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社科院研究员董炳月:日本人怎样读鲁迅

1994年6至7月间,我以客座研究员的身份去日本东北大学访问、
研究。这个大学位于日本东北的中心城市仙台,也就是当年鲁迅去学医的地方。鲁迅求学的学校名叫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它后来成为东北大学医学部的前身。原来的校舍就在东北大学校内,迄今还保留着两三栋,都是原物,完好无损。其中就有鲁迅看幻灯片的阶梯教室和藤野先生等教授的体息室。至于其他建筑,大多都拆除了。

原标题:纪念鲁迅诞辰135周年暨逝世80周年:日本人怎样读鲁迅

说起来,这几栋旧楼之所以会保存下来,确实也和鲁迅有关。而这又得提到东北大学的教授阿部兼也先生了。许多年前,校方曾动议要把这几栋房子一齐拆除,这样好腾出地方来盖新楼。然而,这个计划立即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特别是,作为日本的鲁迅研究者阿部兼也教授,及时而有力地向校方提出了“抗议”。理由大致是两条:一是这几栋楼是本校历史最悠久的建筑物,应当予以妥善保留和维护;二是它们与中国现代的一个最伟大的文化名人鲁迅有关,那就更不应该拆除。这个抗议很快便生效了。后来阿部先生还得意地对我说:“我们这个校长是搞理工科的,但脑子也倒转得很快,
他怕是承受不了别人会攻击他破坏日中友好交流的罪名吧。”但我心里还是敬佩并且感谢阿部先生的义举。

今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整整80周年。他的声音,激发了一代又一代人,至今回响不绝。最重视鲁迅遗产的,除了中国,当属日本——不仅翻译和研究果实累累,鲁迅作品还被编入中学教材得到广泛阅读,鲁迅留学时的遗迹也得到妥善的保存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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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007年2月下旬去仙台,就是为了探访鲁迅留学遗迹。他就读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后来并入东北大学,他曾经上课的阶梯教室在东北大学校园里,100多年了,保存完好,定期开放。管理人员得知我是中国人,专门来参观,特意打开了围栏。”董炳月先生告诉记者。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至今,许多到仙台访问的中国人,都曾参观过那个梯形教室。为了永久性地保存来访客人的题词,阿部先生专门请了石工,将题词墨迹一一勒石,嵌在教室黑板两旁的墙上,再用玻璃罩护住。我看到过萧军、唐弢等与鲁迅有过直接交往的先生的題词刻石,也见到了许多研究者的题词其中还有欧洲学者的题词。置身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不由你不感叹鲁迅确实是一种超越了时空间隔的巨大存在。而当我离开仙台时,我真是体验到了一种刻骨铭心的“惜别”。现在,又更增添了一种“怀旧”。
这个词也是日本人常说的。

董炳月先生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1994年留学日本,1998年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他长期从事鲁迅研究和日本思想研究,与日本研究鲁迅的著名学者多有交往。记者对他的采访,围绕着“日本人心目中的鲁迅”这一话题展开。

以上都是历史了,活生生的东西还在继续发生着。

鲁迅是日本的“国民作家”

我去日本的另一个身份是一次国际会议的代表。那个会议的主题是纪念鲁迅留学仙台90周年学术研讨。与会的代表来自上几个国家,除了非洲大陆没有人来以外,世界上主要地区的国家都有学者来参加。会议地点就在仙台。

记者:鲁迅留学日本期间的遗迹,目前的状况是怎样的?

但这并不令我感到意外,最为吃惊的倒是每天都有几十个市民也来会场旁听,并且还参加提问和讨论。按照日本的惯例规定,每一个与会者都必须缴纳参加费和资料费,那么,用我们中国的说法,这些市民都是“自费”来参加会议的。其中,我还认识了两位从遥远的南方九州来的人。这有点像是从广州到黑龙江去开会。他们是坐飞机来的,都是普通人,并不研究鲁迅,只是听说过他,也读过他的书。如果不是身临其境,我实在不能想见这样的事。由此我又生出一种感想,好像日本人比我们中国人更关心、更推崇鲁迅;或者说,他们比我们更愿意去了解和理解鲁迅。这确实是事实,我在日本后来又不断地得到过相同的证明。

董炳月:仙台市政府是将鲁迅留学时住过的佐藤屋、上过课的阶梯教室等等作为文物保存的。日本人对鲁迅留学仙台的历史非常重视,曾经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调查。1936年鲁迅刚去世,饭野太郎主持了第一次调查;1955年,为纪念鲁迅去世20周年(1936—1956),宫城县做了第二次调查;1973年为纪念鲁迅留学仙台70周年(1904—1974)开始第三次调查,花费5年时间,成果是1978年平凡社出版的一大本《仙台鲁迅的记录》。通过历次调查,弄清了鲁迅留学仙台时期的许多史实。最为珍贵的,是对鲁迅当年的同学等有关的人做了采访。调查非常细致,这是日本人了不起的地方。1965年,东北大学的人甚至发现了15张鲁迅在《呐喊·自序》、《藤野先生》里提到的幻灯片。

后来在参观与鲁迅有关的故迹时,自发前来的市民就更多了。以至于因人数太多,为保护古老建筑的安全起见,阿部先生不得不临时充当现场调度人,指挥人们分批进入阶梯教室。而在仙台市内的鲁迅石像前,市民们又纷纷邀请各国来的学者合影留念。这也就是鲁迅的魅力了。

记者:您曾经谈到鲁迅是日本的“国民作家”,为什么日本人这么重视鲁迅?

我是所有代表中年纪最轻的一个,但因为顶着一个鲁迅研究者的名头,许多长者也就不耻下问,和我讨论各种问题。但有一个问题却实在使我感到为难,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他们问:“在你们中国,现在还有人读鲁迅的书吗?特別是年轻人,大概会有多少在读鲁迅的书?”

董炳月:因为日本对“鲁迅”的形成作用太大了。日本的许多学者很清楚这一点。上世纪30年代初,京都大学的汉学家仓石武四郎就把鲁迅的《呐喊》用作汉语教材。1932年,著名作家佐藤春夫在《中央公论》杂志上译介鲁迅的《故乡》。当时日本出现了译介鲁迅作品的高潮,所以,鲁迅去世之后不到一年间,日本改造社就出版了七卷本的《大鲁迅全集》,这比中国出版第一套《鲁迅全集》还早了近一年。二战后,由于竹内好等人的翻译和研究,鲁迅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从1950年代初开始,鲁迅的《故乡》被选入日本的语文教材,成为保留篇目,延续至今。只要是上过中学的日本人,都读过鲁迅作品。日本人通过鲁迅作品来看中国,形成一种中国想象,也通过鲁迅作品认识转型期的日本社会和日本人。

我很犹豫,但也不想说假话,便回答他们说:“读的人不多,喜欢读的人恐怕更少。”他们都很失望,也颇有点不解。有一次,阿部先生为了缓解我的窘状,走过来开玩笑似地说,“没关系呀,鲁迅在中国不流行了,就到我们日本来流行吧。反正鲁迅是不会过时的。”虽然我对此也有确信,但他却有理由比我更乐观。

鲁迅点燃了日本作家的创作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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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的《鲁迅形影》一书,写到一些日本作家以鲁迅为主人公进行文学创作,具体情况是怎样的?日本作家是怎么想象鲁迅的呢?

竹内好

董炳月:在日本,改编鲁迅的作品,或者以鲁迅为主人公的原创作品,很多。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值得关注的作品有如下三部:

大约二十年前,为了调查和核实鲁迅在仙台留学时的事迹,阿部先生发起联络了日本全国四百多位学者和市民,进行过一次规模巨大的学术调查
活动。结果便出版了厚厚一本《鲁迅在仙台的纪录》的书。它的成果很早以来就被世界各国的鲁迅研究者所采用。这又完全是一次民间的活动,与政府毫无关系,我后来想,什么叫真正的民族友好和文化交流,这就是了。

一是太宰治的长篇小说《惜别》,写青年鲁迅和藤野先生的故事。小说是太宰治1944年末应日本文学报国会之约而写,官方目的原本是宣传《大东亚共同宣言》五项原则的第二项——“独立亲和”。但是,太宰治对鲁迅的仙台故事有自己的理解,不同于官方的旨意。这样,他就要寻找平衡。在《惜别》中,他描绘自己理解的青年鲁迅,同时委婉地讽刺了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小说中的鲁迅形象很微妙。

就在这次会上,经由阿部先生的介绍,我认识了东京来的两位久已闻名的学者丸山昇先生和丸尾常喜先生。这改变了我在日本的预定计划,不久后,我便到东京大学去了。

二是霜川远志的戏剧《鲁迅传》,一共有五部,从仙台的鲁迅一直写到上海的鲁迅,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一百多个出场人物。这部戏50年代到70年代曾在日本全国各地的中学巡演,在民间的影响很大。作品最大的特征是彻底地把鲁迅常人化,在日常性之中理解鲁迅的本质,甚至虚构了鲁迅与秋瑾的恋情。

我在东京大学的身份是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外国人研究员。后期,又任曰本学术振兴会的外国人特别研究员。这一切当然都是由丸尾常喜先生一力促成的。他是东大东文所的教授,同时还兼任文学部的主任教授。他的鲁迅研究著作《“人”与“鬼”的纠葛》中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它
的日语原著,则几年前就已经刊行了。主要是因为这本书,他的研究被日本学术界称作是“丸尾鲁迅”。

三是著名剧作家井上厦的剧本《上海月亮》,发表于1991年。这是一部颠覆性的喜剧,以1934年八九月间鲁迅的避难生活为基本情节,讲述日本医生为鲁迅治病的故事。井上厦有强烈的与鲁迅对话的自觉性,把鲁迅作为镜子照自己,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和鲁迅的价值观构成一种“反”的关系。但他的“反”鲁迅并不是否定鲁迅,而是通过对话为鲁迅的观念提供“另一极”,使鲁迅变得更丰富。

鲁迅的研究在日本战后的中国文学研究中,一直处在一种“显学”的地位,五十年来,学者辈出,峰峦迭起。早期(战后不久)最著名的有竹内好,松枝茂夫等人,同时乃至更早的,如与鲁迅有过直接往来并堪称“及门”弟子的增田涉,另外还有对鲁迅研究有过贡献的鹿地亘等。这些人都不仅有关于鲁迅的研究著作、论文或文章,而且还翻译了大量的鲁迅作品,使鲁迅在日本的影响最终超越了学术界,普及到一般的读者群和社会民众之中。其中,
最杰出的学者当然得首推竹内和松枝两位先生。竹内在1944年战争尚未结束时,便已经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鲁迅研究著作,继而在四十年代中后期和
五十年代早期,完成了他的鲁迅研究的竹内体系,被称之为“竹内鲁迅”。而松枝先生不仅像竹内先生一样,从事了大量的鲁迅研究和翻译工作,而且,就像丸山昇先生强调的那样,是日本最早一批从战前就已经开始关注和研究沈从文的人。仅此就能了解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判断的敏锐和准确了吧。竹内先生去世较早,但松枝先生去世时,我正在东京。遗憾的是在他生前竟没有机会去拜访他。

记者:与日本相比,中国以鲁迅为主人公的文艺作品好像不多。我们的障碍在哪里?

以上大概算是日本的第一代鲁迅研究者,跟着崛起的是他们的学生辈,
而人数则要远远地多了。仅以我认识且有过交往的人来说,就有伊藤虎丸、
尾上兼英、木山英雄、丸山昇、北冈正子、丸尾常喜诸位先生,另外还有竹内实、片山智行、山田敬三等先生。因为我仅在日本两年,不便评价他们之间的学术成就问题。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迄今为止他们仍代表了日本的鲁迅研究的最髙水平,并且,在整体上也与中国的鲁迅研究成就不相伯仲。

董炳月:是的。我想,最大的障碍就是“鲁迅太大”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也是大学者。面对这么一个“大鲁迅”,首先是意识形态问题不好处理。其次,如果拿鲁迅来写小说、剧本,作者自身如果没有相当的学识、修养和表现技巧,就很难写好。一般人把握鲁迅比较难,很难站在平等的位置来处理鲁迅,容易陷入被动。相比之下,日本作家就容易获得主动性,创造性能够充分发挥。在这个意义上,李静的剧作《大先生》可以说相当成功。我看过剧本,没看演出。面对鲁迅,李静的主动性很强。

更年轻一两辈的,那就不胜枚举了。但这里我想特别举出一个人,就是现在的东大教授藤井省三先生。他不仅著述极丰,成绩灿烂,而且研究领域相当宽广,是一位有着难以测度的才能和前景的学者。

日本战后的四代鲁迅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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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请介绍一下日本知名的鲁迅研究者。他们在日本学界是不是比较边缘?

木山英雄

董炳月:战后至今,日本的鲁迅研究学者大致可以分为四代。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是竹内好。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丸山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丸尾常喜诸位。第三代的主要人物有藤井省三、尾崎文昭、长堀祐造、代田智明等人。第四代是60后,还看不到什么代表人物。这或许意味着日本鲁迅研究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我这里主要是就东京地区说的,日本关西地区同样有不少优秀的鲁迅研究者,像北冈正子、山田敬三,也属于第二代吧。

如果要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论的话,那我至少还可以举出二三十位来。但这里仅想涉及以鲁迅研究名家的学者,也就只能从略了。

这些学者在思想上基本属于左翼,就对中国的态度而言则是亲中派。日本的主流思想,战前是脱亚入欧,战后在美军占领下搞民主化,依然“欧美志向”。这种大环境中,中国研究者基本是反主流的。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大学的中文专业师生自称“少数民族”,有点自嘲的味道。中国改革开放、国际地位上升之后,情况大为改观。学中文、研究中国的日本人增加了,“少数民族”的阵营也壮大了。

我的东京生活,就处在这样的氛围之中。

记者:这些日本学者的治学思路有什么特点?在战后日本社会影响如何?

在正式去东京大学之前,我曾几次到东京参加那里举办的学术活动。
值得一记并与鲁迅有关的,大概是两次吧。

董炳月:一是重资料。无论是研究作家作品的,还是研究文艺思潮、文学运动的,都是如此。不像中国的文学研究界,有的偏重资料,有的偏重理论分析。最有代表性的是北冈正子。她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考察鲁迅1907年在东京撰写的《摩罗诗力说》一文的材料来源,考察了几十年,写了一本大书,在日本和中国的鲁迅研究界都有很大影响。

―次是在仙台鲁迅会议后不久,恰值第四十六届日本中国学年会在东京的御茶之水女子大学召开,而在这之前的一天,日本中国现代文学“前夜祭”,
则是在东京大学文学部举行的。这次聚会的主题是由藤井省三教授出面遨请了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吴福辉先生作关于“海派文学”研究报告。不想,
吴先生的签证竞未及办妥,不能如期赴日。于是,我们便只能听人代读。

二是研究对象专一。像丸尾常喜先生,他把民俗学视角引入鲁迅研究,写了《人与鬼的纠葛》;长堀祐造许多年专心研究鲁迅和托洛茨基的关系,出版了《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质量很高。

也就是在这次活动中,我得以与日本的许多中国学研究者照面。参加会议的大约有两三百人吧,除了文学研究者以外,还有中国哲学、历史和语
言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日本现在的几代数十位与鲁迅
研究有关的学者。北京大学的孙玉石教授恰也在这前不久应邀赴任神户大
学的外国人教授,在“前夜祭”的晚会上,他被第一个介绍给在场的所有日本
研究者。我记得他在发言中有这样的话:这里有不少自己的故交新知,也
有一些是自己和北大的学生,将这些人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学
和鲁迅研究等等,所以很觉亲切。孙先生那时正在进行有关鲁迅《野草》的
重释研究,以后这些研究成果便连载于1996年各期的《鲁迅研究月刊》上。非常巧合的是,丸尾常喜先生同时也在进行相同的研究。一部《野草》,公认
为是鲁迅全部著作中最复杂、也最能深刻反映鲁迅心灵世界的作品,而这同
时也就构成了研究上的困难。我想,这两位先生差不多同时的研究,应当说是《野草》研究上的最新成果了,称其为鲁迅研究的中日学术双璧,大概也不算溢美之词吧。

三是问题意识鲜明。比如竹内好,他通过研究鲁迅来重新认识什么是东亚的“现代”,认为中国的现代比日本的现代更有主体性。丸山升则注重鲁迅的革命思想和中国革命问题。这两位的鲁迅研究有深度,而且将鲁迅纳入了战后日本的思想界,所以日本鲁研界有“竹内鲁迅”和“丸山鲁迅”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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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注重鲁迅和日本的关系。《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就是考察青年鲁迅和明治末年日本文化的关系。伊藤虎丸的《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思想》也是如此。鲁迅和日本作家如夏目漱石、森鸥外的关系,藤井省三的研究成果最多。30年前他就出版过《俄罗斯之影——夏目漱石与鲁迅》,去年又出版了一本《鲁迅与日本文学》,连村上春树与鲁迅的关系都研究到了。

《鲁迅研究月刊》

总体上看,战后四代日本学者的鲁迅研究,大趋势是逐渐学院化,思想因素在减少。这与70年代之后泡沫经济的发展、左翼思潮的衰退有关。鲁迅在60年代的日本影响很大,那是安保斗争的时代,竹内好成为思想领袖。90年代之后,鲁迅的影响力逐渐降低,与大的社会环境有关,现在的中国也一样。日本第四代研究鲁迅的学者尚未出现竹内好、丸山升、藤井省三那种类型的,原因当在于此。

那次前夜祭活动上,我也跟着被介绍给大家。但似乎是由于太紧张的緣故,我说的话显得有些语无伦次,颇自以为尴尬,内容大致也就忘记了(前说后忘),不过,在随后的自由活动中,我有了与几位日本研究者从容交谈的机会。特别是与伊藤虎丸和藤井省三两位先生的谈话,十分愉快。后来认识了
一个年轻学者,就是极富才气而又有着姑娘般漂亮脸蛋的清水贤—郎。他是藤井先生的学生,在这次年会上,他所作的研究报告获得了最显著的评价。

记者:这些日本学者的研究,对中国学术界是否也有很大影响?

下一次去东京,就有一点历险的意味了。东京地区的一些学者,由琦玉大学的教授小谷一郎先生为代表,正在进行一项文部省资助课题“转型期的中国知识人”综合研究。经丸尾先生推荐,小谷先生遨我去参加他们的活动,第一次去时还附带要发表一个研究报告。丸尾先生给我出的题目是《我观中国知识分子》。诚如后来孙玉石先生说的那样:“这是条大鱼,一下子恐怕吃不了。”因为时间很紧,我也未及多作思考,信笔写去,洋洋洒洒竞然写
了 2.5万字还是收不了尾,而事实上也不可能重新另写一篇了。最后只得
匆匆收场了事。其中关于鲁迅的部分,几乎没有什么具体内容,真是十分的草率。在我的感觉中,这是一次失败的讲演。特别是,这次活动来了差不多
三十位研究者,伊藤、丸山、木山诸位前辈,也不能不忍耐冗长而无味的三个小时,非常过意不去。现在想来,我当初的决定就太轻率了。好在丸尾先生
是个善于体谅人心的谦谦长者,他最后说:“这个发表题目是我出的。”这就为我开脱了不少,很觉安慰。

董炳月:90年代以来,可以说竹内好对中国的影响最大,成为话题了。不过,对竹内好的误解也最多。他的文集《近代的超克》编译出版了,但解说并不充分。竹内好对于“近代”、“超克”以及“鲁迅”,都有个人化的解释,而且这些概念和20世纪中后期日本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我最近在翻译一本日文书《何谓“近代的超克”》,有助于中国读者全面理解竹内好。吉林大学的靳丛林先生,也在努力全面地介绍竹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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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竹内鲁迅”,丸山升对鲁迅革命思想的阐释,伊藤虎丸对鲁迅个人主义思想的研究,北冈正子发掘的史料,都对中国鲁迅研究界发生了影响。

《东洋文论》吴俊编译

鲁迅的日本观今天依然有效

日本有这么多鲁迅研究者,如果要问他们的研究动机是什么?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但我恐怕也回答不了。

记者:日本非常重视鲁迅,那么反过来,您认为鲁迅是怎样看待日本的?

从我的感觉来说,日本学者对鲁迅的研究,或者广而言之对中国的研究,首先无疑是把它视作一种独立的学术工作来进行的。也就是说,这种研究不依附于任何东西。其次,他们是把鲁迅作为一种视角、一种方法、一种
思想形态和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的。在这之中,归根结底隐含有他们对日本的关心和对亚洲世界的关心。我想,这两点大概构成了他们研究的思想基础或基本信念。这从第一代的竹内好先生等开始直到如今年轻的一代,
都能找到证明。

董炳月:鲁迅对日本有深入的了解,谈及日本涉及的都是要害问题。现在,美国搞“亚太再平衡”,中日关系陷入低谷,这种情况下如何与日本这个国家相处,如何应对日本的挑战,我认为鲁迅的日本观依然有效。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二次此界大战以后,日本思想界有了对于本国近代历史、特别是战争经历的反省思潮。在比较各民族的政冶、思想和文化时,有的人便发现了鲁迅。而这同时,与日本的近代和战后道路截然不同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对探索日本问題的一部分思想者来说也是一个绝大的吸引。丸山昇先生说:“竹内好的中国论,其实也就是日本论。”这是对历史的最扼要的解释。鲁迅给日本的鲁迅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观照和把握日本问题乃至亚洲和人类
问题的重要契机。所以,他们对鲁迅所体现出的”方法”尤为感兴趣,而作为独立的鲁迅研究,他们几乎一致地注重他的复杂性。这从一开始显然就与我们对于鲁迅的单纯化的解释完全不同。

第一,鲁迅从未相信过“东亚”,没有对“东亚”抱幻想。他留日初期、在东京弘文学院读书期间,对明治日本的帝国主义本质就有清醒的认识。当时沙俄觊觎中国东北,中国留日学生开展拒俄运动,中国舆论界也普遍地亲日抑俄,但鲁迅不相信日本。据沈瓞民回忆,鲁迅当时就指出,“日本军阀野心勃勃,包藏祸心……若沙俄失败后,日本独霸东亚,中国人受殃更毒”。他甚至向在上海办《俄事警闻》的蔡元培等人建议,“持论不可袒日;不可以同文同种、口是心非的论调,欺骗国人;对国际时事要认真研究。”现在,“东亚共同体”是知识界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可以讨论,但讨论必须以对日本(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的正确认识为前提。地缘政治存在于一切国家之间,国际关系就是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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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1936年,鲁迅在与日本人圆谷弘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要想同日本结成真正对等的亲善关系,中国没有对等的军事力量是不行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力量的均衡,就只能或者是奴隶,或者是敌人。”我们现在谈“中日友好”,应当记住鲁迅这些话。无对等即无真正的“友好”,壮大自己最重要。

但是,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作为“鲁迅方法”的现实的运用,似乎也与
中国当代的政治发展有关。从五十年代开始的中国的风波,特别是“反右”
和“文化大革命”,使日本的研究者始尔疑惑和迷茫,继之质询和探索,终于
清醒和自觉。可以不夸张地说,正是中国当代的政治变化,给日本的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的全面成熟和独立自觉提供了反面的和外部的刺激。如果说伊藤虎丸、丸山昇和北冈正子等现在的前辈学者是经历了这样
一个完整的过程,那么,继起的中年一代(40〜50岁前后)则是以此为起点的,而他们正构成了当今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界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中坚力量。至于更年轻的一代,似乎因为没有了思想上的历史负担,显得更为自由一些。不过,较之于他们的前辈,负担是没有了,但思想的凝重和深邃是否也失落了呢?然而无论如何,自由和新颖对于文学研究来说不会是坏
事,并且,这也正是希望的所在,现在不必担心将会因此而付出怎么样的代价。

第三,鲁迅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我认为,他的范本是日本人的国民性。内山完造回忆,鲁迅曾对他说,“中国即便把日本全盘否定,也决不能忽视一件事——那就是日本人的长处——认真。无论发生什么事,这一点,作为中国人不可不学。”这种回忆符合鲁迅的逻辑,是可靠的。鲁迅厌恶中国人的“马马虎虎”、“瞒和骗”,斥责“做戏的虚无党”,而这正与日本人的“认真”相反,这是两国国民性最大的差异。按照我的理解,“认真”不仅是一种态度,而且是一种道德,与每一个国民、与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关系。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就与日本国民的“认真”密切相关。中国人如果也能有那种“认真”的态度或道德,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完善许多。当然,这涉及到背后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的支撑。我想,鲁迅的认真、真实、坚韧之中,有日本人国民性中积极因素的影响。

把话题局限在鲁迅的范围内,上面的描述和评论也代表了我对“鲁迅的复活”的认识。就在我们这里只允许存在一种声音的时候,日本人却在相同
的问题上进行着艰苦、曲折和自觉的各种探索,鲁迅也由此得以在他留学的
国度获得更新和更丰富的生命力。在中国,真正能够对应于这种“鲁迅的复活”,那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或者说是从八十年代才开始的。至于
说到日本的鲁迅研究发展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因素,那当然是毋庸置疑的。

有一次,丸山昇先生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属于我们日本的问题。”对此,我的理解是中国的“文化
大革命”是作为一个严峻的现实困难,考验着每一位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看法,显示着研究者各自内在的、真正的思想方法和学术立场。其中,还有一个如何正视、检讨、反省和重建自己的信念与信仰的问题。所谓价值观念等等问题,自然也包括在其中的。这话现在来说,似乎显得理所当然,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却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一
个问题比这(“文化大革命”)更为急迫、敏感和重要了。“文化大革命”问题是一个困境,每个人都无法绕过或避开——包括沉默者也在为此焦虑、苦恼
地思索——而必须克服它、越过它。但是,就像现在的中国并没有完全解决
这个问题一样,日本的“文化大革命”问题也还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捂着阶级斗争的盖子”。再打一个比方,“文化大革命”对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的影响,好比“阪神大震灾”对日本人的影响。可不同的在于,物质的废墟可以重建,心灵和精神的创伤却很难愈合。恐怕只有时间才是惟一的疗救方
法了。

不过,尽管如此,尽管日本的研究者因“文化大革命”问题而一度乃至于
至今都在走着分化的道路,但是,独立思考进而绝处逢生的人还是有的,否
则,也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后的新气象,上文所谓“鲁迅的复活”——鲁迅
的思想和方法的创造性把握与运用就不可能获得。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文化大革命”既是一场灾难,同时也是一个转机和新的起点。其实,由我来谈日本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即使是如此简单和抽象——是不妥当的。
只是我在日本时对这个问題感触颇深,甚至还是大大地吃惊了。好在以上
也并没有触及到更多具体而敏感的人、事,那就到此打住吧。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在日本,“文化人革命”期间产生的东西,并且至今
也仍然在使人受惠的,还是有的。譬如,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中国三十年代
研究会”和“中国文艺研究会”就发起成立于“文化大革命”时期。

我在日本的最为亲密的师长和朋友,无疑要算是在三十年代研究会中最为集中了。这也就是我一提到它便倍感亲切的个人原因。在我离开日本
时,中央大学的前田利昭先生把他的“文化大革命日记”复印本送给了我,其
中,详细记载了当时成立研究会的缘由和经过细节。我想在恰当的时候再来叙述这一段历史故事,这里姑且先简要地谈一下我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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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部兼也

我在东京大学期间,中国三十年代研究会每周四下午的例会活动,地点就在我隔壁的公共研究室。丸尾先生戏称自己是“二房东”,因为他虽然是这里的主人,可房子却是东大的。我几乎每次都参加了他们的活动。一来比较近便,二来例会结束后可以一起去喝酒——自从认识了阿部兼也先生之后,我就喜欢上日本酒了。中国三十年代研究会的诸位“酒友”中,我还怀
念芦田肇、佐治俊彦、近藤龙哉、前田利昭、小谷一郞、下山铁男等等(肯定有
遗漏的),另外有几位女先生,名叫江上幸子、白水纪子、西野由希子和伊礼智香子,都是喝酒的一把好手(西野小姐似乎差一点)。当然,例会最主要的目的和活动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阅读、翻译、研究和发表。否则,丸山昇先生是不会允许的吧。

那一段时间研读的是中国三十年代由施蛰存先生主编的《现代》杂志,其中就有不少鲁迅的作品。许多人因为鲁迅和施蛰存之间曾发生过“笔仗”,且夹有好几通“恶骂”,便不仅将他们的关系夸张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甚而还借题发挥,引出种种不堪和可怕的是非来。其实,只要读一读《现代》,那些怪论就不攻自破了。研究原始资料,考订史实,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本来面貌,进而获得对研究对象的准确把握和公正评价,我想这也就是
“中国三十年代研究会”的基本宗旨吧。而用历史来反观现在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我们这里,这种实证求真和历史主义的学术风气却始终难以形成。近年来,媚俗和哗众取宠的东西倒更是不断地招摇过市。认真和崇高消失了,浮滑与卑琐大获人心。总之,一切都世俗化了,一切都变得下流了。那么,没有人读鲁迅的书和鲁迅的难以被理解,就是理所当然、
势所必至的了。

虽说我是以鲁迅研究者的身份去日本的,但是,在东京的绝大部分时间,我却在干别的事。先是写了一本有关韩非子的书——那是给台湾一家出版社的,鲁迅曾说自己中过韩非的毒,就是这个韩非子。后则主要查阅胡适的手稿影印资料。这项工作一直进行到我回国前夕。平时与日本学者的交流,如果只举一个人的话,那当然就是丸尾常喜先生了。丸尾先生学问甚深,待人谦和,我们之间名义上的所谓交流和合作,实际上只是我向他请教。种种细节故事,也就不多说了。

我与丸尾先生之间的话题相当广泛,并不局限于鲁迅和中国文学,常常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不过,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也还是与鲁迅有关的问题。别的不说,正是在丸尾先生的悉心帮助和认真建议下,我才勉力修改了
一篇旧作,并由他介绍,前往大阪的中国文艺研究会去发表。现在,这篇文
章即《论鲁迅的“排满”意识》已刊登在1996年第7期的《鲁迅研究月刊》上。

我去大阪的时间恰好是1996年的1月27日。一年前的这一天,“阪神大地震”的灾难就降临在这一带。趁着这一次关西之行,我游览了京都和奈良,还到了创痕未消的神户,落脚地则是大阪。在研究会和整个活动过程
中,受到太田进(会长)、北冈正子、阪口直树和谷行博、松浦恒雄诸位先生的热情招待,愉快非常。

“中国文艺研究会”的活动是与“中国三十年代研究会”有所不同的。后者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主要对象,而前者还包含有古典文学等的内容。另外,
“中国三十年代研究会”以研读原著的形式为多,文艺研究会则每次基本上都是发表研究报告。例会时间是前者每周一次,后者是每月一次。从人数上来说,则文艺研究会的常到活动者显然更多。当然,这些也只是现象形式上的区别,至于两者之间还有其他什么差别,那就非我所知,也无法说的了。

我在那次研究会上的发言,主要是讨论鲁迅的“中国”观念和民族意识。
这个问题其实在我几年前出版的一本书里已经约略提示到了。但是,好像也只有在另一个国度、另一种民族的现实环境中,有关的想法才会最终顺理成章、形成逻辑。不过,这依然是我事后才意识到的。当时在座的不乏鲁迅研究的专家,更有像北冈先生那样的著名学者,所以虽然因为种种原因,会上的讨论不太充分,但事后经由谷先生和松浦先生两位的转述,我还是获得了极其重要的提示,回到东京立即增写了最后一部分文字。后来在国内刊物上发表的那种样子,其实是吸收了丸尾先生和中国文艺研究会诸位所提出的各种意见的。在我的记忆中,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写的一篇最有曲折性的论文。鲁迅研究在中日两国学者间的实实在在的沟通,这就是证明之
一吧。

我在日本与鲁迅有关的经历,要说的话实在还有许多。我甚至在那里还和阿部先生一起接待过台湾来的电视摄制人员,并参与实地拍摄。那是一部鲁迅的传记电视片。为了募集群众演员和物色鲁迅的扮演者,我们不仅张贴了广告,还竟充当了几天“星探”的角色,最后终于如愿以偿,皆大欢喜。

另外,我还在市民场合和日中友好协会的地方组织中讲过中国,讲过鲁迅。每一次都有值得一提的兴奋和激动。但归根结底的一种最深刻的感觉,还是那句话——鲁迅是跨越了时空间隔的一个巨大的人类文化存在。事实上,日本研究者也是把鲁迅视为一种世界的和人类历史上的文化现象来研究和认识的。

重读鲁迅,认识鲁迅,研究鲁迅,我们更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本文选自《暗夜里的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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