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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渠先生一贯重视史学的社会意义,认为“通”比“专”更有价值,因而不愿为自己专长的美洲史、中美关系史所拘,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世界历史重大理论课题的综合研究上,计划在一定时期以后,再把研究所获用于探索中国与西方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

内容摘要:罗荣渠先生离开我们二十年了。让我转述一段发生在罗荣渠和田余庆之间的故事。罗荣渠由史转向理论的路子,在当时的历史系中,乃是旁出一枝,离开了传统,人们私下议论起来,视其为“海派”、说他“赶时髦”的不少。上个世纪50年代,先有周一良先生开创亚洲史的一片天地,继有杨人楩先生开创非洲史的一片天地,接着又有罗荣渠开创了拉美史的一片天地。科班出身、又在史学讲坛耕耘多年的罗荣渠,转身去搞现代化,实在是一个跨行跨界的异常之举。荒芜三十年之后,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罗荣渠提出现代化研究之际,北大的社会学系方才恢复重建。罗荣渠的青春岁月,是在坎坷之中度过的。(本文为《罗荣渠纪念文集》序言。

罗荣渠与学生们在一起

今年8月29日是先师罗荣渠教授90周年冥寿。先生在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刻入读西南联大历史社会系,在新中国建立的凯歌声中从北大史学系毕业,怀抱满腔热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愿望走上工作岗位,却不料半生坎坷。然而,先生仍负重前行,矢志不移于其道,学术上成就斐然,自成一家。1996年,先生因积劳成疾,突发心肌梗塞辞世,享年69岁。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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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岁的年龄,在古人是年近古稀,在今天则还是盛年。从罗先生留下的著作,特别是他最后十年近于火山喷发的大量著述可以看到,先生的学术思想已经成熟、完整,且独树一帜。如果再给他哪怕只是十年的学术生命,以他的勤奋和写作速度,别说每月一文(这是他1996年年初给自己的规定),就是双月一文、每季一文,其成就也可以跟更老一辈的文史大师比肩了。先生的突然去世,何止是史学界的巨大损失!聊可告慰的是,他的一系列不恤成说或发凡起例之作,如关于拉丁美洲史、关于美洲发现(为什么没有中国哥伦布)、关于中美人民友好交往、关于殖民主义史研究、关于对二次大战的再认识,他研究世界与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理论方法和基本观点,特别是他一再阐发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已经普惠学林,正在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他在多年以前发出的“人文忧思的盛世危言”,如黄钟大吕,至今鸣响在人们耳畔。

作者简介:

1995年5月,罗荣渠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作主题报告。

20多年过去了,先生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先生的著作更是长置学生案头。同时也有两个疑问常常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罗荣渠由史转向理论的路子,在当时的历史系中,乃是旁出一枝,离开了传统,人们私下议论起来,视其为“海派”、说他“赶时髦”的不少。君不见,自打此后,另一条不同于既往传统、由史入论、注重理论创新的治学之道渐成气候,进而稳定下来。  罗荣渠先生离开我们二十年了。他的音容渐渐模糊,另有一些东西却慢慢沉淀下来,随着时光的推移,菁存芜去,轮廓愈见分明。时空的距离有助我们去观察、认识人和事。今天想来,也许这些沉淀下来的东西,更能显示罗荣渠的本真。大家聚会来追念他,我觉得,最可珍视的,是他为北大历史系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既往的治史之路;而言及于此,又不能不去追寻当年他那股治学勇气和创新精神。  让我转述一段发生在罗荣渠和田余庆之间的故事。  晚岁的田余庆与林被甸比邻而居,他们常相过从闲聊。这则故事,是田先生亲口对林所讲,而且先后谈过两次;近年,林被甸又向我重复转述过三次。  1988年10月,有一个理论讨论会,由中宣部、中央党校、社科院联合主办。会上颁给史学界两个大奖,乃从此前十年间(1978—1988)全国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之中筛选而来。罗荣渠的论文《一元多线历史观》,是为得奖作品之一。这在当时的史学界中颇有震动,对北大历史系来说,也是一件殊荣。颁给罗荣渠的奖牌送到历史系,时任系主任的田余庆,手捧奖牌,登上四楼,亲自送到罗舍。熟悉田余庆的人都知道,在他心目之中,这类事情大抵属于俗务,平日他本不屑一为,这回何以要爬上四楼、亲自呈送在罗荣渠的面前呢?——果然,其中有戏。  他们互道问候之后,田开言对罗说道:此番获奖,诚然可喜可贺,同时我有一言相奉:事情不妨可以到此为止了,见好就收。以我兄的才力,多做一点学问上的研究,日后当大有为。  田的一番话,听起来有点不近情理,像是在吊喜贺丧,其实不然。在田说来,这是肺腑之言,而且,也只有他们两位之间才可以这样过话。为什么呢?一要从两人的关系说起。田、罗二人先后在西南联大和北大史学系同窗同年,原有一层少年情谊。北京解放前夕,田参加学运,一次情况紧急,他躲进罗荣渠的房间,才得以逃过搜捕。后来他们同在历史系执教,各忙自己的事,交往虽然不密,情谊深埋心中。但对罗近年所走的路,见仁见智,田早有看法,骨鲠在喉,不吐不义。再者,这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看法。罗荣渠由史转向理论的路子,在当时的历史系中,乃是旁出一枝,离开了传统,人们私下议论起来,视其为“海派”、说他“赶时髦”的不少。作为老同学,田不去直言一回,还指望谁去说这种不中听的话呢?!眼前是个进言的机会,错过这个村,就怕没这个店了。第三,田了解罗的功底,只要他肯回头,传统的治学之路,对他来说驾轻就熟,可以计日程功。1963年,罗的《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1983年的《扶桑国猜想与美洲发现问题》先后发表,两篇文章颠覆了一说:中国人发现美洲。“中国人发现美洲”,原是一个由洋人提出、而后受到多位中国学界大佬认同称赞、更为坊间多年所乐道、还牵扯上民族情感的一个敏感话题,不想在罗的严整论证面前,瞬间化为泡影。时任考古所所长、主持《考古》杂志的夏鼐先生读到《扶桑国猜想与美洲发现问题》,先后曾有七信致罗,称道罗的文章“所言极是”、“立论严谨正确”。夏鼐当时正在编排次年出版的《考古》国庆专号,表示愿意重刊此文,“借重大作,以光篇幅”;同时指出罗文白璧微瑕,盼罗有所润补,以求尽美。罗的修订稿于是再次刊登于《考古》1984年国庆专号。罗关于美洲发现的观点,从此遂为学界公认而不疑。夏鼐的严谨是出了名的,他对罗文欣赏如此,罗的功底,由此可见。还有,罗初到北大的时候,一度有意跟随向达先生去专攻中西交通史,这也是他自己掂量过后的一种考虑,他有语言和考据方面的功夫,自认中西两面可以兼顾。在历史系罗的同辈人中,能够贯通中西、或者有心去贯通中西的人,其时已经寥寥。一句话,田、罗二人,走过的是一样的路,才气相若,抱负相同,在田看来,你何必弃史就论,去钻那个窄胡同呢!——田向罗所进一言,不过数语,笔者在这里却啰嗦半天。时隔三十年了,不揣愚陋,对田的话我大胆地做出如上一番解读,就正于知情故旧。  田的话可谓单刀直入,罗的回应如何呢?罗的回答,简单到不能再简。他说:“曾经沧海难为水!”  田、罗二人的一番对话,大抵如上,时在公元1988年10月某日,地点是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中关园46楼407室罗宅。我觉得,这段对话或许值得记入北大历史系的系史之中。君不见,自打此后,另一条不同于既往传统、由史入论、注重理论创新的治学之道渐成气候,进而稳定下来。北大历史系的研究路数,呈现出史和由史入论两条并行、并进的路子。罗是另一条路数的开创人。  在我们历史系,传统的治学之路行之有年,深而且厚,但是没有保守的习气。上个世纪50年代,先有周一良先生开创亚洲史的一片天地,继有杨人楩先生开创非洲史的一片天地,接着又有罗荣渠开创了拉美史的一片天地。他们创新,凭的都是传统的功底。传统与创新,其实环环相扣。没有功底,何谈创新?不过,这三者说起来还都在史学范畴之内。而今由史入论,去做理论上的创新,要的不仅是功底,恐怕更需要学术上的胆识和勇气!行年六十,罗荣渠还有这股闯劲,今天想来,也不免让人感叹!  科班出身、又在史学讲坛耕耘多年的罗荣渠,转身去搞现代化,实在是一个跨行跨界的异常之举。史学本来是一种阐释、研究既往的学问,现在他竟加以延伸、要去观测未来;我们多年奉为圭臬、极尽精微的“五个W”[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AT(何事)、HOW(如何),或再加一个WHY(何故)。所谓掌握了五个W,就掌握了历史。见《周一良全集》第7卷17页],他竟弃之不用,一下子扩展到洪荒宇宙、古今上下任由翱翔,这个跳跃实在不小。拿在京剧舞台上,不就是让老旦去反串小生一样吗,甚至是让梅兰芳去唱摇滚差可相比。如果是写上一、二篇小文章,凑个热闹,也还罢了,罗要的是挂牌卖票的正场演出。这个时候,在历史系里,有人撇嘴、有人说“赶时髦”,讥评自然难免。说起来,在中国,历史学这个行当与“现代化”本不搭界,而与“现代化”学科相近、可以搭界的乃是社会学和经济学;那么,这两家的动静又是如何呢?此时此刻,他们两家寂静得连一点声息都没有。  社会学在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学科的一次大调整中,被视为细碎杂拼之学,不能自成体系,从学科目录之中被一笔勾销,干脆连根拔除了。大学之内,再无此一门,社会学系的教师、学生星散在各相近学科的屋檐之下安身。荒芜三十年之后,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罗荣渠提出现代化研究之际,北大的社会学系方才恢复重建。费孝通的弟子袁方,是拟聘的系主任,还没有到校;副系主任、潘光旦的女儿潘乃穆受命筹划一切。学生宿舍26楼一层挤出两个房间,给他们做了办公室。彼时,遗留“工事”依旧装点校园,遗痕未消,潘乃穆从房中扫出了与窗齐平的灰土,才得进入。50多岁的人了,她登上三轮板车,借来几张旧桌、几把旧椅。桌椅放稳,询问报名的学生已经上门。这是社会学。那么经济学呢?经济学界这个时候正陷于“市场欤?计划乎?”的争论之中,谁有心思来打理这个边缘上的“现代化”?这个时  候多亏有个罗荣渠,斜刺里杀将出来,填补了这片空白。  填补空白,这只是一层,罗得奖文章的自身分量,才是要害。就像前面说的颠覆了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说的文章一样,他的这篇《一元多线历史观》,原是一篇史学论文,见诸刊物之后,其影响却跨出界外。社科界中慧眼有识之士看了,如沐春风,醍醐灌顶,精神为之一振。为什么这样说呢?
“文革”一场,伤害太深了,各行各业,都需要拨乱反正,理论研究也在其中。中国的社会科学,积攒到当时,已经僵化成一团,照猫画虎、抄来搬去,什么是学者个人的见解、研究,早已不知其为何物。而时代却在呼唤“四个现代化”,抢回失去的十年,桎梏自封的研究状态亟需打破。在这种大背景下,罗的文章拿出来,题目切时,言之成理,说的都是自己的话,加之论述缜密,愤启悱发,自然具有振聋发聩之效。评委会相当严肃、谨慎,史学只颁两个奖,罗文中选其一,也是他们慧眼独具。其实,在罗荣渠本人,中奖之事,事先他没有想到,事后也没多在意。他想的只是把文章写好,他对田余庆先生说的“曾经沧海难为水”,无需饶舌,当然与得奖之事了无关连。  罗荣渠的青春岁月,是在坎坷之中度过的。1956年,罗调入北大历史系。当个教师,这是他的职业向往。最初几年,他讲授世界通史中的近现代部分。他的课有深度,也生动。听了他的现代部分,有人反映说,帝国主义哪里是“纸老虎”,倒像一只“活老虎”。类似的事情有过几件之后,他在同仁之中渐渐被视为“异类”。“文革”到来,他更被打入“牛棚”。我真不知道罗荣渠靠了怎样的隐忍、怎样的信念,才度过了那一关。  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之后,罗荣渠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他以井喷式的热情开新课、带研究生,思如潮涌,论文连篇。他的学术视野开阔,又注重实际,几近耳顺之年,研究重心逐渐集约收拢,终而提出以生产力为社会发展主轴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并以此作为依据,展开了他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观察和论述。这里着墨虽然不少,其实还是铺垫。让他用心用力的,乃是那番对中国现代化的论述。他的看法,绵延至于,近三十年了,一潭深水,依然涟漪微波。认同、讨论者众多,视其为“异说”、以旧思维组织人马准备批判者,间亦有之。近日,他的《现代化新论》有第八次印刷的合约签成。试问,一部今人、今时撰就的学术性理论著作,在当今的图书市场之上,能够再印、三印的,笔者孤陋,未得与闻,遑论八刷!罗荣渠的有生之年,风尘伴他一路;而他留下的一枝巨笔,卅年犹健,足可以告慰他这位史学研究新途的开创者于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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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上世纪20年代前后出生的一代学人,为什么没有像更早一代那样,形成众星灿烂彪炳史册的学术群体?

  (本文为《罗荣渠纪念文集》序言。作者为北京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教授)

1945年,罗荣渠以高中二年级同等学力资格考取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社会系。1946年摄于昆明。

其二,毫无疑问,成功的学者必须具备“才”和“学”,而且还需勤奋。读书时的罗荣渠已经被同学们不约而同地认定为同辈中的佼佼者,称赞他“天资聪慧,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多才多艺”(杨祖陶:《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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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莫逆之交五十载》)。在北大,罗老师的文字功夫是大家公认的,授课和演讲也极受欢迎。为文为师之外,他还能诗能书能画,大字行草笔力劲健而又圆转连绵、飘逸自如。他还是不错的男中音,不止一次登台放歌。用郝斌老师(1980年代曾任北大副校长)的话说,“他何止才学过人,简直是才气磅礴,才情纵横!”(郝斌:《“牛棚”内外忆老罗》)在历史系,罗老师的勤奋有目共睹。做过他的学生的人都记得怎样被他催着读书,也都亲领过他的身教。从他那里借来的中、外文书刊,几乎每一本都被他用红笔划得密密麻麻。他身后留下的牛皮纸文件袋堆积如小山,里面装满了他整理使用过的各种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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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同时代人中也不乏像他那样天资聪明而且勤奋工作的人。但他们中许多人没有留下多少思想产品,带着遗憾默默地走了,像罗先生这样多年后仍然影响巨大的,其实为数不多。罗老师的学术成就,除了靠才华、才学,还有什么因素,甚至是更重要的、决定命运的东西在起作用?

1947年7月,罗荣渠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反复阅读收录了他日记和书信的《北大岁月》,答案渐渐清晰:那就是他过人的胆识,正因为有这样大智大勇的胆识,所以他能够锲而不舍地追求,即使身处逆境,也能不惧艰难,不畏人言,奋然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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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识,分开来是有胆有识,合起来是一种人生的气概和境界。青年时期的罗荣渠也有多次勇敢行动,如冒着危险投身“一二·一”运动(果然被特务殴打致伤),但他的主要精力始终用在追求学问上,风雨如晦而此志不移。他从罗尔纲所著《太平天国史纲》联想到做史家之不易。“所谓才、学、识,自然不能缺一,而且历史写作对于文学修养也是顶需要的;至于具有卓越的超时代眼光,更需要有不世之才了。”(《北大岁月》第54页,以下引本书只注页码)他首先关注中学,同时也致力于西学,为此在英、德、法、日等多种外语的学习上都狠下了些功夫。他阅读马克思、恩格斯、杜兰(Will
Durant)、萧伯纳等人的著作,关注古今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对斯宾诺莎、对R.H.托尼关于现代社会弊病的论述等等,都表现出特别的兴趣。

罗荣渠书法

日记显示他大学时期就勇于质疑,读书绝不盲从。例如:

罗荣渠先生一贯重视史学的社会意义,认为“通”比“专”更有价值,因而不愿为自己专长的美洲史、中美关系史所拘,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世界历史重大理论课题的综合研究上,计划在一定时期以后,再把研究所获用于探索中国与西方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

借到一本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绪论写得很好。近来读到好几本近代史,都不太满意。

今年8月29日(农历八月初三)是先师罗荣渠教授90周年冥寿。先生在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刻入读西南联大历史社会系,在新中国建立的凯歌声中从北大史学系毕业,怀抱满腔热情和对未来的美好愿望走上工作岗位,却不料半生坎坷。然而,先生仍负重前行,矢志不移于其道,学术上成就斐然,自成一家。1996年,先生因积劳成疾,突发心肌梗塞辞世,享年69岁。

读《尚书》,他比较孔氏传和蔡沈集传两种本子,既肯定蔡沈纠正孔安国的失误,又批评蔡全是从理学家而非史家的观点出发:

69岁的年龄,在古人是年近古稀,在今天则还是盛年。从罗先生留下的著作,特别是他最后十年近于火山喷发的大量著述可以看到,先生的学术思想已经成熟、完整,且独树一帜。如果再给他哪怕只是十年的学术生命,以他的勤奋和写作速度,别说每月一文(这是他1996年年初给自己的规定),就是双月一文、每季一文,其成就也可以跟更老一辈的文史大师比肩了。先生的突然去世,何止是史学界的巨大损失!聊可告慰的是,他的一系列不恤成说或发凡起例之作,如关于拉丁美洲史、关于美洲发现(为什么没有中国哥伦布)、关于中美人民友好交往、关于殖民主义史研究、关于对二次大战的再认识,他研究世界与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理论方法和基本观点,特别是他一再阐发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已经普惠学林,正在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他在多年以前发出的“人文忧思的盛世危言”,如黄钟大吕,至今鸣响在人们耳畔。

蔡沈云“数纣也傲,学者无憾”,简直是一副奴隶的样子;所谓“学者”也者,竟至如此,实觉可怜!可怜!

20多年过去了,先生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先生的著作更是长置学生案头。同时也有两个疑问常常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他对先秦思想特别是儒道两家的认识:

其一,上世纪20年代前后出生的一代学人,为什么没有像更早一代那样,形成众星灿烂彪炳史册的学术群体?

诸子百家,大抵都是“圣人君子”们“躬行之余”的记录而已,其实并没有什么神奇处,所以颜习斋痛斥这些书的奴才。鸿儒以降,徒子徒孙们造反,孔子也被称“王”了。这是不为孔门争气,以后更是江河日下了。

其二,毫无疑问,成功的学者必须具备“才”和“学”,而且还需勤奋。读书时的罗荣渠已经被同学们不约而同地认定为同辈中的佼佼者,称赞他“天资聪慧,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多才多艺”(杨祖陶:《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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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莫逆之交五十载》)。在北大,罗老师的文字功夫是大家公认的,授课和演讲也极受欢迎。为文为师之外,他还能诗能书能画,大字行草笔力劲健而又圆转连绵、飘逸自如。他还是不错的男中音,不止一次登台放歌。用郝斌老师(1980年代曾任北大副校长)的话说,“他何止才学过人,简直是才气磅礴,才情纵横!”(郝斌:《“牛棚”内外忆老罗》)在历史系,罗老师的勤奋有目共睹。做过他的学生的人都记得怎样被他催着读书,也都亲领过他的身教。从他那里借来的中、外文书刊,几乎每一本都被他用红笔划得密密麻麻。他身后留下的牛皮纸文件袋堆积如小山,里面装满了他整理使用过的各种文献资料。

这套哲学无可否认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有人味的哲学。但是,……这个世界根本是一个傻子推动历史的世界,……所以我们敬慕那些真的聪明人(自然有好些只是假聪明而已),但是我们更热爱那些伟大的傻子。

当然,同时代人中也不乏像他那样天资聪明而且勤奋工作的人。但他们中许多人没有留下多少思想产品,带着遗憾默默地走了,像罗先生这样多年后仍然影响巨大的,其实为数不多。罗老师的学术成就,除了靠才华、才学,还有什么因素,甚至是更重要的、决定命运的东西在起作用?

读《北大岁月》,我特别注意到他在日记里大段摘抄《新民说》“论进取冒险”一节,日记也多处表达了对梁任公的敬佩之情,一再惋惜其早逝;还有他给自己立下的“戒律”:“从今后不写无病呻吟、抄袭剽窃、摇旗呐喊的世界上无此不少的文章。”

反复阅读收录了他日记和书信的《北大岁月》,答案渐渐清晰:那就是他过人的胆识,正因为有这样大智大勇的胆识,所以他能够锲而不舍地追求,即使身处逆境,也能不惧艰难,不畏人言,奋然前行。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隐隐看到一个具有强烈批判精神、涉猎广泛而又有独特见识的未来史学家的身影。尽管他此时还只是年龄不满20岁的大学低年级学生。他在日记里记录了当时阅读的部分中外文图书书目,许多至今仍是文史学者的必读书。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其数量之大,真让晚辈读书人如我者汗颜!

胆识,分开来是有胆有识,合起来是一种人生的气概和境界。青年时期的罗荣渠也有多次勇敢行动,如冒着危险投身“一二·一”运动(果然被特务殴打致伤),但他的主要精力始终用在追求学问上,风雨如晦而此志不移。他从罗尔纲所著《太平天国史纲》联想到做史家之不易。“所谓才、学、识,自然不能缺一,而且历史写作对于文学修养也是顶需要的;至于具有卓越的超时代眼光,更需要有不世之才了。”(《北大岁月》第54页,以下引本书只注页码)他首先关注中学,同时也致力于西学,为此在英、德、法、日等多种外语的学习上都狠下了些功夫。他阅读马克思、恩格斯、杜兰(Will
Durant)、萧伯纳等人的著作,关注古今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对斯宾诺莎、对R.H.托尼关于现代社会弊病的论述等等,都表现出特别的兴趣。

大学时期的罗荣渠思想活跃。起初,他想以历史为工具研究哲学,不久后又曾着力于中西交通史、历史研究方法论;他写过《古代琉球问题之总清算》;计划利用假期写作《历史科学的价值批判》和《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比较》等三篇文章;曾经设想撰写《再疑录》,探讨比较悲观与悲剧、偶像与信仰、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自由与平等、中国古代“易道”与西洋辩证法、史学目的论与情景论等问题。他还有志于撰写一部学生运动史和一部历史哲学,最后,在向达先生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时期中西文化之初度冲突》。前面那些计划、设想看似庞杂,其实都没有离开他的志业历史学或历史社会学,反映出他初出夔门就勇于尝试、勇于进取。不难想象,能够做出这些计划,不仅需要在上课之余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需要多么敏锐的眼光和多么远大的志向!

日记显示他大学时期就勇于质疑,读书绝不盲从。例如:

1949年夏,罗先生满怀“新中国前途一定乐观,新中国一定有办法”的信心和希望走上工作岗位。他主动要求并最后被指定负责带队前往哈尔滨外专,跟从延安来的老师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俄语,显然是察觉到中苏交流会越来越频繁。他想要为此做贡献。在此后不久的镇反运动中,他因为不能跟被错杀的“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而受到严厉批判,从那时起,他多次被审查,一次次被迫自查,几个弟弟纷纷落难,许多亲友断绝来往。这使他身心备受煎熬。正如他早年在给朋友的信中所说,“一个人可以忍受仇敌的攻击,却受不了亲友的责备。”“文革”中,据同被关进“牛棚”的郝斌老师回忆,即使在极端的困境下,他仍然认认真真做人做事,不打小报告,不操随机应变保存自己之术,对同“牛棚”难友从没有半点伤害。一旦境遇稍为好转,他又马上表现出乐观外向的性格:“走着走着,鼻子里竟哼出了歌……时间过去三十余年,我眼前还时时浮现出这个情景。”回忆里还谈到,从劳动改造地回到北京后,某一天他竟然翻箱倒柜,拿出张大千、徐悲鸿、谢稚柳(皆为他父亲的生前好友)的扇面、花鸟和父亲的书画作品给他看。这些在当时,保存已经极有风险,何况拿出来展示!1973年底,又一场以“反右倾回潮”为名的政治运动突袭而来,先生被定为历史系第一个批斗对象。残酷的打击几乎将他置于人生绝境。两年以后,先生仍未脱离困境,但他已经决计反抗,“考虑再三,决定不写检查”;“不能检查,……等我跳出来,我则根本不动。”

借到一本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绪论写得很好。近来读到好几本近代史,都不太满意。(50页)

罗先生的过人胆识,主要还是表现在学术思想上的见解和追求。还是1975年,当评《水浒》、批“投降派”的闹剧轰轰烈烈登场的时候,他已经尖锐地指出,“当前评论《水浒》的文章,没有一篇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按指农民起义为何失败)讲清楚,甚至根本回避这个关键问题,这是科学研究中极不正常的现象。”他对当时国内的思想状况有超出常人的认识。他一贯重视史学的社会意义,认为“通”比“专”更有价值,因而不愿为自己专长的美洲史、中美关系史所拘,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世界历史重大理论课题的综合研究上,计划在一定时期以后,再把研究所获用于探索中国与西方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他决心为此“倾毕生之力”,“成败利钝,非能逆睹,就置之度外了”;“马克思说过:‘为世界工作’;鲁迅说过:‘我们总要争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人。’这就是我自己在今后的学术生活中的座右铭”。

读《尚书》,他比较孔氏传和蔡沈集传两种本子,既肯定蔡沈纠正孔安国的失误,又批评蔡全是从理学家而非史家的观点出发:

1977年后,他的人生处境发生根本转变。父亲的冤案昭雪,母亲的地主成分改划,他自己所受批判也被平反,审查结论被推倒,并以新晋副教授身份当选校、系学术委员会委员。作为一个研究世界史的学者,他终于能跨出国门行走世界。这使他更加坚定“打通”的决心:“今后我所要从事的,不是一般的历史研究工作,即考证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真伪,而是要通观世界历史的全局,继承马恩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所开创的事业。”对此他一次次以诗、词言志——他回顾年轻时曾经“独把春光磨铁砚”;他现在更有信心“乘风觅险峰”;他还要“横游绝壑探幽奥”,而“羞将华发换闲情”(631,677,686,717页)。这些诗句,既是他豪情壮志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也是他半个世纪“北大岁月”不懈奋斗的真实写照。

蔡沈云“数纣也傲,学者无憾”,简直是一副奴隶的样子;所谓“学者”也者,竟至如此,实觉可怜!可怜!(48、58页)

看到这里,对于后来先生致力于开创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和探索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当初,几乎没有人能理解他的这项工作。当时的历史系领导回忆,“曾经不止一次劝他放弃这个计划”。“当他提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时,我也曾警告他不要冒这个风险。”这是善意的劝阻。

他对先秦思想特别是儒道两家的认识:

实际上,罗先生倾力研究现代化问题,不仅仅是出于史学家对凿通中外历史的责任心,还跟他对现实社会发展的深切关怀、跟他对中国与世界发展趋势的思虑判断密切相关。1990年代初他多次给旅居海外的女儿写信,反复讲到:“中国正处在一场真正的深刻革命之中。这大概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从传统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的决定性大变革之开始,其势迅不可挡”。“总趋势是好的,完全没有悲观的必要。要说悲观,世界的前景倒是令人悲观。现代化带来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与发展性危机,恐怕将日益增长”。在他看来,既然“现代化”是关乎中国和全人类命运的历史和现实进程,史学家自然不能置身事外或视而不见,对它进行记录和理论探讨是理所当然的事。

诸子百家,大抵都是“圣人君子”们“躬行之余”的记录而已,其实并没有什么神奇处,所以颜习斋痛斥这些书的奴才。鸿儒以降,徒子徒孙们造反,孔子也被称“王”(素王)了。这是不为孔门争气,以后更是江河日下了。

然而,现代化研究确实从一开始就一直处在新时期史学论争的风口浪尖上。有人在“核心”刊物发表权威性述评文章,提出要对以“现代化”为现代史主线“理所当然”地予以否定;还有人著文点名批判《现代化新论》,强加给它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来访的外国学者也有对现代化研究不以为然者。一贯视“现代化”为反苏理论的苏联学者不用说了。笔者参与接待的一位西方教授就曾当面告诉我,现代化已经过时,不该再谈论它,还指点我一定要找来反现代化的论著仔细看看。他们不明白现代化在发展中国家方兴未艾。即使早期西方的现代化,作为一段历史进程也应纳入史家的视野。只有认真研究它才有资格批评它、超越它。对于现代化研究的价值、工作之艰巨和风险,罗老师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深知开拓之难,对各种非议早有思想准备”。他1990年致信二弟荣泉先生,说到自己“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非常艰苦,……我不准备苟活,就要冒一点风险”。他在复老友杨祖陶教授夫妇的书信里写道:“拙书之完成完全是在风口浪尖之作,盛世之危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祖师爷司马迁当年有言:‘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书成是福是祸,早置之度外。”这是何等的气魄!回过头来想想,难道一个有担当的史学家不应以继承司马迁为己任吗?时至今日,现代化研究已成显学,罗先生也被公推为中国内地学者研究现代化理论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开创者。他的世界现代化三次浪潮说、百年中国四种趋势说、东亚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密切关系说、“现代化”作为一段有始有终的历史过程说,等等,皆为不刊之论。然而,确定新研究方向和建立新理论体系时,他找不到人交流思想。他的心一定火热,却又是寂寞的。然则所有成一家之言者,当初不都是寂寞的吗?学林正需要这种既勇于开拓创新又能耐得住寂寞的人。别说是学者,即使是工匠,一天到晚热热闹闹的人,肯定做不出好东西来。

(老子)这套哲学无可否认是世界上最聪明、最有人味的哲学。但是,……这个世界根本是一个傻子推动历史的世界,……所以我们敬慕那些真的聪明人(自然有好些只是假聪明而已),但是我们更热爱那些伟大的傻子。(51、52页)

从罗老师的《北大岁月》以及他的更多不见于文字的所作所为,我们还能看到:正所谓“功夫在诗外”,罗先生的胆识以及他工作的勤奋,恐怕还更多体现在论文著作之外的学术活动上,而这些大多不为人所知。他赤手空拳组建“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这个后来享誉国内外的“机构”,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经费、没有编制、开会和堆放图书资料只能借用教研室的“三无”虚体,更没有秘书或助理。除了让研究生帮忙管理一下图书借阅,其他事都是他亲力而为。年过半百的他还要自己脚蹬单车,从中关村到几十里以外的白家庄去选购外文图书。办理有关中外学术交流、研讨会申报、科研项目经费申请表格填写等各种繁杂手续,也需他亲手写、亲自跑。主编《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他亲自组稿,给外地撰稿人写一封封书信,提出修改建议甚至一遍遍帮作者修改文稿。主办大型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和小规模专题讨论会也都是这样。他以独到的眼光回顾20世纪上半叶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四次大论争,组织人手收集整理散见于各处的文献资料,编成厚厚的一本文集《从西化到现代化》。该书已有多种版本,受惠者及于海内外学界。他在国内最早察觉西方学者关于全球通史和现代世界体系的研究成果对于开拓和发展新时期中国史学和整个社会科学的意义,为此而邀请沃勒斯坦等一批史学家、社会学家前来讲学,并在事前要他的研究生分工研读他们的著作,以便讨论对话。笔者关于殖民主义长波理论的读书札记就是这样产生的。为了扩大影响,他还组织了专题研讨班,吸收校内外青年学人参加。他们中不少人后来成为知名的学者。他亲自组织翻译了《全球分裂》和多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后一种书今日已经风行全国,当初却没有出版商愿意接受。耽搁多年后好不容易求到一家出版社,前两次印刷还是尽量保守,生怕印多了卖不掉。

读《北大岁月》,我特别注意到他在日记里大段摘抄《新民说》“论进取冒险”一节,日记也多处表达了对梁任公的敬佩之情,一再惋惜其早逝;还有他给自己立下的“戒律”:“从今后不写无病呻吟、抄袭剽窃、摇旗呐喊的世界上无此不少的文章。”(70页)

尽管时时关注改革进程,关注校内外局势的变化,如他在60岁生日抒怀诗中所言,“文锥痛砭匡时弊,独胆横陈逆耳言”。但他没有稍停自己的专业研究工作。收入《罗荣渠文集》前三卷的大量论文,都是在1980年代写出的。他一再嘱咐他指导的硕、博研究生,术业要有专攻;作为史学从业者,应该老老实实扎扎实实做好历史学研究,做好现代化与现代发展基础理论和各国现代化模式、现代化道路的比较研究,不可荒废学业,不可舍己所长,急功近利。他自己曾谢绝了来自各方的此类邀约。他自己不为一时的风潮所左右,同时谆谆教导自己的学生甘于寂寞,耐心坐好史学的冷板凳。他在生活上处处关心体贴学生,但在学业上从来不讲情面,严格要求近于苛刻。我等一众及门弟子,甚至选过他的课的大学本科同学,对此都有切身体会。他真是一个肝胆照人的纯粹学者,一个真正的、可以大写的中国学人!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隐隐看到一个具有强烈批判精神、涉猎广泛而又有独特见识的未来史学家的身影。尽管他此时还只是年龄不满20岁的大学低年级学生。他在日记里记录了当时阅读的部分中外文图书书目,许多至今仍是文史学者的必读书。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其数量之大,真让晚辈读书人如我者汗颜!

(作者为香港珠海学院中文系暨文史所教授)

大学时期的罗荣渠思想活跃。起初,他想以历史为工具研究哲学,不久后又曾着力于中西交通史、历史研究方法论;他写过《古代琉球问题之总清算》;计划利用假期写作《历史科学的价值批判》和《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比较》等三篇文章;曾经设想撰写《再疑录》,探讨比较悲观与悲剧、偶像与信仰、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自由与平等、中国古代“易道”与西洋辩证法、史学目的论与情景论等问题。他还有志于撰写一部学生运动史和一部历史哲学,最后,在向达先生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时期中西文化之初度冲突》。前面那些计划、设想看似庞杂,其实都没有离开他的志业历史学或历史社会学,反映出他初出夔门就勇于尝试、勇于进取。不难想象,能够做出这些计划,不仅需要在上课之余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需要多么敏锐的眼光和多么远大的志向!

1949年夏,罗先生满怀“新中国前途一定乐观,新中国一定有办法”(470页)的信心和希望走上工作岗位。他主动要求并最后被指定负责带队前往哈尔滨外专,跟从延安来的老师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俄语,显然是察觉到中苏交流会越来越频繁。他想要为此做贡献。在此后不久的镇反运动中,他因为不能跟被错杀的“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而受到严厉批判,从那时起,他多次被审查,一次次被迫自查,几个弟弟纷纷落难,许多亲友断绝来往。这使他身心备受煎熬。正如他早年在给朋友的信中所说,“一个人可以忍受仇敌的攻击,却受不了亲友的责备。”(310页)“文革”中,据同被关进“牛棚”的郝斌老师回忆,即使在极端的困境下,他仍然认认真真做人做事,不打小报告,不操随机应变保存自己之术,对同“牛棚”难友从没有半点伤害。一旦境遇稍为好转,他又马上表现出乐观外向的性格:“走着走着,鼻子里竟哼出了歌……时间过去三十余年,我眼前还时时浮现出这个情景。”回忆里还谈到,从劳动改造地回到北京后,某一天他竟然翻箱倒柜,拿出张大千、徐悲鸿、谢稚柳(皆为他父亲的生前好友)的扇面、花鸟和父亲的书画作品给他看。这些在当时,保存已经极有风险,何况拿出来展示!1973年底,又一场以“反右倾回潮”为名的政治运动突袭而来,先生被定为历史系第一个批斗对象。残酷的打击几乎将他置于人生绝境。两年以后,先生仍未脱离困境,但他已经决计反抗,“考虑再三,决定不写检查”;“不能检查,……等我跳出来,我则根本不动。”(571页)

罗先生的过人胆识,主要还是表现在学术思想上的见解和追求。还是1975年,当评《水浒》、批“投降派”的闹剧轰轰烈烈登场的时候,他已经尖锐地指出,“当前评论《水浒》的文章,没有一篇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按指农民起义为何失败)讲清楚,甚至根本回避这个关键问题,这是科学研究中极不正常的现象。”(574页)他对当时国内的思想状况有超出常人的认识。他一贯重视史学的社会意义,认为“通”比“专”更有价值,因而不愿为自己专长的美洲史、中美关系史所拘,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世界历史重大理论课题的综合研究上,计划在一定时期以后,再把研究所获用于探索中国与西方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他决心为此“倾毕生之力”,“成败利钝,非能逆睹,就置之度外了”;“马克思说过:‘为世界工作’;鲁迅说过:‘我们总要争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人。’这就是我自己在今后的学术生活中的座右铭”(608页)。

1977年后,他的人生处境发生根本转变。父亲的冤案昭雪,母亲的地主成分改划,他自己所受批判也被平反,审查结论被推倒,并以新晋副教授身份当选校、系学术委员会委员。作为一个研究世界史的学者,他终于能跨出国门行走世界。这使他更加坚定“打通”的决心:“今后我所要从事的,不是一般的历史研究工作,即考证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真伪,而是要通观世界历史的全局,继承马恩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所开创的事业。”(625页)对此他一次次以诗、词言志——他回顾年轻时曾经“独把春光磨铁砚”;他现在更有信心“乘风觅险峰”;他还要“横游绝壑探幽奥”,而“羞将华发换闲情”(631,677,686,717页)。这些诗句,既是他豪情壮志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也是他半个世纪“北大岁月”不懈奋斗的真实写照。

看到这里,对于后来先生致力于开创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和探索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当初,几乎没有人能理解他的这项工作。当时的历史系领导回忆,“曾经不止一次劝他放弃这个计划”。“当他提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时,我也曾警告他不要冒这个风险。”这是善意的劝阻。

实际上,罗先生倾力研究现代化问题,不仅仅是出于史学家对凿通中外历史的责任心,还跟他对现实社会发展的深切关怀、跟他对中国与世界发展趋势的思虑判断密切相关。1990年代初他多次给旅居海外的女儿写信,反复讲到:“中国正处在一场真正的深刻革命之中。这大概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从传统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的决定性大变革之开始,其势迅不可挡”。“(中国变革的)总趋势是好的,完全没有悲观的必要。要说悲观,世界的前景倒是令人悲观。现代化带来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与发展性危机,恐怕将日益增长”。(744,747页)在他看来,既然“现代化”是关乎中国和全人类命运的历史和现实进程,史学家自然不能置身事外或视而不见,对它进行记录和理论探讨是理所当然的事。

然而,现代化研究确实从一开始就一直处在新时期史学论争的风口浪尖上。有人在“核心”刊物发表权威性述评文章,提出要对以“现代化”为现代史主线“理所当然”地予以否定;还有人著文点名批判《现代化新论》,强加给它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来访的外国学者也有对现代化研究不以为然者。一贯视“现代化”为反苏理论的苏联学者不用说了。笔者参与接待的一位西方教授就曾当面告诉我,现代化已经过时,不该再谈论它,还指点我一定要找来反现代化的论著仔细看看。他们不明白现代化在发展中国家方兴未艾。即使早期西方的现代化,作为一段历史进程也应纳入史家的视野。只有认真研究它才有资格批评它、超越它。对于现代化研究的价值、工作之艰巨和风险,罗老师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深知开拓之难,对各种非议早有思想准备”(717页)。他1990年致信二弟荣泉先生,说到自己“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非常艰苦,……我不准备苟活,就要冒一点风险”(724页)。他在复老友杨祖陶教授夫妇的书信里写道:“拙书(指《现代化新论》)之完成完全是在风口浪尖之作,盛世之危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祖师爷司马迁当年有言:‘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书成是福是祸,早置之度外。”(746页)这是何等的气魄!回过头来想想,难道一个有担当的史学家不应以继承司马迁为己任吗?时至今日,现代化研究已成显学,罗先生也被公推为中国内地学者研究现代化理论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开创者。他的世界现代化三次浪潮说、百年中国四种趋势说、东亚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密切关系说、“现代化”作为一段有始有终的历史过程说,等等,皆为不刊之论。然而,确定新研究方向和建立新理论体系时,他找不到人交流思想。他的心一定火热,却又是寂寞的。然则所有成一家之言者,当初不都是寂寞的吗?学林正需要这种既勇于开拓创新又能耐得住寂寞的人。别说是学者,即使是工匠,一天到晚热热闹闹的人,肯定做不出好东西来。

从罗老师的《北大岁月》以及他的更多不见于文字的所作所为,我们还能看到:正所谓“功夫在诗外”,罗先生的胆识以及他工作的勤奋,恐怕还更多体现在论文著作之外的学术活动上,而这些大多不为人所知。他赤手空拳组建“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这个后来享誉国内外的“机构”,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经费、没有编制、开会和堆放图书资料只能借用教研室的“三无”虚体,更没有秘书或助理。除了让研究生帮忙管理一下图书借阅,其他事都是他亲力而为。年过半百的他还要自己脚蹬单车,从中关村到几十里以外的白家庄去选购外文图书。办理有关中外学术交流、研讨会申报、科研项目经费申请表格填写等各种繁杂手续,也需他亲手写、亲自跑。主编《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他亲自组稿,给外地撰稿人写一封封书信,提出修改建议甚至一遍遍帮作者修改文稿。主办大型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和小规模专题讨论会也都是这样。他以独到的眼光回顾20世纪上半叶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四次大论争,组织人手收集整理散见于各处的文献资料,编成厚厚的一本文集《从西化到现代化》。该书已有多种版本,受惠者及于海内外学界。他在国内最早察觉西方学者关于全球通史和现代世界体系的研究成果对于开拓和发展新时期中国史学和整个社会科学的意义,为此而邀请沃勒斯坦等一批史学家、社会学家前来讲学,并在事前要他的研究生分工研读他们的著作,以便讨论对话。笔者关于殖民主义长波理论的读书札记就是这样产生的。为了扩大影响,他还组织了专题研讨班,吸收校内外青年学人参加。他们中不少人后来成为知名的学者。他亲自组织翻译了《全球分裂》和多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后一种书今日已经风行全国,当初却没有出版商愿意接受。耽搁多年后好不容易求到一家出版社,前两次印刷还是尽量保守,生怕印多了卖不掉。

尽管时时关注改革进程,关注校内外局势的变化,如他在60岁生日抒怀诗中所言,“文锥痛砭匡时弊,独胆横陈逆耳言”。但他没有稍停自己的专业研究工作。收入《罗荣渠文集》前三卷的大量论文,都是在1980年代写出的。他一再嘱咐他指导的硕、博研究生,术业要有专攻;作为史学从业者,应该老老实实扎扎实实做好历史学研究,做好现代化与现代发展基础理论和各国现代化模式、现代化道路的比较研究,不可荒废学业,不可舍己所长,急功近利。他自己曾谢绝了来自各方的此类邀约。他自己不为一时的风潮所左右,同时谆谆教导自己的学生甘于寂寞,耐心坐好史学的冷板凳。他在生活上处处关心体贴学生,但在学业上从来不讲情面,严格要求近于苛刻。我等一众及门弟子,甚至选过他的课的大学本科同学,对此都有切身体会。他真是一个肝胆照人的纯粹学者,一个真正的、可以大写的中国学人!(作者为香港珠海学院中文系暨文史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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