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筵’不知何时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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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选堂先生与中山大学之夙缘

【南方都市报】国学大师饶宗颐逝世享年101岁,19岁受聘中大,曾称“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

1980年6月15日饶宗颐致信曾宪通



季羡林先生写道:“饶先生治学方面之广,应用材料之博,提出问题之新颖,论证方法之细致,已经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在给我们以启发。”这篇长序在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自此之后,所谓“南饶北钱”和“南饶北季”的说法便不胫而走了。

稿件来源:南方日报2018-02-09第A18版 | 作者:陈伟武 | 编辑: |
发布日期:2018-02-09 | 阅读次数:

稿件来源:南方都市报2018-02-07第A01、A10-11版 | 作者:刘苗 贺蓓 | 编辑:
| 发布日期:2018-02-08 | 阅读次数:

饶宗颐先生写给我的书简共有七十多通,主要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新世纪开禧之年,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段。为了便于理解,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些与书札有关的背景资料。1979年11月,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届学术年会在广州举行,商承祚先生任本届理事会理事长,赵诚先生和我任秘书长负责秘书处的具体工作。会前,商承祚理事长向新华社发表谈话,欢迎海外的古文字学家到内地参加古文字学术研讨会,并表示已为港澳台地区的同仁预留了参会的席位。当时,我们通过香港中华书局的李祖泽先生了解到饶先生刚刚从中文大学退休,有意到内地走一走,看一看。商先生立即给饶先生发了邀请函,饶先生遂答应将在日本京都讲学后前来赴会。这次古文字研究会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老一辈的古文学家到得最齐,二是首次有海外的学者(香港地区的饶宗颐和美国的周鸿翔)出席会议。对于饶宗颐先生的到来,当时的省委领导十分重视,时任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先生特地在广东迎宾馆设宴欢迎饶宗颐先生。席间吴书记说:“这次是饶先生阔别故土三十年后首次回到广州,希望今后多回家乡看看,多到内地走走。”当时饶先生显得非常激动,他说:“我从小熟读地方文献,十四岁写了《楚辞地理考》,在顾颉刚先生主编的《禹贡》杂志上发表文章,与钱穆先生辩论《楚辞》中的地名和江名的所在处,对各地的方志亦熟读在胸,可是我现在却是个无家可归的游子,真的很想到各处去走一走,看一看呀!”吴书记当即表示,“欢迎,欢迎!”并对着在座的高教局局长林川和省社科联杨樾同志(他们都是饶先生的同乡)说:“必要时可叫中山大学的曾宪通同志陪同,他陪容老、商老到过许多地方,对那里的人和地都比较熟悉。这也是向饶先生学习的好机会啊!”就这样,饶先生回到香港后又转到日本京都大学讲学。饶先生最早写给我的这些书简,就是在第二届古文字研究会后回到香港和在日本讲学时写给我的,这也就是这批书札开始于1980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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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时段从1980年初到1981年10月。

  编者按  2月6日,一代国学大师饶宗颐驾鹤西去,享年101岁。饶宗颐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人,博古通今、中西融贯,其治学涵盖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简帛学、文学、词学、艺术学等众多领域,与季羡林先生并称为“北季南饶”。几十年来,他与广东保持着紧密的学术联系,尤其与中山大学的情缘,更是绵延一生。他曾经深情地将中大当作自己人生中的重要精神家园,甚至说:“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中山大学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今天,我们特别选登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伟武关于饶公与中大结缘80载的文章,以作纪念。  中山大学有九十年历史,选堂饶宗颐先生至今与中大结缘八十年。谨撰小文,略叙端末如次。  饶先生1917年生于潮州,家学渊深,天啸楼藏书逾十万卷,其尊人纯钩先生集学问家与诗家于一身,著述弘富,有《天啸楼集》、《潮州西湖山志》行世。  饶先生十六岁作《优昙花诗》,耆老惊为神童,竞与唱和。1934年,此诗与温丹铭(廷敬)先生《广优昙花诗》同刊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文学杂志》第十一期。  同年,饶先生理董其先君遗著,辑补《潮州艺文志》,使成完璧,都五十六万字。翌年刊于岭南大学《岭南学报》专号。  1935年,饶先生由温丹铭荐举,受邹鲁校长礼聘,任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艺文纂修,馆址在文德路,先生居寓馆中,容与优游,博极群书。考据家温丹铭、冒鹤亭,冼玉清、黄仲琴诸先生均于通志馆任职。  是年饶先生加入顾颉刚先生创立之禹贡学会。其时中大庋藏地方史志居全国次席,饶先生治古舆地之学,颇得力于此。钱穆先生尝谓屈原放居,地在汉北;《楚辞》所歌,本在江北。饶先生稽察群籍,撰成《楚辞地理考》一书(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同钱先生论难。  1936年,先生撰《广济桥志》,详考潮州湘子桥数百年史料,于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文学专刊》第4期发表。同年,《海阳山辨》《恶溪考》二文刊于北平《禹贡》杂志第六卷第十一期。另有《顾影集残本跋》《书李文饶到恶溪夜泊芦岛诗后》二文,俱载于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文学专刊》第二期。  1937年,先生撰《古海阳地考》,于《禹贡》第七卷第六、七期(古代地理专号)刊发。  1938年,承中山大学罗香林教授之嘱,撰成《潮州丛著初编》,由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印行。10月,广州沦陷,先生暂返潮州。  1939年,中山大学为避日寇凶焰,迁于云南澄江。从詹安泰教授之议,中大研究院聘先生为研究员,先生应聘前往,途经香港因病羁留未就。  1943年秋,经中山大学郑师许教授推荐,饶先生赴广西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执教,先主讲古文字学,后转讲诗词。  1944年,饶先生随无锡国专迁入蒙山,是年冬天蒙山沦陷,先生二度逃难大瑶山。期间收到冼玉清自连州寄来诗文书札,多有唱和,充溢国破时艰壮怀激烈之慨,抗战胜利后成《瑶山集》,录诗64首。  1949年以后,先生移居香港。历掌香港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教席,业绩彪炳,著述綦丰。亦尝讲学于星洲、印度、日本、欧美,游历五大洲,名声远播海内外。期间同中大容庚、商承祚、詹安泰、冼玉清诸教授或投赠新著,或诗书酬酢,交谊笃厚,未尝衰歇。  1979年9月,饶公在睽违故土三十年之后,首次重返大陆即来到中大,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次学术年会,论学挥毫,与学界旧雨新知把晤甚欢。会后吴南生先生邀请饶公多回内地旅行观光。  1980年秋,先生赴成都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年会毕,由曾宪通先生陪同,行经十四省市,饱览三十三家博物馆,畅游名山大川,考察文物胜迹,凡三阅月。  1981年至1983年,饶公邀曾宪通先生至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研究,先后出版《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与《楚帛书》三书。  1987年4月,饶公再次光临中大,在原教学楼作学术演讲,题为《四方风新义》,以殷商甲骨有关四方风及祈年卜辞同《四土颂》相证发,令人耳目一新。《四土颂》为近东开辟史诗,由饶公首次译成中文。讲演辞经黄光武先生誊録,刊于翌年第四期《中山大学学报》,后改题为《四方风新义——时空定点与乐律的起源》,收录于《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四。  1987年12月,饶公在中大作关于敦煌曲之学术演讲。  1988年,撰《敦煌石窟中的誐尼沙》,载于中山大学出版之《陈寅恪先生纪念论文集》。誐尼沙指智能与学问之神。  1990年,饶公邀中大历史系林悟殊先生至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研究。  1991年,饶公师法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义例,主纂出土史料系年长编,邀中山大学姜伯勤先生至香港中文大学共襄盛举。此后十年间,中大学人陈炜湛、刘昭瑞、陈伟武亦尝赴港与其事。  1992年,饶公为中大题写“永芳堂”匾额。  同年,林悟殊先生应饶公之邀,赴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合作研究,历时数载,1996年始返中大。  1993年4月,筹措编纂《饶宗颐文集》,拟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中山大学贵宾楼黑石屋召开编辑委员会首次工作会议,由曾宪通先生任编委会主任,中大文史哲诸系教师多有助编校之力者。此后饶公数度莅临中大,商讨文集编务,数年后因故未能正式出版,经饶公亲手修订和刘钊、陈炜湛、谭步云等学者先后校补之名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原稿,竟被出版社遗失,令人痛心不已。  同年,《饶宗颐史学论著选》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梓行,中大胡守为教授颇任选编之劳。  同年8月,与曾宪通先生合撰之《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内容涵盖原在香港出版之《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与《楚帛书》三书,且增录作者新作多篇。  同年12月,中山大学敦聘饶公为名誉教授及中华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1995年,饶公筹募资金,于中山大学创办大型学术集刊《华学》,由泰国华侨崇圣大学、清华大学与中山大学合编。《华学》迄今已出十一辑,第一、二、五、七、十一辑于中大刊行。  1997年,饶公为中大题写“郁文堂”匾额及“郁文堂题记”,文云:“堂名郁文,取自《论语·八佾》‘郁郁乎文哉’句,‘郁郁’,古多作‘或或’,新出定州汉简最早《论语》钞本亦然。选堂记。”  同年9月,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山大学李新魁教授去世,饶先生作《减字浣溪沙》词以悼之,词云:“欲接清言除梦归,素书犹是惜人非。梵天谁与定从违。茂草无端销夏绿,深灯何处认宵辉?怀贤思旧一沾衣。”  1997年11月,曾宪通先生主编《饶宗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由香港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1999年12月,姜伯勤先生《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由学林出版社出版,饶公撰序。  2001年9月,饶公主编、刘昭瑞先生著《汉魏石刻文字系年》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  2002年12月15日,饶公来中大参加詹安泰教授百年诞辰纪念会。  2004年11月12日,中大八十周年校庆,饶公题辞志贺:“岭学辉光,开来继往。”  2009年11月,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开放,匾额“陈寅恪故居”由饶公题写。  2010年12月,花城出版社印行易新农先生和夏和顺合撰之《容庚传》,饶公为之署端。  2013年4月,曾宪通先生著《选堂访古留影与饶学管窥》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2014年2月,中山大学许宁生校长赴港拜会饶公,商议成立中山大学饶宗颐研究院事宜。  2014年11月2日,中山大学授予饶公“陈寅恪奖”。  中山大学为南方人文渊薮,先生年方弱冠,跻身上庠,见重于硕学鸿儒,饶公幸甚,江山幸甚。先生之才,难以方量;先生之学,略无涯涘。以先生之身世才情,若久处板荡家国,其是非成败得失,未敢逆料也。天降奇才,复得奇缘,屡创奇迹,奇矣先生。方今红尘扰攘,风习褊急,并世称大师者夥颐。《周礼》有大师之官,掌六律,教六诗。而饶公业精六艺,博古通今,中西融贯,尝深研曾侯乙钟磬乐律,解读敦煌琵琶谱,既善诗书画,且雅擅鼓琴,真大师也。2003年9月初稿2014年10月增订  原文链接:

“饶宗颐星”不陨101岁国学大师饶宗颐去世,他与钱钟书和季羡林齐名  他是潮州首富之子,却选择孤独求学路,自学成为一代宗师。  他达古通今,学贯东西,文史哲艺皆有涉猎,诗书画乐造诣颇深。被世人评价为“上及夏商,下至明清,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书画金石,无一不精;甲骨敦煌、梵文巴利、希腊楔形、楚汉简帛,无一不晓。”  钱钟书称他是“旷世奇才”,季羡林说他是“心目中的大师”,金庸说有了他,“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  2月6日凌晨,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在香港逝世,享年101岁。  他的多位故友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悲叹,一代通儒就此远去,这是一颗巨星的陨落。但饶公的精神将永存,如同以他名字命名的“饶宗颐星”一样,闪烁星空。  饶宗颐(1917-2018)  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字固庵、伯濂、伯子,号选堂。饶宗颐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是集学术、艺术于一身的大学者,又是杰出的翻译家,是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和书画大师。  他长期潜心致力于学术研究,涉及文、史、哲、艺各个领域,精通诗、书、画、乐,造诣高深,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硕果累累。在传统经史研究、考古、宗教、哲学、艺术、文献等多个学科领域均有重要贡献,在当代国际汉学界享有崇高声望。  我国学术界曾先后将其与钱锺书、季羡林并列,称之为“北钱南饶”和“北季南饶”。2013年他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首富之子
家学渊源,孤独向学  1917年8月,饶宗颐生于广东潮安一个儒商之家。其家族富甲一方,家学渊源深厚。父亲饶锷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院,曾任《南粤报》主笔,后在家乡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书楼“天啸楼”。父亲为他取名“宗颐”,便是期望他师法北宋五子之首周敦颐。  “天啸楼”藏书数万册,饶宗颐自幼便诵读经史、文赋、诗词,尽享阅读乐趣;两位伯父喜好收藏,存有众多碑帖、拓本及画作,更为他习书作画创设了有利条件。  饶宗颐曾在《选堂清谈录》里自述:“我家以前开有四家钱庄,在潮州是首富……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但命里注定我要去做学问,我终于成了一个学者。我小时候十分‘孤独’,母亲在我二岁时因病去世,从此我跟祖母住在一起。父亲一直生活在沉闷之中,但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有五个基础来自家学:一是家里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二是写字画画;三是目录学;四是儒、释、道;五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  饶宗颐认为,家学是做学问的方便法门。要做成学问,“开窍”十分重要。“从幼年起,我朝夕浸泡在天啸楼读书,家藏十万部书,我究竟读了多少,现在无法想起。这样一来,上正规学校反成为‘副业’,我总觉得学校里老师讲的,我早已知道。还有我喜欢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家学正适应我的学习特点,不上学也变成顺其自然之事,父亲也同意了。”  少年时期的广泛涉猎,为饶宗颐奠定了坚实的学养基础。1932年,父亲病逝。饶宗颐开始继承父亲遗志,续编其尚未完成的《潮州艺文志》。  1935年,19岁的饶宗颐应中山大学邹鲁校长之邀,受聘担任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志艺文纂修。抗日战争爆发后,饶宗颐在中山大学出版了《潮州艺文志》,填补了潮州艺文领域系统的著作实录的空白,成为研究潮州历代文献的里程碑式著作。  1949年初,为了编写《潮州志》,饶宗颐赴香港查找资料。其间,因儒商方继仁先生挽留,饶宗颐留居香港,潜心学术研究。  文献学者、收藏家梁基永与饶宗颐是忘年交,他告诉南都记者,上世纪饶宗颐赴港定居前,曾将潮州老宅卖与一位华侨。几年前,梁基永曾在朋友帮助下,进那处老宅拜访参观,当时他用手机拍了很多照片,并在之后访港时拿给饶宗颐看。“老宅保护得很好,几乎还是当年的格局,饶公一张张地翻看照片,十分感动。其中有一张拍的是庭院里的月亮拱门,两侧有灰塑的对联,尽管两三个字已经剥落,但饶公还是一眼认出,指着对联对我说,‘这是我19岁时写的’。”  一代宗师
博古通今,中西融贯  饶宗颐博古通今、中西融贯,是一位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与钱钟书并称“南饶北钱”,与季羡林并称“南饶北季”。  饶宗颐治学领域涵盖上古史、考古学、史学、中外关系史、古文字学、甲骨学、简帛学、经术、文学、词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在每个范畴中,饶宗颐都有自己的创见,为国学开创了不少新的蹊径。  饶宗颐出版的著作超过100种,而艺术及展览图录近百种之多,这些著作已成为20世纪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历任香港大学、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美国耶鲁大学、日本京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等职,是法国远东学院院士,曾获法国法兰西学院颁授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汉学儒莲奖”。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研究员沈建华告诉南都记者,上个世纪60年代,饶宗颐就开始与海外国际大师、汉学家交往频繁,加上他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对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可以说是达到驾轻就熟的境界,其精深功底是现在的学者很难达到的。“饶公在甲骨文、金文、简帛等领域都占有一席之地,找不到任何一个替代者。”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宪通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他是罕见的学者,不仅学术上有开拓有建树,艺术上也取得很大造诣。”  古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饶宗颐在古训之上而有“著等身书,写各种画”。饶宗颐自幼学习书画,近年十分喜爱绘写荷花,他笔下的荷花也素有“饶荷”的美称。  饶宗颐作书画和题词,落款最常见的用号是“选堂”,他曾解释由来,“主要是我读书喜欢《文选》,绘画喜欢钱选”。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评价:“饶公的字和画,都能在精微与广大之中获得巨大的情感、精神空间,体现人生与艺术的魅力。”  “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季羡林曾盛赞饶宗颐,“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有汪洋无涯涘之感,这在并世学人中并无第二人。”  尽管诸多光环加身,饶宗颐却对大师等称谓敬辞不受,他曾笑言:“呵,大师?我是大猪吧(潮汕话里,‘大师’与‘大猪’谐音)。现在‘大师’高帽满天飞,太多了。其实大师原来是称呼和尚的,我可不敢当。”  饶宗颐曾说,他“不敢写自传,没有可传之处,一切还在追求中”。  不老童心
保持好奇,保持“自在”  “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饶宗颐曾写下这广为人知的诗句,以表明人生态度和追求。  对此,饶宗颐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解释,“‘万古不磨’,就是中国人讲的‘不朽’,中国人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自在’,就是佛的状态,像观世音的心态;‘中流’,在水的一半,说明那种状态有定力、有智慧、有忍耐,有六个波罗蜜(即佈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佛教认为行者到达彼岸的无上法门),就是‘我’同别人不一样,‘我’保持一种自在的心,是一种境界。”  尽管饶宗颐自谦“做到万分之一都没有”,但每个与他近距离接触的人,都会感到他有一种超凡脱尘的“单纯”和“自在”。  沈建华告诉南都记者,她眼中的饶公有着非凡的学问和智慧,但也有与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饶公最难得的就是始终保持一颗童心,对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和求知欲。正因如此,他才能每天笔耕不辍。”  沈建华说,在她看来,饶公是一个非常幽默、很俏皮的人。“他有空就在家里打坐,打坐就是练气功。我曾经问他,你打坐时在想什么。他笑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地,当我闭眼的时候,我就让思想任意翱翔,可以想到几万年、几千里之外,此时我同天地融为一体。我已敲开了庄子的门。这个是饶公的心理世界,这个是别人所不知道的,我眼里看到的饶公,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  曾宪通也说,饶宗颐永远像小孩一样,永远追求新的东西,对任何好奇的事物都要问个究竟找出结果。“大师有一颗不老的童心。”  饶宗颐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被问到有无座右铭,他思考了一下说,“就是做事不要太计较,多做一些对人有益处的事情吧。”  故人怀念
巨星陨落,精神永存  梁基永告诉南都记者,10多年前,他与饶宗颐在香港的一场古琴学术会议上相识,之后曾多次赴港拜访、茶聚。“饶公友善、亲和,具有长者风范,对学生、老友十分热心。”  梁基永说,每次相聚,他都会向饶公请教美术史等问题,对方总会很详细地答疑解惑。“别看饶公当时已经90多岁高龄,可记忆力非常强,谈起美术史料、大家,如数家珍。饶公非常坦诚、实在,对于自己不了解的问题,他也会坦诚相告,明确说自己不懂,从不为了保全面子而兜圈子诓人。”  2017年11月18日,由中国美术馆、香港大学主办,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承办的《莲莲吉庆——饶宗颐教授荷花书画巡回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尽管年事已高,饶宗颐仍来到现场,并把4件(套)中国画和6件(套)书法捐赠给国家。  那也是沈建华最后一次见到饶宗颐。沈建华告诉南都记者,当天,瘦弱的饶宗颐坐在轮椅上,衣着单薄,她上前与饶公握手,内心难过,“我隐隐担忧,很怕这会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沈建华1981年与饶宗颐在古文字年会相识,后一起编纂《甲骨文通检》,并与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共事17年。  在沈建华印象中,饶公一直精力充沛,对学术研究充满热诚。她至今记得,有一年春节,饶宗颐一大早打电话给她,让她去图书馆帮忙查一个地名。“我说,‘饶公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告诉他当天是大年初一,图书馆是关闭的。他说,‘糟了,我一写东西就忘记了。’所以饶公经常说,‘我来不及看书,我来不及烦恼’,这是他的名言。”  饶宗颐的离去,让沈建华深感痛心。“我们现在的学科分得越来越细,学术视野也走得越来越窄,现在的学者很难达到像饶公那样融会贯通。”  梁基永向南都记者表示,饶宗颐是一位通儒,“现在已经没有通儒式的学者了。”  2011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国际编号为10017号小行星命名为“饶宗颐星”。曾宪通说,饶宗颐离世,是巨星陨落。“但饶公的精神和硕果将永存,作为后人将沿着他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往事  “他是潮州、是广东、是中国的骄傲”  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与享有“岭南词宗”美誉的詹安泰教授曾相交数十载,并结下深厚情谊。这两位潮籍著名学者之间的交谊被传为佳话。  詹安泰教授的长子、中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香港大学荣誉教授詹伯慧因父亲与饶先生的关系,也与饶公多有交往。  惊闻饶公仙逝,87岁的詹伯慧表示深切哀悼。“饶先生不愧是一代大师。”  詹伯慧对南都记者说,父亲长饶宗颐15岁,饶宗颐又长自己15岁。“我们家两代人与饶公交情很深。”他回忆,饶家书斋天啸楼藏书十分丰富,自己五六岁时,就跟着父亲去过藏书阁。  “饶先生第一次上讲台,第一次到香港,都和我父亲有关系。”詹伯慧回忆,当年父亲在潮州韩山师范学院教书,一次生病需找人代课,就想到了翩翩少年饶宗颐。“学校一开始还不相信,结果这位潮州才子一鸣惊人,显露了他那自学成才、出类拔萃的才华。”据悉,当时饶宗颐代课讲授训诂学、诸子百家。  1939年,詹安泰已受聘为中大中文系教授,经其举荐,饶宗颐被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当时广州已为日军占领,中山大学被迫迁往云南澄江,饶宗颐决心前往云南。  “当时战火纷飞,我父亲单身先期赴任,走前跟宗颐先生相约,请他随后和我母亲一起绕道惠州经香港再转安南,取道滇越铁路上昆明、澄江去找我父亲。”孰料饶宗颐途中染上疟疾,滞留香港。詹伯慧说,此后饶公一直在香港,几十年潜心学问,也开始了他与香港结下的大半辈子情缘。  詹伯慧还记得,1979年12月,他尚在武汉大学任教。饶公应邀访问湖北博物馆鉴赏出土文物。“一下飞机就专程到武大找到我,非常关心,谈如何搜集、整理我父亲诗词遗稿遗墨。”经饶公多方奔走,詹安泰诗词遗作《鹪鹩巢诗、无盫词》后在港影印刊行。  “饶公始终谦逊待人,对于我们这些熟悉的晚辈,总是热情亲切,关爱有加。”退休后,詹伯慧研练书法,饶宗颐得知后还为其题词“文士情怀——詹伯慧书法展”。詹伯慧透露,饶公老当益壮,精力充沛,100岁时还坚持写字;2017年五六月份,饶公还去法国参加相关学术活动。  在詹伯慧看来,饶宗颐是学艺双全的大师。在学术和艺术上均有很高的造诣,在学者中尤为难得。“这样的大师,我想多年都不容易出。”他认为,“饶公对潮州、对广东、对中国、对世界都贡献很大,他是潮州、是广东、是中国的骄傲。”  19岁受聘中大,几乎阅遍学校馆藏地方志  “中大有90多年的历史,饶先生跟中大有80多年的因缘。”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所长、中大饶宗颐研究院执行院长陈伟武对南都记者说。他认为,饶先生做古文字研究很重要的特点是,不为研究古文字而研究,目的很明确,通过了解古文字这一工具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明。  1935年,19岁的饶宗颐应中山大学邹鲁校长之邀,受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职艺文纂修。彼时,其父饶鄂去世,饶宗颐承父遗志补修《潮州艺文志》。他在核心刊物《禹贡》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引起学界高度关注。  当时中大广东通志馆的藏书量位列全国第二。饶宗颐先生曾说过,那段时间他几乎将馆藏的所有地方志都看过,印象深刻。跟随饶宗颐30多年的学生、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高级研究员郑炜明曾介绍,在中大编纂地方志的这段经历,对于饶宗颐后来学问多面开花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1939年,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举荐下,饶宗颐被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前往云南途中因病滞留香港。  1979年后,饶先生多次重返中山大学,并受聘为中山大学中华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和中大首任荣誉教授。  饶先生一直关心中山大学的发展,中大校园不少建筑都留下了他的墨宝,比如陈寅恪故居匾额,以及丰盛堂内手书“芙蕖自洁、兰若自芳”,还有为中山大学八十周年校庆题写的“岭学辉光,开来继往”等。  2014年11月3日,中山大学将“陈寅恪奖”颁给饶宗颐先生,当时饶先生谦逊地说:“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中山大学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柢,加上西方治学门径,是饶先生通往学术殿堂的‘秘钥’”。陈伟武认为,更可贵的是,饶宗颐治学的立足点很高,又从不盲目崇信前辈学者的论断。  2015年4月2日,“中山大学饶宗颐研究院”挂牌成立,期颐之龄的饶宗颐教授专程自香港莅临广州增城,出席揭幕典礼。  陈伟武说,到目前为止,海内外已相继成立20多家“饶学”研究机构。在他看来,饶宗颐有着特殊家庭背景、特殊经历与惊人天赋,他用学术滋养艺术,又用艺术反哺学问,互相促进发展。“他的个人成就是不可复制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饶先生留下来的精神财富为学术发展的影响还将不断凸显”。  突破王国维理论,提出三重证据法  “我曾在饶宗颐先生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对我的治学研究影响很大。”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宪通回忆道。  1979年9月,饶宗颐应中山大学之邀,赴广州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届学术年会,此后与内地学者交流渐频。  昨日,曾宪通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1981年10月至1983年12月,他赴香港中文大学任中国文化研究所访问副研究员,与饶宗颐合作研究楚地出土文献,合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和《楚帛书》三部著作。前两部被誉为研究秦简日书及振兴中国钟律学的奠基之作,后一种则是楚帛书出土40年来最新成果的汇集和全面总结,对推动楚帛书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他回忆,当时陪同饶宗颐先生历时3个月踏访了14个省市,参观了33座博物馆,接触到了大量的考古文物资料。  曾宪通认为,饶宗颐先生在学术上最大贡献之一是,他提出“出土物品之文字记录,其为直接史料,价值更高,尤应强调它的重要性”。曾宪通说,“根据出土的文物进行研究,是对古史研究的重建,这是21世纪新文艺复兴的重要表现。”  曾宪通认为,饶公学术贡献其二则是在研究方法上。饶宗颐突破了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提出在此基础上运用三重或多重证据研究历史的考据方法——“三重证据法”。“三重证据包括有字的出土文献,和无字的考古实物以及同时代的异域相关资料等,多种证据法对学术影响很大。”  原文链接:

饶先生在广州参加第二届古文字学术研讨会后回到香港,于1980年1月6日来信云:

回港后,在中大(中文大学)参加中日文化交流会议,忽染强烈感冒,旬日为之不快。久久未致书道谢,驰想无已。

此次……有机会接触新资料,真胜读十年书!而旧雨新知,聚首一室,倍感亲切。而弟又得与昆仲会面,愉快万分。一切多得吾兄妥为安排,谨此深致万二分之谢意。

商老不知决定何时赴美?兄如与同行,经港时,请在舍下暂屈数日,可以长谈。弟如前议,四月中赴法,五至八月,在京都大学。……九月及十月,希望在国内多作逗留,参观各博物馆,或先至敦煌一行,再至成都,届时不知能如愿否?

1980年9月20日,饶先生从香港乘直通车到广州,住广东迎宾馆,与广东省高教局林川局长会面,正式确定由我全程陪同饶先生北上作学术考察。21日上午,饶宗颐先生与中山大学参加第三届古文字研究学术年会的学者一道,乘飞机飞往成都。这次成都学术年会在饶先生的影响和带动下,日本学者来得最多,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也由系主任常宗豪先生带队,组团出席会议。从23日至26日讨论卜辞分期和数字卦问题,饶先生在会上发表了《略论马王堆易经》的论文,得到张政烺先生的高度赞赏。27日起,饶先生由文物出版社专程前来迎候的郑昌政先生和我两人陪同(郑先生陪至北京),走访了全国十四个省市的三十三个博物馆和考古队后,于12月15日返回香港。先生在考察过程中对楚地的出土文物情有独钟,在北京收到文物出版社王仿子社长赠送的新出《云梦秦简日书》一书时,便兴奋地对我说:“你所写的《楚月名初探》初步揭示了秦简日书的价值,现在有了这本完整的日书,我们应该找机会一起来认真研究才行啊!”遂确定以“楚地出土文献研究”作为进一步共同探讨的课题。

饶先生回到香港后,于12月22日来信说:

八十天同游,陪同到底,真余一生经历永远难忘之事,十分可念,复万分感谢!

回港稍憩,即患大伤风,旬日未愈,虽云气候转变,想亦积劳所致。久久不想握管,迟至今日始写信,歉疚之至!

……兄来港事,各方已谈妥,只是研究所所长赴法未返,须一九八一年一月七日才回港,方能发出聘书,请稍待旬日。……

影片全部冲洗,成绩尚不错。其中在承德胶卷不同,只能冲成幻灯片,不甚佳。其一须寄澳洲冲洗。最末一卷即上海以后至富阳、衡阳者,因装入时大意,全交白卷,至为可惜!

我曾经在《选堂访古留影与饶学管窥》一书中简单交代过书中的照片为何“缺头”(因胶卷装不好,缺成都、兰州和敦煌三地照片),由此信则可确知照片“缺尾”的原因所在了。总之,第一个时段前后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通信的主要内容是谈参加两次古文字学术年会和给我办理赴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的相关事宜。以上这两通书札,都是从内地回到香港后所写。

自1981年10月至1983年年底,本人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聘,任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访问副研究员,在饶先生的直接指导下,与饶先生共同完成了《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和《楚帛书》三本著作。

第二个时段开始于1984年初至1988年底,即我从香港中文大学回校后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这段时间的通信大体上围绕着下面这几项主要内容:

一是通报我们联名发表著作的出版情况。饶先生在内地聘请年轻学人前往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一般都是由先生提出研究课题,共同研究和讨论研究对象的主体内容和一些应该注意的细节,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各自写成单篇论文,最后以联名方式发表成果。这是先生对这些年轻后辈的扶掖和栽培。我于1981年10月抵港,1982年便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联名出版了《云梦秦简日书研究》。当时,先生指导我将秦简《日书》中的《岁篇》与时代相近的《淮南子·天文篇》相比较,写成《秦简岁篇讲疏》一文,交给先生看后,他特地在《云梦秦简日书研究》的首页写了一篇“卷前语”,指出:“关于日书某月份内日数和夕数的记录,代表昼夜的长短,我尝初步指出二月和八月,其数皆八,即《淮南子》所谓‘日夜分平’,这和刑德七舍有着密切的关系。曾君宪通进一步证明所谓‘分平’即是春、秋分,这些代表一年中各月份昼夜的长短共有七式,正是七舍、七衡;汉人所说的日行十六所或十六道,和秦简以日夕为十六个单位完全一致,又论日书中的楚历月名,并据秦楚月名对照表以追溯未经秦人改造过的楚历原貌,研究更为深入,特别写成《岁篇讲疏》专文,今与拙作合为一书,希望方家加以指正。”饶先生奖掖后进不遗余力,于此可见一斑。

关于《楚帛书》研究,饶宗颐先生具有两大优势:一是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从不间断地从事楚帛书的研究并发表新著;二是他拥有一套高倍数的放大照片,对于解决楚帛书疑难字的释读十分有益。本人的《长沙楚帛书文字编》就是根据这套照片编撰而成的。这里有个细节需要加以说明。1980年11月,我陪饶宗颐先生到北京,住在华侨大厦。有一天晚上,考古所的李零前来拜访,李零把他准备参加会议的有关《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的论文油印稿(缺帛书释文和考证)送给饶先生。饶先生对李零的著作非常重视,经常有所参考和引用,他在给我的信札中,经常关心“李零书出版未?”在1985年的一通信札中还提到“港中华书局告知《楚帛书》可于七月中旬出版”。因为我们的《楚帛书》有些地方参考或引用了李零的《子弹库楚帛书》,故先生一再告知香港中华书局,一定要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李零的《子弹库楚帛书》后,再出版香港版的《楚帛书》,并且说“这是学术界的规矩”,由此可见,饶先生作为学术大师的风范实在令人钦佩!

二是关于《饶宗颐史学论著选》的篇目及请季羡林先生作序。1982年香港中华书局出版了三卷本的《选堂集林·史林》。我曾经在香港《大公报》“艺林”发表过一篇读后感,指出此书与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篇》可并称为“南北学林双璧”。1984年中山大学胡守为教授应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邀约,正欲编纂《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一书,作为内地介绍饶先生的第一部著作,并请季羡林先生为此书作序。饶先生对此非常重视,除从《选堂集林·史林》中提取有关篇目外,还积极补充其他相关资料,进一步加以充实。季羡林先生在序中指出:“饶先生治学方面之广,应用材料之博,提出问题之新颖,论证方法之细致,已经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在给我们以启发。”这篇长序在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自此之后,所谓“南饶北钱”和“南饶北季”的说法便不胫而走了。

三是关于《明本潮州戏文五种》的纂集和出版。上世纪的50年代和70年代,广东的潮汕地区分别在揭阳和潮安两座明代墓葬中出土了两个明代戏文的抄本,一为出自揭阳的明嘉靖年间的潮剧抄本《蔡伯皆》(也就是《白兔记》),另一为出自潮安的明宣德年间的写本《金钗记》。此外还有早已流出国外的嘉靖刻本《荔镜记》,和同一刊本现藏英国牛津大学的另一刻本,以及现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万历刻本。饶宗颐先生特地从国外找到这些流失海外的戏文,并在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找到明万历刻本《荔镜记》戏文的复印件。饶先生建议将这三个流失海外的明本潮州戏文刻本加上国内出土的两个手抄本,编成《明本潮州戏文五种》,交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饶先生在写给我的书札中,多次提到这些珍贵资料,并由我带交给广东省社科联文学研究所的杨樾先生。这部《明本潮州戏文五种》得到饶宗颐及李一氓、吴南生等先生的大力支持才得以印成,在潮剧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

选堂书札的第三个时段开始于1989年,这一年的7月13日饶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谈到了“老”的问题。信中说:

我近时目力已大不如前,深觉“老”之已至,作书写画,尚可胜前,獭祭钻研,已感吃力,幸记忆与联想力,犹未衰退。方将平生论文结集删订,以后惟从事译述,以排遣岁月。

这通书札十分重要,是饶公此后近三十年发展路径的最好表述。按照饶公自己的描写,这里的所谓“老”的表现,一是目力大不如前,二是獭祭、钻研已感吃力。信中的所谓“獭祭”,是指罗集经典名句成文者,乃饶公和钱锺书两位最为擅长的一种文体。所幸这时的饶公记忆力与联想力尚未衰退,作书写画尚可胜前,这就是饶公晚年大量创作书画作品的原因所在。从这批选堂书札可以看到,自饶公发现自己“‘老’之已至”以后近三十年间,他自己所处理的重要事项。现加以梳理并略作说明。

一是筹建“饶锷纪念馆”。

在1987年10月23日信函的右侧边缘上写着密密麻麻、芝麻大小的小字,云:

弟潮州市故居事,曾函吴南生先生,请其主持。昨间于宴会上晤见潮州市书记及副市长,均告该产即可发还,并能协助与暹罗方面进行交换商量诸事。余已请泰京友好侨领郑君出面调解,希望可以成事。南生先生见面时,请代为致谢!

前段时间,有友人传来一封饶宗颐先生致季羡林先生的信札,信中提及请中大曾宪通君面陈款曲,请季老为题写“饶锷纪念馆”五字的匾额事。信中提到:“所以敦请先生题榜者,因先君著有《佛国记疏证》,惜已散佚,颐之从事梵学,实受诸庭训,未敢忘本。敬乞先生文字,用述先德。”时间是在11月15日。另据本人记事本的记载,1991年11月13日晨饶公来电嘱办数事,其中就有请季羡林先生题写“饶锷纪念馆”五字,可用小字书写再放大刻匾。这段记载与饶公致季老书所言相符,可以印证。加上此信所言故居之事,三者正可以互相说明。但此事几经周折,在潮州市政府的主持下,后来演化为在饶家“荣成号”榨油厂旧址的基础上建造“饶宗颐学术馆”(即“颐园”,饶公尊翁饶锷先生的事迹也陈列其中),并将东城区下东平路305号原“天啸楼”宅院开辟为“饶宗颐故居”,成为潮州市两处著名的人文景观。1998年5月,我追随饶公参加北京大学百年华诞汉学研究国际会议,提交了一篇《潮州饶宗颐学术馆记》,文载《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将潮州饶宗颐学术馆推向国际学术界,潮州市府此举深获好评。

二是增订 《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饶宗颐先生和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及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楚帛书》三种著作,在内地不容易看到。因此,北京中华书局想请饶先生修订后印行内地版,以应需求。但饶先生在来信中表示,自己实在没有时间逐一修订,独立成书,故建议将三者合一,由北京中华书局印行内地版。关于这本内地版的书名,饶先生在来信中有多次讨论。因为新的书名需顾及三种出土材料的地点、时代及内容性质的不同,颇费周章,最后考虑到秦简的出土地云梦原属楚之南郡,出土曾侯乙编钟编磬的随县后亦归楚,出土楚帛书的长沙则一直是楚之重镇,三者皆属楚地,故新的书名最后确定为《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以总括之。该三种书的内容都略有增订,于1993年8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印行。

三是创办大型学术集刊《华学》。

1993年12月,中山大学敦聘饶宗颐先生为名誉教授及中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94年,饶公筹募资金于中山大学创办大型学术集刊《华学》。他在这一年2月所写的发刊辞中指出,中华文明是一个从未间断的文化综合体。我们所要揭橥的华学趋向有三个方面:一是纵的时间方面,探讨历史上的重要的突出事件,寻求它的产生、衔接的先后层次,加以疏通整理。二是横的空间方面,注意不同地区的文化单元,考察其交流、传播互相挹注的历史事实。三是在事物的交叉错综方面,找寻出它们的条理——错综关系。《华学》由崇圣大学(泰国)、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合编,迄今已编辑出版十二辑,第一、二、五、七、十一、十二辑于中大刊行。我保存有饶公关于《华学》稿件和版式要求的一通书札,是随意写在装文稿的封套上的。他写道:

宪通兄:

各文皆可用,请注意行文及误抄处,望撰者校时能自行改正。简体字应一律改成繁体。排版照北大《国学研究》格式横排,小字注系于篇末,同一版勿分为多段,字排疏点,务使好看。全部排列次序目录盼拟定f
ax一份来看。

随着通讯工具的发达,来往书札便逐渐为电话、传真所代替了。

四是启动《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

饶公在信中提到要把“平生论文结集删订”,在199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启动。最初拟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4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关于编辑出版《饶宗颐文集》的方案(初稿)”中提出:“本文集收录饶先生自1936至1993年期间完成的学术专著四十种,论文及其它文章三百篇(包括已发表和未发表的)约六百万字,拟分二十册五年出齐。”饶先生委托本人担任编委会主任。当时在国内聘请顾问十名,编委及特约编委十四名,并在中大梁銶锯堂第三会议室举行“饶宗颐文集编委会首次会议”,向新闻界发出了重大信息,后因经费等问题未能实现。直至两千新禧之年,台湾新文丰出版社找到饶公,表示愿意无条件为饶公出版文集。下面这通书札,是由饶公的女婿邓伟雄先生带来的。信中说:

宪通如晤:

拙集重新安排后,拟命名为《饶宗颐廿世纪学术文集》,面目将为之一新,略志缘起数语,未知当否,请酌。

未刊之新著除《三星堆西南文化创世纪》一书之外,将增入“郭店楚简一覕”数篇于简帛学之前,其他有改订及新增之论文,候旧年底归港后一一影出补上,以竟全功。

此书得兄鼎力相助,望能在本年出世,作为古文献廿世纪学术之小结。

……

《在开拓中之训诂学》,拟附入尊著论楚易卦一文,请影出增入,又及。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终于在2003年10月由新文丰出版社分十四类二十册全书出齐。饶公在此书后记中写道:“《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之构思,肇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得廖烈智先生巨资勷助,工作得以进行,又得曾宪通教授延揽粤中及中外文史名宿,主持编审文稿,经多次集会商讨,联络出版事宜,浓情渥谊,殊深铭感。惜种种原因,未能成事。至二千禧年底,余在台北‘中研院’主讲,与新文丰出版社高本钊董事长言及此事,蒙其一诺,由新文丰出版社担承付梓。”饶公在给我的信中提到“略志缘起数语”者,即此文集“后记”之谓也。

饶宗颐先生是一位既有“国学”家之渊博,又有“汉学”家之专精,更兼具“华学”家之中华文明史观的特质型国际级大师。他的书札,也同先生的其他精神产品一样,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他的睿智和风范,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珍惜的。

(作者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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