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浦京娱乐游戏李德辉:文学“枢纽”——唐前文馆历史说略

唐前文馆是先唐文学发展的制度保障,为文人提供文献资料和创作平台,并从观念和创作两个层面对文学进行规导。

内容摘要:唐前文馆是先唐文学发展的制度保障,为文人提供文献资料和创作平台,并从观念和创作两个层面对文学进行规导。文学发展的制度保障从正面看,文馆是文学发展的制度保障,起着培养人才、引导风气、催生文体等作用。由此,先唐各代有文化、能创作的,多是些出身高贵的殿阁学士、秘书著作,文馆则是这种制度在文化上的体现,学士是贵族文化观念在文学上的践行者。创作观念的规导影响至于儒林对文学的规导,则体现在观念和创作两个层面。文馆作家在文学观念上受儒家文学观的影响很深,在创作上总是自觉践行儒家文学观,有意识地把诗赋写得典丽温润,有馆阁风。(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

“文儒”型知识阶层出现于我国的中古时期,从根本上代表着我国政治型文人的基本文化人格特征,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政治运转和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馆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学术文化机构,秦汉以前即有类似机构的设置。自汉武帝以来,各王朝政权都以各种名义设置了不同的殿阁,以掌管图书,编修书籍,起草公文,教授生徒。两汉间知名的殿阁有石渠、延阁、广内、兰台、天禄、曲台等十八种。魏晋南北朝,台省殿阁皆盛养学士,风气演进,蔚为大观。此间文献记载的馆阁多达十几种,其中有名的有曹魏的崇文观,宋、齐的总明观,梁的文德省、华林省,陈的德教殿,北齐的仁寿殿、文林馆,北周的兽门殿、麟趾殿、通道馆。这些文馆多是当时皇家的藏书之所,兼掌著述等务。此外,各朝还有以教授生徒为主的学馆,亦兼具文馆性质。

关键词:创作;观念;文人;制度;唐前文馆;馆阁;儒学;学士;文学发展;馆是

作为一个合成词,“文儒”的基本含义是指“儒学博通而文词秀逸”的文士。从词义本身而言,“文儒”应为“儒”和“文”两大概念的综合。“儒”所指代的“儒学”,是发源于齐鲁大地并在后世影响深远的重要思想流派,这是“文儒”产生的文化渊源和基础。笔者曾对“文儒”形成做过初步探讨,认为“文”与“儒”的结合,是以儒学所推崇的礼乐文化的宏阔背景为文化渊源,并兼容政治性、思想性和文学性,同时又与儒学在历史发展中显示出的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思想胸襟密切相关。这是我国古代特有的政治功利、文学审美和思想学术三者融通的文化基础,更是我国关于“文”之理念有别于西方纯文学观念的文化根源。因此,“文”之审美品格在儒学的思想框架内可以很好地得到安顿,与政治功利、思想学术等并行不悖,可统归于孔子所向往的宗周礼乐文明的理想图景中。

以上所说,还只是先唐文馆的第一大类:中央文馆。此外还有太子和藩王府馆,自晋至隋亦史不绝书,前后相望。这些文馆又往往和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密切的关系。如梁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隋炀帝杨广为晋王时所开之馆,其兴起和运转,背后就都有很深的政治背景。六朝权臣使府,亦具一定的文馆色彩和政治斗争背景。此外,秘书省、著作局、史馆等国家常设机构,更是长期存在的正规文馆。这些文馆在汉隋政治社会上层存在长达六百多年,馆中所聚文人众多,其所从事的政治文化和文学活动也较为繁杂,对当时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

作者简介:

“文儒”型知识阶层中的代表人物多集政治高位、文坛宗伯和学林领袖等多重身份于一身,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阶层,其发展历史大致经历了从思想观念的初步成熟到现实文人阶层的大量涌现,再到文士个性的分化流变等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各具风采的典型士人,其所产生的历史作用深刻体现出“文儒”发展的嬗变轨迹,并展示了不同的时代文化风采。

长期以来,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馆阁在国人的心目中已经树立起藏书机构、学术机构和文学中枢的集体印象,成为一个民族对于庙堂文学和京城文化的集体记忆。在人们心目中,馆阁不仅是高等官署的标志,更是特殊文化身份的标签。在统治者那里,馆阁作为御用的文化机构而存在,其人员、活动都带有御用性,其设置带有临时性,其创作具有规范性、美观性,却从不强调个性。历代官方的这种行为,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是必要的,对文学发展也是有意义的。

  【核心提示】唐前文馆是先唐文学发展的制度保障,为文人提供文献资料和创作平台,并从观念和创作两个层面对文学进行规导。

南北朝后期是“文儒”思想观念初步成熟的关键时期,这与当时南北方的统治者重视文化建设密不可分,其文化上的争锋实际隐含了争夺文化主导权的意味。具有典型象征意义的事件是当时南北方的政权纷纷成立各种文化机构,延揽儒生和文人,其中以北齐的文林馆和北周的麟趾殿最为着名。一方面,北齐与北周是由北方胡族建立的政权,从国家的角度成立文馆,本身就已充分显露出汉化趋势在此时胡族政治高层的深入;另一方面,文林馆和麟趾殿集中了当时南方和北方一大批着名的文士学人,如文林馆的领衔文士包括颜之推和李德林,还有在北方享有盛名的儒生张雕,及自南方逃亡过来的文人萧慨、萧放和诸葛颖等。麟趾殿的文士构成也大致如此,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地域文化的交融在南北朝后期已达到十分深刻的程度。

文学发展的制度保障

  文馆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学术文化机构,秦汉以前即有类似机构的设置。自汉武帝以来,各王朝政权都以各种名义设置了不同的殿阁,以掌管图书,编修书籍,起草公文,教授生徒。两汉间知名的殿阁有石渠、延阁、广内、兰台、天禄、曲台等十八种。魏晋南北朝,台省殿阁皆盛养学士,风气演进,蔚为大观。此间文献记载的馆阁多达十几种,其中有名的有曹魏的崇文观,宋、齐的总明观,梁的文德省、华林省,陈的德教殿,北齐的仁寿殿、文林馆,北周的兽门殿、麟趾殿、通道馆。这些文馆多是当时皇家的藏书之所,兼掌著述等务。此外,各朝还有以教授生徒为主的学馆,亦兼具文馆性质。

虽然此时的“文儒”还未形成一个影响广泛的知识阶层,但在思想观念意义上已渐趋成熟。他们依托于文馆制度,积极响应君主文化建设的号召,通过编纂大型书籍、创作礼乐文章和写作个人文集等各种形式,不仅深刻参与到当时国家的政治文化制度建设中,而且在继承前代文学传统基础上,形成了较为鲜明的文人个性。此时“文儒”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反映出南北文化交融与少数民族汉化趋势已极为深入,成为南北朝后期向唐代文化转型的文化表征之一。

从正面看,文馆是文学发展的制度保障,起着培养人才、引导风气、催生文体等作用。

  以上所说,还只是先唐文馆的第一大类:中央文馆。此外还有太子和藩王府馆,自晋至隋亦史不绝书,前后相望。这些文馆又往往和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密切的关系。如梁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隋炀帝杨广为晋王时所开之馆,其兴起和运转,背后就都有很深的政治背景。六朝权臣使府,亦具一定的文馆色彩和政治斗争背景。此外,秘书省、著作局、史馆等国家常设机构,更是长期存在的正规文馆。这些文馆在汉隋政治社会上层存在长达六百多年,馆中所聚文人众多,其所从事的政治文化和文学活动也较为繁杂,对当时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

盛唐时期是“文儒”型知识阶层从思想观念走向现实化的时期,大量“文儒”型士人不断涌现,以张说、苏珽为代表的“燕许大手笔”式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人物,作为时代文化心态的典型表现,深刻影响着当时着名文人的创作和思想。李白、王维、杜甫等都是盛唐时期的大诗人,无不受“文儒”型知识阶层的影响而具有其心态特征。苏颋之于李白“广之以学”的建议、张九龄对王维政治生涯与诗歌创作的影响都是如此,杜甫作为饱受儒学思想濡染的诗人,更是对“文儒”非常崇拜,其献三大礼赋的行为透露出的正是希望效法“文儒”而参与制礼作乐的政治期待。

首先,唐前文馆造就了一批馆阁作家。自汉至隋,文人担任过学士、秘书、东宫、王府官的占去大半,寒士所占的比重不大。这种一边倒式的作者构成,就是缘于先唐长期存在的贵族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的显著特点就是根据门第高下授官,重要的文馆职官主要授予名门子弟,政治制度主要用来保障世族利益。由此,先唐各代有文化、能创作的,多是些出身高贵的殿阁学士、秘书著作,文馆则是这种制度在文化上的体现,学士是贵族文化观念在文学上的践行者。

  长期以来,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馆阁在国人的心目中已经树立起藏书机构、学术机构和文学中枢的集体印象,成为一个民族对于庙堂文学和京城文化的集体记忆。在人们心目中,馆阁不仅是高等官署的标志,更是特殊文化身份的标签。在统治者那里,馆阁作为御用的文化机构而存在,其人员、活动都带有御用性,其设置带有临时性,其创作具有规范性、美观性,却从不强调个性。历代官方的这种行为,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是必要的,对文学发展也是有意义的。

“文儒”型知识阶层在盛唐的出现绝非偶然,政治的清明盛世、文人的昂扬奋发和多元文化的交流融汇,共同构成了促成“文儒”大量涌现的现实背景。承继魏晋南北朝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多元融合,盛唐“文儒”展示出唐型文化在文人风采与政治姿态方面的独特魅力,更加预示了唐宋以降文化复古趋势及我国文人个性心态的总体走向。

其次,唐前文馆引导了各朝的文坛风尚。文馆学士多出身华贵,崇尚清雅,一旦进入文馆,文学就会向雅丽的方向发展。古代自西汉以下,之所以每个朝代的文学都存在着由质朴到华丽的发展趋向,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馆的存在和学士的推动。易代之际王业草创,人心思治,帝王感于时势,一般都是提倡节俭,反对奢华,文馆也刚刚成立,未成气候。文学受此影响,一般都比较质朴。后来随着形势稳定,文馆也相继建立,并成为一个时期的文学枢纽,文学在它的牵引之下,会向着雅丽、精致的方向发展。一旦新朝建立,旧的文学观念就会遭到批判,这时文学受新风气的影响,又会一度由丽返质。就这样,文学发展的趋势大体在质和文之间往复摆动,存在着代际变化,并和时运的交替对应。《文心雕龙·时序》所言“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指的就是这一现象,对此加以文馆制度的考察,也有必要,毕竟文馆在唐前各代是一个关系到文学盛衰的关键部门。

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百代之中”的中唐,就“文儒”的发展演变而言也是关键时期。韩愈等人对儒学的大力提倡,发掘出道德性理之义,彻底扭转了汉代以来以注疏治儒学的方向,对宋儒乃至明清的儒学思想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示范作用。

再次,唐前文馆是研究和推出新文体的主要场所。现在可以确证,唐前有近十种流行的文体都是源于文馆。《沧浪诗话·诗体》提到的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谢灵运体、徐庾体、宫体,源头都在唐前馆阁,代表人物则是其中学士。这些人学术文化水平较高,创作经验丰富,观念相近,朝夕相处,容易把审美观念转化为文学作品,并通过名流的评骘来向社会提倡,引起世人仿效,从而形成时代性的文体。

更为重要的是,汉宋儒学的嬗变强化了“文儒”文化影响的普遍性,重塑了我国宋代以后文人的文化身份和思想观念。正如王水照先生所言,宋代文人兼具政治主体、学术主体和文学主体的三位一体(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究其根源,正是盛中唐以来“文儒”型知识阶层在时代影响、学术转型和政治形势作用下的分化流变所致。儒学的道德性理意义被韩愈等人发扬光大,重视士人人格的“孔孟之道”日益取代强调礼法并重的“孔荀”传统,同时更加推崇文人士大夫作为政治领域中一股独立发挥影响的力量,以道德品格立身与学问修养互为补充,在此基础上发而为“文”,这就使士人在政治、学术和文学三方面得到了很好的协调,奠定了此后直至近代的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品格和身份特征。个体文士作为“文儒”,虽然总体上是“三位一体”,却也各有不同侧重。以宋代为例,“文儒”型士人比比皆是,但个性风格差别很大,如王安石之政治功利、苏轼之风流潇洒与二程之儒者敦厚,正说明“文儒”到此时已成分化之势,呈现出更为复杂多样的综合形态,很难以一种简单的特征来概括,这与前述王水照先生的结论非常一致。

文学个性的限制消弭

宋代以后,中国进入“近世”时期,古典文明逐渐形成较为固定的格局模式,其中体现于文人形态方面,则是明清时期的“文儒”型知识阶层大致延续两宋模式,分成在朝为官的政治型、修身治学的思想型和潇洒为文的文艺型三大群体。在遭逢时代变迁与政治浮沉的特殊背景下,他们会适当调适思想心态,寻求自我精神的安顿之所。

从反面看,文馆的建置对文学发展有限制作用。这表现在压制个性,制造平庸,模糊个性,突出集体。

“文儒”带给我们的文化启示,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点:一是唐宋以来古典型士人的思想心态与“文儒”密不可分,儒学作为影响我国士人心态最为深刻的学说流派,其魅力正是通过“文儒”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文儒”身上,那些优秀而坚毅的士人品格展现得淋漓尽致,敢于担当的家国情怀充分彰显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如何滋养了一代代士人的心灵与精神世界。

同样是唐前文馆诗作,南齐和陈代、梁代和北齐相比,有时就看不出明显分别,感觉大同小异,都是未成熟的古体,要是抹去作者姓名,就更难知道作者为谁。不像唐代五七言律绝,特征显著,一望便知。唐前文馆作家很少贬谪外任,自入仕起就在台省、殿阁、东宫、王府几个主要文职官位上迁转,不像唐代有官员流贬和铨选制度,使文人在江湖廊庙之间频繁迁徙;更没有科举制度作平台,将体系之外的文人也吸纳进来,给创作带来冲击,文馆仅靠人员调动还难以实现朝野风气的互渗。

二是与“文儒”互为表里、我国古代特有的“文”之观念,既不同于清末民国初从西方传入的纯文学观念,也不同于今日生活中对文学的认识。我国古代对“文”的认识应包括三个层面,即微观的文人创作、中观的文士流派和宏观的礼乐文化,兼具审美、学术、政治三种特色,能够与此有关且全面体现这三种特点的文士形态,则非“文儒”莫属。尤其是从入世和出世的双重角度来看,“文儒”代表的士人思想心态则包含积极进取的政治精神、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学术格局以及深入日常审美化的私人创作,这是我国古代“文”之观念的重要内涵。“文儒”给我们展现的是生动的中国古典之“文”的美妙图景,这无疑对当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话语体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由此,一种沿自前朝的创作风气,竟可绵延数代,作家队伍的构成、审美趣味和创作趋向长期单一化。这种格局不但消弭了作家个性,还泯灭了作品的代际差别,压制了大量人才。社会底层虽然也有奇伟之士,但总是难以凸显。

“文儒”是先秦儒学“尚文”传统长期孕育的士人典型代表,其融汇政治、学术与文学的特征,不仅规范了古典士人的政治取向和文化情怀,对我们今天站在时代的新起点上,重塑中华文明的新气象与新格局也具有积极而深刻的启迪。

儒林文苑的铺垫帮助

唐前文馆和文学的关系,还体现在儒林对文苑的铺垫和规导作用。所谓铺垫,是指文馆为文人提供了文献资料和创作平台。文馆是以管理、整治、编撰图书为务,进了文馆,也就等于进了书府和学苑,对文人的帮助较大。汉晋周隋各体诗文都得到发展,社会从上到下对文学的爱好强烈,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得到重视,但是普遍遇到两个困难。

一是文献不足,错误层累,不便使用。不仅文献本身问题成堆,而且一般书籍藏在皇家,文人要是不身为朝官,便很难藏书数万,藏书宏富的多是朝官,出身秘书、著作等文职部门的尤多。因为这些地方多学者,有抄写和研讨的天然便利,到了这样的部门,学识和能力就能迅速提高。文馆作家知识广博,作品精丽,爱用典故,就是因为文馆读书条件及儒学氛围熏染所致。

二是缺乏通向政界和文坛的必要平台,多数人创作水平偏低。本来,诗文是抒发性灵的最佳途径,但对于那些天分不高的人来说,文馆藏书丰富,人才荟萃,在这样的环境中长期交往切磋,其诗文体格也有可能发生新变。文馆是一个集体,做事总是以单位名义进行,而学士也爱好交游,气类相通。在这样的地方,不仅个人的成长更顺,而且能较快融入文学主流,至少要比那些长期僻居一地的人好。

创作观念的规导影响

至于儒林对文学的规导,则体现在观念和创作两个层面。唐前文馆本来是以尊儒重学为名成立的,招引的多为文儒,事务多在儒学范围,性质多是儒馆,真正的文学馆并不多见。自汉至隋,文馆的儒学氛围和色彩一直比较浓厚,经史一直是其中的主流学术,地位要比文学高,文学只能依附经史而存在,还难以脱离它自立。文馆作家的创作受此影响,也有浓厚的儒学气息,写出的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是儒学化的,与纯文学还有距离,魏晋以前尤其如此。即使齐梁文馆作家所作也带有较浓的儒雅味道,写出来的多是带丽色的古辞,不是真正的美文学。直到宫体诗出现,局面才有所改观。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儒学观念对文馆创作的支配性。文馆作家在文学观念上受儒家文学观的影响很深,在创作上总是自觉践行儒家文学观,有意识地把诗赋写得典丽温润,有馆阁风。在创作倾向、写作意图上很少贬刺,不能反映现实。一篇南朝学士诗作,要是抹去作者,就不知为齐为梁。受儒学影响,国史撰写和文学书编纂,在文馆中也被当成重要文学。为了服务政教,文馆学士还将诏令、奏议、表疏、书启等也当成正宗文体对待,看得极重,并且将士子官位升降与这方面写作能力高下挂钩,引导读书人在这些方面倾注大量精力。其结果就是先唐作品大量的平庸和少数的伟大,造成文学生产上的浪费。直到近现代,随着文学观念的变化,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馆阁制度与北朝文学研究”(16K03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

You may also like...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