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浦京手机版扬州几曾有迷楼

隋炀帝身败国亡,当然有重大罪责。但他的罪错主要是对不起他的父亲,没有守住江山。任何王朝的兴亡都是一家一姓的事,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史官与百姓似乎都不这样看,硬要整出一些教训来。史官说的是道理,百姓愿听的是故事。既然亡国了,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庸堕腐败,如炀帝整日淫乱,不理国事,终至败亡,是任何人都能听懂的,但距事实恐怕很远。隋的真相是,南北统一后,文帝时国力大增,因而开始营造大兴城等伟大工程。隋炀帝雄才大略,开拓创造之理想较其父更甚。北讨突厥,东征高丽,开掘运河,建设京洛,玩得太大了,重劳民力,最后玩崩了,于是交出生命以还债。他倾力建设,最终亡国,他那位阿姨的孙子,后世称为唐太宗的那位,乐得坐享其成,与民休息,达成贞观之治的伟业。“最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秦韬玉《贫女》)炀帝确是位悲剧的英雄。

由于拒纳忠谏,残害忠良,炀帝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独夫”,而滥用民力,不恤百姓,大兴土木,东征西讨,则使他成为十恶不赦的“民贼”。

玄武门事变中,李世民为避免遭到报仇,斩草除根,但唯独其弟弟李元吉之妻杨氏逃过了灭顶之灾,还得到了李世民的庇护。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李世民看到楚楚可怜的可人软了心。

有隋仅二帝而亡国,唐初以史为鉴,多揭隋炀阴事,自属可以想象。流风所及,《隋书》既不尽实录,民间想象更属丰富。大约晚唐至宋初,出现《隋遗录》(又名《南部烟花记》《大业拾遗记》)、《开河记》等一批小说,隋炀形象更加不堪。《迷楼记》的出现大约还要晚一些,说“炀帝晩年尤沉迷女色”,见宫殿壮丽,更思要有“曲房小室,幽轩短槛”,以尽男女之欢。近侍奏浙人项升有奇艺,能构宫室,于是“役夫数万,经岁而成”。炀帝大悦,“诏选后宫良家女数千,以居楼中,毎一幸有经月而不出”。臣下更进御童女车之类奇技,炀帝更为着迷,于是终日荒淫,终于亡国。以后《隋炀帝艳史》一类淫书更乐此不疲地加以渲染,终于完成文学史上最荒淫败国的君王形塑。

《隋炀帝艳史》第九回也说炀帝建东都,是为了贪图享乐。他曾对宇文恺、封德彝说:“朕想古来帝王,俱有离宫别馆,以为行乐之地。朕今当此富强,若不及时行乐,徒使江山笑人。朕思洛阳乃天下之中,今可改为东京,要造一所显仁宫以朝四方,又可备朕万机之暇,逍遥游乐。”于是便让这两个奸臣张罗着兴营建东都,大兴土木,遍选天下良材异石、嘉花瑞草、珍禽异兽,充实其中,
“不知花费多少钱粮,累死多少性命”。不料,东都“楼台富丽,殿阁峥嵘”,还不能令他畅意,于是他又下令在东都西南建造西苑,修起五湖、三山、十六院,并广选天下美女置于苑中,以供他自由自在地游乐纵欲。

隋炀帝和唐太宗都身为一个政治家,也都身为一个男人,但隋炀帝比唐太宗差在哪了?其实就是隋炀帝只玩转了女人,而唐太宗不仅玩转了女人,还将政治玩到了翻云覆雨的地步。

但是如果追溯到隋末唐初文献,则可以举出坚强之反证。隋末李密起兵,让祖君彦起草文书,历数隋炀十大罪恶,“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皆耸人听闻,为一时传颂。所举十罪,其一为“先皇大渐,侍疾禁中,遂为枭獍,便行鸩毒”,即杀父而夺位;其二为“宣淫无复纲纪”;其三为荒湎糟丘,“召良家充选宫掖,潜为九市,亲驾四驴,自比商人”;其四为“广立池台,多营宫观”,耗尽民力,“罄天下之资财”;其五为“头会箕敛,逆折十年之租;杼轴其空,日损千金之费。”即穷征赋税,使民间凋敝;其六东征西讨,使“尸骸蔽野,血流成河”;其七为“恃众怙力,强兵黩武”以征辽东;其八为“愎谏违卜,蠹贤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害”;其九为“政以贿成”,“小人在位”,皆言用人不当;其十则云赏罚不公,勋爵无序。这些大多为出于宣传目的的过激言辞,可说将当时知道的罪恶网罗无遗,但并没有提到扬州的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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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对文献真伪斟酌极其严肃。他在叙述隋炀一朝政治举措,运河开掘及扬州兴建时,主要采据《隋书》和唐初史籍《隋末革命记》《河洛记》《大业杂记》《大业略记》等,都是唐初五十年以内的著作。其中开掘运河以通龙舟,在扬州兴建以广行宫,主要参据前举后二书,其中虽多文学描写,但细节也颇见认真。二书作者杜宝、赵毅皆贞观间人,所述大抵可信,其中都没有提到迷楼。

《隋唐两朝志传》第一回,写老臣高颎上书炀帝,称“奢者祸之基,淫者祸之本”,劝他罢巡游,远逸佞,黜美人,理国政。炀帝看后勃然大怒,就将他贬为庶人,而一味迎合他的虞世基等奸佞却备受赏识。炀帝到了江都后,又开御苑,建楼阁十余处,“但有谏者,即斩以示众,群臣恐惧,不敢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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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迷楼传说是如何形成的呢?从现有文献分析,最早记载始于隋亡后一个半世纪。中唐记载有三条。贞元间诗人包何《同诸公寻李方真不遇》云:“闻说到扬州,吹箫有旧游。人来多不见,莫是上迷楼。”寻访友人不见,开玩笑说可是到迷楼开荤了,知道这时已经形成固定的传说。此为贞元间诗。后白居易在《新乐府·隋堤栁》云:“南幸江都恣佚游,应将此栁系龙舟。紫髯郎将护锦缆,青蛾御史直迷楼。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李绅《宿扬州》:“今日市朝风俗变,不须开口问迷楼。”皆为元和间诗。许浑《汴河亭》云:“四海义师归有道,迷楼还似景阳楼。”此为大中前后诗。更晚的罗隐《谗书》卷五《迷楼赋》,可以说将百年来的传说作了进一步的落实,说他在咸通五年(864)下第后,亲访迷楼,但见“故都乔木拱立”,遂判断“迷楼而在斯”,并想象此楼“榱桷沉檀,栋梁杞梓”,不通内外,“朝奏于此,寝食于此”,“左右有粉黛”,“左右有郑卫”,最后判断“炀帝非迷于楼,而人迷炀帝于此”。此后的《迷楼记》,更加恣意发挥。

很显然,类似这样的叙述,都是小说家的夸诞之言,目的是要读者看到炀帝有多么荒淫。而这样一来,隋炀帝的很多重大决策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战略意义就被消解殆尽了。他建东都、造宫室,是为了声色喜乐;开运河、下江都,也是为了游山玩水。因此,隋炀帝也就变成了一味贪图享乐的一代顽主、一个只知恣情声色而不顾老百姓死活的无道昏君。

李世民虽然也好色,但他没有因为女人而影响自己的事业。可以说他不仅在战场和政坛上是强者,在经营女人方面也是高手。

然而史家对此不能无疑。炀帝母独孤皇后是古代最著名的妒妇,用现代话语来说,是一夫一妻制的坚定倡导者,不仅以此严格要求夫君,更严格要求诸子,故隋炀帝在谋冢嗣过程中绝不敢有所放肆。他继位时母亲虽已薨逝,但勤于搜罗他罪状的唐初史臣最多仅找到他在父亲晚年私通父妾宣华夫人的传闻,连他后宫有多少嫔妃都缺乏记录,至少他的造人记录远逊于他的近亲唐太宗。当然,宫闱事秘,记载欠缺不等于没有做坏事。

《隋唐演义》在写隋炀帝时,也是重点描画他的风流好色、淫欲无度。如第三十四回,写炀帝见身边美人,个个鲜妍娇媚,淫荡之心,愈觉有兴。不论黄昏白昼,就像狂蜂浪蝶,日在花丛中游戏。众美人亦因炀帝留心裙带,便个个求新立异蛊惑他,博片刻之欢。小说还虚构了炀帝与众嫔妃赌歌斗趣、饮酒题诗、妆容自娱、歌咏昭君等情节,以突出他才情风雅的一面。

不过隋炀帝在位期间也做了不少事情。一、营建洛阳;二、绥靖突厥;三、北修长城;四、开凿运河;五、三征高丽。然而隋炀帝这种无节制的使用民力,耗费了巨额国家财富,搞得民不聊生,而这也为隋王朝倾覆埋下了祸根,并最终身死国亡。

1985年夏再到扬州,住扬州宾馆,入门有巨大黑漆壁画,画仙人骑鹤飘逸状,旁书“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不禁哑然失笑。主人复引导参观蜀冈唐城遗址,最突出部分则介绍迷楼,在以史为鉴借口下引导参观者想入非非。多年不去,不知一切有以变化否?

本来,《隋书·食货志》记挽龙舟的纤夫,都是招募的水工,谓之“殿脚”;杜宝《大业杂记》也说拉龙舟者多为江淮以南的壮汉。可是小说如果这样写,还有何新奇、意趣可言?于是《大业拾遣记》就将“殿脚”汉改写成“每舟择妙丽长白女子千人”来拉纤,号为“殿脚女”,并编造了炀帝站在船舷观赏“殿脚女”拉纤的情节。《开河记》的作者觉得仅写美女拉纤,还不够刺激,于是又增添了嫩羊牵舟,说炀帝乘坐的龙舟,每船用采缆十条,每条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与羊相间而行,共同拉纤,供炀帝赏玩。至于河堤种柳,那是为了用柳树根护堤,为拉纤美女遮阴,使嫩羊有柳叶可吃。为此,炀帝还专门下诏征集柳树,一株柳赏一匹绢,于是老百姓都打破头去献柳树。

唐太宗在历史上怎么都是正面的,因为他在位的二十多年里,因为他的努力,才使唐朝在当时的世界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后来人用“贞观之治”来表达对唐太宗政绩的肯定。

扬州的行宫是有的,运河行龙舟也是事实,原因则一是要解决关中的挽粟问题,运河是隋唐两代的经济命脉;二是炀帝出身北方,十三岁出镇江南,能讲吴语,太太萧皇后更出后梁萧家,有强烈的南方情怀,于是在扬州住久了些。因为你玩崩了,是非就只能由别人来编造了,活该!

《开河记》还有意将炀帝写成一只成精的大老鼠。老鼠都是性情阴暗狡诈而又贪得无厌的,所以很不招人待见。《诗经》中有一首《硕鼠》就写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小说家受到了启发,就写炀帝令麻叔谋开河,一路毁坏民舍、坟墓无数,到了“隐士墓”,狄去邪奉命下地穴去探视,结果发现石室中有一只怪兽,大得像头牛,被铁索捆绑着,仔细一看,原来是只大老鼠。不久,这只大老鼠就被几个大力士拉到皇甫君面前,遭到了厉声叱骂:“阿摩!我让你暂时脱去皮毛,当国中君主,你为何虐待百姓、残害生灵,不遵守天道?”狄去邪见状大惊,心想:这“阿摩”不是炀帝的小名吗?这时,皇甫君就令武士拿大棒猛棰它的脑袋,疼得它吼叫如雷。狄去邪返回地面后就得知,炀帝梦见脑袋被人棰打,疼了一个多月。

说起隋炀帝杨广,总会与亡国之君挂钩,而这个遗臭万年的风流帝王更是被民间的话本、小说描绘的绘声绘色。相比于隋炀帝,唐太宗李世民便有“千古名君”的完美称号。但其实两个人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无论是明骚的杨广,还是暗骚的李世民,都和大部分男人一样,那就是好色。

天谴如此,人怒又是怎样的呢?《海山记》写炀帝有一次乘龙舟夜游时就听到了夜半悲歌:“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原来这是纤夫在控诉炀帝呢。不仅如此,作者还编造了一个受炀帝宠爱的侏儒王义,居然也上书谴责炀帝,骂他“大兴西苑,两至辽东,龙舟逾于万艘,宫阙遍于天下,兵甲常役百万,士民穷乎山谷……方今又败辽师,再幸东土,社稷危于春雪,干戈遍于四方,生民方入涂炭,官吏犹未敢言……”。

李世民到了中老年的时候,自认全国上下一片歌舞升平,无需再有太多的操心,于是便骄奢起来,渐渐沉迷女色。在他晚年的时候,听说荆州都督武士的女儿,虽然才十四岁,却是个小美人儿,有才智又善解人意,立即起了色心,召入后宫,封为才人,并赐名媚,而她也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

在东都、西苑玩腻了,他又想着去巡幸扬州。《隋史遗文》第二十五回写道:“隋主做晋王时曾镇守扬州,扬州是江北最繁华富丽的地方,有新旧城,游玩处所有二十四桥、梅花岭、琼花观,更有一种当隋主意的,是有颜色、会艺技、能书善画、弹琴对局、妙舞清歌的女人。他旧游之地,不能忘情,也常形之梦想。”由于扬州离京路远,陆路携带三宫六院不便,于是他便一时心血来潮,诏令开凿运河。作者在回末评语中特意指出:“秦政之筑长城,为防胡计,非为游娱也。开河之役,诚有功于后人。若论杨广,则只为流连之乐耳,未可与秦皇并也。”炀帝早年在扬州做过十年总管,在那里受到了南方自然山水与人文精神的熏陶,把那里视为自己的龙兴之地与精神故乡,很想回去看看,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说他开运河只是为了去扬州游山玩水、寻花问柳,那就未免浅薄可笑了。

炀帝晚年时,在扬州建造迷楼,令人在后宫中挑选美色、多情、多才的女子充入迷楼。

杜宝的《大业杂记》叙炀帝营建东都洛阳,是受术士章太翼的蛊惑,该术士说:“陛下是木命人。雍州是破木之冲,不可久住,开皇之初有童谣云:‘修治洛阳还晋家。’陛下曾封晋王,此其验也。”炀帝于是“怆然有迁都之意”。这当然是不经之论。因为炀帝营建东都,是为了扼制东部地区,储藏和转运大批贡粮,巩固帝国统治。

《二十四史演义》中说李世民见她“色犹未落”,然后幸了她,说的就是隋炀帝杨广的萧皇后。萧皇后与杨广做了三十五年的夫妻,却一生多灾多难,在杨广被乱军所杀之后,先后辗转落入宇文化及、突厥番王之手,最后回到中原,被唐太宗宠幸,要知道那时候她已年逾六十了。

如《大业拾遣记》就写炀帝有一次夜游吴公宅,不料竟然与死去的陈后主相遇了。后主就嘲笑他:“乘龙舟游玩快乐吗?当初我还以为你治理国家会在尧舜之上呢?没想到你今天玩得这么畅快!本来嘛,人生在世就是图个乐子。可你当初为什么就偏要谴责我荒淫误国呢?”

其实在登基之初,李世民因忙于政务,也就少有时间顾及后宫之欢。但不代表他不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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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好色这件事在正史当中,有据可查的其实并没有多少记载。据《隋书卷四帝纪第四》中,“秘密下诏,征召江淮美女,每年一次。”;“密诏江、淮南诸郡视民间童女,姿质端丽者,每岁贡之。”。

宋元小说中的隋炀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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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这样荒淫无道的昏君,自然是要招致天怨人怒的。所以,宋代小说家又别出心裁地编造出一些炀帝遭受鬼神戏弄、报应的故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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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及萧皇后合葬墓于2013年4月发掘,隋炀帝的遗骨只腐化得剩下两枚牙齿。

而杨广即位以后,更是无所顾忌,为所欲为,极尽享乐。有关杨广贪色,恣意淫乐的记载,见于唐无名氏的《迷楼记》和唐颜师古的《大业拾遗记》。书中称杨广命侍从特制一种仅可睡卧一人的狭窄车厢,专用于奸污搜来的处女。

《迷楼记》还写炀帝晚年更加好色了,声称“人主享天地之富,亦欲极当年之乐,自快其意”,于是就命令能工巧匠项升为他造了一座迷楼。一个叫何稠的又特意为他设计了御女车,好让他随心所欲地玩弄童女。另一个叫上官时的,则造了一面很大的乌铜屏,以便于他照着镜子恣意淫乐。由于宫女太多了,不能遍沾雨露,一个会写诗的美人绝望自杀了。这让他伤心不已,他就把负责选美的中使许廷辅杀了。他因为服用春药,热燥难当,要用冰盘去火,各院美人就抢着去买冰,搞得整个京城冰价飞涨,那些藏冰的人家都发财了。

在杨广在被立为太子以后,其实一直保持着进退有节,直至文帝病重,他终于按捺不住自己对美色的贪恋,竟在文帝的病榻前非礼文帝的宠妃宣华夫人。

《隋炀帝艳史》还“单录炀帝奇艳之事”,绘声绘色地加以描写,作者声称“炀帝为千古风流天子,其一举一动,无非娱耳悦目,为人艳羡之事”。在该小说中,炀帝就被写成了一个“治国偏无术,荒淫便有才”的风流天子,他根本不把江山社稷放在心上,甚至公然宣称:“人生天地间,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又正当少壮之时,若没有佳丽在前,随心行乐,这些富贵不过都是虚名,要他何用?”因此,他平时“就像嫩柳中一个黄鹂穿梭往来,也不知几时为日,也不知几时为夜,经旬履月,只是昏昏沉沉与众美人淫荡取乐。”当被酒色掏空身子时,他也曾想过一段清心寡欲的日子,可还没静修几天,就欲火难禁,把一个清俊的小厮给那个了。死到临头了,他还说:“时势既不能挽,忧之徒乱人心。不如急急寻欢,受用一日,便宜一日。”当然,炀帝也不是那种没有品位的皮肤滥淫之辈,他长得潇洒帅气,又才华横溢,在游山玩水、为欢作乐时喜欢赋诗填词唱曲,还惯会怜香惜玉,如宣华夫人病逝,他“终日只是痴痴迷迷,愁眉泪眼”;对正妻萧后,他也一向既尊又宠,其个性当中带有相当浪漫多情的艺术成分。

《隋炀帝艳史》写炀帝为了出巡游玩,诏令开辟长达千余里的御道,自京师经雁门、榆林等直到蓟北,靡费钱粮无数;征民夫一百二十万修长城,耗资不可胜数;为下扬州游玩,调民夫开河,“旨意一下,当时百姓,就是军丁户女,也要他们应工。稍有差池,禁不住督工官鞭挞,在路上不知死了多少”。建西苑,五湖四海,十六院,营造东都,诏令各府州民丁工匠以及钱粮物资等,随时听候征调釆用,每日占用民力达百万之数,并迁富户入京,“把这干人弄得失产抛家”;又有开河造舟之役,“各处工役,有司但晓督催,刻限完工,那一个肯来轸恤工匠夫役,那边风雨寒暑相侵,饮食失度,没一日不死千百人”。如此大兴土木,后果可想而知。《隋炀帝艳史》第三十回就议论道:“你想天下能有多少钱粮?怎禁得数年之内,这里起宫,那里盖殿,东京才成,又造西苑;长城刚了,又动河工;又兼开市征辽,也不知费过多少钱财!便有神输鬼运,也不够这样耗散;就能点石成金,也不禁这般泼撒。况这些小民出产有限,供给自家身口,尚且艰难,怎当得千苛百敛、无了无休!有的时节,虽然舍不得,还要保全性命,只得剜心割肝拿了出去,到后来没的时节,好也是死,歹也是死,便持着性命去为盗为贼。”结果,本来大好的隋朝江山,就这样被炀帝玩完了。

首先,隋炀帝的主要政治决策,都被明清小说家随意曲解为满足个人私欲的荒唐之举,其政治功业也都是他贪奢淫乐的副产品,丝毫不值得肯定。

当然,作者在媚俗娱众的同时,也会顺带表现自己的审美情趣。如《隋炀帝艳史》的作者“齐东野人”就说,炀帝的繁华佳丽之事很多,但他只选那些有“幽情雅韵”的来写。《隋唐演义》的编创者褚人获,也说他追求“新异可喜”,“更采当时奇趣雅韵之事点染之”。所以,他们就将隋炀帝写得像个风流才子。

唐代小说中写到隋炀帝故事的,主要有《大业杂记》《玄怪录》《隋唐嘉话》《传奇》等。

唐代小说中的隋炀帝

如果用历史的眼光看,宋元小说家这样肆意扭曲、丑化、贬低隋炀帝,显然是很不负责任的。但是,写小说不是写历史,无须言必有据,信而有征,只要有一点历史的影子,就可以据此想象、发挥,乃至无中生有地编造。何况历史上的隋炀帝的确建了东都,开了运河,下了扬州。至于他为何这么做?市井小民哪里弄得清楚,于是就想当然地以为他是为了贪图享乐。可是他在宫廷中、在龙船上、在山水间,究竟是怎么恣情淫乐的?又招致了什么样的天怨人怒?这些市井小民感兴趣的问题,就成了小说家想象、生发故事的兴奋点,而隋炀帝也就成了符合市井小民心理预期与审美口味的一代顽主与无道昏君。

《隋唐两朝志传》第十三节写炀帝驾幸江都,荒淫益甚,明知天下危乱,仍然酒不离口,与宫女遍历台榭楼阁,尽情玩乐,汲汲顾恋景致,唯恐不足。还亲制《梨园曲》,唱道:“叹人生,一场梦话。休挫了岁岁桃花……”

裴铏的《传奇·颜濬》,写落第书生颜濬,偶遇一个女鬼——炀帝宫女赵幼芳,便由她牵线见到了陈后主的妃嫔张丽华、孔贵嫔,张丽华就向颜濬控诉了炀帝杀害她们的暴虐行径,说陈后主只是“诗酒追欢,琴樽取乐而已,不似杨广西筑长城,东征辽海,使天下男怨女旷,父寡子孤”,后来杨广在扬州死于匹夫之手,那也是上天降下的惩戒,替她们报了仇。

隋炀帝

这些小说作者,大概觉得隋炀帝昏聩迷信、嫉贤妒能、残暴不仁,才有意这样编造的。不过,有唐一代,喜欢拿隋炀帝来说事的小说家并不多见。

宋代小说家写炀帝乘龙舟南下,还对殿脚女与嫩羊拉纤之事津津乐道,这显然也是捕风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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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河记》为例,该小说写隋炀帝因无意中目睹《广陵图》,勾起昔日镇守江南、沉迷扬州山水的美好回忆,于是在萧妃怂恿下采纳其弟萧怀静的建议,决定开凿运河,一来满足他乘船下扬州游玩的欲望,二来也可以凿穿睢阳王气。若按这种解释,开凿大运河岂不就变成了炀帝因淫游之兴蠢动而采取的荒唐之举了?实际上,早在文帝执政时,为了利用水运交流南北物资,就已着手兴建运河的一部分——广通渠了。炀帝即位后,秉承父意,才雄心勃勃地想建设一条全国性的水运体系,一来保证朝廷能获取所有富饶地区的资源,二来保证能把军队和粮草物资用船运到对朝廷统治有潜在危险的地区,三来也可以促进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因此,炀帝开通运河,主要不是出于游乐的需要。

刘餗的《隋唐嘉话》记炀帝擅长赋诗作文,但是不喜别人超过自己,因嫉妒薛道衡有诗才,就找茬儿杀了薛,还解恨地说:“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还有一次,他作了一首《燕歌行》,要别人也作诗和之,不料著作郎王胄的和诗比他的还要好,他就衔恨在心,找机会杀了他,并且快意地说:“‘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这自然也是出于文学虚构。实际上,薛道衡之死是因为不把炀帝放在眼里,喜欢非议朝政;王胄则因为好友杨玄感叛乱而受到株连被杀。《隋唐嘉话》里还说炀帝喜欢戏侮大臣,他看到李渊面皮皱巴巴的,就戏称他是“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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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隋炀帝还被明清小说家写成了贪图淫乐、执迷不悟、一意孤行、残害忠良、不恤民命的独夫民贼。

那时,宋元瓦舍勾栏中流行的讲史,在说到历史上的无道昏君时,自然也不会放过隋炀帝。如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开头就抨击炀帝无道,说他“杀父、诛兄、奸妹,无所不至。宠萧妃之色。萧妃要看扬州景致,帝用麻胡为帅,起天下百万民夫,开一千单八里汴河,从汴入淮,从淮直至扬州。役死人夫无数,死了相枕。复造‘龙凤船’,使宫人牵之,两岸箫韶乐奏,闻百十里之远。更兼连岁灾蝗,饿死人遍地,盗贼蜂起:六十四处烟尘,一十八处擅改年号。……炀帝全无顾念,被宇文化及造变江都,斩炀帝于吴公台下”。

一位海外汉学家在写隋朝史的时候曾指出:“许多世纪以来,传奇小说的作者从有偏见的历史著作中取材,而且层层地加以夸大”,“民间文学把炀帝描绘成荒淫无度的人——以各种异想天开的方式沉迷于女色”,“在民间传说、戏剧和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者和观众的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
(《剑桥中国隋唐史》)。他说的是实话,表达不满也可以理解。因为过去民间大众主要就是通过小说、戏剧的描写来了解隋炀帝的,而民间大众又往往文史不分,误以为历史上的隋炀帝就是小说、戏剧所描绘的那个样子。即使在今天,有些人在看有关隋炀帝的历史剧时,也还免不了将历史人物与艺术形象混为一谈。因此,要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上的隋炀帝,就有必要向人们指出旧小说等俗文学中的隋炀帝是对历史人物的歪曲,这样做会有助于恢复历史上隋炀帝的本来面目。

明清白话小说这样描写隋炀帝,自然有着复杂的社会、时代与文化方面的原因。从创作动因上看,这些小说作者都受过儒家文化的熏陶,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认为“著书立言,无论大小,必有关于人心世道者为贵”
(《隋炀帝艳史·凡例》),所以在写隋炀帝时就更多地着眼于他荒淫奢靡、祸国殃民的种种恶行,以便“使读者一览,知酒色所以丧身,土木所以亡国”
(《隋炀帝艳史·凡例》),从而起到警示世人、垂戒后代的作用。为此,如果历史记载简略,那就发挥想象补充;如果觉得不够耸人听闻,那就张皇其词编造,总之就是要把他写成千古第一淫荡昏君。这正合了古人说的一句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明清时期白话小说大为风行,有关隋末唐初兴废争战的故事,更成为小说家的热门话题,其中涉笔隋炀帝的章回体历史小说,就有《隋唐两朝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隋唐演义》《说唐全传》等多部;话本小说则有《醒世恒言》卷二十四《隋炀帝逸游召谴》。这些小说不仅像宋元小说一样将隋炀帝刻画成贪虐荒淫的无道昏君,而且对他如何寻欢作乐、祸国殃民作了更为穷形尽相、耸人听闻的描绘。

再次,隋炀帝骄奢淫逸、风流放荡的宫闱生活,则成为一些明清小说家乐此不疲地渲染、描绘的主要内容。

及至宋元,都市商业经济繁荣,市井娱乐文化兴起,有关隋炀帝的故事也便成为稗官小说热衷于演绎的话题。诸如《大业拾遗记》《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等,均围绕隋炀帝建东都、造宫室、开运河、游江都等事来猎奇话异,制造看点。

提起隋炀帝,人们立即就会想到他是好大喜功、敝国疲民、穷奢极欲、淫乱无度的暴君、昏君,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最坏的皇帝之一。为什么人们对隋炀帝会有这样的印象呢?常言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隋炀帝身死国灭以后,来自正史尤其是稗官野史对他的认知、想象与负面性的评价,就逐渐将他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使他最终演变为千古罕见的荒淫无道的形象代言人。笔者在此无意为隋炀帝做翻案文章,只想简要地考察一下唐代以来的稗官小说究竟是怎样描绘隋炀帝的,它们这样描绘的动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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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僧孺的《玄怪录》卷一《来君绰》,记来护儿因征辽失利,炀帝欲杀尽其子。这也是无稽之谈。其实,来护儿一向受炀帝器重,江都事变时随炀帝一起遇难。

《隋唐两朝志传》第一回就说,炀帝“为人资辨敏捷,贪虐荒淫”,即位之后建东都,开运河,筑西苑,造龙舟,下江都等,都是为了“纵心为乐,欲穷耳目之观”。评点者指出:“炀帝以逆谋而坐承大统,已不可君临天下;况奢纵不已,又欲车驾远游,以穷耳目之观……亡道若此,而能保其不身弑国亡乎!”

《隋炀帝艳史》第九回,也写朝廷重臣高颎、贺若弼上书炀帝,劝他不要造显仁宫劳民伤财,结果惹得炀帝恼羞成怒,竟以谤君之罪将二人杀了,而为他们说情的元老苏威也被削职为民,导致“满朝震惧,人人吐舌相视,谁敢道半个不字?只有虞世基、裴矩等数奸人希旨取容,好不荣耀”。

《隋炀帝艳史》

明清小说中的隋炀帝

而小说作者这样做,也是为了投流俗之所好,因为“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
(王充《论衡·艺增篇》)。而明代中后期,又流行“好货好色”的时代风气,尚奇、尚趣、尚艳、尚俗成为一种审美时尚。小说本来就是写给世俗大众看的,所以作者也就不能不考虑读者的接受口味,主要围绕隋炀帝的风花雪月来说事。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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