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有何特殊的精神因子

图片 1

江南地区襟江带海,有悠久的开放传统。明代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等多种西书,揭开明清时期接受西学的帷幕。近代上海开埠以后,王韬、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江南知识分子,走在吸纳西学的前列。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介绍西方政治制度、宣传马克思主义、留学西方等方面,江南人才济济,成就斐然。

至于那些具体的革命志士仁人,从瞿秋白、恽代英到黄大能,从周恩来、张闻天到陈云,从鲁迅、茅盾到夏衍,从顾正红、汪寿华到茅丽瑛,无一不是江南文化孕育出来的中华优秀儿女。

资料图片

江南自六朝以后,就形成思想开放、见贤思齐、勇于学习、善于学习的传统,到近代以后,更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开放新格局。7月13日下午,历史学家熊月之做客东方学习读书会,与现场读者共话江南文化中的开放精神。

上海;海派文化;红色文化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区域之一,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图片 2

编者的话

今天的长三角城市群在我国城市发展中之所以独具特色,与江南文化密切相关。江南地区特有的政治经济、人文地理、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精神范式,不仅决定着长三角城市群的现在,而且必将影响到长三角一体化的未来。然而,仅仅意识到文化储量丰厚、传统相关度高是不够的,下一步的关键是如何在返本开新的基础上,实现江南文化的重建与当代转换。

熊月之

广义的城市文化,是城市居民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综合反映,它体现于现实,影响着未来,植根于历史。上海围绕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战略目标,要打响文化品牌,辉耀文化光芒,增强文化魅力,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理清上海文化的自身特色与来龙去脉,理清当代上海文化是如何由前天、昨天一步步递嬗演变而来的,理清江南文化、海派文化与红色文化各自的内涵及其相互关联。

见贤思齐:

群星闪烁:宋代以后、近代以前的江南对外开放格局

明清上海本是松江府属一县,一直浸润、成长在江南文化之中。近代上海移民虽说来自全国各地,但绝大部分来自江南。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有直接的渊源关系。近代海派文化是以江南文化为基础,吸纳了众多其他地域文化因素,吸收了欧美文化的某些因素,经由上海这一特大城市的集聚、熔铸、升华而成的都市文化。上海红色文化形成于上海,与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关系,一如树木之于土壤。

古今多少“小扬州”

“现在的宁波、温州、乍浦、上海,这些地方在历史上有过很多对外联系开放的港口,我们讲江南文化的开放精神,一定要回溯江南开放的历史.”熊月之介绍,古代中国与东亚以外的世界进行联系的,主要是通过两条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点向西;海上丝绸之路或以泉州、广州为起点,或自杭州、扬州等港口直接西航,所载货物,或为丝绸,或为瓷器等物,这就与江南地区有了直接的关系。

江南文化对海派文化的奠基

长三角地区是当今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城市体系最为完备的一个区域。各具特色的小城镇星罗棋布,城镇分布密度达到每万平方公里80多个,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左右。这种中小都市(市镇)的密集出现,是唐宋时期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表现,并在明清时期达到一轮高峰,发挥着重要的经济和文化职能。

“唐代地域广阔,陆上丝绸之路发达,在海洋方面并不是十分重视。到了宋代,西边有西夏阻隔,陆上丝绸之路不通,于是就要向东南发展。中国历史上,凡是偏向于东南地方的政权,都比较重视海洋,比如三国时期的孙吴,就非常重视海洋,造船、航海都比较发达。宋代对武力方面戒备比较严,国家需要税收,就注意发展经济,发展海上贸易。”

六朝以后的江南,特别明清时期的江南,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在经济结构、文化风格方面有鲜明的地域特点:

同时,江南城市体系下层的重要性和厚度,即中小都市(市镇)的兴盛,与改革开放之后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苏南模式”有着历史承接关系。这是长三角城市群现今的突出特征之一。其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江南城市(包括市镇)称谓上“小某某”的普遍应用。

北宋与南宋均高度重视海上贸易,朝廷带头经营,民间积极参与,航路远拓、海船先进、贸易发达,造就了古代中国的航海盛世。沿海地区人民本有拓展海上经营、发展海洋文化的内驱力与传统,朝廷重视海上贸易,顺应了沿海人民的需要,也有力地带动、刺激了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开发与发展。

其一,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商人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宋代以后,棉、丝、盐和茶在江南经济中占有相当高比例。明清时期的江南,由于人口密度高,不同区域自然禀赋有所不同,形成了一个多样化、专业化、精细化、有着充分市场的经济结构,已有粮食、棉花与蚕桑产区的专业分工。粮食产区面积最广,涉及苏、松、杭、嘉、湖、常、镇七府,棉花产区以松江为主,蚕桑产区以湖州为主。蚕桑区的中心是苏、湖、嘉兴、杭州四府交接地区,尤以湖州的乌程、德清,嘉兴的桐乡、石门和苏州的吴江等地最为发达。茶、麻苎、蓝靛、漆、桐、柏、竹、木、渔、盐等,也都有专业化生产,甚至植桑与养蚕也有分工。乌镇曾有远近闻名桑叶市场,有些农户从养蚕产业链中独立出来,专门种植桑树、生产桑叶、运输桑叶、销售桑叶而不养蚕。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也很高,丝织、棉纺、陶瓷、制糖、酿造、造纸、矿冶、五金等,各有专家。学术界研究成果表明,宋代以后,江南地区士大夫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亦农亦商、士商一家的情况相当普遍,商贾地位不断提高,传统的士-农-工-商的顺序,实质上已经是士-商-农-工了。

以“小扬州”为例,仪征因为盐务的缘故,商贾作派和文人风气与扬州相通。厉惕斋《真州竹枝词》云:“敢说吾乡浑不俗,君来又住小扬州。”高邮的生活方式和人文气息颇似扬州,故王虎卿《珠湖竹枝词》云:“莫笑一州如斗大,而今已作小扬州。”泰州在晚清一度是东南政治经济重镇,朱宝善《海陵竹枝词》云:“眼底烟花太寥落,淮南赖有小扬州。”

熊月之介绍,两宋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对外联系港口,相继有江阴、泉州、温州、明州、青龙镇等,大多数处于江南地区。

与商人地位提高相一致,许多读书人注重治理生计。常州著名绅士赵翼辞官回乡以后,便开当铺,办鱼塘,出租土地,日子过得很滋润。常州的庄家、恽家等缙绅大族,没有一家不讲究实际、不注重生计。大学者顾炎武也是理财好手。他四处游走,每到一处,都很注意那里土地经营问题,发现什么地方有开发价值,就在那里投资垦地,垦好了,交给朋友或门生去经营,然后再到别的地方去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在江北淮安,山东章丘,山西雁门之北,五台山东面,他都垦过田。海宁人陈确
(1604-1677)认为,学者都应该懂得治生,读书、治生是“真学人本事,而治生尤切于读书”。

不仅“小扬州”,自古至今“小杭州”“小苏州”“小上海”等别称在江南城市中俯拾皆是。这种异常活跃的“小某某”文化现象,既是卫星市镇与中心城市之间存在联动合作关系的一种表现,更有见贤思齐的竞逐意识。事实上,历史上也不乏“小某某”超越并取代“某某”的案例,大的如上海取代苏州,小的如无锡取代常州在近代崛起,等等。

到了元代,江南地区对外开放进一步发展,华亭升府、上海设县,均与对外开放有关。

其二,市民文化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反映追求声色货利的小说、传奇、歌谣、戏曲等长盛不衰。吴县人冯梦龙创作改编《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乌程人凌蒙初整理编写《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浙江兰溪人李渔写
《十二楼》等一批小说,都是其中的代表。明清时期艳情小说多出在江南,在社会上流传极为广泛。这些小说谈吃穿、谈情色、谈游玩、谈雅好,所表现的思想、情趣和格调,与官方倡导的东西大异其趣,这正是一个地方经济发达以后普通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需求日益提升的表现,也是对官方倡导的压抑人性的意识形态的反弹。文学史研究的成果表明,江南是产生艳情小说的中心,作者主要是江南下层文人,艳情小说故事发生地也主要在江南。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在秦淮河及南运河两岸的歌楼画舫应运而生。这些地方是富商大贾积聚之处,市民力量较大,风俗趋于淫靡,清代严禁淫书淫画也以这一带为清查重点。

重商崇文:

“明清两代,虽然朝廷大多数时间力主对外闭关锁国,但是民间对外贸易不绝如缕,江浙沿海很成规模,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江南士人走在前面。”熊月之举例,“如着名的‘三柱石’,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都是江南人,都在引进西学方面有杰出贡献。徐光启对如何对外开放,如何理性地吸收外来文化,提出了系统的见解。他的《海防迂说》,在对外开放理论方面,有特别贡献。”

其三,讲究物质生活,追求新奇享乐。明洪武年间朝廷曾对庶人服饰做过很多规定,包括服饰不许用黄,不得僭用金绣、锦绣等,其靴不得裁制花样,首饰、钗、镯不许用金玉珠翠等。但到明代中后期,江南士人的服饰,早已冲破朝廷规定,一改布素而追求绮罗锦绣,颜色趋于华丽鲜艳,质地追求丝绸绫罗,式样追求奇异翻新,妇女饰物以金银为美,镯环以贵为美,以多为胜。饮食方面更是奢侈成风,缙绅之家设宴,一席之间,水陆珍羞,多至数十品。这种讲究吃穿、追求享乐的奢侈风气,从苏州到松江、上海,无处不然。

专精一技,皆可出名

从唐到清,江南都是中国最富庶地区,也是进行国内、国际贸易的重要地区。扬州、江阴、青龙镇、刘家港、乍浦、上海、宁波等港口的盛衰兴替表明,连接南北、沟通中外的关键港口,一直在这一地区摆动起伏。熊月之提到,这是在大一统的中国进行区域经济联系与文化融合的需要,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外部世界互通有无的需要。

其四,高度重视实学。明清时期,江南学者在实学方面有相当突出的贡献。明代与西洋来华传教士合作翻译西书的著名学者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都是江南人,研究西洋文化非常出名的王锡阐也是江南人。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书,为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杰出代表。在地理学方面做出非凡贡献的徐霞客、顾祖禹,都是江南人。长期居住在苏州的唐甄所著《潜书》,对社会积弊提出多方面的批评,在清代思想史上留下重要一页。清代学者所编《畴人传》(包括续编、三编与四编),共收明末以后的各地天文、数学方面的学者220人,籍贯确切可考者201人,其中江南人占了一半以上。这充分说明江南地区科技人才众多。

江南文化价值取向由尚武好勇到斥力崇文,与江南城市新型工商业经济的兴盛是相统一的。城市精英群体由士人和富贾相结合,造就了江南城市文化中重商崇奢的社会风气。江南人讲究饮食和衣饰、喜欢建造精致的园林,《三言二拍》之类描写市民生活的读物在江南很容易找到读者,袁宏道等人讲究享乐的学说亦受到追捧……这些都是江南文化重商崇奢的具体表现。

以上海为基地或中心:近代江南对外开放格局

其五,爱乡爱国情感相当浓烈。全国各地域文化中,都有爱乡爱国的传统,江南在这方面也很有特点。这不光表现在蒙元军队南下,在江南遭到顽强抵抗,常州以2万义军抵抗20万元军的围攻,坚守半年,被誉为“纸城铁人”;也不光表现在清兵南下,江阴、嘉定、松江、浙东都爆发了气壮山河的抗清斗争,涌现了侯峒曾、黄淳耀、陈子龙、夏完淳、张煌言等一批抗清英雄;还表现在江南人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每到改朝换代之际就会转化为巨大的抵抗强敌的精神力量。东林党人的那副著名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早已成为妇孺皆知、沦肌浃髓的爱国主义营养。

这种重商崇奢、追求现实世界享乐和幸福的精神,不仅与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所谓新教伦理精神有悖,而且与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重俭恶奢伦理观念相冲突。明代学者陆楫对江南城市中重商崇奢文化基因促进工商业繁荣有过精彩的论述: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

具有卓越禀赋的上海,正是在这一大趋势下脱颖而出。上海自近代开埠以后,由于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影响,成为中国最为开放的城市。

其六,分工细密,技艺发达。明清时期,江南读书人特多,但科举考试录取名额有限,大多数富裕读书人,在温饱无忧以后,将精力投放到日用技艺方面。有的绘画,有的写字,有的写书,有的刻书,有的旅游,有的研究园林之道。专精一技,专擅一长,不但能获利,也能出名,诚如袁宏道所说“凡艺到精极处,皆可成名”。那篇日后收入中学课本的《核舟记》(作者魏学洢是明末浙江嘉善人),脍炙人口,生动地描绘了江南精妙绝伦的雕刻艺术。苏绣、顾绣、南京云锦、常州梳篦,各色绣衣、绣鞋、地毯、丝毯、编织、玉器、牙雕、红木雕刻、竹雕、石雕、湖笔、剪纸、灯彩、泥塑、紫砂茶壶、苏式家具,都在江南发展到极致,让人叹为观止。

与重商崇奢相表里的是工商技艺的发达。明清时期,江南人普遍重视日用技艺。专精一技,不但能获利,也能出名,即袁宏道所说“凡艺到精极处,皆可成名”。那篇收入中学课本的《核舟记》,脍炙人口,生动地描绘了江南精妙绝伦的雕刻艺术。除此之外,苏绣、顾绣、南京云锦、常州梳篦以及各色绣衣、绣鞋、地毯、丝毯、编织,乃至玉器、湖笔、剪纸、灯彩、泥塑、紫砂茶壶、苏式家具等,在江南都发展到极致,让人叹为观止。

“近代上海人口80%以上是各地移民,移民当中80%以上是江南人。所以,上海人口主体部分是江南人。近代上海最早接触西方物质文明、与西方发生经济联系的,江南人占重要部分。早期上海买办有两部分人,即广东人与宁波人,后来有不少江苏人。近代上海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主要是江南知识分子,如王韬、李善兰、徐寿、华蘅芳、沈毓桂、蔡尔康等;近代上海最早兴办现代实业的,也以江南人为主,如盛宣怀、朱其昂、张叔和等;最早兴办现代教育事业的,江南人亦为主体,如张焕纶、盛宣怀、钟天纬、经元善等;上海最早仿办现代市政,以江南人为主,如李平书、郁屏翰等;还有最早仿办现代公园的张叔和等。”

以上六点,综合反映了江南文化中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重视人性自由发展、重视展现人的才华、重视满足普通百姓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崇实、重商、重民、精致、开放,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管子、墨子、商鞅、荀子直到南宋陈亮、叶适等人所主张的重视民生日用、重视实用实效的实学精神的弘扬,是中国文化自身滋长出来的现代性。这些特点到了近代上海,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升华,成为海派文化中重利性、大众性、世俗性、创新性、开放性与爱国性等特点的奠基与先导。

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伴随全球化过程而得以影响全世界的中国瓷器、茶、丝绸,其制作技艺与精品、名品皆公认出产于广大的长三角地区。这绝非偶然的。

近代江南人开放的事迹,在全国范围内相当突出,熊月之举例:“上海广方言馆在外语学习方面,成效卓着;江南制造局及其翻译馆,在仿造西洋坚船利炮、翻译西书方面,举世闻名;上海在介绍西方新思想、新文化、新学说方面尤其显着,在介绍社会主义学说,介绍马克思主义方面,十分突出。在倡导世界文明理解、文明互鉴方面,也有突出贡献。”

事实上,江南文化的重商传统,敢于追求正当的物质利益,敢于“言利言色”,敢于冲破传统,日后在海派文化中都得到了扬弃和继承,并根据时代的发展予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本身就是一个品牌,由其生产的商品以质量优良著称,产品遍销全国乃至全世界,与这一文脉的延续不无关系。

“总的说来,江南地区襟江带海,海上交通便捷,近代以前就以开明开放着称,有一群对外开放的港口。近代江南以上海为开放基地,在被动开放中有主动抉择,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同时不失文化自信,坚决抵抗列强侵略,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改革开放以后,这种传统发扬光大,江南便成为开放的江南,大气的江南。当然,开放时有坚守,吸收时有选择,江南又是睿智的江南。”熊月之说。

开放包容:

吸收城市移民,吸纳异质文化

江南开放包容的群体心态,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对城市移民的吸附,二是对异质文化的吸纳。

概莫能外,城市化的进程通常意味着对外来移民的吸附。这种对外来移民的态度,考验着一种区域文化的高度。江南文化无疑是其中的典范,其城市社会始终保持着高度开放包容的群体心态。

明清时期的江南中心城市苏州,不仅仅是江南地区移民的汇聚之地,其府城的“染坊、踹布工匠,俱系江宁、太平、宁国人氏……总计约有二万余人”,硝皮业工匠也多为江宁人,纸匠来自江宁、镇江,冶坊工匠则多为无锡、金匮两县人。同时,苏州还是全国商人集中的地方。《云锦公所各要总目补记》记载:“吾苏阊门一带,堪称客帮林立……如鲜帮、京庄、山东、河南、山西、湖南、太谷、西安、温台州帮……长江帮等等,不下十余帮。”其中,仅聚居于南壕一带的福建客商,人数就多达万人以上。此外,甚至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商人前来居住。“吴为东南一大都会,当四达之冲,闽商洋贾……半行旅也”“开张字号行铺者,率皆四方旅寓之人”。

开埠以来的上海,更是由国内外移民构成的国际性大都市,号称远东第一大都市。生活在近代上海的外国人,来自世界各地,最多时达到58个国家,超过15万人。这些来自异域的人也将上海视为自己的家园,甚至还创造一个英文词汇“Shanghailander”,表达了他们将上海视为家乡的一种认同感。

江南文化还是兼容并蓄的代表。时至今日,江南文化历经了许多文化融合过程,大略先是吴文化和越文化的交融,继而是与中原文化的整合。特别是,在中原文化主导下,儒教(学)、佛教和道教之间存在着某种排斥、冲突;但两宋以后,江南文化中的儒释道三教开始互相融合,成为“和合共生”的一次成功实践。最后是对西方文明的碰撞、吸纳。现在我们所说的江南,可以说是中国的江南,也称得上是世界的江南。

理性务实:

倡导经世致用,崇尚科技之学

研究面向社会、关心现实的经世之学,是江南文化对传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学术态度的某种修正。

宋元时期,江南地区的永康学派与永嘉学派都主张事功之学。明代,东林党人主张“不贵空谈贵实行”。那副家喻户晓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成为当时读书人关心社会现实的生动写照。浙江余姚的王阳明创心学,主张知行合一。江苏昆山的顾炎武写出《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名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杰出代表。清代,唐甄所著《潜书》,对社会积弊提出多方面的批评,在思想史上留下重要一页。

晚清时期的江南更是人才辈出,冯桂芬、王韬、沈毓桂、马相伯、马建忠、薛福成、李凤苞、吴宗濂、张元济等痛心于国家衰落,致力于救亡图存的各种实践。近代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以及各种先进思想的宣传基地,进一步将江南文化中的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兴亡有责等精神因子挥洒得淋漓尽致。

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科技之学方面,江南学者非常突出。晚明时期,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西方自然科学,包括天文、数学、地理等。中国兴起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热潮,最突出的代表是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其中,徐光启是上海人,李之藻、杨廷筠是杭州人。

有学者曾对明末以后科技学者的分布情况作过一个统计:阮元等人所编的《畴人传》(包括续编、三编与四编),共收明末以后的各地天文、数学方面的学者220人,籍贯确切可考者201人。其中,江苏75人,浙江44人,安徽32人,江西12人,其他省份均不超过10人。江南人占了一半以上,这充分说明江南地区科技人才众多而密集。2000年,全国科学、工程两院院士人数,按城市排名,前十名依次为:上海(84)、苏州(83)、宁波(70)、无锡(65)、福州(49)、绍兴(45)、常州(43)、杭州(41)、北京(36)、嘉兴(30)。除了北京、福州,其余都在江南地区。

总之,理性务实的人文精神,一方面表现在江南地区知识分子鲜明的经世致用、崇尚科学的思想取向上,另一方面也真实地表现在江南地区民众的勤勉务实、精明重利的生活态度中。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You may also like...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