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浦京手机版先秦诸子的“春秋”观——观念史与史学史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其历史意义和叙事传统,然而,这些字字珠玑的史传,也是编者、著者的情志体现。

戴晋新

情志是中国古代诗学范畴的概念,是诗歌的内在本质要素。史传文学的“志”体现在以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在叙事中蕴含着事理,抒发史官的政教抱负。“情”表现为史官在历史书写时“发愤著史”,融入自己的心灵感悟,饱含深情。用诗学范畴的“情志”来研究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史传艺术本质的认识。

一 、前言

书史言“志”

孔子之前已有“春秋”,刘知几《史通·六家》考之甚详;孔子之后“春秋”

《尚书·尧典》有“诗言志”。《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赵孟请郑国七子赋诗言志,“武亦以观七子之志”。早期的“志”多指的是政治理想、政治抱负。到了战国中期,志的含义逐渐扩大。《庄子·天下》言“诗以道志”,屈原在《离骚》中说自己“屈心而抑志”。“志”也不局限于政治范畴,也包括个人的意志。

乃有特义,《孟子》与《左传》、《公羊》、《穀梁》三传言之凿凿。汉儒视《春秋》为六经之一,以为其中有圣人之笔,既富经义,复为私家修史之滥觞。此说由来久矣,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根深蒂固,而质疑与调停者亦代有其人,学者聚讼千古,终不免信者恒信其所信,而疑者恒疑其所疑。秦火之后,先秦典籍亡佚甚多,尤以史籍为然,[1]欲取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之类以证与孔子《春秋》事、文、义之异同,恐怕只有寄望相关简牍埋藏地下且终能重见天日之时[2]。

先秦时期,史官掌管祭祀、占卜、记事、典册等一系列国家大事。这些人知识渊博、地位崇高,不仅担负记录历史的责任,还要向君王谏言、献策,有时还会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典籍中记载先秦不乏内史过、内史兴、史佚、左史倚相等一大批忠正直谏的史官。《国语·晋语九》有:“夫事君者,谏过而赏善,荐可而替否,献能而进贤,择材而荐之,朝夕诵善败而纳之。”史官个人的荣辱成败与国家兴亡是分不开的,他们同其他臣子一样肩负励精图治的使命。这也就是史官要在史传中表现“志”的原因。

书阙有间,想了解汉儒经说确立之前的“春秋”观念,可经由考察先秦诸子

史官在记史时抒发意志,因为他们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还是历史的参与者。《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就是说《春秋》曲折委婉地表达个人意志。《左传》强调“书”与“不书”,即是在礼制、道德之下暗含了作者的个人评判。“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书,小恶讳。”(《公羊传·隐公十年》)《庄公·二十九年》有:“新作延厩,书,不时也。”“书,过也。”“书,时也。”“书,善之也。”有意书写,基本都是要起强调作用。不书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忌讳。《僖公·元年》“公出复入,不书,讳之也”。

对《春秋》的称引与认识,说明“春秋”一词在孔子之后的二、三百年间被诸子认知的情形。由于历来说《春秋》者多到不可胜计,诸子言及《春秋》的材料自然多少都有人引用过,像墨子号称见过百国春秋、孟子言《春秋》的作者与宗旨、韩非大量引述《左传》故事等都是学者所习知的;惟问题意识不同,材料的证据作用也就随之而异,即使引用相同的材料,思考的问题却可能因人而异。对于“诸子如何看待春秋”这个命题,以往有关春秋学史的论述往往站在经学史的立场,或未予应有的重视,或仅选择性的看重个别诸子,例如孟子;本文的旨趣与此稍异,较为着重普遍观察与逆向思考,从诸子称引“春秋”的情形,说明诸子的“春秋”观念及其相关的史学史涵义。

《史记·孔子世家》载:“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吴楚之君自称为王,而《春秋》中称他们为“子”。只用一字便表达了孔子对于吴楚之君“称王”野心的贬斥态度。而周天子狩猎于河阳,乃是“以臣召君,不可以训”(《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书“天王狩于河阳”是史官站在克己复礼的伦理道德立场,维护周王朝的权威。孔子慨叹:“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如果是秉笔直书,只是客观记录历史,孔子何以想到后世“罪”他,深层原因还是他在《春秋》中融入了自己信奉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标准。这种价值观念并不是作者个人狭隘的主观取向,而是认识历史的一种参照系统。

二、 《论语》与《春秋》

史传散文在对事件和人物作点评时,往往会追加一个点评的主体,例如《左传》言“君子曰”、“仲尼曰”。《国语》常言“仲尼曰”。马王堆出土帛书《春秋事语》有“医宁曰”、“闵子辛闻之曰”。司马迁在评论时往往说到“太史公曰”,《列女传》在叙述女性事迹之后,附加“颂曰”。这样就将历史事件和人物品评区分开来,不会混为一体,不至于影响史实的客观真实性。对事件的看法借“君子”、“仲尼”之口表达,实质上是借他人之口抒心中所想。这样的叙事技巧,既保持了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凸显了史学家的公正,也在字里行间暗含了作为一个当局者的态度——史官并不是看客,而是切身为国家兴衰存亡忧心忡忡的正义保卫者。

《论语》是记载孔子言行最重要的史料,其中多次谈到了《诗》、《书》、《礼》、《乐》、《易》,却独独不言《春秋》,这事颇耐人寻味。有人以此质疑孔子与《春秋》的关系[3];有人则以为“不言”并不意味“没有”,否则就是默证,而默证的逻辑是十分薄弱的,何况今本《论语》经辗转传抄,已非原本,其间有所讹漏亦未可知[4]。《论语》言五经而独漏《春秋》的现象是否传抄讹漏所致,已无法考证;但这个现象似乎反映了《论语》纂辑者对孔子与六经关系的认知,而且在《论语》流传的过程中也没人意识到应将孔子与《春秋》的关系补上,这是值得注意的。如果孔子与《春秋》的关系真如孟子与经学家所言是那么密切而重要,《论语》在纂辑流传的过程中却一直存在言五经而独漏《春秋》的现象自然是个疑点,问题的重点不仅在于独漏,更在于纂辑流传的过程中无人意识到这个阙漏。纂辑者的疏忽也许是个解释,但不是唯一的解释;不是疏忽也有可能。如果不是疏忽,那就意味另一事实,即打从《论语》纂辑流传伊始就有人对孔子与《春秋》的关系有不同于后来《孟子》与《公》、《榖》学派的认知。为甚么会这样?较可能的解释就是当初根本没有孔子与弟子谈论《春秋》的纪录,所以无从采录。司马迁注意到这个问题,提出他的解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作史缘“情”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

钱锺书言“史蕴诗心”,史传亦是史官的心灵史。这一点在司马迁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司马迁的家族是世袭的史官,父亲司马谈虽然为封禅出谋划策,却未能跟随汉武帝出行,只能一遍遍无奈地感慨“是命也夫,命也夫”,最终心绪不畅,气郁而终。司马谈“不愿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在弥留之际仍叮嘱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的超越之处在于,记史时不局限于平铺直叙,既要“通古今之变”,还要“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太史公自序》)。如刘鹗《老残游记》言:“《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司马迁可以称得上古代中国最伟大的“自然主义的浪漫派”史学家。

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

尽管一直秉持据事直书的信念,但在司马迁看来,史传不仅是对历史的整理和记录,也是对现实的态度,是价值体现的一种途径。他以诗性叙述,展示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展示了历史强大的生命力。例如《刺客列传》中饱含深情地刻画了刺客这样一类人物,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一个个有血有肉、肝胆相照,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观、人生观。

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

历史记录的本质是人类文明痕迹的捕捉,史官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要与历史人物进行心灵的对话,他的使命就是饱含着深情把已经逝去的人物写出生命,把已经发生的事件写得生动,最终呈现出鲜活的人物、鲜活的历史,让跳动的生命气息绵延不绝。

“不可书见”,似乎为《论语》缺少《春秋》纪录提出了解释,但其实不能解释,因为既有口授,自有流传,否则《春秋》经文与经义从何而来?而且既已口授传指,却又不可书见,如何使“乱臣贼子惧”?这与孟子所称孔子作《春秋》之旨也是矛盾的。孔子既授弟子《春秋》,何以纂辑《论语》者一无所录?孔子的语录除了《论语》,散见于先秦文献中的还有很多,其中有些可能是附会、假托,出于造说,而非实录;有些则难以考论。在《论语》纂辑流传的过程中并未将这类语录收入,包括着名的《孟子·滕文公下》中的“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引述的孔子之言若为实录,《论语》似无不录之理。“《论语》不言《春秋》”,当记而未记,也有可能是反映《论语》纂辑者“多闻阙疑”的另一观点,学者单凭对默证法的质疑来辩解尚不足以释疑[5]。

所谓“物以情观”,是将饱含深情的情感体验注入直观感受中,“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要“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神思》)。就如同司马迁所言“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史记·孔子世家》)。直觉、想象、移情,都是历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要素。诗性思维是通过直觉,深入到事物最深层次去用心灵感受和认知。

三 、《墨子》与《春秋》

史传作者的“情”不同于抒情诗人的“情”。诗人多聚焦于一时一刻的客观世界和主观意志;史官有更加广阔的胸襟,不仅关注当代,也关注过去的人和事,在动态的社会和人生中表情达意。诗歌的情是静中显情;史传的情是动中传情。诗歌字里行间传递着诗人的情感;史传则是表面上有意避之,实则处处传情。

《墨子‧明鬼下》有:“着在周之《春秋》”、“着在燕之《春秋》”、“着在宋之《春秋》”、“着在齐之《春秋》”等语,墨子引此四国春秋,虽然意在明鬼,但从其论证的方式看,乃是广征历史记载为证,其所谓“春秋”实系通名而非专指某一部书,因此周有周的《春秋》,燕有燕的《春秋》,宋有宋的《春秋》,齐有齐的《春秋》,“春秋”只是各国史记的通名;这与其后的孟子能分别晋史为《乘》、楚史为《梼杌》、鲁史为《春秋》,显然大异其趣。墨子每引完一国春秋,必曰:“诸侯传而语之曰”如何如何,这也与春秋时代各国史官间的“赴告”制度相合[6]。墨子为战国初期人,对“春秋”一词的性质及其相关制度的了解似较合于古义。

梁启超说:“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班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历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汉书》代表的是官方正统思想和立场,客观描绘了汉代大一统社会的成就和弊病。《史记》和《汉书》一有情志,发心之所想;一无情志,唯写史之所写。从历史记述来看,加入“情志”可以让历史更丰满,也使后人读史时更好地体会历史进程和史官的情感指向,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倾向性。金毓黻言:“夫私修之史,易精而难成,官修之史,易成而难精。”曹魏开始,史学渐盛,史书多是奉敕编修。到了唐朝,统治者对史学越发重视,开设史馆,集众人之力共同修撰国史。修史则成了官方行为,私人一度被禁止修史。自此以后,史书的数量连年攀升,史学逐渐蓬勃兴盛,卷帙浩繁的史学著作越发多起来,抒发情志的史作却不多。

《隋书·李德林传》答魏收书:“墨子又云:‘吾见百国春秋’。”刘知几《史通·六家》亦云:“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今本《墨子》未见此语,《墨子·非命下》,“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则墨子所见固不止周、燕、宋、齐四国春秋而已,李、刘所引不知是别有所据?还是刘据李书,而李书只是行文时对墨子所见春秋一种印象式的概括?[7]墨子既号称见过百国春秋,能考商、周、虞、夏之记,又引述周、燕、宋、齐春秋所载故事,自是“习于春秋”之人[8],其书完全未称引《鲁春秋》与《春秋经》,对孔子《春秋》似亦一无所闻,他的“春秋”观念与意识反映了一些历史情况,在“春秋”观念史上有一定的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四 、《孟子》与《春秋》

孟子私淑孔子,两言孔子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孟子直言孔子作《春秋》,并且也引述了孔子“知我、罪我”的话,很像是第一手材料,广被征引,影响深远。只是孟子崇拜孔子,盛赞《春秋》,而《孟子》通篇竟未引述《春秋经》内容片言只字,不免启人疑窦。孟子述史常掺杂己意,像他说的周室爵禄班秩与井地之法征诸史实皆未可尽信[9],《荀子·非十二子》曾批评他: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

荀子的批评如何?当然也是见仁见智。不过孟子引述孔子的话并未见于先秦其它文献,严格说来是个孤证,究竟是否属于荀子说的“此真先君子之言也”之类,虽未可确知,然实颇可疑。

孟子认为孔子《春秋》与其它“春秋”一类的诸侯史记,其“事”与其“文”固然相类,但孔子《春秋》多了特殊的“义”,性质便大不相同。其义为何?孟子没有明说,只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然则孔子窃取的义应与《诗》教有关,《诗》教与“王者”有关,“《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当然也与王者有关,孟子自己也说“《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说诗,“以意逆志”[10],连公刘好货、太王好色的话也说得出来[11],“《诗》亡然后《春秋》作”恐怕也只是他的一家之言。总之,孟子认为世衰道微乃有孔子《春秋》之作,乱臣贼子因而有所惧,那么他对《春秋》经文应有所了解与引述才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

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着书,不可胜纪。

似乎孟子曾征引《春秋》文字。事实上太史公所说“捃摭《春秋》之文”的《春秋》并非专指《春秋经》,还包括了《左氏春秋》;而孟子书中也并未征引《春秋》经文,引述史事有些倒与《左氏春秋》有关,最明显的例子为《告子下》述葵丘之会,所引誓辞“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与《左传‧僖九年》所载完全相同。近人研究孟子与《春秋》的关系,指出:“孟子全书引用《左传》达二十次以上,却只字未提左氏;对孔子作《春秋》推崇甚高,而对《春秋经》则未见一引。”[12]这个现象当然有些矛盾,似乎孟子没见过《春秋经》,只见过《左传》。《左传》成书年代若依其预言验否为断,约为公元前四世纪前半叶[13],与孟子大致同时,孟子或曾得见。孟子得见《左传》与否并非问题重点,即使未曾得见,孟子熟知春秋史事因而引用与《左传》同源史料亦不足为奇。问题的关键在孟子如果见过《春秋经》,以他对孔子《春秋》的了解与推崇,徵引《春秋》时不可能引《左传》而不引孔子《春秋》;如果孟子没见过孔子《春秋》,他说的《晋乘》、《楚梼杌》、《鲁春秋》与孔子《春秋》之事、文、义之异同,又何所据而云呢?

五、 《庄子》与《春秋》

《庄子》言春秋有三处,《齐物论》云: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

《齐物论》通篇论“道”,案上下文意与旧注,其所谓圣人并非指孔子,“春秋”也不是指《春秋经》。《庄子·天运》:

孔子谓老耼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

《天运》篇中多寓言,记孔子、子贡问道于老子,一般认为是庄子后学所作,非庄子亲笔,“六经”之名就是明显的破绽,前人早就说过:“庄子生于战国,六经之名始于汉,而庄子之书称六经,意庄子之书亦未必尽出于庄子。”[14]既称《春秋》为六经之一,即不可能指《鲁春秋》,然孔子又焉有称自己的《春秋》为六经之理?孔子若修、作《春秋》,又岂可言“治”?老子又怎么可能视孔子作的《春秋》为“六经”之一,为“先王之陈迹”?〈天运〉篇此言问题很大,虽说是寓言,但破绽甚明,也是够荒唐的了。按本篇作者之意当然以为《春秋》就是《春秋经》,但由于以上的原因,并不能代表庄子其人的“春秋”观念。《庄子‧天下》: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本篇论天下学术,包括评论庄周以及庄周之后公孙龙的学说,当非庄子亲笔。本段所说六经宗旨完全是儒家的观点,既云“《春秋》以道名分”,自然指的是《春秋经》,但同样不能代表庄周本人的“春秋”观念。

以上三则,有两则所谓《春秋》乃指《春秋经》,显系后出;至于〈齐物论〉中的“春秋”二字,未必指文献名,即使指文献,也是泛指先王典志,而不是指孔子《春秋》。《庄子》其书虽言及“春秋”一词,实际只有〈齐物论〉一则可视为庄子本人的“春秋”观念,这是引《庄子》以言《春秋》必须注意的。

六、《荀子》与《春秋》

《荀子》数言《春秋》。《劝学》篇云:

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

故《春秋》善胥命,而《诗》非屡盟,其心一也。

《劝学》与《儒效》两篇强调《春秋》的旨趣在一个“微”字,“约而不速”也与“微”义相通,虽然荀子没有进一步的说明,但《春秋》之微当然就是“微而显”、“微言大义”的微,荀子说的《春秋》显然是指《春秋经》。

《大略》篇的“《春秋》贤穆公”、“《春秋》善胥命”,与《公羊》之义相通,近人更考释《荀子》言《春秋》兼采《左》、《公》、《谷》三传之义[15],可见荀子对《春秋》的理解已趋近于经学化了。

荀子以博学着称,惟其所言《春秋》似专指《春秋经》,既无墨子“百国春秋”之义,亦非孟子说的《鲁春秋》之类。荀子的“春秋”视野何以会有此“蔽”?除了儒家背景,极可能与他的时代较晚,“春秋”已经经学化与专名化大有关系。

七、《韩非子》与《春秋》

《韩非子·内储说上》:

鲁哀公问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何为记此?仲尼对曰:“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干犯之,而况于人君乎”

《春秋经·僖三十三年》,冬十有二月:

这段材料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哀公所说的《春秋》当指《鲁春秋》或《公羊传》上的《不修春秋》[16],僖三十三年经文略有出入即为孔子所修的结果。另一种解释是哀公所说的《春秋》即《春秋经》,文字出入当是古人引书往往仅取大意或关键语的习惯所致,《春秋经.定元年》有“冬十月,陨霜杀菽”之语,《内储说上》引《春秋》经文将杀草、杀菽记错也不无可能。本段文字另一重点在“仲尼对曰”,有人认为《鲁春秋》本来只是“记异”,“仲尼对曰”正是孔子赋予经义的一例[17];有人则以为经文冬十二月实为夏正九月,“不杀”是正常的,所谓记异实为历法弄错的误记,“仲尼对曰”其事难信[18]。其实《内储说上》讲的是人主所用“七术”,“仲尼说陨霜”是第二术“必罚明威”──“爱多者则法不立,威寡者则下侵上,是以刑罚不必则禁令不行”的例证之一,引述者正是要拿“仲尼对曰”证明自己的主张,至于文意的掌握是否忠于仲尼,既难考实,亦非重点。就故事内容看,孔子与哀公讨论鲁史书法的可能性较高,就像孔子曾批评董狐的书法,批评的乃是晋史;孔子与哀公讨论自己的书法似较不可能,韩非此处所说的《春秋》自以指《鲁春秋》较为合理。

《韩非子·奸劫弒臣》:

故《春秋》记之曰:“楚椘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齐崔杼,其妻美,而庄公通之,数如崔氏之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贾举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请与之分国,崔子不许;公请自刃于庙,崔子又不听;公乃走踰于北墙,贾举射公,中其股,公坠,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其帝景公”。

王子围与崔杼二人事分见《左传·昭元年》与《左传·襄廿五年》传文,《春秋》经文不载,此所谓《春秋》一般认为指《左氏春秋》。同篇又云:“上比于《春秋》”,所指亦同。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

子夏怎么说《春秋》呢?

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故子夏曰:“善持势者蚤絶奸之萌”。

《外储说右上》讲的是“君所以治臣者有三”,其一曰“势不足以化则除之”,意思是作臣子的如果与君王争民心、争势力,君王必须防微杜渐,不可任其坐大。韩非所谓子夏说《春秋》,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故引以为证。子夏说的《春秋》,依《史记.孔子世家》“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前后文推断,当为孔子所授,自然是指《春秋经》。不过也有人认为《韩非子》中的《春秋》常指《左氏春秋》,兼以韩非为子夏说《春秋》所举的田常、晏婴故事见于《左传》而不见于《春秋经》,子夏说的《春秋》实际指的应是《左传》[19]。

上古之传言,《春秋》所记,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

这里的《春秋》,似指一般史书的通名,而非专指哪一部《春秋》。《备内》篇又云:

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

《桃左春秋》,或谓《桃兀春秋》之误写,即《楚梼阢》;或谓《赵左春秋》,为赵国所传《左传》;或谓乃墨子所谓百国春秋之一种。各说皆无确据,仅能视为一古书名[20]。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晋文公攻原得卫的故事,并说“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此事《春秋经》未载,见于《左·僖廿五年》,但没有“孔子曰”或“君子曰”。所谓“孔子闻而记之”,不知记于何处?孔子曾批评晋文公“谲而不正”[21],褒贬与此不同。《外储说左上》引晋文公故事是为了说明“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韩非不过是借孔子的话作为结语,有“君子曰”的意思,但不能以此证明晋文公攻原得卫的故事为孔子所记,更不能据此推论《左传·僖廿五年》所记文字与孔子有关。

《韩非子》引证史事极为丰富,其中取材与《左传》相同者不少,前人多有指出[22]。一般认为这种情形虽然未称引《左传》,实即引自《左传》,所谓《春秋》,实指《左氏春秋》。在《韩非子》中《春秋》有时指《左传》,有时又指《春秋经》或《鲁春秋》,有时则是泛称春秋类书。韩非对“春秋”似无分辨的概念,一词多义,才会出现以上的情形。

八、《吕氏春秋》与《春秋》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是一篇有关春秋学的重要文献,大意谓孔子《春秋》之后,自左丘明以迄董仲舒一干人等,各自从不同目的作了与《春秋》有关并且以“春秋”为核心书名的着作,然而各有短长:

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其终始;暦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着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案太史公的意思似乎《十二诸侯年表》也是某种意义的春秋学。被太史公点到名的人之中有吕不韦:

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

依太史公的说法,《吕氏春秋》也是春秋学的一支,并且“删拾《春秋》”,惟今本《吕氏春秋》中并无《春秋》经文,“春秋”之名亦仅见于《求人》篇:

观于《春秋》,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

此《春秋》起讫与《春秋经》相同,所指似为《春秋经》。惟此处征引《春秋》,既未引其文,亦非喻其义,只是泛说这十有二世期间的史事可证明国之安危乃系于人之贤否;如果只看《春秋经》本文恐怕不易读取人才得失与国家安危的具体事证。其后所举宫之奇与伍子胥二例,事见于《左传》,不见于《春秋经》,其它尧、舜、禹的例子亦与《春秋经》无关。所谓“观于《春秋》”云云,也可能指的是《左氏春秋》,事实上“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就是拿来指《左传》也没有什么不妥,《左传》史例丰富,人物鲜明,又有许多“君子曰”,得失鉴戒易于读取。

《吕氏春秋》中的《春秋》之名仅一见,而征引其它史事的例子则颇多,其中有些亦见于《左传》,文字虽有出入,但可看出讲的是同一件事,例如《乐成》篇言子产执政、《为欲》篇言晋文攻伐原、《权勋》篇言晋灭虞等皆是。《吕氏春秋》中不见《左传》或《左氏春秋》之名,在《左传》与《韩非子》同载的事例中,《吕氏春秋》的引述有时更近于《韩非子》。虽然太史公将《吕氏春秋》列为春秋学的一例,但从种种迹象看来,整部《吕氏春秋》谈到《春秋》的地方很少,对《春秋》的认识仅止于“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而已,而且很可能实际指的还是《左氏春秋》。

九、结语

从诸子引述《春秋》的情形可以看出诸子对“春秋”一词的认识并不一致,《论语》的纂辑者应录《春秋》而未录,并未意识到后人所称的孔子与《春秋》的关系;《墨子》所称的《春秋》意指各国史记;《孟子》能辨孔子《春秋》与《鲁春秋》之别以及《鲁春秋》与《晋乘》、《楚梼杌》之同,但引述“春秋”时却不引孔子《春秋》而引《左氏春秋》;《庄子》言及《春秋》,或系后人窜入,或泛指先王典志,难为孔子《春秋》之证;《荀子》所言《春秋》为《春秋经》;《韩非子》言《春秋》具有多重涵义,但最常指的乃是《左氏春秋》;《吕氏春秋》虽有“春秋”之名,其言《春秋》,殆指《左氏春秋》。《论》、《墨》的无视《春秋经》,《孟》、《荀》的特言《春秋经》,《韩》、《吕》的以《左氏春秋》为《春秋》,这些现象除了学派传承的关系,“春秋”词义的时间变化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近人或以诸子言及与春秋经传有关的事、文、义来说明彼此间的关系,方法固然不错,但运用时仍有些问题。秦火以前诗书百家语与各国史记存者尚多,诸子内容与春秋经传有关系的部份若言明出处自无问题;未言明者其来源就有可能是与经传同源而非直接受某经某传影响。一般的说法多假定只要诸子引述内容与《春秋》经传相同、相似、相通,则必然源自经传,忽略了彼此同源的可能性。反映同时这种说法无异假定诸子见过《春秋》经或传,那为何鲜见诸子引孔子《春秋》经文,引的多是《左氏春秋》?其时《公羊》、《谷粱》只有口说尚未写定,诸子何以也都能知其内容?再说,所谓事、文、义的相同、相似、相通,每一则个案能否成立,尚有认定与解释的问题;即使能够成立,也可能是与《春秋》经传同源,而未必皆出于《春秋》经传。像“唇亡齿寒”、“臣弒君、子杀父”之类,已是先秦通用成语与故事,若凡有所同必欲谓引自《春秋》经传,恐陷于拘泥,[23]忽略了当时人能见到的“春秋”实有多义,不能无条件的皆视为《春秋》经传。

诸子征引史事,所引故事同于《左传》者不少,出自《春秋经》者可说绝无仅有,似乎《左氏春秋》较孔子《春秋》流传更广,可见《春秋经》确是儒家所独尊。另一方面,诸子述史多取《左传》,也可能是此时人们历史意识的反映,述往事需要的是完整明白的叙事,而非微言大义的书法,因而征引《春秋》多取《左氏》。这种由简而繁、由微而显的历史叙事要求,从《春秋》、《左传》、《史记》、《汉书》叙事结构与内容篇幅的发展已充分得到证明。将先秦诸子的“春秋”观与诸子征引《春秋》多取《左氏》的现象放到时代脉络中去理解,对先秦史学史的认识自然是有其意义的。


参考文献:[1]《史记·秦始皇本纪》:“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史记·六国年表》:“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2]《孟子‧离娄下》:“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姑借《韩非子·显学》批评儒墨俱道尧舜而取法不同的话说,若晋《乘》、楚《梼杌》、鲁《春秋》不复出,将谁使定孟言之诚乎?《春秋经》能保持它的神秘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法拿诸侯史记与它作事、文、义的充分比对。

[3]
顾颉刚《与钱玄同论春秋性质书》;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皆为其例。

[4]
说详张以仁《孔子与春秋的关系》,见氏着《春秋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40-41页。

[5]
朱维铮谓:“《论语》主要是孔子晚年部分语录的汇编,他生平的很多重要事迹均未录入,因而不能据以推断孔子没有编着过《春秋》。”见氏着《中国史学史讲义稿》,第31页。论证方法还是对默证法的质疑,而未考虑传说孔子编着《春秋》正在其晚年,《论语》既然主要是孔子晚年部分语录的汇编,何以不记其晚年最重要的工作?何以言五经而独漏《春秋》?朱氏又举《庄子》曾说孔子治《春秋》,《韩非子》记有孔子与鲁哀公讨论《春秋》的对话,以证“从战国到两汉,说及孔子与《春秋》关系的,也不只是孟轲”;说恐未的,参本文第5节与第7节有相关讨论。

[6]
先秦史官有互书各国大事的制度与传统,《左传‧文十五年》“名在诸侯之策”、《左传‧宣二年》“赵盾弒其君”、《左传‧襄二十年》“名藏在诸侯之策”、《左传‧襄二十五年》“崔杼弒其君”、《国语·晋语二》“惧为诸侯载”等皆可为证。

[7]
《公羊传·疏》引闵因〈序〉谓孔子“使子夏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显然更是夸诞,连一本“宝书”的书名也没有,目的似乎只是要在数量上胜过“百国”,不让墨子专美。

[8]
《国语‧晋语七》,司马侯对晋悼公说:“羊舌肸习于《春秋》”,《国语‧楚语上》,申叔时论教太子时曰:“教之以《春秋》”,事皆在孔子之前,孔子之前既有习于《春秋》之人,墨子习于“春秋”亦不足为奇。

[9]
关于孟子述史未可尽信,请参拙作《论孟子述史的不可尽信》,《辅仁历史学报》第1期,1989年。关于孟子述史未可尽信的原因,请参拙作《孟子历史观念试释》,《文献与史学——恭贺陈捷先教授七十嵩寿论文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

[10] 《孟子·万章上》。

[11] 《孟子·粱惠王下》。

[12]
姚曼波:《春秋考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我对于孟子引用与《左传》相同故事是否直接出于《左传》仍持保留态度,对于姚氏因孟子“称《春秋》之名而引《左传》之实”的现象遂怀疑孔子《春秋》即《左传》这类的说法,也不能认同。

[13]
《左传》成书年代考之者众,难有定论,然其书流行于战国时代则为事实。

[14]黄震《黄氏日钞》卷五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708册401页。

[15] 赵伯雄《春秋学史》,第86-90页。

[16]
《公羊传·庄七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以书?记异也”,《不修春秋》一般认为即《鲁春秋》,君子即孔子。

[17]赵伯雄《春秋学史》,第10-11页。

[18]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上册493-494页。

[19]
姚曼波《春秋考论》,第56-57页。按姚以田常、晏婴事为子夏所说,非韩非所举,句读恐误。

[20]
参周勋初《韩非与百国春秋》,《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第122-128页。周文申《楚梼阢》之说,但终无确据。

[21] 《论语‧宪问》。

[22]
章炳麟《丙午与刘光汉书》云,“韩非采左氏说最多”;周勋初《韩非与百国春秋》曾举证多条。

[23]
像《韩非子·存韩》李斯《上韩王书》:“且臣闻之:‘唇亡则齿寒’。”此语亦见《左传·僖五年》,李斯所闻是否一定来自《左传》?恐怕未必。又《管子·法法篇》:“故《春秋》之记,臣有弒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子夏说《春秋》义亦与此相近,惟《春秋》是否一定指《春秋经》?难道诸侯史记都不载弒君杀父之事?恐亦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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