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浦京2019姚江鸿:《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时间考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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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4日到11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背景下,美、英、苏三国为了加强同盟国的统一战线、协调对德日的作战行动而召开了雅尔塔会议。会议虽规定苏联应在欧战结束后两到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但其条件却是“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①]
。而美国和英国为了减少自身对日作战的损失,为使苏联在战胜德国后尽快挥师东向,出兵日本,竟答应了苏联的要求,背着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严重出卖我国主权的“雅尔塔密约”。这个密约构成了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与苏联关于出兵东北的谈判基础,即后来对国共内战以及中苏关系有着重要影响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傅秉常日记:1943-1945》,傅锜华、张力校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6月第一版,228.00元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学界研究已比较深入,成果也很丰硕,但主要集中于条约的谈判过程、内容以及影响[②]
,而基本上忽略了一个历史细节,即条约的签订时间。学界普遍认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于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投降的前一天[③]。
众人持此观点,自有其依据,因为条约的文本上落款时间就是8月14日[④]。
当时的报纸普遍报道签字时间也为当日[⑤]
。然而,仔细梳理和对比当事人所遗留的史料可以发现,这个日期并不对。签字时间被“篡改”的背后,隐藏的是一定程度上双方利益交换的政治意图。

傅秉常(1896-1965)是国民党粤系的代表人物之一,亦是民国外交界的精英人才和国民政府最后一任驻苏联大使。《傅秉常日记》主要记录他在苏联的见闻、英美盟军情况、国内政治动态及中苏关系的变化。过去对傅秉常的研究并不多,间有回忆杂文,多以罗香林《傅秉常与近代中国》为代表作,但因当时资料取得不易,又因乡谊之故,多有溢美之词,如左双文教授便质疑该书的客观性。后来,得益于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推动的“口述历史”计划,由沈云龙访问傅秉常本人,并在1993年出版《傅秉常先生访问纪录》。张力教授又积极联系傅秉常孙女傅锜华博士,取得《傅秉常日记》手稿,并为《傅秉常日记》排版打字、校订勘误,甚费心力,终于在2012、2014年分别出版1943至1945年《傅秉常日记》3册,其余各年日记将配合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奖助计画之进行,继续安排出版。2013年9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翟玉霞馆长远赴英国伦敦,接收了傅锜华博士捐赠的其祖父傅秉常日记原件3册,并经傅锜华博士的授权,2017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重新编辑整理,推出简体字版《傅秉常日记(1943-1945)》1册,为治民国外交史的学者提供第一手资料,亦有助学界了解傅秉常担任驻苏联大使期间相关问题及1943至1945年中苏关系的变化,并让我们能透过《傅秉常日记》一窥中苏谈判的过程及蒋经国、王世杰、宋子文等人对外蒙古独立问题的激烈冲突与矛盾情绪。除了中苏外交的亲身经历之外,《傅秉常日记》还记录战时苏联民众日常生活、参访苏联工厂的见闻、对各国驻苏公使的看法,内容相当丰富,并洋溢着个人情感的抒发,如丧母之痛、厌恶发妻何燕芳、挂念情人江芳苓及其不满国民政府的批评等,少有掩饰,可信度很高,可谓研究民国史的重要史料。

一、苏联参战、日本投降与中苏谈判

傅秉常的个人背景

1945年6月,宋子文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的身份出使苏联,开展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其实质就是“雅尔塔密约”的兑现,然而苏联的要价远远超过了“雅尔塔密约”所规定的内容。在波茨坦会议期间,连美国人和英国人都认为“俄国人正在向中国施加压力索要更多的东西,大大超过了当初已经答应过他们所提的不合理要求之外”[⑥]。因此,双方的谈判一开始并不顺利,到后期甚至“有时争论颇为露骨”[⑦]。
7月15日,由于斯大林要去参加波茨坦会议,经过艰难的交涉和讨价还价,谈判第一阶段结束,双方达成了基本的协议,宋子文返回重庆[⑧]。

傅秉常,原籍广东南海县佛山镇。早年就读于香港育才书院和圣士提反男中学,后进入香港大学。1916年12月毕业后,在圣士提反男中学教书。经好友何永乾(何启长子)的介绍,与其妹何燕芳结婚,寒门之子傅秉常得以跻入位列香港名流的何启家族,也能接近伍廷芳(何燕芳的大姑丈)与孙文(何启学生),打开了入仕之路。1919年,傅秉常作为伍朝枢(伍廷芳之子)的随员,前往巴黎和会,眼界大开,并透过何启与伍廷芳的关系,傅秉常担任孙文的外交秘书,负责交涉“五卅惨案”“沙基惨案”及省港大罢工等外交事件,终得英国退让,被视为外交精英。由于傅秉常的交涉才能,再加上伍朝枢等粤籍前辈们的提携,所以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并曾以立法委员的身分,先后草拟《民法》《海商法》及1936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49年,傅秉常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却拒绝到任,避居法国。直到1957年5月始赴台湾,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兼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1958年6月担任“司法院”副院长,曾编纂《最新六法全书》。1965年在台北病逝,遗有《一九四九年日记》等著作。

8月5日,行政院长宋子文再度赴苏,随行的有外交部长王世杰以及熊式辉、蒋经国等人,与斯大林展开第二轮谈判。[⑨]
由于时间紧凑,双方直接进入主题,“谈话前几未作任何寒暄或酬应语”[⑩]。双方经过激烈的交涉,但仍在中长铁路管理权和外蒙古边界以及旅顺大连等问题方面无法达成协议。然而由于美国于8月6日在日本投下第一颗原子弹,日本投降在即。因此,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8月8日对王世杰宣读了对日战书。[11]
当天,宋子文和王世杰致电蒋介石,谓:“苏联决定自明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职等观察苏联对日宣战为预定步骤,不至影响中苏谈判”。[12]
此时谈判代表团还颇为从容。然而时隔一天,8月9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并兵分三路越过白山黑水进入我国东北。苏军进入东北,在事实上占领东北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系列的条约作约束,那对国民政府来讲无疑是一场灾难。王世杰就曾担忧道:“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后,我如事前未与有所协定,则苏联军进入东三省后,领土主权以及经济利益必更难收回;中共与苏联或竟发生正式关系。凡此均使我无统一,亦且对内对外均无和平之可能。”[13]为此,宋、王又致电蒋说:“苏已对日宣战,形势趋紧,不容过事牵延也”[14]。
此时,宋、王对谈判形势态度立变,由“不致影响”变为“趋紧”和“不容迁延”。

傅秉常在国民党内的起起伏伏

8月10日,日本通过瑞士和瑞典等中立国向英美苏等同盟国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准备投降[15]。此时留给宋、王的时间已经不多,因为一旦日本投降在先,那么苏联就师出无名,中苏条约在形式上就没有签订的必要了。而双方的谈判仍然无法取得进展。尤其是在中蒙边界的划分问题上,蒋介石坚持要确立一详细的图纸来划定中蒙边界。他在8月12日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指出:“外蒙疆界必须此时有一图底,并在承认其独立以前勘定界限,否则……虽停止交涉,亦所不恤”[16]。在日本即将投降,苏联已经参战的情况下,蒋介石的这道命令无疑给谈判代表出了道难题,也给谈判增加了困难。为此,宋、王当天电复道:“职等及同来诸人一致认为,中苏条约必须缔立,倘再迁延,极易引起意外变化。兹特恳请钧座,对于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授予职等权宜处理之权,并恳急示”。[17]
当天晚上,蒋经国又单独致电其父,曰:“宋院长及王部长与诸来同志皆认,以从速订约为有利,史氏亦极愿极速订约……切望大人对于未决事项,授予宋院长、王部长全权,从速解决之权”[18]。由于蒋介石的复电没到,焦急紧张之余,代表团围绕着是否继续谈判起了争执。宋子文、钱昌照、蒋经国、傅秉常等人均主张不顾蒋介石的来电,直接与斯大林谈判[19]。
而王世杰和熊式辉则主张必须等蒋复电到来方可,双方起了争执,王世杰最后“拂袖退席”而去[20]。

受惠于何启家族的关系网,傅秉常不只得到伍廷芳、伍朝枢父子的赏识,也与孙文长子孙科交好,成为国民党内“太子派”的重要成员,很快进入了国民党的权力核心。孙文逝世后,粤系人马拥护孙科,使蒋介石相当忌惮,逐步翦除孙科羽翼,“太子派”的成员们纷纷被边缘化,傅秉常也受到牵连,在外交部屡受排挤。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作为粤系领袖的孙科主张“联苏制日”,建议搁置中东路问题,尽快恢复中苏两国的外交关系。随着国联调停失败,孙科“联苏制日”的建议也打动了蒋介石。与苏联多次交涉后,终在1932年12月12日宣布中苏复交,但因东北问题的争执,中苏关系很快陷入僵局。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日,蒋介石只能采取“联苏和共”的计划。但苏联不愿得罪日本,只愿意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提供国民政府大量的军火物资。这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为了推进苏联援华的计划,蒋介石任命孙科为中国特使,苏联也刻意笼络,破例优待孙科等人。访苏任务达成后,孙科本希望由傅秉常担任驻苏大使,但傅秉常考虑蒋介石已猜疑孙科挟苏联以自重,遂改荐杨杰担任驻苏大使。由此可见,国民党内的派系问题连带影响了国民政府的对苏政策,尤其是“联俄”之议更容易引人遐想,让孙科、傅秉常等人无不谨慎,深怕引起蒋介石的猜忌,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8月13日,王世杰再次致电蒋介石说明立即签订中苏条约的重要性,“此次缔约,可明中苏之关系,减少中共之猖獗,保证苏军之撤退,限定苏方在东北之权益,凡此,皆为今后统一及建国所必需,倘再停止谈判,则形势必立变”[21]。
蒋经国也数次紧急致电蒋介石,力劝其父从速签约,万不可使谈判停止或破裂,否则将造成苏联支持中共之事实[22]。
由于日本投降在即,蒋介石的复电又迟迟不到,宋子文等人此刻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在是否应该立即与斯大林谈判问题上犹豫不决。围绕谈与不谈,当天晚上代表团又起了争执。最后,性情温和、身为学者的王世杰竟然愤言怒道:“今晚约谈与否,由宋院长决定,但复电未到,绝不签字”[23]。宋子文作为最高负责人此时也是进退维谷,不知该如何决定。焦急紧张之余,竟然要时任驻苏大使傅秉常拿两枚硬币过来,要以抛硬币的方式来决定谈与不谈。熊式辉在日记中记载道:“子文请傅大使寻两枚硬币,欲卜以决之,直以国家大事为儿戏,卒以王部长之坚拒未行”[24]。在数度呈明了中苏条约必需立马签字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后,宋、王等人在等待蒋介石授予便宜处理之权的复电以及谈与不谈的争论中度过了漫长的一天。蒋经国甚至一度“全夜未眠”“情绪紧张,日夜不安”。[25]

出使苏联与《四国宣言》

千钧一发之际,最后代表团还是在当天晚上的10点收到了蒋的复电:“对于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准授权兄等权宜处置可也”[26]。接到复电后的宋、王立即在半夜与斯大林展开谈判,双方从13日的12点谈到14日的上午两点,基本上达成了大部分协议[27]。为此,当天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说:“条约及各项协定已与苏维埃于今晚正式签订”[28]。即双方都打算在8月14日晚签字。

蒋介石等人期望的“联苏制日”始终没有实现,苏联甚至还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公然承认“满洲国”。为了避免中苏关系继续恶化,蒋介石必须派出中苏两国都能信任的人担任驻苏大使,所以蒋介石任命傅秉常为驻苏大使。当时傅秉常困于家务牵绊,不愿接受这项任命,在蒋介石多次劝慰下,傅秉常才勉强接受任命。傅秉常赴任前,蒋介石曾授意傅秉常与苏联交涉时,可在经济问题上让步,但在新疆、外蒙及中共三大问题绝不放弃中国主权的诉求。随着欧洲战局转危为安,同盟国准备召开外交部长会议,但英国与苏联都不愿让中国列为宣言签署国之一,只有美国坚持让中国加入签署国之列,多少透露出美国对苏联的猜疑。因此,驻苏大使傅秉常才能代表中国,与美、英、苏三国代表一同签署《四国宣言》。实际上,作为中国代表的傅秉常不但不能参与外长会议,也不知美苏英三国讨论之机密,可见中国能参与《四国宣言》的签署,只是基于美国的远东布局,不是中国真有大国实力,间接反映出“弱国无外交”。不过,正因为中国签署《四国宣言》之契机,让英、美两国邀请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讨论同盟国对日作战事宜,象征中国长期抗战的艰苦局面终露曙光。

由此可见,由于日本投降在即,苏联业已出兵,再加上蒋介石在外蒙问题的不让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和签字都是在一种紧张和焦急的环境中进行的。由于时间紧迫,预定于8月14日晚签字的条约,中间还是出了差错。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挫折

二、签字时间:8月15日

中苏关系虽看似紧密,实危机四伏,尤以新疆问题最为棘手,傅秉常在1944年日记多次提到撤换盛世才与收回新疆问题,可见其焦虑心情。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以中国主权为筹码,换取苏联对日作战。为了避免中国抗议,苏联与美国都隐瞒了雅尔塔会议的讨论内容。后来,外交部长宋子文在联合国大会得知雅尔塔协定侵害中国主权,立刻向美国抗议,但美国却反过来要求中国尽快与苏联交涉,否则将终止美援,迫使蒋介石只能派出代表团赴苏联谈判。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外交部长宋子文与斯大林共有6次会谈,其中第2次与第3次会议皆因外蒙古问题不欢而散,直到7月9日第四次会议,外蒙古问题才勉强谈妥。值得注意的是,《傅秉常日记》将1945年6月29日至7月13日,及8月8日至8月15日的记事,全数删去,即隐瞒了第一轮、第二轮中苏谈判的相关细节。笔者询问编者傅锜华与张力教授后,知手稿原件本就没有记事,非家族后人为亲者讳隐藏档案,而是傅秉常主动删去这些资料,其删文原因可能出于政治考量,不愿被人贴上亲苏派的标签,或不愿泄漏谈判细节,避免遭后人唾骂。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缔结后,国民政府同意外蒙古举行独立公投,外蒙古独立已成事实。国民党内虽有少数人反对外蒙古独立,但大多数人与傅秉常一样,认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保障了东北主权,也缓和了国共两党的紧张气氛,有助于国内团结统一。然而,从《傅秉常日记》1945年下半年的记事,可知因苏联进兵新疆,中苏关系再度紧张,国共谈判也进展不顺,尤其是接收东北问题,更成为中苏双方冲突的主因,让傅秉常很担心中苏同盟的前景,甚至暂时隐瞒了唐努乌梁海被并入苏联的消息,避免外蒙独立问题又起变化,造成中苏同盟的破裂。由此可见,傅秉常努力维持中苏关系的稳定,实现“联苏和共”的目标,但因苏联未能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东北接收、新疆撤兵、国共政争三项约定,中苏关系日渐恶化,傅秉常的努力最终付诸流水,傅氏只有空留余恨了。

如上文所述,中苏谈判双方本打算在8月14日晚签字。但根据当天的谈判时间来看,14日上午12点到1点半乃至两点半,宋子文与王世杰仍然在与莫洛托夫以及斯大林谈判[29]。从内容上看,根据苏方档案记载,会谈结束后,“双方继而对余下尚未达成的条款进行磋商,并对措辞进行修改”,“尽快准备好俄文本和中译本,进行核对”[30]。因此,分析当天谈判的时间和内容可知:8月14日下午两点多,双方仍在谈判,并且还没有达成最后的协议,条约的正式文本还没有书写。而这种外交性的条约从达成协议到双方形成正式协议案并签字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尤其是在条约的文字表述上面,可谓要字字斟酌,并且需要翻译,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让对方钻空子。因此,国民政府和苏联双方代表要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起草出详细而周密的协议案并签字,这在时间上似乎有点赶不及。

其次,从当事人的记录来看,蒋经国作为谈判的主要代表,他关于谈判和签字的时间记忆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他却在自述里面说:在签字的当天,苏方代表又节外生枝,要求在条约中附上一张地图,要在旅顺港沿海一带划一条黑线,线内的区域要归俄方管理。由于中方不同意,为此双方在签字时又起了争执,“争执了半天,从下午四点半到晚上两点钟,还没有解决”。[31]
按照蒋经国的说法,签字当天应该为8月14日,但由于双方起了争执,并且争执从14日的下午四点持续到15日的凌晨两点,也就是说直到8月15日的凌晨两点双方都还没有签字。因此,条约签订于8月14日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最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主要谈判人为宋子文,但宋为了推脱责任却把签字人的任务即外交部长这一职务推给了王世杰。因此,王世杰作为条约的签字人,他关于条约签字时间的记录应该是比较准确的。但王却在日记中明白无误地说出了签约的时间不是8月14日,而是15日。他在8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中俄文稿书写需时,签字手续直至今晨六时始在克里姆林宫举行”[32]。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时间应为8月15日,而非后世所说的8月14日。在这里王世杰也说明了条约为何是在15日签订的表面原因,即“中俄文稿书写需时”,从而验证了笔者前文的推测。王世杰作为签字的代表和历史的见证人,对这种重大的以及关乎自身名节的历史事件,其记载应该不会有误。更何况日记为当天所记,时效性极强,存在记忆误差的情况很小。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熊式辉和蒋介石的日记中得到印证。熊式辉在其8月15日日记中记载,6点到7点半“偕子文、雪艇、秉常等赴克里姆林宫,伊等签字”[33]。而蒋则在当日写道:“中苏互助协定已于今晨六时签订,终日未接宋等报告,仅闻各处广播消息,至二十时方证实也”。[34]
王、蒋、熊的记载表明条约订于8月15日无疑。[35]

综上所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真正签订时间为1945年8月15日,即日本投降的当天,而非日本投降的前一天——8月14日。按照正常的时间记载和历史记忆,中苏条约的签订时间应为8月15日早上6点。那么,为何明明是8月15日发生的事到了当时以及后世的大多数史料中就成了8月14日?历史的记忆为何发生了偏差和“倒流”?这还得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性质说起。

三、签约时间被“篡改”的背后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向美英对中国开出的一个对日作战条件,而蒋介石却将其转化为一个要求苏联帮助中国统一的反条件,即要求苏联不支持中共和新疆叛乱,保证国民政府顺利接受东北。因此,中苏条约既是一个不平等的外交条约,又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蒋介石若干利益的政治条约。[36]

因此,在中苏谈判期间,面对苏联要求外蒙古独立,蒋就在日记中写道:“若不允其所求,则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党问题更难解决……若忍痛牺牲外蒙不毛之地,而换得东北与新疆及全国之统一,而统一方略非此不可也”[37]。在这里苏联对蒋介石开出的条件为外蒙独立,而蒋对苏联的要价则为接收新疆与东北及不支持中共,双方存在着一个利益的交换。1945年7月7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对俄交涉,俄坚持外蒙独立之要求,余乃以要求东三省、新疆之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以及其不再支援中共为条件也”[38]。
为此,在指导宋子文对苏交涉时蒋也说:“望苏联亦能了解余之诚意与志愿,对我国所要求之两点,即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与对中共及新疆变乱不再作任何之支援”[39]。而宋子文和王世杰则坚决贯彻蒋的意志,在谈判的最后竟还要苏联就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中国共产党、新疆等三点意见提供相关书面保证[40]。由此可见,中苏条约满足了蒋介石和苏联的双方利益,双方都愿意签订此约。

然而中苏谈判是在共同对日作战的名义下进行的,一旦日本投降,战争终止,那么苏联就师出无名,此项谈判的依据就不复存在,从名义上来说,条约也就没有签署的必要了。中苏条约的第一条就明确规定:“缔约国担任协同其他联合国对日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41]。况且,这是一个损害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一旦缔约,国民政府很难对国民解释。因此,从时间上来讲,条约就必须签订于日本正式投降之前。宋子文在谈判的时候就说:“吾人亟盼于日本投降前获得协定。因在此以后,将更难以对吾人民。吾人已作战八年,人民不能了解何以吾人作此让步”[42]。当时谈判代表团内部也一致要求速订,“毋任于日本投降后签字”[43]。为此,在谈判的过程中中方代表就对苏方坦言:“吾人亟盼于日本投降之前,签订条约,因在投降之前签订,对人民,较易措辞”[44]。

然而日本早在8月9日到10日就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宣言,准备投降[45]。但正式宣布投降是在8月15日。当天中午日本天皇对其国民发布“玉音放送”,宣告《终战诏书》,正式投降[46]。中国最早收到投降通知的时间为8月15日凌晨5时15分,由美国国务卿伯恩斯通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中国外交部次长吴国桢[47]。而苏联早在8月15日凌晨2时就收到投降通知[48]。由此可见,日本正式投降的时间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真正的签字时间为同一天,即1945年8月15日,甚至比条约签字的时间还早几个小时[49]。

如上文所述,如果日本投降的时间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时间为同一天,并且还比条约签字的时间早的话,那么势必会给不明内情者带来条约不必签订的观感。因为这是一个严重损害了我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当时就有人觉得苏联没有参战的必要,条约也无需订立。顾维钧就说:“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日本人是急切想要结束这场战争的,俄国参战实在并无必要”[50]。作为谈判代表的熊式辉也说:“日本既已投降,中苏共同对日作战之目标消失,苏方自无需与我再谈军事”[51]。但这个条约极大地满足了苏联的利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蒋介石政治诉求。因此,双方都希望达成协议。但为了避免可能带来的不良观感,国民政府对内也好做解释,因而就将时间“改”为8月14日,造成既定的事实,双方都予以默认。王世杰在日记里说:“签字手续直至今晨六时始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但苏联已于数小时之前广播,谓已签字,盖日本投降条件之答复适于今晨二时到达此间也”[52]。苏联在还没签字的情况下就广播说已经签字,也是为服务于政治的需要。后人之所以说条约签订于8月14日,一来是因为苏联当天在还没签字的情况下广播说已经签字,二来是因为14日签字的说法符合双方的利益。因政治的需要,历史被错误地定格在那一天。

对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顾维钧晚年曾评论道:“我对中国在莫斯科采取的立场自然是极感失望的,我设想一定有不得不这样的理由,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公开当年我们的重庆政府为什么决定不惜代价与苏俄缔结这个条约的全部理由”[53]。顾维钧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家,他以纯外交的眼光来看待中苏条约的订立,其至晚年仍不明白这个条约必须签订的背后政治意图。顾氏的疑惑就在于他不明白《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既是一个外交条约,又是一个满足了蒋介石一定利益的政治性条约,其内政与外交的双重属性深刻地证明了外交是内政的延续。顾维钧只看到了它外交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其政治性的一面。而将内政与外交统一,这是蒋介石看问题的基本方法,也是其必须要订约的全部理由。

注释: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541页。

[②]
代表作有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国史馆”,1991年;王建朗:《大国背后的辛酸—再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王建朗、栾景河主编:《近代中国、东亚与世界》下册,社会科学出版社,第866—884页;栾景河、李福生:《<中苏好同盟条约>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比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肖如平:《蒋经国与1945年中苏条约谈判》,《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1期。

[③]
除上文提到的外,还有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7页;韩信夫、姜克武:《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11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7785;А.М.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页。

[④]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2册,“国史馆”,2011年,第171页。

[⑤]
关于条约的签字时间,国民政府《中央日报》报道为14日午夜,见《中央日报》1945年8月17日。《大公报》的报道为8月14日。而《申报》则说其签订于8月13日,见《申报》1945年8月27日。由此可见,关于条约的签字时间,在当时就说法不一。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5
年,第566页。

[⑦]
王世杰著,林美莉编校:《王世杰日记》上册,1945年8月7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2年,第720页。

[⑧] 钱昌照:《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97页。

[⑨]
因为外交部长为条约的签字人,宋子为为推掉签约所担的责任,而改介王世杰任外交部长。为此,蒋在日记里说宋“重身轻国之行动,昭然若揭”。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21日),“上星期反省录”,手稿本,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⑩] 《王世杰日记》上册,1945年8月7日。

[11] 《王世杰日记》上册,1945年8月8日。

[12]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第644页。

[13] 《王世杰日记》上册,1945年8月5日。

[14]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第644页。

[1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 1945.
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5,p627。

[16]
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8册,台北“国史馆”,2015年,第145页。

[17]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
第649页。

[18]
《蒋经国致蒋中正文电》,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625-091。

[19] 《王世杰日记》上册,1945年8月12日。

[20]
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第394页。

[21]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第650页。

[22]
《蒋经国致蒋中正文电》,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625-093。

[23] 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第394页。

[24] 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第394页。

[25]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2册,第116页。

[26]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第649页。

[27] 《王世杰日记》上册,1945年8月14日。

[28]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2册,第124页。双方具体预定为14日晚上10点签字。见《王世杰日记》上册,1945年8月14日。

[29]
吴景平、郭岱君:《风云际会:宋子文与外国人士会谈记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279页;《王世杰日记》上册,1945年8月14日。

[30]
陈春华译:《苏联档案中有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的文件选译》,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总102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31] 蒋经国:《蒋经国自述》,台海出版社,2014年,第148—149页。

[32] 《王世杰日记》上册,1945年8月15日。

[33] 熊式辉日记(1945年8月15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藏。

[34] 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15日)。

[35]
关于条约的签字时间,有人说由于莫斯科与中国存在时间差,因此是各方使用不同的区时导致了签字时间记载的不同。这是一个颇值得研究的问题。二战时期各国关于重要宣言的公布与发表采用的分别是各自的时间,为的是协调统一行动,如美国用的就是华盛顿时间,国民政府用的是重庆时间,苏联则用莫斯科时间。但在两国谈判的时候,谈判人员与本国各种电报的往来用的则应该是本国的时间。在1943年《莫斯科宣言》发表的时候,美国决定提前发表,因此各国也必须统一将时间提前,根据蒋介石的往来电报,“四强宣言发表时间,顷据美方通知,现已决定较昨天定时间提前四小时,即莫斯科时间十一月一日晚八时,重庆时间一日晚十二时发表”。见国立政治大学人文中心主编:《民国三十二年之蒋介石先生》,台北:政大人文中心,2016年,第381页。根据这则材料我们可以看出,抗战时期中国采用的重庆时间比苏联采用的莫斯科时间快四个小时。具体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时间的记载上,根据文章的论证,条约应签订于8月15日早上六点,如果中方代表采用的是莫斯科时间,即莫斯科时间早上六点签字,按照双方的时间差,重庆时间比莫斯科时间快四个小时,那么对应的重庆时间应该是15日上午十点。也就是说,无论采用的是莫斯科时间还是重庆时间,条约的签字时间都为8月15日。因此,笔者的推断以及结论都是成立的。

[36]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3页。

[37] 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5日)。

[38] 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7日),“上星期反省录”。

[39]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第597页。

[40]
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68页。

[41]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全文》,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印行,1945年。

[42] 吴景平、郭岱君:《风云际会:宋子文与外国人士会谈记录》,第258页。

[43] 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第393页。

[44] 吴景平、郭岱君:《风云际会:宋子文与外国人士会谈记录》,第257页。

[45]
鹿島平和研究所編:《日本外交主要文書年表》,東京:原書房,1983年,第22頁。

[46]
﹝日﹞服部卓四郎著,军事译粹社编辑室译:《大东亚战争全史》,军事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330页。

[47] 《日本已无条件投降》,《中央日报》1945年8月16日。

[48] 《王世杰日记》上册,1945年8月15日。

[49]
国民党元老邹鲁就认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订立比日本投降的时间要早。他在回忆录中说:“八月十五日,中苏友好条约订立,虽然后于如本无条件投降一日,然其远因近因很长”。见邹鲁:《邹鲁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482页。

[50] 《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第571页。

[51] 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第486页。

[52] 《王世杰日记》上册,1945年8月15日。

[53] 《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第567页。

(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研究生,原文刊载于《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3期,本文与原文在个别句子的表述上略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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