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浦京网址作为学术史人物的王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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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中古文学研究,要说大的阶梯,最早有刘师培1917年的北大讲义《中国中古文学史》,接着是1927年鲁迅在广州撰写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再接下来就是王先生的这本书了。王先生的同学范宁在回忆文章里就说,西南联大时期,中文系的研究生几乎全做中古研究,范宁自己做魏晋小说,季镇淮做“观人论”,王先生做文学思想。张:在王瑶先生的学术师承里,我们一直强调王先生对鲁迅的继承。唐弢虽然也主编现代文学史,但他主要做鲁迅研究以及新文学的史料整理,李何林是做左翼文学运动及鲁迅研究,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有史的整体性的思考的,是王瑶先生。张:您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一书的“小引”中,充满感情地回忆了王瑶先生晚年开启这个学术史研究课题的情形。

陈平原编的《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为阅读/研究王瑶的学术序列又添新丁。全书主要围绕王瑶其人其学展开,但也以透视的方式灌注了对于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若干重大议题的追问与反思,堪称一部以典型学人为个案的见微知著的“20世纪中国学术史论”。

1981年,王瑶与学生们在一起。 前排左为钱理群,右为吴福辉。
后排从左至右依次为陈平原、张玫珊、温儒敏。

先生;王瑶;研究;学术;学者;鲁迅;清华;影响;文学史;学问

首先,以王瑶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典型个案”,与他在现代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的纽带位置密切相关。无论是上承鲁迅、陈寅恪与朱自清等前辈学人的精神气象与思想资源,还是下启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几代学者的学术路向与现实关怀,更不必说他与同侪——无论“清华同学”还是“北大(中文)四老”——之间的互动与交响,都使得王瑶成为后来者在面对与理解20世纪中国学术的全局与深度时不容回避的核心对象。这就为一代又一代学人反复阅读/研究王瑶提供了持久而强大的动力与后劲。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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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除去王瑶其人其学的丰富义涵及其之于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意义以外,《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堪称一部“学术史论”还与编者陈平原的着力经营有关。事实上,深具历史感与学术史眼光的王瑶诸弟子在当初撰写追怀文章时便并未止步于追忆与怀念,而是从一开始就为阅读/研究王瑶打上了鲜明的学术烙印。陈平原正是其中十分自觉地将王瑶作为学术史人物来看待与论述的一位。在《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中,他更是将这一思路与姿态贯穿全书,提出应当让“感情逐渐让位于理性”,使阅读/研究王瑶“与百年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教育史的思考结合起来,而不仅仅是表彰与怀念,更包括直面危机与教训,或者发潜德之幽光,由此而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在他看来,“这样谈论王瑶先生,符合他作为清醒的学者的立场”,也是史家应当具备的品格与责任。《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便是陈平原这一努力的结果。

作为一代学术大家,王瑶先生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不仅体现在他留下的诸多经典著作中,更在于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学科建设方面所作的巨大贡献。陈平原教授截取“八十年代的王瑶先生”这一片段,在生命史和学术史的交汇中,生动地描画出王瑶先生晚年的学术状态,揭示了其中所蕴含的丰富启示。本文收入近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陈平原编)一书,感谢陈平原教授授权发表。

王瑶先生中年照

陈平原为《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确立的基调是“史著凸显,随笔淡出”。全书分为五辑。一、二两辑均为论文,辑一主要讨论王瑶其学,辑二侧重论述王瑶其人。这两辑超过了全书的泰半篇幅,是为全书的主体部分。在辑一中,解志熙综论王瑶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与风格,高恒文考察《中古文学史论》的著述体例与历史意识,张丽华追踪王瑶与“清华学风”的内在关联,孙晓忠勾稽《中国新文学史稿》写作的学术与政治,张梦阳总结王瑶的鲁迅研究的文化追求,姜涛清理与提炼王瑶晚年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相关论述,凡此皆属有的放矢的用心之作,基本覆盖了王瑶一生为学的主要方面与方向,不仅每篇均有条例、系统,而且彼此之间也有参照、补充。在辑二中,孙玉石全面评价王瑶为人——“胆欲大而心欲小,知欲圆而行欲方”,姜涛辨析“一二·九”运动与王瑶学术起点的深层关系,谢泳辑录王瑶1956年山西之行的旧事与佚文《关于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学的一些问题》,钱理群将王瑶自1952年至“文革”结束期间的“检讨书”引入讨论视野,陈平原展现王瑶晚年“学者”、“师者”与“长者”三重身份的辩证,并且尤其关注“学术史视野中的王瑶先生”这一命题的生成,如是研究皆以“知人论世”为原则,均能由“学”及“人”,探究作为“历史中人”的王瑶在具体情境中的进退得失,进而揭橥一份20世纪中国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著名文学史家、原北大中文系教授王瑶先生(1914—1989),其作为学者的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清华十年(1943—1952),即从考入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部师从朱自清(及闻一多)攻读硕士研究生,到受聘清华大学教员、讲师、副教授。此前的王瑶,于1934年入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在学期间,积极参与左翼文艺运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第45卷《清华周刊》总编辑;抗战全面爆发后,王没有随大学南迁,而是回家乡平遥,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方才于1942年9月在西南联大复学,一年后大学毕业并考上研究生,从此走上了学者之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本科生统一管理,研究生则分属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故本文以入读研究生为王瑶“清华十年”的起点。

采访人:张丽华(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

《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辑三系随笔,作者孙玉石、刘增杰、王得后、段宝林、钱理群、吴福辉、赵园、温儒敏与陈平原依次为王瑶在“文革”之前与其后培养的弟子。值得一提的是,孙玉石等人都已不是首次撰文纪念王瑶,此次收录的文章皆系他们在王瑶百年诞辰前后的新作。而彼时距离王瑶去世,已有25年的时光,所以在他们笔下,学术判断的意味已经明显超过情感投射的成分,即便“志言志行”,也不只是为了“立此存照”,更多关注的乃是其中通透的“学术智慧”与“精神魅力”。可以并不夸张地说,王瑶诸弟子在25年间不断同王瑶展开对话与互动,本身即已构成学术史上的一道“风景”:自其表言之,王瑶不断为他们提供学术、思想与精神资源,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成为“经典”;自其里言之,1980年代以降的学术风云与时代冷暖也熔铸其间,有待有心人的体悟与召唤。

1952年9月,因全国性的院系调整,清华文科各系并入北京大学,王瑶成了北大中文系的副教授,1956年晋升为教授。这第二阶段含十年文革,一直延续到1977年底。二十五年(1952—1977)间,王瑶偶有春风得意,如1954—1958年任全国政协委员、《文艺报》编委等;但更多的时候被当局视为自私自利、落后分子、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反动学术权威,一遇政治运动必挨批斗,写检讨成了家常便饭[1]。

时间:2014年4月24日下午

辑三固然精彩,但陈平原在编辑时却有意将其压后,这与他的“史著凸显,随笔淡出”的思路直接相关。如果对比王瑶百年诞辰之际出版的《阅读王瑶》(孙玉石、钱理群编)一书,则陈平原的用心更可得见。《阅读王瑶》分为上下两辑:上辑“为人但有真性情”收录了王瑶去世以来的若干纪念文章,旨在“怀人”;下辑“治学犹能通古今”收录了同一时期研究王瑶学术的重要论文,意在“论学”。不难发现,《阅读王瑶》的编辑仍然是“纪念文集”式的,而《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却不同。陈平原希望以此提醒读者:《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是一部“学术史论”,尽管其中的追怀色彩依然浓重。他表示:“本书之兼及怀念与研究,那只是一个过渡,相信下一代学者会有更专业且更深刻的论述。”

至于学者王瑶的第三阶段(1978—1989),之所以从1978年说起,那是因为,当年3月王招收硕士研究生,从八百名考生中录取了七人,从此以讲学为主,兼及个人著述与社会活动,一直到1989年病逝。

地点:北京大学人文学苑1号楼

《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辑四为“精神的魅力——王瑶与20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实录与当年《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人物特稿《“从百年读书人困窘看王瑶”》(作者彭苏)。辑五是由王瑶家人提供的两份王瑶在“文革”期间写作的“检讨书”以及王瑶的女儿王超冰据此完成的长篇论文《父亲王瑶:“文革”期间的一个案例》。此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纪念之作,而是完全将“父亲王瑶”作为历史人物加以考察,甚至不乏冷峻的逼视与拷问。这无疑恰与陈平原的“史著凸显,随笔淡出”的论述策略与追求异曲同工。

若此说成立,谈论王瑶生命形态三阶段,可分别对应现代中国的学术史、思想史、教育史。考虑到从学术史角度表彰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和《中国新文学史稿》,或从政治史立场辨析五十至七十年代北大教授王瑶“丰富的痛苦”以及“挣扎的意义”,学界已多有论述[2],本文拟从“八十年代”中国大学重新崛起这一特定视野,辨析王瑶的生命特征及存在意义。

王先生对具体的文辞不是很感兴趣,诗文及审美不是他所擅长的。他偏于历史,所以他讲人心、世道、思想、潮流等时,更为本色当行。

《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在凸显王瑶作为学术史人物的面向时,自然也就得出了若干与学界此前阅读/研究王瑶时有所不同的“新见”。举其大端,大略有二。一是对于《中古文学史论》的评价明显高出《中国新文学史稿》等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中不仅有陈平原、高恒文与张丽华关于《中古文学史论》的精彩专论,而且在解志熙等人的文章中也都涉及了相关话题,带入的问题意识与打开的问题空间都相当丰富,而对于《中国新文学史稿》等王瑶的现代文学著作的论述则既篇幅有限,也推进不大。二是与此相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视野在《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中被明显弱化,几乎只有极少笔墨在致力思考王瑶的“学科史意义”,学界此前在谈论王瑶时作为某种思想前提的学科界限被彻底突破,由“学术史视野”取而代之,当然,这或许也与樊骏、黄修己、温儒敏与高远东等人已就王瑶的学科史贡献做出过大量经典论断而“剩义无多”有关。

三代人的共同舞台

王先生去世的时候,老钱说了一句话,让我很震撼,那就是:大树倒了。生活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大树的存在,使得年轻学者可以遮风挡雨。

《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还记录了不同代际的阅读/研究者自身学术范式的更替。如果说在王瑶的弟子一辈中,大都认为王瑶的主要张力与核心困境在于学术与政治的歧途的话——这一判断集中体现在与王瑶弟子年龄相仿的夏中义的论述中(参见收录于《阅读王瑶》的夏文《清华薪火的百年明灭——谒王瑶书》),更为年轻一代的学人则在尝试重新将学术与政治整合成为一种新的整体性的观照视野,所以他们对于王瑶的阐释也就异于前说。不同的学术范式发现了王瑶的不同面向,而丰富并且充满内在紧张的王瑶也反过来提醒他的阅读/研究者:任何学术观,甚至世界观都应当被历史地认识与理解,而真正的学术史必须能够承担历史,同时面向未来继续敞开。

所谓“八十年代”的中国,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一般都从1978年说起——那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持续大讨论,史称“思想解放运动”;那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决定把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值此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教育界发生了两件大事:那年2月,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即“七七级大学生”)入学;那年9月,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走进校园——后者毕业时适逢国务院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1981年
5月20日),包含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的中国学位制度从此建立。就在此“八十年代”的大舞台上,65岁的北大教授王瑶信心满满地登场了。

张丽华:我们先从王先生的著作开始谈吧。您在回忆文章里提到,在见到王瑶先生之前,很早就读过《中古文学史论》,当时对这部著作的感受如何?对作者有什么样的想象?

如此叙述,面临一个困境,即对八十年代中国“青春勃发”的记忆,必须重新定义。在我看来,那时的中国,刚从十年浩劫中走出来,整个社会意气风发、生机勃勃,如此“美妙的春光”,不只属于“年轻的朋友们”[3],更属于全社会。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时光,整个社会具有高度共识,立场及境遇迥异的人,基本上都对未来充满憧憬与期待。对于学界来说,凝固多年的“时间”开始解冻,“春风”真的“又绿江南岸”了。于是,学术舞台上,三代人同时翩然起舞——既有二三十岁的大学生,又有四五十岁的中年教师,更有六七十岁的老学者。

陈平原:我的阅读有很大的偶然性。我的父亲是中专的语文老师,家里有王先生很多种书,所以,早在“文革”期间,他的书我就看过好几种。这本书,我最初翻看的是删节本的《中古文学史论集》,但是,虽然读过,其实根本读不懂。《中古文学史论》的写作风格,对于非专业的读者来说是有障碍的,它明显是一本面对专家的著作,因大量密集地排布资料,最后才是一个结论。初学者能读懂的,只是一个基本思路。我在读大学之前,根本没有这个知识准备,当时能读懂的,只是一般的文学史。即便后来我到了中山大学念本科、硕士,在进入北大读博之前,其实都不能说读懂了这本书。

九十年代中国学界有句戏言,称中国大学乃“33—55—77”,意思是说,1933级、1955级以及1977级的大学生,因其特殊经历(参与一二九运动及全面抗战、反右及大跃进、文革及上山下乡),日后在政治或学术上多有优异表现。这种说法很有趣,但不太靠谱。我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三十年代、五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末入学的大学生,其特殊的政治阅历、学术训练、思想潮流及发展机遇,影响了其在“八十年代”中国舞台上的表现。有人初生牛犊不怕虎,有人拽住青春的尾巴荡秋千,有人则“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大家都希望“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一时间,中国学界风起云涌,百舸争流。

我来北大前夕,恰好王先生应邀要去日本演讲,那时我刚通过入学考试,他说我给你布置一个作业,做一个这几十年来中古文学研究状态的综述。趁这个机会,我又重新读了一遍,那时才比较有感觉。在我看来,王先生《中古文学史论》在40年代达到很高的水平,50年代以后,中古文学并不是研究热点,不说停滞不前,但起码缺少突破性的发展。我就此做了一个综述,交给先生,先生表示满意。

王瑶也不例外,1980年元旦赋诗一首:“叹老嗟卑非我事,桑榆映照亦成霞;十年浩劫晷虚掷,四化宏图景可夸。佳音频传前途好,险阻宁畏道路赊;所期黾勉竭庸驽,不作空头文学家。”[4]此等老年人表决心的诗句,前有唐人刘禹锡的“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后有时贤叶剑英的“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八十抒怀》)。考虑到文革刚结束时,叶剑英的声望如日中天,王先生的“元旦抒怀”明显受叶诗的启发。

师承

“叹老嗟卑非我事,桑榆映照亦成霞”,如此诗句,很能凸显时代风气——不仅后生小子,连老教授也都奋起直追,希望有所作为。有趣的是,三代人挤在一起,居然不觉得舞台太小,或必须以邻为壑。代与代之间,不能说没有矛盾,但那些磕磕撞撞均在可控范围内;而且,因可争夺的利益不太明显,大家都习惯于“向前看”。如此难得的机遇,很大程度受惠于十年浩劫造成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张:如果放在中古文学研究的脉络里,王先生这本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随着时间的推移,三代人因学养、精力、位置的不同,开始逐渐分化,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具体到王瑶,作为北大名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在学界备受尊崇,终于可以昂起头来,旁若无人,口衔烟斗,骑脚踏车在北大校园里“横冲直撞”了。

陈:中古文学研究,要说大的阶梯,最早有刘师培1917年的北大讲义《中国中古文学史》,接着是1927年鲁迅在广州撰写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再接下来就是王先生的这本书了。其间还有一些单篇文章很精彩,如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之美》,陈寅恪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等。王先生其实是在那时候读书人普遍关注晋人之美、关注魏晋风度、关注中古文学生活的精神氛围中,从事自己的研究的。王先生的同学范宁在回忆文章里就说,西南联大时期,中文系的研究生几乎全做中古研究,范宁自己做魏晋小说,季镇淮做“观人论”,王先生做文学思想。这个问题,我后来曾分析过:对于抗战中撤退到大后方的读书人来说,中古的魅力某种程度在于南渡的心境。

真所谓“好花易谢”,几番风雨过后,充满激情、理想与想象力的“八十年代”终于落幕了。就在大幕落下的那一瞬间,具体说来,就是1989年12月13日,王瑶先生外出讲学期间病逝于上海。

张:在王瑶先生的学术师承里,我们一直强调王先生对鲁迅的继承。这方面有没有被后来的叙述夸大的可能呢?

王瑶去世后,不少报刊顶着压力,发表各种悼念文章。北大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积极筹划的《王瑶先生纪念集》,则于八个月后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老中青三代学者竞相撰写怀念诗文,除了个人情谊,更因很多人意识到这是一个时代结束的标志。故文章中的忧伤、愤懑与感怀,既指向王瑶本人,也属于那个特定时刻的精神氛围。

陈:早年王瑶先生在清华编辑《清华周刊》的时候,是一个左翼文人的身份,他那时就写过几篇关于鲁迅的文章。“文革”结束后,他再三强调与鲁迅精神上的以及学术上的联系,是有一个大的背景的,那就是整个社会对鲁迅的崇敬。就左翼立场以及对知人论世的“世”的感觉而言,他和鲁迅确实是相通的,《文人与酒》、《文人与药》这两章,一看就是从鲁迅那篇文章发展而来的。学术上,王先生肯定受到了自己的导师朱自清先生的影响。但他和朱自清确实不一样,王先生对具体的文辞不是很感兴趣,诗文及审美不是他所擅长的。他偏于历史,所以他讲人心、世道、思想、潮流等时,更为本色当行。

作为学者的遗憾

有一个问题,我之前也提到,但没有深入讨论,那就是怎么看待他与陈寅恪的关系。王先生《中古文学史论》背后的思路明显是偏史的,其中最精彩的是对那个时候的士人生活及精神状态,还有思想潮流与文学表达的论述,这个论述背后有陈寅恪的影子在。

作为饱经沧桑的著名学者,八十年代的王瑶,不用再写检讨,可以肆无忌惮地挥洒才华了。可很快地,王先生意识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对于人文学者来说,65岁并不是无法逾越的坎。1981年,王瑶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宣读广受好评且日后多次获奖的《<故事新编>散论》,一时意气风发。助手钱理群曾描述王瑶撰写此文时的精神状态:“整整半个月,先生仿佛卸去了外在‘角色’加于他的一切,沉浸在真正学者的单纯与明净之中。我不禁从旁欣赏起来,并且受到了深深的感动。我多么希望将此刻的先生永远‘定格’,并且想,如果先生终生处于这样的‘学者状态’,在他的笔下,将会出现多少天才的创造!但在我与先生相处的十多年中,这样的‘状态’却仅有这一次。”[5]不仅写作状态,就以学术水平而言,这也是王瑶晚年最有光彩、最见功力之作。我要追问的是,在王瑶笔下,为何这样的“大文章”没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张:20世纪50年代之后,王瑶先生开始转向现代文学研究。王先生转向的契机,以及您认为王瑶先生能够成功转向的基础是什么?

世人都说王瑶晚年著述丰硕,成绩斐然,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在我看来,作为学者的王瑶,并没有尽力而为,以他的身体及精神状态,在八十年代本该有更多精彩著述。这一点,须考虑当事人的自我期许及实现程度。不妨引两位知根知底的西南联大老同学的追忆文章为证。季镇淮在《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中称:“自昆明至北平六七年间,王瑶学长表现了学术上的努力和信心,累积深厚,识见敏锐,成绩卓著。在清华新西院,他对我说过,‘我相信我的文章是不朽的’。这似乎是青年人出于一时的狂言,但若没有真实的见解和坚强的信心,能说出这句话吗?他的《中古文学史论》,由一而三,复由三而一,一印再印,为中外学术界所赞许,已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的学术上的抱负和自信诚不虚矣。”[6]朱德熙的《哭昭琛》提及王瑶很有幽默感,做学问“总带有点逢场作戏的味道”,然后话锋一转:“我一直认为昭琛具备一个大学者应有的素质。要是环境更好一点,兴趣更专一一点,他一定会做出更大的贡献。”[7]文革前二十多年的坎坷经历,属于大时代的悲剧,非个人意志所能改变;需要反省的是,文革后这十几年,王瑶是否尽心尽力?

陈:王先生自己有过论述,是学校要他开现代文学的课,他才转向的。做检讨的时候他再三说,当初觉得研究现代文学不能“成名成家”,还是希望能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在我看来,这个表述是有缺陷的。我在谈王先生的学术史意识时说过,解放后,他如果继续做中古文学研究,也就这个样子了。其实,他的转型有外在的压力,也有内在的兴趣。这个兴趣基于几点:第一,他曾经是个左翼文人。第二,他对鲁迅非常崇拜。现代文学这个学科,尤其是50年代以后,鲁迅神话支撑起整个学科的半边天。第三,他受朱自清先生的影响。在1929年到1933年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讲过“中国新文学研究”这门课,并留下了系统的讲义,王先生手头有这份讲义。后来,1978年钱理群这一届研究生进来,他把讲义交给赵园去整理,发表在上海的《文艺论丛》上,王先生还因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先看出书情况,依刊行时间为序。197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作者略加校改的1954年版《李白》;198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重印1952年版《鲁迅与中国文学》,增加二短文及《重版后记》;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1956年版《中古文学史论集》,新增《读书笔记十则》及《重版后记》;198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重印作者略加修订的1956年版《中国诗歌发展讲话》;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作者略加修订的1956年版《陶渊明集》;198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将棠棣三书合成《中古文学史论》,作者核校并撰《重版题记》。所有这些,都是小修小补,只能证明作者此前的努力。1979年,王瑶在孙玉石、乐黛云、黄曼君、王得后(德厚)的帮助下,修订1951年版《中国新文学史稿》;此修订本1982年1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刊行,增加了作为“代序”的《“五四”新文学前进的道路》以及《重版后记》。整个八十年代,王瑶新编撰的有以下三书:1983年编定、1984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的《鲁迅作品论集》;1988年12月拟定目录并撰写《后记》,1992年9月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刊行的《润华集》;1989年7、8月间编定并撰写《后记》,日后收入1995年北岳文艺出版社版《王瑶文集》及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版《王瑶全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8]。十本书中,七种属于旧作重刊;《润华集》收录的是随笔,而《鲁迅作品论集》和《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中的论文,也有不少撰写于文革前。这样的业绩,不算十分丰厚。

对王先生来说,之所以转向现代文学,有外在的压力与诱惑,加上“诱惑”两个字,可能更合适些。对一个敏感的学者来说,这的确是一种新的可能性,他必须思考:整个社会转型以后,如何安身立命?其次,还有内在的知识准备和学术史意识,导致他非常容易转过来。假如真有抵触情绪,他不会那么快地完成《中国新文学史稿》。他在1949年开课,1951年出《史稿》的上册,下册是1952年6月22日完稿,1953年出版。三年之内,完成一个学科的奠基性著述,这种工作热情,很能说明问题。王先生晚年谈到对清华的怀念与迷恋,再三强调,“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两部主要著作《中古文学史论》和《中国新文学史稿》,都是在清华完成的;他最好的学者生涯,是在清华。

我在撰于1989年岁末的《为人但有真性情》中称:“先生在学术上是有遗恨的,以先生的才华,本可在学术上作出更大的贡献。‘文革’后先生曾有一个大的研究计划,可终因年迈精力不济而无法实现。他常说,57年以前他每年撰写一部学术著作,57至77这20年却一部著作也没出版。大家都说耽搁了,可耽搁在人生哪一阶段大不一样,正当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被迫搁笔,等到可以提笔时却又力不从心,这种遗恨只有个中人才能理解。”[9]写下这段话时,凭的是平日的印象。日后阅读收录在《王瑶文集》第七卷或《王瑶全集》第八卷的“王瑶书信选”,更坐实了我当初的猜测。

著书

1979年8月31日,王瑶致信王德厚:“我终日蛰居斗室,消息闭塞,又做不出事来,更无从谈质量了,承您鼓励,至感,当勉力为之。但事实上自58年被当作‘白旗’以来,廿年间虽偶有所作也是完成任务,已无要打算如何如何之意了。蹉跎岁月,垂垂老矣,虽欲振作,力不从心。”[10]1980年2月4日,王瑶再次致信王德厚:“我近来工作效率之低,并非耿耿于过去之挨批,确实精力衰退之故,每日应付日常琐事即感到再无力作事,虽欲振作,颇有力不从心之感,殊觉苦恼。”[11]1982年10月13日,王瑶致信石汝祥:“如我之年龄,已甚感力不从心,效率奇低,提笔如‘垂死挣扎’,不做事则等于‘坐以待毙’,仍决定以勉力挣扎较好。”[12]类似的话,王先生多次讲给身边弟子们及来访客人听,故各家追忆文章中多有提及。

张:说到这两本书,我对其中述学文体的变化特别有感触。从《中古文学史论》到《中国新文学史稿》,文体截然不同。短短几年,述学文体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里面是否有当时“毛文体”的影响?

不是真的写不出来,而是写出来了又怎么样?对于眼界很高的王瑶来说,既然没办法达成自己的学术理想,放弃又有何妨?苦于太清醒,王瑶明显知道自己努力的边界与极限,再也没有年轻时“我相信我的文章是不朽的”那样的狂傲了。只是深夜沉思,“心事浩茫连广宇”(鲁迅《无题》)的王瑶,自有一种旁人难以领略的悲凉之感。

陈:其实,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对话的对象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你的风格及水平。王先生写《中古文学史论》的时候,他所面对的历史资料以及研究成果,从中古到现在,非常丰厚,并且他对话的对象是中古文人,所以其论述风格简要、质朴、古奥。而新文学是另外一种对象,需要另一种论述方式。

作为导师的骄傲

至于“毛文体”,虽然1949年后左翼文化成为主导,但王先生和那种解放区过来的文人学者不一样,不能说他深受“毛文体”的影响;他受到的是30年代左翼文化的影响。左翼文人的白话文,基本上是一种翻译体,夹杂不少刚译介过来的马列文论的术语,还有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王先生《史稿》的论述风格,是从这里来的。毛泽东的文体相对干净、简单、有力,虽然后来被大家所重复模仿而成为陈词。

同是“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八十年代的王瑶,单就著述热情及努力程度而言,比不上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或社会学家费孝通(1910—2005);其主要业绩及贡献,更接近古典文学界的程千帆(1913—2000)或王季思(1906—1996),都是运筹帷幄,悉心指导研究生,并从事学术组织工作。考虑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特殊性,以及此学科在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北大教授王瑶的工作因而更为引人注目。

还有一个因素,今天我们可能不太能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最关键的学校不是北大、清华,而是1948年8月成立的华北大学,此大学1950年10月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那是从延安的陕北公学发展而来的,根正苗红,更为新政权所信赖。清华教师王瑶写《史稿》这本书的时候,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转换立场,是在学习一种新的语言、文化、政治表述。后来王先生检讨说,他当时觉得理论上没把握的,就引用权威的话,从周扬到冯雪峰到胡风等等,可没想到这些人后来一个个倒下去了。

举两位与王瑶关系密切的学者的文章,看他们眼中王先生的晚年。王得后在《王瑶先生》中称:“其实,王先生在最后的13年,做了大量工作。……两次出国讲学,一次赴香港讲学,在他个人的生平,也是‘史无前例’的。培养了近十名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博士研究生,他们新作迭出,苗而且秀。从80年代开始,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整10年,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整10年。”[13]中间省略部分,是介绍王先生的诸多著作。樊骏的《论文学史家王瑶——兼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则更多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立论:“从50年代初开始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所经历的一连串厄运,使它的发展建设往往成了一场场灾难。……晚年的王瑶为学科作出了更多建树,也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与声誉,最后10年的学术生涯称得上‘夕阳无限好’。”[14]这两位都不讳言王瑶晚年在个人著述方面的遗憾,但都强调其在学会、丛刊以及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15]。换句话说,关注晚年王瑶,或许必须将论述角度从“学者”转为“导师”。

张:这本《史稿》后来的命运如何?

八十年代的中国学界,如何承上启下,促成薪火相传,成了老一辈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学位制度的建立,使得这种“苦心孤诣”成为可能。至于各种专业学会的建立,更是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契机。但是,并非所有导师都尽职,也不是所有学会都健康成长,这与主持其事者的心胸与眼界大有关系。不仅仅是组织才能或道德境界,更亟需某种战略家的眼光。这方面,王瑶有充分理由感到自豪。若谈八十年代中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必定绕不过1980年7月王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这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16],对日后整个学科的健康发展有指导意义。与不少全国性学会陷入无穷尽的人事纠纷不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界,整体风气是好的,这与王瑶等老一辈学者的言传身教有密切关系。

陈:《史稿》上卷第二版的《修订小记》很有意思。我后来看王先生的检讨书才知道,上卷出来后,《文艺报》开了一个会,批评很严厉。其中有一个观点,说这不是枝节问题,而是整个立场的问题。王先生接过来说:我的立场不行,理论没学好,要思想改造多少年后才能写一本新的,但是我把资料搜集好了,且按照我的思考排列下来,“它在目前阶段发生一点‘填空白’的作用”。这表面上是一个非常谦虚的自我批评,但王先生说“我起码留下了资料”,这句话很重要。当初人家批评他,说很多东西不是你的,这边抄过来,那边抄过去,引一个马克思,又引一个高尔基,还有鲁迅,引了一大堆别人的话,这算什么学问。但是在王瑶先生心目中,生活在大转折时代,不能保证路线是正确的,但起码资料留得下去。这是古典文学研究的思路。日后王先生还说了一句话:唐人选唐诗,即便后来的人觉得有错误,但它留下了一个历史的印记,让我们知道那代人是怎么思考的。

在这个角度,我才能理解那册除了讲话、就是序跋的《润华集》的意义。作者在《后记》中称:“谁都知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开国以来走过了一条坎坷的道路,近几年才走上了学术研究的坦途,诸说纷呈,前景喜人。作为从事这项工作长达四十年的作者,对之不能不感到无限的欢欣。书名《润华集》,取‘润华着果’之意,是蕴含着作者自己的艰辛经历和对这一学科的繁荣发展的祝愿这种感受的。”[17]此文撰于1988年12月22日,一年后,王先生便驾鹤西行了。那些为后辈学者撰写的序言,有学理上的阐发,但更直接的作用是为新一代学者的崛起“保驾护航”。

50年代在他之后出版的各种新文学史稿,如丁易的、刘绶松的、张毕来的,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基本上都不能看了,但王先生的书还值得参考,这是他聪明的地方。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尚在形成中,我们不能判断它的未来走向,也没有强大到自己独树一帜的地步,那就采用这个办法,保留了基本的学养和资料,让后来人在这个地方往下走。当初纯粹做现代文学的,大都相信某一种理论、旗帜或立场特别正确,拿过来就用,冲锋陷阵,大胆砍杀,留下很多遗憾;而王先生表面上“东拼西凑”的那个“史稿”,反而留了下来。这跟他在西南联大受过比较好的学术训练有关,即使转移学术阵地,他的史识及学养,使得其论述相当谨慎,褒贬之间,很有节制,故多年后还能读。

这就是八十年代中国学界令人怀想的地方——三代学者同一个舞台,却没有发生大的碰撞;许多老先生很快调整姿态,不再坚持个人著述,转而成功地扮演伯乐或导师的角色。我记得很清楚,王瑶先生去世时,钱理群冒出一句很沉痛的话:“大树倒了!”活跃在大转型的时代,替无数后辈学者遮风挡雨,这样令人尊敬与怀念的“大树”,属于那个时代诸多目光如炬且敢于直言的老教授。

《史稿》从1954年起就不能再印了,而且被当作反面典型;每有政治运动来,王先生必检讨《史稿》的写作。直到1979年,这书的名誉得到恢复,王先生才开始请人协助修订,重新出版。

或许是年龄的缘故,晚年的王瑶,喜欢谈论自己在清华大学念研究生时的导师,曾连缀旧作,增补新编,撰成了《念朱自清先生》和《念闻一多先生》。这两篇夹叙夹议的长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而是兼及古典与现代、诗文与学术、教育与思想、史实考证与个人追怀。《念朱自清先生》总共九节,断断续续写了近四十年,我在《念王瑶先生》一文中曾清理此文各节的写作机缘及发表状态[18]。这里说说《念闻一多先生》。此文完成于1986年9月26日,同年10月6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全国闻一多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初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1期。可此文第一节“生命的诗”乃根据作者1946年8月25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忆闻一多师》以及1949年7月16日刊于《光明日报》的《念闻一多先生》改写而成;第四节“说诗解颐”初刊1986年10月23日《新清华》及《北京大学》,第五节“治学风范”发表在1987年1月23日《厦门日报》上。添上了第二节“诗歌艺术”和第三节“诗歌理论”,才是完整的全文。为何如此大费周折,而不是一气呵成、一锤定音呢?这里有年龄与体力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作者几十年间始终在跟早年的导师进行精神对话,并由此推进自己对于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的思考。比如,《念闻一多先生》中这段话,日后被广泛引用:“以前的清华文科似乎有一种大家默契的学风,就是要求对古代文化现象作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冯友兰先生认为清朝学者的治学态度是‘信古’,要求遵守家法;‘五四’时期的学者是‘疑古’,要重新估定价值,喜作翻案文章;我们应该在‘释古’上多用力,无论‘信’与‘疑’必须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隋况的解释。这个意见似乎为大家所接受,并从不同方面作出了努力。……闻先生的《诗经新义》、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辨》都是在这种学风下产生的成果。我是深受这种学风的熏陶的。”[19]这不仅是自报家门,更是进行学术史清理;有意无意中,开启了日后大学史研究的新思路。

张:后来您和钱理群老师、黄子平老师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的课题,是否有和《史稿》进行对话的意思?

《念闻一多先生》虽夹杂一些个人感慨,仍属专业论文,可文章结尾,作者突然话锋一转,提及眼下清华大学重建中文系,希望大家发扬闻一多风范云云。如何理解王瑶对于“清华学派”的论述,以及其立说的机缘、宗旨、边界及学理依据等,我在《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中有所辨析[20]。下面换一个角度,主要着眼于此说在教育史及学术史上的意义。

陈:当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最主要的三位学者是王瑶、李何林、唐弢。唐弢虽然也主编现代文学史,但他主要做鲁迅研究以及新文学的史料整理,李何林是做左翼文学运动及鲁迅研究,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有史的整体性的思考的,是王瑶先生。我们出来挑战,肯定会影响到王先生的权威性。

作为路标的意义

“三人谈”刚出来的时候,在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王先生第一担心我们骄傲,第二那时乍暖还寒,怕有人会打压,所以他自己先站出来批评我们。他说你们的论述有世界主义的倾向,中国现代文学在民族文化中的根基这方面论述不够。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出于意识形态考量,经常批判“全盘西化”。王先生特别担心我们被卷入,因为当时的文学潮流及学术倾向,往往和政治风潮纠合在一起。很多人认为是代际的差别导致王先生对我们提出批评,按照老钱的说法,王先生是“老奸巨猾”的,他知道自己先站出来说,别人就不好意思多说了。

晚年的王瑶先生,除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著述与指导,还做了两件未完工但前途无量的事。一是提倡学术史研究,二是为清华文科招魂。有趣的是,二者之间,其实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

学养

我在《大学者应有的素质》中提及:“八十年代以后,渐入老境的王先生,并没把主要精力放在个人著述,而是着力培养后进,以及推动学科发展。这种选择,其实蕴含着略显消极的‘自我定位’:已经没有能力冲击新的高度。”只有一点例外,那就是激情洋溢地发起并投入《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编纂工作。在上述“出版感言”中,有这么一句:“在我看来,学术史上的王瑶先生,除了中古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这早有定评的两大功绩外,还必须加上意识到但尚未来得及展开的学术史研究。”[21]

张:关于文学史研究,王瑶先生有一个很有名的判断: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刚才您也提到,王先生自己的研究偏于历史。樊骏先生在《论文学史家王瑶》一文最后部分谈到,王先生晚年对这种偏向有一个反思:把一切的价值放置在历史流里去判断,是不是也会有所遮蔽?其实北大的现代文学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传承了王瑶先生这种偏于历史研究的趣味与传统。对于这种偏向的得与失,您怎么看呢?

关于此书的缘起、体例、进程及遗憾等,我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小引”中已做了详细说明,这里只想提及一点,此书的最初动因,乃是王瑶在全国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的发言:“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说,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收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从王国维、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恪、鲁迅以至钱锺书先生,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创新和开辟局面的大学者,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汲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的。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这段初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印的《学术动态》第279期的“千字言”,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于是,有关方面动员他老骥伏枥,认领了这个最初名为“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的国家课题[22]。王先生私下里表示,他最想探讨的是,为何百年来中国的文学研究格局越做越小,水平越来越低,以致让人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叹。如此逆耳之言,在当年的舆论环境中,属于“政治不正确”,只能关起门来说。

陈:我进入北大念书时,中文系文学专业还有四位老先生健在:林庚、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其中,王瑶和季镇淮先生偏史,林庚和吴组缃先生则偏文。孙玉石老师曾回忆说,王先生和吴先生一起开会的时候会互相吹捧:一个是史学修养,一个是文学趣味。理论上这二者应该兼得。北大中文系的好处是,这两种路向都各有信徒,各有受众,都能被接受,都能被欣赏。

此课题命运多舛,尚未渐入佳境,就碰上了大风大浪,随后便是主编辞世;最终能勉强完成,得益于课题组同人的鼎力支持。主编王瑶来不及撰写总序,只留下了基本思路及只言片语,这使得全书缺乏整体感,各章之间水平不太均匀。但此书有两点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是开启了九十年代的学术史研究热潮,二是凸显了清华文科的特殊价值。最初选择二十个案,定稿时只有十七章,而其中明显带有清华印记的(求学或教书),竟然占了八席(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吴世昌、王元化)。考虑到求学与任教的差异,以及民国年间教授的流动性,同一个案可重复计算;即便如此,体现在本书中的“学术图景”,清华的业绩在北大之上,这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

五四“文学革命”之后不久,新文化人就开始整理国故了。这一思潮的整体思路就是使“文学研究”成为学问,要想使它成为学问,一定会往考据、历史这方面走,因为从审美角度来说,往往很难形成定论。清代的戴震说过:大国手门下不出大国手,二国手三国手门下反而可能出大国手。为什么呢?大国手的气场、学养、威望,不知不觉会给学生造成巨大的压力,很容易使下面的人不能反思,更不敢反叛;可要是都照着老师的路子走,学问必定越做越小。聪明的导师不会管得太死,会释放一些空间给有才华的学生,让他们自由发展。王先生指导学生是因势利导,有的管得很紧,有的则基本不管。

这就说到了《念闻一多先生》结尾的那句话:“近闻清华大学又在筹建中国文学系”[23]。正是因清华复办中文系,使得曾在清华求学任教十几年的王瑶浮想联翩。关于王先生如何为清华复办中文系出谋划策,原清华中文系主任徐葆耕在《瑶华圣土——记王瑶先生与清华大学》中有详细的描述,值得参阅[24]。

作为学者,王先生是有比较大的眼光和胸襟的;但从他的整个著作来看,比起同时期北大学者林庚、吴组缃来,王先生缺乏艺术的敏感,所以他往史的方面走。这里有大学制度问题,有北大清华的学风差异,也有个人性情的因素。

不仅如此,晚年的王瑶,多次在私下或公开场合声称:“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这句话,王瑶从未落在纸上,但身边的弟子及访客可以证明。明明大半辈子生活在燕园,王瑶为何坚持自己属于清华,这让学界很多朋友大惑不解。必须记得,说这话的前后,王瑶撰写了《念朱自清先生》和《念闻一多先生》二文。因撰文怀念师长,重新回到美好的青年时代,爱屋及乌,因而特别表彰清华的学风及文化,这是一种可能性。从21岁到39岁,这十八年间,王瑶与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于后面的三十多年,不愉快的岁月居多——即便没有那些阴影,北大生活也都不如清华岁月刻骨铭心。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要说对于母校的感情,学生远在教授之上。

张:您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一书的“小引”中,充满感情地回忆了王瑶先生晚年开启这个学术史研究课题的情形。您最近也在写关于80年代王瑶先生的文章。可否就此谈一谈王先生这个课题背后的一些思考?

说到王瑶对于清华的认同感,不仅因其“青春年华”,更因其“名山事业”。出版于1951年的《中古文学史论》不用说,另一部代表作《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刊行于1951年,就连出版于1953年的下册,其完稿时间也是在1952年5月28日。此后三个月,王瑶方才转任北大教员。凡略为了解现代中国学术史的,都明白这两部书的分量及地位。因而,说清华时期乃学者王瑶的黄金时代,一点也不为过。相反,到了北大以后,虽也有不少撰述,但再也写不出“体大思精”的著作了。这是“事实”,但不等于“结论”。需要辨析的是,王瑶所遭遇的困境,到底是学校的问题,还是大时代的限制。假如没有院系调整,依旧生活在清华园里的王瑶,恐怕也未必有好的处境。让王瑶很不喜欢的、几乎让人窒息的学术氛围,与其说是“校风”,不如承认缘于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25]。

陈:关于这个课题,王先生最初想追问的是,我们20世纪中国的人文学者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梁启超、王国维开启的学问格局是很大的,可为什么后来越做越小?王先生研究古代文学,他知道看一个时代的学术成就,不是小时段,应该是中长时段,像清代三百年是个什么状态。有的时代天才成批出现,有的时代则一个都没有;若生活在后一种时代,所谓了不起的“大家”,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最初的设想很简单,那就是王国维、梁启超那代人是在传统的学术氛围里熏陶出来的,同时又满腔热情地拥抱了西学;而上世纪30年代之后,我们逐渐专业化了,不仅中外文学截然分开,文史哲也都楚河汉界了,这些因素导致我们的学问格局越来越小。一开始注意的是方法与学养,可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问题远比这复杂。

当然,我不否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大中文系与清华中文系之间,在教育宗旨与学术风气上,存在着不小的差异。这点对于王瑶日后的论学与论政,确有一定的影响。在《从古典到现代——学通古今的王瑶先生》中,我曾谈及王瑶五十年代批判胡适时所撰写的几篇谈考据学的文章,除了受时代风气影响,也蕴含着某种学派之争。“闻、朱二位虽都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那样,专注于某些字和词的考据训诂;可都将其研究置于诗学、神话学或文化人类学的背景下。也就是说,这种蕴含着理论眼光与历史意识、近乎小题大作的‘考据’,才是王先生心目中理想的文学史研究。这就难怪先生对胡适讲考据学‘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说法很不以为然。”[26]

最近这篇论文,我讲80年代的王瑶,将他的学术史研究和“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对照起来看。那时清华想重建中文系,向王先生请教,王先生强调清华中文系是“复办”而不是“新建”。讲“复办”,那是因为我们有很精彩的传统。所以,他开始思考并论述“清华学派”,在这个过程中,强调自己的清华出身,有策略性的考虑。还有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作为学者王瑶的黄金时代,是清华十年,那是他最辉煌的时段。到了北大,前面二十多年老挨整,真正过舒心日子是到了七十年代末才开始。在学术上,王先生是有遗憾的。他老跟人说,你一定要把大的东西在六十岁之前做出来,不然的话,后面你会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文革”结束后,你别看他很风光,其实心里颇为悲凉。不管是书信还是谈话,他再三表达这样的意思:要写的话是“垂死挣扎”,不写的话则“坐以待毙”,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那我就再写一点吧。可我算了一下,1978年,王先生才六十五岁,就说力不从心;今天老钱都七十五了,还活蹦乱跳,做很多事情。主要不是身体状态,而是心境的问题。经历过长期的思想改造与洗脑,那代人其实是很悲苦的。80年代的王瑶,在北大、在学术界都是备受推崇的,别人给他戴了很多高帽,说他多么了不起。只有若干熟人或近在身边的学生,才能深切体会到他的遗憾。他40年代写《中古文学史论》时跟季镇淮说过:“我相信我的文章是不朽的。”他那时是多么硬朗、乐观、自信,晚年的王瑶,我相信他知道自己没能完成年轻时的自我期待。

青春记忆、师长追怀、个人遭遇,再加上治学路径的差异,导致了王瑶更为认同清华而不是北大。必须承认,“我是清华的”这一说法本身,带有某种策略性考量(如配合清华中文系的复建);但更重要的是,王瑶谈论的其实并非北大、清华孰优孰劣,而是“老清华”与“新北大”的巨大差异。

风范

作为长期生活在燕园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王瑶对北大同样充满感情,这一点读孙玉石的《风雨燕园四十载》当能明白[27]。只是因痛感当下中国大学的精神状态及学术水平不尽如人意,王瑶于是进入历史,努力寻找一种较为理想的大学形态,自然而然地,他选择了自己熟悉的清华大学。明白这一点,对于王瑶用饱含深情且不无夸张的语调来谈论“清华学派”,也就释然了。

张:《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中没有刘师培,是否有“影响的焦虑”?

民国年间的清华大学,其文史哲各系实力雄厚,与北大文科之追求古雅渊深相比,显得更有朝气,也更有进取精神。但王瑶想做的不是“学科排名”,考虑到同一时期他在尝试学术史研究,且感叹中国学者一代不如一代,因此,不妨这么设想,他之极力为民国年间的清华文科叫好,某种意义上是在为老大学“招魂”。

陈:不是这样。当初王先生的思路是凸显20世纪中国学者的自觉选择,即兼及中西。因此,不收传统的文史学者。那时他觉得章太炎和刘师培是传统学者,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章、刘本身也深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当初“二十家”的设计就是这样的,有缺陷,但并非“影响的焦虑”。这二十家中,选择王元化争议很大,很多人认为王元化不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他只有一本《文心雕龙创作论》(日后更名《文心雕龙讲疏》);但王先生坚持这么做,其基本立场是:王元化用西方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立场来解读《文心雕龙》,为这个古老的学科带入了新的视野,因此他代表了一个方向,一种新的可能性,那就是既要有国学根基,又有西学修养,还得有足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才是一个好的学者。王先生甚至说,让王元化殿后,这样做很好,这书因而有了一种方向感。王元化先生也很认真,这篇文章前后换了四个作者,有的写不出来,有的写出来了但不理想,王元化先生说他来处理。

二十多年前,无论王瑶本人还是整个中国学界,对“老大学”的魅力并不敏感,也没有多少专门论述,只是隐隐约约感觉到,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活更值得追怀。如今,混合着政治批判、史学视野与怀旧思潮的“大学史”言说,逐渐引起国人的兴趣,这个时候回想王瑶之提倡学术史研究以及表彰清华文科,方才悟出一种特殊的味道。回到那个未完成的课题以及那本《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我终于明白,需要认真清理的,不仅是“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更是深受意识形态影响与制约的大学制度。

张:王瑶先生被朋友们断言,“除了是学者……还是一位不搞政治的政治家。”您怎么看王瑶先生的“政治”情怀,以及这种“政治”情怀对他学术研究产生的影响?

2014年4月23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陈:王先生研究中古文学,深受《世说新语》影响,有魏晋文人的风范。他特别喜欢跟友人及学生聊天,经常语惊四座。大家一鼓掌,他就更得意了,因而有很多精彩语录留下来了。比如“上课是马克思,下课是牛克斯,回到家里是法西斯”,此类流传广泛的隽语,还有好多。后来挨批判,他自己反省,说好逞小聪明。本来是逗趣、好玩,但一上纲上线就很麻烦了。可这是《世说新语》中人的趣味。与此相关的是政治及学术上的敏感。他能从《人民日报》的字里行间读出很多言外之意,然后迅速推进,并作出自己的判断。可这些东西,猜对了又怎么样?好友朱德熙先生说他做学问带有点游戏的意味,还说他对政治过于热衷,如果不是这样,学问会做得更大。后来的人为了维护王先生的形象,再三辩驳,说他这是有意为之,且无碍学问。但我是认同朱先生的看法的。

注释:

张: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王瑶先生才会花很大精力去做现代文学学科的一些组织工作,比如学会和《丛刊》?

[1]
参见陈徒手《文件中的王瑶》,《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178—193页,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5月;钱理群:《读王瑶的“检讨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3期。

陈:不能说他在学会或丛刊上花了很多精力,故影响个人著述。他的好处是识人,且能用人。比如,学会的事,大都是樊骏在管,他很放心。80年代以后,王先生意识到自己学问的界限,开始将精力转移到扶植年轻人。当然不只王先生,当时一大批老学者都是这样的。你看王先生的《润华集》,三分之二是序,给弟子辈的乐黛云、孙玉石、蒙树宏、吴小美、黄曼君、黄侯兴、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等写序,目的是扶持,让后辈尽快成长起来。王先生去世的时候,老钱说了一句话,让我很震撼,那就是:大树倒了。生活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大树的存在,使得年轻学者可以遮风挡雨。大树倒了,下面一代学人就必须直接面对各种困难,这困难有政治上的,有学术上的,也有人事上的。当然,也会促使他们尽早成熟。本版供图/徐钺

[2]
参见《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王瑶和他的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王瑶先生年表

[3]借用八十年代初唱遍大江南北的流行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张枚同词、谷建芬曲)。

1914年5月7日出生于山西省平遥县,字昭琛。1934年考入北京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1942年9月在西南联大正式复学。1943年考入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部,师从朱自清先生。1946年受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员。1949年开始编写《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1952年开始在北大中文系工作。1953年《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出版。1978年招考“文革”后首届硕士研究生,录取7人。1979年被北京大学聘为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出任主编。1989年11月13日赴苏州大学参加并主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20日赴上海参加巴金学术讨论会,在开幕式上发言体力不支,被送往医院。12月13日在上海医院病逝。

[4]见杜琇编《王瑶年谱》1980年则,《王瑶文集》第七卷727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

[5]钱理群:《从麻木中挤出的回忆——王瑶师逝世一周年祭》,《王瑶和他的世界》173页。

[6]季镇淮:《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王瑶先生纪念集》21—22页。

[7]朱德熙:《哭昭琛》,《王瑶先生纪念集》12—13页。

[8]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是孙玉石应“北大名家名著文丛”邀约而另外选编的,与王瑶编定的著作名同实异。

[9] 陈平原:《为人但有真性情》,《王瑶先生纪念集》278页。

[10]王瑶:《致王德厚》,《王瑶文集》第七卷635页。

[11]王瑶:《致王德厚》,《王瑶文集》第七卷639页。

[12]王瑶:《致石汝祥》,《王瑶文集》第七卷663页

[13] 王得后:《王瑶先生》,《王瑶先生纪念集》118—119页

[14]
樊骏的《论文学史家王瑶——兼及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王瑶和他的世界》400—401页。

[15]
樊骏撰有长文《在会长与主编的岗位上》,载《王瑶先生纪念集》414—430页。

[16]
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4期。

[17]
王瑶:《<润华集>后记》,《润华集》25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18]
陈平原:《念王瑶先生》,《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19]
王瑶:《念闻一多先生》,《王瑶全集》第5卷65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0]
参见陈平原《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现代中国》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

[21] 陈平原:《大学者应有的素质》,《王瑶和他的世界》536页。

[22]
参见陈平原《<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小引》,载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23] 王瑶:《念闻一多先生》,《王瑶全集》第5卷658页。

[24]
参见徐葆耕《瑶华圣土——记王瑶先生与清华大学》,《王瑶先生纪念集》389—398页。

[25]这里不谈清华的反右与文革,即便拨乱反正后,依旧让老学生有“今不如昔”的感叹。资中筠的《清华园里曾读书》(《读书》1995年1期)说得比较隐晦,于光远的《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中华读书报》1999年3月10日)则直截了当:“怀念母校是个普遍的现象。人老了更觉自己青年时代之可贵。不过现在我怀念清华,还同自己的教育观点有关。我是个‘昔不如今’论者,但坦白地说,如果我是一个要上大学的学生,要我在旧时和现时的清华中进行选择,我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前者。”

[26]
陈平原:《从古典到现代——学通古今的王瑶先生》,《王瑶和他的世界》314—315页。

[27] 参见孙玉石《风雨燕园四十载》,《王瑶先生纪念集》399—409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初刊《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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