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浦京娱乐游戏邓广铭四写王安石及与《光明日报》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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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上,邓广铭教授占有重要的一席。作为宋代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学术贡献影响着几代宋史研究者。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位值得研究的现代历史学家。

邓广铭

              一、邓广铭的学术道路

邓广铭年轻时曾发愿,要把文史融合在一起,像司马迁写《史记》、罗曼·罗兰写《贝多芬传》那样,用自己的文笔书写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而在邓广铭眼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就是这样一位英雄,因此,他把为王安石立传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成就了“邓广铭四写王安石”的佳话。这四本传记分别于1953年、1975年、1979年、1997年出版。2017年3月,为纪念邓广铭先生诞辰110周年,三联书店将这本王安石传与邓著《陈龙川传》《辛弃疾(稼轩)传》《岳飞传》以及《辛稼轩年谱》《韩世忠年谱》集结出版,合称邓广铭宋史人物书系“四传二谱”。

邓广铭(1907—1998年),字恭三。1907年出生于山东省临邑县。临邑是一个相当偏僻、闭塞而且文化很不发达的地方,在满清一代的二百多年中,临邑没有出过一个进士;邓家在当地虽算得上一户殷实人家,但也不是什么书香门第。

邓广铭不仅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学者,还称得上是一位资深的编辑。早在1930年代,邓广铭就曾担任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重庆《读书通讯》以及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的社外编辑,1946年秋后,又协助胡适主编过《申报》的《文史》副刊。1953年4月,《光明日报·史学》创刊,由北大历史系、北师大历史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担任编辑单位,范文澜、翦伯赞、陈垣任主编,并分别由邓广铭代表北大、白寿彝(后改为陈正飞)代表北师大、荣孟源(后改为谢琏造)代表近代史所担任执行编辑。《史学》成立后,三家单位的执行编辑时常约在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大街)的光明日报社老社址碰头看稿、讨论选题,但后来因报社条件简陋,无法提供固定的办公室,碰头地点就改到了北大燕园;再后来,在范文澜的提议下,《史学》干脆归北大一家主编了,就这样,邓广铭和田余庆、陈庆华、张寄谦等几位同事一起,把《史学》负责到了1966年。《光明日报》自此与邓广铭结缘。

1923年夏,16岁的邓广铭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师的校长王祝晨是一位热心于新文化运动的教育家,在此求学的四年间,邓广铭才“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启蒙教育”。[1]在他当时读到的史学著作中,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及其整理的《崔东壁遗书》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一师的同窗如李广田、臧克家等人,后来都相继走上了文学道路,而他却最终选择了史学,这与风靡那个时代的疑古思潮对他的吸引是分不开的。

邓广铭之前,“荆公受谤七百有余年”

1927年,邓广铭因参加学潮而被校方开除。三年后,他来到北平,准备报考大学。1931年,他第一次报考北大未被录取,便考入私立的教会学校辅仁大学,入英语系就读。次年再次投靠北大,终于考入北大史学系,从此步入史学之门。这一年他25岁。

据光明日报社原总编辑穆欣回忆,《光明日报》的一大特点,是“根据知识分子的兴趣和我国近代报纸的传统,创办了几个学术性专刊……有《文学遗产》《史学》《哲学》《经济学》以及《文字改革》《民族生活》”,而这些专刊曾经是可以和正刊分开、通过邮局单独订阅的。出现这种特殊的情况,一是因为当时国家资源紧张,纸张供应困难;二是《光明日报》的读者多为专家学者,把专刊拆出来供按需订阅,可以为他们省下一笔书报费。可见,《光明日报》专刊的学术性很强,对一个话题的报道往往要以它在学界的研究基础作为起点。

1927至1937年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十年黄金时代,从30年代初到“七·七事变”前,则是北大史学系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史学系的专任教授以及兼任教授,有孟森、陈垣、顾颉刚、钱穆、胡适、傅斯年、姚从吾、蒋廷黻、雷海宗、陈受颐、张星烺、周作人、陶希圣、李济、梁思永、汤用彤、劳干、唐兰、董作宾、毛子水、郑天挺、向达、赵万里、蒙文通等人,阵容非常强大,可谓极一时之盛。学生当中也人才济济,桃李芬芳。仅1935和1936两届毕业生中,就涌现了王树民、全汉昇、何兹全、杨向奎、李树桐、高去寻、邓广铭、王崇武、王毓铨、杜呈祥、张政烺、傅乐焕等一批杰出的历史学家。

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改革家,被宋神宗封为“荆国公”,但他以改革家的正面形象出现却是较为晚近的事了,相反,在自北宋晚期以来的大部分史书里,王安石的形象则多是“变乱祖宗法度”的历史罪人。对此,清代学者有一句概括,叫“荆公受谤七百有余年”。

在北大求学期间,邓广铭遇到了对他此生学术道路影响最大的两位导师,一位是胡适,另一位是傅斯年。

所谓的“七百有余年”,上自北宋下至清代中叶,其过程大致如此——宋神宗时期,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便对王安石变法多有非难;到了宋徽宗时期,宰相蔡京乱政,但时人却认为“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等于把蔡京责任推到了王安石身上;宋廷南渡后,宋高宗出于“靖康国难”的政治考量,在编纂《神宗实录》时仍以“是元祐而非熙丰”为宗旨,并且削去了王安石“舒王”的封号。而此后历代博学之士,上自朱熹、吕祖谦,下至黄宗羲、王夫之,则多少受到了前人的影响,甚至发挥了对王安石的丑化,如朱熹就曾评价王安石“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再如明清时期的《宋元学案》就将“荆公新学”编排在了全书末位,并有将之斥为异端邪说的倾向。而直到清代中叶,才有两位江西抚州人,李绂和蔡上翔,立志为同乡辩诬。其中,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是一部力作,但其中不免夹杂了乡邦之谊,未能做到实事求是;近代以来,梁启超写过一部《王荆公》,这部传记运用了新的史学方法,但立意中显然有为戊戌变法申雪张目的痕迹,减损了该传的学术价值;到了民国,国民党为了推行“保甲制”,搬出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作为历史根据,并将之无限拔高,王安石的形象也随之愈加正面,代表作如柯昌颐的《王安石评传》。

胡适自1932年起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至“七·七事变”后才去职。在此期间,他为史学系讲授过中国哲学史、中国中古思想史、中国文学史概要等课程。邓广铭上四年级时,选修了胡适开设的一门“传记文学习作”课。这门课要求每位学生做一篇历史人物的传记,胡适开列了十几个历史人物供学生选择,其中宋代人物有欧阳修和陈亮。邓广铭在此之前曾写过一篇有关浙东学派的文章,[2]于是便决定写一篇《陈龙川传》,作为他的毕业论文。1936年春,邓广铭完成了这篇12万字的毕业论文,得到胡适的很高评价,胡适给了他95分,并写下这样的评语:“这是一本可读的新传记。……写朱陈争辨王霸义利一章,曲尽双方思致,条理脉络都极清晰。”胡适还到处对人称赞这篇论文,“逢人满口说邓生”,这对初出茅庐的邓广铭是一个极大的鼓励。[3]这件事情对他以后的学术道路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之所以选择宋史研究作为其毕生的学术事业,他之所以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来撰写历史人物谱传,先后写出《陈龙川传》、《岳飞传》、《辛弃疾》、《王安石》这四部奠定其学术地位的宋人传记,与胡适都有很大关系。可以说,一部《陈龙川传》,基本上决定了邓广铭一生的学术方向。[4]

可见,意图前置的“贬损”和“溢美”是搽在王安石脸谱上的白粉和红粉,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从而恢复王安石的本来面目,是邓广铭这代学者需要面对的问题。

邓广铭在《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一文中曾经说到,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位前辈学者是胡适、傅斯年和陈寅恪,“而在他们三位之中,对于我的栽培、陶冶,付出了更多的心力的,则是傅斯年先生。”[5]邓广铭与傅斯年的师生渊源始于大学时代。傅斯年的本职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30年,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因采用一中学教师编写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作为自己的讲义,受到学生攻击,因而去职,遂由傅斯年代理系主任。在邓广铭入学后不久,系主任一职便由研究西洋史的陈受颐接任,但傅斯年仍长期担任史学系兼职教授。

一写王安石,在《光明日报》引发一场学术争鸣

傅斯年在北大史学系先后开设了史学方法导论、中国古代文籍文辞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上古史择题研究、汉魏史择题研究等五六门课。[6]其中“史学方法导论”这门课给邓广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斯年在课堂上再三提出“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命题,并且常常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句话挂在嘴边。前几年,邓广铭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傅斯年的史学观念对他的影响时说:“傅斯年先生最初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提出这一治史方针,后来又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声明这是办所的宗旨。胡适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们两人一南一北,推动史学朝这个方向发展,史学界由此也形成一种重视史料的风气和氛围,我置身这样一种学术环境中,受到这种风气的浸染,逐渐在实践中养成自己的治史风格,形成自己的治史观念。”[7]如果说邓广铭在学术方向的选择上主要是受胡适的引导,那么他的学术风格和治学方法则留下了傅斯年史学观念的烙印。不过要说傅斯年对他的“栽培”和“陶冶”,那主要还是在毕业以后的十年。

1950年底,重建伊始的人民出版社约请邓广铭为“中国历史小丛书”撰写一本王安石传。经三年左右的写作修改,一部4万余字的《王安石》于1953年年底出版。1954年5月20日,邓广铭在《光明日报·图书评论》发表了《关于“王安石”的几点说明》,向读者讲述了这本小书的旨趣和要点。

若是就狭义的专业领域的师承关系来说,不论是胡适还是傅斯年,对宋辽金史都谈不上有什么专门研究。大学时代,邓广铭也上过两门属于这个领域的专业课,一门是蒙文通讲授的宋史,另一门是姚从吾讲授的辽金元史。但这两位先生都没有给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什么重要影响,他对这两位学者的评价也比较低调。[8]

邓广铭认为,在造成王安石被历代文人诬蔑的诸多原因中,一篇题为《辨奸论》的文章影响最大——一来,这篇文章把王安石说成是“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的奸怪之人,文中有一句评论被历代评论者引用再三,叫做“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二来,《辨奸论》据说出自苏洵手笔,而苏洵在文坛地位崇高,这就加重了这篇文章在后人心目中的分量。虽然《宋文鉴》《古文观止》将《辨奸论》归到了苏洵名下,但苏洵文集《嘉祐集》却并未收录这篇文章,因此,《辨奸论》是否为苏洵所作,以及文中内容是否属实,就成为了王安石研究的一个焦点。

1936年,邓广铭从北大史学系毕业后,胡适将他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员,并兼史学系助教,而文科研究所的所长就是由胡适兼任的。傅斯年当时从这一届的文、史两系毕业生中物色了几位有培养前途的人,要他们去史语所工作,其中也有邓广铭,但由于此时史语所已经迁往南京,邓广铭表示自己还是愿意留在北大,傅斯年也就不再勉强他。

在《王安石》这本传记里,邓广铭持这样的观点:《辨奸论》乃北宋邵雍之子邵伯温托苏洵之名的伪作,邵氏父子属司马光旧党,是王安石改革派的政敌,因而这篇文章是党政的产物,且多有捏造事实、恶意谩骂之处,故不足征信。其实,早在清代,一些学者就开始怀疑《辨奸论》为伪作,并做出一些考证了,但邓广铭的贡献在于,他用《续资治通鉴长编》刻本、连辑本《宋会要稿》影印本等前人未能接触的新史料把《辨奸论》的考证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更重要的是,《辨奸论》旧案重提,在后来“双百方针”时期引发了一场学界争鸣。

留校以后,邓广铭在文科研究所主要从事两项工作,一是与罗尔纲一起整理北大图书馆所藏历代石刻拓片,二是协助钱穆校点整理他为编写《国史大纲》而搜集的一些资料。就在毕业后的一年间,邓广铭确定了他毕生的学术方向。在胡适给他的毕业论文《陈龙川传》所写的评语中,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陈同甫与辛稼轩交情甚笃,过从亦多,文中很少说及,应予补述。”[9]这就是邓广铭研究辛弃疾的最初契机。另外,他选择这样一个学术领域与当时的时代环境也有很大关系。在《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一书的《自序》中,他如是说:“这样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之所以形成,……从客观方面说,则是为我所居处的人文环境、时代思潮和我国家我民族的现实境遇和我从之受业的几位硕学大师所规定了的。”几年前,他在一次访谈中说到当初选择陈亮做传记,其中隐含的一个动机,就是“当时日寇步步进逼,国难日亟,而陈亮正是一位爱国之士;后来我写辛弃疾,也有这方面的原因”。[10]这是那一代学者身上所承载的国家和民族责任感。

1957年3月17日,李清怡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试论“辨奸论”的真伪问题》,向邓广铭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宋神宗时期,张方平在为苏洵题写的墓碣中提到了《辨奸论》一文,此时,邵伯温尚在童年,《辨奸论》怎会出自孩童手笔?其二,如若《辨奸论》为邵伯温所做,苏轼又怎会在《答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中说苏洵作《辨奸论》乃自己亲眼所见,难道苏轼也在撒谎么?鉴于此,李清怡虽认同邓广铭对于王安石的整体评价,却不同意《辨奸论》乃邵伯温伪作的观点。但不久,傅璇琮就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关于古籍校勘工作的一些意见》,回应了李清怡的疑问,傅文指出,已有充分的史料证明,张方平的墓碣以及苏轼给张方平的回信都是邵伯温的伪作,这两篇文献都是邵氏为坐实《辨奸论》而撰写的一组伪文。至此,《辨奸论》真伪的争论渐成争鸣之势。

为了准备新编一部《辛稼轩年谱》和《稼轩词笺注》,大约在1936年底,邓广铭写出了那篇题为《〈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证》的成名作,指出梁启超《辛稼轩年谱》和梁启勋《稼轩词疏证》的种种不足之处。次年春,他打算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申请辛弃疾研究的课题经费,为此征求胡适的意见,胡适勉励他说:“三十多岁的人做学问,那是本分;二十多岁的人做学问,应该得到鼓励。”但要求他必须先写一篇批评梁氏兄弟的有份量的书评,于是他就将已经写成的那篇文章寄给他在辅仁大学时的同学、当时主编《国闻周报》文艺栏的萧乾,很快就在《国闻周报》14卷第7期上刊出。这篇文章博得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夏承焘等人的一致称许。当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的陈寅恪还不认识邓广铭,读了这篇文章后到处向人打听作者的情况,[11]后来他在为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所作的序中也说到此事:“寅恪前居旧京时,获读先生考辨辛稼轩事迹之文,深服其精博,愿得一见为幸。”[12]夏承焘当时正在写《唐宋词人十家年谱》,其中也有辛弃疾,在看到这篇文章后,他给邓广铭写信说:“看了你的文章,辛稼轩年谱我不能写了,只能由你来写。我收集到一些材料,估计你都已看到。如你需要,我可寄给你。”[13]

当年的《光明日报》每天只出四个版,限于版面空间,上述文章都是千百余字的短文,亮出论点后,论证却只是点到为止,算是一种有新闻由头的“学术通讯”。在李文、傅文发表后,《文汇报》《国学研究》《古典文学论丛》《南京大学学报》《学术集林》等报刊杂志发表了吴小如、章培恒、曾枣庄、王水照等大批学者关于《辨奸论》的研究,虽然真伪之争至今未见分晓,但一系列学术问题却在这次讨论中浮出了水面。可以说,《光明日报》几则简短的学术通讯搅动了学界的一池春水,关于《辨奸论》真伪问题的讨论,也深深嵌入了邓广铭的学术生涯。“三苏”专家曾枣庄教授曾在自己的“学术成果展”上展出了一封邓广铭1995年的来信,“大作《苏洵〈辨奸论〉真伪考》已拜读一过,其中所论各点鄙意大致不敢苟同……”;而据女儿邓小南教授回忆,1997年,在生命的弥留之际,邓广铭还在和华东师大的刘永翔教授书信讨论有关《辨奸论》的问题,“此时,父亲的视力已经相当差,他吃力地指着信上的一行行字迹,却终于难以辨识清楚。我不忍看他如此,便一字字指着,凑近耳畔,为他读了再读。读着读着,眼前的字迹愈益漫漶模糊了”。

这篇成名作发表之时,邓广铭正好30岁。半个多世纪后,他忆起这段往事时说:“就这一篇文章,影响了我的一生,是我一生的转折点。从此我就不回头了。”[14]就在去年,他还对女儿邓小南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三十功名’是从‘尘与土’中爬出来的。”[15]所谓“三十功名”,就是指的这篇文章。

二写王安石,在《光明日报》留下了时代的烙印

由于这篇文章的影响,研究课题的申请得到顺利批准。此后不久即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北大决定南迁时,因目的地尚未确定,故只有正副教授才能随校行动。此后两年间,邓广铭一头扎进北平图书馆,完成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诗文钞存》三部书稿。在这期间,给他指导和帮助最多的是赵万里和傅斯年。该项研究课题“研究指导人”一栏原来填的是胡适和姚从吾(想系当时胡适为文科研究所所长、姚从吾为史学系主任之故),但“七·七事变”后胡适赴美,姚从吾南迁昆明,故次年春申请延长一年研究期限之时,遂将“研究指导人”改为赵万里。[16]邓广铭在北大史学系念书时就听过赵万里讲授的“中国史料目录学”,及至到北平图书馆做这项研究时,更得到赵万里的直接指点。后来他在《辛稼轩诗文钞存》的“弁言”中提到这一点:“凡此校辑工作,所得赵斐云万里先生之指教及协助极多。”傅斯年虽然自史语所南迁后即已离开北平,但在邓广铭从事这项研究工作期间,两人之间屡有书信往来,有关《辛谱》和《辛词笺注》的体例、辛词的版本选择以及如何系年等等问题,傅斯年都提供过很具体周详的意见。[17]待这三部书稿完成以后,傅斯年又写信向香港商务印书馆推荐,不幸在排完版且已付型之后,恰值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以致未能印行。抗战胜利后,又经胡适的催促,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将《辛谱》和《诗文钞存》刊行出来。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田中时说,自二战以来,日本历任首相都反华,而田中却要来与中国恢复邦交正常化,这颇有中国宋朝宰相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精神;又说当时苏美正合谋对付中国,而田中对此竟能不予理睬,毅然来华,这又颇似王安石“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精神。毛主席提到的两个“不足”再加上“天变不足畏”,就是史书所记载的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谈话记录传出后,人民出版社立即派人找到了邓广铭,请他在1953年出版的《王安石》的基础上重点充实“三不足”,争取在1972年内再版这本传记。这就是邓广铭二写王安石的历史背景。

北大南迁昆明后,改由傅斯年兼任文科研究所所长。1939年8月,邓广铭奉傅斯年之召,辗转上海、香港、河内前往昆明。此时陈寅恪已被聘为北大文研所专任导师,在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邓广铭与陈同住一楼,朝夕相从,“实际上等于做他的助教”。[18]邓广铭晚年在谈到他的学术师承时说,自从踏入史学之门,“在对我的治学道路和涉世行己等方面,给予我的指导和教益最为深切的,先后有傅斯年、胡适、陈寅恪三位先生。”[19]不过从他一生的学术轨迹来看,陈寅恪对他的影响似乎并不明显。

而在人民出版社找到邓广铭的差不多同时,《人民日报》的编辑也找到了北大历史系,请邓广铭围绕毛主席和田中的谈话写一篇稿子,立意要结合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因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中有反抗孔子“三畏”,即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精神。邓广铭听后有些为难,因为在他看来,王安石“三不足”的本质应当是“援法入儒”,不能简单理解成对儒家的批判;再者,变法虽然是在法家精神指导下进行的,但这并不等于说王安石是法家;而把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争论说成是“儒法斗争”则更属牵强附会。说是机缘巧合也好、阴差阳错也好,此时的邓广铭已在“文革”中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北大军宣队便以此为由拒绝了《人民日报》的约稿。

在昆明的北大文研所期间,傅斯年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把邓广铭研治宋史的专业思想巩固下来。当时正值《宋会要辑稿》刊行,因价格不菲,邓广铭原本不想买的,傅斯年却非逼着他买下一部,并先由文研所垫付书款。邓广铭晚年回味这段往事,不无感慨地说,他最后选择宋史研究作为终身的学术事业,可以说是傅斯年给逼出来的。

随后,“儒法斗争”很快又和“批林批孔”结合起来了,这是1973年的秋冬。此时,邓广铭已经基本完成了王安石传的改写,却突然接到人民出版社来信,要求他在书稿中融入“批林批孔”的内容,以“增加一点时代气息”,随信送上的,还有一份上海《文汇报》发表的有关“批林批孔”的社论,请邓广铭用作参考。人民出版社结合“批林批孔”的要求,和此前《人民日报》结合“儒法斗争”的要求一样,让邓广铭无从下笔,但此时的王安石传已从1953年版的4.4万字充实到了十余万字,新增内容大多是邓广铭近二十年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此时放弃出版,实在于心不忍,于是,他干脆从《文汇报》的那篇社论里选了一段,一字不差地抄进了书稿里,并随即将书稿寄回了人民出版社。

1940年秋,为躲避日机轰炸,傅斯年决定将史语所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并要邓广铭也一同前往,以便利用史语所丰富的图书资料。到李庄以后,邓广铭的编制仍属北大文研所。从40年底至42年春,他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资助,从事对《宋史》的考订工作,后来发表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以及王钦若、刘恕诸传的考证文字,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从他1941年7月8日写给傅斯年的一封信来看,他当时似乎有一个对《宋史》全书进行通盘考订的庞大计划,信中称他“已认整理《宋史》为毕生所应从事之大业”,“单论《宋史》各志一百六十二卷,即绝非三二年内之所可理董毕事者,并本纪、列传、世家等计之,势须视为毕生之业矣”。其实他那时已作过考订的亦不止后来发表的那些篇章,在同一封信中还说:“现札记之已经写出者,为《职官志考校》约十万字,《食货志考校》方成四万馀字,全部写完后亦可得十万字左右,预期八月末或可成。其列传部分亦曾写就四五万字。”另外在《宋史职官志考正》的“凡例”中,还提到对《河渠志》和《兵志》也做了考订,但大概都没有最后定稿。

但事情还没结束,1974年3月,人民出版社将邓广铭修改后的样书共计70本分送北京市委写作组、上海市委写作组、四川大学历史系以及宁可、卞孝萱、蔡美彪、冯其庸、漆侠等专家征询意见。大概是一段摘抄还不足以撑起该书的“时代气息”,修改稿依然没能通过审核。而就在1974年前后,国家出版局的同志告知邓广铭,毛主席的近期书单中列有邓著王安石传,而由于毛主席晚年视力下降,觉得平装书“不适合老头子读”,所以该书要印成少量的大字线装本,字体由原来的一号长仿宋字体改用36磅长宋字体,鉴于要重新排版印刷,所以请邓广铭务必尽快完成修改。随后,人民出版社也加快了催稿的节奏。

1942年春,邓广铭征得傅斯年的同意,准备到重庆找一工作,以便把仍滞留于北平的妻女接出。经友人何兹全介绍,他去C.C派刘百闵主持的中国文化服务社,主编一种名为《读书通讯》的刊物。次年7月,经傅斯年鼎力举荐,他被内迁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聘为史地系副教授。由于他在复旦讲授的全校公共必修课“中国通史”颇受学生欢迎,两年后就晋升为教授。在此期间,《陈龙川传》、《韩世忠年谱》、《岳飞》三部著作也相继由重庆的独立出版社和胜利出版社刊行。

此时,书稿尚未通过审核,而毛主席却等着要看,无奈下,邓广铭只好再次动笔,并把新添写的、所谓的“时代气息”的部分,以文章的形式交给《光明日报》先行发表,这便是1974年7月7日《光明日报》以整版篇幅刊发的《王安石——北宋时期杰出的法家》。据女儿邓小南教授回忆,父亲曾说,1974年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经《光明日报》编辑改过一道的,但改动之前的题目是什么、文中内容有没有改动、这些改动是否征得了邓广铭的同意,都已不得而知了。据穆欣回忆,邓广铭曾抱怨《光明日报》刊出的文章和他们送来时的样子经常有出入,对此,穆欣的解释是,编辑工作“既要求专刊和正版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而对上边来的指示,常受‘纪律’限制不能告诉专刊编委,致使专刊编委蒙在鼓里,难辨动向”,并向邓广铭表示了歉意。虽然是一篇命题作文,但邓广铭这篇长文中多少也有些把伪问题做成真学术的意思,其中的况味怕是不足为外人道了。

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教育部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在其回国之前由傅斯年任代理校长,傅斯年遂请邓广铭回北大史学系执教。当时有一种不成文的惯例,若是在别的大学做了教授,到北大只能降格做副教授,当傅斯年提出名义问题时,邓广铭并无异议。

邓广铭将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这篇文章融入书稿,于1974年年底,再次向人民出版社交稿,并终于通过了审核,新书于1975年7月正式出版。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部王安石传一直由人民出版社负责约稿,但由于1953年那版“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尚不成熟”,最终是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而此次则正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1946年5月,邓广铭回到北平。正忙于北大复员和重建的傅斯年马上把他借调到校长办公室,做了一个未经正式任命的“校长室秘书”。在胡适到任以后,邓广铭仍然在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之馀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校长室秘书。

三写王安石,和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东风

从此以后,邓广铭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母校北京大学。1948年冬,傅斯年被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为台湾大学校长,他很想拉一批北大的教授去台大任教,以充实该校的师资力量。就在这年12月中旬胡适飞往南京之后,傅斯年屡次以北大校长胡适和教育部长朱家骅的名义致电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指明要邀请部分教授南下,其中就有邓广铭。当郑天挺询问邓广铭的意向时,他这样回答说:“如果单纯就我与胡、傅两先生的关系来说,我自然应当应命前去,但目前的事并不那样单纯。胡、傅两先生事实上是要为蒋介石殉葬去的。他们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关系都很深厚,都有义务那样做。我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并无任何关系,因而不能跟随他们采取同样行动。”[20]尽管邓广铭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未来的新政权怀着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但他根本就没有作去台大的打算。

22年后,在1997年北大历史系春节团拜会上,邓广铭坦率地讲了这样一番话:“老实说,我在‘文革’中没有吃过太大的苦头,我的原则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而据台下师生回忆,邓老这话是饱含着自责和歉疚的。的确,邓广铭在不止一篇文章中提到,1975年的那部王安石传是“被污染了的书”。据南开大学历史系杨志玖教授回忆,邓广铭在1975年前后的一次通信中曾坦率地承认了二写王安石在史料上存在不少问题,并告知“准备于《王安石》再版时加以补救”。可见,自二写王安石落笔之日起,邓广铭就下好了三写王安石的决心。

1950年,邓广铭晋升为北大历史系教授。从1954至1966年,他一直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50年代是邓广铭学术创造力极为旺盛的一个阶段。请看看这份著述目录:1953年,《王安石》作为中国历史小丛书的一种由三联书店出版;1955年,经过大幅度修改增订的《岳飞传》由三联书店出版;1956年,《辛弃疾(稼轩)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辛稼轩诗文钞存》经过重新校订后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57年,《辛稼轩年谱》修订本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同年,《稼轩词编年笺注》首次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当时北大历史系的所有教师中,邓广铭的学术成果是最多的,以致历史系的某位教授说:“邓广铭现在成为‘作家’了!”

“一些混乱的概念和错误的论点,既经我笔之于书,就可能使这本书的读者连带地受其影响,这是我感到十分惭愧和内疚的事。”这是1979年邓广铭在第三本王安石传的再版后记中的一段话。1979年前后,伴随自《光明日报》席卷全国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邓广铭秉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完成了王安石传记的修改工作。对比1979年和1975年两个版本,书的结构基本没变,但内容和一些提法上却有很明显的差别,比如细节处将“反儒、反潮流的‘三不足’精神”改为了“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把部分“儒家”改为了“守旧派”,把部分“法家”改为了“改革派”,淡化了所谓的“儒法斗争”;再如加进了“附谈与‘三不足’有关的两个问题”一节和“断西夏右臂的河湟之役”一章,把全书由16.8万字扩充到了17.9万字。鉴于改动的幅度不大,邓广铭建议出版社不必在封面上注明“修订本”,以避“过分夸大之嫌”。

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的劫难开始了。次年,邓广铭在双反运动中受到批判,他提出的“四把钥匙”说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遭到清算。历史系的学生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要拔掉他这面资产阶级白旗,结果是剥夺了他上讲台的权力,一直到1963年才重新获得为学生授课的资格。但此后迄至文革结束,学术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从1964至1977年的14年中,他竟然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这是他57岁到70岁之间,正是一个学者学术生命最成熟的时期。

此外,邓广铭特别交代出版社,要将1975年版第74页中的这段话删除——“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内,有一个颇为分明的历史现象是:在执政当权的人物当中,凡是法家多半执行爱国主义的路线,凡是儒家多半执行卖国主义的路线。在北宋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当中……法家王安石和以他为首的变法派,儒家司马光和以他为首的保守派,又为这个颇为分明的历史现象提供了最确切的例证。”在淡化“儒法斗争”的同时,邓广铭重申:“王安石当政期内所施行的一系列新法,都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制定和推行的。我相信这个论断是正确无误的。就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来说,他实实在在是一个‘援法入儒’的人。”

这期间他写出的唯一一部著作是那本引起争议的《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据说毛泽东在会见田中时,曾对他说过这样一番话:二战后的日本历任首相全都反华,而你却要来恢复中日邦交,这很类似于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精神;美帝、苏修对你此次来访极力反对,而你却置之不顾,这又颇有王安石“流俗之言不足恤”的气概。于是人民出版社就来找邓广铭商量,请他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对50年代写的那本《王安石》加以补充和修改。次年,人民出版社依照当时的惯例,将邓广铭此次重写的《王安石》印出百来本讨论稿,送到各大学和研究机关进行讨论,而反馈回来的意见,都说对“儒法斗争”反映得很不够,于是出版社要求他再作修改。最后这部书稿终于比照“儒法斗争”的需要改定出版了。[21]

四写王安石,用《光明日报》通古今之变

直至“四人帮”被粉碎,邓广铭在年过70以后,迎来了他学术生命上的第二个青春。他一生中的这最后20年是他学术贡献最大的时期。就学术成果而言,这20年出版的著作有8种之多:《岳飞传》增订本(1983)、增订校点本《陈亮集》(1987)、校点本《涑水记闻》(1989)、《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1993)、《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1994)、《辛稼轩诗文笺注》(1996)、《邓广铭治史丛稿》(1997)、《王安石》修订本(1983、1997)。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40多篇论文。甚至在年过90以后,仍每日孜孜不倦地阅读和写作,直到住进医院时为止。

据大女儿邓可因回忆,父亲的晚年,总是整日拿着放大镜查书,用颤抖的手在王安石书稿上笔耕至深夜,一次,她和父亲开玩笑:“王安石决想不到在近千年后,能得到了你这样一位知音。”邓广铭则回答道:“修改王安石这部传记,不在于修改了多少,而在于格调不同了,对王安石有了新的认识。”

更为重要的是,他晚年的贡献已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研究领域。为了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为了培养史学后备人才,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78年,出任文革后北大历史系首届系主任。自1980年起,担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创建中国宋史研究会并连任三届会长。1981年,创建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担任中心主任达十年之久。这种贡献的价值也许比他个人的研究和著述更有意义。

这“新的认识”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来的,“我是从现实政治经济的飞腾活跃的改革场景的体认,得到了启发,加深了对于王安石变法革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认识。”这是邓广铭四写王安石自序中的话。

二、邓广铭的学术贡献

对比1979年和1997年两个版本,我们可以发现邓广铭在介绍王安石“农田水利法”的章节中添加了一段内容,从注释可以发现,这段内容来源于1996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时代周刊》上刊登的“人民治黄50周年特稿”。其论原委大致如此:作为变法的一项重要措施,王安石于1071年在开封设置了“总领淤田司”,专门负责放水淤田,一来开拓农田,二来治理黄河。为证明“淤田法”行之有效,而绝非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所批评的那样“岂惟徒劳,必大烦扰”,邓广铭极尽考索之功,为王安石找到了两条有力的证据:一条是一千年前的《史记》中所记载的“泾水一斛,其泥数斗,且粪且溉,长我禾黍”;一条是近一千年后的《光明日报》特稿中所说的“我国广大水利工作者数十年的治黄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拦、调、排、放’四字方略”。邓广铭认为,司马迁所谓的“粪”、《光明日报》所谓的“放”,与王安石所谓的“淤”,其实是一个道理,是中国人在治理水患方面一以贯之的方法。前有古人的成功经验,后有今人的科学总结,邓广铭思接千里,真可谓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了。

中国的断代史学是从本世纪新史学兴起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就宋代历史的研究状况而言,与先宋时代的历史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宋以前的历史,古人已有研究,而宋以后的历史则不然。元明清三代只有史书的编纂和史料的考订,没有史学可言,所以在本世纪之前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宋史研究。

但遗憾的是,在第四部王安石传于1997年10月出版后不久,91岁高龄的邓广铭便与世长辞了,而这部王安石传,也就成了他学术生涯的绝笔。

张荫麟(1905—1942年)是本世纪宋史研究的先驱。从20年代中叶起,他先后发表论文20馀篇,宋史研究的不少课题都是由他发轫的。但由于英年早逝,未能取得更大成就。邓广铭晚年谈及张荫麟时,说“张是清华大学的才子,陈寅恪很赏识他,但张教书、治史都不成功”。[22]对他评价很低。公允地说,张荫麟对于宋代史学的首创之功不应埋没,但他的成就和影响尚不足以使宋代史学形成为一门规模初具的断代史学。

1998年6月2日,在邓广铭逝世五个月后,时年93岁的臧克家先生口述了一篇追忆邓广铭的文章,但由于“体弱神衰而无力握笔”,只能由夫人郑曼代写,寄给了《光明日报》(1998年6月25日发表)。在这篇题为《深交七十年——追念恭三》的文章里,臧克家透露了邓广铭四写王安石时前后的一则重要信息:“他在修订《王安石》一书中有所得,也来信告诉我:‘其中有两节,自己甚觉得意(未到忘形),便改变为可以独立的专题论文,一篇已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上刊出,另一篇于十天前刚寄往该刊,大概得明春刊出了。’”根据臧克家的提示,邓广铭的“得意之笔”,是先后发表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上的《略伦王安石为天下理财的主张及其实践》和《王安石统一中国的战略设想及其个人行藏》,由此推测,“理财思想”和“国家战略”是邓广铭着重加强的部分,事实上,这两篇文章也是邓广铭在四写王安石时新加入的一章“王安石入参大政时治国安邦的两大抱负”中的两个小节。

宋代史学体系之建立,始于邓广铭。至40年代,邓广铭在宋史学界的权威地位已经得到史学大师们的承认。1943年,陈寅恪在为《宋史职官志考正》所作的序中评价说:“邓恭三先生广铭,夙治宋史,欲著《宋史校正》一书,先以《宋史职官志考正》一篇,刊布于世。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23]1947年,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对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做了一番全面的回顾,其中在谈到宋史研究的状况时说:“邓广铭先生年来取两宋各家类书、史乘、文集、笔记等,将《宋史》各志详校一遍,所费的力量不小,所成就亦极大。其《宋史职官志考正》已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更有《岳飞》、《韩世忠年谱》、《陈龙川传》,及论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宋太祖太宗授受辨》、《宋史许及之王自中传辨证》。宋史的研究,邓先生实有筚路蓝缕之功。张荫麟先生亦专攻宋史,惟英年早逝,不克竟其全功。但就所发表的论文看来,其成就已很大,仅次于邓广铭先生而已。”[24]至40年代末,由于邓广铭的努力,宋代史学在中国史学中可以说已经独树一帜。  今天,邓广铭教授早已被公认为本世纪宋史学界的学术泰斗。最近,周一良教授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在邓广铭90诞辰的时候,他曾想写一篇文字,“主题就是‘邓广铭是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其理由是:邓广铭的宋史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不像一般学者那样只偏重北宋,而是南北宋并重;不但研究政治史、经济史,也研究典章制度、学术文化,甚至还笺注过辛词,这在宋史学界是无人能比的。[25]邓广铭培养的第一位研究生漆侠教授,对他老师的学问的评价是“致广大而尽精微”,他认为“真正能够盱衡天水一朝史事的”,唯有邓广铭先生;“宋辽夏金断代史方面的通才”,也只有邓广铭先生一人。[26]

邓广铭先生逝世后,由光明日报社主管主办的《中华读书报》也先后发表了多篇追忆邓广铭的文章,其中一篇题为《邓广铭先生四写王安石》,是报刊上比较最早地梳理这四部传记的报道。还有一篇题为《邓广铭二改书名为哪般》的文章,探讨了一个非常有趣但却被多数读者忽略的问题,这篇文章指出,1953年出版的王安石传书名为《王安石》,而1975年和1979年则改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到了1997年则又改为《北宋时期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那么,这两次更改书名是邓广铭无意为之还是另有考虑呢?作者接着考证:“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语出《列宁全集》第10卷中《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一文,这是列宁在1906年前后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普列汉诺夫就俄国土地问题进行论战时提到的;普列汉诺夫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人所主张的“土地国有制”,认为它无异于中国宰相王安石在变法的土地政策,最终都将以失败告终;为反驳这种观点,列宁对王安石的土地政策给予了较为积极的评价,并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革命导师说过的话无疑在政治上是安全的,这就是1975年和1979年版书名的来源。但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列宁对王安石的认识并不全面,如列宁认为王安石“实行土地国有制未遂”等一系列观点就不符合历史的客观情况,再加上邓广铭多次重申,自己的研究重心是作为“政治改革家”的王安石,对他的文学成就、学术成就关注不足,因此,在四写王安石时,邓广铭将书名改成了《北宋时期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这篇文章的推测未必符合邓广铭的本意,但却向读者展现了这本传记背后曲折的历史背景。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上,邓广铭教授究竟占有怎样一个位置?自新史学诞生以来,中国出现了五位一流的史学大师,这就是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他们可以称得上是通儒。其次是在某个断代史或专门史领域获得最高成就、享有举世公认的权威地位者,也不过那么三五人而已。如唐长孺之于魏晋南北朝史,韩儒林之于蒙元史,谭其骧之于历史地理,以及邓广铭之于宋史。

晚年的邓广铭在专心修改王安石传记及《岳飞传》等著作期间,曾多次接受《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的采访,其中一位记者韩小蕙留下了这段采访笔记:“当我说明是来约稿的,邓先生的女儿十分客气地将我让进门。邓先生首先便指着饭菜让我一起吃饭,见我执意不肯,他就立即放下饭碗,过来陪我说话。”邓先生和善地说:“我很愿意给你们写稿,这里面有两个因素,其一,我跟《光明日报》的关系可谓深矣,过去的史学版就是我们几个人编的,那还是60年代。其二,你要的文章我肚子里也有,还有不少呢!”

除了宋史之外,邓广铭教授的研究领域还涉及辽金史,尤其是有关宋辽、宋金关系的问题。他对辽金文献史料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如关于《辽史·兵卫志》的史源,关于《大金国志》和《金人南迁录》的真伪等等。虽然他对辽金史的问题不轻易发表意见,但实际上他有很多精辟和独到的见解。譬如乣军问题,是辽金元史上一个长期无法解决的难题。他早就认为辽朝并无所谓“乣军”,某部族乣实际上也就是某部族军,这一论点后来为他的学生杨若薇博士的研究成果所证实。

邓先生已辞世,带走了他要写给《光明日报》的“一肚子的文章”,却在《光明日报》上留下了他四写王安石的故事,和一位学者对于学术事业的敬畏和坚守。

在邓广铭教授一生的著述中,最主要的是四传二谱,即《陈龙川传》、《辛弃疾(稼轩)传》、《岳飞传》、《王安石》和《韩世忠年谱》、《辛稼轩年谱》。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手册》中,邓广铭教授在自己的“学术专长”一栏填的是“隋唐五代宋辽金史、历史人物谱传”。[27]这可以看作是他一生治学方向和学术成就的一个自我总结。他在追溯自己的谱传史学情结时,说他自青年时代读了罗曼·罗兰的传记作品后,就“动了要写一组中国的英雄人物传记的念头”;及至1932年考入北大史学系后,“我就发愿要把文史融合在一起,像司马迁写《史记》那样,用文学体裁写历史”。[28]后来胡适的“传记文学习作”课则将他最终引上了谱传史学的路子。

周一良教授在评价邓广铭的学术成就时写到:“与一般史学家不同的一点是,他不但研究历史,而且写历史。他的几本传记,像《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等等,都是一流的史书,表现出他的史才也是非凡的。……当代研究断代史的人,很少有人既能研究这一段历史,又能写这一段历史。”[29]我请周一良教授就这段话做一个详细的说明,他解释说,满清一代学风朴实,尤其是乾嘉时代的学者,在史料考订上下了很大功夫,但就是没有一个人写历史;现代史学家中不乏高水平的学者,许多人都能做出扎实的研究成果,但却极少有人能够写出历史。这就是邓广铭先生的不同凡响之处。

在邓广铭教授的四部历史人物传记中,以《岳飞传》和《王安石》花费的心血最多,也最为他本人所看重。《岳飞传》一书初名《岳飞》,是1944年应重庆胜利出版社之约而撰写的,次年8月15日此书出版之时,正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这使邓广铭教授终身难忘。1954年,他把这部书作了大幅度修改,订正了许多旧史记载的错误,并改名为《岳飞传》出版。粉碎“四人帮”后,他又花了五年的时间,再次改写《岳飞传》,此次修改的幅度比上次更大,改写的部分占全书的90%以上。《王安石》一书初版于1953年。由于文革中写成的那部《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遂于80年代初修订后再版。但此次修订本并没有作太大的改动,“儒法斗争”的烙印依然比较明显。因此在年过80以后,邓广铭教授又四写《王安石》,对此书做了彻底的修改,在史料考订和辨伪上下了很大功夫,篇幅也增加二分之一以上。

除了上述几部谱传著作之外,《稼轩词编年笺注》也是一部高品质的传世之作。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手册》中,邓广铭教授填写的三部代表论著是《稼轩词编年笺注》、《岳飞传》和《王安石》,可见这部著作在他心目中的价值和份量。此书的初稿完成于1937至1939年间,原拟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未果,一直到1957年才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刊行。该书甫一问世便引起学界普遍关注,且有一些素不相识的专家学者写信给邓广铭教授,提出修订的建议或增补的资料。1962年此书增订本出版,并于1963年和1978年两次重印。80年代后,邓广铭教授又花费很大精力再度对它进行修改和增订,于1993年推出一个更加完善的本子。《稼轩词编年笺注》是一部脍炙人口的佳作,自该书问世40年来,拥有相当广泛的读者,仅1978年一版就印行了25万册,邓广铭教授戏称它是一本“畅销书”。曾经有人对他谈到读完此书所留下的印象:“它是出自一个历史学者之手,而决非出于一个文学家或文学史家之手。”邓广铭教授对此的反应是:“这个评语的涵义,不论其为知我罪我,我总认为它是非常恰当和公允的。”[30]我们不妨说,这句话道出了此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说到“写历史”,还应该提到的是,60年代初,邓广铭教授参加了由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的编写工作,撰写其中的宋辽金史部分,这部教材后来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但他所撰写的部分毕竟只有13万字的篇幅。邓广铭教授晚年的一个最大遗憾,就是没有写出一部堪称总结性成果的《宋辽金史》。几年前,他在为《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撰写的《自序》中说:“在编选这本《自选集》的过程中,经常引起我的惭愧的一事是,我虽把辽宋金对峙斗争的时期作为主要攻治的一个特定历史段落,然而我竟没有像其他断代史的研究者那样,写一部详赡丰实的辽宋金史出来。”漆侠教授在看到这段文字之后,非常后悔没有及早促成邓广铭先生主编一部《辽宋夏金史》,藉以偿其夙愿。[31]

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也是邓广铭教授的重要学术贡献之一。40年代初,他曾计划对《宋史》全书进行系统的考订,最终撰成一部《宋史校正》,后来这一计划虽未完成,但仅就他对《职官志》和《刑法志》的考订来看,可以说是自《宋史》问世六百年来对此书进行的第一次认真清理。文革期间,他还一度参加过由中华书局主持的《宋史》点校工作。80年代以后,邓广铭教授长期担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和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并点校出版了《陈亮集》和《涑水记闻》(与张希清合作)。在他的主持下,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还完成了两项宋代文献的整理工作,一是点校赵汝愚的《国朝诸臣奏议》,二是编成一部《宋人文集篇目索引》。[32]  长期以来,邓广铭教授在研究南宋前期的宋金和战等问题时,曾花费过很大精力对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进行校勘,他早就有一个想法,准备在点校此书的基础上,仿照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又名《校勘学释例》)写出一部《三朝北盟会编校勘释例》,为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一个范例。现在,《三朝北盟会编》一书已经由我协助他完成了点校工作,而他却来不及写这部《校勘释例》了。

邓广铭教授一生中曾多次参与报刊的编辑工作,这是他对学术事业的另一种形式的贡献。早在1933年,他刚考入北大不久,就与北大英文系学生李广田和师大中文系学生王余侗共同创办了一份校园刊物《牧野》旬刊。大学三年级时,他又与同班同学傅乐焕、张公量为天津《益世报》主编《读书周刊》(名义上的主编是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傅、张二人毕业离校后,改由他和金克木二人主编。1942年,他在重庆的中国文化服务社专职主编《读书通讯》,直到次年暑期应复旦大学之聘时为止。1946年回到北平后,上海《大公报》请胡适主编《文史周刊》,遂由邓广铭担任执行编辑。从1951年起,清华历史系、北大史学系和近代史研究所共同为天津《大公报》主编《史学周刊》,北大史学系的代表就是邓广铭。1953年,《大公报》停刊,《史学周刊》改组为《光明日报》的《史学》双周刊,由北大、北师大和近代史所三家合办,邓广铭教授担任北大历史系的执行编辑。自1958年以后,《史学》双周刊改由北大历史系一家负责,范文澜、翦伯赞任主编,邓广铭和田余庆、陈庆华、张寄谦四人担任执行编辑,直到1966年《史学》停刊为止。[33]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光明日报·史学》担负着引导史学界学术方向的重任,由《史学》发起的关于曹操评价、让步政策、清官等问题的讨论,在当代中国史学史上曾发生过重要影响。

衡量一位学者的成就和贡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对学科的推动作用。邓广铭教授从教六十年,为中国史学界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今天宋辽金史学界的中坚力量大都与他有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在这个领域建立了一个成功的学统。在他80年代担任宋史学会会长以后,为推动宋代史学的繁荣和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人们公认,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宋史研究水平的提高在各个断代史中是尤为突出的。

邓广铭教授的女儿邓小南在和我谈到她父亲时曾说:“我觉得他是很想做傅斯年那样的学界领袖的。”老实说,傅斯年在任何一个领域都算不上一流的专家,但对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贡献,却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文革以后,邓广铭教授的学术地位和崇高声望使他有可能像傅斯年那样为史学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他充分把握了这种机遇。1978年他出任北大历史系主任后,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北大历史系的“中兴”大业。他四处网罗人才,让长期被当作翻译使用的张广达回来做专业研究,从山西调来王永兴,从社科院调来吴荣曾,从中文系调来吴小如。又与王仲荦教授商定,要将他也调来北大,几经周折,山东大学执意不肯放人,只是说:“放王仲荦也可以,拿你们邓广铭来换!”当时还曾商调漆侠和胡如雷,也因河北方面不同意而作罢。在邓广铭教授担任系主任期间,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先后聘请了许多专家到历史系兼课,仅中国古代史方向就有宁可(中国通史)、吴荣曾(战国史专题)、漆侠(宋代经济史)、蔡美彪(辽金元史)、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刘乃和(中国史知识讲座)、王利器(古文献选读)等。今日北大历史系能够重振雄风,邓广铭教授的“中兴”之功实不可没。

有一件事情颇能说明邓广铭教授致力于学术振兴的用心和努力。1979年,邹衡教授因《商周考古》一书的出版而得到一笔稿费,在文革结束不久的当时,人们实在无法接受知识分子在工资之外还领取稿费的事实,很多人都认为这笔钱应该上交系里,邓广铭教授独持异议:“在这么多年的政治运动之后,还有人肯兢兢业业地做学问,应该予以特别奖励。不但不能收缴他的稿费,反而应该给他发奖金才对!”

创建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是邓广铭教授晚年的又一贡献。按照他当时的设想,是想仿照傅斯年办史语所的方法,要求大家每天都到中心来读书和研究,互相探讨问题。他为中心提出的十六字方针是“多出人材,多出成果;快出人材,快出成果”。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心的建立确实为北大历史系储存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今天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支生力军。前几年,邓广铭教授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经我的倡议,……于1982年成立了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由我任主任,迄于1991年卸任。在此十年之内,在此中心培育出许多名杰出学人,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是我晚年极感欣慰的一桩事。”学术研究是一项薪火相传的事业,邓广铭教授成功地把他手中的火炬传给了后来人。

 三、邓广铭的学术品格

单从成就和贡献着眼,大概是很难真正理解一位学者的。学者的个性隐藏在他的学术品格之中。

首先从学术态度说起。学术态度的严肃性是学者的基本修养。从建国前过来的那一代历史学家,大都经受过实证史学的严格训练,学风的严谨在他们来说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习惯。建国后,由于政治对学术的介入,实证史学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史料被人蔑视,考据遭人嘲笑,历史学家声称要“以论带史”。即使在这种学术氛围中,邓广铭教授仍始终坚持实证史学的优良传统。1956年,他在北大的课堂上公开提出,要以职官、地理、目录、年代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四把钥匙。两年后,“四把钥匙”说就在双反运动中遭到批判,有人质问说:“为什么单单丢掉了最根本的一把钥匙──马列主义?”并说“四把钥匙的实质就是取代、排斥马列主义这把金钥匙”。[34]他为此受到很大压力,若干年后,才由郭沫若和胡乔木为“四把钥匙”说平了反。

忠诚于学术是邓广铭教授的一贯原则,尽管有时候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50年代末,中宣部副部长张盘石让李新主持中小学历史地理地图教材的编写工作,李新为此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及部分历史学家讨论编写条例,其指导方针是由吴晗起草并经周恩来批准的“八条”,“八条”的基本原则是要根据新中国的疆域来解释历史,将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国与国的矛盾看作是国内的民族矛盾。邓广铭教授在会上坚决反对这一原则,认为应该尊重历史,不能根据现实去曲解历史。因为“八条”是总理批准了的,所以他的意见显得很孤立,但他始终坚持己见,结果会议不了了之。后来有人向上面反映说:邓广铭把会议搅黄了。[35]

对邓广铭教授稍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一生中的许多著作都经过反复再三的修改、增订乃至彻底改写,这种情况在中国史学界似乎还找不到第二例。其中《辛稼轩年谱》改写过一次,《岳飞传》改写过两次,《王安石》先后修订和改写了三次,《稼轩词编年笺注》也修改、增订过两次,──而且就在1993年最后一个增订本出版之后,他又在着手进行新的修改,我手边就放着经他手订的修改本,改动的地方已达百馀处。从1937年开始撰著的这部《稼轩词编年笺注》,到1997年仍在不断地修改订补之中,这部著作的创作历程前后达60年之久!

按照邓广铭教授的计划,他原准备在有生之年把四部宋人传记全部再改写一遍,去年新版的《王安石》只是这个计划的第一步。他曾在病床上对女儿谈起过他的设想:“《岳飞传》前一部分整个重写,后面有些部分可以从书中撤出来,单独成文;《陈亮传》也不难写,有个得力的助手,半年时间可以搞出来;《辛弃疾传》基础太差,还要多做一些准备。”[36]去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准备为他出版全集,他坚持要等他把几部传记重新改写完毕以后才能收入全集,在1997年10月7日致河北教育出版社编审张惠芝的信中说:“《岳飞传》、《陈亮传》、《辛稼轩传》,我要新改的幅度都比较大。贵社计划把几传原样重印,我认为不可行。我一生治学,没有当今时贤的高深造诣,使20年代的著作可以在90年代一字不变的重印。我每有新的见解,就写成新书,推翻旧书。”[37]这就是他始终不渝的学术理想: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

从邓广铭教授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一生中凡正式发表的文字都是字斟句酌,决不苟且。就连他80岁以后写的文章还常有句子结构很复杂、逻辑很严密的表述,这显然是反复推敲的结果。他的论著既是如此认真地写出来的,所以就不能容忍别人改动他的文稿,他常对出版社或报刊的编辑提出这样的要求:“可以提出修改意见,也可以全稿废弃不用;但希望不要在字里行间,作一字的增删。”更不能让他容忍的,是由于某种“违碍”而删改文字。1996年,邓广铭教授为《台大历史学报》写了一篇《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其中谈到傅斯年去台湾后曾托人给他捎来口信,要把留在北平的藏书全部赠送给他,文中有一段注说:“此乃因傅先生昧于大陆情况之故,当时他已成一个被声讨的人物,其遗存物只应被公家没收,他本人已无权提出处理意见了。”去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将这篇文章收入《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一书时,提出要把这段文字删去,邓广铭教授当即表示:“如果删去这段话,我这本书就不出了!”

邓广铭教授执著的学术精神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话题。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仍坚守在他的学术阵地上,每天坚持读书和写作,直至病倒为止。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为了修改讨论《辨奸论》真伪问题的论文,三番五次地托人从医院带回纸条,提出他的修改意见。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面部插着氧气管和引流管,手臂上又在输液,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执意要看《王安石》一书的校样,于是女儿只好拿着放大镜,举着校样让他看。支撑着他那风烛残年的躯体的,该是多么顽强的精神。

章学诚最为推崇的是这样两种学术造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38]邓广铭教授在为去年北京大学出版的《邓广铭治史丛稿》一书所作的自序中,用这两句话来概括他毕生的学术追求,他认为一位历史学家“一是必须具备独到的见解,二是必须具备考索的功力”。我以为,“独断之学,考索之功”八个字,再准确不过地点出了邓广铭教授的治学风格。

一个学者有点学问并不难,学问渊博也不甚难,难得的是有见识。“独断之学”要求学者不但要有见识,而且要见识卓越,见识特出。邓广铭教授素以史识见长,体现在他的论著中的个性化特征极为明显,原因就在于他从不人云亦云,总是能够独树一帜,自成一说。比如关于金军拐子马的解释,关于岳飞《满江红》的真伪问题,关于宋江是否受招安征方腊的问题等等,他都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在邓广铭教授的论著中,从来就没有模棱两可的意见,他的观点一向旗帜鲜明。

史识当然不是没有凭藉的,它源自深厚的学养。史学之道,但凡“独断之学”,必定有赖于“考索之功”,否则“独断”就难免沦为“武断”。对于邓广铭教授那一代人来说,考证的功力似乎是先天的长处,而他在考证方面的擅长,即便与同时代人相比也是突出的。“考索之功”的前提是对史料的充分掌握,从对史料的重视程度来看,可以看出邓广铭教授的史学观念受到傅斯年的很大影响,傅斯年提出的“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观点,自50年代以来一直遭到批判,邓广铭教授近年公开表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史学即是史料学’的提法,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一命题的本身,并不含有接受或排斥某种理论、某种观点立场的用意,而只是要求每个从事研究历史的人,首先必须能够很好地完成搜集史料,解析史料,鉴定其真伪,考明其作者及其写成的时间,比对其与其他记载的异同和精粗,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基础工作。”[39]邓广铭教授历来主张研究历史要穷尽史料,这与傅斯年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也是一个意思。对于宋史研究者来说,“穷尽史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邓广铭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做到了这一点。

在邓广铭教授非常个性化的学术特色中,有一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的论战风格。他一辈子都在进行学术论战,用陈智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写作六十年,论战一甲子”。[40]实际上,邓广铭教授的学术论战还不止60年的历史。他写于1935年的第一篇学术性文章《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41]就是论战文字,而1997年写成的最后一篇论文《再论〈辨奸论〉非苏洵所作──兼答王水照教授》,[42]也仍然是一篇论战文字。在他病重住院期间,曾对女儿谈到他的论战风格:“我批评别人也是为了自己进步。我九十岁了,还在写文章跟人家辩论,不管文章写得好坏,都具有战斗性。”[43]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战斗”精神并不是在他成名以后才形成的,上面提到的那篇批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的文章发表时,他还在念大学四年级。这种论战风格的形成,主要是缘于他那“耿介执拗而不肯随和的性格”,以及他那“从不左瞻右顾而径行直前的处世方式”。[44]他在阐述自己的学术主张时说:“至于‘奄然媚世为乡愿’(章学诚语)的那种作风,更是我所深恶痛绝,一直力求避免的。”[45]文如其人,这句话用在他身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对于邓广铭教授的文风,杨讷先生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邓先生在指摘别人时的确用词尖锐,甚至使人难堪,……部分由于他的个性,部分是受前一代文风的影响。看看三十年代的文坛健将,喜欢用尖锐言词写作或辩论的,人数真不少。他们对别人尖锐,也能承受别人对自己尖锐。邓先生从事著述起于三十年代,自然会受那时文风的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46]这段话隐含着当代学者的一种价值倾向:对老一辈学者锐利的文风可以理解,但并不赞赏。

顾炎武曾提出一个理想的学者标准:“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47]邓广铭教授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八个字作为他的座右铭,以此来规范他的道德文章。关于他的学问方面,我们已经谈得太多,这里只想就一件小事来谈谈他的人格风范。去年春,河北教育出版社补贴资金出版了《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并以此为条件,商定出版他的全集,但因他与人民出版社早有出版《王安石》修订本的约定,遂影响到全集的出版问题。他当时首先想到的是,如果全集不能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他将欠下出版社的一份情,“这使我感到沉重的压力,如何清偿此事,成为我心头一块大病”。在去年10月写给河北教育出版社编审张惠芝的信中,他提出全集仍希望交给该社出版,但必须等他把四部传记全部改完;如果出版社方面不同意这个方案,“我在有生之年必须对贵社印行我的《九十祝寿论文集》作出报答,那么就请贵社把印制这本论文集的费用清单告诉我,我将在半年之内分两期全数偿还贵社。我今年91岁,我的人生观点就是绝不在去世之时,对任何方面留有遗憾,不论是欠书、欠文还是欠债,这样我可以撒手而去,不留遗憾在人间”。[48]看到这封信,我对邓广铭教授的道德文章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以为,这是对“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一语的最好诠释。

[1]邓广铭:《自传》,载《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2]《浙东学派探源──兼评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第13期,1935年8月29日。[3]邓广铭:《漫谈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关系》,载李又宁主编《回忆胡适之先生文集》第2集,纽约天外出版社,1997年版。[4]据邓广铭教授晚年回忆说,傅斯年当时对这篇《陈龙川传》并不十分欣赏,他曾在胡适家中翻阅过这部稿子,后来对他的远房侄子、邓广铭的同班同学傅乐焕说:“他的文字虽写得不错,可简直是海派作风!”(见前揭《漫谈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关系》一文)傅斯年之所以会有这种印象,可能是因为这部《陈龙川传》征引史料不注出处的缘故。[5]原载《台大历史学报》第20期“傅故校长孟真先生百龄纪念论文集”,1996年11月;收入《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6]牛大勇:《北京大学史学系沿革纪略》(一),《北大史学》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7]欧阳哲生:《邓广铭教授谈治学和历史研究》,《群言》1994年第9期。[8]据牛大勇《北京大学史学系沿革纪略》(一),30年代前半期在史学系担任兼职教师的赵万里和方壮猷也分别讲授过宋史和辽金元史;但邓广铭没有提到他是否选修过这两门课程。[9]见前揭邓广铭《漫谈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关系》。[10]陈智超:《邓广铭先生访问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5期。[11]邓广铭:《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2]《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3]见前揭陈智超《邓广铭先生访问记》。[14]王汝丰:《邓老谈往》,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15]邓小南:《父亲最后的日子》,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16]见邓广铭致傅斯年函,1938年6月6日。原件藏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复印件承柳立言先生提供。本文所引邓广铭致傅斯年函件均为此同一来源。[17]见邓广铭致傅斯年函,1938年4月22日。[18]见前揭邓广铭《自传》。[19]见前揭邓广铭《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20]见前揭邓广铭《漫谈我和胡适之先生的关系》。[21]参见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序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2]见前揭欧阳哲生《邓广铭教授谈治学和历史研究》。[23]《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按陈寅恪所称“新宋学”实际上是指宋代史学,这一名称极易产生歧义,故本文不取这种说法。[24]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25]周一良:《纪念邓先生》,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26]漆侠:《悼念恩师邓广铭恭三先生》,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27]牛大勇编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手册》,1997年刊行。[28]见前揭欧阳哲生《邓广铭教授谈治学和历史研究》。[29]见前揭周一良《纪念邓先生》。[30]《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三版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31]见前揭漆侠《悼念恩师邓广铭恭三先生》。[32]关于邓广铭教授对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贡献,请参看刘浦江《邓广铭先生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一文,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4年第11期。[33]参见邓广铭:《我与〈光明日报·史学〉》,《光明日报》1993年4月26日;穆欣:《理解与合作──忆邓广铭教授为〈光明日报〉主编〈史学〉专刊》,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34]参见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辑:《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四把钥匙”,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35]李新:《无限的哀思──悼念邓广铭先生》,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36]见前揭邓小南《父亲最后的日子》。[37]此信由邓广铭口述,沈乃文笔录。兹据邓小南提供的信稿复印件。[38]《文史通义》卷五《答客问》(中)。[39]《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40]陈智超:《崇高的责任感》,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41]《国闻周报》12卷43期,1935年11月4日。[42]《学术集林》第13卷,1998年5月。[43]见前揭邓小南《父亲最后的日子》。[44]见前揭邓小南《父亲最后的日子》。[45]《邓广铭治史丛稿·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46]杨讷:《走近邓先生》,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47]《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48]此信由邓广铭口述,沈乃文笔录。兹据邓小南提供的信稿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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