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学究

  从我记事起,父亲好像与书是“绝缘”的,无论是消遣解闷的闲书,还是我们兄弟们学习知识的课本,一概漠不关心。农闲季节,间或与村人聚成一堆打打纸牌麻将,争个几角几分的输赢,或者弹一弹三弦解个心慌,除此而外,似乎也就没有什么休闲娱乐的事体可干。那时候,我有一种错觉,总觉得父亲是不识字的,是故他无法看闲书,更不能查看辅导我们的学习。后来,听爷爷说,他一辈子吃尽了“睁眼瞎”的苦。在父亲小时候,虽然家道艰难,爷爷还是拼尽一切力量供着父亲进学堂去读书识字。可父亲每天背着书包和干粮出去,冬天找个背风向阳的暖和处,夏天找个树大叶茂的阴凉处,玩着耍着把馍馍吃完,看着别人家孩子放学了,相跟着回来。如此几年过去,爷爷见父亲根本就不是学习的材料,哀叹一声,只好做罢。是故,名义上上过学,却从未进过学堂的父亲,在他的所谓学生时期是连一星半点儿的“生”也没有“学”到的。虽然如此,但父亲还是识字的,是长大成人后跟着别人识的字,也就是俗称的“白识字”,因此,识字量也就有限。

幼儿园,刚刚认得bpmf的我对什么都好奇。

我家有六兄弟,我排行第四,上面有三个哥哥。这三位哥哥,都有着不同的性恪和特点,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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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自己不看书,不关心我们的学习,甚至根本不把我们的学习当回事,是有历史渊源的,也是自然而然的。在他的意识里,干农活要比读书学习重要十倍百倍。我不能进到父亲的意识里去,但他的意识能够淋漓尽致地从他的行动中体现出来。在我的记忆中,只要是农田里有活干,无论是春天耕田播种,夏天锄草灌水,秋天收割打晒,冬天拉粪上地,我们放学回来或者是星期天,首要的任务是帮着干一应农活,必须得参加,按父亲的话说“吃个食要叫个鸣”,还不管你人小力气弱,“加个萝卜菜多,加个娃娃劲多”。活干到天黑,这才回家吃饭。吃完饭,就只能几个小脑袋凑在一盏黄豆大的煤油灯下写作业。对于作业完成得好坏,考试成绩的优劣,父亲历来是不闻不问的,甚至有时直接与我们的学习发生冲突。我印象深刻的就有三次:一次是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的作业本用完了,我就给父亲说,我没本子了。父亲明明应该听清楚了,可他却说,啥?你没“本事”?没“本事”就别念了。任我再三恳求,父亲终究置之不理,末了只好找母亲,才如愿以偿。一次是我上初一的时候,眼瞅着要期末考试了,我的语文笔记本怎么也找不着了,那上面有很多课本上没有的内容要复习。最终在父亲的旱烟盒里找到了,一半尚在,另一半已被父亲撕成卷烟的纸条整整齐齐地摞在烟盒里,真是让人欲哭无泪。还有一次是我上初二的时候,星期一早上开始期中考试,第一门是政治。考试前的星期天,我准备将已经学过的课本内容全部背会,向政治老师展现一次什么叫自信,因为在上一周的星期天,政治老师要求同学们全部到校,听他圈划考试的重点,而我却没去。政治老师说,你行!考不好我再跟你算账!可这一天的早晨,父亲起得比我还早,催着我快点起来,要给家院东边新栽的果树苗浇水。水固然该浇,可果树苗有近百棵,土壤又十分干燥,水又需要到近百米外的机井上一担担去挑,要将它们一棵棵浇好渗透,得耽误我多少时间?可父亲的威严又不容违抗,我只能跟着他闷闷不乐地干活。我将一担水挑来,提起水桶向树坑里倒水,倒得急了些,水便泼出了树坑,站在一旁的父亲认定我是在故意耍情绪,操起扁担直接抡到了我的脑袋上,我觉得我的头里面掠过一片白光,脑袋瞬间麻木胀大,差点摔倒在地。待稳住摇摇晃晃的身体,脑子里恢复了意识,我一个十四岁大的青少年不顾路上往来行人,开始号啕大哭着回了家。好在父亲并未不依不饶,自顾忙去了。回到家里,止了哭声,我摸着耳畔的疼痛开始背政治。为了不致挨政治老师未知的惩罚,我觉得挨一扁担换回几个小时的时间也值。末了,那次政治考试,我以九十九分的成绩位列全年级第一,而父亲新栽的那些果树,成活率几乎为零。如此这般的事情,在其他的兄弟们身上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均有发生,大家都在记忆中留存着,聚在一起时也偶尔说起,都对父亲的做法表示很难理解。

家里,比我大四岁的三哥爱拿着他的语文课本朗读,还学老师的样子一边走一边念。我坐在小板凳上眼睛随着他的身影移动,耳朵竖起来。像个小学生一样抬着头认真去听。我崇拜的小眼神一定给了三哥无比的自信吧,他更加激情澎湃,念出感情来了。

大哥,比我年长八岁。性恪刚毅,意志坚如钢铁。长兄如父,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

我家住在我们这个城市的北门一带,居住在这里的多是这个城市较为贫穷的人群。

我们的街坊邻居,有的拉板车、赶马车帮人运货,有的扛大包搞装卸,有的开石头刻石碑谋生活,当时能在为数不多的国营单位就业,算是较体面的工作了。我父母就在国营食品公司当工人,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他们很自豪,干起工作起来十分带劲,经常顾不了家。我大哥就担负起照顾五个弟弟的责任。

那年头,家中孩子都多,少则三、四个,多则八、九个,大人管不过来。因而,有的孩子在没人管的情况下,上学逃学旷课,上树掏鸟窝,下塘摸鱼虾,还到漓江里潜水,从竹排下钻进钻出,玩到天黑才回家。劳累了一天的大人们回到家里,只清点人数,反正孩子安全归家就行,根本顾不上捡查孩子的学习。因此,那年头在我们那一带,成绩好又听话的孩子还真不多。像我家几个兄弟这样的,算是个例外。

说起来,还全靠了大哥操心。上学是否迟到早退,做不做作业,他都要问个清楚,我们说不清楚或做了坏事就要受责罚。三哥小时候很调皮,小学时就是孩子王。他上初中时,每逢上课,老师们都知道,他一吵全班跟着吵,他一安静全班都跟着安静。老师拿他没法子,只好派他当班长,有他在,上课秩序好得很。但是,也有意外的事发生。有一次,他带着一帮同学到学校的防空洞里抽烟,被人告发到大哥那里,被大哥狠狠地打了一顿,那是真打啊,用皮带抽手,都抽出血印了。不过,从那以后,三哥规矩多了,再也没犯过事。他后来也挺感激大哥的,说要不是这样管,自己这么下去肯定要玩完,也不会成为有用之人了。

有大哥管着,不仅父母省心,我们兄弟,也成为了邻居们眼里的好孩子。在北门那个地方,我们兄弟学习成绩好和听话孝顺那是出了名的,除了父母言传身教外,跟大哥的严格管教是有很大关系的。

大哥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许多。我小时候体弱多病,三岁了还不会走路。生病时,都是大哥背上我到医院看病,晚上我哭泣吵闹,又是大哥哄我入睡。我的二个年幼的弟弟,也是靠大哥照顾。

在学习上,大哥也给弟弟们作出了榜样。他从小学习就好,还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本市的一所重点中学。但是,长期的劳累,也使大哥留下了哮喘的病根,这种病一发作起来,连气都喘不过来,很难受的。但为了我们,为了这个家,他坚持下来了。

大哥是老三届,高中毕业后就到下乡扦队落户。后来,又进了当地一个很不错的国营工厂,在这个厂干了一年多,就调回了桂林工作。那时候,改革开放的浪潮已席卷全国,大哥决心下海经商了。

当初,并不顺利,大哥下海经商的想法,遭到了父亲的激烈反对。父亲与大哥都是暴烈脾气,他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父亲说,你放着好好的国营大厂职工不做,去干什么小商小贩,真是丢我的脸。可大哥决心已定,在他的坚持下,父亲只好让步了。

大哥很有商业头脑。他到山里去收购香菇木耳等山货,拿到市场上散卖,一天能赚个十几二十元钱的,要知道在当时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他还靠自己在工厂学到的过硬技术,从小厂接一些零件活到大厂搞外协加工,赚得就更多了,一单下来多的有二、三仟元。几年下来,大哥买了船,买了车,弄起了一个车船队,在漓江上搞旅游,成了那时为数不多的私企老板。

大哥富了,但他没有忘记弟弟们。当时,我和三哥都进了机关,从了政。他特意把我们叫到一块说,当了官员,千万不能贪,要是缺钱花,找我。他还说,我要为你们成立廉政基金,做你们的后盾。说罢,大哥很有气度地挥了挥手,那种舍我其谁的样子,我至今难忘。

后来三哥对我说,就凭大哥这个气魄,要是在部队干,准能当上将军,这话我信。1987年,我结了婚,有了儿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大哥每月都接济我,请个保姆带小孩,他掏钱。买奶粉,还是他掏钱。九十年代,公家分的福利房要进行房改,要二万多元购房款,我那点工资根本不够用,还是大哥掏的腰包。

更难忘的是,有一年,哥哥们最为疼爱的六弟,其生活发生了重大变故。大哥紧急把正在上涨的股票卖出,还不顾大家劝阻,执意把船卖掉,筹集资金替六弟还债。要知道,在漓江这条黄金水道运营的旅游船,每年每条船的纯利就有十多二十万。可是,大哥说六弟有难,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救。这真是打虎亲兄弟,患难见真情啊。

世事难料,在2000年,也就是新世纪的头一年,我们敬重的大哥患上了癌症。

手术是在南宁做的,我们兄弟几个陆续赶到,轮流守候他。大哥患的是喉癌,他的声带被切除了一半,不能说话,同我们交流只能写字。好在不久,大哥就康复出院了。但过了几年,他又相继患上了其它重症。老天真是不公啊,我们家遇到的灾难,似乎都由大哥一人承担了。

十多年来,大哥同病魔在顽强地抗争。他真是好样的,在生病的日子里,无论疼痛得多么厉害,都从不外露,而且还显得很乐观。大哥一直都很坚强,直至走完他生命的最后历程。

我永远不会忘记,同大哥在一起的日子。那一年,他的身体一好些,就带领全家去海南游玩,到海里冲浪,在沙滩漫步,那几天是我们大家最开心的日子。

2002年,我父亲去世了,到天堂去陪伴我的母亲。从那时起,大哥家就成了我们大家庭的中心,每逢过年过节,我们都会到大哥家聚聚,这样一直持续了很多年。

2012年春节期间,大哥的生命也似乎走到了尽头。在弥留之际,他已瘦得不成人形,也不能说话,但他头脑还是清醒的。他用颤抖的手一次次拿起笔,写字在纸上与在旁守候的亲人交流,把家中的事一一托付给我们。临别前,他还有许多话要对我们说,他这是舍不得朝夕相处的弟弟们,舍不得我们大家啊。刚过大年十五,弟弟们心目中的好大哥,侄儿们心目中的好大伯走了,这一走就没有再回头。

二哥从北京匆匆赶回来,脸色异常凝重。我们看得出,他是强忍住心中的悲痛,才没有让眼泪水流下来。大哥和二哥,俩人才相差两岁,他俩是最要好的,几乎是无话不谈。像哥俩,更像战友,一起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办完大哥后事回到家,二哥就一直望着窗外,许久都没有说话。

  父亲不关心我们的学习,还给我们的学业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父亲有一个老主意,无论我们的学习成绩好坏,到了初中毕业,一律去报考中专,考上就去上学,考不上回家种地,复读或者上高中想都别想。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初中中专最难考的时期,兄弟们中就二哥、三哥和我先后上了中专,其余几个兄弟都是一考不中便解甲归田成了农民。而从勤奋好学的角度看,三哥是受影响最大的,他从小学到初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明明是一棵上大学的好苗子,但也只能上中专。参加工作后,三哥不甘心,又以自学的形式,先后取得了大专、大学学历,直到后来考取研究生。做为人子,我想父亲之所以这样做,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孩子多,负担众,一大家口人,五十多亩的土地,他和母亲两人实在是难以应付得下来。何况,他的双腿还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只能早早地从儿子们那里提取劳动力,他是只能顾得眼前顾不得长远了吧?

小学,放学后我最爱的一件事就是站在土炕的床上去翻书架,虽然大哥二哥姐姐当时的教课书大多是标语,这仍然是我除了玩耍之外更大的乐趣所在。

二哥年长我六岁。性恪特立独行,倔强执着。他有理想,有抱负,是我们家最有学问的人。

二哥在家里算是个另类,性格特立独行,倔强而执着。他曾说过,我是做大事的,你们不知道。对于我们这些做小弟的来说,二哥就是那个仰望天空的人,庄严而神秘。

其实,二哥小时候也很懂事。还在刚上初中时,他就利用假期去到附近的建筑工地打短工,补贴家用。有一位姓王的工长,看到他聪明伶俐,就喜欢上了。想方设法照顾他,不让他再干挑砖挖土方的体力活,安排他去开卷扬机。后来,王叔叔这一家和我们一家就成了好朋友。

二哥与同龄人在一起,常表现出了与众不同之处。他老是撑着下巴在想些什么,有时在一个地方一呆就是半天。那时,正值文革动乱期间,好像一夜之间,人们就变得疯狂了。贴出的大字报满街都是,各种自发性的群众组织纷纷成立,夫妻之间,兄弟之间,邻里之间,同事之间,分成各种不同的派别,大家在争辩着各种问题。一些派性组织,还发生了武斗。

这时候,一帮号称为国家和民族前途着想的热血青年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有别于在当地已经很有影响的又互相对立的两大群众组织,有自己不同的见解和主张。但是,武斗一结束,这个青年组织就被定性为反动组织。还好,二哥只是参加了这个组织的外围工作,写写文章什么的,但也深受其害,被列为受监视的对象。

那时,有工宣队进驻学校。二哥是班级的团支部书记,他思想活跃,经常与同学讨论一些新的观点新的问题,这引起一位工宣队员的注意,很快二哥就被学校口头警告。中学毕业后,阴差阳错,这位工宣队员又成了他所在厂的领导,二哥面临的麻烦事就来了。

二哥是带着有问题的小尾巴进厂的,与其说是参加工作,还不如说是被监视改造。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盯着。但是,他对自己的处境却视而不见。而是,一心一意地想多读点书。二哥通过大哥、三哥及各种渠道,搞来各种书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包括中外的社会科学和经济学著作,在工余时间如饥似渴地学习。他读的书之多,种类之广,令人称奇,凡是去过他住的宿舍的人都知道,他的床舖上有一半的位置放着书。

二哥所在的工厂,是一个类似卓别林主演巜摩登时代》所演示的流水线作业式工厂,工作强度非常大,只要一上班,两只手一分钟都不能停。但在这里工作,对二哥来说唯一的好处,就是上夜班,他可以白天看书。

二哥对学习的渴求已经到了近乎狂热的地步。他很少回家,甚至对前来看他的三哥要求,想办法把他调到环卫处工作,因为环卫工人是凌晨四点至七点扫大街,要是干上这个工作,他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学习。

对二哥的自学行为,厂里持不支持态度,还设置障碍。二哥在自学时,写了不少文章,给各级社会科学报刋投稿,因厂里一律不给盖章而不能刋发。后来,还是通过三哥所在单位盖章才刋发了,其中有些文章还刋登在国家级刋物上。这期间,二哥同于光远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也有了书信往来,得到他们的鼓励和肯定,这大大增强了他的信心。

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全国各级社科研究机构也在招收研究人员。1980年,二哥的才能终于得以施展。还只有中学毕业文化程度的他,就直接报考了广西社会科学院实习研究员,被录取了。这时,那个曾使二哥深受负面影响的青年组织和有关人员被平反了,二哥也顺利通过政审到社科院报到。我们当地的报刋和广播电台纷纷以《青工自学成才,考上社会科学院实习研究员》为题作了报道,在我们那个地方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使那些曾经对二哥有闲话并报以白眼的人,包括个别亲戚在内,都转变了态度。

二哥到社科院工作后,很快地成了单位的业务骨干。他创办了本省第一个青年社会科学工作协会,这个协会后来成为青年学者研究交流社会科学的平台,并从中走出了不少人才。二哥还担任过大学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社长,国家发改委下属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他在记念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作为知名学者作客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栏目,先后两次接受白岩松采访。前几年,家乡向国家申报国家旅游胜地,二哥又应邀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撰写了申报方案,终获通过,为家乡出了一把力。

二哥这位仰望天空的人,成了弟弟们和晚辈们仰慕的人,我们都为他感到骄傲。我以他为榜样,也在坚持不懈地在自学,并考上了电大,这成为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二哥也很关心小辈的成长,还在我儿子上初中时,就送给他一本巜简明经济学》。儿子在二伯伯的影响下,喜欢上了经济学,他的研究生阶段读的就是金融专业,毕业后在一家投资公司工作,也成为了单位的业务骨干。

  父亲到了五十多岁的时候,关节炎严重到再也无法继续参加劳动。他只能在家干一些看家守院带小孩子的事情。闲时间大把大把的,父亲就得找个事干。就在这个时候,二哥的文学创作到了高峰期,多种文学期刊不时发表二哥的小说,二哥将这些刊物带回家来,一则让父亲消磨时光,再则也让父亲高兴高兴,毕竟这些刊物上刊载有自己儿子的作品。父亲自然要先看二哥的作品,之后也就将整本刊物看完了。慢慢地父亲就变得书不离手起来,有时一本看完,还会主动向二哥索取。二哥情急之下,也就不管有没有自己的作品,只要是手头有的刊物都送回来给父亲。看的书多了,父亲不认识的字也就越来越多,他又特别认真,不认识的字就问别人,从上初中的侄子侄女直到我们兄弟,不管人的忙闲,逮住谁问谁,逮不住人时,就在书中夹上纸条,以便补问。侄子侄女们要学习,兄弟们都在为生活奔波,好不容易有个闲时间,还要休息休息,时间长了,便都对父亲的这份认真劲厌倦了,一问就说也不认识,父亲只好做罢,但他的问题依然放着。我在外地,回老家的次数少些,每次回去,父亲便要集中问好多字,我就很认真地给父亲一一做答。父亲很满意,夸我:还是老五识的字多,这些字再没个人认得。有一次,我给父亲说完字,看七弟在瞪眼睛,我说:不服?七弟压低声音直言不讳地说:你别自以为是了,人家都是不愿意说而已。老先人本来眼睛就不好,现在又整天抱着个书,啥也不干不说,来个人在院里转一圈走了都不知道,连个家门都看不住,里里外外就忙乎了妈一个人。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难怪有一次私下里,大哥一脸生气地说父亲:认不得就认不得么,见人就问,好像准备着要考大学去呢。我觉得大哥说得有点重了,还反问大哥:那么大年龄的人了,腿脚身体又不好,不让看个书,你打算让他干什么呢?也听到母亲跟我唠叨:自己念书的时候把书不当书。你们念书的时候,撕书扯本子地。这阵子把书当个宝贝了。看来家人对父亲看书问字是颇有些看法了。

再或者,我拿白粉笔在家里院墙上的黑板上认真地写上好多遍大字{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是什么?我不也不知道。只是靠着感觉把字描了一遍又一遍。

三哥比我年长四岁。性格直爽,待人真诚。他善良而有担当,是既有责任心又有事业心的人。

三哥在家中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他尊重兄长,爱护弟弟。我和五弟从小都是体弱多病,经常受顽皮的大孩子欺负,这时候总是三哥挺身而出,打得那些人落荒而逃。有三哥身影不离的保护,我们安心多了。

直到我上初中,三哥还在护着我。有次学校集合各班级在操场列队,有个男生不听我这个班干指挥,还起哄捣乱。同在一个学校的三哥,不知从什么地方跑出来站在他面前,大喝一声:你想干什么?哈哈,吓得这位同学直打啰嗦,立马就归队了。

三哥从小就勤劳能干,就像辛勤的小蜜蜂,家务事有一大半都是他干的,是父母和大哥的好帮手。有这么勤快的哥哥,我也乐得清闲,放学回到家,就捧本书在看,啥事也不干。直到现在,兄弟们还提起这事来问我,当年是不是在偷懒,哈哈,我真是背上不好的名声了。有一年,三哥当兵离家了,大哥二哥都参加工作了,我才做些家务,承担点家庭责任。

三哥当兵是件光荣的事。那时候的口号是: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军属光荣的牌子就钉在我家门上,街坊邻居经过我家门口,都忍不住多看一眼。连三哥自己也觉得很光荣,有一次他从部队回家探亲,好家伙,逢人就敬礼,那强烈的自豪感就呈现在众人面前。

我家人口多,吃穿用度花费大,父母工资低,以至收不抵支,有时母亲不得不向单位向亲朋借些钱才能维持生活。受我大舅被划为右派的影响,加之我二哥又惹上点麻烦,母亲出去借钱常遭人白眼,说风凉话。在大哥二哥出去工作,三哥当兵以后,这种情况改变了,我家的生活逐渐好起来。母亲再也不用借钱看人脸色了,曾经在人前说话抬不起头的她,也能挺起腰杆说话了。

三哥在部队很努力,野营拉练,他负重几十斤跑在前,平时军事比武,执行任务,样样领先。很快他被部队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准备提干。就在这紧要关头,二哥来到三哥的驻地,到山里买些木头做家俱,三哥请二哥吃了餐饭。这本是兄弟俩一次很平常的见面,却给人打了小报告,说成是二哥到山里是为了察看地形,准备上山打游击。就这样,三哥提干不成,复员回了地方。

三哥没有抱怨二哥,更没有抱怨其他人,他想靠自己的努力改变这一切。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三哥在地方同在部队一样,干得很出色,没有什么背景的他多次被提抜重用,先后在几个城区和单位担任过主要领导。

三哥还是年轻时候那性子,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干什么事都要争先。他每到一个单位,都要想方设法地把那个单位的工作做好。他谋事不谋人,爱憎分明,对工作要求严,还是急性子,有时批评人来一点不讲情面。这样做难免会得罪人,还被人误解写信告他。我们为他抱不平,他却淡然处之。他说,时间会证明一切,是非自有公论。九八年抗洪救灾,他在一个边远城区当领导,又冲在前面,成天泡在水里指挥救灾工作,结果得了重感冒,发高烧几天不退。

三哥就是这样的人,对家庭,对工作都有一颗火热的心。

  我想给二哥说,以后别再给父亲往回拿书了,以免惹得全家人反感父亲。可看着佝偻腰身、步履蹒跚、强忍病痛的父亲,又怎么忍心开口。大家都在忙,家里往往就只有父母二人,母亲又要操心这操心那,每天跑到天黑。不让父亲看点书,他的时光又有多么枯寂孤独呢?而我,唯一能做的,也只能是面对父亲提出的问题,像兄弟们一样说:呀,这个字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呢,不认识

那粗重的笔划,在全家吃晚饭时引来了赞扬。昏暗的灯光下白色大字很耀眼。连天上的月亮也看出我的高兴了。你看,我抬头望见星光璀璨,是它们在一起眨巴着眼睛。

父母的言传身教给我们带来了良好的家风,兄长们又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大哥的坚毅刚强,二哥的志向抱负,三哥的责任担当,都在影响着我们的人生。团结和睦,自强不息,孝顺父母,真诚待人,友爱互助,成为了我们家的好传统。如今,我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里有所作为,小辈们也在健康成长,足以告慰长眠在地下的父母和大哥。

我常常爱一个人坐在家门口的石头上,听大队广播里放得电影。门口谁来了又走了,没人能够如我的眼。我的心在随着电影人物的命运而起伏。

父亲买了收音机了,只要听见放的是电影。我的心就静下来,张瑜主演的【小街】就是那时听的。

初中。只要看到哥哥姐姐借来的小说,我就爱不释手。

虽然那时看到的书多是描写英雄人物的,但我像久旱的庄稼遇到春雨一样看得有滋有味,如饥似渴。吃饭时也舍不得放下。夜晚停了电,我凑到煤油灯下也要把书看完。

往往是哥哥姐姐他们没看几页我就早早看完了。而且还用记忆的片段加上自己发挥的讲给爷爷听。爷爷每次都认真听我说完,然后在妈妈面前夸奖我脑子好。

当时泽泽妈妈已经回村来教学,她家有好多当时过时的刊物。我只要一见到,就坐下来去看个没完。虽然那时期看到最多的旧时刊上写得多是农村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模范事迹,我也看得忘记回家。

大嫂进门后,她大姐家有很多藏书。嫂嫂也喜欢看书,每每带回来几本,看完再换。这时我才看了【一天零一夜】和【安徒生童话】等等的书。这世上竟然有这么好看的书,我心里想。

不用说在学校的作文每次都写得得心应手,恰巧又遇到教语文的贺老师。

他是个不善言谈的老师,脑子里装了许多文学古典。虽然我看的书远远不够,唐诗宋词记不得几首。但因为作文写得不错,贺老师格外喜欢我,我看得出来。

班级的文学小组长他让我来当。贺老师当时是鼓励学生们多看课外书的。几乎每次作文写完贺老师就让我用稿纸抄写下来贴在教室后面当范文。

上作文课之前,贺老师往往会把我叫到办公室,看看他出的作文题我会用什么思路去写。作文的评语也是满满的一页多。

这样一来引起我一个同学强烈的不满。他趁老师不注意就捡起小土块砸我,下课后我怒问缘由,他说肯定贺老师是我家亲戚,不然怎么会一直说我的作文写得好。

自卫反击战过后,老师布置写一首诗。我写了一首很幼稚的小诗,加上一篇赞扬改革开放的作文都被老师写在教室外面的黑板上了。学校里的学生很多,能够有两篇同时被老师放在黑板上的只有我一个。简直就是殊荣呀。

当时姐姐高考复习,语文成绩差,因一分之差没有录取。全家人开玩笑,如果让我去写她的作文,她的命运就改变了。

上了初三,学习很紧张。可是家里只要有小说出现,我是照看不误。

有天,我坐在门槛上又拿着一本厚书聚精会神在看,妈妈见我专注的样子,以为我在学习。地里活很忙,妈妈也不使唤我。还是大哥告诉妈妈说我看的是闲书。

但不管怎么样考上了当时永济最好的高中。

我看书如鱼得水,学校的图书馆我几乎每天去换书看。课外活动学校有一个地方放着电视,那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电视连续剧的情节吸引着我的神经。朗平女排五连冠,没有带动我为了学习文化课而去拼搏。

高三同学们都废寝忘食,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同学很多。只有我还像没事人一样无心无肺。借来的【蒋介石金陵春梦】我是怎么也要看完的。好像高考只考他们,与我无关。

我因为这个看闲书的爱好最终没有迈入大学的门槛。唱着【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我带着高中时期的几大本日记出嫁了。

青春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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