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浦京2019《译林》在中国学术界留下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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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更重要的是他支持他的学生们从事此项工作,因他本人一直对翻译工作极感兴趣,也已经以翻译《茶花女遗事》而得大名,有资望担任监译的重任。杭州日文学堂及其翻译活动《译林》的译者既多为杭州日文学堂的学生,而《译林》的另一名监译伊藤贤道则是这个学堂堂长。所译皆为当时最新出版的重要学术著作由于二战以前日本没有“当用汉字”的限制,日本人文章中大量使用汉字。相信对《译林》所译诸书原本与翻译文本的比对研究,将会揭示这批译者的翻译能力以及他们对世界与中国的认识水平。他于1896年三月从横滨出发,经上海、香港、西贡、新加坡一路往西,入地中海,由马赛登陆游法国、摩纳哥,掠影西、葡,遍游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罗斯波兰土耳其希腊埃及意大利瑞士,而后横渡大西洋,游历美国东西部,由加拿大温哥华横渡太平洋回日本,历时一年九个月。

一、中国翻译出版史上的“黄金组合”———魏易口述和林纾笔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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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翻译;译者;日本;学堂;出版;学生;漫游;林长民;译文;杭州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提到:“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
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的小说。古文里有很少滑稽的风味,
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和狄更斯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
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因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
自司马迁以来, 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鎌田荣吉《欧美漫游杂记》

作者简介:

“古文”大家的林纾 (琴南) , 在胡适的笔下, 竟有三个“居然”,
并且其“成绩”遥自“司马迁以来”为仅见,
这样的称道不为不高矣。这也不是胡适的虚饰, 当年林纾翻译外国小说,
始于光绪二十三年 (1897) ,
他与精通法文的王寿昌合译了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 两年后译毕,
遂在福州“畏庐”刊行, 是为近代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
一时风行全国。随即, 林纾得商务印书馆之邀 (译本的单行本由商务印书馆刊行,
其他则多在《小说月报》、《小说世界》等刊载) , 从此专译欧美小说,
统计先后译有一百八十余种
(一说二百余种。来源则为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等语种的作家)
, 又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觏, 由此林纾被誉为“译界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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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一共出现过五种仅刊载译文的专门杂志,分别为《译书公会报》《译书彚编》《译林》《励学译编》与《游学译编》。《译林》的译书在今天看来似已毫无意义,但在当时都是最新出版的重要学术著作。《译林》与差相同时的几个专门翻译杂志在中国的学术界留下了印记,林纾与他的学生们在匹夫有责的大环境下也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值得后人记念。

不过, 林纾不谙外语, 也不能读外国原著, 只能“玩索译本, 默印心中”,
他的翻译活动是通过助手得以完成的。所谓助手,
就是魏易、王寿昌、王庆骥、王庆通、李世中、曾宗巩、陈家麟、毛文钟等十九个林纾先后的翻译搭档,
其中, 能够成为“黄金组合”的, 就是一对“林魏”———林纾笔译、魏易口述,
他们这一对组合, 先后译有外国小说及学术著作大凡五十余种。

近代去今不远,但近代文献的佚失程度往往有出人意料者。好在《译林》全卷十三期今尚完好保存于上海图书馆。

  清末五种专门的译文杂志

两人合译的第一本书,
即大名鼎鼎的世界反种族主义迫害的名著———《黑奴吁天录》
(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 美国斯托夫人原著) , 那是他们于清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在杭州翻译和出版的, 即木刻初印本的“武林魏氏藏版”,
此外该译本还有“商务版” (商务印书馆) 、“文明版” (文明书局) 、“中华版”
(中华书局) 等多个版本, 由此也说明它的流传极为广泛。此后, 合作者渐入佳境,
翌年, 他们又有了《英国诗人吟边燕语》 (英国兰姆兄弟原著, 1904年“商务版”)
、《埃司兰情侠传》 (英国哈葛德即亨利·莱特·哈葛德原著, 1904年木刻本) 等,
随即, 高峰到来———

清末一共出现过五种仅刊载译文的专门杂志,分别为《译书公会报》《译书彚编》《译林》《励学译编》与《游学译编》。《译林》的译书在今天看来似已毫无意义,但在当时都是最新出版的重要学术著作。《译林》与差相同时的几个专门翻译杂志在中国的学术界留下了印记,林纾与他的学生们在匹夫有责的大环境下也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值得后人记念。

  晚清以来,国家屡受巨创,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切有识有为之士,莫不上下求索救国之良方。其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似成为一长期深入人心之良策,而且经过数十年的演变,所欲师诸夷之“长技”事实上已从技术层面延伸到制度及文化领域。师夷必先识夷,识夷之道尤以译事为先。因此自鸦片战争以来,翻译遂成为先进学人之要事。究其实,在识夷的道路上,最初影响中国与日本甚巨的《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二书亦均为编译性质的著作。以此为始,晚清七十年中,翻译或编译文字无数。起先专译西方文献,由地理而科技,由科技而人文。甲午战败之后,在西文翻译之外,更兼译日文。翻译成果既有专书出版,亦有大量连载于综合性质的新式杂志报纸之上。1899年,严复在给张元济的一封信里说:“译书为当今第一急务”,揭示了时贤的共识。

《迦茵小传》 (英国哈葛德即亨利·莱特·哈葛德原著, 1905年“商务版”)
、《埃及金塔剖尸记》 (同上) 、《英孝子火山报仇录》 (同上)
、《拿破仑本纪》 (英国洛加德原著, 1905年“京师学务处官书局”刻本)
、《撒克逊劫后英雄略》 (即《Ivanhoe》, 今译《艾凡赫》,
英国司各德———今译司各特原著, 1905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同)
、《玉雪留痕》 (英国哈葛德即亨利·莱特·哈葛德原著, 1905年)
、《埃斯兰情侠传》 (亨利·莱特·哈葛德原著, 1905年) 、《洪罕女郎传》
(亨利·莱特·哈葛德原著, 1906年) 、《红礁画桨录》 (亨利·莱特·哈葛德原著,
1906年) 、《橡湖仙影》 (英国哈葛德即亨利·莱特·哈葛德原著, 1906年)
、《金风铁雨录》 (即《Micah Clarke》, 英国科南达利———今译柯南道尔原著,
1907年) 、《滑稽外史》 (即《Nicholas Nickleby》,
却而司迭更司———今译查尔斯·狄更斯原著, 1907年) 、《孝女耐儿传》 (即《The
Old Curiosity Shop》, 今译《老古玩店》, 狄更斯原著, 1907年)
、《十字军英雄记》 (即《The Talisman》, 司各特原著, 1907年)
、《剑底鸳鸯》 (即《The Betrothed》, 司各特原著, 1907年) 、《拊掌录》
(英国欧文原著, 1907年) 、《神枢鬼藏录》 (英国阿瑟毛利森原著, 1907年)
、《旅行述异》 (英国欧文原著, 1907年) 、《大食故宫余载》 (英国欧文原著,
1907年) 、《空谷佳人》 (英国博兰克巴勒原著, 1907年)
、《双孝子喋血酬恩记》 (英国大畏克司蒂穆雷原著, 1907年) 、《孤星泪》
(法国嚣俄———今译雨果原著, 1907年) 、《花因》 (美国几拉德原著, 1907年)
、《歇洛克奇案开场》 (即《A Studyin Scarlet》, 今译《血字的研究》,
英国柯南道尔原著, 1908年) 、《髯刺客传》 (即《Uncle Bernac》,
英国柯南道尔原著, 1908年) 、《恨绮愁罗记》 (即《The Refugees》,
英国柯南道尔原著, 1908年) 、《电影楼台》 (即《The Doings of Raffles
Haw》, 英国柯南道尔原著, 1908年) 、《蛇女士传》 (即《Beyond the City》,
英国柯南道尔原著, 1908年) 、《块肉余生述》及《续编》 (《David
Copperfield》, 今译《大卫·考伯菲尔》, 狄更斯原著, 1908年) 、《贼史》
(即《OliverTwist》, 今译《奥立佛·退斯特》或《雾都孤儿》, 狄更斯原著,
1908年) 、《孝女耐儿传》 (英国狄更斯原著, 1908年) 、《恨绮愁罗记》
(英国柯南道尔原著, 1908年) 、《西利亚郡主别传》 (英国马支孟德原著,
1908年) 、《大侠繁露传》 (法国阿克西原著, 1908年) 、《不如归》
(日本德富健次郎原著, 1908年) 、《天囚忏悔录》 (英国约翰·沃克森罕原著,
1908年) 、《黑太子南征录》 (即《The White Company》, 英国柯南道尔原著,
1909年) 、《冰雪因缘》 (即《Dombey and Son》, 今译《董贝父子》,
狄更斯原著, 1909年) 、《藕孔避兵录》 (英国斐立伯倭本翰原著, 1909年)
、《西奴林娜小史》 (安东尼·霍普原著, 1909年) 、《芦花余孽》
(英国色东麦里曼原著, 1909年) 、《彗星夺婿案》
(英国却洛得倭康、诺埃克尔司原著, 1909年) 、《脂粉议员》
(英国司丢阿德原著, 1909年) 。

清末五种专门的译文杂志

  潮流所至,清末更有仅刊载译文的专门杂志出现。这种专门的翻译刊物,一共出现过五种。依照发刊的先后,分别为《译书公会报》(1897)、《译书彚编》(1900)、《译林》(1901)、《励学译编》(1901),与《游学译编》(1902)。经过岁月的淘洗,这五种杂志存世量不多,所以自来之研究略嫌不足甚或有误。阿英在其《初期的翻译杂志》一文(载《小说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中对此已有论析。

由上可知, 林、魏合作的蜜月期是1905年到1909年的几年, 在此之前的1903年,
“京师大学堂官书局”还印有他们的几部译书, 一是《民种学》 (德国哈伯兰原著)
, 一是《布匿第二次战纪》 (英国阿纳乐德原著) ,
此后两人进入合译的“高峰期”, 所谓一发而不可收拾,
其中几部译作更是风靡一时,
如《黑奴吁天录》、《迦茵小传》、《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块肉余生述》,
等等, 可谓晚近中国读书界最有影响的几部译本。

澳门新浦京2019 ,晚清以来,国家屡受巨创,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切有识有为之士,莫不上下求索救国之良方。其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似成为一长期深入人心之良策,而且经过数十年的演变,所欲师诸夷之“长技”事实上已从技术层面延伸到制度及文化领域。师夷必先识夷,识夷之道尤以译事为先。因此自鸦片战争以来,翻译遂成为先进学人之要事。究其实,在识夷的道路上,最初影响中国与日本甚巨的《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二书亦均为编译性质的著作。以此为始,晚清七十年中,翻译或编译文字无数。起先专译西方文献,由地理而科技,由科技而人文。甲午战败之后,在西文翻译之外,更兼译日文。翻译成果既有专书出版,亦有大量连载于综合性质的新式杂志报纸之上。1899年,严复在给张元济的一封信里说:“译书为当今第一急务”,揭示了时贤的共识。

  这五种杂志均创刊于戊戌维新前后,寿命也都很短。除《译书公会报》创办稍早外,后面四种几乎接踵而至,此亦见一时之风气。在创办时间上位居中间的三种甚至并存过一段时间,所以互相间有提携之情。《译林》创刊号就登载代售《译书彚编》的信息,第二期《译林》发行时《励学译编》已经发刊,所以第二期广告就声明,该编行所有《译书彚编》与《励学译编》寄售,这个广告一直登到第十二期。因为上述这些专门的翻译杂志在学术研究方面有其重要性,所以早就有人注意搜集翻印。如《译书公会报》有中华书局影印本,《译书彚编》有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游学译编》有湖南大学出版社影印本。唯《译林》与《励学译编》迟迟未曾重印,这大约与原本的难觅有关,而即使已经重印者有的也不能得其全帙,尚待补齐。如台湾学生书局所影印《译书彚编》,不过只有第一、二、七、八这4期而已。阿英自藏则有24本,足见亦应重印行世。

二、“其作始也简”

潮流所至,清末更有仅刊载译文的专门杂志出现。这种专门的翻译刊物,一共出现过五种。依照发刊的先后,分别为《译书公会报》(1897)、《译书彚编》(1900)、《译林》(1901)、《励学译编》(1901),与《游学译编》(1902)。经过岁月的淘洗,这五种杂志存世量不多,所以自来之研究略嫌不足甚或有误。阿英在其《初期的翻译杂志》一文(载《小说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中对此已有论析。

  近代去今不远,但近代文献的佚失程度往往有出人意料者。当年撰写《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译林》条目者只看到十期,近来的研究者遍觅诸图书馆,所见略增,但往往亦看不到最后衍期出版的第十三期。好在《译林》全卷十三期今尚完好保存于上海图书馆,加之该期刊与近代名人史事以至中日关系有密切关系,故上海书店出版社予以影印出版,以应学界作进一步研究的需要。

钱锺书先生曾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
已经是公认的事实”,
“我自己就是读了林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
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
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

这五种杂志均创刊于戊戌维新前后,寿命也都很短。除《译书公会报》创办稍早外,后面四种几乎接踵而至,此亦见一时之风气。在创办时间上位居中间的三种甚至并存过一段时间,所以互相间有提携之情。《译林》创刊号就登载代售《译书彚编》的信息,第二期《译林》发行时《励学译编》已经发刊,所以第二期广告就声明,该编行所有《译书彚编》与《励学译编》寄售,这个广告一直登到第十二期。因为上述这些专门的翻译杂志在学术研究方面有其重要性,所以早就有人注意搜集翻印。如《译书公会报》有中华书局影印本,《译书彚编》有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游学译编》有湖南大学出版社影印本。唯《译林》与《励学译编》迟迟未曾重印,这大约与原本的难觅有关,而即使已经重印者有的也不能得其全帙,尚待补齐。如台湾学生书局所影印《译书彚编》,不过只有第一、二、七、八这4期而已。阿英自藏则有24本,足见亦应重印行世。

这是对林译的肯定, 不过, 由于当年林纾并非是译事的“通人”,
且译书顾及速度而揣摩不足, 如其所言, 是“耳受手追, 声已笔止”,
当然因此会有不少的误译和误读, 对此林纾自称:“鄙人不审西文, 但能笔达,
即有讹错, 均出不知。”这就是“无知者无畏”了,
钱锺书先生则以为:“林纾译本里不忠实或‘讹’的地方也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助手们外语程度低浅、不够了解原文。”乃是因为林纾的翻译其实是一种“再创作”,
即其“对原文的加工改造”, 而“绝不会由于助手的误解或曲解”。

近代去今不远,但近代文献的佚失程度往往有出人意料者。当年撰写《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译林》条目者只看到十期,近来的研究者遍觅诸图书馆,所见略增,但往往亦看不到最后衍期出版的第十三期。好在《译林》全卷十三期今尚完好保存于上海图书馆,加之该期刊与近代名人史事以至中日关系有密切关系,故上海书店出版社予以影印出版,以应学界作进一步研究的需要。

这可以林、魏合译的《黑奴吁天录》为例。它是《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第一个中文译本,
有人以为这个译作中“充满了漏译、删节甚至改写”,
是对原作的严重的“不忠实”。这不免让人想起当年严复的译作《天演论》,
以上两书或称译作都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和影响,
译者均是有鉴于痛心疾首的民族危机, 欲通过译事来警醒国人,
使人们认识到灭国亡种的危机, 从而发愤图强, 以求爱国保种。

林纾、《译林》与林孝恂一家

当然, 个中也自有译者“错位”等等的问题。钱锺书还举了许多例子, 说明“他
(林纾) 根据个人的写作标准和企图, 要充当原作者的‘诤友’,
自信有点石成金、以石攻玉或移橘为枳的义务和权利,
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然而, “在‘讹’字这个问题上,
大家一向对林纾从宽发落, 而严厉责备他的助手”, 钱锺书以为不公, 又举例说明,
其中如魏易单独翻译的狄更斯《二城故事》 (今译《双城记》,
连载发表于《庸言》杂志) , “它就只有林、魏合作时那种删改的‘讹’,
却没有合作时那种增改的‘讹’”, 因是, 钱锺书认为:“林译有些地方,
看来助手们不至于‘讹错’, 倒是‘笔达’者‘信笔行之’, 不加思索,
没体味出原话里的机锋。”不过, 林纾自己却是十分自信的,
他曾在译序中认为自己比懂得外文的助手更能领略原作的文笔,
所谓“冲叔初不着意, 久久闻余言始觉”。“冲叔”是魏易的字, 那么,
孰是孰非?愚意上述两种情况可能都有存在, 而林纾和魏易则是互补的一体,
不可或缺的。

阿英已经注意到,林纾的《〈译林〉叙》为《畏庐文集》所未收,可见林纾与《译林》的关系以及《译林》本身的详情长期为学者所不知。事实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林纾研究资料》一书就只字不及《译林》杂志。前几年出版的《林纾年谱长编》则对于《译林》的创刊经过有所考述,但在参考文献中亦未列入《译林》,想来写作《长编》当时亦未得见《译林》原件。林纾本人不识外文,所以他在《译林》只担负所谓“监译”的责任,不过推测他应该也对学生的译文起了润饰作用。更重要的是他支持他的学生们从事此项工作,因他本人一直对翻译工作极感兴趣,也已经以翻译《茶花女遗事》而得大名,有资望担任监译的重任。

翻译本来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的事的一种挑战,
从严复“三个标准”的“信、雅、达”, 乃至鲁迅的主张“硬译”, 等等,
从来都是争议不断。具体到林、魏的译事, 正所谓“其作始也简”,
种种疏漏、不足皆可以想到,
罗家伦就曾批评“有一位自命能口译Dickens著作的魏易先生,
自己动笔来译《二城故事》, ———竟把第三章《The Night
Shadows》完全删去。不知此章是该书最有精彩的一篇, 是理学的结晶,
是全篇的线索”等等。

《译林》社的形成颇有些故事性,其中有一点可以拈出,即从监译到译者群与支持者不少是旅居浙江的福建人。除监译是侯官林纾外,《译林》第一期刊登的“译员经理诸君姓名”中有侯官林獬,侯官林志昭,闽县林长民,“赞成诸君姓名”中有侯官林志恂。侯官与闽县是福州府的两个附郭县,实际上这些人都是福州同乡。再往前回溯,林纾之所以来杭州,是与林獬(即著名报人林白水)一同接受杭州知府林启的办学邀请,而林启也是侯官人。林纾到杭州后,协助举办三所新学堂,即养正书塾、东城讲舍与蚕学馆,并在东城讲舍讲学前后三年。与此同时,林启与其属下兼同乡——海宁州知州林孝恂又请林纾与林獬在家塾中为他们的子弟讲学,这些子弟中有后来相当著名的林长民、肇民、尹民与觉民从兄弟四人(林长民为林孝恂之子,但为今人所熟知的身份则是林徽因之父)。

林纾不识外文 (但他中年之后“尽购中国所有东西洋译本读之, 提要钩元而会其通,
为省中后起英隽所矜式”) , 但有他参与的译述作品当年却深受读者喜爱,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古文”大家, 所谓“桐城派”殿军,
但凡文章的开场、伏脉、接笋、结穴, “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 当然,
译文与原文之间不免会有较大的距离, 所谓“再创作”、“再生产”,
其间是宜或不宜, 则又衍为“接受”的问题了。又如人所言, 林、魏时代,
先有“译述”和“翻译”的不分, 又有文言和白话文掺杂的不分, 顾及言辞的华丽,
则不免牺牲原文的简朴, 兼又有以章回体加以叙述的框架来表述,
种种问题均表现出那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转型和过渡的年代。此也正如有人所言:不独林纾,
“魏易毕竟是从文言时代的小说译坛走过来的人物,
从他文白夹杂的译文和自费出版的事实, 可以看出这位跨越两个时代的小说译者,
在语言和观念皆发生质变的时刻, 正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境地。”

这个家塾分东西二斋,林纾课东斋,授古文辞赋;林獬主西斋,讲时务经世之学。这是在大变革洪流中官宦家庭的一种应对方式,希望子弟能够中西兼通,左右逢源。《译林》从第七期起由银洞桥移至万安桥小营巷口林氏家塾内,可见《译林》与林氏一家关系甚深。林长民为《译林》社的中坚,这从林纾《叙》提及《译林》社诸青年后生中,仅林长民一人具全名就可看出。林后来曾到早稻田大学留学,在段祺瑞政府里任过司法总长。

“尴尬”也是一种色彩,
且呈斑斓之色。再以魏易翻译狄更斯《二城故事》为例。《双城记》的开场白有一段经典的作者的“话外音”,
当年魏易译为:

杭州日文学堂及其翻译活动

时之圣者也, 时之凶者也。此亦蒙昧世, 此亦智慧世。此亦光明时节,
此亦黯淡时节。此亦笃信之年, 此亦大惑之年。此亦多丽之阳春,
此亦绝念之穷冬。人或万事俱备, 人或一事无成。我辈其青云直上,
我辈其黄泉永坠。当时有识之士咸谓人间善恶或臻至极。亦必事有所本,
势无可绾, 但居之习之可也。

《译林》的译者既多为杭州日文学堂的学生,而《译林》的另一名监译伊藤贤道则是这个学堂堂长。伊藤是日本帝国大学出身的文学士,为日本东本愿寺所派遣,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1月20日开设日文学堂于杭州忠清巷。该学堂的章程号称以学习日文为主,兼授欧文。课程有普通学科与专门学科,期限是三到四年。日文课除日语外还有算学、格致、伦理、经济、政法与哲学等科目。开学时,学生约有60名,头三个月里习日文者22人,英文16人(后因学生增加,伊藤为便利远路学生,于4月1日在上城保安桥开设类似性质的“东亚学堂”)。林长民即于开学当年的下半年入学于日文学堂。1900年四月,日文学堂校舍移至银铜桥(银洞桥),此处即后来《译林》的初期的编印所(第三期起改称编行所)所在。当年六月义和团事件起,学校关门,伊藤等人避地上海。十一月学堂再开,集合四散之学生,同时筹划创办《译林》杂志,并在《清议报》第69册上刊登林纾的《〈译林〉叙》以及六点《简明章程》。一个多月后,即壬寅年(1901)正月正式发刊(关于杭州日文学堂的成立过程可参考刘建云《清末中国における東本願寺の東文学堂》,载《岡山大学大学院文化科学研究科紀要第10号(2000.11);感谢瀧野邦雄先生提供此材料)。

今人则译为:

其实在义和团事件以前,伊藤已经向东本愿寺开教本部申请开设附属译书局,然因此项开支在预算外而未成。后来因有热心的学生支持,决定由学堂自力发行,译员则由学生担当。起初借用浙江按察使司衙门所藏木活字印刷,后因效果不佳,遂托商务印书馆代印(但第十三期已经不是商务代印,而是编译印书局印。或许因为脱期太久,商务已无法代印?)。由于主要译员林长民留学日本,《译林》于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 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个睿智的年月,
那是个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
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
那是黑暗笼罩的季节;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
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无所不有,
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 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简而言之,
那个时代和当今这个时代是如此相似, 因而一些吵嚷不休的权威们也坚持认为,
不管它是好是坏, 都只能用“最……”来评价它。 (宋兆霖译文)

1902年上半年停刊。两年后,东本愿寺中止补助金。又过两年伊藤以妨害地方安宁,受到中国当局议而被驱逐(《申报》1906年8月17日记载了此事),杭州日文学堂也随之结束。

加以比较, 不是各呈其美妙的内蕴和特色么?

所译皆为当时最新出版的重要学术著作

三、杭州“四林”和“三高”

由于二战以前日本没有“当用汉字”的限制,日本人文章中大量使用汉字。尤其在1902年日本文部省成立国语调查委员会以前,从未有人将废除汉字改用表音文字当做一回事,因此其时的日文读物对于中国人来说,多少都有些似曾相识。加之世纪之交,中国留学生大量涌向日本,和文汉读法一度流行,所以翻译日文著述成为一时风尚。更有甚者,日本学者对翻译西方著述不遗余力,借着日文译本以阅读再译西方学者著作也是一个快捷方式。所以上述五种专门译刊,其实主要都是日文的翻译园地。《译林》的最初宗旨是西文东文并译,这在林纾序中已提及,但实际上除一篇外,均译自日文。《译林》创刊号因此在《办理章程》最后说:“本期因所购西籍未至,仅将东籍数种译印,同人意颇歉然,下期当再增益。”言下之意,下期起或有迻译西籍之可能。然概览全部十三期,译西籍者似只有一种,即《英主维多利亚大事记》,而且是编译,并非对译。看来一是西籍恐怕难得,经费也存在问题,译者亦有问题。东籍易得,译者亦多,译东语亦较西语为易。因此上述五种译刊,实际上以翻译日文为大宗,《译书彚编》与《游学译编》甚至创办于东京。

《黑奴吁天录》在杭州的译成和问世,
以及《二城故事》等的“符号”———“浙江魏易翻译”、“武林魏氏藏版”,
都揭载了这样一个史实:魏易是杭州人, 而林、魏当年译事的一个地点也在杭州,
之所以会在杭州, 则与彼时福建林氏的杭州游踪有关。于是,
这就有了彼时杭州“四林” (林启、林纾、林白水、林长民) 、“三高”
(高凤歧、高梦旦、高而谦) 。

《译林》原定每月望日发行,但第二期起即衍期至月底才印出。原期望在第三期能扳回,但结果未能,故索性在第四期刊出启事,改为月终出刊。不过第十二期未标出版日期,第十三期延误更甚,仅标明是壬寅年第一号。与现存的原著相对照,计十三期所翻译之日文书是以下数种:笹川洁之《理财学》(原名《经济学》,博文馆1899),织田一之《国债论》(博文馆1890,1894),清浦奎吾之《明治法制史》(明法堂1899),鎌田荣吉之《欧美漫游记》(博文馆1898),六条隆吉与近藤千吉合著之《世界商业史》(博文馆1893),高桥橘树所编《日用制造品》(原名《日用品製造編》,博文馆1899),原著来源不明之《軍国论》。书后括注为笔者所查得之该书出版社与出版年份。除一种外均为博文馆出版,或许其中存在某种原因。第一期开译涩江保《印度蚕食战史》后,因苏州的励学社称已将其全书译完,故仅译两叶即戛然而止。《日用制造品》则因为药名、物品名必须经科学厘定方有权威,亦无法续译。此外又辑译干河岸之《近世百杰传》及小宫山氏之《洋学大家传》,并益之以维新以后诸功臣传而成《日本近世名人事略》。其中自称译毕之书只《国债论》一书,编译性质的《日本近世名人事略》亦蒇事,第十三期所译之《日本监狱则》似亦为全帙。又《日本监狱则》的原书据查可能有两种原本,一为日文《大日本监狱则》,为福井洋编、吉冈洋助,1886年版;另一为英文《日本监狱则及施行细则》,大日本监狱学会1899年版。推测所译母本应为前者。所有这些译书在今天看来似已毫无意义,但在当时却都是最新出版的重要学术著作,是译者想要用来开民智与开官智的新知。在诸书之外,《译林》并注意翻译、辑录与时事相关的重要表格,如《旅居支那之各国人数表》《日本现今岁计表》之类。可注意的是,在翻译这些书籍及表格时,还加进译者的一些评议,表明译者之观点。如译者在列出上述《人数表》后,便分析在庚子国变前,外人入居中国仅俄日两国有明显增加,遂追问他们到底想干嘛?说明译者对国事之关心。相信对《译林》所译诸书原本与翻译文本的比对研究,将会揭示这批译者的翻译能力以及他们对世界与中国的认识水平。

闽侯“四林”有乡谊兼血脉的关系。林启, 字迪臣,
其于1896年由衢州调任杭州知府, 在任时政绩与口碑均极佳,
期间浙江巡抚廖寿丰“颇重储才崇实”,
而彼时杭州仅有“诂经”、“紫阳”、“崇文”等六所书院, 林启以为其只学“八股”,
不习“策论”, “只空谈义理, 溺志辞章”, 而当务之急是要振兴实学,
以及创办新学, 用以开发民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 于是他致力于改革时弊,
同时着手筹办新式学堂。不久, 因查办杭州蒲场巷 (今“大学路”)
普慈寺僧人不法案件, 籍没寺产, 遂与杭州一些士绅商议并呈报巡抚,
建议以寺产开办学堂, 此议得到汪康年、陈汉第以及一些开明京官的响应,
随即巡抚令林启负责实施, 并将之定名为“求是书院”, 1897年得以创立,
林启兼任总办, 这也就是浙江近代国人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了。

以鎌田荣吉《欧美漫游记》为例看译事之难

“求是书院”创建后, 从延聘教师到选用教材都很重视“西学”的传习,
课程中有西洋语言文字、翻译书籍报章等,
教材用的是《英文初阶》、《英文进阶》等, 在“藏书楼”中,
赫然也有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等。教员中, 本地人的魏易被聘教授英文,
期间他与林纾相识, 并开始了他们的合作。

《译林》所译诸书去今尚不过远,基本上都能找到原著对读。舍下正好入藏有鎌田荣吉《欧美漫游记》一书,暂以此为说,虽然此书在《译林》里应归属《简明章程》中所说的“外篇”,只是起点缀作用,以平衡其他学术性的高头讲章,但今天读来,仍有其时代标志的意义。

原来, 林启的长子林敦民是其福建同乡和友人魏瀚的大女婿,
魏瀚则是福州船政学堂出身的留法工科进士。林纾与魏瀚也是同乡兼好友,
在林纾中年迭逢母亲和妻子病故之时, 为了消减其心情的消沉和颓唐,
魏翰和王寿昌等遂邀之共同译书,
并首先合译了《茶花女》———此即大名鼎鼎的“林译”第一书《巴黎茶花女轶事》。之后,
魏瀚又介绍林纾给时任杭州知府的林启, 林启遂聘林纾在杭州“东城讲舍”任教,
林纾因而在杭州居住了三年, 期间与人合作, 翻译了许多不同语种的文学作品,
至1901年秋迁家至北京。

鎌田荣吉是日本贵族,曾任贵族院议员、众议院议员、文部大臣,第四任庆应义塾(今著名之私立庆应义塾大学)塾长,帝国教育会长等要职。他于1896年三月从横滨出发,经上海、香港、西贡、新加坡一路往西,入地中海,由马赛登陆游法国、摩纳哥,掠影西、葡,遍游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罗斯波兰土耳其希腊埃及意大利瑞士,而后横渡大西洋,游历美国东西部,由加拿大温哥华横渡太平洋回日本,历时一年九个月。尽管日本开国以后,游历西洋的人渐多,这样的长途并长时间的考察旅行,在当时并不多见,在今日亦超过所谓深度游了。于是鎌田回国后写了一本《欧美漫游杂记》,于1899年六月出版(鎌田即在此年担任庆应义塾塾长),一个月后即再版,显见颇受欢迎。《译林》从第一期即开始翻译此书,离该书出版仅一年有余,算是很新潮很及时的译作。这本书在当时的日本起了相当的影响,对开阔日本人的眼界起了不小的作用。而且由于叙述生动可读性强,以至于一百多年后的2014年,还有人将其译为日本现代语版发行。

林白水, 早年为闽南名士, 其时浙江石门县知县林伯颖慕名请“二林”
(林纾、林白水) 教授子弟林长民、林肇民、林尹民、林觉民 (辛亥革命烈士) ,
再后又由林启聘至杭州蚕桑学堂任教。“二林”均是才子, 又惺惺相惜,
时常吟诗唱和。林白水曾任杭州“求是书院”总教习,
后来他在上海与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等, 鼓噪反清革命。

《欧美漫游杂记》在《译林》中并未放在重要的位置,多置于各期的最后一篇。译者群最关注的显然是理财学(即今之经济学)、法制史之类的大题目,但大概因为该书文字生动,又可开阔国人眼界,故亦予以迻译。这符合刊于《清议报》的《译林简明章程》的第一条:“……区为二编:曰内篇,凡学问政治之书皆隶之。曰外篇,杂志小说之书皆隶之。”《欧美漫游杂记》正是杂志(这里的“杂志”是杂志笔记一类的杂志,非今日杂志期刊之杂志)一类书,所以算是外篇,放在内篇之后,亦是当然。此书之译文相当流畅可读,而且也很忠实。当然,译者也不刻板字字句句照译。譬如“余所乘列车,为最急行之杜波拉车名,六时间至里昂,更七时间至巴黎之格忌斿诺尔停车场”一句,若对照原文,则知省去了“总共费时十三时间”
一小句。这样省译不但无妨原意,读起来反而更为顺当,这恐怕是经过了润饰的结果。当然这里的译语与今天有差异,“六时间”今天早已译成“六小时”,但当时“小时”一语在中国还不流行,就照日文抄用了。

林白水曾在福州、杭州、上海等多地办学、办报,
还曾被杭州名士汤藻馨聘为《杭州白话报》笔政, 该报以鼓吹新政为宗旨,
颇负时誉。后来他在上海创刊《中国白话报》,
并且是蔡元培创办的《俄事警闻》的主笔。晚年的林白水在北京还创办有《公言报》、《新社会报》
(后为《社会日报》) 等, 乃至以身殉报。

然而翻译的确不是易事,就是与汉语貌似同文的日语,其实并不易译。譬如译文叙及巴黎“藟布尔宫殿(今译卢浮宫),今为美术馆,临赛恩河(今译塞纳河),接郦霍楞街,诚宏壮美丽之都城也。”读者不免要疑惑,如何在巴黎市当中还有一个“都城”?其实这里的“都城”原文是“廓”,是古代日本一种与中国城郭有异的建筑,如今天尚存的大阪城、熊本城的“城”,与中国的“都城”意思不同。但在当时,译者恐怕未到过日本,不知实情,只好这样曲译了。上面提及的日文现代语訳版也担心今天的日本人读不懂“一廓”的意思,索性改原文为“宏壮美麗な一画”了。

林长民 (字宗孟, 亦称“双栝庐主人”) , 其父仕宦浙江, 其遂生于杭州,
早年在杭州外语学堂学习英文和日文,
后赴日留学。此前杭州林宅的家塾分“国学”、“新学”两斋, 其子侄受学于内,
前者即由林纾主讲, 后者则由林白水主讲,
而林长民与林纾、林白水亦师亦友。林长民的小女林徽因,
出生于杭州陆官巷的林宅, 因此, 人称其杭州人也
(今“西湖十景”之一的“花港观鱼”有她的铜雕剪影) 。

接下来还有一个不大准确的翻译:“越此为崐克尔笃旷地,中有白珠喷空,漰腾千丈者,则二喷水器也。又有身着缟服,翩然鹤立者,则共和女神,及阿尔沙司,琭乌廉之像也。”此句今之读者仍可猜出意思来,是在描写共和(音译为崐克尔笃)广场(当时“广场”尚不流行,故译作“旷地”)及其两座喷水池。但对于阿尔沙司与琭乌廉之像,读者肯定想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译者自己恐怕也未必清楚。其实原文这里是说,在共和女神之外,又有身披阿尔沙司与琭乌廉(即阿尔萨斯与洛林)丧服的立像。法国东北部的阿尔萨斯与洛林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被普鲁士割占,这是法国的耻辱,所以建立此像以志国耻。但共和女神实际上并未“身着缟服”。猜想或者原译未误,是为了文字优美,经过润饰而偏离了原意。但整体而言,此书的译文是相当不错的。而且在简明章程的第一点中,译者已经对此打了预防针:“华洋文字,体本不同。窃谓事译者得其真蹟实谊,则更易门面,窜削字句,无乎不可。非必穷意摹拟,反成冗晦。”对比现代一些几乎是编译的“翻译”,应该说本书的翻译是不差的。

至于“三高”,
也是魏瀚介绍来的福建同乡和亲戚。高梦旦曾在杭州“求是书院”任教,
他的兄长高凤歧 (字啸桐, 福建长乐人)
、弟弟高而谦皆是林启的挚友。高梦旦后来是商务印书馆经理,
期间曾主持出版著名的“林译说部丛书”, 于是林纾名声大噪,
成就了这位旷世的中国近代翻译大家。郑振铎先生曾揭文高度评价“林译”,
而郑先生即是高梦旦先生的“乘龙快婿”。这些, 都是文坛佳话了。

在十三期《译林》中共有十期有此书译稿,短者两叶,长者六叶。凡是翻译出来的,都是原文照译,不加删节(只有其中一段用书信形式而不是实时游历的文字被省去),总共译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强。以连载形式译书,除非报章杂志足够长命,读者足够耐心,否则效果一般不佳。在《译林简明章程》第一条中其实也注意到这一点:“……唯所译诸书,或卷帙繁重,旦夕难成,而朋侪颇有急于先睹者,故随时彚印成册发行,藉饷同志。”但这一点是否践行还不大清楚。但不管如何,在当时,《译林》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由于官府的支持——掌管交通驿传事务的按察使通饬全省各州县订阅(《译林》第四期开头刊登有《置淛臬许廉访饬通省购阅译林札》),保证了其传播面,同时其内容也为追求新知的大小知识分子所欢迎。在历史上,《译林》与差相同时的几个专门翻译杂志在中国的学术界留下了印记,林纾与他的学生们在匹夫有责的大环境下也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值得后人记念。

林纾、魏易当年杭州译事, 作为人脉的背景, 以上值得一提。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译林》全卷十三期近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出版,以供学界研究之需;本文为影印版《译林》前言,刊出时略有删改)

四、杭州“求是书院”佚闻———《黑奴吁天录》的诞生

魏易 (1880—1930) , 字冲叔、聪叔、充叔、春叔, 杭州人。其早年失怙,
乃公费读书于上海梵王渡学院 (即圣约翰大学前身) , 毕业后返乡, 乃遇林纾,
于是有了一段他们合作译书的经历。

彼时魏易在杭州除了服务于“求是书院”,
还曾是林启创办的另一家书院即杭州“养正书塾”的教习。蔡元培早年日记中记载:“进城,
看仲恕、燕生、伯絅、叔通、介石、叔民、聪叔, 适皆到求是书院,
畅谈。”其中提及的聪叔, 即是魏易。

话说1901年 (一说1905年) , 在“求是书院”教书的魏易看到一本美国长篇小说,
魏易后来记述说:“近得美儒斯土活氏所著《黑奴吁天录》, 反复披玩,
不啻暮鼓晨钟。以告闽县林先生琴南, 先生博学能文,
许同任翻译之事。易之书塾, 与先生相距咫尺, 于是日就先生讨论。易口述,
先生笔译, 酷暑不少间断, 阅月而书竣, 遂付剞劂, 以示吾支那同族之人。”

《黑奴吁天录》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汤姆的黑奴, 他为人诚实善良, 又任劳任怨,
他的主人为了还债, 又把他转手卖给了奴隶贩子海留,
接着海留又将他转卖给另一个白人主人,
乃至再次像猪狗一样被卖给另一个更加凶暴的农场主。汤姆虽受尽百般虐待,
但只是责怪自己命运不好, 既不觉悟, 也不敢反抗
(因此后来被称为是“汤姆叔叔主义”, 与“阿Q精神”相似) , 最后,
他冒着生命的危险, 悄悄放走了两个和他一样命运的女黑奴,
却被残忍的农场主活活打死了。小说深刻地暴露了美国种族主义压迫的罪恶,
鞭挞了万恶的奴隶制度, 诚如林纾在译序中说:小说揭示的“黑奴”的命运,
与“华工”相似, 甚至, “黄人受虐, 或加甚于黑人”。然而,
困于一洋之隔以及种种的障碍, “无通人记载其事, 余无从知之。而可据为前谳者,
独《黑奴吁天录》耳”, 读之倍感“其中累述黑奴惨状, 非巧于叙悲,
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 触黄种之将亡, 因而愈生其悲怀耳”, 于是,
这就有了一个机缘:“是书假诸求是书院, 仁和魏君聪叔易口述其事, 余泚笔记之,
凡六十有六日毕。”

正如《汤姆叔叔的小屋》的问世被称为是“打响了南北战争的第一枪”,
《黑奴吁天录》在中国则起了警醒国人的意义, 当年鲁迅在日本读之, 至为喜欢,
他在致蒋抑卮的信中说:“曼思故国, 来日方长, 载悲黑奴前车如是,
弥益感喟。”后来中国留学生于1906年在东京成立“春柳社”的话剧团体,
率先就将《黑奴吁天录》改编为一个五幕话剧, 并于翌年成功上演,
接着国内的“春阳社”也在上海公演,
而《黑奴吁天录》的译本还被改编为许多诗歌、绘画的作品等。如今,
正如《汤姆叔叔的小屋》还被认为是曾经改变世界历史的十六部作品之一,
而《黑奴吁天录》也被认为是改变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之一。

《黑奴吁天录》译成并出版后的翌年,
林、魏均北上供职于“京师大学堂”的“译书局”, 因其时严复主持“京师大学堂”,
聘两人为译员和教席。魏易与林纾在“京师大学堂”合作有七年之久,
译书共四十余种,
其中世界文学名著占半数。林纾在译《吟边燕语》的序中说:“长沙张尚书既领译事于京师,
余与魏君适厕译席。魏君口述, 余则叙致为文章。计二年以来, 余二人所分译者,
得三四种。”即是指此事。除合译文学作品之外,
两人还合译有法国历史著作《布匿第二次战纪》和《拿破仑本纪》。到了1903年,
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拟出“翻译小说丛书”, 遂以高稿酬向林纾索稿,
因是, 自翌年起, 林纾、魏易专为商务印书馆合译外国小说,
计有狄更斯著作五种、司各特著作三种、欧文著作三种、科南道尔著作七种、哈葛德著作七种以及其他著作十五种。

彼时魏易出任清廷学部翻译官、京师大学堂教席, 1909年后他转入仕途,
遂停止与林纾的合作, 但并没有放弃译事。1913年,
他翻译了“马哥博罗”即马可波罗的《游记》即《元代客卿马博罗游记》,
后来又独自翻译了狄更斯的《二城故事》。此外,
他还译有法国作家勒东路易的《冰蘖余生记》、大仲马的《苏后玛丽惨史》,
这都是他与林纾分手后译出的。

魏易后任大清银行总裁秘书,
进入民国后则历任国务院总理顾问兼印刷局局长、侨务所英文编译主任、督办全国煤油矿事务秘书、开滦矿务公司经理、盐务署秘书、顺直水利委员会秘书长、运河浚渫管理处长等。一说他还曾在熊希龄内阁任秘书长等。又据惠隐《梁启超任北洋财政总长时二三事》:“与林琴南合译西国小说之魏易,
为任公所赏识, 荐为盐务署秘书。盐税为善后大借款四万五千万的抵押品,
是署内设有稽核所, 由外人丁恩主持。财长与外人会见, 须用翻译, 魏长于英文,
因得用, 旋亦随任公去职。”

1930年, 魏易死于咯血之症, 年仅四十九岁。

据蔡登山先生的介绍, 魏易的女儿魏惟仪 (前台湾当局“驻美大使”沈剑虹的夫人)
有《我的父亲———魏易》的回忆, 她说:“最使我们这些子女惭愧的是,
由于八年抗战颠沛流离, 把父亲的书全部散失,
他的书多半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战后我们曾去购买,
但发现该馆在闸北所藏旧书已全毁于战火,
父亲的书于是成了绝版。”但后来其家人及高克毅先生等四处寻觅,
“获悉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书内,
竟有林、魏合译小说十八种;如哥伦比亚、密西根、柏克莱加大等东亚图书馆,
也各有两三种不同的”,
沈、魏夫妇遂请台北“中央图书馆”以其名义“请各该馆代为制作缩影本”,
乃至“等各图书馆的缩影到手, 再加上其他可靠的来源, 这项进行多年的猎书记,
仅差五种,
就可以圆满结束了”。蔡登山先生遂感慨:“魏、林的译本终于在其子女的寻访中,
重回国人的眼前, 这不能不说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魏易的儿子魏景蒙毕业于燕京大学, 后从事新闻事业,
曾任《时事新报》、《大陆报》记者,
后为国民党中宣部上海办事处主任、“台湾中央通讯社”副社长及社长、台湾行政部门新闻局局长等。此外,
台湾女艺人张艾嘉是魏易的外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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