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编辑沈从文

1935年,在《独立评论》创刊3周年时,胡适曾亲自写了一篇《又大一岁了》的祝贺文字,用较多笔墨谈到这位幕后英雄。他写道:“这三年的发行,校对,杂务,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每到星期日发报最忙的时候,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总有他的许多青年朋友赶来尽义务,帮他卷报,装封,打包,对住址,终年勤勤恳恳地管理独立评论的发行,校对,印刷的事务。”

据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北京地名典》关于“恭俭胡同”的词条中写道:恭俭胡同“再北有西楼胡同,原称地安门西夹道,是一条位于地安门西侧的小巷。因位于地安门之西,故名。西楼巷胡同东口北端有雁翅楼,1999年因改建平安大道拆除。”

1950年沈从文与香港来的表侄黄永玉在家门前合影,照片拍摄者正是沈从文二十年代认识的诗人冯至。

据当时在北大读书的进步学生回忆,1923年至1925年,段祺瑞等北洋军阀内外交困。在北京城内阴风凄厉之时,却出现了一个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赭庐”,其主要负责人是杜国庠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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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一九三五年八月底,刊行了一百六十六期。九月,《小公园》副刊合并进《文艺副刊》,新副刊改名为《文艺》,每周出四期。一九三六年四月,沈从文退出编辑工作,经沈从文、杨振声引见,由燕京大学毕业的萧乾主编《文艺》副刊。

正如美学家朱光潜在散文《慈慧殿三号》中写的那样:“慈慧殿并没有殿,它只是后门(地安门)里一个小胡同,因西口一座小庙得名。”同时,慈慧胡同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进胡同向北有北月牙胡同,向南至尽头则为南月牙胡同,向东直行方为宽敞的慈慧胡同。它是老北京胡同里套着胡同的典型代表。

1958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传记片《聂耳》拍摄时,摄制组特意选择了慈慧寺做外景,再现了聂耳当年的革命活动和慈慧寺的全貌。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岁的沈从文只身一人走出北京前门车站,开始了北漂生活。表弟黄村生安排他住在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会馆管事张世準是沈从文远房表亲,免房租。

如今,当年的慈慧胡同3号,已改为9号,变成了一个大杂院。去寻访胡同的那天,街门口前坐着一位老者,乐呵呵地看着过往的行人。当我提到朱光潜先生时,老人摆着手,摇晃着脑袋说:“不知道,不认识,他是老街坊吗?”

西城区文委主任孙劲松表示,雁翅楼东西两路、上下两层,全部交给中国书店使用,不收取房租,而且还会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给予政府补贴,以确保书店正常运营。与此同时,西城区政府明确提出“书店必须24小时经营——这是双方合作的重要条件”。

一九二四年初,姐夫田真逸给他介绍了在燕京大学读书的董秋斯,俩人很投机,结下终生友谊。通过董秋斯,沈从文先后认识了张采真、刘廷蔚、顾千里、韦丛芜、于成泽、夏云、焦菊隐、刘潜初、樊海姗、司徒乔等一批燕大学生。

黎昔非1902年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市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26年7月,黎昔非考入了上海私立持志大学文学系。其后得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健将胡适出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同时作家沈从文、冯沅君、陆侃如等人也在该校任教,于是黎昔非在1929年春通过考试后,毅然转学到上海中国公学,直至1930年7月毕业。

北京装修网了解到,对于生长在安徽桐城的朱光潜来说,之所以选择地安门落脚,恐怕出自于地理位置上的考虑。从地安门到沙滩,步行至多20分钟,到北大红楼任教极为方便。同时,慈慧胡同属皇城内,院落宽敞、幽静,很适合做学问的人居住。

一九三九年一月,由陈代孙、潘光旦主编的《今日评论》周刊创刊,沈从文加盟编辑文艺稿件。这一时期的沈从文,“惟杂务多,既得为《大公报》发稿,又得为《今日评论》发稿,忙而少功,甚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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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字记载:“在上世纪30年代初,中共北平地下党曾以慈慧寺作为秘密活动的据点。当时地下工作者郭家安、李葆华、苏啸中、李星华等先后在寺中居住过,也有不少同志来此接头、开会。”

离开副刊的沈从文又回归到文学创作,一九三六年沈从文出版了《湘行散记》、《新与旧》、《废邮存底》等。夏天,邵洵美和项美丽来到北平,他想办一份大型刊物,邀请北平作家编辑,由他在上海出版。沈从文找朱光潜讨论此事,后来,杨振声、胡适等提议,北平作家干脆自己筹办《文学杂志》,不和邵洵美合作,怕卷入上海文坛争斗。由朱光潜任主编。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等人发起成立在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大多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

北京装修网了解到,有文字记载,安乐堂胡同地处地安门内,明朝属皇城禁区。设立安乐堂是为宫廷太监患病养体之所,如不幸病故,则送至净乐堂火化。所以有人说,安乐堂不安不乐,但也不是冷宫,算是“政府”给这些没有家室、没有私宅的病重太监们送终的地方。同时,这里还接受在内廷中死时没有品阶地位的、或者干了丑事被皇上赐死的罪人,也都送至这里来停尸,待换了朱棺后再送到停尸房去火化或找地方土葬。

另外,我还特别留意沈从文的另一个身份——副刊编辑。把《沈从文的前半生》中涉及沈从文编副刊和杂志的条目梳理一遍,沈从文参与创办和主编的杂志和副刊有十种左右,和同时代的民国文人比,这个数量不算多,那时候办杂志、副刊就像现在开个公号那样简单,民国文人们不办个杂志、出版社都不好意思出来跟人打招呼。

“赭庐”的主人与往来者经常互相交流学问至深夜。1924年,他们编印了一本名为《列宁逝世纪念册》,印刷达数万册,分送北京各文化机关团体,“赭庐”为人们所注意。1925年杜国庠与李春涛先后辞去教授之职南归广东,杜国庠同志接任潮州金山中学校长,李春涛同志则到汕头《岭东民国日报》任社长兼中国国民党汕头特别党部委员(1927年汕头“四·一五”血案时被秘密杀害),其他成员多南返广东,“赭庐”遂告解散。

在查阅地安门的相关史料之中,“太监出宫暂住雁翅楼”恐怕是有关地安门大事记中最详细的记载了;或者说,最值得记录的事件之一。

一九三七年五月,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担任编辑助理的常风回忆说:“沈从文除了负责审阅小说稿件,其他稿件朱先生也都请他看,只有他们两位事看过全部稿件的。……《文学杂志》上刊登的青年作家作品都是沈先生组来的。”

澳门新浦京2019 ,《独立评论》维持5年之久,共出版244期,发行到全国各地甚至到南洋,发行量最高时达到1.3万份。而这份刊物之所以在当时能产生如此影响,还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幕后人物,那就是被誉为《独立评论》“总管”的广东籍文化人黎昔非。

失而复“得”的雁翅楼

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文学杂志》复刊。仍由朱光潜任主编,因此时朱光潜任北大西语系主任,又一度代理文学院长,十分繁忙,更多依靠沈从文在打理复刊后的杂志。沈从文此时也回归到他擅长的小说创作,在《文学杂志》先后发表了《乔秀和冬生》《传奇不奇》,而这两部小说,成为沈从文文学生涯最后发表的两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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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将太监们从宫中全部清除,太监们“下榻”雁翅楼

沈从文的副刊编辑生涯也开始于那样一个文艺和副刊的黄金时代。一九二八年,结束了五年的北漂生活,沈从文和好友胡也频和丁玲等来到上海,胡也频编辑《中央日报·红与黑》副刊,丁玲和沈从文也参与了协助编辑的工作。沈从文在《记胡也频》里说:“这副刊,由我们商量定名为《红与黑》。”《红与黑》副刊停办后,三人自办了一个出版社,印行“红黑丛书”。

从胡同走出来的“厉家菜”

溥仪对太监们“盗宝”,心如明镜,却无章可循。都知道是这些监守自盗者销毁证据,转移视线之举。在建福宫大火20天后,溥仪在洋师傅庄士敦的怂恿下,咬着牙根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宫中太监们从宫中全部清除。此举可称得上是历朝历代都没有过的“处女作”,连京城百姓听着都觉得新鲜。

一九三七年八月,接教育部秘密通知,沈从文随北大、清华的老师们撤离北平,辗转大半年后来到昆明,直到一九三八年底,张兆和及孩子们才来到昆明团聚。

胡适在慈慧胡同出版《独立评论》

清代时,雁翅楼为内务府满、蒙、汉上三旗公署,其作用是皇城后卫哨所。据《燕都从考》著者陈宗蕃记述:“地安门大街,东西列屋数十楹,曰雁翅楼,今改为乞丐收容所,及工程队驻地。”该书完成于1934年。之所以定名为“乞丐收容所”,则与1923年末代皇帝溥仪因紫禁城内建福宫失火有关。

像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旗手,通过不断创办杂志、副刊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和政治立场。胡适先后参与或创办的刊物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独立评论》、《新月》月刊、《自由中国》等等。再比如徐志摩,短暂的三十五年人生里,就创办和主编有《理想》、《现代诗评》、《诗刊》、《新月》、《晨报副刊》、《诗镌》等。和这些“杂志狂魔”比起来,沈从文算靠文学为业的作家。

1932年,胡适与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等人共同筹办《独立评论》,并在米粮库胡适家中编辑组稿,待正式创刊后,他们便在慈慧胡同北月牙2号租房办公。

北京装修网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后,遗存的雁翅楼曾作为普通民宅使用。居民李方平记忆深刻的是,中国工商银行储蓄所也占据了其中两间,再有就是把着西楼巷东口的两家。一家是著名剃头匠靖奎家的理发店,再有一家是电气焊修理部,这应该是公家的买卖。“文革”后期挖防空洞的年代,它家每天都在焊接铁管子小推车架子。

一九四六年十月,为寄托新的文学理想,沈从文又忙碌起来,他和杨振声、冯至主持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不久,《星期文艺》由冯至主编,沈从文改接任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主编;十二月,与朱光潜、杨振声、冯至、徐盈署名编辑的《现代文录》杂志出版;同时主编北平《平明日报·星期艺文》副刊。

杜国庠(1889-1961)是广东澄海人。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曾在日本留学,是我国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之一。杜国庠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授,讲授《工业政策》和《社会政策》两门课程。当时他与李春涛(当时中国大学的教授)、李沧萍(北京大学的讲师)在地安门内慈慧殿南月牙胡同13号租下了房子。杜国庠将此屋命名为“赭庐”,并在此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往于此者有北京大学名教授政治系主任周览(即周鲠生,1949年后曾任武汉大学校长)、胡锷公(当时为国会议员)等。

在老北京胡同的犄角旮旯,总有些遗弃的“老物件”,默默地诉说着如烟的往事……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晨报副刊》发表了署名休芸芸的散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这是迄今为止沈从文最早的作品。副刊开启了北漂青年沈从文的文学梦想。

朱光潜举办“读诗会”吸引众多文化人

1923年夏,故宫中的建福宫着起了大火,百年宏伟建筑连同无数奇珍异宝付之一炬。已然逊位的溥仪,对这场大火的起因心知肚明,肯定是想以“火灾”来毁灭证据。立马传令拘押了几名太监,但终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沈从文主编时期的《大公报·文艺副刊》被视为“京派文学阵地”。沈家达子营二十八号成为当时京派文学群的重要据点,也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部,每天人来人往,举办各种座谈会和聚餐会等。此时的沈从文,俨然是文学青年心中的领袖,形成了一个以沈从文为中心的文学新局面。

这里还有很多名人的足迹。在米粮库居住的胡适与同仁共同创办的《独立评论》,将社址选定在慈慧胡同;时任北大教授朱光潜,与著名诗人梁宗岱都住在慈慧胡同,他们举办了一个“读诗会”,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文化沙龙。

理发店靖奎的女儿靖秀芬说:“老人18岁出徒后,自己先后开了两家店,一家在地安门,一家在清华园附近。地安门店就是在有阁楼的雁翅楼中。下面是理发店,上面住人。周边老街坊都在这里剃头刮脸,在老北京非常有人气。那时,一些官员、名角都是他的老主顾,从傅作义、马占山到梅兰芳以及当年清华、燕京大学的教授,都找我父亲做活儿。”

《红黑》杂志是沈从文副刊编辑生涯的开始。

从1933年7月到1937年7月的四年间,朱光潜一直住在慈慧殿3号院。朱光潜在完成了《诗论》初稿之后,于1933年7月从法国马赛乘船返回中国。凭借《诗论》,朱光潜赢得了胡适的青睐。不仅被胡适聘为北大教授,而且在胡适的支持下,很快便担任了《文学杂志》的主编。

可惜,靖奎当年经营的那家理发馆,早在80年代就被拆除。大多久居地安门的老住户,对存在已久的“二层小楼”印象深刻。但如果问“雁翅楼”,居民们会回答,不知道。

在北大旁听期间,又认识了刘梦苇、黎锦明、王三辛、陈炜谟、赵其文、陈翔鹤、冯至、左恭、杨晦、蹇先艾等一批北大学生。与这些五四之后的“新青年”交往,激起了青年沈从文强烈的写作欲望。

如今享誉国内外的厉家菜,与慈慧殿还有一段渊源。说起厉家菜,还得从厉家菜创始人厉善麟的祖父厉顺庆说起。

北京装修网了解到,对此,孙劲松解释说,“给市民提供一个亲近书籍的机会——只要愿意读书,您什么时候来都欢迎,都有地方停留。”他表示,雁翅楼北临什刹海、钟鼓楼、南锣鼓巷,南靠景山游览区,整个区域繁华、喧嚣,“非常需要有这么一处地方让人心安静下来,需要有这么一处寄托精神的场所。雁翅楼又地处中轴线,承载传承历史、传播文化的功能。因此,政府将其作为免费的公共阅读空间,引进专业企业进行有限度、有条件的经营,既可以传播文化,也是活化文物的一种尝试,更是一种引导,引导城市安静下来”。

刚来上海这段时间,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干劲十足,编辑两份月刊和经营一家出版社,生活充实而忙碌。然而好景不长,“文学青年三人组”都不擅长经营,很快这份共同的事业陷入僵局,《人间》编到四期,实际只出了三期就停了。《红黑》坚持到第八期,也不得不结束。这样的结果让他们背了一屁股债。

朱光潜因“读诗会”与沈从文相识后,二人的友谊始终香醇浓郁,历久弥香。1946年,北大从西南迁回北京,在景山东街中老胡同32号教师宿舍,朱光潜与沈从文又成为邻居。每当妻子不在家时,沈从文就跑到朱光潜家蹭饭。之后,两人结伴去逛琉璃厂、鼓楼、地安门、隆福寺等古董店、旧书店。沈从文爱古董,沉迷于小瓶小罐;朱光潜则钟情于线装旧书。那时,朱光潜的女儿朱世乐因病在家,细心的沈从文每次都为她挑个小礼物,回到朱家后就送给病床上的朱世乐,为卧床在家的孩子带来欢乐。

我国近代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学贯中西的朱光潜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就住在其中的3号,并写作了《慈慧殿3号》和《后门大街》两篇精美散文。期间,朱光潜还曾办起了一个读诗会,每月组织一两次读诗活动,吸引了当时诸如梁宗岱、冯至、废名、卞之琳、何其芳、朱自清、俞平伯、冰心、凌叔华、沈从文等一大批文化名流参与,共同讨论新诗的创作与朗诵,使当时的诗坛为之一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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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入住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读诗会”,每月举办一两次。到了约定的日子,慈慧殿3号热闹非凡,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朱自清、萧乾等二三十位北平城中的文化人纷纷赶来参加。

然而,我们前面所说的“二层小楼”都是坐落在马路西边,与之相对应的马路东边却未见踪迹。曹连成回忆说:“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路东是3路公共汽车总站,有几间简易的房屋,作为调度室,还有个巴掌大的小窗口,是买汽车月票的。顺着东边往南则是慈慧殿胡同口,再往南则是305公交总站,好像是通往清河的。”

作为一头前副刊编辑,阅读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前半生》,特别关注沈从文作品发布年表,可以说,沈从文的文学之路,是一整部“副刊文学史”,他一生的重要作品,几乎都是先在副刊连载,然后单行本出版。

1920年,厉顺庆的孙子厉善麟出生在慈慧胡同。厉善麟见证了厉家最后的辉煌。当年小院子里不仅养了几千盆花,还专门有房间养着蒙古马、梅花鹿、孔雀、仙鹤等。家里的下人就有30多个,大大小小的房间一共90多间。厉善麟11岁那年,厉顺庆去世,厉家的衰败势不可挡。后来,厉家从慈慧殿搬到新街口大四条,再到平安里,90多间房缩为20多间,最后变为后海羊坊胡同11号的区区几间房。抗战胜利后,厉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幸运的是,厉家菜得以传承,在国内外都开有分店,许多名人都是厉家菜的座上客。
吴雅山

如今在地安门安乐堂胡同西口,发现镶嵌在胡同西墙上的“安乐堂胡同说明”中“孝穆纪皇后有孕,曾带病诞生孝宗於此……”文字有误。因北京共有两个安乐堂,此安乐堂非彼安乐堂。孝宗诞生于北海养蜂夹道中的安乐堂,并非地安门安乐堂。望有关部门明察并修正,以免以讹传讹。

事业的失败让沈从文稍稍有些失落,之后历经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等教书生涯,这几年的漂泊让沈从文倍感不适,情感上没有着落更让他内心忧郁。直到一九三三年应杨振声之邀回到北平,参与中小学教科书编辑工作,才算安稳下来。

慈慧胡同里的老物件

民国初期,为便利交通,地安门东西两侧的城墙被拆除。1954年,为了疏导北部城区的交通,又将地安门以及雁翅楼一并拆除。从此,京城北中轴线上具有500多年历史的著名景观彻底消失。

与此同时,人间书店请沈从文他们编了一个月刊。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红黑》杂志问世,胡也频任主编,三人合作编辑。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人间》杂志创刊,沈从文任主编,三人合作编辑。

1931年春,黎昔非考取了北大研究院研究生,导师为黄节先生,以《诗经》为研究方向。在北大读书期间,黎昔非与中国公学毕业的罗尔纲、吴晗同为校友,因而与胡适非常熟识。1932年3月,胡适患病住院,吴晗与黎昔非去医院探望,胡适突然提起正和同仁计划出版《独立评论》杂志,缺一名“经理人”,希望黎昔非能来帮忙。当时黎昔非正在读研究生,学业紧张,故没有答应。此后月余,《独立评论》即将出版,最早策划人之一、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仍没找到“经理人”,要吴晗马上给胡适写信敲定黎昔非。胡适用师生之情打动了黎昔非,黎昔非最终只能“痛别”研究生学业,给胡适“帮忙”。在黎昔非用心经理之下,《独立评论》只用两年时间便从最初的每期刊印2000本,增加到每期1.3万本。

当时宫中太监偷盗成风,人人都将宫里的“稀罕玩意”鼓捣出宫,变卖成现金,以备急用。溥仪的堂兄溥佳回忆说,他曾亲眼看到宫中护军把手拿旧椅子的太监拦住盘问。太监解释说是拿出去修理,但护军一检查,发现座椅下面还有一层木板,里面藏了几件金器……当时京城内的大小古玩铺,就不时发现宫内的古物,且当年地安门外大街古玩店铺就出奇的多,还有烟袋斜街西口河沿边上,也曾是京城闻名的“鬼市”。

来北平后租住在府右街达子营二十八号院,这四年,可以说是沈从文最安定、幸福的时光。在这个小院里,沈从文终于迎娶了苦追多年的张兆和,也是在这个福地,在院内一枣一槐的树荫下,沈从文完成了《边城》、《湘行散记》、《从文自传》、《记丁玲女士》等重要作品。

有文字记载,上世纪30年代初,中共北平地下党还曾以慈慧寺(北月牙胡同11号)作为秘密活动的据点。慈慧寺还是中共领导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分盟的主要活动场所,音乐家聂耳在北平时经常到慈慧寺参加革命活动。当时,地下党和社会上的一些进步青年,就在慈慧寺中因陋就简排练革命剧目。剧团还广泛联系社会演出团体及学生剧团,活动范围及于天津、太原、绥远等地,成为北方的话剧重镇。1958年,拍摄传记影片《聂耳》时,摄制组特意选择了北月牙胡同的慈慧寺作为拍摄景地,再现了聂耳(赵丹主演)当年的革命活动及慈慧寺的全貌。

2011年初,经过多方论证和实地勘察,决定筹备复建雁翅楼工程。由于1999年平安大街改造,将原马路扩宽,以及安乐堂、西楼巷胡同和正在兴建的地铁工程等客观存在,工程方案最终确定复建工程于2012年底开工。复建后的雁翅楼西侧盖了十间,西侧由于安乐堂胡同和慈慧胡同之故,则只在两胡同间盖了四间。为了保护历史原貌,将这两条老胡同予以完整保存。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大正式结束。全校复员,沈从文被北京大学聘为国文系教授。

聂耳在慈慧寺参加革命活动

我们将时间倒叙至1933年,朱光潜刚刚结束在欧洲八年的留学生涯,从德国返回北平。经好友引荐,认识了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在读过了朱光潜的《诗论》初稿后,胡适当即决定聘用他为文学院西语系教授。于是,朱光潜便在地安门慈慧胡同3号院内租下了两间平房落脚安身。

至此,作为文学家和副刊编辑的沈从文前半生结束。

当时的文化人都知道林徽因“太太的客厅”是一个文化聚会,《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聚餐会是约稿会,而朱光潜在慈慧殿3号的读诗会,则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文学沙龙,在京派文学的形成和京派文学趣味的传播上,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安乐堂,宫中太监的“养老院”

编了一辈子副刊,退休后又主编了“副刊文丛”的李辉反复强调——“副刊是半部文学史”,这话一点都不过,副刊对于中国近代文坛而言,是覆盖式的重要,那时代的作家几乎都以副刊为主要文学阵地和梦想之地。以《晨报副刊》为例,不仅是沈从文的文学起步,也是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冰心、徐志摩等一大批近代作家的文学圣地。

慈慧胡同口

中国书店北京雁翅楼24小时店开业当天,举办的“古籍修复技艺雕版印刷展示”和“中国书店海外回归古籍展”引起了各界读者极大的兴趣。其中,“中国书店海外回归古籍展”中展出了海外回流孤本、元代的《类编图经集注衍义本草》及清内府乌金亮墨精拓乾隆《敬胜斋法帖》等古籍。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由杨振声和沈从文主编,事实上,杨振声忙于教材编辑,沈从文一人承担了主编工作,在北平约稿、看稿,编好之后寄往天津排印,每周出两期。

1936年底,《独立评论》因著论反对日本策划“华北政权特殊化”,一度被迫停刊。1937年4月复刊,但同年7月18日终刊。

2015年9月,复建完工后不久的雁翅楼横眉上悬挂着“中国书店”牌匾,与古色古香的雁翅楼争相辉映。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北京市传统名牌企业“中国书店”入住雁翅楼。

一九四零年二月,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任创办的《战国策》创刊,沈从文参与编辑工作,处理文艺方面的稿件。沈从文加盟《战国策》,很多人对他有误会,以为他也属于“战国策派”,这一派讲国家主义、领袖权威,鼓吹独裁理论。事实上沈从文从未认同“战国策派”时政言论,并且公开批驳这些言论。

在清朝同治和光绪年间,厉顺庆任内务大臣,为官衔二品的督统,他主要负责紫禁城的安全事务并管理御膳房事宜。那时清宫专门管理国家宫廷宴会的机构叫做“光禄寺”,这个机构负责设计、编写菜谱,再由二品官检查合格后才能加工制作。厉顺庆便是负责检查菜谱的二品官之一。当时,菜单是保密的,直到1908年慈禧逝世,厉顺庆辞官后,才将记忆中那些宫廷菜的选料、配料和简单的制作方法记录下来,让厉家的厨师学着做。

虽说“皇上”的话就是圣旨,但这千八百太监眨眼间就要在宫中消失,也得有地方安顿啊!况且这些太监多是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在京城里并没有落脚之地。据末代太监孙耀庭回忆,当时不少太监出宫以后,因没有任何生活出路,走出宫门就跳进了筒子河。

在地安门十字路口南路东,有条不起眼的慈慧胡同,周边老住户都将其称之为慈慧殿。据《北京地名典》记载:慈慧胡同处于明清两朝的皇城之内,清称慈慧殿,因明朝在此建有慈慧殿(全称护国龙泉慈慧禅林)而得名。1949年称慈慧殿胡同,1965年改称慈慧胡同。

北京装修网了解到,历史上雁翅楼并不是独立的,它与地安门同时建于1420年,共同构成老北京皇城最北端的屏障。明代时,地安门称北安门,清顺治时改为地安门。当年的地安门顶上铺黄琉璃瓦,下面红色墙身,面阔七间,中间开三个方形门洞,寓意天圆地方。与地安门同时兴建的雁翅楼,为东西相对称的两栋二层砖混建筑,同样是黄琉璃瓦覆顶,远观好似大雁张开的一对翅膀,故此得名。

慈慧殿本是清朝皇族的院落,柏树以外,最多的是枣树,还有稀奇的楸树十余棵。无论何时,只要走进胡同,便立刻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有时还略显有些冷寂。梁宗岱在法国留学时就与朱光潜成为好友,这位喜好斗嘴争辩的老友,在北平期间又找到朱光潜做邻居,更是平添了几分热闹。

溥佳在《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一书中回忆说:“若叫这数百名太监流落街头,未免有碍北京的治安。经过商量议定由内务府筹措一笔遣散费,北京有家或有亲朋投宿的,即可携带行李出宫;实在无处投奔的,暂时住在地安门雁翅楼内,待领到遣散费后,再各自回乡。”如此,原本是皇城后卫哨所雁翅楼,顿时成了太监们的临时宿所。瞬时间,雁翅楼内,埋锅造饭,炊烟袅袅。

虽然说安乐堂主要是为宫廷服务的,或者说是太监的送终之地,但也体现了当时“政府”对这些专供统治者及其家属驱使的奴才们,在他们丧失劳动能力之后,生老病死后无所依靠的治丧态度。所以,太监们都将安乐堂称之为“善堂”,是社会上救助病患、死亡善后的救济场所,也是对没有亲朋好友的孤苦太监们的发送之所。

如今,当年的慈慧胡同3号,已改为9号,堪称纯正的大杂院。街门口前,坐着一位老者,乐呵呵地看着过往的行人。笔者与老者交谈,当我提到朱光潜时,老人摆着手,摇晃着脑袋说,不知道,不认识,是老街坊吗?

与安乐堂胡同相比邻,还有一条不起眼的胡同:慈慧胡同。通常周边的百姓都称之为:慈慧殿。别看多了一个“殿”而少了“胡同”两个字,却准确地概括了该胡同的历史渊源。据《北京地名典》记载:“……处于明清两朝的皇城之内,清称慈慧殿,因明朝在此建有慈慧殿(全称护国龙泉慈慧禅林)而得名,民国后沿称。1949年称慈慧殿胡同,1965年改称慈慧胡同。”

慈慧胡同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进胡同向北转就是北月牙胡同,向南至尽头则为南月牙胡同,东行方为宽阔的慈慧胡同。

七月下旬过后,内务府终于筹措了遣散费,就在雁翅楼内会同“军警”人员开始发放。经过统计造册,这次裁撤的太监有七百多人。有的搬至庙里暂住,有的投亲访友,还有的干脆回了原籍。但仍然有三百多太监“赖”在雁翅楼里不走。溥佳说:“我每天从宫内经过这里,总看见不少衣衫褴褛的太监在廊下生火做饭,极像逃荒的难民。后来‘军警’怕他们引起火灾,屡次驱逐他们离开,直到1924年春,才先后散净。”

最近,几家24小时经营的书店又成为京城百姓热议的话题,其中,有过数百年历史的、涅槃重生的雁翅楼,吸引了更多的关注。2015年春,在地安门十字路口南的东西两边,两座簇新的仿古建筑巍然耸立,那就是刚刚复建完成的地安门雁翅楼。北京装修网了解到,如今,复建后的雁翅楼不仅成为中轴线上的重要景观,而且还无偿供中国书店24小时经营。

地安门老住户曹连成回忆说,当年在地安门十字路口西南,紧贴着皇城墙有一排二层小楼。砖木结构,木楼梯,二层比较低矮,个子稍高的人,不能完全直立行走。曾居住在“小楼”的西板桥小学老师张乃园说,我们家三代人都居住在这里,阁楼上面就是卧室。这么多年了,还真不知道这房子的历史。

由于朱光潜的召集,慈慧殿3号成了著名的文化沙龙

2005年始,有关方面启动了地安门内大街“城中村”改造方案,修复了皇城墙及居民住宅的拆迁和补偿,同时也将原历史遗存的几间雁翅楼彻底拆除(当时还未有复建议程)。其实,北京古建筑研究因修复皇城墙在地安门遗址周边实地考察时,就曾在地安门路口西南侧,意外发现多间雁翅楼历史遗存。由于当时没有复建雁翅楼的计划,所以也没引起重视,结果在修复皇城墙时被彻底拆除了。

原厂桥地区房管所的工程组长,如今已是80多岁的蓝宝老爷子肯定地说:“地安门路西工商银行储蓄所那一排就是雁翅楼!”蓝老爷子说,雁翅楼横跨西楼巷,一直往南接近油漆作胡同口。再早的西楼巷就是“隐藏”在雁翅楼之中的。如此可见,史料上所说的1954年雁翅楼连同地安门一并拆除,实际只是拆除了马路东边,而西边的雁翅楼则沦为民居。

据当时宫中规定,凡是宫中内宫、长随、内使、小伙等下等太监染有重病,即被发送到安乐堂待殒。也有侥幸活过来的,得向堂主谢“救命之恩”,可留在堂内帮助干些杂活儿,以示回报。倘若这些下等太监死在宫中,按照规矩是不准赐予坟墓的,必须上报,验明无误后,授予符牌,由紫禁城的顺贞门旁抬出,简单装裹好之后,再出玄武门,经北上门(今神武门与景山南门之间)、北中门送至安乐堂。交验符牌后,
由土工移至北安门外,存放在墙下停尸房中,再由内官监发给棺木板、由惜薪司发给焚化柴炭,换上朱红棺木,由土工送至净乐堂焚化,以免此等“卑贱”之人的尸骸污染皇宫禁地。死者尚有父兄亲人的,也可随从棺木送至净乐堂外,但不得进入其内。

这曾是皇城最北端的屏障

复建的雁翅楼用于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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