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浦京手机版从通惠书院到潞河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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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台书院课士录》,张集馨
选。金台书院,清乾隆十五年建立,其前身为“首善义学”,为北京着名书院之一。图/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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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是我国古代介于官学和私学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教育机构,书院之名始见于唐代,发展于宋代,清代达到鼎盛。说起书院,人们马上就会想到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由于研究的不足,宣传的不够,人们对北京地区的古代书院知之甚少。其实,作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北京,书院在文化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北京的书院主要存在于元明清三个朝代,着名的如太极书院、首善书院和金台书院等,它们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金台书院校舍存在至今,即现金台书院小学所在地。
北京古代书院的兴衰与文教政策以及党争、政争密切相关
元朝忽必烈时期,实行“汉化”政策,对于汉地早已存在的书院采取保护、支持的政策,北京地区先后出现了太极书院、谏议书院、文靖书院和韩祥书院。
到了明中后期,官学衰落,王阳明心学兴起,成为思想界一大变局,随之而来的是书院的勃兴。和全国一样,北京地区的书院也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明朝北京的书院有通惠书院、杨行中书院、白檀书院、闻道书院、双鹤书院、叠翠书院、后卫书院和首善书院等。明朝天启初年创办的首善书院,是由在朝廷做官的东林党人发起创办的,名噪一时,遐迩闻名,从其艰难沉浮的兴衰历史中可窥见政治对书院的影响。
时值内忧外患,在朝廷中掌权的邹元标和冯从吾等东林党人认为重塑封建伦理纲常,培养为朝廷、为国家效力的人才,是当前首要的“政治”,只有如此,才能挽救国家危亡,因此他们创办了首善书院。首善书院的讲学内容并没有抨击时政,而是不谈时政,不谈私事,不谈仙佛,只谈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封建伦理道德。首善书院被封杀是因为不久以后再次兴起的党争,而并非书院本身讲学的原因。魏忠贤等人为了控制朝政,必须打压东林党人,于是便无中生有,上疏诋毁首善书院,指斥邹元标、冯从吾讲学是为批判国政,污蔑二人身为朝廷重臣,高居朝堂,而别创书院讲学,意在收拢人心,另有所图。随着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形成,叶向高、邹元标、冯从吾、高攀龙和赵南星等人相继被罢官,书院讲学活动停止。天启四年六月,朝廷下令取缔首善书院,阉党把书院中所有的书籍全部焚毁。天启五年正月,阉党人士、兵科给事中李鲁生以“假道学不如真节义”为由,请毁首善书院,改为祭祀辽东战死将士的“忠臣祠”。天启皇帝准奏。之后,撤去首善书院匾额。七月,御史倪文焕上疏说在首善书院讲学的东林党人,聚不三不四之人,说不痛不痒之话,作不深不浅之揖,啖不冷不热之饼。皇帝诏令将首善书院碑文砸碎,孔子的牌位也被阉党丢弃在大路边。
清朝初期对书院采取了禁止政策,经过康熙朝的调整,到雍正时期转而对书院实行积极扶持的政策,天子脚下的北京,书院得到较快发展,是北京书院的鼎盛时期,主要书院有:金台书院、云峰书院、燕平书院、卓秀书院、潞河书院、蒙泉书院、近光书院、温阳书院、白檀书院、冠山书院和缙山书院。由于清代政府对书院采取大力支持的态度,地方官员往往成为书院创建的发起者、组织者,大都带头捐俸捐廉,并且劝捐,为书院筹集资金。例如光绪五年金台书院大修时,顺天府尹周家楣广泛发动,大小官员纷纷捐献,竟然筹措到14631两银子。位于通州的潞河书院多次修缮,都是当地官员自捐清俸,再约诸君各捐清俸,鸠集工匠,悉加修葺。又如道光十三年十二月至十四年二月,密云县令李宣范发动当地绅士捐廉几千两白银,对白檀书院进行了重建。
清末政局对书院改制产生了重大影响。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使书院改制的过程一波三折。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而在光绪帝正式宣布变法前,北京已经是变法的大潮在涌动。五月二十二日,光绪帝发布上谕,要求各地两个月内把书院全部改制为学堂,金台书院是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改制为学堂的,虽然没有在皇帝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改制,但和其他地区相比较,还是在变法期间比较早地完成了改制。然而,由于光绪帝的政令不出北京城,故而北京郊区的书院并没有进行改制,其余的书院都是在清政府“新政”后进行改制的。光绪二十七年,慈禧太后牢牢控制了朝政,推行“新政”,又下令书院改制,光绪二十九年,朝廷废除科举,官员们看到中央政府改制的决心,北京的书院改制才迅速推开。
北京古代书院对人才的培育有自己的独特性
由于理学盛行,北京书院主要讲授已经理学化的儒家经典。明朝中后期北京书院的大发展主要是王学传播的结果。清朝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大行其道,北京书院无疑承担了“首善之区”的教化重任,加上书院教育的科举化,北京书院讲学内容主要固定在“四书”“五经”及其注疏上,外加二十四史。相对于其他书院,北京书院在传播理学和保存文化典籍等方面发挥了独特而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北京书院有着自己的特征:一是由于北京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所以明清的北京书院兴衰受政治因素的制约更大,无论是明朝的首善书院兴衰,还是清末书院改制过程,无不受到政治因素的强大制约,无不受到党争和政争的强大影响,这一点比任何地方政治因素对书院的制约作用都要大得多。二是书院经费来源中,官府拨付和官员捐献的比例较大,上至皇帝、直隶总督,下到各县的知县、教谕,都对北京书院大发展从经费上予以支持,显示出官方力量在书院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三是北京的书院院长、教师和生徒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清朝时期的北京汇集了全国有名的学者,使得官员在选拔院长时,标准更高,视野更宽,而且会试和殿试都在北京举行,那些遥居外地的落榜举人,往往选择在北京的书院、主要是金台书院复读,以备再考,可以说北京书院是全国招生,因此北京书院在文化传播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影响波及全国。
北京的书院对人才的养育有自己独特的贡献。元明时期的北京书院和科举联系不甚密切,士大夫创办书院是为了传播文化,并非为了输送举人、进士。太极书院以着名理学家赵复为主讲,选拔俊秀有才识者为学生,当时在书院听他讲课的有一百多人,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了理学大家,许衡、郝经、姚枢、窦默、刘因等人都对赵复执弟子礼。太极师生缝合了辽金时期北方的儒学断层,有力地推动了理学在北方的传播。清朝时期,北京的书院成为士子科举的主要场所,生徒数量创历史新高,特别是金台书院,京外各省士子在这里为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在历届会试中,该院生徒均有数十人中进士,众多士子由这里荣登龙门,或者成为官吏,或者成为学者。有时会试中进士的多达百人。同治十三年,金台书院爆出重大新闻,应试学子陆润庠金榜题名,成为清王朝第101名状元。陆润庠后来历任礼部侍郎、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转东阁大学士,屡典科试,晚年担任宣统帝的师傅。光绪三年时,顺天府乡试,陆润庠充会试副总裁,昔日的学生现今成了副总考官,兴致勃发,题写“状元”匾额赠母校金台书院,后来此匾高悬在金台书院的垂花门里,故京师人俗称金台书院为“状元府”。
北京古代书院的管理方式和教学方法
北京书院的管理方式和教学方法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是以德育为首。北京地区的书院始终把德育放在首位,希望能够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道德楷模、谦谦君子,其讲学主要向学生传授封建伦理道德,培养学生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这和官学以培养官吏为直接目的不同。另外,在考课题目、书院章程、条规、课规、学训、祭祀等活动中,甚至书院的对联、匾额中都贯穿着品德的“教化”。
二是书院兴衰与官府对书院的管理方式密切相关。从北京书院发展历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官府支持书院,各级官员就会闻风而动,采取各种具体的措施来发展书院教育,或捐资,或倡建,或拨款拨地,或物色山长,甚至亲自到书院讲学。反之,他们就会设置重重障碍,阻止、破坏书院的发展。北京书院在明朝中后期和清朝乾隆以后几次发展的高潮,无不和政府对书院的支持密切相关。
三是独特的教学方法。书院教学的特点是以自学为主,优游读书,实行启发式教学方式;师生之间提倡争鸣,盛行自由民主的讲会;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尊师爱生,师生关系水乳交融。
四是精简高效的管理。古代书院管理大都“精简高效”,院长和师生共同管理学校,书院仅有少量的管理机构,配备少量的管理人员。
(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文化史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内容摘要:通州作为北京的东大门,又拥有较为便利的运河水路交通,陆续出现的书院为当地的教育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北京书院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历史上通州的书院主要存在于明清时期,共有5所,这5所书院分别是明朝的通惠书院、杨行中书院、闻道书院、双鹤书院和清朝的潞河书院。这些书院类型主要分为两种:考课和讲会,通惠书院与双鹤书院就是讲会类的书院,杨行中书院、闻道书院、潞河书院则属于考课类的书院。这除去私人创办、财力不足的原因以外,还和明朝统治者的书院政策不稳定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有关,如嘉靖、万历年间,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当权者往往通过禁毁书院,来打击反对派,在这种环境下,马经纶、杨行中和李三才因得罪权贵而回归乡里创办的书院,很难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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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办;潞河书院;双鹤书院;运河;经纶;讲学;发展史;教育机构;位于通州;文化

东城区金台书院小学的前身为清代金台书院,基本保留了当年书院的建筑和格局。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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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院是中国唐末五代时期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文化教育组织,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独具特色,它不同于私塾,也与官学有着区别。北京的古代书院最早诞生于五代时期的后梁。当时,士大夫窦禹钧创办了窦氏书院,这是一所兼具藏书与讲学功能的教育机构,窦氏书院的建立揭开了北京书院的序幕。通州作为北京的东大门,又拥有较为便利的运河水路交通,陆续出现的书院为当地的教育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北京书院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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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通州的书院主要存在于明清时期,共有5所,这5所书院分别是明朝的通惠书院、杨行中书院、闻道书院、双鹤书院和清朝的潞河书院。这些书院类型主要分为两种:考课和讲会,通惠书院与双鹤书院就是讲会类的书院,杨行中书院、闻道书院、潞河书院则属于考课类的书院。

延庆的缙山书院,1949年后成为延庆永宁小学,如今为幼儿园。

  在通惠书院以前,通州地区没有书院,而官学校舍又十分简陋,学子们通常居住于寺庙或是道观之中,环境艰苦。嘉靖二十七年(1548),御史阮鹗到通州视察粮仓时首先到州学拜谒先圣,在听说诸生没有学习的地方时,便出资建造书院,通惠书院便是由此而来。通惠书院前后存在了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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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行中书院,由左副都御史、通州人杨行中于嘉靖末年创办,位于通州旧城内水月庵,今通州区新华街道东海子居民区。关于杨行中书院的具体情况,由于史料的缺乏,不得而知。

缙山书院曾经使用的书籍

  闻道书院是由御史、通州人马经纶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创办,因其门人生徒私谥他为“闻道先生”而得名。闻道书院位于通州旧城东南隅文昌阁附近,今中仓街道莲花寺胡同东端南侧,马经纶去世以后,闻道书院由其子马健顺维持了一段时间。马经纶和杨行中都是因为得罪了权贵而获罪归里,创办书院,继续造福桑梓。

如今,随着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关注,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又出现了书院的身影,很多都市白领在闲暇时间到书院读书学习。这些书院与古代书院有着本质的区别。

  巡抚、通州人李三才因力陈矿监税使之害,被迫辞官回家,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创办了双鹤书院,书院位于通州张家湾城内,今通州区张家湾镇。因书院设在李三才自家双鹤轩内而得名,史载他“归而置双鹤书院,讲学其中”,十余年后,随着李三才去世,书院停办。

古代书院是介于官学和私学之间的一种特殊教育机构。提起古代书院,很多人会第一时间想到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而对北京的书院知之甚少。其实,作为文化名城的北京,书院对其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北京东城区的金台书院小学,就是清代著名书院——金台书院发展而来。

  潞河书院最初由仓管总督张仪朝和通州知州朱英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创办,因古代通州称“潞河”而命名。潞河书院命途多舛,经历了多次迁徙与重修。光绪六年到十五年(1880-1889),因经费不济,潞河书院停办,光绪十七年,在天恩胡同东端北侧重新建设。光绪二十九年,潞河书院改为“通州官立小学堂”。

五代后梁

诞生第一所书院

和全国的书院发展历程相似,北京古代书院兴建较早,在五代时期的后梁,北京就有了第一所书院——窦氏书院。

五代时期,北京称幽州,因为是军事重镇,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这一带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但是,当时的教育和科举并未因此完全中断,士大夫们也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们在兴办官学的同时,开始创办书院,从而揭开了北京古代书院史的序幕,而窦禹钧就是北京书院序幕的开启者。

窦禹钧,范阳(今北京昌平)人,唐天佑(904-907)末年,为幽州掾。因为幽州地处燕山,窦禹钧又名窦燕山。后人熟知的《三字经》中所记载的“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说的正是他。

谈起窦禹钧创办书院的动机,根据历史上记载,他是为了延续窦氏烟火。原来,窦禹钧自幼丧父,由于家境富有,又是官后代,属于纨绔子弟,早年做了不少坏事,到了30岁还没有后代,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孝的事。有一天夜间,他梦见死去的祖父对他说,你前生作恶多端,所以你今生不仅没有儿子,并且寿命也不长,希望你及早向善。

做了这个梦之后,窦禹钧便开始做好事。有仆人盗用了二万银钱,怕被窦禹钧发觉,就逃跑了,临行前写了一张债券,把自己的女儿卖给窦家。窦禹钧不仅收养了仆人的女儿,待仆人的女儿长大后,还替她备了嫁妆,嫁了一位如意的丈夫。做了很多好事后,窦禹钧认为,做好人好事是“立德”“立功”的一时之事,而回报社会更好的途径,还是兴办教育,为家乡培养人才。于是他利用家里的积蓄,创办了一个书院,后人称之为“窦氏书院”。

窦氏书院位于今昌平区,宋代范仲淹、李昌龄等人对书院都有记载。根据记载得知,窦禹钧把书院建在自家住宅的南边,有房屋40余间,藏书非常多,还聘请饱学之士前来讲学。窦氏书院接收了很多生徒,无论贫富,无论相识与否,只要有志于学,就“听起自至”。

窦禹钧的几个儿子也都在书院学习,而且学习成绩俱佳,窦仪和窦俨相继登科。不过,当时的记载中都没有书院的名称,后人多以“窦氏书院”称之。窦氏书院有藏书楼、讲堂和斋舍,生徒数量应该也比较可观,重要的是,书院还对贫困的生徒予以生活补贴,也就是“膏火银”。

窦禹钧一系列义举,深得老百姓爱戴,据统计,全国有18处窦禹钧的墓葬,可见当时人们对他的崇敬之情。

元代

汉族士大夫积极筹办书院

元代是北京书院的发展时期。宋朝南迁之后,北方处于金朝统治下,加上金、西夏和蒙古政权的征战、对峙,北方的文化发展落后于南方,书院数量少得可怜。元朝统一全国后,对书院采取了支持政策,北方地区书院得以恢复和发展,北京书院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元代时,北京的书院主要有太极书院、谏议书院、韩祥书院和文靖书院。

太极书院创建于元代统一中国之前。由当时蒙古政权中的两位汉人杨惟中与姚枢创办,当时蒙古还未建设大都,书院设在金中都城内。

杨惟中推崇理学,是当时国子监的负责人之一,他因知识渊博、胆略非凡为元太宗窝阔台信任。在蒙古军队与南宋军队交战时,杨惟中网罗名士数十人,把收集到的理学著作运送到燕京,还为当时的大儒周敦颐建立祠堂。

在蒙古灭宋的战争中,姚枢奉命在俘虏中寻找名士,他遇到了南宋大儒赵复。在和赵复的交谈中,姚枢认为赵复是个“奇士”,便欲携之北归。赵复因为九族都被蒙古军队杀害,便拒绝了姚枢的要求,并和姚枢诀别。姚枢害怕赵复自尽,便留下他同帐共宿。可是待姚枢醒来,赵复已经不在身边。姚枢骑马四处搜寻,在江边找到了欲投水自尽的赵复。经过姚枢语重心长的劝阻,赵复勉强答应随姚枢北上。赵复也把自己收藏的程朱理学著作,全部抄录下来后送给了姚枢。姚枢不仅礼聘赵复为太极书院掌教,而且降尊为卑,虚心向赵复请教理学,甘当赵复的学生。

太极书院在鼎盛时期,学生有百余人,后来成为元朝著名的学者许衡、郝经和刘因,在年轻时皆来听讲,其规模名声一度超越了国子监,不过随着官学的恢复,太极书院逐渐衰落。后来,或许是随着金中都的废弃,太极书院最终销声匿迹。

文靖书院位于当时房山县西南70里抱玉里(今云居寺附近),由赵密创建。赵密是房山抱玉里人,时任总管,属于本地士大夫。当时赵密和贾壤师从容城刘因游学,后回到家乡,以其学教乡人,并建书院。书院当时是一所乡村书院,书院里立祠祭祀刘因,到了元顺帝时期,为了笼络士人,元顺帝亲自为书院赐额,因刘因死后谥号“文靖”,元顺帝便赐额“文靖”,此后称为文靖书院。文靖书院具体创办时间、规模等情况,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不过可以确认的是,文靖书院历经元明两代,后在清朝雍正年间被弃,并改为刘静修祠。

值得一提的是,文靖书院祭祀的刘因,当年正是在太极书院里学习,因此,太极书院和文靖书院在学术上是一脉相承的,都致力于传授程朱理学。刘因,原名胭,后改名为因,号静修,元代重要思想家,与许衡、吴澄一起,被黄宗羲合称为元代理学“三先生”。刘因最初在太极书院,求学于赵复,后来,刘因门徒众多,求学者皆能满载而归。在北方,刘因学术影响力很大,进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精修学派。

元代北京另一所书院谏议书院,位于新店刘谏议祠,新店在元代时是昌平县治的所在地,元朝泰定二年(1325),为纪念唐朝晚期舍命进谏的昌平人、谏议大夫刘蕡(fén),由昌平驿官宫祺奏请设立,并命名为谏议书院。从宫祺奏请设立谏议书院一事可以看出,元朝创办书院是要经过官方批准备案的。

元顺帝至正年间,昌平县治迁回旧县村,刘谏议祠与谏议书院也随之迁到旧县村。明景泰三年(1452),昌平县治迁至永安城(今昌平老城区)内,刘谏议祠随县治迁到儒学里,因为当时书院和谏议祠是一体的,而刘谏议祠迁到儒学里面,谏议书院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谏议书院遂废。万历年间,顺天府尹刘荣嗣重新修缮谏议书院,此后书院历经多次废立,乾隆年间,改为燕平书院。

关于韩祥书院,由于规模小,影响不大,留下的史料不多。明人崔学纂修的《昌平州志》中曾提到韩祥书院,“在州治西十五里新店,祥本县人,元时为山长创建。”韩祥书院在昌平州城西的新店,韩祥是元时昌平本地人,曾做过谏议书院山长,韩祥书院就是韩祥做谏议书院山长时创建的。

明代

八所书院四所在通州

明代是书院繁荣发展时期,全国的书院至少在2000所以上。明朝前期规定,非官学出身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于是学子集中到官学中,书院在明朝初期近百年间处于沉寂阶段。明中后期,随着科举制度弊端的日益显现,书院开始发展起来。

明代北京书院的发展也经历了类似的阶段。明代北京的书院有叠翠书院、通惠书院、杨行中书院、白檀书院、后卫书院、闻道书院、双鹤书院和首善书院八所书院,其中四所在通州:通惠书院、杨行中书院、闻道书院以及双鹤书院。

叠翠书院,听其名就与北京古时的一个景点有关:“居庸叠翠”。叠翠书院正是坐落于居庸关。居庸关为北京西北的门户,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它有南北两个关口,南为“南口”,北为居庸关。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大将军徐达在此督建关城。建文帝时在此设置隆庆卫,永乐帝将其分为左卫和右卫。关城是全卫政治、文化中心,明代戍守九边的士兵是可以带家属的,为了给士兵的子弟提供一个读书的场所,嘉靖二十年(1541),巡按御史萧详曜,将旧的寺庙修缮一新后,以“居庸叠翠”美景为名,创办了叠翠书馆。名为书馆,实为授业读书的书院。

通州的四所书院值得说一下。通州旧时没有书院,虽然创办了儒学,但校舍简陋,莘莘学子往往居住在寺庙、道观中。嘉靖二十七年(1548)九月,侍御史阮鹗到通州视察粮仓,首先到了儒学,拜谒先圣后,便升堂讲学,当他听说诸生没有学习地方,十分感慨,便在儒学右侧建立书院,因为此地在通惠河附近,故命名为“通惠书院”。

杨行中书院,是由左副都御史杨行中私人创办于嘉靖末年,位于通州旧城内水月庵,今新华街道东海子居民区。万历年间,杨行中的孙子杨世扬把书院改作佛地,书院停办。值得一提的是,杨行中身为士大夫,不仅办书院,而且还注重官学教育,最具代表性的是倡建学宫。通州旧城南门东城角上曾有一座文昌阁(地方官学系统中,文昌阁是学宫的主体建筑之一),就是杨行中建造的。另外,杨行中还主持编纂了通州第一部志书——《通州志略》。

闻道书院创办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由直言敢谏获罪归里的御史马经纶私人创办。因其门人生徒,私谥他为“闻道先生”而得名闻道书院。书院位于马经纶的别墅,通州旧城东南文昌阁附近,今中仓街道莲花寺胡同东端南侧。马经纶死后,书院由其子马健顺维持了一段时间。

双鹤书院位于通州张家湾内,万历三十九年(1611),巡抚李三才辞官回家后创办,因书院设在李三才自家双鹤轩内而得名。十余年后,随着李三才的去世,书院也停办。

明代,在北京城内也有一所书院,那就是首善书院。首善书院是明朝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左副都御史冯从吾于天启二年(1622)在北京创办。

泰昌、天启年间,大批在万历年间被罢黜的官吏被重新起用。泰昌元年(1620),光宗朱常洛刚刚登位,便“召建言诸臣邹元标、冯从吾、王德宪等”回京任职,邹元标、冯从吾在万历初年因言被罢官,曾在乡里讲学40年。

是年九月,天启皇帝即位,复因邹元标之请,起用赵南星、叶茂才、高攀龙和刘宗周等人,这些官僚是讲学的一贯支持者,他们把讲学风气带入京城。当时冯从吾到京师任职后,邹元标、高攀龙等人也先后到京师复职,加上其他志同道合的士大夫云集北京,相见甚欢,于是约定每月逢三,在京师城隍庙的道观举行讲会。起初,前来参加的都是士大夫,后又增加了一个会讲,逢八为期,士大夫和百姓均可参加。由于城隍庙无法容纳越来越多的听讲者,邹元标、冯从吾等人会同十三道御史台诸君共同创建了首善书院。

首善书院位于宣武门内东墙附近,有讲堂、后堂各3间,加上其他房舍,共有十余间房。因当时朝廷朋党之争非常厉害,首善书院成立之初,便历经波折。

就在冯从吾等人择地建造书院时,天启二年九月,兵科给事中朱童蒙率先发难,以讲学会引起门户党争为由,反对在皇都之内择地建坛。冯从吾和邹元标据理力争。内阁首辅、大学士叶向高站在冯从吾这边,不仅不认为创办书院是成立党派,还欣然为书院作记。书法家董其昌为其书写碑文,书院遂得以落成。书院于当年十一月开讲。

但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形成后,天启四年(1624)叶向高、邹元标、冯从吾等人相继罢官,书院讲学活动停止。六月,朝廷下令取缔首善书院,阉党把书院中所有的书籍全部焚毁。此后,首善书院的匾额被摘,叶向高题写的碑记被砸。天启六年,还有人建议把已改为忠臣祠的首善书院迁到城郊,不过,还未等阉党采取措施,天启皇帝一命呜呼,首善书院的建筑得以保留。

有趣的是,首善书院的隔壁就是利玛窦于1605年创办的天主教堂,称为“南堂”。书院废除后,徐光启“请改为西洋历局,后屡请复,不报。”直到崇祯二年(1629)才被批准。至清代,首善书院成为“南堂”的一部分。

白檀书院是明朝万历年间,密云兵备、按察使王见宾创办,他去密云视察时,发现当地近30年来读书人没有中过举人,为此他设立了书院,因为汉代在密云设置过白檀郡,遂给书院命名为“白檀书院”。关于后卫书院,史料并不多,能知道就是它最开始建于古北口东门外,后因关外骑兵的不断侵扰,迁到古北口城内。

清代

书院改制为小学堂

清初,鉴于明末东林之祸,清廷认为明朝灭亡是讲学所致。因此顺治八年(1651)发布了限制书院发展的诏令,不过清初忙于统一战争,顺治帝的诏令在实际执行中大打折扣。康熙帝对书院给予支持,对书院亲赐御书和匾额。乾隆皇帝即位后不久就颁布谕旨,要求各省督抚仿朱熹白鹿洞书院之例,设立条规,慎选院长、生徒等,基本上从官方为书院制定了基本的条规。此后清代其他皇帝都对书院非常支持。道光和光绪两朝,为促进书院发展,清廷鼓励社会力量捐资,或修建书院,或作生童膏火,这一时期,书院发展最快。

清代,北京作为京师所在,书院也有极大发展。此时,北京的书院已经遍布城区和郊区,城区有金台书院,其余的分布在通州(潞河书院)、房山(云峰书院、义仓书院、卓秀书院)、平谷(近光书院)、顺义(蒙泉书院)、昌平(燕平书院,前身为明代谏议书院)、延庆(冠山书院、缙山书院)、怀柔(温阳书院)和密云(白檀书院,建于明代,清代重修),书院达到12所之多。不过,由于北京的书院受官方控制比较严,因此,大多数书院的学习课程与科举考试关联非常大。

这里要重点说说金台书院。清代北京书院大都建在郊区,只有金台书院位于现在东城区,是城区内的书院。关于金台书院,《(光绪)顺天府志》有简明扼要的交待:“在外城东南金鱼池,旧为义学,国朝康熙四十一年,府尹钱晋锡建,御书‘乐育英才’额。乾隆十五年,改为书院。道光二十二年重修,光绪八年,府尹周家楣重修。”

不过,也有些史料提到康熙题写的匾额为“广育群才”(如今北京金台书院小学还有“广育群才”的匾额),到底是“乐育英才”还是“广育群才”,还需进一步考证。

金台书院在修建过程中,也有一些小插曲。康熙三十九年(1700),京兆尹钱晋锡设立大兴、宛平两所义学,不久,宛平义学并入大兴义学中。大兴义学位于正阳门外东南金鱼池附近洪承畴的园地——洪庄。随着学生越来越多,校舍不够用,钱晋锡欲购买洪庄内空闲地建立校舍,但是最初遭到洪氏后人的拒绝,加上书院学校吃饭也成了问题,学生逐渐辍学。此时书院的负责人王源和士大夫商议解决办法。后来通过资助,学生吃饭问题得以解决,生徒又多了起来。

当时,王源与洪氏后人私人关系好,洪氏后人便同意借庄园办书院。经过六年的建设,书院终于得以扩建。后来,钱晋锡在上奏时说,洪氏后人愿意把洪庄贡献出来,康熙便赐额“广育群才”。洪氏后人闻之大惊,解释说宅院是借给书院使用,并没有“贡献出来”。但因为有康熙皇帝的御书,洪氏后人也无可奈何。书院建成后,王源认为,这是明代首善书院之后,顺天府第一所书院,故自称顺天书院。顺天书院在乾隆元年(1736)有过一次修缮,乾隆十五年(1750),又对书院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和扩建,书院名称也有了变化,借“燕京八景”之一的黄金台“金台夕照”之意,改为“金台书院”。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书院也历经多次修缮。光绪五年(1879),顺天府尹周家楣对金台书院作了大修。当年周家楣曾到金台书院视察,看到书院的堂宇已经破旧不堪,地面坑洼不平,生徒随地而坐,便决心把书院修葺一番。经过估算,重修的工料费需银1万两左右,周家楣多方筹措,除了动用署库的结存外,总督李鸿章捐银1000两,周家楣本人也捐了1000两,还从顺天府衙的公银中拔出1000两。当时,周家楣一面派人购置材料,一面继续筹资,但这时,周家楣的母亲去世,他只好回家奔丧,在离开京师时还念念不忘书院。经过多方筹措,金台书院大修工程四月开工,到光绪七年春天才竣工。

光绪三十一年(1905),金台书院停办,改为“顺直学堂”,1912年改为“顺直中学”,民国时期改为师范学校、公立第十六高等小学校,1949年后为崇文区第一中心小学,以后又改为东晓市小学、金台小学,现为金台书院小学。

值得一提的是,清初建于通州的潞河书院,与潞河中学的前身潞河书院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传统意义上的书院,它创办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位于今西大街西端附近,后来乾隆年间几经迁移和重建成为当时通州比较完备的书院,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通州官立小学堂”;后者相当于教会学校,它是清同治年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办于北京通州,初名潞河男塾,光绪十五年(1889)升格为大学,后改为潞河书院并设一所中学,1912年改为华北协和大学,1919年与北京汇文大学等校合并,改为燕京大学,同年,原潞河书院附属中学改为私立潞河中学。

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行,就在书院一路向前发展的时候,晚清时的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甲午战争中,中国败于日本;几年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举国上下立志变法维新。清廷也决定对书院进行改制,一律改为西式学堂,北京也不例外。

1898年,顺天府尹孙家鼐奏改金台书院为顺天中学堂,选拔所属二十四州县生员四十名入堂肄业,另设南学(也就是外省生员)二十名。不过,这份奏折并没有实施。

清末,郊区县的书院几乎都改制为高等小学堂。昌平的燕平书院改制为昌平县高等小学堂;通州潞河书院改为通州官立小学堂;冠山书院改为延庆州高等小学堂;白檀书院改为密云县高等小学堂(现为密云二小);近光书院改为平谷县高等小学堂,民国后改成近光完全小学校;卓秀书院改为良乡县高等小学堂;云峰书院改为房山县高等小学堂,后来演变为现在的房山区城关小学;缙山书院改为永宁高级小学堂,民国年间,改为永宁高级小学校,1949年后改为永宁小学,2012年永宁小学与永宁中学合并为永宁学校,其小学旧址改建永宁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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