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花一现燕京大学:仅存在33年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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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花一现燕京大学:仅存在33年的传奇

北京大学校园是中国最美的大学校园之一,未名湖、博雅塔等景致可谓是家喻户晓,但鲜为人知的是,这里曾是燕京大学的校园,是由美国著名建筑师墨菲设计的。而北京大学原校址则坐落在北京城内一个叫沙滩的地方,也就是现在中国文物出版社所在地。

盔甲厂胡同时期的燕京大学男校大门内

提到燕京大学,有一个不得不说的人物——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是生于中国杭州的美国传教士后裔。他曾经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做过美国驻华大使,而他最引以为豪的一个身份是燕京大学校长。图为1922年,燕京大学女生在女子学院大门前合影留念。

提及销声匿迹已久的燕京大学,人们自然而然就会联想起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而对于燕京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吴雷川,国人或许是陌生的,在中国近现代大学教育史上,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的影响力也可堪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这位前清翰林,不仅仅是燕京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也曾是浙江大学的奠基人之一,同时也还是中国本色神学的开拓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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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伊始,燕京大学的处境非常窘迫。据冰心的老师包贵思夫人回忆:“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没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许多西方教员都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图为1941年,燕京大学女生在向外教报体育测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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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燕京大学校园。博雅塔、钟亭、小山、雪。

司徒雷登费尽周折,在美国好友亨利·卢斯的帮助下,为学校筹集资金。他骑着毛驴、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为燕大寻找新的校址。最后经朋友建议,决定买下陕西督军陈树藩在北京西郊的二百多亩的宅子——勺园。图为1931年,燕京大学女生在波逸德体育馆里上体育课。

吴雷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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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址定下来后,司徒雷登邀请毕业于耶鲁大学建筑系的亨利·墨菲主持设计了校园,建造了极富中国特色的燕园。1926年夏,燕京大学各院系正式迁入新校园。司徒雷登曾自豪地宣称:“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大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图为1938年,燕京大学学生在操场进行“夺旗”游戏。“夺旗”是一项欧美传统游戏,率先爬上旗杆抢到旗子者为胜。

吴雷川(1869—1944)本名吴震春,字雷川,以字行,浙江钱塘人,1869年出生于江苏徐州府一个官宦之家,其祖父曾任徐州知县,父亲也曾在江苏省清江为官,由于家学渊源,吴雷川7岁即入读私塾,习四书五经、诗词和书法,开始接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学习和熏陶,以备考取功名。

1921年,校园设计者亨利·墨菲手绘的燕京大学效果图。

虽然是一所教会大学,但燕京大学的气氛十分自由。司徒雷登为使燕大更加世俗化、中国化,对中国教员和外籍教师一视同仁。他甚至自筹经费,聘请了诸多知名学者来任教,如留洋归来的刘廷芳、洪业、胡适、闻一多、吴宓、冰心、冯友兰、萧公权等,还有国内久负盛名的陈垣、周作人、郑振铎、钱穆、钱玄同、俞平伯、朱自清、顾颉刚等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吴雷川17岁时即考中秀才,敲开了科举体制的大门,并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砥砺前行。1895年,其仲兄吴纬炳考中进士,给予了吴雷川极大的影响和激励,遂于1898年也考取了进士,兄弟二人先后被授翰林院编修,封建时代的翰林院,是一个具有浓厚文化色彩的官署衙门,集中了当时全国最精英的高级知识分子,可谓是当朝皇帝的智囊团,吴氏兄弟从此跻身于晚清上层社会,一时被世人传为美谈,也被视为桑梓的荣耀。

“二十世纪的东方和西方依旧因文化差异而彼此隔绝,如果有什么可以跨越这道鸿沟,那就是燕京大学。”《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的作者菲利普·韦斯特如是说。这本成书于1976年的历史著作今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中译本。

1952年,中国实行大学院系调整,教会大学被全部取消。燕京大学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新闻系及一些社会学科最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改组后的北京大学迁入了燕园。图为1940年复活节,燕京大学的同学们在郊外聚餐。

二十世纪初叶,晚清政治风云诡谲多变,东西方思潮碰撞激荡,1905年,清政府受日俄战争的刺激和影响,废除了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开始推行新政,将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把基础教育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鼓励翰林回乡兴学,并依业绩而授职,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吴雷川于1906年8月受聘担任浙江高等学堂监督(校长)

100年前,燕京大学在北京建立,这所从成立初便是“教会大学”,将长远目标设成在这片土地上传教的机构,成为了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代表性场所、一所享有世界声誉的一流高校。新中国成立后,燕大与北大合并,如今的北大燕园湖光塔影,风景依旧。

浙江高等学堂是清政府效法西式学制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当时全国也没有几所,而浙江高等学堂的前身是1897年在杭州创办的求是书院,1901年11月,浙江巡抚廖寿丰奏请改求是书院为求是大学堂,1902年求是大学堂又改称浙江大学堂,直至1903年12月又更名为浙江高等学堂,1912年,浙江高等学堂被更名为浙江高等学校,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浙江高等学校改组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4月1日,正式定名浙江大学,并一直沿用至今。

菲利普·韦斯特在书中讲述了燕京大学从创立到最后撤并的全部历史,他不关注具体燕京大学的课程和日常教学情况,他关注的是燕京大学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大背景下,在中西文化交融碰撞的过程中如何生存发展的大问题。

吴雷川任职浙江高等学堂期间,正是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过程中,吴雷川在科系设置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尤其是1908年,浙江高等学堂效仿西方正规大学开始设置文理两科,而且必修外语课,英语为第一外语、法语或德语为第二外语,文科课程开设历史、地理、伦理学、法学和理财学等等,理科则开设算学、物理、化学、地质与矿物、绘图等课程,其中算学已经涉及到微积分等高等数学内容。

作者使用了不少珍贵的一手材料,包括20世纪20到30年代燕大出版的各种系列报告,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联合会所保存的档案(燕京大学每年都向该联合会提供报告,其管理者与联合会保持了数十年的通信),一些相关人员的日记、手稿等。除此之外,作者还采访了1952年返回美国的最后一批燕大外籍教师。但受限于时代条件,韦斯特也几乎没有使用任何中国方面的档案、回忆或者口述,视角局限在燕京高层沟通中西的努力,这或为本书一处缺憾。百年前,燕园生动的故事,或许还在园内一草一木的记忆中。

吴雷川还依据自己的办学教育理念,为学堂制定了“重自治自觉”的教育方针,允许学生自由选课,鼓励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和参与探索社会变革。自1909年起,浙江高等学堂开始招收女生,这在全国学校中也属前列,及至1910年吴雷川离任时,浙江高等学堂渐成规模,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大学的雏形,邵力子、陈布雷、邵飘萍等一些著名人物皆出自其门下,与吴雷川有师生之谊。

建校初期的困难

颇具国际视野的吴雷川,在离开浙江高等学堂前夕,遴选了本校英文教习邵裴子出任教务长,邵裴子是求是书院的学生,曾入上海南洋公学经济特课班习英文,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凡勃伦(Veblen)的弟子,一年前刚刚学成回国,年仅26岁的邵裴子没有辜负吴雷川的厚望,不但是一个优秀的教务长,而且不久还担任了校长,邵裴子也是浙江大学的创始人和见证者。

燕京大学成立于1919年,它的前身是美国教会在北京一带办的几所教会学校: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还有一所神学院。汇文大学与通州协和大学两校自1916年就开始酝酿合并,但直到1919年才确定由在中国杭州出生的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担任校长,并在其主持下将校名确定为“燕京大学”,故一般将1919年作为燕大的建校之始。

1910年,吴雷川因办学成绩卓著,得到了清政府学部的奖掖,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并在国史馆供职,1911年,吴雷川曾短暂出任杭州市市长。

在一开始的合并工作中,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为新校选择校名,两所男校的校友们极不情愿接受对方的校名:“汇文大学”与“协和大学”。韦斯特在书中写道,校董事会接受了几位中国教育家的建议,其中就包括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胡适,以及当时在北京教育委员会任职的吴雷川,有关校名的争论才得以解决,采用了北京的古称“燕京”。

1912年1月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标志着中华民国元年开始,翰林出身的蔡元培被孙中山任命为教育总长,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并在北京宣誓就职,同时逼迫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标志着北洋政府的开始。吴雷川受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先后出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参事、次长等职,当年同时受聘的还有鲁迅等人。

但实际上,与韦斯特的表述有一些出入的是,“燕京”一名的选取并非出自中国教育家。《司徒雷登年谱》中亦有提及此事:1917年,司徒雷登作为校长的“最佳人选”被推荐,因为他了解中国,在中国青年中有影响力,且才华出众、思想开明。1919年初,司徒雷登在美国的董事会和学校双方的不断催促下来到了北京,此时他面对的头疼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选择校名。正在感到两难之际,他在上海见到了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会长诚敬一博士,双方言及此事,“诚君云:当前极大问题,为改组后之新校应择何名。若用地名则何不采用北京古名燕京?先生欣然电告北京委员会,得复电赞成此名,校名问题因而解决”。此后中国学者对此审定只是表示了“热烈赞成”。看到了司徒雷登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北京委员会再次敦请他赴任,并支持他提出的异地建校和另聘人为学校筹款的两项条件。当年夏天,司徒雷登携家离开了生活了11年的南京,到北京上任。

1914年夏,吴雷川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供职时,在一个礼拜天的上午,与朋友徐巽风、翁廉同闲谈,谈兴正浓时,徐、翁二人却起身告辞,欲去教堂做礼拜,这让吴雷川十分惊异,两位朋友都是有学问之人,为何要信教呢?出于好奇,吴雷川购买了一本《新约全书》,用三天时间通读了一遍,感觉获益良多,从此激发起他对基督教的巨大兴趣,并于1915年圣诞节前夕,正式接受洗礼,成为虔诚的基督徒。

当时,燕京大学的校址位于内城东南隅盔甲厂胡同一带,校园狭小,不利于扩建,缺乏排水系统,运动场地不足,所有建筑都人满为患——此时的燕大可谓是苟延残喘、默默无闻:“(校园)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没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陈在新博士与李荣芳博士)……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校园旁边是骆驼队送煤进城的路线,这些道路没有铺设路面,冬天尘土飞扬,夏天泥泞难行。不仅如此,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中饱受震荡。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司徒雷登首次与学生会面的就任典礼(同时也是1919届学生的毕业典礼)上并没有多少学生出席,因为学生都去欢迎被释放的在五四运动中被捕的学生了。

吴雷川在其所著《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将其对宗教的理解和认识归纳为六点:1.宗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种动力。2.宗教本身也与时代一同进化。3.进化的宗教即是人生哲学。4.宗教进化之后,与科学也不相冲突。5.宗教的功用在于领导个人以改造社会。6.信仰宗教的人必要直接或间接参加政治上的活动。

韦斯特在书中剖析此时燕京大学的目标,他认为它并不是单一的局限于教育的机构,它的目的不但名目繁多,有时它们彼此还相互冲突。尽管在日后,燕大成为了著名的高等学府,但在1919年司徒雷登受命担任校长之时,“他并没有幻想燕京大学会有能力与其他学府一争高下,例如,国立北京大学(北大)。与燕京大学的35名教师和160名学生相比,北大拥有305名教员和2248名学生。这所公立学校每日都出版报纸,编辑14种期刊和3部丛书,而燕京大学能够出版一些图书目录和剪报就不错了。燕大早年的财政预算与北大雄厚的财力相比少得可怜”。

吴雷川皈依宗教之后,积极投身于各类宗教活动以及各种慈善活动,在妻儿相继去世之后,是宗教成为其强大的精神支柱,他不断根据自己的心得撰写通俗读物,力图以简明扼要且通俗易懂的方式,阐述基督教主流神学思想,并经常在《真理与生命》、《生命月刊》等杂志上发表文章。

博雅塔仿通州古塔而建

皈依基督后的吴雷川,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他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的同时,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担任兼职教授,主讲中国文学等课程,尤其以应用文等课程最受学生欢迎。

尽管司徒雷登有如此心理,建校初期的创始者们还是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为选址和筹措资金四处奔走,给燕京大学的迁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即使他们接受的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人关心的学校;即使面对重重的矛盾和困难,为了燕大的长远发展之计,他们或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几乎转遍了北京的城郊,终于在友人的推荐下在北京西郊、清华园对面为燕京大学找到了新址。

1926年6月,燕京大学正式迁址燕园,校长司徒雷登为新校园的建设可谓是呕心沥血,从勘察校址到募集资金,司徒雷登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艰辛,曾连续10余次回美国募捐,并聘请最优秀的校园设计师亨利-墨菲对燕大校园进行总体规划和设计,墨菲则以中国园林艺术及古典建筑风格对燕园进行了规划和设计。

曾为燕京大学学生的著名作家许地山在《燕京大学校址小史》中为校址做过如此记载:“我校占有旧睿王园佟村府,米家坟,及畅春园的一小部分。校内主要的建筑多在睿王园旧址。睿王园即明末米万钟的勺园。校里的湖就是万钟当日的勺海或文水陂,故我校最初的地主实为米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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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氏勺园是明末清初的北方名园之一,岁月如流,园中日渐荒芜,后又归了清王室,到了民国初年已被陕西督军陈树藩买下。在选址过程中,这块坐落在京城通往颐和园公路干线上的宝地被燕京大学的创始者看中,尤其是在附近风景如画的西山上还保留了中国古典的庙宇和殿堂。

燕京大学校匾

为了给燕大筹款,校内主事者不得不四处奔走,司徒雷登更是先后10次乘轮船漂洋过海,往返于中国与美国之间。经常巴结未来的捐款人,向他们乞求,这让司徒雷登感到很不是滋味,他感叹道:“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自称“神经系统没有斗牌技能和兴趣”的司徒雷登,甚至一连几天跟一个半聋的老太太玩天牛,“只希望老太太在临终遗嘱上别忘了燕大”。

也就在1926年,吴雷川被燕京大学聘为副校长,不外乎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吴雷川的教育部次长的官员背景,二是吴雷川的皈依基督的背景,二者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机遇并不大,吴雷川出任燕京大学副校长之后,也确实发挥了十分微妙且非常重要的特殊作用,为燕京大学的中国化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努力。

到了1921年,燕园开始动工兴建。在燕园的土地上,先后建造了80多栋建筑。有趣的是,华人教员因其留洋经历而推崇西洋风格,但西方的传教士们却希望保持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最终,西方教员的观点占了上风。

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伴随着民族主义的盛行,收回教育主权渐成趋势,教会大学必须在政府登记注册,校长必须由华人出任,在这些法律法规面前,燕京大学校长人选的遴选也被提上日程。

燕大还聘请了亨利·墨菲从事校园设计,亨利虽然是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建筑师,却对中国古典建筑有浓厚的兴趣。他曾在南京和福州为教会学校设计过一些建筑,对中式建筑也有多年的研究和实践的经验。1914年,亨利参观了北京的紫禁城,被这座“世界上最精美的建筑群”完全征服,他暗下决心,“决不允许如此壮观的建筑风格从世上消失”。燕京大学的行政领导也认为,此举是在告诉所有来到校园的人,“西方人有志于保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1929年,燕京大学正式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注册登记,吴雷川出任燕京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前任校长司徒雷登改任教务长,从小生活在中国的司徒雷登对比自己年长的吴雷川保持了应有的尊重,尽管也有一些人把吴雷川看作是“傀儡校长”。

1926年夏天,燕京大学按照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建造的新校园基本建成,各院系正式迁入,整个校园造型典雅、光华灿烂,校门以远处玉泉山的琉璃塔为东西走向的中轴线,依照原有的自然山水合理布局,巧夺天工。古色古香的西门为正门,高悬蔡元培先生题写的“燕京大学”校匾。从校门步入,见一座小石桥横跨在小湖上,左右各有一座小桥作为进出校门的主要通道。桥的正前方是校园主要的中心广场,左右各有一座矗立的华表,它们乃是圆明园的遗物,至今在北大西门广场仍可见到。

吴雷川在其任期内废除了宗教学作为全体学生必修课的规定,主张将燕京大学培养传教士的办学宗旨改为培养服务社会的人,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改革,他秉持司徒雷登亲自制定的“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的校训,积极倡导民主、团结、向上的新型校风。

越过宽阔的广场,与西校门遥相对应的是全校的主体建筑贝公楼,与主楼南北两侧平行并列的是学校图书馆和宁德楼。广场的南北两侧分别是容纳物理系、化学系的睿楼和容纳文学院、法学院的穆楼。整个教育中心区飞檐斗拱、华光流彩,还配备了一流的教学设备。

吴雷川对校训的解读是:“盖人生之价值在为社会服务,然必须己身得自由,方可服务社会。自由之义,可以孔子‘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三语诠释之,智仁勇即真理,养成智仁勇以致不惑不忧不惧,即所谓因真理得自由。故‘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者,换言之,即具有智仁勇三达德以成就救人救世之事业。”

越过教学区继续东行,会经过一带蜿蜒起伏、丛林密布的丘陵,从丘陵间穿行,在它的前方就是杨柳依依、碧波荡漾的未名湖,湖心岛上有玲珑剔透的湖心亭,在湖的东方是全校的最高建筑博雅塔。未名夕照,湖光塔影,这就是燕园首推的景色,至今仍倾倒了无数学子和慕名前来的游人。在当时,凡是来访者更是“无不称赞燕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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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博雅塔的建造与命名和当时燕京大学哲学系的美籍教授博晨光有密切关系。博晨光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曾兼任哈佛燕京学社在北平办事处的工作,他的前辈也曾为燕京大学的前身通州协和大学作出过贡献。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渊源,博雅塔仿制的是通州有名的古建筑“燃灯塔”的造型,并取名为“博雅塔”。“博”字是博晨光(Lucius
C.
Porter)Porter一字第一声的音译,“雅”字有“儒雅学者”的含义。湖心岛上的湖心亭,早年称“思义亭”。“思”字是Luce一字简化的音译,“义”字有“义举”的含义,这一命名是为了纪念燕京大学第一任副校长路思义(Henry
W. Luce)为燕大筹款兴建所作出的贡献。

燕京大学校训

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

吴雷川还延聘了一批著名文史学者到燕京大学任教,其中就包括钱玄同、周作人、沈尹默、郑振铎、许地山、谢冰莹、顾颉刚、俞平伯等人,胡适、鲁迅、闻一多、朱自清等人也到燕京大学兼课,吴雷川自己还亲自兼任国文系主任。此时的燕京大学已经设有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以及工科、医科等20多个系,其院系设置和学科建设均以达到西方国家大学的标准,在国际上已经享有一定的声誉。

燕京大学,从它由基督教传教士在古都北京所创立的那一天起,就必然面临着激烈的中西矛盾、宗教与世俗的矛盾。为解决宗教与世俗间的矛盾,燕大的办学宗旨从最初的宣传宗教逐步转变为以教授高深学术,发展才、德、智、体、力,养成国民领袖,应国家及社会需要为宗旨。

燕京大学毕竟还是一所教会大学,司徒雷登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学校校务委员会开会常常在司徒雷登的家里召开,而且开会时的通用语言是英语,这让吴雷川感到难堪,遂于1931年提出辞呈,但燕京大学校方并未允诺,直到1934年,吴雷川才正式辞去燕京大学校长职务,此时的吴雷川已经是年近70岁的老翁了,他继续留在在中文系执教。

它与刚刚诞生的新文学也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女性小说家的出现(冰心、凌叔华)、中国新文学课程的最早开设(周作人、俞平伯)、翻译文学的兴盛(瞿世英、张采真、白序之、董秋斯、李霁野、韦丛芜)、散文诗的勃兴(焦菊隐、于承泽、于赓虞)、话剧艺术的引进与确立(熊佛西、焦菊隐)……有学者总结道,“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中确存在北大传统和清华传统,那么说有燕京传统,也是一个毫不夸张的提法”。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京城内的一些国立大学相继南迁,由于燕京大学是由美国人创办的,校园内悬挂的是美国国旗,并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干扰和影响,学校的一切还是按照以往既定方向办学,尽管校园内藏匿着许多思想进步的学生以及从事地下抵抗运动的学生。

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将两句福音书的格言“人本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你们必须晓得真理”合二为一,既富有西方文化的色彩,也符合中国绝大多数民众不信教的国情,以及当时呼声日渐高涨的教育非宗教化趋势。

1941年12月7日,日本太平洋联合舰队在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大将的策划和指挥之下偷袭了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与美国成为交战国,日军立即派兵包围了燕京大学,甚至还逮捕了司徒雷登等人,吴雷川因为年纪大而幸免。

早在建校初期,在其他教会大学均将新文化运动视为洪水猛兽予以抵制的时候,燕京大学一批思想开明的教授却发起了“基督教新文化运动”予以支持和回应;在1925年,非宗教以及收回教育权运动高涨的时期,燕京大学又提出了“以科学代宗教”的口号,一边废除以宗教作为必修科目及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的规定,一边向国民政府积极申请立案,在新的规定政策下,向教育部申请以“私立燕京大学”的名称立案,聘请吴雷川为校长,并大幅提高中国籍教师在学校董事会中的位置。燕大还不拘一格地招纳人才,以国文系为例,上世纪20年代中期燕大国文系师资不断扩充,从1923年的4人迅速扩充为1928年的19人,其中不乏马健、吴雷川、周作人、容庚、冯友兰、钱玄同、许地山等享誉全国的名师。

燕京大学被迫关闭之后,吴雷川从燕园移居城内杭州会馆,闭门谢客,概不应酬。主政华北地区的王克敏等汉奸仰慕吴雷川的声望和为人,游说甚至威逼吴雷川出任伪职,以为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装点门面,均被吴雷川断然拒绝,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1925年教育部发布的《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中的第3条,对于当时大多数基督教大学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那就是“学校不得传布宗教”。燕京大学却立即做出反应,在当年开学伊始的《燕大周刊》第76期“欢迎新同学专号”的显著位置刊登出了“以科学代宗教”的启事,表明“绝未会强迫任何人信任何宗教……即允许学生信仰自由……”可以说,在每一处紧要的历史关头,学校主事者都采取了明智的、合乎时势的抉择。

蛰居的吴雷川形影相吊且孤苦伶仃,以抄书鬻字艰难度日,由于终日悲愤满怀,延至1944年竟至绝食而逝,其死因与1937年清末诗人陈三立之死如出一辙。

值得一提的是,宗教生活依旧是燕大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只不过对于这些活动和课程,由师生自愿选择是否加入,但基督教教育以及它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持续在燕大发挥着它们的影响力。

吴雷川不通外文,也从未踏出国门,更未接受过系统的神学训练,但其精进勤修和深厚的国学功底,为其提供了独特的治学门径,使之成为一个独特的人,一个非常值得学者研究的对象。

从燕大毕业,留校任教的学者侯仁之在《我从燕京大学来》一文中提到了学校教育对他的影响。1940年,学校要求他在教课之外还要兼管学生工作,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学生遇到了许多问题。侯仁之说,自己接受这项任务,和燕大的教育分不开,“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是每个燕大学生都熟悉的,但对于这个校训,则“或浅或深各有不同”。“但是有一点却是每个学生都能或多或少亲身感受到的,那就是洋溢在校园中的服务精神。这种服务精神体现在师生关系上最为具体,也最为突出……遵循校训的要求,对我来说也正是‘义不容辞’。”

韦斯特在书中围绕校训中的“服务”二字,指出了燕京大学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下面临的重重矛盾:对中国人来说,救国已经迫在眉睫了,毕业时的学生到底怎样才能服务社会?燕大在创立之初给人以救国的希望,但传授技能和理想主义,显然还远远不够。这是燕大自身的困境,也是它建立伊始就隐藏的长久的矛盾。

“近代中国所遇到的种种机遇、困境和挑战一样不少地摆在燕京大学面前。”译者程龙写道,“作为一所学校,它在中西文化的浇灌下成长,培养了一代笃信西学、却以救国为使命的燕大人;但它也只是一所学校,无法承受民族和国家命运之重”。三十多年间,燕京大学始终挣扎在“宗教与世俗”、“西化与中国化”、“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跨文化两难境地中——这也使燕京大学成为了中西关系史上一个颇具研究意义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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