔记的方法很有用,不要拘泥于形式上如何整齐漂亮,只要唤起记忆,能够点拨思想就行了。”

  我的笔记本上只记着这些。有可能这是一封先生还没写完的信。而对于我,这是所看到的先生的最后文字了。

2008年5月9日,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卷舒不随乎时,文武唯其所用。王元化先生是一位温文博雅的文人,又是一位风骨铮铮的汉子。先生毕生的学术文章、道德文章,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抹亮色,光耀无比。阅读原文

来源|文汇报 作者|赵兰英 编辑|戴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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