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华与《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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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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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28日,姚雪垠与李治华,摄于巴黎公社社员墙下

治华兄:

3月份习近平主席访法时与李治华握手

2014年3月26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参观里昂中法大学时,亲切接见了99岁高龄的著名旅法华人翻译家李治华。习近平主席弯下腰握着坐在轮椅中的老翻译家的手,热情称赞他的执着精神和学术才华,说他是里昂中法大学学子的杰出代表,是传播中华文化的卓越榜样。

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大会三、四天便飞往新加坡,出席国际华人文艺营和国际华文金狮文学奖发奖仪式①。在新加坡住了一个星期,回来在香港又住了一个星期②,于17日下午飞回北京。到家后接到中国作协对外联络部一位同志电话,说我建议邀请兄夫妇和德菲尔夫人访问中国事已有眉目,外联部领导同志的意见是希望您和德菲尔夫人自己表示访问的希望,作协还要知道中国驻法大使馆的意见。我自回国后急于处理一些时间性很紧的工作,所以今天凌晨才给您写信。我的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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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华(1915-
),中法文翻译家。1937年毕业于北平中法大学法国文学系。1942年获得里昂大学硕士学位。此后长期旅居法国,从事汉语教学工作。1985年入中国作家协会。1992年入法国籍。曾任欧洲华人学会副理事长,《欧华学报》主编。2002年被法国政府文化部授予“法国文艺中级荣誉勋章”。同年,将大批手稿、书信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为之建立“李治华·雅歌文库”。

您夫妇和德菲尔夫人可分别来访,您在春季,德菲尔夫人在秋季。分开时间,便于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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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中期,李治华先生随身带着卢梭的《忏悔录》早期译本赴法留学。抵法不久他即发现一个问题:国人对巴尔扎克、莫里哀、雨果、福楼拜、莫泊桑等法国大作家及其作品耳熟能详,而法国读者对中国的作家作品却知之甚少甚至全然不知。究其原因,在于多年来我们把那么多的法国文学作品译成中文引进了国内,而我们国家的作家作品被推介到国外的却寥寥无几。这种文化交流的不平等现象,刺激了李治华先生的“中国心”,促使他把对祖国优秀文学作品的译介当成义不容辞的责任扛起来,几十年如一日倾心投入,把一部又一部的汉语文学著作译成了法文:1958年,艾青诗选《向太阳》法译本出版;1959年,鲁迅著《故事新编》法译本出版;1979年,巴金著《家》法译本出版;1981年,他与法籍妻子雅歌耗时27年联手完成的法译《红楼梦》出版;1984年,姚雪垠中年时期的代表作《长夜》法文版出版……

邀请来访,通例是两周时间,但您夫妇如希望访问3周,也可以提出要求。

澳门新浦京网址,李治华与夫人雅歌 张祝基摄

翻译家刚“告别”曹雪芹,就联手姚雪垠,不是神来之笔,而是胸有成竹。“一九八一年五月,我和法国友人巴迪先生一同去四川旅行,我们那时正进行一项有关老舍的工作。于是探访老舍抗战时期的故居,并且在几个图书馆里搜寻了他当时发表的许多文章以后,我们就由重庆坐船下三峡到武汉,乘飞机返回北京。”李治华后来在法译本《长夜》的“序言”中回忆说:“六月初,巴迪先生回巴黎,我在北京多逗留一个星期,以便与家人团聚,并拟拜访姚雪垠。我曾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号《诗刊》上读过他批评徐迟论诗的一篇文章,内容深湛精辟,我非常想认识他。因为他的作品大部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所以通过当时在该社工作的欧明华夫人赵小芹介绍,就见到了这位久已仰慕的作家。”

对德菲尔夫人准备用较高规格接待,到北京后除中国作协欢宴一次外,在我家中设便餐招待一次。游览地方除北京各名胜外,应参观古都西安、长江三峡、南京、杭州、上海,由上海飞返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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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相见,李治华眼中的姚雪垠“身材魁梧,仪表轩昂,双目炯炯有神”。“这位名溢中外的作家却平易近人”,李治华写道:“他向我亲切和蔼地谈论自己的著作、计划和创作方法,在我访问的时候,他正撰写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四卷。”“姚雪垠很希望我能把《李自成》译成法文,但因我已入暮年,不敢企及翻译这部卷帙浩瀚的巨著,就请他指定一本比较短的作品,以便介绍给法国读者。他说有两部旧作,《长夜》和《春暖花开的时候》,都不太长,但已绝版,不久即将重印,出版以后就寄给我。我回到法国以后,当年秋天接到《长夜》的重印本。”“拿起这本趣味盎然的小说,就不忍释手,一口气读到最后一页。”李治华认为,《长夜》是用中国传统小说的笔法,写出了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定的时代氛围。虽系自传经历,又颇具传奇色彩,故事情节十分动人。把这部小说介绍到法国,可以让法国读者形象地了解旧中国的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从而理解中国人民为什么会向往建立一个独立和平、祥和有序的新中国。掩卷之时,翻译《长夜》的主意已定。

德菲尔夫人到中国后,由中国作协配备翻译。参观西安等地方时我亲自奉陪,一则表示礼貌隆重,二则我在国内的声望较高,会替她增加许多方便,三则我已经同她是朋友,免得她只受礼节性的招待,缺少朋友谈话。

99岁的旅法华人李治华历时27年翻译完成法文版《红楼梦》,是将其介绍到法国的第一人。当地时间3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访法首站里昂参观了中法大学旧址,并称赞该校学子杰出代表、着名翻译家李治华的执着精神和学术才华令人钦佩。

《长夜》写于1945年8月至1946年7月,于1947年5月由上海怀正文化社出版。其时国家内战正炽,上海物价飞涨,书刊发行工作受到严重阻碍。《长夜》初版只印刷2000册,未能引起读者注意。直到1981年1月,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印行。

您接到我的信后,请即与德菲尔夫人联系,如她愿意来中国访问,您就做两件事:一是您直接给中国作协对外联络部写封信,表示您夫妇和德菲尔夫人都希望来中国访问,将时间和要求也在信中写明;二是您去找萧特一趟,请他以中国驻法大使馆文化参赞处的名义,转达您们想访问中国的心愿,并表示赞同,希望中国作协早日发出邀请。您的信还可以强调:邀请德菲尔夫人是在姚雪垠去年访法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中法两国的文学界友好关系。

法译本《红楼梦》四次再版

法文版《长夜》出版之后,反响甚佳。姚雪垠因之而应邀以“中国著名作家”身份前往法国,出席马赛玫瑰节世界名作家会议以及名作家签名售书仪式。20世纪80年代前期,一个对话与交流的全球化时代曙光初露。作为一个以民族自尊为自我核心意识的著名作家,姚雪垠抓住这个让祖国的文学和文化走向世界的机会,借助马赛玫瑰节舞台,做了一次非常精采的亮相;他的签名售书,他的答记者问,在李治华的全程陪同下,都取得了圆满成功。访问过程中接待方主导发生的一连串喜剧性变化,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是关于邀请访问中国的问题。

《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经典之一,传入法国约在19世纪中叶,距今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材料显示,《红楼梦》在法国的传播最早见诸于《法国大百科全书》上的简短介绍,其后则主要得益于几位早期旅法华人学者对《红楼梦》的研究与推介。在这批华人学者中,贡献最大的当属历时27年、呕心沥血用法文翻译了《红楼梦》全本的李治华。

其一,改善了姚雪垠的住宿条件。会议组织者德菲尔夫人亲自提升了姚雪垠下榻旅馆的档次,新迁入的驻地既有舒适的客房又有舒适的会客厅。

翻译《紫禁城内外》的工作,请您务必重视,积极着手。关于李自成进北京、崇祯如何结束他的悲剧,写在第五卷中,今年上半将在北京的刊物上发表。发表后将给您寄上一本。将来法译本可以定名为《崇祯皇帝的悲剧》。

1981年,这部出色的法译本《红楼梦》在法兰西一经问世,便得到广大法国文学爱好者的推崇,趋之若鹜。尽管译着的价格不菲,但仍供不应求,先后四次再版。当时法国的一些书评家也纷纷发表对《红楼梦》法译本的赞美之词,认为该书的出版“结束了法国长达两个世纪的对这部东方巨着愚昧无知、令人痛心的状态”,“使人们好像突然发现了塞万提斯与莎士比亚”,“我们真该为属于中国的名着而骄傲”。

其二,延长了活动经费的负担时间。原定只提供5天的活动经费,后改为14天全程包揽。

那三篇散文③,也希动手译出。

27年译就法文版《红楼梦》

其三,增加了访问议程。计划中的访问议程圆满完成后,又临时增加了马赛市政府为姚雪垠授勋一项。

我访问新加坡和香港,十分成功。我的作品在这些地方深入读者的心中,被认为有国际声誉的老作家。在香港决定,我的《访法日记》和《访新加坡日记》合编为一本,先出香港版,再出国内版。香港的印刷水平高,容易打开国外销路。

李治华1915年出生于北平,1937年,他以总分第一的成绩争取到公费留法机会。毕业后,李治华留在法国从事中文教育工作,并利用业余时间将中国一些文学作品翻成法语,其中包括老舍的《正红旗下》、《离婚》、《北京居民》,巴金的《家》,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姚雪垠的《长夜》等十几部作品。他的译着由于中法文字功底深厚,语言流畅,较好地传达了原着的神韵,遂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当中就包括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东方知识文库》主任埃蒂昂博先生,而他的一项提议使李治华与《红楼梦》的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

其四,改变了对姚雪垠的称呼。初次相见时,德菲尔夫人称姚雪垠为“先生”,签名售书后改称“大师”。

杨起所拍的照片我还没收到,请您催他赶快寄来。又,《人道周报》上发表有卢•阿兰同志对我的访问记,可否请他寄我一册,也作为插图?

出于对李治华的欣赏,埃蒂昂博先生在1954年的一天主动找到李治华,希望他参加《东方知识文库》的翻译工作。他并推荐李治华在《红楼梦》、《水浒》及《金瓶梅》等几部作品中任选一部进行翻译。从小便酷爱《红楼梦》的李治华听后十分高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部小说,并憧憬着将这部不朽之作介绍给法国读者的愉悦与满足。

其五,希望姚雪垠做外交官派驻法国。送别晚宴上,德菲尔夫妇忽然提议,希望姚雪垠能到马赛做“第一任中国总领事”。

匆匆,即颂近安!

自此,每天教书之余,李治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红楼梦》的翻译之中。

其六,法国总统密特朗收到法文版《长夜》后,亲笔致信姚雪垠表示感谢,并对姚雪垠访法表示热情欢迎。

姚雪垠

那是一条多么艰难的路啊!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感触最深。因为,《红楼梦》不仅是一部文学巨着,更是当时中国社会及家庭复杂关系的缩影。由于中法语言文化及社会的差异,有些词语在法文中是找不到相近文字的。为能更贴切翻译原文的每一个名字、每一首诗,使法国读者尽量品味原文风采,李治华每天都在绞尽脑汁,推敲再三。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条艰辛的翻译之路一走就是27年。

……

1985年1月25日凌晨

爱妻及老师鼎力相助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始终高度关注着远涉重洋的姚雪垠,对他访问行程中的每一步都有客观的把握和评价。访问结束,姚雪垠归国。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到北京首都机场迎接他的官员一见面就告诉他:作协已经收到驻法大使馆的长文电报,肯定他的出访“十分成功”。在给作协的《访法汇报》中,姚雪垠写道:“经过这次访法之行,更明白了巴黎是欧洲‘文学艺术中心’的优越地位。我们应重视同法国的关系,通过法国渠道,使中国更多的优秀作品走向世界。为着这一战略目的,我有两个建议:第一,邀请德菲尔夫人访问中国……第二,邀请李治华夫妇回国访问……”汇报中,姚雪垠盛赞李治华的贡献,并主动以“介绍人”身份,力荐李治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①姚雪垠在写给中国作家协会的“访法汇报”中,记录了他在巴黎接受《世界报》记者贝罗贝访问时的一段对话:

不过,李治华是幸运的。在《红楼梦》的整个翻译中,他的爱妻雅歌鼎力相助,润色译文,打字校对。他的老师、在中国生活了48年的法国着名汉学家安德烈·铎尔孟也倾其暮年之力,帮他进行校审工作。

上述内容,在李治华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姚雪垠手札中皆留有萍踪。现将手札照录如下,并对信中提到的某些史实加以详略不等的注解,以助阅读。

记者:您对台湾作家的作品怎么看?

雅歌是李治华在里昂留学时的同窗,法文名为雅克琳娜。在李治华的整个翻译生涯中,雅歌成为李治华不可或缺的助手,凭着母语的优势,为李治华润色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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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雪垠:台湾作家的作品我读过一些,但不多,因为我实在太忙了。不过我一向认为,台湾作家写出的好作品,同大陆作家写的好作品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是我们民族的共同光荣。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炎黄子孙”的意思您懂吗?

铎尔孟也是《红楼梦》翻译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可以说没有他,《红楼梦》的翻译工作就难以启动。因为,教科文组织对翻译工作要求十分严格,尤其是像《红楼梦》这样的宏篇巨着,必须要有一位作家兼翻译家挂帅把关,才能最终获得教科文组织的同意。

姚雪垠致李治华信札(1981年10月)

记者:您认识台湾的作家吗?

铎尔孟早在1906年就来到中国,并同蔡元培等人共同创办了中法大学,教授法国古典戏剧、法国诗歌及翻译课程,一呆就是48年。铎尔孟对《红楼梦》也情有独钟,共同的爱好使他与李治华一拍即合。1954年铎尔孟回国后,就立刻将10年余生全部投入到《红楼梦》翻译的校审之中。这期间,师生二人经常在一起切磋翻译中的难题。十年如一日。遗憾的是,铎尔孟1965年去世,没有能看到译着的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姚雪垠:年老的作家我认识几位,我还看见他们中有人在台湾发表的回忆我的文章。中青年作家我就不认识了。

治华先生:

记者:我有时候能见到台湾作家——您不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吗?

我因在北京来访者多,暂住武昌东湖工作①。大函由北京转来,昨日收到。承你知音,拟将《长夜》译为法文出版,十分高兴。此书(解放前)初版时只印两千册,没有引起社会注意,实际是我的重点作品之一。另外我有一本小中篇《牛全德与红萝卜》②,不足十万字,一九四二年出版时颇受文坛重视,是我青年时的中篇代表作。今年一月份重印一版,已经卖光。我找到后给你寄上,希望在译完《长夜》之后,一鼓作气,再将此书译出。

姚雪垠:如果您再遇到台湾作家的话,请务必向他们转达大陆一个老作家的问候,希望他们到大陆访问——游山玩水,探亲访友,都可以。如果他们愿意,我就请中国作家协会发出邀请。

《春暖花开的时候》因我太忙,至今尚未动手修订。因中国青年出版(社)已列入出版计划,所以我将在今冬开始动手修订,明年春季交稿,秋季出版。

记者:我一定转达您的话。不过,台湾政府大概不会同意他们去访问大陆。

《李自成》第三卷最近已出版,小三十二开本五十三万部已在北京发行,武汉尚未运到。另有彩色插图大开本十万部尚未装订出来。等我十一(月)下旬回到北京时,给你寄一部大开本的。第三卷有九十六万字,分上中下三册,仍是畅销书。

姚雪垠:那么就请您再转达我一句话:如果台湾作家邀请我访问台湾的话,我相信我们的政府一定会同意我去的。

来信仍寄北京家中。

对于姚雪垠来说,上述这种源于“炎黄子孙”的“共同论”,是早已溶入他血液中的信念。在他看来,由几千年的历史生活所形成的民族感情、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是永久的。这是一种民族的血缘关系——是血就浓于水。

遥祝近安!

抱着这样的信念,在访法归来半年之后,即1985年的1月3日至10日,姚雪垠又做客新加坡,与秦牧、萧乾夫妇一起,以评委身份,出席了由《南洋•星岛联合报》举办的“新加坡第二届国际华文文艺营”及金狮文学奖发奖仪式,在那里结识了台湾作家痖弦和三毛,实实在在地又向祖国宝岛台湾走近了一步。

姚雪垠

痖弦,诗人,本名王庆麟,祖籍河南南阳,时任台湾《联合报》副刊和大型月刊《联合文学》主编。会议期间,他与姚雪垠一直坐在一起,亲热地称呼姚为“乡长”——“同乡的长辈”之意。痖弦在会上提出了“世界华文一盘棋”的主张,姚雪垠十分赞同,由衷慨叹“我们的心靠拢在一起了”,因而更加确信: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感情是一种客观存在,民族感情、乡土感情和朋友感情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在事关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问题上,民族感情必须高于阶级感情。他说:“梦想一夜之间就会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当然是不现实的空想。但海峡两岸的各界同胞,都可以为促进条件的成熟尽自己的力量。两岸的作家和艺术家在这一神圣的历史使命中,也要发挥我们的独特作用。”

八一年十月

新加坡7日,姚雪垠不仅与痖弦建立了深厚友谊,更与三毛共同谱写了一曲“血浓于水”的诗篇。

①1981年秋天,姚雪垠离京南下,住进武汉东湖黄鹂湾,构思并开始着笔创作《李自成》第五卷。这封信,就写于此时此地。

1月8日傍晚,在东道主举行的欢送宴会上,姚雪垠走近三毛,问她何时回台北。三毛突然扑到他的胸前,泪流满面地说:“姚先生,请您亲亲我!”姚雪垠感动了,他轻轻揽住三毛,轻轻地亲吻了她的双颊。三毛热泪奔涌,哭得说不出话。记者们围过去,纷纷举起相机。三毛不想让他们拍下自己满脸泪水的样子,即用手中的文件袋遮住面孔。姚雪垠说:“三毛,不要遮住脸,你流的是民族的眼泪,是崇高的眼泪!让大家照吧!”

“昨日”来信,今日即回;对方只是刚决定“将《长夜》译为法文”,这边就列出了一串书目希望能“一鼓作气”译出来。姚雪垠真诚、坦荡、热情、直率、快人快语快事的品性与作风,以及他对李治华翻译水平的无条件信任,均可由此略见一斑。

次日凌晨,姚雪垠要外出,怕来不及为三毛送行,便拿出宣纸信笺,一张上写了“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另一张上题了一首七绝旧作,还有一张上写了欢迎三毛到大陆访问的几句话。他把三张信笺用一个信封装起,从门缝塞进了三毛室内。待他中午返回酒店,三毛已经走了,却给他留下了一首优美动人的散文诗:

②《牛全德与红萝卜》,中篇小说。版本有:重庆文座出版社1942年10月初版、上海怀正文化社1947年5月出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一版。姚雪垠希望李治华“在译完《长夜》之后,一鼓作气,再将此书译出”的想法,曾与李治华当面谈过,详情虽不得而知,但他对本人著作走向世界的信心和勇气,此后不久即热情洋溢地表现在他于“1981年12月25日晨”写给王维玲的信中:

姚先生:

我大概十二月上旬返京,过了春节重来湖北,专心改《春暖》。

不会忘记昨日临别时流下的眼泪,但愿今生今世能够再见。

《春暖》大概要分上下册出版,拟以较快的速度将上册交出发排。有了清样就可以请人画插图(决定请丁聪同志)。《春暖》争取插图、印刷、装祯都达上乘,以便出口。前已约好《春暖》一出版就译为法文。如《长夜》和《春暖》相继译为法文在巴黎出版,就为《李自成》进入欧洲打开了门户。

数日相处,一刹永恒。

谢谢赐字,一定永远不会丢掉,而且珍存。

治华先生:

明日彼此便是天涯了。比邻同胞,血胜于水。

收到二月五日来信。得知与出版社已签订合同,十分欣慰。我给你写的字①,十天前已交中国美术公司拿去装裱,等送来即寄上。

请多保重。旅途劳累,回家好好休息。

你要的《学习追求五十年》,第九章须要《新文学史料》今年第一期出版后方连载完。这是季刊,今年第一期将在二月廿日出版,我将于三月上旬将已发表的各章全给你寄去,以后每发表一章都寄上。这部回忆录是每期刊物发稿时催我写一段,所以将来出单行本时尚须作许多补充和修改。估计第十一章发表之后约有十几万字,写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这十几万字将先补充修改出来,作为回忆录的上册出版。

晚辈三毛上

《李自成》第三卷被认为是八一年我国文学作品中最畅销的书,不到半来(年)已印了(包括外省)一百多万部(每部上、中、下三册)。第一卷日译本因出版社目的和要求有改变,所以春天不能出版,要到七八月间才能出版。原来出版社(日本讲谈社)只考虑以日本关心中国文化的读者为对象,后来改变了想法,“希望通过这部小说扭转日本读者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印象”(译者来信中语),所以要译文中尽量少用汉字,以照顾当代日本读者读汉字水平低落的趋势。因此,译稿不得不重新修订,将译稿中的许多汉字改为平假名。现在讲谈社希望在三月份交稿,八月份以前出书,作为中日两国建交十周年纪念。

与三毛短短几天相处即建立起了深厚友情,姚雪垠认为这并不奇怪,“因为彼此能站在同样的高度来看问题,都认为我们是同一个祖先、同一个民族,都认为应当为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而努力”。回到北京之后,姚雪垠多次向记者谈起与三毛惜别的情景,他说:“我的耳边常常回荡起三毛抽泣的声音:‘姚先生,中国大陆也是我的祖国,是我的父母之邦,但我现在却不能回去⋯⋯’”他很欣赏三毛所写“血胜于水”几个字,却不同意“一刹永恒”之言。他说:“那意思是以后永远不能见面了。这怎么可能呢?她还年轻,才四十岁,来日方长,不仅我们仍有见面的机会,而且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迟早也会缓和而归于解决。统一是人民的愿望、民族的利益、历史的趋势啊。”

我不记得你前年回北京时我是否将《李自成》第一卷赠送了你,所以前几天寄上一部。我希望这部作品最终能经你的手介绍到欧洲,为祖国的现代文学争取影响。我努力争取到一九八五年能够将第四、五卷同时出版。出齐之后,回头将全书通改一遍。估计,第一卷基本不动,只修订一些字句,但很少。第二卷和第三卷修订稍大,都改为两卷。

姚雪垠在新加坡的活动,被国内外多家媒体竞相即时报道和事后追访。新加坡《联合早报》的女记者、作家张曦娜在其采访记中写道:“要怎样形容姚雪垠呢?自信、直率、爽朗、豪气、幽默⋯⋯都是,但都不足以形容我眼前这一头银发、神采奕奕、面色红润、敢说敢言、心思灵敏、才华横溢、勤奋一生、著作等身的古稀老人,中国著名的老作家。”

《春暖花开的时候》尚未动手修改②,打算将《李自成》第五卷在上半年完成口述录音,下半年集中几个月的时间改《春暖》。

②姚雪垠在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中塑造了三位女性典型,按其性格分别称之以太阳、月亮和星星。他受邀前往新加坡时,一下飞机即有一位女记者追着问他:“太阳、月亮和星星,您喜欢哪一个?”“您看我是哪一种?”从新加坡抵香港,《亚细亚周刊》的女记者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姚雪垠为之十分高兴。《春暖》在大陆绝版已有四十年之久,而在香港和新加坡竟还有人对其念念不忘,由此可知《春暖》影响之大之深。更有当地作家徐速的夫人特意找来,满含歉意地告诉姚雪垠:“我们高原出版社翻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印了三版,但我的丈夫已经不在了,我付不起您版税。现在还有一些书在我家中,我把它们交给‘三联’,请他们售出后把钱给您⋯⋯”1985年1月10日至17日,姚雪垠逗留香港的最大收获是验证了一个事实,即如他在此信中所言:“我的作品在这些地方深入读者的心中。”

今寄上照片一张,将来《长夜》前边可以使用此照。这是去年《湖北画报》的摄影记者来我的书斋中照的。

③“那三篇散文”指姚垠散文集《大嫂》中收录的《我的老祖母》《外祖母的命运》和《大嫂》。

敬祝文安,并祝府上均好!

十三

姚雪垠

治华兄:

1981(2)年2月12日

一月十九日来信读悉。关于王歌同志赴法深造一事,对他来说,关系十分重大。中国作协不是教育单位,无钱派人出国留学。他希望您能利用您在法国的人缘和地位,想出具体办法,帮助他前往法国。到法国以后,争取半工半读,获得学位归国。希望务必给予援手,玉成此事。

①信中所言“我给你写的字”,指遵李治华嘱而写的条幅和“红轩”横额。“因等候从杭州带来几颗由西泠印社专家们新刻的印章”,故“一直拖着没写”,姚雪垠为之深感过意不去,所以稍有进展便立即报告以求谅解,足见其“言必信、行必果”的君子之风。

我定于四月上旬开过全国政协会议之后,即去湖北,筹备历史小说创作讨论会①。开完会后,即在湖北一风景优美、不受干扰的森林公园中埋头写作,冬初回京。《崇祯皇帝之死》一单元约十万字多一点,二月份可出版。我已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出版后给您。请您收到后将您的决定来信告我。即颂

②姚雪垠拟“动手修改”的《春暖花开的时候》,是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开始写作于1939年秋,边写边连载于重庆生活书店出版的《读书月报》。全书原计划为三部曲,1943年续完第一部后因故中断。1944年即将第一部分为上、中、下三册由重庆现代出版社出版。当时“国统区”面积已经大幅度缩小,被称为抗日大后方的二三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只剩了重庆、成都、昆明、桂林和西安,而且各大小城市之间的交通十分不便。在这样的发行条件下,新小说一般只印两千册,《春暖》却开机就印了一万,并在两星期内销售一空。再印,再卖,再告罄,反反复复,至1946年止共印行4次。之后因被诬为“色情文学”而在大陆绝版,却在香港出现了三种翻印本,并在东南亚广为发行且四十余年盛传不衰。直至1979年12月6日,新加坡籍华文作家严晖还在《星洲日报》撰文回忆:

府上均吉!

《春暖花开的时候》就是写大别山这一群青年男女的抗战工作和生活动态,其中有几个人物,我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部小说当时相当轰动,大后方的青年读者很羡慕那种生活,觉得既新奇又很有意义。曾有过那种生活的读者,好像重温旧梦,又思念起那一段活泼生动的日子,即便抗战结束多年,仍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姚雪垠

八六年二月二日

治华先生:

①1984年4月27日,在中国作协创委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姚雪垠提出建议:希望作协专门召开一次讨论历史小说的座谈会。6月5日得到通知,作协领导接受建议,同意召开座谈会,特派员登门征求意见。姚雪垠经过慎重考虑后,于6月25日以下列内容作答:

条幅和“红轩”横幅已裱好,送来数日。如何邮寄,今日到邮局问明白才能付邮。条幅,因美术公司的工人师傅按照中国款式,裱得长了一点,也许不宜法国目前建筑。如不合宜,我另外写一幅,嘱工人裱短一点。

一、举办座谈会的意义

另外寄上《学习追求五十年》①一份。其中关于《长夜》的一章②,已在你处了。这稿子是陆续逼出来的,将来出单行本时要大加补充,修改。越往后同现实结合越密切,写起来越有困难。但目前国内稳(定),文章好写多了。

自从《李自成》第一卷问世以后,当代历史小说在“四人帮”对文艺界进行反动控制的严峻条件下,艰难地向前发展,作家们只能在极其不利的环境中默默地顽强工作。到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他们的作品才得以陆续出版。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出版了许多部长篇历史小说,而有的小说正在写作中。这是我国当代文学创作战线上的新现象,为“五四”以后数十年间所未曾有。

关于为《长夜》设计封面事,我有一位老朋友是国内有名的专家③。我昨天特意找他谈这件事,他提出两个问题,需要烦你解决:

近几年来,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话剧、电影故事片、电视片和电视系列片大量出现,如雨后春笋,至今方兴未艾。这也是我国文学艺术战线上的新现象。

一、封面上有什么法文字,请你写清楚,是否也要中国字的书名?他设计封面图案,要考虑将这些文字设计进去,以求繁体谐和。

产生上述现象足以说明三个问题:第一,读者和观众十分关心和热爱祖国历史。第二,我国历史悠久,内容极其丰富,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几乎是取之不尽的题材。第三,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活动已经形成当代文艺战线的重要一翼,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和关怀,迫使我们不能不予以重视。

二、多大开本,大约多少页?明白开本大小和厚薄,他好将装帧与封面图案统一考虑。

上述情况是我国当代文艺创作领域中不应忽视的客观事实,这就是召开历史小说创作座谈会的历史背景和必要性。深入了解和研究当代历史小说及其他历史题材的各种艺术形式的创作现状,不是中国作协可以单独搞好的工作,所以我们的座谈会只限于讨论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问题。重视和研究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现状,正确评价我们已经达到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是历史向我们当代作家、理论家和领导工作者提出的新课题、新任务。

以上两个问题,请你来信说明。

在以古代、近代和现代历史为题材的文艺创作吸引着相当多的作者的浪潮中,既产生了少数比较成功的作品,也产生了大量违背历史、随意编造、歪曲和糟踏祖国历史的作品。这方面的问题,尤以近几年出现的电影片和电视片最为突出。通过历史小说创作座谈会的深入讨论,一方面可以总结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成功经验和值得重视的理论认识,一方面指出一些比较带有普遍性的缺点和错误倾向,共同提高认识,促使当代历史小说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更好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虽然是讨论的当代历史小说创作,其结果必将对历史题材的话剧、电影故事片、电视片及电视系列片的创作产生影响。

顺颂译安!

二、预期座谈会可能达到什么收获

姚雪垠

我们有一批中老年男、女作家,勤勤恳恳地写出了一大批历史小说,丰富了我国当代文学的花园。以《李自成》说,从一九五七年动笔写,至今已进行了二十七年。我国当代历史小说家所形成的这支队伍,有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学问修养、不同的思想和理论修养,还有不同的创作经验。我们这一批作家,平时各人埋头写各自的作品,没有来往,可以说“老死不相往来”。借参加座谈会的机会,大家欢聚一堂,开怀倾谈,各抒认识,交流经验,共同提高,这件事的本身就是召开这次座谈会的重要收获。

八二年二月二十日

我国当代历史小说,其成就决不仅仅是“填补了‘五四’以后历史小说的空白”,也不是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历史小说传统的简单继承,而是一种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开创性工作,走了一条全新的创作道路。在这方面,二三十年来我们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创作经验,一部分作家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做了相当深入的理论探索。通过这次座谈会,共同讨论,可能提出和建立我国自己的历史小说理论。这一理论建设,不仅能够对今后的历史小说创作以及各种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起推进作用,而且将会丰富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不仅仅我们的历史小说作品,而且还有我们的历史小说理论,都是我国当代文学的收获。在理论方面,我们会作出中国当代历史小说家的独特贡献,决不是三十年盲目劳动。通过这次座谈会,好像通过一次小规模检阅,可以使我们在历史小说创作领域已经达到的认识高度得到审议和交流。

①《学习追求五十年》系作者自撰的回忆录。

前已提到,近几年随着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蓬勃兴起,一方面做出了重要成绩,一方面也出现了相当大量的反历史主义的混乱现象。通过座谈,提高认识,将我们的认识公之于世,将会对混乱现象产生一定的疏导和纠正作用,对今后从事各种历史题材的创作和评论工作的同志们提供有用的原则性的参考意见。

②“关于《长夜》的一章”《学习追求五十年》的第六部分,题目是“《长夜》是怎样写出来的”,下分:(一)遍地匪荒的年代;(二)我的百日历险记;(三)《长夜》的写作经过、经验和感想;(四)谈一谈语言问题等几大块内容。

三、对座谈会的准备工作

③“国内有名的专家”,指诗人、独具特色的书籍装帧艺术家曹辛之。曹辛之笔名杭约赫,江苏宜兴人,曾长期任职于人民美术出版社。

这是第一次讨论历史小说创作的座谈会,首先要从思想上重视这次座谈会的重要意义,力争将座谈会开得有深度,有收获,避免敷衍开会,好像做应景文章。

参加人员:从事历史小说创作而有一定成就的作家,对历史小说发表过评论和研究论文而有一定成绩的理论工作者,一部分历史小说的责任编辑,《文艺报》记者,文艺研究单位人员,中国作协少数有关领导同志。

治华先生:

组织重点发言与号召写学术论文。为着保证座谈会的理论水平,需要组织少数同志作重点发言,并号召与会同志提出简明扼要的学术论文。估计重点发言和论文不会多,由中国作协创联部事先统一打印,开会时散发。有一定质量的发言和论文,可以介绍在报刊上发表。

我国房子的传统结构,南方和北方的款式不尽相同。中原和北方的房子,一般以长方形为正规,而长方形则以一座房子包含三间为正规。这是基本规格。间是计算房屋的单位。一座房子包含三间,只适合一般住宅,不适合宫殿、庙宇的大殿、封建富贵人家的主建筑(如上房、大厅等)。在中原地区,一般中、上等地主的上房(又称堂屋)和客厅,比一般房屋高大,常采用“明三暗五”①的结构。从外表(明)看来,仍然是三间合一的长方形,从内部(暗)看来,它是五间合一的,所以叫做“明三暗五”。我不会绘图,只好不怕您见笑,画个示意图吧。您看了下边的示意图之后,再看我的文字解释,心中就会完全清楚了。

会期一星期。

(图略)

人数不超过三十人。

这座房子较大,其长度可以分为五个等分,是五间长,从里边的檩和柱子可以看得很清楚,从外边看不见。这就是“暗五”。

开会地址最好不在北京市内,以便大家能够集中时间和思想讨论问题。

我国房屋建筑,通常是土木结构,它的长度和高度受常用木材的长度限制。“暗五”的房子得用六根大梁,两头的大梁包在山墙里边。梁木是横向的,下边有柱子,上有二梁,构成“山架”,上边架着檩条,檩条上钉牢椽子。大梁的长度决定房屋的宽度,也就是深度,在河南俗称“入身”。房屋的长度只受檩条的限制,特别是脊檩。每间房子有一条脊檩,“暗五”用五条脊檩。通俗旧小说中形容山大王的议事厅有所谓“九间九檩”、“七间七檩”,就是这个道理。房子的长度增加,宽度当然也要相应地加宽,那就得加长大梁。这个问题不在您提出的问题范围之内,我不谈了。

因今年第四季度中国作协要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历史小说创作座谈会可定在明年召开。但今年就得决定,进行筹备。

曹辛之处,我一定催他在六月上旬交出封面设计,请勿念。祝您译笔顺利,如期完成。我稍微心闲一点,一定写诗奉赠。我平日写诗甚少,都因太忙。《李自成》中的诗、词、文章,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写的②,那是迫不得已。但是赠您的诗,我最近一定挤时间写出来。

十四

敬祝府上均吉!

志华兄:

姚雪垠

今寄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一件。我兄之得能加入作家协会,虽然是我出面作介绍人,起了一些作用,但具体跑腿、催办,得力于王歌同志。久居海外华人,能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的,不知是否还有别人,总之极少。韩素音因为是英国籍,所以虽同中国关系密切,不是中国作协会员,而只是中国笔会会员。

1982年5月7日

关于王歌同志赴法深造的问题,你的第一个方案可行。如果今年绝无希望,只好列入八七年度了。至于第二个方案,活动恢复中法大学,在目前条件下,没有可能。几十年前能出现中法大学,是利用法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今日无此一笔专款。中国政府有自己的一套发展教育规划,不会考虑此事;法国也不可能拿出一笔专款。退一万步说,纵然法国能如美国之富,肯拿出一笔专款,中国政府也不会同意。外国人在中国办学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美国和日本,目前都比法国富强得多。他们同中国的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的战略关系,都比法中关系重要,他们都不设想出钱在中国办学。在中国办学校,不是个教育问题,
而是个政治问题。所以对王歌赴法深造事,第二个方案可以不必考虑。除第一个方案之外,另有切实可行方案,当然可以。

①这封信,是专为解释房屋结构的“明三暗五”而写。《长夜》中写到中原地区的房屋结构时使用了这个词语,李治华因不名其状无法翻译因而写信咨询,姚雪垠以这封图文并茂的长信复其。本是细枝末节无关紧要的四个字,却引发两人隔山隔海的一番研讨,其治学精神之严谨,实令侪辈愧望后尘。

匆匆,即颂府上春祺!

②《李自成》中凡出自小说人物之手的诗、词、文章近60首(篇),皆为姚雪垠代作。其中诗有七律(如代刘宗周作《谢恩口占》、代李信作《答陈举人》、代洪承畴作《囚车过锦州》等)、七绝(如代卢象升作《咏骏马五明骥》、代圆通长老作《偈言》、代牛金星作《随大军过龙门题壁》、代崇祯作《赐督师辅臣嗣昌》)、五古(如代牛金星作《五古残诗》)、楚辞(如代刘子政作《祭文残篇》、代李岩作《开封古楼题诗》、代李邦华作《绝命诗》)、七古(如代作《招贴诗》)、楹联(如代卢象升作《酒杯题句》、代徐以显作《张献忠客厅对联》、代牛金星作《赠李自成联》、代大学士作《福王宫迎恩殿楹联》、代吴三桂幕僚作《吴三桂书房对联》、代作《笔筒题诗》),以及义军专用的告示类四言(如代刘玉尺作《将士必读》、代作《口喻》)、六言(如代作《晓喻》之一、之二);词有《西江月》(如代孙传庭作《告示》)《沁园春》(如代李信作《登古吹台感怀》)《满江红》(如代刘子政作“北望辽河”)《贺新郎》(如代刘子政作“海楼空挥泪”),文章如代崇祯作《祭洪承畴文》……可以说,我国古代文学的各种体裁,都被姚雪垠糅进了《李自成》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科举时代,做官人讲究“正途出身”,即从五六岁开始“发蒙”,继之秀才、举人、进士,一步一步考过去,“三元及第”而后进入仕途。所读书目,不外四书五经、唐宋各种文集和出于时人之手的“八股”。由此造就的士大夫阶层,人人都会作诗填词,以至于官场上的交际应酬也以诗词唱和为习用手段。为了在《李自成》中如实表现出这种历史真实,姚雪垠创造性地将中国古典诗、词、文、联都作为人物的“特殊语言”自由运用,从而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明朝末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弟 姚雪垠

将如此丰富的文字体裁、体制或样式齐集于一部长篇小说,这现象迄今也不多见。尤为难得的是这些文体都是根据作品中不同人物的身份与性格量身定做,因而与小说整体水乳交融不可分割。之所以能如此,姚雪垠的解释是:“民族的语言和独特文化,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是超越阶级的民族凝聚力”,所以,“历史小说应该按照历史现实主义要求写出中国古人的真实生活,用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表现出我们民族文学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来”。

八六年二月廿日

十五

治华兄:

治华兄:

你五月廿五日来信早收到,因等候《长夜》的封面设计,故迟延回信至今。

我离开北京半年多,最近才从湖北回来,四月间全国政协会议闭幕以后,我就到了武汉,出席湖北作协举行的“三老”创作活动五十周年纪念会①,在国内影响颇好。所谓“五十年”只是一个约数,实际上我在三人中年纪较长,从我十九岁发表第一篇小说,至今已五十七年了。我们都不是湖北人,只是解放后在湖北年月很久,所以被视为文艺界“湖北三老”。我们都是三十年代出现的作家。丁玲在一篇文章中将五四运动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的作家划分五代,我们这些老人是第二代。第二代作家目前多在七十岁以上到八十岁出头,继续维持着创作精力的已经很少了。艾青也是第二代,但是他的身体条件已经很差了。湖北有此“三老”,认为是值得骄傲的事。与湖北相邻的省份如河南、安徽、江西、湖南,都没有了。四川虽有第二代作家,但都在八十岁以上,基本上停笔了。

辛之因参加一个革(民)主党派的会议,拖延了设计工作。本月下旬一定可以将草图寄上,请勿念。我定于明日晚车离京,去湖南南岳出席中国当代文学学会①第三次年会,月底以前一定回京,即将封面草图寄上。我平时是尽量不参加会议的,本月中下旬中华全国文联委员会与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同时开会,我不能一概不参加,所以只好对北京的会议请假,到南岳去。我是当代文学学会的理事长,有直接责任。当代文学学会的会员以全国各大、专学校中从事当代中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工作人员。

湖北“三老”纪念会后,我到黄冈,在赤壁地方主持了历史小说创作问题座谈会②。这是建国以来也是五四以来第一次开这样的学术性会议。黄冈的会议结束后,我于六月初到了湖北通山,住在凤池山庄,到十月初回武汉,中旬回京。我住在通山群山之中,目的是求清静,避免社会干扰,只带了一位秘书,另外由地方上派一位服务员照料日常生活。

裂江石或料江石,都(是)中原黄土平原和西北黄土高原人民口语词儿,不知怎么写,我是记音。它在书本中的正式名称是砂姜,或写做砂。姜与同。它是土壤中的石灰结核体,中原和华北的黄土冲积区、西北黄土高原,这种东西很多。形状不规则,很像生姜。小的如豆,大的如盆罐,最多的比拳头稍大。它没有拉丁文学名,中国人译为英文时用意译。写作sand
ginger。

最近国内各方面变化很快,两年后必将变化更猛。我希望再过三年,你再回国看看。到那时,《李自成》已经写完、出齐了,有关方面打算举行庆祝活动。据同志们想法,除在北京举行庆祝外,在武汉也举行一次。希望你届时回国,我陪你到几个地方看看。

匆匆,即颂文祺,并候府上均吉!

关于崇祯皇帝的大悲剧,希望你考虑考虑。世界文学画廊中像这样描写皇帝的尚无其二③,请你认真考虑考虑,予以翻译介绍。

姚雪垠

王歌同志到法国进修,我知道有具体困难。但希望你尽量可能给予帮助。他的愿望如有可能实现,我将会深深的感激不忘。

1982年6月9日

我已经开始编我的文集,定名《姚雪垠文集》,数量相当多,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陆续出版。第一卷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将近四十万字,最近可以交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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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全府平安!

李治华与姚雪垠来往书信

姚雪垠

①1980年6月,中国当代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学会第一届年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由广东语文学会和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大学、华南师院、广州师院等单位联合承办。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冷西、省委宣传部长陈越平出席了开幕式,并在会前接见了会议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会长姚雪垠致开幕词,并在会上作了题为《我对于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探索》的长篇报告(前一部分)。姚雪垠在报告中指出,中国文学应当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体现出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气派。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文化历史十分悠久、文化遗产灿烂辉煌的国家,应当努力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同时借鉴西洋文学的经验,从而创造出我国自己的新文学。

1986•11•1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的创始人,姚雪垠特别强调学会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把握正确导向。“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应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既要从发展的观点看历史,也要坚决捍卫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健康传统。捍卫的目的不是保守,而是发扬,在已有的历史基础上促进新的创造”。他注意到,“少数同志忽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优良传统,过分注重国际评奖,把中国文艺的繁荣寄托在外国评论、评奖的基础上”;“我们有少数电影、电视过分宣传了中国人的愚昧无知,想以此在外国获奖”。他批评:“有些作家愧对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写。有少数同志甚至堕落到写色情、写封建迷信、渲染凶杀的地步”。他认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创作”,这些问题才有望解决。

①“三老”指著名作家姚雪垠、徐迟、碧野。1986年5月12日上午,湖北省作家协会在湖北省政协礼堂召开盛大会议,隆重纪念“三老”“文学创作五十周年”。“三老”都在会上讲了话。徐迟讲的是别人,题目是《作家不讲自己》。碧野讲的是革命,题目是《信念——心中的火光》。姚雪垠讲的是自己,题目是《我的座右铭》。他说:“我从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和生活阅历中,概括出自己的座右铭:第一条:加强责任感,打破条件论,下苦功,抓今天。第二条:耐得寂寞,勤学苦练。耐得寂寞才能不寂寞;耐不得寂寞偏偏寂寞。第三条:生前马拉松,死后马拉松。”关于第三条,姚雪垠特别解释说:“一个时代的许多作家好像在进行马拉松赛跑,只有跑到最后,谁是冠军、亚军、十名以内或以外,才见分晓。所谓跑到最后,即是写作到生命结束的时候,这叫做生前马拉松。作家死后,他们的作品仍然在进行赛跑。有一种作家,由于人事关系和特殊的社会条件、时代条件,生前享了大名;死后一定时间内仍然享有大名,被吹嘘为‘伟大作家’。但是年代稍久,人事关系变了,社会和时代条件变了,文学史会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叫做死后马拉松。在死后马拉松赛跑中的胜利者,才是最值得尊敬的作家。”

早在学会成立之前,姚雪垠于1980年1月15日写给茅盾先生的信中,就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两种编写方法”:“一种是目前通行的编写方法”,另一种是“打破这个流行的框框,论述的作品、作家、流派要广阔得多,姑名之曰‘大文学史’的编写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甫一成立,他就把编写“大文学史”的构想付诸实施,在学会第二届年会上成立了“中国当代分类文学史编委会”。

会后,在绿树掩映的翠柳村客舍,姚雪垠又接受记者采访,回答了关于历史小说创作的一系列问题,重申“历史小说是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统一”,强调“它必须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对艺术负责”。事后有题为《耕耘在历史的沃土上》的长篇报道刊登在《湖北日报》上。文章这样描绘姚雪垠:“尽管岁月的风霜染白了他的眉发,可他依然神采奕奕,一双大眼出奇的明亮,饱满的额头像晴空般开朗,给人一种刚强自信、百折不挠的印象。”

为了编好“大文学史”,姚雪垠要求研究人员要“加强文学修养,提高文学基本理论水平”,要“独立思考,有胆有识,不要随风倒,要不信邪,要有自己的见解”。他还就编写文学史应具备的史学、史识、史才做了精辟论述,强调史识是灵魂,只有具备正确的史识,才能对复杂的文学现象、对作家作品作出科学的分析与评价。

②1986年5月18日,中国作家协会“历史小说创作座谈会”终于在湖北黄冈召开。从姚雪垠提出建议到希望成真,地球又整整自转了两周。不是姚雪垠不积极,而是他太积极,把所有事情都想得太周到,把所有可能的漏洞都先一步堵得严严实实。就在会议召开前半年,即1985年12月6日,他又给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鲍昌写了一封长信汇报会议的准备工作,其中谈到的第十个问题内容如下:

1992年,经国家民政部批准,中国当代文学学会更名为“中国新文学学会”。

十、如今各种学会昌盛,很可能有代表在会议期间建议成立“中国历史小说学会”,我们对此可能出现的建议应准备一个共同的态度。我个人的态度是:

这样的建议是应该同意的,有利于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但应抱十分严肃的态度⋯⋯

治华兄:

⋯⋯

七月间我去沈阳转大连,在大连棒棰岛住了一个月①,于八月底回北京,得您七月廿七发来的信,备悉一切。我一方面进行《李自成》第五卷,一方面准备修订并为补完《春暖花开的时候》积极准备②。您对《长夜》封面的设计意见,我还未来得及转告曹辛之兄。最后如何决定,如何重画,请您在征求出版社方面意见后来信告我。

为抵制近几年来文艺创作思想方面的某些混乱情况,我希望在学会章程中理直气壮地号召历史小说作家严肃地对待祖国历史,学习并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武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地继承和发扬祖国两千多年来积累的十分有用的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号召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小说家不仅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而且是多方面知识比较渊博的学问家,特别是应该对中国通史有比较丰富的常识,而对自己要写成小说作品的特定历史范围应该具有广博精深的史学修养,是文学家而兼史学家。这是号召和希望,而不是对会员提出的强迫要求或入会标准。

另外寄上小书两册,一本是我的散文集《大嫂》,一本是吴功正写的《精湛的史诗艺术》。吴是较年轻的文艺评论工作者。他在我处谈到您翻译我国作品的事,颇为敬慕,嘱我转上一本他评《李自成》的小册子。国内专门论《李自成》的已有几本书,他这本从美学着眼,虽然不够十分准确,但比较上还是一条新的路子。

与上述号召相配合,相一致,在学会章程中应该理直气壮地提倡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历史小说,深刻地准确地反映历史,生动地再现历史,从历史的典型环境中塑造历史的典型性格。我们既反对在浪漫主义掩盖下随心所欲地写历史人物和历史生活,也反对那种用狭隘而简单化的政治功利主义和“左”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对待历史,同时反对为了赚钱的目的而瞎写历史人物和故事。根据“五四”以来直至当代的文学史经验,这些偏向都只能从不同的方面随心所欲地歪曲和改造历史,或者求得廉价的“古为今用”,或者向读者贩卖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庸俗趣味,都不是对祖国历史和对文学创作的严肃态度,都不能正确地和深刻地反映历史。

匆匆,即颂秋安!

没有明确的追求和主张的学会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独立主张,凑凑热闹,以安排一些会长、副会长、理事等名誉头衔为满足,这样的学会纵然有许多同志建议成立,我个人决不参加。

姚雪垠

③在《李自成》中,崇祯是自嘉靖、隆庆、万历、天启以来最勤于政事的皇帝,也是最聪明、最喜读书的皇帝,然而他却是一个亡国之君,因而是小说所要塑造的一个不寻常的悲剧典型。为了这个“典型人物”有一个生存与活动的“典型环境”,姚雪垠对皇帝的宫廷生活进行了开创性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崇祯周围的后妃、宫女、太监等众多大小人物,个个鲜活灵动,栩栩如生。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崇祯皇帝宵衣旰食,事必躬亲,精明强干而刚愎自用,感情丰富而猜疑多端。本想做“中兴”之苦,却无奈大厦将倾独力难支,最后只能走投无路自缢煤山。崇祯皇帝是姚雪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悲剧人物画廊贡献的一个典型形象,这个形象在中国独一无二,在世界也绝无仅有。

82年9月9日

对于姚雪垠的赴法访问,国际和国内的多家新闻媒体进行了即时报道和事后追访。时任姚雪垠工作助手的俞汝捷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①1982年7月下旬,姚雪垠应邀去沈阳、大连等地讲学,之后在棒棰岛小住。他在同年8月13日致“维玲、汝捷”的信中写道:“我在沈阳停留六天,于七月三十日来到大连,下榻棒棰岛宾馆。我们的房间面对大海,坐在写字台边,抬头便看见海天无边,对面小岛下白浪闪光,滚滚不停。虽然日夜涛声不绝,有风更为雄壮,但涛声与都市的噪音不同,丝毫不破坏环境的安静。”临别作《棒棰岛留别》以为纪念。诗曰:“日日观沧海,豪情欲放歌。潮来笔力壮,月上绮思多。”

那是一次成功的访问。法译本《长夜》在马赛玫瑰节世界名作家会议期间引起轰动,他因此荣获“马赛市纪念勋章”,并接到密特朗总统祝他访问愉快的来信。他兴致勃勃地叙述这一切,滑稽地摹仿一些法国姑娘在购到他毛笔签名的《长夜》后向他抛吻的动作。但谈得更多的是他在各种场合的谈话,包括在巴黎第三电视台接受访问时的回答。他的回答得体而机智,充分表现了作为中国作家的自尊与自信。他特别谈到当记者问及他的世界观会不会因访欧而发生改变时,他断然答道“不会”。这两个字曾使在场的不少人感到不解,而对姚老来说,却是一个再自然再真实不过的回答。

②从1981年10月开始,姚雪垠就制订了再版《春暖花开的时候》计划,并为之投入精力进行准备。离京赴辽时,他随身携带了《春暖》第一、二两分册的剪贴本,在大连等地讲学期间通读了一遍。“这次阅读,目的不在修改,而是要对这部小说作出清醒的估价。”因为《春暖》出版已达40年,到底有没有重新出版的价值?假若重新出版,究竟有多大意义?在修改方面是不是需要花去很多时间和力气?倘若花费较多的时间和力气,是否值得?如果修订出版,如何考虑个比较可行的修订方案?带着这些问题,姚雪垠重新读完了第一、二分册,他的结论是:

2002年9月,李治华先生偕夫人雅歌来到了北京。他们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尊贵客人,是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的舒乙先生提议邀请来的。李治华夫妇为“李治华•雅歌文库”捐赠了包括法文《红楼梦》校订稿在内的一大批译著手稿、一大批译著成书和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更有包括罗大冈、俞平伯、艾青、启功等学界精英们亲笔写给他们的一批信件,其中包括法文《长夜》出版前后姚雪垠写给李治华的信函十余通。姚雪垠总在信中称呼小他5岁的李治华为“兄”,我想这决不只是传统文人间沿习的一种礼貌性称谓,其中必定包含着手足间相互理解相互尊崇的凝重与真诚。姚雪垠期盼老友来归,老友归来时他却已驾鹤西去。阴差阳错,天地阻隔,老友久别而不能重逢,实在遗憾之至。

一、反映抗战开始后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学生的救亡活动,大概《春暖》是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这是它有重新出版的意义之一。

二、抗日救亡运动是我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春暖》是从这一历史特点着笔,而不是简单地写抗日斗争。至少说,这部小说写出了国统区抗日现实的复杂侧面。

三、小说自始至终写生活,从生活写人物,它给读者真实的生活感,也塑造了一些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这一特点,在那个时代说来是比较突出的。它在出版后能成为畅销书,这恐怕是主要原因。

四、语言干净、朴素、流畅,基本上摆脱了三十年代流行的欧化气息。从文风看,在今天仍不失其“优势”。

五、艺术感很强,许多地方充满诗情画意。

鉴于以上认识,姚雪垠作出相关决定:《春暖》应该重新出版,但必须花费一定时间进行修订。第二、三两分册大概不需要大的改动,改动的重点在第一分册。第一分册应当删去许多文字,另外添写章节,提高思想性,以尽快将读者带入重大的历史事变中。第三分册之后,要添写几章,将小说结束。虽然不能按原来的计划去完成,也需要结束得好,不犯草草收场的毛病。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

 (本文刊于2017年第10期 流年述往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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